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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畔，一座深棕色的29层大楼。楼正面，叶剑英元帅的亲笔——“国际大厦”4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夜间，楼顶上“CITIC”霓虹灯英文字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缩写，远近可见。外商送给它一个亲昵的称呼：“巧克力大厦”。 它是北京目前最高的建筑，也是第一幢主要供外商办公的写字楼。下4层，是中信公司办公的地方。5层以上，有98家外国商社、银行办事处、驻京的各类公司等在这里办公。由此，又有“小联合国”的美称。 众多的汽车，围着大楼穿梭。中国人、外国人在大楼门口进进出出，……在许多人眼里，它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么，就让我们窥视一下它的“奥秘”吧。 “由你负全责！” 一个有胆识的决策正在作出。一个新生儿在孕育。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荣毅仁等几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他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围绕开放、创汇，“出山”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 小平同志点将，使荣毅仁激动、感奋。 “十年，整整闲了十年啊！宝贵的光阴被‘四人帮’糟蹋了。今后，十年要当它二十年来于！”一向闲不住、喜欢做事的荣毅仁心潮起伏。 搞些什么好呢？谈话之后，荣毅仁在思索这个问题。搞个什么部吗？也许不成问题，因为中央领导同志透露过这个意思。不，我不想当官，还是当我的企业家。 荣氏有400多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是热爱祖国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之士。粉碎“四人帮”以后，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在海外一些亲友的渠道，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不少穿针引线工作。“实业救国”的荣家传统，对外开放的清新空气，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清亲好友的有利条件……他头脑中谙于商品经济的思维活跃了起来！好，就搞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吧。 信托投资（Trust and Investment），是外来语，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融资、发展经济贸易的方式。建国以来，谁也没有搞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先例。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呢！”有人这样说。 年逾花甲的荣毅仁没理会这些。他专门从上海请来了几位原工商界的旧相知，把中央的期望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 “我看可以，不妨一试。”七十多岁的王兼士思想也是“解放牌”。 “今生不幸当了资本家，好不容易告老回了家，何必再冒这番险。”有人嘀咕。 “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弄不好能说得清楚？”有人怀疑。 荣毅仁明白，这是双关语。他们这伙人，曾被打成“小集团”，当时还没平反呢。他说：“冤假错案也不止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这事我们可以提出申诉。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现实与历史，理智与感情在交锋。多年被压抑的才干在催动。“大不了再挨斗呗！”“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 荣毅仁邀请到了八九位原工商界人士，还有几位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设想起草向党中央、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宗旨是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速四化建设。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同意了。陈云同志还为他们作了周全的考虑，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提出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批准成立这家公司。 荣毅仁又一次见到小平同志，谈到公司的事，小平同志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诫：“要排除干扰，不要搞官僚主义。” 1979年7月8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公布，中信公司筹备组同天宣布成立。 筹备之初，国家拨款尚未下来，荣毅仁自己拿出了一些钱，垫作开办费。荣夫人杨鉴清又把一大笔款子的存折交给现任副总经理王军。王军说等款于下来后定当加利奉还。荣夫人连连摆手：“不要考虑这些，不要考虑这些。” 10月，公司正式开张。叶剑英委员长和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 发债券，姓“资”？姓“社”？ “信托投资”是啥东西？许多人不懂。开初，常有人打来这样的电话：“你们那里有旧电视机、旧家具卖吗？”噢！被人误解为委托商行了。 外商来的不少，但试探的多，谈的多，成的少。头一二年，提成的中外合资项目为数有限。 公司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内部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咱们不妨先当个‘假洋鬼子’吧。”即以公司名义筹集外资，用来与地方和企业开展中中合作。 “假洋鬼子”该不该当，怎么当？ 当时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可下马造成的损失也会很大，而且这个项目生产的涤纶短纤维、聚酯切片又是国内所需要的，怎么办？纺织部找到了中信公司荣老板。 既然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国内资金短缺为什么不能向国外借？熟悉商品经济又懂得国际通行做法的荣毅仁和他的伙伴，脑子很快转到了这上面。不是么，外国很多资本家往往都不是等钱凑够了再办事的，只要项目可行，效益好，他们就大胆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通资金，一个钱做几个钱的买卖，甚至更多。 “一定要救活仪征化纤工程，试试在国外借债吧。”荣毅仁想起出访时，联邦德国金融界元老阿勃斯讲起外国公司经常以发债券来筹集资金，就大胆提出了发债券的主张。在与日本金融界多方磋商并取得国务院主管领导同意后，决定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日本首次发行日元债券100亿元。 热油锅里掉进了水珠，顿时炸开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债券，丢人！” “吃亏了，上当了。” 有人以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为理由，说中信公司干了傻事。 一时间，首次在日本发行债券之举，大有告吹之势。有人不禁为荣老板他们捏把汗。 荣毅仁的头脑是冷静的。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尽管低于国际商业性贷款，但比政府贷款是高了些。可是低息贷款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用发行债券筹集到的资金，哪国东西好，就在哪里买。当然，低息的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也自有它很多可取之处。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决策是否得当。这叫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在关键时刻，荣毅仁亲自出马，力排众议，陈述利弊，敢于负责，终于取得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1982年1月，首次100亿日元债券，终于发行成功了，债券很快在日本销售一空。 中信公司利用发债券所得的80％，加上从另外渠道筹措到的大笔外资投入仪征，与纺织部合资建设这个国内最大的化纤工业联合企业。发债券所得的其余20％借给广东省。 这一举，效果如何？实践作了回答：1985年，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一期工程建成投产。每年可产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18万吨。当年就得税利1.3亿元人民币；1986年得税利2.7亿元；今年预计可得税利3.5亿元。工厂的负债已还了7500万美元，明后两年就可全部还清。一期工程总投资为10亿人民币，财政只拨款三成。这就是说，国家用较少投资，大部靠发债券、借其他外债筹集的钱，短短几年就赚回了一个大型化纤联合企业。这种做法，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人还称之为“借蛋孵鸡”。 五年后的今天，用在国外发行债券作为我筹集建设资金的一种方式，已经并不新鲜。人们理解了，接受了，国内别的单位也效法了。 到今年4月，中信公司已先后在日本、香港、联邦德国共发行了10次债券。他们用发债券筹集到的资金滚雪球，并把生意做到海外去。在澳大利亚，他们与人合资兴办波特兰铝厂；在加拿大，他们与一家公司合伙购买了塞尔加纸浆厂；在美国华盛顿州，他们经营林地；在香港，他们参加第二条海底隧道的投资，收购香港嘉华银行95％的股份和国泰航空公司部分股份……真可谓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居然也在国外发行债券了，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收不了——外国投资者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 美洲银行中国处负责人理查德·旺说中信公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管理最好的公司。公司人员训练有素，年轻，比较豁达和较少官僚主义，他们懂得国际商业的习惯”。 以从不做广告、收看率高而著称的日本广播协会NHK，今年2月16日晚用45分钟的黄金时间，播出了《引进外资——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线》电视片，专题介绍中信公司。之后，又重播一次，并对该片作了英语、日语专题报道。 …… 说来也怪，公司一向是多做少说，可是国际赞誉却接连不断。 七十一岁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被国际著名的《幸福》杂志选为1986年世界“最富魅力的50名经济界人士”之一。每天，当他迈着急促的步子走进办公室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路透社传送的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饶有兴味地读着荧光屏不断闪烁变换着的数字。“他看数字似同看故事，他的形象思维好像是从数字来的。”他的秘书这样说。是的，他的头脑正如同不断闪现新思路的荧光屏。几位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办公室也都有这种装置，他们的头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开放、改革的大背景下，中信公司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形象。 中信公司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它已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认为正式咨询机构。几年来接受国内外各类咨询委托200多项，其中较大的有中美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煤矿的经济法律咨询和大亚湾核电站的法律咨询等。 国际租赁业务，过去国内人士对它也是陌生的。当时有人同公司一位负责人有过这样对话： “租赁，不就是分期付款？” “不，不能这样理解。” “那是骗人的，是变相进口，你们不要上当。” “上不了当，相信以后你们有一天也会搞这业务。” 中信公司开展租赁业务带来的第一个甜头是：为北京“白拣”了400辆进口汽车。1981年的北京街头，像样的出租汽车还很少，“噗噗”车穿梭而过，震得人心烦。他们的租赁公司为北京和首都两家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进丰田、达得胜牌小轿车各200辆，公司帮助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付人民币，不到两年，就全部赚回所付的租金并以低价买下了这批车。 他们说，租赁的奥妙是在资金短缺时，可以及时引进先进设备，不受通货膨胀影响；有利于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旧技术；租赁期满，企业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需者可退回，也可低价续租或购进等等。据说，外国的一些飞机、计算机都实行租赁。美国近年更新的设备，几乎1／3是租赁的。从1981年到1986年，中信公司及其参与投资和代管的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和中国租赁公司，租赁总金额超过了11亿美元，占全国总金额的一半。他们不光从国外租进，还开始把国产机电设备向国外出租呢。 房地产敢不敢作为商品？中信公司较早地成立了房地产部，现发展成房地产公司。他们自筹资金盖的这座“巧克力大厦”，预计四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一座更高的52层京城大厦，正在北京亮马桥畔兴建。他们还与地方合资，正在兴建十多处宾馆和办公楼。一位负责人说，搞房地产，做房东，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具典型性的东西，我们该不该利用？房地产商品化，地皮就能很好利用。现在“画地为牢”浪费大，地皮反正是国家拨的，占了茅坑不拉屎，你奈何得了他？这个局面有待进一步打开。 在夹缝中冲出去！ 新旧体制正在交替。在新与旧的“夹缝”中，率先“吃螃蟹”，有尝鲜的欢乐，也有扎刺以至卡喉的苦恼。 “头四年，公司内部每年总要争论方向对不对？争论的焦点之一：既然作为国家引进外资的一个窗口，办成政府机构岂不更好，何苦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公司？”一位负责人回忆道。 按规定，公司有权“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旧体制牵扯着，荣毅仁施展不开。他打报告：“我一个人哪能跑这么多部门，请指定一位直接管我们的人！” 一个同外商合资的重要项目第二天就要签约了，可批件还未下来！逼急了，荣毅仁就写信“告状”：“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当然，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也不是哪个人在故意刁难。 荣毅仁感慨：“我们要快节奏，高效率，讲效益，既要反内部的官僚主义，又要与外部的官僚主义周旋，要付出双倍的精力，吃力得很！” 中信公司，荣毅仁，在夹缝中走着，路子越走越宽，因为他们有动力。 1984年公司成立5周年时，小平同志题辞又一次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多作贡献。” 在公司内部矛盾较多之际，叶剑英、王震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谆谆嘱咐新去上任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熊向晖说：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要发挥荣毅仁他们的作用。 熊向晖经过调查，提出了公司党组六条职责、权限，总的是起保证监督作用。报告经赵紫阳总理批准。从此，解开了公司内部争论已久的党政关系一大疙瘩。曾任化工部副部长、公司副总经理杨光启说：“我们都是副手，不管你当过部长、副部长，凡在这里当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的，都受董事长、总经理领导。这里真正实行董事长负责制。我们都很尊重荣毅仁，荣毅仁也尊重我们。” 1985年5月14日，赵总理同意张劲夫国务委员关于支持中信公司在“笼子”内有进口木材经营自主权、而不必归到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的报告，并批曰：“照此办理，不准再扯皮。” 1986年9月9日，赵总理在办公室听取了荣毅仁的汇报后说： ——中信公司可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集团。这要靠你们去闯，同意你们进行试点。 ——同意你们公司扩大自主权。你们的投资项目凡电力、原材料、运输等外部条件具备，不需国家再拿钱的，可以授权公司自己决定，而不必什么事都要上面批。 ——中信公司有很大成绩，国务院常务会议准备听取你们一次汇报。改革、开放、搞活是大势所趋，扭点秧歌的现象也会有，但总的方向是向前走，你们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 多么强有力的支持！ “荣老板，你们公司也可叫‘四世同堂’、‘五子登科’了。”有人祝贺说。 原来，中信公司如愿以偿，今年2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听取荣毅仁汇报后，正式同意成立中信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授予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有重大项目的自行审批权。 看，中信房地产公司，中信香港集团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相继成立了。以开展国内外投资业务为主的中信兴业公司，类似综合商社的中信贸易公司等子公司正在积极筹备；向天津市长李瑞环要的开发区一块“飞地”上，正着手建立外向型的中信工业基地；公司投资的第一个大型电厂开始筹建，第一期工程完成可发电70万千瓦。中信公司将办成国内外产供销一条龙这样一个集团企业。这是公司又一次大胆的改革和试验。 占地1000亩、拥有先进生产线的大项目——中外合资秦皇岛渤海铝业公司第二期工程，不久前中信公司第一次自己审批签约了。 尽管与现行经济体制磕磕碰碰，但并没有出现过剑拔弩张的局面。第一副董事长唐克说：“荣毅仁还是很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的。经济大载体正处在改革、完善过程中，今后矛盾还会有，并不是哪个部门存心和公司过不去。”为使向集团性企业方向发展这个新宏图得到左邻右舍的理解和支持，今年新年、春节前后，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其他负责人联袂出马，与有关部门领导恳商。唐克幽默地说：“一路路‘菩萨’、‘财神’都烧香磕头了。” 经历过烦恼，有过阵痛的荣毅仁和他的伙伴们眉舒目展了。荣毅仁笑吟吟地说：“说我们‘四世同堂’、‘五子登科’，嗯，也对，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 开放与信仰有矛盾吗？ 以原工商业者为主体搞起的这家公司，如此放得开，搞得活，又不断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公司的政治空气与精神文明如何？开放与信仰有矛盾吗？ 荣毅仁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风趣地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 荣毅仁给公司年轻人作报告：“人家都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玩意儿（按：指社会主义），我就是要搞这玩意儿。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 荣毅仁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讲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一些好奇的西方记者，常常问荣毅仁，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荣笑笑说：我还不是，但我希望将来能达到党员标准。荣夫人说：好多亲友也问起这事呢。 中信公司创业时的“元老辈”，原工商业者，现仍在任职的，年长的已七十八岁，其他人也在七十岁上下。他们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如此大展宏图，能如此有职有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的身份、地位远非过去当一家或若干家工厂的老板所能比拟的。这8年，他们并不是在发挥余热，而视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人称“小诸葛”的现任总经理徐昭隆，办公室一隅放着一座悬崖勒马钢制品。他说：“我们这些从资本主义走过来的人，过去受过冲击，确实犹如惊弓之鸟，不敢与资本主义沾边，在感情上也可说顾虑重重，忌讳这件事；但我又感到，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形成一套社会化大生产的办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些经过沧桑的人，用起所谓带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来，还慎重些。”看来，“悬崖勒马”这件摆设倒很能代表屋主人的个性，既敢于在悬崖奔马，又能及时勒马。 他们，过去的资本家，越干心情越舒畅，有些人发自内心地信仰起共产主义来了。 公司人员已发展到900多人，大学生、研究生占84％。这里的外事活动很多。几个会客室里，天天热闹得像茶馆。众多的黑头发又如何？ 社会上某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公司不少年轻人反倒提出入党要求。 “涉外‘窗口’不能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他们说。是的，公司几乎尽人皆知，一个派往国外的“双硕士”，违反外事纪律，又自恃有才拒不认错，还以掼纱帽相要挟，公司毫不含糊地批准他辞职。 “这里是施展才能的舞台，又是造就人才的环境。”他们说。是的，打杂跑腿的初中生学习上进，当了公司一家海外企业的部门经理；大楼的服务员考上了公司的银行；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在独当一面…… “巧克力大厦”，这个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获得成功的缩影，这块改革、搞活的试验田，其所产生的辐射作用，远远超过它已经办起的180多个中外合资、中中合资和独资企业。由问号（？）到惊叹号（！），当然现在也还有问号，人们对它的认识正合乎逻辑地发展着。8年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路，毕竟走出来了，而且前面的路还更宽广呢。 （原载1987年9月5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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