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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东北郊的半山脚下，有个叫“回龙村”的地方。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天地混蒙之初，有一条巨龙从南面钱塘江乘潮跃起，要直奔那烟波浩淼的太湖。只见尘烟迷茫，分不清哪是天上流云，哪是地上飞砂，只有那隆隆巨响，震撼天地。不料，巨龙迎头撞上了半山。它为了争得出路，便一次再次地向山岗撞击！山岩上那缕缕红丝，砂土中那隐隐红色，据说就是巨龙的血迹。可是，半山没有被撞倒，巨龙发现它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便昂天长啸，在天惊石破、流云飞砂中毅然回转！从此，这个地方便被叫做“回龙”。 回龙村存在了不知几多年，终于在公元1958年消失了。在原先的村址上，出现了一个工厂：杭州汽轮机厂。1973年，杭汽厂进行了扩建；1975年，又进行了第二期扩建。由于它的产品——工业汽轮机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动力机械，国家这次花了大本钱，决定从西德西门子公司引进先进的第三系列工业汽轮机设计制造技术。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批示。杭汽厂的面积将成倍扩展，生产能力将急剧扩大，我们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 在错综繁杂的引进过程中，曾经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台按照西门子技术设计的汽轮机，它的厂内代号是“T6002”，但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专用名称：“考核产品”。 “考核产品”。这平淡无味的四个字，曾经引起过多少争辩，被寄与过多少希望，凝聚过多少心血汗水。可它又曾带来过多么深沉的隐痛，刺伤过多少人的心灵啊…… 一 1975年，杭汽厂代表组参加了同西门子公司进行的谈判。 “我们该怎样检验他们的技术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实际制造一台。可等到合同完毕后我们再制造，即使不成功，官司也打不清了。” 工程师章开盛忧心件件地说着。他长得很胖，许多人看到他的肚子总以为他准是个啤酒桶，其实不然：他在宴会上也是用桔子水干杯的。体胖心宽，他平常性情随和，总是乐呵呵的。而此刻，不会抽烟的他居然也笨拙地点起一根烟，皱着眉头盯着那一缕青烟冉冉上升。 是啊，和西门子公司的谈判，整整经过了半年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已接近尾声，合同即将签定。现在杭汽厂同志最担心的问题是：怎样保证买来的技术资料是完整准确的？当时，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这样大规模的系列技术还不多，谁也没有经验，不知用什么办法来防范对方可能耍的手腕。 “在合同中写上‘全面的、完整的’这些定语，行不行？” 摇头。“这些词怎么解释都可以。” “规定他们必须交付他们现有的全部资料，行不行？” 又是摇头。“我们不能检查他们的文件柜。” 大家都不说话了，托着脑袋苦思冥想。黑瘦的副厂长郁龙泉，平素抽烟要吸到烟蒂烫手，可现在刚点着烟就烦躁地批灭，那些还剩大半截的香烟，一根根歪歪斜斜地插在烟灰缸里，好像在挤眉弄眼地嘲笑人。 有必要向读者作个交待：杭汽厂在谈判中只有建议权，合同的起草和达成都是上级专门机构的事。合同如有漏洞，杭汽厂绝无责任。专门机构并没有提出这个“防范措施”问题，而杭汽厂却死死咬住不放，一再建议推迟签署日期。因为他们自觉地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数百万元钱买来的东西，应当有防范措施！ 压力。好像没有任何责任，但却感到那无形的、来自内心的压力。章开盛作为一个工程师兼德语翻译，比别人更深切地感到，仅仅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就可以对同一词产生不同的理解。他不知怎么想起了他20年前留学的地方。1955年，刚满二十岁的章开盛被选送到东德马格德堡大学学习流体动力机械，在那儿整整度过了7年。由于他那一激动就要竖起来的粗硬短发，有些德国同学戏称他为“Igel”（德语：刺猬）。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风景秀丽，是一座只有二十几万人口的城市，但却是东德机械科学研究和制造的中心。这座公元9世纪就见诸史籍的古城，有一段科学佳话：1654年5月8日，马格德堡市长、物理学家冯·格里特，进行了著名的“马格德堡两半球试验”：两个铜制的半球合在一起，里面被抽成真空，虽然两半球没有任何连接装置，但是分套在两边的16匹骏马用尽全力也没有把两个半球拉开。目睹的市民们万分惊异，而冯·格里特就这样向世界证明了不可捉摸的空气并非“没有什么”，而是具有很大的压力。 ……无色，无形，静止时无影，流动时无踪，但只要有一个科学的头脑，就可以知道它具有巨大的压力。 ……没有权力，没有责任，签字时无须留名，谈判时远离中心，但只凭对祖国利益的责任心，就可以感到那巨大的压力。 “有了！我们可以提出要求，在合同期内我们要根据德方提供的资料来设计制造一台产品，用以考核他们的资料。只有当这台产品，对了，就叫它‘考核产品’，只有当“考核产品’成功后，才能算合同完满结束。否则，就对不起……” 所有的火花一下子都发亮了。这是以往谈判中未出过的新招。想的时候绞尽了脑汁，可一旦说出来又觉得很简单，杭汽厂的人们几乎想都没多想就接受了这个新名词。 西门子公司的先生们把头和手一起摇动了起来：“(呕欠)，不不，尊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不只一次，甚至不只一百次地出售过技术专利，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制造一台‘考核产品’……” “可是，我们如何证实贵公司技术的先进性呢？”章开盛流利地说着德语，整个会议室里充满他浑厚的男中音引起的共鸣。 “我们可以提供保证！只要你们的加工和材料不出问题，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使你们得到第一流的工业汽轮机。”对方有不悦之色，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我们尊重你们的保证。但既然是在谈生意，所有的保证都应当在合同里得到反映！”章开盛的声音也升上去了。他那原来精心梳平的头发又开始一根根竖了起来，就像刺猖张开了刺，嘿，好一个“Igel”！ “我们西门子公司是有信誉的，请中国朋友们相信，我们懂得怎样爱护自己的信誉！”对方毫不示弱，拉开了架式。 “当然当然，我们对你们的信誉有十分良好的印象。”迟迟没开腔的郁龙泉说话了。这位1963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副厂长，善于在对话进行中找空隙插进来，然后把谈话引向他考虑好的地方。此刻他舒坦地吐出一口青烟，将烟头轻松地扔进烟灰缸，满脸天真无邪之色，活像一个小学生在请问老师：“我们的合同期将是五年，是不是？在这五年中，我们按你们提供的技术造出了汽轮机，你们也同样保证它的成功，是不是？” 对方迟疑了一下，神色警觉了起来。在他们眼里，语调平静、面带微笑的郁龙泉，就像一个渔夫，不动声色地用问题织起了一张网架在他们面前。可是问题得回答呀，尽管前面是圈套，也得继续往前走。 “是的……是的，我们同样可以保证……” “那我们就把这个意思写进合同吧，这有什么困难吗？” 章开盛使劲抑制住想笑的愿望，飞快地把郁龙泉的话翻译了过去，尽量保持了原话的语气，甚至照样把手一摊。 对方开始交头接耳，急躁地互相打断话头，粗粗的手指头叩打着桌面。 趁着对方还没回答，郁龙泉笑眯眯地把问题又推进了一步： “这台产品，我们就叫它‘考核产品’，考核你们的保证。这个意思，没有超出你们刚才的许诺，是不是？” 对方木然地瞪着眼，不知该如何作答。 “至于信誉嘛，我想，这台‘考核产品’将很好地证明你们的信誉。我相信这一点。先生们的意思呢？” 章开盛精神百倍，感到了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满足。汗珠在额头闪光，化成抑扬顿挫、滔滔不绝的日尔曼语言，一阵又一阵地卷向德国人。压力，压力产生了智慧，压力产生了勇气和信心…… 西门子公司最终确认了“考核产品”的存在权：在合同签订后第四年之前，由中方选定一台符合三系列技术的工业汽轮机，在德方具体指导下进行设计。保证这台“考核产品”的成功，作为德方履行合同的义务之一。 Gilt！（德语：好！） 1975年12月6日，编号为CG7518的合同正式签定了。西门子公司将向杭汽厂提供工业汽轮机“三系列”设计制造技术，包括补充机型，并为我方培训技术人员——以及，保证“考核产品”的完成。 双方握手庆贺。高高举起的酒杯一碰，镁光灯恰到好处地一闪，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的微笑是真正诚挚的，因为双方都为自己利益作了最大的、并且是有效的努力。 如果双方都能预料到，那台经过激烈争辩才获得合法身份的“考核产品”将经历什么命运的话，那么有一方会笑不出来，而另一方会笑得更加得意。 二 1976年3月26日，杭汽厂引进技术扩建工程破土动工，打下了第一个桩子。入夜，十几米长的钢筋水泥桩竖起来了。高大的钢架上，一柄汽锤发出嘶嘶的声音迅速上滑，在巨桩上方停止了。嘶嘶的喷气声变得尖锐起来，像是在屏足了全部力量，准备那猛劲的一击。明亮的探照灯光柱交叉在汽锤上，被细雨打得湿漉漉的钢架和汽锤在熠熠闪光。 这一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在黎明前倒下了。中流抵柱，玉碎鼎消；一腔热血迸散成天上动人心魄的霞光！ ……汽锤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带着不可压抑的力量，慢慢开始动了起来…… 当杭汽厂打下第一根桩子的时候，杭州城里已经出现了第一批花圈，标语和大字报：“清明节事件”已经开始。 ……“嘭！”一声沉闷的巨响，汽锤准准地打在桩顶上，桩子顿时陷进泥土一大截。汽锤一下又一下不停地砸下去，回龙村的土地在剧烈地震动，甚至连半山好像也在微微打颤。在摇动着的光柱中，火星飞迸，一团又一团的蒸汽在空中奔突，像是一朵又一朵飘向夜空的白花…… 杭汽厂的人们和全中国的人们一样，觉得1976年过得特别快。时间不是被分解成月份、星期和日子，而是被分解成一次次大轰大嗡的“事件”：“清明节反革命事件”，“追查反革命运动”，“引进工程是崇洋媚外”，“进一步追查、深挖反革命”；今天收到一个命令：“引进工程抓紧施工”，明天又收到一个指示：“引进工程重新调查”；紧锁眉头的机械部代表刚进办公楼，脸色更加阴沉的公安部代表接踵而至…… 在经过一场混乱之后，杭汽厂的人们回忆起来，最惊奇的还是一件当时谁也没有注意的事情：引进技术工程在混乱中继续进行，上万平方米的第二汽轮机车间已经巍然耸立。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文化大革命”只能延缓、但却不能停止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当这场所谓的“革命”已是强弩之末时更是如此！ 1977年3月，根据CG7518合同，杭汽厂的实习小组前往西德。 波音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后，实习小组的同志们首先注意到了地面上的长城。从高空鸟瞰，那只是一条细带，在绿色的、青色的、黄色的山川原野上延伸，延伸，这越发使人想到它的宏伟，感到它像是具备生命活力的一条巨龙…… 三 威塞尔是西德西北部的一座静静的小城，位于尼德兰低地，紧靠蓝色的莱茵河，距荷兰不远。小城里，色调鲜明的现代化建筑和古朴紧凑的哥特式传统建筑错杂散布在一片绿荫中。每当春天，城市里飘溢着清新芬芳的花香。 西门子公司的工业汽轮机制造厂——威塞尔厂就在这座小城的西部。 1977年3月，由总设计师黄致甲、副厂长郁龙泉率领的杭汽厂实习小组来到这里。尽管这28名中国人是悄悄来到的，可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城，当地报纸还刊登了实习小组中几位姑娘带着微笑的照片。 姑娘中的一位，是实习数控加工的青年工人孔玉莉。她的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良，回国后还受到了专门表扬。但有一种和学习并无关系的事情一直使她念念不忘。 那次，德方邀请“中国小组”外出就餐，孔玉莉在异国的街上发现了一块招牌：“西湖餐厅”。来自西湖之畔的杭州姑娘们大为惊异，倍感亲切，于是建议在此就餐。（西方礼节，由妇女选择就餐处所。） 殷勤的老板娘听说有中国客人，亲自来招待他们。原来老板娘是位年轻的华侨。略一交谈，小孔和老板娘吃惊地发现：世界真小，原来她俩竟是同一所学校毕业！老板娘比小孔高几届，在动乱年头里嫁给了一个旅德华侨商人，于是来到了莱茵河畔。衣着朴素的小孔睁着圆圆的眼睛，望着珠光宝气的老板娘，同情地听着她倾诉对家乡的怀念——正是这种怀念，她才说服丈夫为餐厅取了这么个名字。小孔一时无言相对，心里想着：这位老同学在这儿习惯么？愉快么？她将来会不会遇到糟糕的变故？在这举目无亲、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她能够自立么？小孔呐呐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另外的几位姑娘也都用同样的目光望着老板娘。年轻的老板娘理解了这种目光，眼圈一红，垂下了眼睑：“还是你们好……不过，”她抬起头来，寻求谅解地说：“我还保留着中国国籍，我还是祖国的公民，这是我的……依靠” 祖国！小孔和同志们激动地想到了这个字眼。他们感到由衷地骄傲：我们是为了祖国的发展来到异邦的，我们代表祖国；同时，他们更感到紧张：该怎样、该怎样不辜负祖国、不辜负身负的使命？！ ……不能辜负、决不能辜负祖国。杭汽厂总设计师黄致甲在公寓阳台上，眺望着威塞尔的夜景，在心头那纷杂的工作事务之上，也是在想着：不能辜负祖国！当年，他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业，拒绝了导师和好友的规劝，直奔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他站在远洋轮船的舷杆旁，凝望迷蒙的东方，天低云落，海风狂劲地掀起他年轻人的黑发……祖国，向祖国！他握紧了舷杆。 他握紧了阳台的栏杆。他个头不高，脸色黑红，年近花甲还只有零星的白发。方脸膛上架着的方框眼镜为他增添了平稳凝重的气派。现在，在这莱茵河畔，他清楚地知道，祖国的利益需要通过力争来保障。他尊重友谊和了解，他也清楚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 1847年，电气发明家维尔纳·西门子和别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后来转由西门子独家经营。如今，西门子公司已成为西德最大的私人企业，也是世界第五大电气企业，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布它的子公司和参与公司，雇用着三十余万名职工，每年营业额达150亿美元。它在世界上安装了第一架长途电话，组装了第一辆电气列车，制造了第一台电子显微镜。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西门子公司拿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有线电视，从而使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的第一个人。第一、第一、第—……该公司最高机构监事会现任主席彼得·西门子有一句名言；“放弃技术的领先地位，就是放弃竞争和放弃美好前景。” 是啊，不放弃、绝不放弃，就是人家出钱买了的东西，也是能少给一点就少给一点。黄致甲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赴德实习小组的设计人员和远在国内的杭汽厂已经相继报告，在德方提供的图纸中不时出现一些过时的图号，表明这些图纸已经停止使用。 是偶尔的疏忽吗？黄致甲疑虑地摇摇头。专家自有专家的眼光。他从这些停用的图纸上，敏锐地察觉到对方有着一个隐约闪现的不光彩企图。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他和同志们弹心尽智地苦苦思索：该怎样找出要害所在？在这儿逐张检验图纸几乎是不可能的：德方提供的图纸资料，正以每两周一批，每批50公斤、1000页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发往回龙村。黄致甲一想到此，就觉得有一大群数不尽数的鱼在向他游来。他要的是金鱼，可是在这火红色的金鱼群中，却不时出现不怀好意的黑鱼。鱼是那么多，而且快得叫人眼花绦乱，该怎么去抓住那些“黑鱼”呢？他的胸口一阵发问。 威塞尔的夜景是美丽的。远处莱茵河中的轮船灯光，像是一串串明珠在来回浮动。近处的一所教堂灯火辉煌，透过门前高大的枞树，金黄的灯光撒在街心的花坛草坪上。浑厚悦耳的唱诗声隐约传来：“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歌声中又响起了悠扬的钟声。 是婚礼？是丧葬？是那象征纯贞的白色纱裙轻盈地委婉而过，还是鲜花丛中阴沉的黑色灵柩？ 黄致甲心烦地一甩手，蹒跚地回到房间里。他的腿微跛，那是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的后遗症。这位高级工程师寡言少语，一双眼睛总是审慎地从眼镜片后面打量着世界。他能在长时间的谈话中纹丝不动，身旁若是有人向他讲话，他不是扭过脸去看，而是缓慢地转过整个上身朝着对方。 房内电视机里正在播送新闻：“……汉诺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班机今天从亚丁机场被强迫飞往索马里……已证实机长舒曼被杀害……联邦国务部长已经前往摩加迪沙……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 ……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Alle moglichen Losungen！（德语：一切可能的办法。）黄致甲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作了几次深呼吸，脑中开始将已发现的停用图纸归类组装，一会儿用这一些，一会儿用那一些。慢慢地，在他脑中出现了这样一台汽轮机：其它部分是先进的，而在主要的标准区段上却是过时的。就像一件上衣，什么地方都是高级衣料，唯独前襟有那么一块是旧布，这能算是一件新衣么？ “黑鱼在这儿。” 黄致甲轻轻地自语了一句，接着陷入了更深的沉思。在主要的标准区段上，他们供旧不供新！贫致甲仍然平稳地坐在那儿，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眼光变得更加冷漠。 他和郁龙泉交换了意见，郁龙泉提出了对策：由国内将已收到的图纸图号汇总，由赴德实习小组在威塞尔厂以标准区段为中心突击查核，并向国内领导和使馆党委报告，取得组织的支持。 突击查核！结果不出我方所料：标准区段的图纸大多是对方若干年前的旧资料。大使馆派出了有经验的外交官。外贸部门联络组紧急约见西门子公司代表。贫致甲、郁龙泉正面向西门子公司出示了过得硬的证据。 对方试图辩解，但却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而显得语无伦次。黄致甲把脸一沉，两边嘴角明显地往下一拉，冷冰冰地说：“先生们，此刻我唯一能为诸位效劳的事，就是接受你们就此事的道歉。我将十分乐意这样做。”他的眼镜片一闪，那目光是不容置辩的。 对方不得不认错道歉，保证不再重犯“错误”，并分批更换了新资料。实习小组一鼓作气，进一步提出：德方必须提供一直保密的设计计算原程序，同时出示了十几个应用程序的目录。这些目录是实习小组在工作中零碎摸到的情况，加以综合推断拟出来的。在这突如其来的“连珠炮”前，对方又一次措手不及，答应17个程序全部提供。 “考核产品”的设计工作加快了。 黄致甲坐在桌边，擦去脸上的汗水。嗯，这回我们没有吃亏，也就是说，祖国没有吃亏。 现在，再请注意这张平平常常的脸，但要特别注意那双不平常的眼睛。这是赴德实习小组的李力。他是一个青年工人，实习的是汽轮机总装试车。此刻，他这双眼睛正牢牢盯着威塞尔厂试车台上的那台正在试验运行的汽轮机。他看的是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技术引进是全面的，因此，技术封锁也是全面的。并不是出了钱就可以顺当地得到一切。某些文艺作品中的“友谊”描写只是有损国体的一厢情愿，现实并不那么罗曼蒂克。眼前这台汽轮机就可以作证，这台汽轮机正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振动中。李力起初频频用目光示意身旁的德国同行，请他采取措施。可是他惊奇地发现，那位高傲的雅利安人一动不动，活像一座雕像。惊奇很快过去了，李力咬了咬嘴唇，同样纹丝不动地站在汽轮机前面，也像一座雕像。 ……汽轮机仍在难受地振动。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双方都在默不作声地等待，一个在等待另一个采取措施，一个在等待另一个走开，哪怕转身去喝点水。 李力的脸上挂满汗珠，两眼开始一阵阵发黑。绝不挪动。哪怕要站到明天、站到天塌地陷，也要看到这种汽轮机怎样消除振动。国家出了钱，我就应当学到！他握紧拳头，指关节发了白。他抿紧嘴唇，嘴唇也发了白。年轻的中国工人挺直身板，目不旁视地站在那里，一脸誓不罢休的神色。 德国人的额上也出现了细小的汗珠。他开始不时打量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眼睛不安地四处扫视，嘴唇呶来呶去，急躁地盘算着。如果不是在这个有严格纪律的工作场所，他大概会一下扒掉上衣，使劲儿跺脚了。 到火候了。李力大胆地采取了行动。他突然跨开一步，侧身全神贯注地看着检测仪表台。他让出了一个空隙，可锃光发亮的仪表台能清晰地反映出汽轮机的正面。 德国人“忽”地冲向汽轮机，以快得令人目眩的动作更换了一个附件，然后又调整了一些什么。 李力在心里一笑，那双不平常的眼睛像摄像机一样录下了德国人的全部举动，同时也录下了检测仪表上的变化。仪表是精确的，李力的眼睛也同样。他早就准备好了。 不正常的振动消除了，两个人都拭去了汗水。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呢。试运行结束了，德国人闷闷不乐地准备下班。李力走上去，脸上带着不卑不亢的笑容，用不流利的德语说道： “先生，对不起，我能向您报告一下我的观察结果吗？” 不等回答他就接着说下去，一五一十，点滴不漏，那双含笑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德国人。高傲的雅利安人有点失色了，可继而带上了一种钦佩，他下意识地咕哝着：“Ja，jaja……”（德语：是的，对的。相当于英语的“yes”。）忽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佩服你，尊敬的同行！你愿意在假日上我家来玩吗？” 现在才能叫做友谊。这儿的友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而不是靠穿上游泳衣，向人家亮出姑娘的大腿！…… 四 时近冬至，正是一年间白昼最短的时候。晚上9点多，一个人迈着轻快平稳的步伐走出了杭汽厂的大门。他衣着单薄，身板挺直，两手插在裤袋里，有力的步子踩得路边的积雪咔嗞咔嗞地响。从背影看，他好像是个二十来岁的大学生。 他是杭汽厂西门子资料会战组负责人茅锦柏。1959年，他还只有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当时创建不久的杭汽厂设计科负责人，而18年后，他依然是设计科“负责人”，研究所“负责人”，各种各样技术会战班子的“负责人”，就是没有一个正式任命的职称。从1959年开始，至少有三任杭汽厂的领导试图报请上级任命他为中层干部，但始终未能批准；从1961年开始，他至少三次呈递过入党申请书，同样始终未获批准。原因是一个：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而就是他，主持设计了杭汽厂第一台汽轮机；首先提出了小型汽轮机系列规划；并且于1963年提出了“蒸汽压差发电”建议，这个建议的扩展就是“热电联合供应”，在18年后的1981年8月，国家计委在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中把它列为“节能重大措施”。现在，他在完成国内最大的工业汽轮机设计工作后，又开始搞引进技术的消化工作。呵，那不明不白的三个字：“负责人”啊！ ……积雪在脚下喑哑地响着，这是几天前下的一场大雪的残余。路旁寂静、稀疏的小树林，被月色和积雪的反照镀上一层清幽幽的微光，连那里的空气好像也带上了一种淡淡的蓝色。一条条的雾带从林子后面的田野雍容典雅地飘过来，似动非动，像是要诉说什么。茅锦柏仰起脸，望着神秘莫测的夜空，那里闪烁着数不尽的星星…… 是星星，还是西门子资料组办公室那明亮的窗口？那里有着男的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他们伏案力作，为了“考核产品”，为了祖国工业汽轮机的飞跃……不，不止这些，还有更多、更多的窗口：总工程师办公室里，那简捷的低声探讨；厂长办公室里，那深思熟虑、似乎不知遥望着什么的目光；还有那高大的车间，厂房在夜色中只是一组平面的剪影，在这里、在那里映出了灯光。夜能够遮蔽一切，却又同时在揭示生活的隐秘：这种追求，这种信念，这种灯光，像那永恒的星星，在深蓝的夜空里闪亮，在茅锦柏深沉的眼里闪亮。对于个人遇到的不公正对待，他并没有漠然视之，他的自尊心、事业心和责任心是成正比的。当他被任命为工业汽轮机研究所“负责人”的时候，他毫不隐晦地发表了意见：“我当了十几年‘负责人’了，试用期也够长了吧！如果认为我能够负责，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正式的任命书？……我需要一个明确的职务和权限！我应该得到这个！”这样的直言不讳，足以使庸人吓倒：这不是在向党“伸手要官”么？可是茅锦柏却毫不在乎，因为他并不是在为自己索取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他还是继续当他的“负责人”，毕竟祖国的事业是不能等待的，而眼下的这台“考核产品”更是至关紧要，必须抓紧、再抓紧……这台汽轮机的功率是19000千瓦，又是汽轮机中最复杂的一个品种，根据国家计划，这台汽轮机将在1979年11月送交用户——一个相当著名的石油联合企业。 ……雪在“嚓嚓”地响着，一步一个脚印。一阵寒风袭来，茅锦柏抖擞了一下精神。他想到了家里等待着他的和煦灯光，灯光下温柔秀气的妻子和女儿。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你独自在寒夜、在雨中、或是在其它恶劣气候下行走时，想到自己的静谧和睦的家庭，你不但会感到温暖，而且还会有一种使命感，一种出于正在守护别人安宁而产生的自豪和信心。于是，你的思绪就会飞得更深更远……“考核产品”的技术资料已经大致完成，总工程师赵硕颀领导的生产准备组已经陆续发图，生产副厂长张明光已经下令将“考核产品”77个部套中的三十几个部套投料开工（剩下的部套需要根据用户要求设计）……可是，茅锦柏的眼光盯到了更后面的地方——这台“考核产品”的销路。1978年，全中国都在引进、引进、引进，事物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由闭关锁国走向盲目引进。印度有一家巴拉克重工企业，它也是从西门子引进了工业汽轮机技术。当它开始生产工业汽轮机时，印度政府即以法令形式规定：除非得到巴拉克认可，一律不准进口汽轮机。法令的目的，就是为了扶植民族工业。而在1978年的中国，不但谈不上这样的法令，中国的各个汽轮机厂甚至不知道：有哪些企业正在向国外订购汽轮机。又何止汽轮机行业呢，条条块块，谁有钱谁就可以转向国外，不是还有做豆腐的“出国考察团”吗？虽然这股浪潮还没有把“考核产品”冲掉，但是茅锦柏认为有必要提请上级领导部门注意。这，也是厂里不少同志的意见。 昨天晚上，茅锦柏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写了一封信，措辞尖锐地指出了盲目进口工业汽轮机的情况和危害，请求一机部负起把关的责任。今天晚上，他准备再写一封信，按照他既定的计划，明天晚上他还要写第三封信。这就是他的独特做法：观点一经提出，那就反复坚持，以便促成对方的“多次重复记忆”——这是一个心理学名词。 脚下的积雪。头上的星空。面对自己的职务问题，茅锦柏毫不含糊地说：“我需要明确的职务和权限！我应该得到这个！”而面对国家建设中出现的这股危险的浪潮，他同样毫不含糊地说：“我们需要发展，需要这些汽轮机订货！我们应该得到！” 应该得到！其余一切，在所不计。 直到次年，这位副部长才见到他的信。副部长立即向这个企业中层干部回了信，表示十分赞赏信中的意见。 茅锦柏却没有能够立即见到副部长的复信。他一次次奉命前往北京。 1978年，“考核产品”的命运一天比一天恶化了。当举国上下都在背诵“十个鞍钢、十个大庆”的“八年发展纲要”时，当“心中有个总任务，行动起来高速度”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时，杭汽厂的领导们却比别人更早地感到了一丝凉意，一种使人脑袋清醒的凉意：一批又一批的国家计划任务被撤销，转由国外进口。回龙村的上空，开始积聚起一片乌云…… 五 就在“考核产品”的命运已经发展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杭汽厂于1978年下半年调整了领导班子，任命了新的党委书记和厂长。 新任党委书记张佩廉和厂长陈柏荣，都是60年代初期的工科大学毕业生，陈柏荣还当过研究生。不过，两人性格却不大一样：陈柏荣秉性疏朗开阔，天一热便换上汗衫短裤，干什么都是兴致勃勃，说话爱使劲打手势，像是要用全身力量来说服对方；张佩廉则文质彬彬，言谈举止温和耐心，不露锋芒。他俩在就任杭汽厂领导前素不相识，但共事后却情投意合，关系融洽。而两人的月薪加起来和一个十四级干部相仿。 “考核产品”成了他们面前第一个棘手的问题，说得确切一点，杭汽厂的生产方向成了他们要决断的第一个问题。 陈柏荣撒开脚步，急冲冲地跑遍了全厂的车间部门，了解人们的意见。只见他忽而把笔记本翻到前面，忽而翻到后面，有时甚至干脆掏出另一个本子，而他的笔则忽前忽后地来回飞舞着。这好像有点杂乱无章，但其实他是在把各种各样的意见直接归类。张佩廉则主持了一系列气氛激动的会议。他可只用一个本子，甚至这个本子也不常用，只是记上一笔两笔。他平稳地坐在那里，专注地在心里比较筛选着来自集体智慧的众多建议。 在党委会上，陈柏荣两拳抵在腰间，响亮地说道：“事情看来已经清楚了。不管‘考核产品’会怎么样，汽轮机我们总归是要造下去的，而且是用西门子技术造。国家为引进汽轮机技术花了2000万块美元，我们就有2000万个理由把第三系列汽轮机拿出来！”多少年来知识分子那种人微言轻、动辄得咎的处境，使他平时不太善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在事关工厂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上，他却坚决否定了各种各样关于“转产”的方案。他声明：“我就是要吊死在汽轮机这棵树上！” 张佩廉淡淡地微笑着，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杭汽厂是个很走运的厂。前些年批洋奴哲学，那时我们厂正好在搞引进；如今正在批闭关锁国，我们又正好去反对人家引进。这可是一种运气呀——有人尽打时髦招牌，我们可尽换时髦棍子。陈厂长不怕乱棍，要去碰了，我们大家就一块儿上吧！” 党委唯一的女成员梁坚快人快语：“怕什么！我还要去告那些老爷们呢！也请他们尝尝棍子的味道——国家的钞票就那么大手大脚地花！” 党委会作了两项重要决定：派遣经营副厂长郁龙泉去北京，为“考核产品”作最后的努力；由副厂长朱正均负责接西门子标准抓紧另一台小型样机的制造与鉴定。 全厂上下全知道了两项决定。但还有一项决定，暂时只存储在党委成员的脑子里。 高高的半山依然像屏障一样矜持地耸立在杭汽厂的北面，飘忽无定的春雨悄悄让位给夏日骄炎的阳光。工厂周围的田野里，络麻拉起了江南的青纱帐。古运河的支流里，穿梭般的机动船中，偶尔也有几片白帆怡然自得地飘过。在这一派宁静的气氛中，杭汽厂却一步更近一步地面临一个痛苦的决定…… 六 这是一张普通的漆成亮晃晃的明黄色的桌子。 桌边坐着一机部的代表、中技公司的代表和杭汽厂的代表，还有一家外国承包公司的代表。谁都可以想到，这里将进行一场谈判。可是这些人都干坐着，只是交谈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客套寒暄。只有一个人一声不吭，紧张而固执地盯着身旁的几张空位子。 这个人就是郁龙泉。那几张空位子则是留给某工业部代表的——他们迟迟不到场，使谈判不能开始。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呢？ 杭汽厂的“考核产品”已经遇到了重大的危机：原定的用户，就是那家有名的石油联合企业，突然根据上级的指令改由国外进口那台汽轮机。郁龙泉、茅锦柏……杭汽厂的干将们陆续赶到北京。 郁龙泉知道自己身负使命的份量。他知道生产副厂长张明光为这台“考核产品”已经付出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知道那些眼里布满血丝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已经昼夜赶绘了上千张图纸，他也知道各个工种的工人们已经为“考核产品”投入了成千上万个工时……他还知道太原钢铁厂为“考核产品”生产的特种合金钢转子已经拉上了万吨水压机，无锡叶片厂正在试制“考核产品”的扭叶片，上海汽轮机厂已经为“考核产品”的所有协作任务预留了生产指令号……“考核产品”不能没有用户！可是，争取用户的使命是困难的。这是在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有一股令人发晕的引进热。杭汽厂党委副书记梁坚曾在人代会上提请注意这股倾向，可惜，这位代表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赞歌和豪言壮语中了…… 他们在北京接连碰壁。他们得知某工业部正在和外商谈判，拟进口若干套大型联合工业设备，其中就有若干台和“考核产品”类似的工业汽轮机。他们请求了解一下这些联合设备中汽轮机的具体参数。结果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不行！是级别不够吗？他们通过一机部去了解，结果又被拒绝了！一个中国的工业部对另一个中国的工业部保密，原因似乎只是害怕中国人抢了外国人的生意。 在那个疲惫的晚上，茅锦柏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对郁龙泉说：“你知道吧，我不知怎么想起七八年前和市革委会那个管工业的头头的一次谈话。当时我告诉他，国外已经普遍采用一种反动式汽轮机，可以提高效率。他一听就摇头：‘反动？！那怎么行？我们不能搞反动的东西！’我解释了半天，他就是不想明白，所谓‘反动式’只是一个技术名词。”茅锦柏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好像不是在讲一件曾使他非常激动的事情，“现在又是这样。我们在和聋子对话。” 郁龙泉没有回答，只是微微耸了耸肩。是的，这两件事看来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从盲目排外到盲目崇洋，却有着那么一条若隐若现的基线。杭汽厂的人们一时还叫不出这条神秘的线的名字，可凭直觉却肯定有那么一条线，而正是这条线羁绊着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但是不能向这条线屈服。一机部的最高领导，通过国务院，终于争取到了一个“口头同意”：某工业部口头同意由杭汽厂和外商提供成套设备中的工业汽轮机。 谈判勉强开始了。该来的人都已经坐在亮晃晃的明黄色桌子旁，除了那不可缺少的一方——某工业部的代表。30分钟过去了，催询的电话不知打了几个，可是……不，谁也不愿相信，我们自己人会用这种方式来挖自己的墙角，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外商：某工业部不需要中国产品！ 功率……各项参数……价格……交货期……有这样的谈判吗？没有买方到场，却由两个卖方在那儿谈论著一些根本没有落实的东西。沙滩上的房子。郁龙泉沉默了。他紧张而固执地盯着身旁的空位子，汗水悄悄地淌过脸颊。他感到自己非得有一股极大的自制力，才能压住那快要爆发的怒火。有一回，他也是从外国承包商那里，抓回了两台原定进口的汽轮机订货。在外商为此举行的酒会上，那家失去了进口机会的中国用户代表始终板着脸不搭理郁龙泉。在碰杯时，那人连起码的礼貌都不顾，只和外国人碰杯，就是绕开郁龙泉。郁龙泉当时恨不得把酒杯当场砸了！可他压住怒气，端着杯子走过去，直盯着那人的眼睛说：“怎么忘了我？我也是你的供货者，我还是你的同志呢！”那人在郁龙泉的逼视下有点怵了，含混的咕噜着“对不起”，和郁龙泉碰了杯。平时滴酒不沾的郁龙泉，一仰脖咽下了整杯茅台！现在，也得要那么一股自制力啊！ 外商们也渐渐沉默了。他们狐疑地打量着那几张空位子。谈判冷场了，再也谈不下去了。外商们起身告别，冷漠地说：“我们根据你们的要求，本来已经原则同意在成套设备中选用你们的汽轮机。看来，这次得在结婚的前夜更换新娘了……深感遗憾，先生们！” 郁龙泉猛地站起来，大步走到窗前，凝望着窗外。他感到自制力到了头。这一回淌过他黑瘦脸颊的，是眼泪。 …… 这是一个冬日的夜晚。杭汽厂来北京争取“考核产品”用户的同志，来到了北京西郊二里沟的一幢机关大楼前。他们没有进门，只是站在门口，仰望着一排排灯光通明的窗口——那里面正在突击签订一份又一份设备进口合同，其中包括59台工业汽轮机，价值数千万美元。 他们来干什么？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确切回答的问题。只有知道他们坎坷奔波而一无所获的人，只有知道他们经历了多少委屈、失望的人，只有知道那台“考核产品”从提出到如今整个曲折经历的人，也许才可以大略理解他们的来意。 ……我们这一次没有成功，可努力并没有白费，也不会白费。通往“胜利”的桥梁，是需要“失败”这种材料的。可是，毕竟本来是不需要花如此大的代价啊！ 幽燕星霜，悄悄落下来，蒙上了他们的肩头。是谁最先提出要到这儿来看看的？反正大家都同意了。到这儿来，看着那些窗口，看着外国人一份份地拿走合同，是为什么呢？ 他们的身躯挺直，他们的眼光严峻，灯光勾勒出他们沉思的面容。他们要到这儿来——这本身就是他们的来意：记下这一切，永远记住，并且把这一切作为永远的激励！ ……1979年1月，杭汽厂的三位领导奉召前往北京。他们在一机部大楼的台阶前仁步，有点怅然地望着威严庄重的廊柱。 他们来听取关于撤销“考核产品”的决定。这台曾被寄予巨大希望的产品，尽管从外国人那儿争得了出生权力，可最终却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撤销它。它要消失了，从那3000多张克日优先完成的图纸上消失，从那绿莹莹的计算机终端显示屏上消失，从那数百台大大小小的机床上消失，从计划调度中心精心编制的作业计划上消失…… 但是，“考核产品”却不会从杭汽厂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永远不会！ 七 当人们千方百计加以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人带来垂头丧气，满腹牢骚；但也可能使人更加冷静，更加锐利，更加深沉。乌云积聚了，往往就会产生火花——那阳电和阴电相击而迸发的眩目闪光！要紧的是要沉住气，要正视失败而认真地思考和分辨，要保持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1979年夏，杭汽厂党委决定实施那从前保密的“第三项决定”： 向党中央控告有人在损害祖国利益。 名为《情况反映》的这份材料，由厂党委集体讨论，由党委书记张佩廉亲自定稿。材料共印了200份，收件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2个部、委、办。 在酷暑中，张佩廉汗如雨下，但依然衣装整齐，一丝不苟地在桌前字斟句酌。办公室负责人吴永革坐在对面当“高参”——他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当好一个工厂的秀才吧！ 一个基层工厂，上书中央，有理有据地指责政策性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高级领导同志，这是罕见的。唯其如此，才需要反复推敲，观点必须鲜明，立论必须稳妥。 ……也许是想到了杭汽厂的艰苦行程，想到了同志们在碰壁后的伤心和疲惫？想到了那种目标无法达到而引起的焦躁和忧虑、那种眼见努力付诸流水而引起的失望和叹息？张佩廉和吴永革细心地去掉了一切诸如“痛心”之类的词汇，可是，“考核产品”的命运所体现的那一切，却依然给这份《情况反映》渗进了一种沉痛和隐忧…… ……也许是想到了那些被横加否定的合同？想到了那次流产的谈判中无礼空缺着的椅子，想到了1978年12月京西二里沟那座灯光通明的大楼？也许是想到了某副总经理草率地签定了使外商大占便宜的合同，而在签字的前几天晚上，就是那批外商赶往医院探望这位副总经理的孩子，并馈赠电脑控制的玩具火车？尽管他们措辞婉转，但是，这份《情况反映》依然带着那种强抑着的愤懑…… 张佩廉的笔在颤抖。他无法控制自己。他想起了厂长陈柏荣捂着腰部（以后才查明，他早已患了肾炎）大步流星在厂内奔走的情形；他想起了副厂长朱正均和副厂长郁龙泉过早得上严重胃病而消瘦的脸庞；他想起了副书记梁坚在人代会发言时激愤的神情……他想起了许许多多为汽轮机工业而献身的同志。于是，沉痛、焦虑和愤懑退后了，这些感情产生了、并且让位于一种更强大的东西：信心。 信心！是的，信心！ 八 有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风，吹灭了蜡烛，也吹旺了篝火。” “考核产品”被那股风吹掉了，可是杭汽厂却在那股风中成长起来。此后三年调整，整个机械工业处于“落潮”状态时，杭汽厂既没有下马，也没有停产转产，第二期扩建工程如期基本完成，投入了试生产。西门子的“第三系列”技术已经有了基础：副厂长朱正均和张明光负责的那台3000千瓦样机已经成功，通过了高标准鉴定。西门子公司对那台“考核产品”自然不再提起，但对这台样机的成功发来了贺电。原定从国外进口的宝山钢铁厂干熄焦电站大型工业汽轮机，转由杭汽厂生产。这其中当然经过了艰苦的谈判，而样机的成功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杭汽厂已能生产当代最先进的工业汽轮机。 现在，用户正在络绎不绝地上门，已不再是一两年前门可罗雀的状态了。杭汽厂正在经受新的压力，新的考验。 这是1982年，从1975年算起的第八年了。1月16日，在杭州饭店三楼会议室，杭汽厂和一家外国公司关于出口汽轮机的谈判行将结束。这是一笔400万美元的大宗生意，是战胜了日本公司才取得的。仅仅在几年前，这家日本公司在中国土地上还把杭汽厂压得透不过气来。 新任经营和技术副厂长茅锦柏，在签字结束后，正襟危坐，从容地说：“我们这次谈判，在先生们的大力协助下，已经圆满完成。我谨向先生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猛地往起一站。中方同志们也“刷”地跟着起立。茅锦柏走过去，和外国先生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大步转回来，站在墨绿色的地毯中央，对中方同志们说：“同志们也作出了巨大努力，谢谢你们大家。”他走过来，一一和他的助手们躬身握手： “辛苦了，谢谢！” “辛苦了，谢谢！” 他的神色是严肃庄重的，两眼直视着他的同事们，从工程师到翻译，到记录秘书。有谁知道此时此刻他心中起伏的波澜？从西门子技术的引进，从“考核产品”的命运，到今天向国外的成批出口……这一片刻间，他可能想到多少多少的事情啊…… 回龙啊，回龙！龙，终于回转了！” 第二天，1982年1月17日，上午9时，两辆蓝白相间的面包车开到回龙村。驶进了杭汽厂，在厂部大楼前停下。 从车上首先走下一位披绿色棉大衣的人。他头发花白，戴着淡褐色的眼镜。他和蔼地微笑着，向迎上来的杭汽厂领导们伸出手。然后走向高大的第二汽轮机车间。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作视察开始了。迎接他的，没有鲜花彩旗或掌声口号，而是一个紧张工作着的工厂。赵总理兴致勃勃地看了正在制造的“第三系列”汽轮机，看了杭汽厂向美国出口的高压阀门，看了一台又一台巨大的数控机床；他详细地询问了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情况，甚至还询问了产品出口的外汇比价，计算了工厂的应得部分；他高兴地说：好起来了，今年要好起来了！他审视着向他汇报情况的杭汽厂领导们，询问他们的年纪和学历。当他得知除了总工程师六十出头外，其余领导都只有四十几岁时，称赞说，这样好，年轻，都是黑头发，劲头足。 是的，这是一个年轻的班子，平均年龄四十六岁。九名成员中，四名大学毕业，两名中专毕业，三名中学毕业后又在高校受过轮训。这是一些中年人，他们是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铁钢是怎样炼成的》、《士敏土》和《青春之歌》的熏陶下成长的。他们的月薪平均大约70元，住房无一例外都觉紧张。某些浮浅的年青人把他们称为“正统”的干部，而某些“老牌”的干部又觉得他们不那么“正统”可靠，更不愿意承认千千万万他们这样的中年人一起构成了中国的栋梁，中国将在他们手中回转、起飞！ 尾声 就在我们将结束此文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不久前的场面： 本文提到过和未提到的一些杭汽厂同志，在一次会议后来到了厂部大楼的顶台。他们扶着低低的铁栏杆眺望着工厂，眺望着那有一个动人传说的回龙原野和半山。蓝空如洗，原野碧绿，风在四周低鸣。他们沉思不语，眯缝着眼睛。你一时还捉摸不透他们的心情，不过你仔细点就明白了：他们的表情是紧张的。他们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仿佛要竭力看清前面的未来。可是，他们又都带着一丝儿微笑，自信的、坚定的、豪迈的微笑。 （原载《当代》1982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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