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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部报告文学的最后一个字时，是6月16日深夜，窗外大雨滂沦。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套用一位我所崇拜、景仰的革命报告文学作家的一句名言。此刻，狂泻的雨鞭抽打着室外雨棚，如同铁马金戈千骑奔来，我再也想不出其他文字来表达我同样激荡的情感，这句名言，便这样跳出我的笔端。 这部报告文学是“遵命”之作。责任编辑骆晓平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初拟了写作的体例和纲目，费了大量心血。接受任务之初，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写作任务。从事法制新闻工作十多年，对于一些重大特大罪案，或是直接投入采访写作，或是组织力量进行采访、安排版面报道，对“五十九岁现象”也早有所留意，可以说，对于撰写这部书不应感到困难。然而，真正动起笔来，我才发现，要很好地完成任务亦非易事，如何达到出版社提出的纪实性和思辩性、案例披露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要求，并且要做到点面结合，这就需要很好谋篇布局。经与责任编辑多次探讨，在全书的十二章中，我分别采取了三种结构方式：有的是“线性结构”，如第一章和第十章，分别围绕一个人的命运，将案情亦即案犯的堕落轨迹渐次展开；有的采用“全景式推进”，如第八章即着力展示一桩窝案串案侦破的全过程，这里便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两军对阵沉默如山的抗衡，以及其他种种情形的描绘；有的则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如第三章、第四章等；以论点带出典型事例，从而具体剖析这些失蹄老马的种种扭曲心态，考察他们由党和人民的功臣和社会精英蜕变为共和国罪人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通过这些方式，进而提出加强思想修养。加强法制建设和健全监督机制等防范乃至杜绝此类现象的措施和设想。 我从事法制新闻工作十多年，从记者到部主任，再到副总编辑，写了各类法制新闻文章，包括报告文学和法制理论文章两百多万字，也出版过三部书，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法制问题，总感到不断有新的课题值得探讨。感谢责任编辑骆晓平同志这次给我一个系统探讨“五十九岁现象”的机会。法制社会类的探讨、报道工作，面对的是社会病理切片，亦即是社会阴暗面，立意应该高，不是为了耸动视听、哗众取宠，一味去揭露所谓“黑幕”，否则，势必将这个严肃的工作引向歧途，于社会进步无益，也损害法制新闻工作的声誉。所以，就这本书而言，立足点自然应放在配合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设，对“五十九岁现象”进行理性的解剖，以找到防范和根治的途径上。书中对迷失者不是泛泛地予以谴责，而力求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单位和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的性格、经历、爱好等，运用犯罪心理学、行为心理学、老年心理学等学科原理，对当事人人格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途径及个人原因，予以认真的分析、鞭辟入里的点评。作为集中探讨老干部犯罪的著述，撰写时还特别注意将德高望重、信仰坚定、洁身自爱、为民办实事的老干部整体，同极少数变节易操者区别开来，特别注意将党领导改革开放、造福民族的壮举同极少数败类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严格区分开来。 为了写好本书，作者调动了过去的采访成果和搜集的素材。实际上，本书的有些章节，曾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均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这次作为素材融进本书时，又作了重新组合和安排，力求以新的视点去重新观照。由于老干部的特殊地位，决定他们的跌落下马多是因为经济犯罪，故而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检察系统和审判机关的大力支持（作者曾被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授予“宣传、报道检察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至今仍十分珍视），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他们才是书写中华反贪倡廉这部大作的人，我自己不过是一个记录员。同时，我也要深深感谢我在异地采访时，为我提供种种方便的黑龙江、辽宁、山东、浙江、青海等省市区法制新闻界的同行们。 还应该指出的是，本书是社会热点的透视读物，除我自己直接采访的素材外，一些全局性的数据和事例，利用了公开发表的资料，它们有的是党和政府以及检察机关的报告、文件等，有的则是新闻和法律界同仁发表披露的。作者引用时，都采取严谨的态度予以核实，对于后者还尽可能征得原传媒或本人的同意。这类情况尽管不多，但我仍向允许我参考、引用的同仁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如前所述，本书有的章节曾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第八章“迷乱的星空”的内容以《巴蜀：反贪狂飙》为题在天津《蓝盾》刊登时，李德章同志是作者之一，文章内容属我俩共同采写，杨曙光同志协助搜集了部分资料。在本书成书过程中，胡建萍、何岗、陈丹等四川省和成都市人民法院研究室、宣传处等部门的同志协助过资料搜集和编写工作，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罗世君处长指派李培德同志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7年9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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