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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北京建国门外突兀矗立起一座二十多层高的现代化建筑，这就是荣毅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的大本营——国际大厦。 大厦外部呈咖啡色，像它的主人一样，显得十分稳实和凝重。这个“黑沉沉”的建筑物，在当时乃至今天的北京都是独一无二的。北京人普遍都叫国际大厦为“巧克力大厦”。 “巧克力大厦”。巧克力是外国发明的东西，那么，这个大厦似乎也是外国式的东西啦？这个说法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毅仁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他也是属于世界的。 1986年底有一件事轰动了中国经济界：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公布了该刊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五十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 这是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荣毅仁的“世界性”终于得到了确认，尽管这个“确认”似乎来得晚了点。 记者得知喜讯后曾兴冲冲赶到国际大厦董事长办公室，不想见到的荣毅仁却显得十分平静。在知道我的来历后，荣毅仁一字一一顿地说道：“当选为世界知名企业家当然感到很高兴，但是，这主要是1979年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没有这个正确的政策，要干也干不起来。另外，具体工作是靠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没有这些努力，一个人是干不了什么事情的。我嘛，我在中间只不过起了个推动、组织的作用，成绩还是集体创造的。” “推动、组织”是明显的谦词，然而也是一个有抱负的实业家了不起的作为。 邓小平与国际大厦 1979年，邓小平找到了荣毅仁，共同探讨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邓小平要荣毅仁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多出谋划策。 那次促膝长谈后回来，荣毅仁便陷入苦思冥想中。不久，他果然就拿出了“方案”，他建议走国际惯例之路，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个建议拿到中南海，马上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很快，荣毅仁领衔出台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了。 “信托公司”在年轻一代中国人眼里是个陌生的字眼，但它在旧中国过来者看来却是记忆犹新。 旧中国也曾开办过“信托公司”之类的机构，其主要业务是：代管财产，执行遗嘱，代发股票和公司债券等信托业务。解放后，信托公司好景难长。开始是部分停业，其余于1952年12月同私营银行、钱庄一起被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没过多久，这些私人性质的信托公司连同银行，就再也找不到了。 荣毅仁创办的“中信公司”承继了过去的传统，又负起了推动在中国尚属新兴事业的引进外资工作重任。“继往开来”，“任重道远”，用我们民族这些美好的词句来形容荣毅仁肩头的分量，并不为过。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创业以来，“中信”同仁发奋图强，勇于创新，业务发展迅速。 迄至1986年底，“中信公司”已与海外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与国内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到1986年，“中信公司”已投资兴建了一百四十多个企业，其中四十个是中外合资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六次，总数近六亿美元。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当年，“中信”也开始向海外引进巨额重大投资，对香港嘉华银行注资百分之九十五，收购了这家濒危银行，对该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投资建澳大利亚波特兰炼铝厂，这是当时中国在海外的最大的投资项目；投资建香港第二条海底隧道，合资兴办加拿大纸浆厂等。 就在荣毅仁被评选为“世界知名企业家”的当年，“中信”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近六十亿人民币资产的，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信誉是企业之本 对于已有的成就荣毅仁分外高兴，他看重“中信”几年来发展的实绩，可是他更看重与之同来的公司信誉的上升。 开放就像黑屋子被打破了天窗，许多在屋里生活惯了的人面对眩目的阳光而不知所措。有的则以小屋里的老办法去应付外面大天地的事，急功近利，不讲信誉。这些人若不是惟势利者，就是明明白白的短视者。 荣毅仁不同，他认为信誉是一切东西中最叫主贵的。他说：“一个企业最满意的就是赢得了良好的信誉。” 为了树立企业的信誉，荣毅仁对下属提出了“积极、稳妥、主动”的要求。这就是企业与外界接触时，对对方的要求反映积极，但处理起来要稳妥，为对方服务应主动。他具体要求工作人员是：“有信必复，有问必答”，不允许不理睬，也不允许拖延不决，迟迟没回音。荣毅仁认为，这是做生意的基本信条。 中国人以儒教为本，爱面子，许多事办不到，又不好意思回绝人家，称之为“不拂人意”。这种“面子观”在处理具体事情时实在叫人为难。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荣毅仁提出：“有来有往，就要讲真话，能做到的就做，不能做到的也直说，人家也会理解的。” “中信”人员照此办理，果然，不仅效率大提高，公司信誉也随之高涨，反而没见下降。 信誉表现在企业的外部形象上，但真正的根基却在企业内部。 在内部管理上，荣毅仁贯彻的是“民主集中”，“先民主，后集中”。凡事决定前先由大家酝酿，充分发表意见，允许不同看法，只要有道理。但是，一旦最后作出了决定，就要求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违背。这种做法既民主又严厉，它也许是一个参加国际激烈竞争的大企业所必备的素质之一。这有点像荣毅仁的对人的态度。 荣毅仁喜欢用有棱角的人，而不喜欢四平八稳型的人。能人必有棱角，若因有棱角而不用，则失大于得；若对之一味迁就，便又会成了得大于失。因此，荣毅仁明确要求，应该允许别人犯错误，允许有失误，若不这样，就难于发挥人的真知灼见。但是，他同时要求一定要“犯了错误必须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这条既出，赏罚自然很分明，不由得人不佩服。 荣毅仁说：“总的来说，主要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个人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了。因此，一个企业要搞得好，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们充分发挥作用。” 荣毅仁风格 在一切决定以后，表率的作用就显得突出了。作为“中信”的最高首脑，荣毅仁尤其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 银发满头，金边眼镜，法国式的双排扣西装，一米八多的身材，气宇轩昂，雍容大度。这就是荣毅仁给人的深刻印象。 难怪有的外国记者写道：他仿佛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天然的代表者，他的气度和风采，甚至使许多西方的大亨和阔佬们也自惭形秽。 有一次在公共场合，荣毅仁偶一沉思，即被摄影记者摄入镜头。冲印出来一看，记者高兴坏了，这简直是一幅绝妙的肖像照片，丝丝银发和镀金眼镜的折光，在黑白底片上凸现出一个典型的大实业家形象。果然，这幅照片后来在全国摄影界荣获了大奖。 荣毅仁在任何时候都是从容不迫的。当他阐述艰深的难题时，也是一口吴侬软语，娓娓道来，倾倒四座。他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计其数，而每次均是中外记者挤满了会场。原因是，荣毅仁对每个问题都能回答，每次的答记者问都能轰动一时，有经验的记者们能够放弃与他见面的机会吗？ 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有“巧克力大厦”里那间一尘不染的董事长办公室。 应该说，这是一个有两间屋的办公室。外间小厅是待接见的人休息的地方，里边那间大屋才是荣毅仁阅文批卷的所在。 办公室正中大台后面就是主人的座位，自动升降仰仗的皮沙发后，是一部大屏幕的电子显示器，屏幕上各种数据、信息，变化不停，令人目不暇接。 屏幕上方的镶木墙上，挂着一幅巨型彩照，那是主人荣毅仁与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看得出，主人是十分喜欢这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的。 办公桌确实是一个大台子，又宽又长，上面放满了各种办公用具和材料。高高的一堆卷宗上注有“速阅卷”字样。另一边堆的是日常翻阅的书籍：《神奇的新技术》、《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选择》……等等。 大台左侧有一个工艺品架隔出的小间，一圈暗红色的瑞士式沙发围着一张咖啡色的茶几，这里看来是主人与幕僚或挚友小憩的地方。小间一面墙是书柜，精致的书柜里，各类烫金书目的著作排列得整整齐齐，纤尘不飞，这就像它的主人一样，一丝不苟。 工作上荣毅仁也是全公司的表率。他常常是最后走出“巧克力大厦”的人，回家时还要带些事回去办。他把工作当作乐趣，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占去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以致于他简直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文革”时赋闲在家时的“养花”乐趣，由于现在的工作已无暇顾及；搞了近六十年的业余摄影，也是因为事务繁忙，只好让一大堆名牌相机束之高阁。 看电视可能是他唯一的嗜好。他看电视也只是看看体育运动录相片，尤其是足球比赛转播。在足球中他又尤爱女子足球。有一次与人交谈，话及中国女子足球队，他竟一口气说出中国队几个名将的名字和号码，让一些足球迷听了也啧啧称服。 说看归说看，但荣毅仁是从不下场踢球的，不仅不踢球，甚至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与他无缘。 记者曾问过荣毅仁先生：你没啥娱乐活动？为什么身体那么好，始终精力充沛。荣毅仁笑笑，略一思索后，说：“我比较乐观。” 这倒符合实际，荣毅仁一向很乐观。人们从未见过他焦头烂额的样子，见到的只是他迈着那步幅极大、频率极快的步子，来去匆匆，潇洒自如。 有一种见解：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平和、处事达观、开朗豁达，那么这个人就会有很强的免疫力，小病小灾就奈何他不得。这见解与科学的锻炼似乎有些相悖，但是我相信。 今日荣氏家族 有一次在一个“沙龙”的话题中谈到了荣毅仁。有人说：荣毅仁在大陆的声望是没得说。但是，在他们荣氏家族里，他就算不上“混”得最好的了。 “混”得如何，自有公论。不过，上述说法却说对了一点，这就是“荣”家的人都“混”得不错。 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荣氏企业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荣氏家族也曾是中国工商界赫赫有名的“望族”之一。 荣家祖籍是江南无锡。那里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最早发祥地之一。现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民族工商业者荣宗敬和荣德生先生，就是荣氏亲属中从事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 两位老先生毕生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寄望于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备尝艰辛，历经磨难。从1900年起，他们靠四部石磨起家，创办了茂新、福新系统十二个面粉厂，和申新系统十个纺织厂以及开源机器厂。在疮痍满目的旧中国支撑起了民族工商业的明朗天地。 不想风云突变，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攻占上海后，肆意杀戮掠夺，荣氏企业也大都被日军破坏、掠夺和强占。荣宗敬先生气得老病复发，不幸于1938年在香港病逝，遂由荣德生先生主持荣氏在上海的企业。 虽屡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及侵吞之虞，荣德生先生大义凛然，公开表示：“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 八年抗战胜利了，但形势反而更坏。荣氏企业时时有被挤垮、吞噬的危险，荣德生本人甚至被绑架，并有人胁迫他把工厂迁往海外。荣老先生毅然拒绝了这些胁迫，不顾个人安危，坚守企业，迎接解放，为新中国轻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荣德生先生不仅毕生致力于振兴实业，而且热心公益，十分关心文化教育事业。1906年他就在无锡兴办公益学堂和图书馆等。抗战胜利后，创办了江南大学，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才。1952年，这位爱国的老实业家不幸病逝，留下了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遗嘱，表达了“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待”的心情，并谆谆教导海内外子女，“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出力”。 作为荣氏企业家的第二代，荣毅仁先生等从30年代起即投身于民族工业，成为中国拥有二十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的代表。建国后，荣毅仁先后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现在荣氏家族已经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大家族，如荣毅仁的胞兄荣尔仁、胞弟荣鸿仁分别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经营工商业，堂兄荣鸿元在巴西经营面粉工业，堂兄荣鸿庆在香港经营纺织和地产业等，均在当地工商界具有相当影响。 荣氏企业的第三代，现在分别在巴西、联邦德国、美国和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矿企业、进出口贸易活动和经营电脑、跨国公司等。荣氏亲属中，还有港澳和国内知名爱国人士马万棋及其子、郭琳爽的女儿和唐翔千、车家骐等，此外还有在国外从事核能、电脑、医务等科技工作的著名专家沙曾鲁、方复、李振宇等。 荣毅仁的自我概括 荣毅仁也曾经对自己的一生作过概括。他说：就以我的家族来讲，在解放前也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1900年开始办厂创业，到1949年，五十年艰苦奋斗，认真经营，才搞了二十多个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可是，我从1979年担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长以来，九年来，共投资、合资搞了二百零九个企业。为什么过去五十年艰苦奋斗只搞了二十多个企业，而现在九年不到，却发展了二百多个企业？当然，这其中有广大的干部和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但最基本的，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话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表白”，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心中。 人是有信仰的，而信仰一旦确立是不容易改变的，尤其是被实践已经证明了是正确的信仰，更是不会轻易改变。 荣毅仁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使他在中国工商界更具有影响和号召力。他先是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 改革开放的局面打开后，祖国统一的大业就被放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中，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令人鼓舞的景象。 荣毅仁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他用全国工商界首脑的身份，频频呼吁两岸工商界同仁尽快坐到一起来，共同就感兴趣的事情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开展经贸合作，为振兴中华尽一份力量。 1988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前荣毅仁指示专门致函台湾工商总会、商业总会，邀请对方派代表前来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的大聚会。 可惜这个行动未得到回复。对此，荣毅仁表现得很有风度，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到此事，荣毅仁回答说：这在两岸目前的关系条件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他表示相信，总有一天，大陆和台湾的工商界一定会紧密联系起来的。 说这番话时，荣毅仁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他曾多次表示，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见祖国完全的统一。这位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对我们祖国近百年乃至数千年来的兴衰荣辱，有比常人更深切得多的感受。他的瞻望和远见，也有比常人更高的地方。 从这些方面，又不禁使人想起美国《幸福》半月刊在评选“世界五十名知名企业家”时的评价：“他们是振兴工业的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代表了重要的趋势，今后若干年内他们将在广泛的范围内起影响作用。” 以这一评价看荣毅仁，不是再贴切不过了吗！ （原载《中华儿女》1989年第4—5期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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