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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10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叶青。一元复始，国泰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自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陨……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陨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50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1962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1929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10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40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10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40，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劫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1987年，他刚刚过了50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叹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10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10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10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10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10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10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展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42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20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7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1967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69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69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190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邀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呼，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展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饥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客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欲，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烟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饥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1978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5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1983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展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烟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1983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乙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125个单位共17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1100人，知名科技人才200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2100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7人，主治医师48人，医师66人，医士14人。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50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1987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尽心尽力地疼爱偏心这个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猛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到时间的可贵！躺到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复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数和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25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休，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泣也罢，哀叹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吗？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1987年1月30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1978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但他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4月12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49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学者的品格和屈原的诗篇；“伯乐葬马”的悲剧和“马找伯乐”的怪事。 1987年11月17日，北京。 清晨7时许，颐和园南边不远的郊区公路上，横躺着一个停止了呼吸的男人，大约50岁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浅咖啡色风衣和一身半旧的蓝涤卡军便服。面庞清瘦、苍白；头发乌黑，但稀薄，呈常见的偏分状；他的身旁歪倒着一辆旧自行车。 几位过路的人发现了他，惊骇万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服毒自杀的征候。路人不知所措：是该报案呢还是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个人是否确已死亡，根据体温猜测他躺在这里的时间不久，得赶快送往医院，争取救活他。他们拦住了一辆部队离休老干部的车，把他抬上去，火速开往离此地不远的空军学院医院。 没有救了！这个人已经双侧瞳孔放大，对光反应消失，心电图呈毫无波纹的直线……完了！ 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谢以铨，现年53岁。 十万火急的电话打到农大，并且报告了就近派出所。 民警赶来了。 农大的领导赶来了。八旬高龄的周明祥教授也赶来了。见到突然作古的谢以铨，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前天深夜，周教授和他的老学生、老助手、老搭档谢以铨刚刚分手，才隔了一天，怎么就……怎么就…… 他们是忘年之交。他是昆虫学专家周明祥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结识在1952年，那一年，谢以铨只身远离家乡扬州来到京城，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在周明祥门下登堂入室。那时候，他那单薄清秀的身架上似乎还带着瘦西湖的柳岸柔风，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奇怪，觉得这个“秀才”来学农业好像并非出于自愿。他笑笑，以浓重的乡音说，他爱这一行。是的，他爱家乡那碧绿的山水，爱扬州城外那葱翠的田野，爱雨露滋润下盛开的灿烂花朵，爱祖国沃土中萌发的绿色生命。不久，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就在寒窗苦读中充分显露出来，周明祥爱这个聪颖而勤奋的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子。频繁的接触中，他还发现，谢以铨做学问专而博，他是个开朗快活的小伙子，生活中有广泛的乐趣，他爱摄影，集邮，集火花，爱搜罗工艺品，还有良好的烹饪技艺。他多才多艺而又性情随和，他研制的用“三九一一”（西梅脱）浸种处理一次有效的措施，节省了过去用“六六六”处理土壤并在苗期多次打药的需要，减轻了农药污染环境的不良后果，成效显著。 1983年以后，他又参与主持并执行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专题。在冀南棉区基地，他深入生产，调查研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与制定了一整套棉花病虫综合防治技术措施，研究了棉铃虫危害棉花的经济阈值和棉花品种对棉蚜、棉铃虫的抗性。该项综合防治措施经在邯郸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1986年荣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表彰奖，并荣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三十一个春秋就这样送走了，谢以铨已经年过半百。虽然他还是那么清瘦，但是身上的“秀才”气却渐渐褪去了，北方的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风霜皴裂了他的手脚，他长期出没在农田，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望之下很难使人看出这是一位植保专家，简直像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因此得到了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绰号：“老农”。中国，千百年的农业国，亿万人口什么最重要？吃饭。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的农业又处于相当原始的落后状态，饥饿的土地需要科学，需要像谢以铨这样的“老农”。 粮食、棉花丰收了，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好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老农”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呢？谢以铨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也不可能像女排和足球队那样为同胞们所瞩目，我们这个农业国的国民们并不着重那关系到10亿人口肚子问题的农业，城里人谁愿意下乡种地呢？挚爱土地、挚爱生命的谢以铨却“铁心务农”，一干就是一辈子。当然，也就更少有人知道他几十年在棉田麦垅中奔走时还带着多少疾病：高血压、胃病、肾病、慢性气管炎和便血！他是农业害虫的克星，为了保护那些绿色的生命，布下天罗地网，法力无边，使害虫无处逃遁，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对危害自己肉体的“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治，尽管他有一位身为护士长的妻子。他太忙了！ 1987年11月6日，谢以铨偕同周教授应邀前往桂林柑橘研究所讲学。机票是他亲自“跑”来的，临行前一天还在系里陪同日本朋友修理仪器，当晚又赶到周教授家，以便第二天一早照顾着老师和师母前往机场。 “桂林山水甲天下”，谢以铨初游桂林，心情格外好。 在桂林柑橘研究所，他作了《经济阈值》的学术报告，那精辟的理论和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的阐述，不厌其烦的耐心解答，博得桂林同行的高度赞赏和真诚感激，而讲课酬金却分文不取。短短的几天时间，他留给人们难以忘怀的印象。同行们纷纷要求再增加几次讲课时间，而谢以铨却必须赶回去了，因为预定在17日他要给农大的研究生上《植物抗虫性原理》课，这是决不能耽误的。所长说服大家：“谢老师这次是带着病来的，就不要加重他的负担了！”并且盛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老师，欢迎您再次来讲学，周教授年岁大了，下次我们单独邀请您，明年、后年都可以，由您定！并且请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们以接待周教授夫妇同样的规格接待你们。一言为定啊……” 11月15日，谢以铨陪着老师和师母飞抵北京。深夜，农大的小汽车载着他们回家，为了让老师和师母早些休息，谢以铨让司机直接送周教授夫妇，他自己则中途下车，辗转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回他那远在京城西南隅的家。“再见，教授、师母！”“再见，以铨！”他们互道珍重，在夜色中告别，相约在两三天以后见面…… 没有了，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31年的亲密合作，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告了结束！周教授抚尸痛哭。两个月前谢以铨兴致勃勃地为老师庆贺了80大寿，而他自己却在53岁匆匆离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什么样的悲剧啊！ 死者的妻子赶来了。在电话中她只听说以铨病了，一路猜测着也许是肾结石发作，也许是又便血了，惟独没想到丈夫会死。她走进空军医院的急诊室，急切地要看看丈夫到底怎么了，可是，人们拦住了她，要和她“谈谈”。她看到农大领导和周教授夫妇那难以抑制的悲痛神情，护士长的职业敏感立即使她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她刹时失去了往日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的冷静，瘫倒在地上。她撕碎了的心在呼喊：“老谢！你……怎么会死？怎么……能死？” 谢以铨永远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了！在急诊室当护士长的妻子曾经抢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却无法救活自己的丈夫了，连亲自给他打一针都没来得及！ 就在前天深夜，他风尘仆仆地从桂林回到了家，一进门就看到小女儿正躺在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 “怎么了？”他那疲惫的脸上布满惊惶。 妻子告诉他：“你走的时候，孩子不是正咳嗽嘛，是大叶型肺炎！” 他奔到床前，伸出慈父的手，抚摸着女儿的额头。他知道在他离家期间妻子独自承担了多大的烦恼和忧愁。孩子生病是应该住院的，可是妻子为了节省那一笔住院的额外开支，把药买回家给孩子输液、打针……丈夫太理解妻子了，谢以铨的眼中闪烁着泪花。 女儿露出笑容，欢迎爸爸归来，她知道爸爸出这趟远门一定很累了，回了家，得让他高兴！ 谢以铨的情绪才安定了下来，他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对妻子谈起这次桂林之行。 “你在外边儿犯病了吗？”妻子却急着问他。他在临走的前几天，肾结石急性发作，疼得在床上打滚儿，过后却又忙着工作。妻子逼着他看病、吃药，并且替他预约好了7号去检查，他却说：“不行，6号我就得出差！”妻子拧不过他，只好给他带上药，让他在发作时应应急。这些天来她一直悬着心呢！ “没犯，”他说，“我挺好的，你们看，还胖了点儿呢！” 妻子笑了。 小屋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谢以铨急不可待地打开行囊，一件一件地拿出他远行带来的礼物。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媳娥奔月、玉佛，“这是你妈的，不要动！”他对女儿说；四双袜子，“这是给你们俩的！”他递给两个女儿；桔子和糖果，“这是给同事的！”……行囊掏空了，都是送给别人的，他的心里想着所有的亲人，属于他自己的还有什么呢？ “桂林这地方可太美了！”他对妻子说，“下次一定带你去，他们还邀请你呢！” “好，我一定去！”妻子甜甜地答应他，“我呀，等到了年龄就退休，一天也不拖，以后你上哪儿我都陪着，这辈子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呢，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太少了！” “是啊，”他说。他当然记得，自己几十年东跑西颠，难得和家人团聚，也从来没陪妻子出去好好玩儿过，甚至当初连结婚都因为他下乡工作而一拖再拖，是“插空”举行的婚礼。现在，老夫老妻了，他该补偿补偿天伦之乐的缺欠了，“我们该多跑几个地方，大江南北都走走，还要到我们扬州去看看，在瘦西湖边我给你照像，一定照得漂漂亮亮的，发挥我的最高摄影水平！” 小屋里充满了欢乐。 第二天，11月16日，星期日。妻子说：“你好好儿休息吧，明儿还得上班！”他说：“没事儿，帮你忙忙家务吧。你看，贮存的白菜，帮子都烂了，整理整理，给孩子们弄一顿素馅儿饺子吧！” 他把脏衣服都投进洗衣机，自己洗，不让妻子动手。洗完了衣服，又去买面，二十来斤，吭吭哧哧地提到家，然后让妻子为心爱的女儿包饺子。 一顿平平常常的素馅儿饺子，给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之家带来了满足，把夫妻、父女的情感牢牢地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也就没有更大奢望了。 天黑了，碗筷收拾已毕，老谢拿起自己的一摞讲义，到隔壁邻居家去备课——邻居是一位孤身老人，自然不像谢家那么挤、那么乱，可以暂借一席之地来备课，明天早晨8点钟，他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呢，就是为这个才掐着日子赶回来的。备课是一件绞脑汁的事儿，需要安静，家里地方太小，女儿还在输液。为了给病中的女儿解闷，他打开了家里那台过时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悄悄地躲出去了。幸亏邻居家可以暂借一时，不然他不知该上哪儿去安安静静地清理明天讲课的思路。 夜深了，“寄人篱下”的谢以铨全神贯注地潜入了植物昆虫世界，一支香烟在手指间静静地燃烧。 此刻，他的妻子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等着丈夫在笔耕之后回来休息。她愣愣地望着昏暗拥挤的斗室，思绪茫茫。20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儿，一直住到今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一个19，一个16，房子却还是这么小，这么破旧，一点儿也没“长”。这儿地处偏僻，残破不堪，年久失修，狭窄、昏暗、潮湿，老同学来了，都说这儿是“贫民窟”。他们用衣柜、书柜把一间隔成两半，一半睡觉，一半吃饭、做作业、备课、会客。另一个小间住两个女儿。没有厨房，锅碗瓢勺都在屋里。当然没有暖气，冬天得生炉子，买劈柴，买煤，安烟筒，老谢手巧，说：“瞧我安的烟筒，都不带流油儿的！”当然没有卫生间，公厕远在几百米外，老谢肠胃老是闹病，常常在夜间跑厕所，嫌不方便，自己在院子里搞了个厕所，最原始的式样，定期由他自己掏粪便，这就更像“老农”了。他们没有指望要到更好一点儿的房子，20年就是这样，每天老谢往西北奔农大，她每天往东奔同仁医院，路途都远得惊人，好在也已经习惯了。夫妻俩有十多年的时间每人只挣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要奉养双亲，一个要负担寡居的姑妈，都是义不容辞的；还有两个女儿，现在一个上了自费大学，一个上高中。处处都用钱，能省出一分是一分。老谢把一切都尽着妻女，自己舍不得吃一点儿好的。妻子说：“你是咱们家的大顶梁柱。顾点儿身体吧，我的同事已经有好几个寡妇了！”老谢却说：“我没事儿，你放心！我要干的事还多呢。” ……她东想西想，不着边际。老谢到深夜才备完课回来，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看那样子倒是挺满足，一定是把明天的课准备到了百分之百了。其实，他早有准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烂熟胸中、倒背如流，不备课也照样讲；其实，这课也不必非得明天上不可，几千里地赶回来，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赶着备课、上课，不把你赶死才怪呢！这都是妻子心里的话，她没忍心对老谢说出来。“死”啊“死”的，虽然并不当真，总也不吉利。她当然不相信丈夫会死，53，正当年，还有半辈子呢，她等着自己退休之后跟着老谢走遍一切“好玩儿”的地方，也享受享受当“夫人”的滋味儿，她相信老谢能给她拍出好多好多漂亮的照片。 11月17日，星期一。早晨6点15分，谢以铨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晚了，晚了！”他实在太疲劳了，连定好的闹钟响都没听见！ “不算晚，来得及！”妻子也没听见闹钟响，误了丈夫的事儿。她一边起床，一边安慰他。她知道，老谢把讲课看得比什么都神圣，从来没有迟到过半分钟。 “晚了！”谢以铨匆匆地穿衣服，洗漱，紧迫感使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暴躁，几乎是在对妻子吼叫：“快给我一杯水！” 妻子手忙脚乱。“你总得吃点儿东西啊，我给你煮碗烂面条儿吧？”老谢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的、硬的，烂面条是他的常餐。 “不行，来不及了！” “那……吃几块饼干吧？” “不吃了，给我倒杯水！” 一杯水怎么能当早饭？妻子没听他的，固执地把女儿的麦乳精冲了一碗，逼着他喝下去。他“咕咚咕咚”喝完，一抹嘴就走，慌慌张张地嚷着：“快，给我一副手套！” 丈夫从来没有以这样命令式的语气吩咐妻子，今天太反常了，都是因为妻子没早点儿叫醒他，他怕误了课！妻子温顺地忍受了他的呵斥，心想：20年都没好好儿地伺候过他一次，今儿就伺候伺候他吧，这也是应该的！ 初冬的北京，天已经凉了，妻子坚持给他换上一件厚毛衣，又找出了买了多年都没舍得穿几回的风衣给他披上。他已经等得极不耐烦了，一边扣着钮扣，一边推起自行车往外走，奔向他的讲台。从他家所住的翠微路到颐和园北边的农大，这可是不近的路程啊，他必须以自行车越野赛的速度冲刺！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地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凶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他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8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白、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53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周明祥光临他最心爱的学生的寒舍，望着谢以铨栖身二十多年的、寒伧而又拥挤的斗室和他留下的孤女寡妻，老教授潸然泪下，感叹唏嘘。以铨，你工作得那么出色，却生活得这样艰难！周教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安慰死者的妻子，只能问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谢以铨的遗孀涕泪横流。她的顶梁柱倒了，丈夫把家里的重担都交给她了，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走！这房子该修，两个女儿要吃饭，要上学……这都是横在她面前的难关。但是，更使她动心的是丈夫，为了让丈夫走得更安然，她提出：“老谢的副研究员职称问题……” 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成就高低、贡献大小的标志，是国家权衡人才的尺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寡、职务的升降，但是，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的知识才学的尊重。谢以铨在科研上有重大成果，学术上有诸多的著作，并且协助周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他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的编委，是农大许多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他教的学生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他自己仍然是一名讲师！1982年评定职称时，他曾申请提升为副研究员，并经教研组、昆虫专业和植保系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上报学校。学校同意上报，但因为考虑到副研究员属于科研系列而不属于教育系列，尚需“打通上报渠道”。未几，全国职称评审工作冻结，而“渠道”还未“打通”，谢以铨的申报材料走至中途而鲠住，没有结果。他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但同代人甚至后来者已评上了副教授，他仍以讲师的身份和教授、副教授一起带博士生。四年之后，职称评审工作冉度进行，把他和“小字辈”们列在一起评了，旁观者认为这次谢以铨当之无愧、万无一失了。可是，结果却使他再次落空。究其原因，自然是有些说法的，这次有这次的标准，逐项审核，对谢以铨很不利。比如：两次重大科研成果，是周教授带头搞的；大部头的著作和许多篇学术论文，是周教授领衔主笔；带研究生，是周教授挂帅……而且谢以铨的主要工作是科研，教学学时自然也就比不上别人多，等等。这使周教授叫苦不迭，而又有口难辩！三十一年，他和谢以铨并肩战斗，情同父子，从来也没有分过你我。谢以铨是他的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当然不会跟他争名次，何况没有周教授牵头，许多项目不能上，著作和论文难以发表，周教授本是甘愿以自己这块“牌子”充当为以铨劈山开路的板斧，却不料成了他的拦路石！谢以铨的名字常常排在后面，充当“老二”甚至“老三”，“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始料不及！天知地知谢以铨这个在名次上甘居人后的实干家是怎么工作的，周教授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常常放手地让他去主持科研、教学和著作，而且年事已高的老师最终总要把这项事业交给学生，谢以铨正是最理想的接班人！但是，这些话要讲得清楚却很难。尽管周教授和其他教授在职称申报材料的“专家鉴定意见”一栏里一一列数了谢以铨的学术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恳切陈辞：“谢以铨同志早已具备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建议提升他为副研究员，并援教师例作为上届提职工作遗留的问题计算开始提职年份。”但这一诚挚的愿望却最终仍然没有实现！ 现在，死者的妻子代他向恩师提出了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教授万感交集，却无言以对。 死者的妻子却并不了解此时周教授的心情，她试探地问：“听说这次已经通过他为副研究员了？那……希望能从1983年算起！” 周教授不敢看她那哀伤而又怀有希冀的眼神。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从1983年算起”呢？1987年都没有他！但是，他能说吗，老教授的嘴嗫嚅半天，还是难以启齿，他不忍再刺激这个已经遭了横祸的女人！ 周教授默默地告辞了，把万语千言都和泪吞下了。 年龄相差将近30岁的两代植保专家在崎岖的事业之路上不期然地分手了，谢以铨没有跟着老师走完漫长的征途。他们在事业上的亲密合作，是在桂林柑枯研究所结束的。那里，绿叶纷披、硕果累累的柑桔记载着他们的建树，也象征着他们的品格。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中三阎大夫以《桔颂》向他的学生和知己婵娟献祭的感人诗篇。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够远大。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未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叹：“谢以铨为我作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雪上空留马行处，龙媒去尽鸟呼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作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呐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作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栓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48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叹曰：“你们早干吗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呼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呼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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