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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场世界大战把人类的全部物质财富都摧毁了，但只要人类的精神财富——科学技术还存在于人脑之中，那么人类用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就能把现代化世界重新建设起来。但是，倘若连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也摧毁无遗，那么，人类重建现代化世界，就要再走一遍人类万年乃至几万年所走过的历史。 ——英国科学家K·波普尔 历史，是个最值得玩味的东西。 考古学证明，科学技术的萌芽，是与人类同时降生在我们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的。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开始之时，便是科学技术的起步之日。因此，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自然也就拥有5000年的科技史。 众所周知，我们中华民族是个早熟的民族。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便由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商朝时就进入了铜器时代；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就进入了封建社会。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跨进先进社会的门槛，比欧洲足足早了1000年！ 再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也许是我们的老祖宗独具慧眼，选择了东方这块最适合生长智慧与才干的土地，因而我堂堂中华大国不仅千百年来每天都比西方最先看到太阳，而且还使我们的古代科学技术一开始便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长足发展。于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便永远镌刻在了人类的历史碑上：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正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所言：“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中国科学家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由此一来，如果让我们说说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对如下名字肯定如数家珍：祖冲之、李时珍、张衡、沈括、毕升……如果问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我们也不会不知道《齐民要术》、《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以及都江堰、大运河、浑天仪、万里长城…… 当然，我们更为熟知的，还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和火药。这“四大传家宝”不光令我们中国人得意了好几千年，而且让两千年后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兴奋不已。他老人家说：“中国的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扛杆。”而英国的另一位哲学家培根说得更为干脆：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一切事物的状态”。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不可把握。当中国科技历史的脚步走到15世纪中叶时，便莫名其妙地拐起弯来；世界科技的中心，由东向西，开始了默默的大转移——在5世纪到15世纪这1000年的时间里，当东方的中国在科技领域蒸蒸日上、一跃千里之时，西方的科技却在一条极其陡峭的“斜坡”上和相当封闭的“阴谷”中缓缓爬行。可从15世纪下半叶起，当西方在中国古文明的太阳照耀下冲破了上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并让中国的“四大发明”把欧洲的封建制送进监狱、把资本主义迎上殿堂时，现代科技的种子在欧洲各国的土壤里快速生长起来了。 此后，随着欧洲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三大革命”的发生，世界科技的中心先后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从英国转移到法国，从法国转移到德国，最后再从德国转移到美国。于是在短短的400年时间里，落后的欧洲便一跃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却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昔日东方人那充满了雄性的科学精神日渐萎缩下来，科学巨子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脚下这片黄土地上；赫然镌刻在历史碑上的，尽是外国人那一个个光芒四射的名字：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牛顿；德国的伦琴；法国的居里；德国的爱因斯坦；意大利的伽利略；俄国的门捷列夫；美国的费米和爱迪生…… 这群伟人的出现，曾使历史老人备受感动，也让我们至今仰慕不已。遗憾的是，在这一长串伟人的名单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不得不令人长久深思：本来科技基础相当雄厚的中国，却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先前一直落后的欧洲，为何反而一跃成了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且，几百年前从中国传入欧洲的火药，几百年后为什么竟被英国人用来造成了炮弹，而后选择了1840年那个没有太阳的日子，再用这炮弹轰开中国锈迹斑斑的大门，将一颗耻辱的种子永远种在了中国人的心上？ 诚然，指责历史是可笑的。然而作为今天的国民，我们至少有权质问的是：我们的国家本来是个雄风万里、世人仰望的泱泱大国，我们的民族也曾是个顶天立地、聪慧过人的民族，可到了近代，为什么竟会一败涂地，不堪一击？！ 国弱民穷——这也许是最省力气的回答。但我们有必要还要追问一句的是：国，为什么会弱？民，为什么会穷？ 有幸的是，鸦片战争终于惊醒了一代民族精英。于是，便有了林则徐、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也有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更有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悄悄做起了强国梦！ 这一梦，便梦了整整100年！100年来，为了这个浸透了辛酸与泪水的世纪苦梦，为了这个沉重而悠长的百年老梦，无数的中华精英们承受着历史的巨大压力和艰辛使命，在充满了战火、血污和雪崩的岁月里苦苦挣扎着，奋斗着。他们身心憔悴，满面尘土，挫折和失败，成了他们惟一忠实的伴侣，可他们依然怀着强国的梦想，在历史的小道上跌跌撞撞地追寻着希望的微光。他们既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又选择了属于整个民族的命运，并为此耗去了100年的努力与艰辛——有的历尽人世沧桑，在接近绝望的时刻可能意外地发现了光明的出口；有的误入歧巷，永远无声地消失在了历史的胡同之中；而另一类学子，则怀抱着“科技救国”的梦想，飘洋过海，踏上了异国求学的风雨之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知识分子首次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于是“科学”这面旗帜，重新开始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上空缓缓飘荡起来。然而，随着卢沟桥一声枪响，中国的科技在熊熊的战火中不得不再次停滞下来。抗战结束后，当中国的科学家们准备用自己的智慧之光去重新点燃科技的圣火时，却痛心地发现，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本来获胜的祖国，却沦落到了比战败国还要悲惨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时，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大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1956年，中国现代科技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春天。就在这一年的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大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遗憾的是，反右斗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个个人造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科学家们强国的梦想撕得粉碎。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当中国的科学家们带着累累的伤痛和不死的梦想，走出“干校”、走出田野，走出牛棚、走出牢狱，而后再迫不及待地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时，才猛然发现，封闭多年、自以为是的中国早就被世界甩在了时代的岸边；世界科技的中心不仅早就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连小日本这样的弹丸岛国，也一跃而成了世界科技的巨人！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开始意识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中国若是再不奋起，迟早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 1978年3月18日，科学的春天第二次降临中国——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理论；而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这位毕生都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斗士，这时已经卧床不起了，可他依然坚持坐在轮椅车上让工作人员把他推到了大会主席台上，从心底发出了要“拥抱科学春天”的强烈愿望。 进入80年代后，以高科技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开始席卷全球。由于高科技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便把主要的精力、人力、财力集中在了高科技领域，从而使高科技成为下个世纪各国争夺的制高点。 面对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和咄咄逼人的世界发展趋势，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过去的中国，如何重新去把握更好的未来？已经沉没了数百年的古文明的太阳，怎样才能让它再现昔日的辉煌？在古文明的历史小道上已经走过了5000年沧桑岁月的中华民族，又将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新的气魄、新的胆略、新的计划、新的构想，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100年？ 是的，在新的100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无法忘记过去的100年。应该说，即将过去的100年也是在希望中诞生的，它同样起始于一个相对祥和的氛围之中，当1900年的第一个元旦降临时，各个大国首都的主导情绪一般说来都是充满了积极和乐观的。当时的人们也都普遍认为，他们苦苦盼来的新的100年，肯定是个鲜花盛开、阳光灿烂、歌舞升平的100年。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20世纪居然成了人类流血最多、痛苦最深的一个世纪，成了一个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世纪！在20世纪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800多场局部战争，司空见惯的残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死在希特勒手下的人数，就高达1700万！据统计，在20世纪里，共有1.7亿人因人为的原因而全部丧生！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敌对战争、内部冲突和宗教迫害的死亡人数，理所当然地给20世纪打上了大死亡世纪的烙印。难怪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曾经断言：20世纪是“大死亡的世纪”！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也曾说过：“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法国前任总统密特朗也曾感叹说：“20世纪是一个奇特的世纪，它是一个科学技术飞跃的世纪，但也是一个兵营和兽性的世纪。” 我们地球人类，正是在这个“大死亡的世纪”里走过了100年；而我们中华民族，更是在这个“大死亡的世纪”里熬过了100年。那么，我们即将跨进的21世纪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呢？人类能否将一个“大死亡的世纪”变成一个“大幸福的世纪”呢？曾经创造了灿烂古文明的中华民族，又能否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再创辉煌吗？ 好在中国科学家们的血还是热的，好在中国科学家们强国的梦想依然百年不醒。于是，为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我们能拥有一个比过去更好的100年，1986年3月3日，四位老科学家大胆上书邓小平：为了中国人的21世纪，务必尽快发展我们的高科技！ 第三天，邓小平便作出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接着，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并拨款100个亿！于是，历尽磨难的中国科学家们又迎来了建国后第三个科学的春天，并向世界、向明天再次发起了冲击！那么，东方的中国，能否重卷往日的盖世雄风？古老的民族，又能否再现当年的汉唐气魄？ ——让真实的历史，为你翻开故事的第一页吧。 60至70年代，是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年代，而一向富于科学思维和创造精神的中华民族，却陷入了十年动乱之中，丧失了一次极为宝贵的发展机会。80年代起，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又跃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成为众多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中国的邓小平早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刚刚来临之际，便以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的头脑和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智慧而大胆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86年3月，邓小平又及时批准了中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从而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序幕！ 于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大革命悄悄发生了。 要说中国的“863”，得先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说起。 无论做皇帝还是当总统，一生中肯定有许多既让自己激动又使别人兴奋的非同寻常的夜晚。据美同情报局提供的可靠资料表明，1983年3月23日这个夜晚，对美国总统里根来说，就是一个绝对非同寻常的夜晚。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没有战争的夜晚。这天夜晚的华盛顿很美，也很静，似乎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和平安详的气氛。里根总统草草用过晚餐，并对自己的着装稍作整理后，便神情庄严而又风度翩翩地跨进了那间椭圆形办公室。 里根是在三年前出任总统的，刚上任时他心里就很清楚，当白宫的这把总统椅轮到他的屁股放在上面时，美国的局势并不十分理想，不少残局部在等着他上台后慢慢收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趁机大发战争横财，因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急速增加，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但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美国政府到处伸手，推行扩张政策，故从70年代起，经济危机持续不断，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守势地位。 苏联则趁美国到处插足世界事务之机，悄悄大力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到60年代未至70年代中期，战略核武器力量便基本达到了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到了70年代末期，苏联的洲际导弹的弹头数量便优于美国，且质量还在不断提高。于是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公众因此而对其政府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 里根便是在这样一种被动局面下步入白宫的。 一上台的里根，便把重振国威、军威作为他施政方针的出发点，力图恢复美国对苏联的军事优势。然而，里根也清楚地看到，随着航天技术、定向能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个新的太空军事时代正在到来。未来的世界大战，将是大范围的立体战争，太空作战将同地面、海上、空中连成一体，制天权的掌握，将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美苏核力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只单纯依靠加强战略核武器，是很难打破这种僵局的。尤其是面对苏联1800多个陆、海洲际导弹基地，200多架战略轰炸机，300多枚中远程巡航导禅，以及9500枚战略核弹头，美国在防务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探索一条新的出路，里根于1982年3月委托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组织了数十名战略家、科学家和航天工程师，制定了一份“高边疆”计划，作为美国新战略计划的蓝本。里根认为，美国只有横下一条心来，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发展一种新的防御苏联战略导弹袭击的反导系统，方能使美国既有一把攻击对手的利剑，又有一块防御入侵者的盾牌。于是，里根决定当晚发表电视演讲，借此拉开美国新的战略计划的序幕。 电视节目播放时间到了，里根严肃而又随意地坐在了总统椅上，面对摄像机，开始了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讲： ……苏联自60年代初到现在，20多年来一直在全面加强它的军事实力。在过去15年时间里，苏联建起了庞大的新战略核武器库，这些武器能直接打到美国。现在，苏联已经拥有了1200多个可机动发射的导弹弹头，而美国一个也没有。这正是今晚我要对你们发表讲话的原因——必须继续恢复我们的军事实力。 ……我正在采取重要的第一步。我正指示进行一项综合而紧张的努力，制定一项远期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着手达到我们消除战略导弹威胁的最终目标。我相信，我们今晚着手进行的努力，有希望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是的，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渴求有一个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的出现。美国的公众多年来都在盼望着这一天，盼望着美国能在他们的头号敌国苏联面前重新昂起头来。现在，里根总统的这个电视讲话，如同一道横空裂开的闪电，终于让两亿美国公众在若明似暗的天空中重新看到了一束希望之光。 三天后，里根即令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负责组织力量着手制定一项落实其讲话精神的具体计划。随后，国防部于10月正式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了一项被称之为“战略防御倡议”的计划。这个“战略防御倡议”计划，便是后来惊动全球的“星球大战”计划！此计划庞大而复杂。简单说来，就是美国政府为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大规模的核袭击而制造的一项以天空为基地的实施全导弹拦截的综合防御体系的反袭击的长远研究计划。其根本目的，是掌握未来的制空权，以确保在未来的“天战”中夺取胜利。 1984年1月6日，里根总统发布了《国家安全决定》第114号文件，正式下令开始执行新的“星球大战”计划，井于次年6月20日，经美国众议院批准，为“星球大战”计划拨款25亿美元！ “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立即便在世界掀起了狂涛巨澜。甚至有人比喻说：里根总统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便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大感冒。 最先“感冒”的，当然是苏联。苏联国防部长索可洛夫当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迎战说：“如果美国开始宇宙军事化，从而破坏现有的战略均势，那么苏联除了采取恢复均势的反措施以外，别无选择。”接着，戈尔巴乔夫也郑重宣布：“如果苏联将被置于来自宇宙的现实面前，苏联就会找到有效的反击的办法。但愿谁也不要对此表示怀疑。”此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一系列的部署。 然而，只干不说，似乎是聪明的苏联人的一贯作风。最早搞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如此，后来搞洲际导弹时如此，现在搞“星球大战”计划更是如此。如同里根所言：“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就他们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不谈而已。据悉，多达一万多名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从事与战略计划有关的研究。他们干得如此出色，以致我们的专家们说，他们在本世纪未能把一个先进的防御系统部署到太空。”也正如我国有关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星球大战”计划问题，美国在大张旗鼓地做着苏联悄悄做着的事情。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尽管主要针对的是苏联，但对欧洲诸国来说，何尝又不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欧洲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和英国在原子物理、人造燃料、合成材料以及航空、雷达等技术领域，均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后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革命却让美国和日本夺取了优势，而将欧洲诸国无情地抛在了后面。因此，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1985年4月17日，法国召开了政府内阁会议。在此会议上，法国总统密特朗首先提出了建立“技术欧洲”的计划，即“尤里卡”计划。这个被人称之为法国总统“在洗澡间里想出来的主意”，首先得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重视和支持。随后，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又共同拟定了“尤里卡”计划的文件，呼吁共同体诸国积极加入。1985年7月17日和18日，西欧17国的34名外交部长和科研部长以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纷纷聚首巴黎，对“尤里卡”计划展开了正式的讨论。巴黎会议结束后，西欧17国还发表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了“尤里卡”计划的诞生。 亚洲各国又是什么态度呢？ 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作为一个资源严重缺乏的岛国，日本深感没有高技术就难以在21世纪立足，暗中也拨响了小算盘：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刚一出笼，政府当即便作出积极反应，率先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中曾根首相还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提供技术合作问题，将依据1983年11月两国就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进行，必要时还可以考虑派遣技术专家进行专门的洽谈…… 那么，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大好历史机遇，中国怎么办？ 中关村有位老人睡不着觉了，地处北京西北的中关村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这儿住着不少中国最权威的科学家。老科学家陈芳允，便住在这儿一幢普通的楼房里。 陈芳允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的测量控制问题，主要就是他负责的。要记住这位科学家，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行：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陈芳允的头发长了，从来不去理发店。他说，去理发店太费时间，不是理发师傅等你，就是你等理发师傅，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结果还未必满意。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练出了一手绝活儿——自己给自己理发。他一般是十天理一次，有时也半月理一次，没有一定之规，总之依自己的时间而定，随意极了，也方便极了。每当理发时，他便端起一个小凳子，往自家门前一坐，再用一件旧衣服围住脖子，然后左手拿镜子，右手拿剪子，喊哩咔嚓，三下两下，只需一会儿工夫，便把头收拾得既让自己瞧着满意，也让别人看了舒服。陈芳允的另一招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由于他的祖父是有名的裁缝，所以他从小便与针线打上了交道。成家前，所有烂了的衣服鞋袜包括被子，全都是他自己缝补；结婚后，所有烂了的衣服鞋袜包括被子，还是全由他一人负责。时至今日，别看他已是81岁高龄的人了，可一旦衣服烂了需要缝补，只凭一种感觉和经验，他仍能将手中细细的线轻松地穿进那个小小的针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把针尖那样小、头发那样细的小事做到极致、干得绝好的人，脑子里思考的却常常是国家的大事情。尤其是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笼后，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成天都在他脑子里打转。 陈芳允清楚地记得，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笼之前，当时针对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对策问题了。1983年11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了全国上千名专家，对如何发展新技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但中国的高科技到底搞不搞，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现在没钱，等今后赚了钱再搞，大可不必着急；另一种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中国这次要是再抓不住机遇，到下世纪恐怕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了。 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陈芳允感到很有必要找人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便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按响了王大珩家的门铃。 王大衍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这位科学家的特点是喜好听音乐。无论是西方的，还是古典的，他都喜欢。尤其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更是百听不厌。当他听了陈芳允对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的一些想法后，立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咳，我也在想这事儿呢！咱们得坐下来好好聊聊。” 两人不知不觉中便聊了一个晚上。告别时，陈芳允说：“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这样可能事情更好办一些，落实起来也更快一些。”王大珩说：“这个点子太好了，我看呀，咱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算了。”一向很平静的陈芳允有些激动起来：“我看呀，这封信就先由你来起草吧。”“可以！”王大珩痛快地答应下来。 送走陈芳允后，王大珩当晚便睡不着觉了。王大珩是江苏吴县人，虽然己是82岁的老人了，却依然显得精力充沛，很有精神。 王大珩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兼气象学家，尽管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随同父亲观察过天文和气象，对科学仪器的使用产生了兴趣，但他不是一个从小就想当科学家或者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从小没有什么志向，只是想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就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多做点事情。至于做什么事情，我想得不多，也没怎么去想，反正遇到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就尽量做好什么事情，不丢掉机会就行。但有一点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有点精神。” 正是靠着一种精神，王大珩为我们民族的光学事业奋斗了一生。这位曾留学英国十年的中国光学之父，可以说一生都在做着强国梦，一生都在想着国家的事情。十年前，他从长春调到北京后，便开始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进行了更深层的思考，同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科技的最前沿。数十年的科学实践使他深深感到，一个国家的科技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政府部门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政府部门的决策，又往往来自于对科学家的咨询。在他看来，中国科学院应该是国家决策的最高科学咨询机构，而科学咨询历来在国家的决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还是英国的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或者是苏联的科学院，都在本国的国家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科学院如果能变被动为主动，随时主动地、积极地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使政府部门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另一方面还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学咨询的重视，进而唤醒政府部门对科研机构主动咨询的意识。因此，经过今晚与陈芳允交谈后，他觉得尽快给中央领导人写上一封信，以供决策时参考，很有必要。 据王大珩后来说，这封信他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不知修改整理了多少遍，最后才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王大珩给陈芳允看过后，又当即送到了王涂昌和杨嘉挥两位老科学家的手上。 王涂昌是我国核物理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氢弹和原子弹的研究立下了赫赫功劳。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便是他精心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位年仅18岁便以非凡的才华成为清华学校大学部首届学生的科学家，在1961年至1978年间，为了研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根据组织保密的需要，竟同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因此而隐名埋姓长达17年之久！杨嘉墀则是我国著名的航天专家。这位曾当选为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局副主席的科学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一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3年，当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而出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后，便开始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王涂昌和杨嘉墀看罢信后，非常兴奋，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接着，四人又聚在一起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这才依次郑重其事地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王大珩、王涂昌、杨嘉墀、陈芳允。然后，王大珩又写下了一封亲笔信： 敬爱的小平、耀邦、紫阳同志： 首先向你们致敬！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涂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该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查阅裁夺，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 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 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嘉辉 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 敬上 1986年3月3日 当这一切全部进行完毕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又变得严重起来：这封信怎么才能送到邓小平的手上呢？如果这封信通过正式渠道走，即使最后能转到邓小平手上，恐怕也得一月两月甚至半年。再说，采用这种方式未必就一定能转到邓小平的手上。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能走捷径就走捷径，能有门路就自找门路，反正是为了国家的大事而不是自己的小利。不然，再大的事也可能会曲曲折折，甚至根本办不成。于是，王大珩很自然地便想到了一个人——张宏。张宏是王大珩的副手，与王大珩同在一个办公室。王大珩知道他与邓小平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便让他想法把这封信送到邓小平那里。张宏痛快地接过那封沉甸甸的信后，当天便想法把信亲自送了出去。 这天，是1986年3月3日。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科学家和政治家打交道的故事，并不少见。美国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即原子弹研制计划），全世界几乎无人不晓，但在“曼哈顿计划”诞生之前，有个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小故事，却至今鲜为人知：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匈牙利有位叫西拉德的物理学家流亡到了美国，有一天当他听说德国正在加紧研究链式反应时，马上意识到德国有可能正在研究原子弹，于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希望美国政府能率先研制原子弹，以遏制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否则人类的明天将会不堪设想。然后他和另两名物理学家一起找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爱因斯坦，希望爱因斯坦能以他的威望说服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很赞同他们的想法，当即在这封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并把这封信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萨克斯，请萨克斯务必将此信送到罗斯福总统的手上。罗斯福总统看过此信后，感到几位科学家的想法有意思，却并未引起重视。萨克斯顾问便又向罗斯福作了近一步的说明，并向他讲述了一个当年拿破仑就是因为拒绝了科学家的某个建议而遭失败的故事。罗斯福听后恍然大悟，立即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起了一个铀咨询委员会，因而最终促成了震惊世界的“曼哈顿计划”的完成。 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写给邓小平的这封信，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三天，即1986年3月5日，四位科学家的信便到了邓小平的手上。 邓小平就是邓小平。这位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既不需要任何人的讲解，也无需任何人的提醒，他只需认认真真地把信看完，便能果敢地作出正确的决定。当然，11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准确描述邓小平当时看到四位科学家的信之后的具体心情，但从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看完这封建议信后，心情十分高兴，而且从后来的结果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关于中国的高科技如何发展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实在脑子里早就酝酿多时了。 这一说法并非凭空而论，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邓小平的历史，就会发现，邓小平与中国的科技，原来早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62年，中央科技专门委员会刚成立时，邓小平就是委员了。中央科技专门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机构，当时中国的许多重要科研项目，如“两弹一星”等，都是由这个机构决策的。而邓小平，就是其中不少项目的决策者之一。 1977年，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便自告奋勇地提出，愿意主持分管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要求。在一次宴会上，他还风趣地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我愿意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此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国蔚然成风。甚至当电脑还刚刚在中国兴起时，他在一次参观活动中便对科技人员说：“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并亲自为北京景山学校挥毫题辞：“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今天，已经过上了好日子的中国人，自然不会忘记197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前夜。就在这天，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还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如果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经济就上不去；经济上不去，我们整个国家就危险。在会见捷克总统时，他又说，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还不够，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他后来出访日本和美国时，还专门会见了不少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世界高科技飞速发展的紧迫形势，使他大开了眼界，开阔了心胸，同时也让他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中国要想大踏步地往前发展，就必须尽快发展高科技，并且应把社会主义的建设同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惟其如此，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后来当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后，亲临现场的邓小平才可能走进试验室，走迸建设工地，走进低矮狭窄、机声隆隆的地下隧道，与李政道教授亲切握手，与700多名建设者高兴合影，而后对在场的科技人员讲了一段相当朴实却又意味深长的话： 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些高技术项目？我对他说，要看得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全世界都在制定高科技发展的计划，中国也要制定高技术发展计划，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跟都跟不上啊！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 再后来，他又去深圳南巡。当他看到许多高技术后，还激动地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耽误了几百年了，再也不能耽误了。”当有人向他介绍一些刚刚上马的新的技术时，他更是显得特别高兴，说：“好，太好了！越新，我就越高兴；越高，我也越高兴。”有人谈到农业问题时，他说：“将来农业的出路，最终要靠尖端技术。”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思想与中国的科技发展从来就是丝丝入扣、一脉相通的。他不仅知道科技对国防的重大意义，而且还懂得科技对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才可能以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与气魄，以及四川人特有的激烈与大胆，首次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让全中国都感到大吃一惊的论断。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说，邓小平的伟大和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既精通政治，又懂得科技；既能脚踏实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事情，又能潇洒自如地立于世纪之巅构想宏图；既能清醒地看到今天，又能透彻地想到未来；既不封闭我们的民族，也不封闭我们的国家，更不封闭他自己！他是一个讲究实效，讨厌空谈的政治家，一个既要国强又要民富的好设计师，一个真正称得上民族英雄的伟男儿，一个始终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子着想的慈善老人！ 像这样一位伟大的老人，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并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阵狂飚后，他的内心不可能不引起震动，不可能不引起深深的思考，不可能不想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更不可能不想到中国老百姓的今天与明天。因此，当他细心看完四位科学家的信后，就在当天——1986年3月5日——也许是深夜，也许是清晨，这位老人便激动地拿起笔来，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在这封信的天头上果敢而坚定地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直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 1986年3月5日 就这样，作为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邓小平，当他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设计了宏伟的蓝图之后，又在一个春天的夜晚或者清晨，以他高瞻远瞩的目光，博大精深的智慧，气吞山河的魄力，在短短挥笔的一瞬间，便缩短了科学家和政治家的距离，沟通了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心灵，制定了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最具光彩的一笔。 这是科学家和政治家最神圣的结合，这是科学家和政治家最完美的联姻。中国的科学家遇到了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科学家的幸运；邓小平遇到了王大珩这样的科学家，是政治家邓小平的幸运；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时拥有了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和王大珩这样的科学家，则是整个中华民族难得的幸运！ 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即1986年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接着，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四位科学家就信中所提到的有关问题专门作了一次交谈。张劲夫详细听取了四位科学家的意见后，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计划你们预算过没有，大体需要多少钱？”四位科学家相互看了看，谁都没有先作回答，显得既敏感又迟疑。别看四位科学家谈起科学问题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但穷惯了也节省惯了的四位科学家一旦真要说起钱来，便一下显得难于启齿、不好意思了。再说，科研经费是个很难说的数字，说少了，高科技很难搞起来；说多了，说了也等于白说——不但得不到所要的经费，反而连计划也可能告吹。“说吧，没关系。”张劲夫当然知道四位科学家的心理，便鼓励说：“你们说个基本的数字出来，我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下一步作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王涂昌这才说了一句：“能省就尽量省吧，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 1986年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讨论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组织专家讨论制定《纲要》。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又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124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纲要》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论证，最终才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共选人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这7个领域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邓小平看了《纲要》后，十分高兴，当即批示道：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于是，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正式作出决定：拨款100个亿！ 由于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故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成功地研制了“两弹一星”，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历史树起了一座不倒的丰碑。“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科学的组织和科学的管理。863计划的确定，又为世纪末的中国开辟了一块高科技的新的风景。无疑，这是中国科技史上一次革命性的创新。 然而，创新不仅仅只是技术的创新，同时也应该是思想观念的创新，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863计划既然是高科技，就应该有高水平的管理，就必须有跨世纪的管理人才。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高科技的管理，己成为一门科学，一门艺术，而且是科学中的科学，艺术中的艺术。如果我们把863计划比作中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那么集合在这面旗帜下的科学家——无论是领导，还是专家，都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中国科技界最高水平的人才。否则，一切将是水中捞月，纸上谈兵。 1986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吃过饭后，像往常一样，散了散步，便雷打不动地坐到了自己的书房里。 几个月来，为了确保863计划的科学性、可靠性、可行性，他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专家论证会，并分别和不少专家进行了恳切的交谈。现在，有关的论证工作总算基本结束，可他的魂却像被863扣住了似的，想摆脱一下也摆脱不了，想轻松一下也轻松不下来。他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问题要想，所以近一周来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2点到3点，每晚坚持学习、工作到凌晨2点，是宋健从青年求学时期起就一直保持下来的习惯。他担任领导职务后，尽管一方面要处理大量的公务，一方面还要坚持自己的科学研究，但这个习惯他却始终保持不变。他说：“既然大自然安排我们出生在这个大地上，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生、而战、而死，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叫‘天赋人责’。只要中国的科技事业能腾飞，我就是把性命拼掉了也值！” 的确，纵观这位早就饮誉世界科学界的控制论专家在科学上走过的崎岖之路，若用“拼命”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宋健1931年底出生于山东半岛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5岁人本村小学，12岁远离家门，13岁参加护士工作，20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2年，他通过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又有幸跨进了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的大门。1957年，他又开始对最优控制论进行研究，并最终以6篇高质量的论文轰动和征服了苏联学术界，以至于他的导师费德包姆教授几乎见人就说：“了不起啊！宋健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中国能有这样的科学家，前途无量！” 在苏联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宋健除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导弹技术外，又在最优控制论领域有了飞跃的发展。他在该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苏联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而且还被世界科学界认定是对现代控制论的一大贡献！为此，他的导师和其他科学家们一致要求苏联科学院破格授予宋健博士学位。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1960年宋健回国时便只得到了副博士学位。有趣的是，事隔30年后，当中苏关系重新恢复正常之际，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对他这位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又重新授予了全苏联最高学术委员会颁发的博士学位。 1984年，宋健出任国家科委主任，担当起了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重任。这是他生命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重大转折。他受命之时，既逢世界高科技蓬勃发展的大好之机，又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红火之时。凭一个科学家的直觉与分析，他感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历史时机就要到来了！世界科技的中心，如同那天空中游动不定的云彩，在历史之风的徐徐吹拂下，正由西向东作着缓慢而剧烈的移动。中国若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则古文明的太阳，很可能又一次从东方冉冉升起。 作为一个始终坚持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科学家，他当然深谙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趋势，同时也更清楚，在这个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特殊年代里，中国正在兴起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亟待科学技术的鼎力支持，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绝不能成为只是挂在嘴边的一块口香糖。建国以来尽管我们有了南京长江大桥，有了核电站，有了银河亿次计算机，有了葛洲坝水电站，同时还有了氢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但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又面临着如何走出象牙塔，如何与市场、与经济、与世界紧密接轨的严峻挑战。怎样把科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从而大力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是世纪末的中国一项比当年搞“两弹一星”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宋健和一些科学家一样，满脑子开始思索如何发展中国的高科技问题。四位科学家的信得到邓小平的批示后，他高兴万分，欣喜难抑。经过近四个月的不懈努力，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国863计划，现在总算有了一个雏形。但具体将由谁来组织、指挥、实施，又成了他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件大事情。前不久，经过摸底分析，可担此重任的就有20多位候选人。但到底谁更合适呢？他想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朱丽兰。 今天下午，这个近期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经过国家科委党组的评议，在20多名候选人中，朱丽兰力拔头筹，成为大家公认的最佳人选。而且，按国家科委党组的意见，明天将由他与朱丽兰正式谈话。所以，今晚的他，尽管像往常一样伏案于沉闷的书房里，却有一种近日来少有的轻松感。 翌日上午，宋健像往常一样，按时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刚刚打开一个文件夹，朱丽兰便准时出现在了门口。“请坐。”宋健热情地招呼朱丽兰坐下，然后看着依然风风火火、依然朴实大方的朱丽兰，说：“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干什么吗？”“不知道。”朱丽兰答。宋健笑了笑：“你得准备离开化学所，到科委机关来工作。”“我在那儿干得挺好的，到科委来干吗？”“到科委来当副主任。”宋健直截了当。朱丽兰一听，颇感吃惊：“不行、不行，这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哪儿行呀？”“我看你就行！”宋健说，“你不仅要来科委当副主任，而且，863计划，还要由你来负责组织实施！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863计划的‘执行导演’！” 朱丽兰更有些紧张了：“宋主任，863计划是国家的大计划，我比起其他老专家来，还年轻，而且，又是一个女同志……”宋健一听笑了：“女同志又怎么啦？撒切尔夫人不也是女的吗？”直言快语的朱丽兰忙开玩笑说：“宋主任，你这不是存心让我人‘地狱’吗？”宋健再次爽朗地笑了：“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搞科学嘛，就得献身！谁让我们都爱上了科学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入‘地狱’吧！” 两人忍不住都笑了。片刻，宋健颇有感慨地说：“中国的历史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啊！863计划，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能受到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更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也是我们这一代科学家的一大幸事！我想，只要科学家和政治家能想到一起，中国就大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863计划完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中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现在，历史把这面旗帜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交到了你的手上，希望你和其他的科学家一起，无论如何要把这面旗帜扛起来，举下去！” “宋主任，放心吧！只要让我干，我就一定把它干好！”朱丽兰有些激动地说：“既然863计划交给了我，那就由我向国家负责，向你本人负责！重大问题我一定向你请示，但是，具体问题我必须有权决定。” 这就是朱丽兰。 1986年的7月1日这天，对刚刚卸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朱丽兰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她将以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身份，第一次出台亮相，走马上任。 出了门的朱丽兰就让司机开车，开车后朱丽兰就开始想问题。在车上想问题，是朱丽兰多年养成的习惯，但今天，连她自己都感到有些奇怪，脑子刚一启动，她首先想到的便是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说过的一段话：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女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痛苦和骄傲中放弃传统，然后在蜕变的过程中从事她的学习，也就是在自由之中生活。 朱丽兰喜欢哲学，闲暇时也爱读读文学作品，不少大师的名言，她常常能做到过目不忘。此刻，她竭力想摆脱这句话的纠缠，好让自己想想今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究竟该是什么？可不知什么原因，一想到自己待会儿就要登台亮相，心里便多少有点沉重。 事情来得实在有些突然。 自不久前宋健与她谈过话后，朱丽兰心里一直有些不安。一年前，让她出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就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这次让她到国家科委当副主任，更是她连做梦也没想过的。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你整天都在琢磨的东西，到头来未必就能得到；可有些你从不经意的事情，说不定又会突然从天而降。她在仕途上向来没有“野心”，对“当官”一类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兴趣。如果说她有“野心”的话，那就是想当一个非常出色的科学家。还在读女子中学时，她就十分崇拜居里夫人，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追求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价值，她曾打算终身不嫁。只因后来感到不结婚麻烦事很多，非议不少，反而影响了干事业，这才改变了独身的打算。 汽车行驶在宽阔的中关村街上。北京夏季的早晨，干冽的空气中夹着淡淡的清香，有微风拂来，让人感到一阵少有的清爽。不一会儿，车子便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国家科委大楼门前。朱丽兰下了车，一抬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几个大字便首先映入眼帘。一看到这几个赫然醒目的大字，她就像回国后第一次在天安门看到了国旗，内心有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庄严感和沉重感。 8时整，国家科委全体党员大会即将开始。与会者刚一坐定，便发现今天的会场与往日有一点不同：会议主席台上，多了一位朴实大方、年纪不大的老太婆。 “这是我们科委新来的副主任。”主持人刚宣布大会开始，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便首先站起来介绍说，“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一位女同志，她的名字叫——朱、丽、兰！” 全场有掌声响起——当然是礼节性的掌声。朱丽兰平静地站了起未。人们这才看到，这位新来的女副主任个子不高，圆脸，短发，戴眼镜，外表看上去虽显普通，气度却很是不凡。 “大家好！”朱丽兰很有礼貌而又不失风度地点了点头，然后才极其自然而又十分流畅地说道，“不错，我是一位女同志。可我首先得向大家声明一下，我不是一位温柔的女同志。我在化学所时，那儿的人都叫我‘厉害的老太婆’。不过，我虽然厉害，但我自己认为我没有坏心眼。我到科委来，不是为了当官，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把中国的863计划搞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朱丽兰讲完，平静地坐了下来。台下又响起一片掌声——还是多少带着礼节性的掌声。不过，这一次的掌声，似乎比先前的掌声少了几分做作，多了几分热情。因为见多识广的科委机关的干部们毕竟从朱丽兰那底气十足、简短明快的话语中，听到了几分自信，几分直率，几分坦诚。她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直言快语，辛辣有味；朴素实在，没有花架子——像个干事的官！ 几天后，人们开始发现，这位自称是“厉害的老太婆”确有“厉害”之处：她思维敏捷，反应极快，你向她汇报情况，得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争分夺秒，加快节奏，否则，她会说你啰里啰嗦，效率太差（据说，一位中层干部向她汇报完工作后，后背全都湿透了）；她思想活跃，口才极好，开会说话，一概不用讲稿，更没有那种连“哼”带“啊”的官腔官调。一旦讲起话来，直言快语，口若悬河，你若稍稍心不在焉，脑子偷懒，就无法跟上她的思路，根本不知她讲了些什么。倘若她一旦突然发问，你便会当场露馅儿，呆若傻瓜；她行动果断，办事利落，处理问题从不优柔寡断，粘粘糊糊，一旦发现有人做事拖拖沓沓，效率不高，她马上就会提出批评，不给一点面子……当然，这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厉害的老太婆”的“厉害”，还在后头呢！ 然而，“厉害的老太婆”再“厉害”，也毕竟是“老太婆”，在中国这个由男性文化塑造了女性形象的国度里，堂堂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把交椅，怎么可能让一位年仅50岁的女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呢？更何况，863计划是中国历史上最新的关涉到国计民生的带有战略发展方向的高科技计划，让一个女人来披挂上阵，组织指挥，行吗？ 不管怎么说，朱丽兰已经实实在在地坐在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朱丽兰的办公室在国家科委大楼的九层。这是一间很宽敞很整洁很明亮很舒适甚至多少带有几分洒脱的办公室，由于这间办公室在不经意中显出了几分特有的高雅和特有的庄严，因而一般的人来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放轻脚步，肃然起敬。 坐在了如此高雅如此庄严的办公布里的朱丽兰，内心却并无一点飘飘然的感觉，相反，她的心情却比先前沉重得多。一次，她对她的秘书蒙建东女士说：“说实话，我来当这个官，心理压力很大。总有些不踏实。这并不是我怕保不住我的官位。我对当不当官，从来都无所谓。不当官了，就回我的化学所去继续搞试验。反正搞试验那玩意儿又不需要太高太多的条件，只要有我一张桌子就行。但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既然国家把863这面旗帜交到了我们的手上，说什么我们也得把它扛起来，只是我感到这面旗帜实在太重太重了！” 是的，单就中央拨给863计划的100个亿专款来说，就足以让她感到了这沉重的分量。朱丽兰是从基层上来的，科学家们多年来使用的科研经费情况，她最清楚不过了。她至今还记得她当年为搞一个科研项目到处申请经费的难堪细节；她更熟悉不少专家由于缺少科研经费，而只得吃方便面、啃冷馒头的情景。她知道，中国的科研经费之低，在全世界恐怕都是很典型的。以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为例，外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美国的大学里，如果有800万美元的基础科研费，只提供给17个科学家享用；而中国则要由1 多名科学家来共同分享。在美国，每一位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时，可获得47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的每一位科学家平均却只能有684美元来从事必须领先于世界的科学研究。即是说，中国科学家每人所能获得的科研经费，仅仅是美国科学家的1.46％。 再以863计划的经费为例，虽然从1987年到本世纪末，国家拿出了100个亿；可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投资若与其他国家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相差甚远！据有关数据表明，中国整个863计划所使用的经费，还不如美国一家公司一年的科研经费，不及日本一年高科技研究经费的1/340！ 然而，朱丽兰深深知道，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能一下子拿出100个亿来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须知，这100个亿是从国家极其困难的财政收入中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的，每一分，每一厘都渗透着全国人民的血汗呀！这100个亿对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讲，可以说是一笔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对从不与金钱打交道的她而言，简直就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金山了！因此，她必须珍惜，必须精打细算，必须做到科学管理，合理应用。一句话，她必须当好这个“守财婆”。 然而，从科学家变为国家职权部门的管理者，并非易事！朱丽兰过去的身份是科学家，科学家的特点是和客观打交道，和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打交道，不和人打交道。而做科学管理工作则不同，不光要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还要与方方面面的领域和学科打交道。因此她决心把科技管理工作当作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来研究，她深知，863计划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法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方面出现失误，后果都不堪设想。作为863计划的具体组织指挥者，她首先必须明白的是：自己到底都有哪些不明白？为此她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每天下班后推迟一个小时回家。干什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老老实实地学习。 朱丽兰是个从小就把学习当作一件终身大事的人。她深深感到，身处当今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非常之快。一天不学习，就落后；两天不学习，就比别人傻；三天不学习，就会有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因此她认为，一个领导者最大的悲哀，就是不学无术！不过在她的理解中，知识这个概念应该有所更新，应该重新确定新的内涵。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句至理名言，但今天，真正的力量已经不再是知识，而是如何掌握知识的知识！所以她说，培根的那句名言应该修改成：“掌握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 于是，为了学习“掌握知识的知识”，她开始拼命读书，拼命查阅各种资料。一本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的足有半尺厚的现代经济学经典著作《宏观经济学》，她也硬是把它啃读了一遍。据她的秘书透露，这么多年来她已记了100多本读书笔记。同时，她还把眼光投向世界，分析和思考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科技格局以及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并从中国的高科技现状出发，分析和思考中国的高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参与国内经济建设的作用，试图借此探索一条中国科技管理的新道路。为了使自己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高效率地投入工作，她在几次做较大的手术时，都强烈要求医生不使用麻药。因为她是学化学出身的，知道麻药对大脑会有一定的影响。她宁愿忍受手术刀带给她的痛苦，也要换取自己大脑最低程度的损伤。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思考，她从不肯浪费一分一秒。比如，出国访问前，需要做上一件像样的衣服，秘书领着她去量尺寸，她量完尺寸后拔腿就走，一分钟也不肯多呆。至于衣服的颜色款式什么的，她全留给秘书去作主了。若遇有外事活动，她不得不去理发室弄弄发型。细心的理发师傅为了把发型搞得好一些，在时间上稍微拖长了一点，她便催促道：“行了行了，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甚至下班回到家里，她也同样惜时如金。她女儿说：“我妈一分钟能干完的事情，绝不用一分零一秒。每次吃完饭，她总是马上洗碗，理由是：趁热洗，洗得快，最省时间。”她儿子说：“我妈白天老开会，晚上还加班，这种生活方式太可怕了！”国家科委机关资料室管理员说：“我在资料室干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有人像朱副主任那样读了那么多的书！”她自己则说：“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不同的时期读不同的书，担任不同的角色读不同的书，目的就是要明白：自己到底都有哪些不明白。” 与此同时，朱丽兰还撰写文章，著书立说，与国内外同行交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考。为普及高科技知识，宣传863计划，传播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维、新观念、新趋势、新动向，她还四处演讲，试图借此增强国民科技意识，倡导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她的演讲充满激情，富有鼓动性、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有浓度，还有透明度。每到一处演讲，她总要先做充分的准备，如听众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内容，具体有什么要求等等，她都要秘书事先帮她搞清楚，以便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但她从不事先写讲稿，也不让秘书替她写讲稿，更不照着念讲稿。最多，在一张纸条上写上几条提纲就行。所以，国家科委不少干部都说，听朱丽兰讲话，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 由此一来，朱丽兰确实学到了不少掌握知识的知识，明白了许多原来不明白的东西，从而获得了工作上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和她接触过的科学家们都说：“朱丽兰似乎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有些事情就是想瞒也瞒不过她，想糊弄也糊弄不过去。”著名基因工程专家陈章良还说：“你可以和朱丽兰随便谈你的专业，用不着担心她听不明白。相反，她的反问有时连从事本专业的科学家都要再三思量之后，才能作出回答。” 然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依然令她颇感困惑，这就是：863计划在实施中，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管理体制？ 一个国家，一个部门，最可怕的落后，莫过于管理体制的落后。中国的科技，长期运行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轨道上。由于863计划代表了当今世界高技术的发展潮流，因而与旧的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甚至格格不入。于是，863计划的管理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新的模式，什么新的管理机制，便成了能否举起863这面旗帜的关键。 在朱丽兰看来，中国的科技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创新。但创新不应该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应该是组织的创新，管理的创新，领导的创新；而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并大胆使用人才，则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当高级的知识人才拥有了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时，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这个民族才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当今世界，人才问题已被世界诸国提到了战略的高度，甚至有的还不惜血本地展开了人才争夺战。中国虽然经济不发达，但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人才是最大的资本！那么在金钱不够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人才这个特有的资本，如何将人才的使用问题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次上来加以认真对待，则不能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因此，为了给科技体制的改革探索一条新的出路，国务院和科委的领导们经过反复认真的思考，在充分借鉴国外高技术先进管理办法和吸取我国60年代搞“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863计划确定了一个新的管理机制：“专家决策管理制。”所谓“专家决策管理制”，即指863计划管理的主体是专家，而不是政府部门。一句话，过去搞科研是政府部门说了算，现在搞863，无论是项目还是研究经费，要由专家来决策。对此，一位记者打过这样的比喻：各个领域的专家好比是一批“种地能手”，国家把一大笔经费交到他们的手里，由他们自己去选择最优良的“种子”，找出最好的“土地”，种出最好的“粮食”，然后再投放到市场，参与国际国内的竞争。 这种体制的确定，打破了我国几十年来始终完全由政府部门决策的旧体制，它使中国的专家们从政府决策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而政府则更多地把自己的功能集中在宏观调控上；从国家要我干，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干；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把决策某个具体科研项目的权力，第一次真正交到了科学家们的手上。比如，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该槁还是不该搞，该怎样搞，由专家说了算。如此一来，专家们不仅拥有了提出和决定项目的权力，而且还掌握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财政大权：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秀才们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恐怕尚无先例。 朱丽兰作为863计划决策指挥系统中的“执行导演”，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专家决策管理制”的正常运行。 然而，“专家决策管理制”毕竟是个新课题；在国内还从来没有搞过，一旦真正运作起来，同样矛盾重重。 首先，863计划到底启用什么样的专家，就是一个大问题。是用老专家，还是用新专家？是用第一线的专家，还是用第二线的专家？是用名气大的专家，还是用名气小甚至没有名气的专家？若从工作角度考虑，用年轻的、第一线的专家自然更合适一些。但若是不用老专家，老专家又会有意见；如果用老专家，虽然名气大，成就高，经验多，但毕竟年事已高，精力上难以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科技事业需要培养跨世纪的人才，必须有更多的青年科学家作为21世纪中国科技大厦的“顶梁柱”。因为863的项目不同于过去有的科研项目，它必须真枪真刀地干，必须拿出成果并投放到市场去参与竞争，经受检验，接受挑战。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再者，从国家的科技发展来看，863计划不仅要搞出卓越的成果，而且还必须要为21世纪高技术的发展培养一支科技队伍，如果不把一批较年轻的科学家们推到第一线进行实际的锻炼，国家将来没有了人才怎么办？因此，国家从科技发展战略上考虑，规定参加863计划的专家，年纪要在60岁以下。 这一规定一出台，有少部分老专家便多少有些想法，个别的老专家甚至一时难以接受。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朱丽兰一方面利用大会小会讲道理，一方面与老专家们单独谈心，相互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她抓紧对60岁以下的科学家进行选拔和考核。凡是被推荐上来的专家，她都一个一个地去了解，找他们当面交谈，考察每个专家是否有战略的眼光，是否有独特的见解，是否有挑战世界的胆魄和能耐，并认真听取老专家们的意见。最后再作一次综合的评价，行，留用；不行，再选。 但“专家委员会”组成后，新的矛盾又随之出现了，这就是：部门与863、部门与专家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为的是一个“钱”字。本来，为了搞863，国家投资了100个亿，这该让中国的科学家们感到心满意足了。可这笔经费一旦分别撒向七大领域后，便又多少显得有些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经费都是按照部门或单位拨款。现在实行“专家管理制”后，经费是跟着项目走。即是说，某个研究集体一旦获得了863的某个项目，便可得到一笔科研经费，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由于搞863的专家都是从全国各个院校或研究所挑选上来的，用句时髦话说，他们是在为国家“打工”。他们干的是863的事，拿的却是本单位的钱。他们的住房、职称、工资、奖金等，全部还得由原单位解决，原单位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这些专家一只脚虽然已经迈进了863的办公室，另一只脚却有可能仍在原单位；他们的脑袋尽管已经进入了863计划，屁股仍有可能还坐在原单位。当确定863项目，涉及到经费问题时，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原单位伸出来“捞钱”的“手”。 从专家个人的角度来看，想给原单位带回项目带回人民币，是可以理解的；而原单位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希望那带着经费的“良种”落入自己的一亩二分地，也在情理之中。但从国家的利益考虑，这一想法和做法就并不合适了。因此，敏感的朱丽兰强调指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希望参加863的专家不要用屁股指挥头脑。”并由此确立了863的精神是：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作。同时，为了杜绝部门所有制对高科技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在确定项目和经费时，不与部门对话。这样一来，便在一定时期内得罪了一些部门。没有得到经费的一些部门不仅对863有意见，对自己单位搞863的专家也很有看法——谁让你没为本单位带回实惠呢！ 身处矛盾旋涡中的朱丽兰只得四处奔走，八方协调，再三强调：“不与部门对话，并不等于不要部门，而是要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她为此多次召开协调会议，反复向各部门做王作，甚至有时还会与人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可她既坚持原则，又苦口婆心，最终还是取得了部门的谅解和信任。 然而，863计划实施后不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计朱丽兰颇伤脑筋，这就是，863计划各个领域每个阶段的战略目标，是由各领域的专家委员会确定的；目标一经确定，所斋的经费便直接拨到专家们的手上，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若有什么开支，只需有关的专家签个字，钱就可以动用。中国的科学家们能一下掌握如此大的财权，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朱丽兰深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权力越大越应该受到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注定会腐败的。权力如果没有监督与约束，权力越大，腐败就越大——这对谁都一样。专家也是人，是人就有难以克服的弱点。那么，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如何克服专家自身的弱点，如何对专家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呢？ 朱丽兰通过反复琢磨，终于想到了一个新招：对863专家，也要进行严格的考核与监督。这一想法提出后，不少人都说她太冒风险，甚至连宋健也有些担心。因为863的专家，个个都是在全国数得着的人物，若是对他们也要进行考核、监督，万一因此而有所得罪，那还如何举起863这面大旗？但出于对国家高度的负责，朱丽兰还是这么做了。这一来，还真把一些专家给得罪了。有的专家一听要考核，心里便很是不平，说：“朱丽兰的新招就是多！我们为了863累得半死不活，没想到她还要考核我们，这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吗？”甚至有的当面对着她说：“考核我们可以，你朱丽兰要不要考核？”朱丽兰笑了，说：“不管是谁，都要考核！我朱丽兰当然也要考核！不仅要考核，而且要首先考核，严格考核！若是不合格，我自动辞职！” 还有的专家说了：“对我们进行考核，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朱丽兰还信不过我们？”朱丽兰说：“考核你们，正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做了工作，干出了成果，专门找人来进行评价，对你们的工作有一个监督，有一个检查，有一个反馈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怎么说明你们的成果？你们总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专家们细细一想，确有道理。是真金，就不怕火来炼嘛！只要没做亏心事，还怕半夜鬼敲门？经过考核，堂党正正，心安理得，再痛痛快快地干事情，有什么不好？于是，便请来22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组成了一个监督评估考核小组。 所谓考核，一是对专家进行考核。就是选择一定的时候，让863每个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者课题组组长上台讲你前期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的计划与构想、策略和目标，每个人只给15分钟。讲完后，再让由老专家组成的评委给你打分。谁最后得分最高，谁就继续留任；谁不及格，谁就让贤。二是对所选的项目进行考核。哪些项目该上，哪些项目不该上，都得经过严格的评审考核后，方能最后确定。三是对每位专家在权力的使用上，经费的开支上，也进行公开的监督考核。比如，每个专家手中的钱都干什么用了，每一笔是怎么开支的，得说个清清楚楚。如果某个项目计划是50万，你实际却花了60万，那么为什么多花了10万？也得讲个明明白白。 同时，为了真正做到用制度管理人，以法治人，还专门制定了863计划管理细则和863经费管理细则。而且，朱丽兰还要求每个领域必须拿出自己切实可靠、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以及经费管理制度，并将这些方案和制度公布于众，广而告之，让每个成员也来参与监督。如果谁认为有什么不合理，或发现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她朱丽兰告状！ 总之，一切都是公开的，民主的，透明的。尤其是当863的决策系统、执行系统、评价系统和监督系统全部建立起来后，一个新的先进而科学的现代科学管理机制便得以形成。这一机制既保证了863计划的公正性，又保证了863计划的可靠性。 “这就是改革。”朱丽兰如是说。 中国要搞现代化，就得要有现代化的领导。但什么样的领导，才是真正的现代化领导呢？ 朱丽兰不是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领导，而是属于那种具有战略思想、战略眼光、习惯把问题放在国家的战略层次上来考虑的领导。她善于把科学渗进管理，把科学管理和领导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从而让科技管理工作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又是一个相当实在、相当朴实、相当单纯、相当透明的人。如果我们用一般印象中的“领导”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话，也许就会感到她不太像个“领导”。然而，也许正是这些“不像”之处，恰恰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领导的风范所在，也是朱丽兰最具光彩的人格魅力所在。 朱丽兰的“不像”之一，是敢抓敢管，敢于负责，处处表现出“厉害的老太婆”的“厉害”。 朱丽兰对人对事，要求十分严格，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凡是她要干的事情，她非干好不可；凡是她要抓的工作，她一定要抓出成绩；凡是她要管的问题，她也坚决一管到底。在她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容不得半点虚假，更容不得半点的不负责任。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一开始，她就明确提出，每个领域在制定战略目标时，一定要围绕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来考虑，要同国家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单纯盯着那些只在学术上有意义而无实际价值或者只能出好论文好文章的项目；要收缩战线，集中力量选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技术，加大投资力度和重点攻关，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为了让专家委员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她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滚动制”。所谓滚动，一是指对专家进行滚动。就是说，专家不搞终身制，某个专家的年龄或任期到了，就自动退出。在做某个项目时，专家既可以随时“滚”进，又可以随时“滚”出。863的专家一般两年一换，换届时，如果你仍然当选了，就继续留任；若是落选了，就另作安排。二是指对选择的项目要进行滚动。某个项目好，就列入863计划；某个项目不行，就滚动，就取消，就让别的好的项目再“滚”进来。但“滚”进来容易，“滚”出去就难了，因为这明摆着是得罪人的事情。 但朱丽兰不怕得罪人。她不管是谁，该“滚”出去的，照样“滚”出去；该“滚”进来的，照样“滚”进来。凡是一些主题不明确，主次不清晰，没有重点，没有主攻方向，白菜萝卜一大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项目，她或者当面“枪毙”，或者顶回去让重搞。毫不留情，绝不手软。 生物领域开始交上来的战略目标她看了后不满意，便向专家提问发难：你们生物工程到底与中国的农业生产迈向新台阶有什么关系？你们先搞清了这个问题，再把战略目标送上来。材料领域开始制定的战略目标太零散、太庞杂，一搞就搞成了一棵大树，财力上根本无法支撑。若要减掉一个项目，无疑等于从专家身上割下一块肉来。但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她还是果断地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不把原有的400多个项目砍到300项以内，就别想从我这儿拿到经费！” 有的专家对此很有意见。她说：“有意见也不行。在这样大的原则上，如果怕得罪专家的话，我认为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既然我在其位，我就要谋其政。国家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乱花，必须用到点子上。不管是谁，不把项目搞好，我就不给钱！” 朱丽兰还是个务实不务虚的人。她不光管大事，也同样要抓小事。而且，只要她讲过的问题，就必须要有落实，不能说了不算，光说不做。比如，科委机关的厕所有味了，外宾来时很影响中国的形象，她说了几次也没得到解决，她就亲自抓，一直抓到厕所没味了，这才罢手；食堂的伙食不好，群众意见很大，说了几次，不行，她也亲自抓，一直抓到食堂管理员那儿，等伙食有了好转，这才停止；还有分房子问题，她在党校学习，还给分房委员会的同志打电话，提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告诉他们要制定原则、规程，一定要做到公平、合理、公开、透明。因此，科委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知朱丽兰的“厉害”。 但“厉害”只是朱丽兰的一个方面。她不光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和风险，在生活上对专家们也很关心。考虑到863的专家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并不理想，她建议每月给补助30元的生活费。30元人民币对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对中国的一名大专家来说，当然是一笔可怜而又可笑的数目——用有的专家的话说，连一只大母鸡都买不回来。但就为了这可怜而可笑的30元，她到处“烧香拜佛”，八方讲解“游说”，直到最后找到了财政部长的头上，才使这可怜的30元人民币落到了大专家们的手上。 此外，生活中的朱丽兰还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她做的红菜汤，始终受到丈夫和儿女的一致好评。她会织毛衣毛裤。儿子的，女儿的，还有老头和孙女的，都是她亲手所织，且出手不凡。一次，科委机关搞手工艺品展览，她参赛的一套毛衣毛裤居然还获了奖！她会做针线活儿。全家人的衣服坏了，从来都是她缝她补。至于家里的被子、床单、蚊帐等有了毛病，也由她大包大揽，她会理发。她家有一把理发推子，说不清已经跟了她多少年了，儿子、女儿和丈夫的头，一直由她全部承包。去德国学习时，她也带着一把理发推子，每到礼拜天，便给中国的留学生们理发，她还会弹钢琴。早在少女时代，她便学会弹钢琴了，此后音乐一直陪伴着她的生活，并成为她精神的必需。只要有时间，她要么听音乐，要么弹钢琴。她最喜欢昕的曲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她最喜欢弹的曲子，还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知什么原因，她太爱这首曲子了，每当一弹起这首曲子，她的内心就会掀起感情的狂涛巨澜，就仿佛获得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巨大力量。于是她说：“我不能战胜别人，却可以战胜自己！” 朱丽兰的“不像”之二，是敢于直言，敢于批评，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 朱丽兰对专家对同事，从来都是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在领导面前也是有什么讲什么，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一次，她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863的有关情况。为了使863的某个项目能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得到中央的批准，她当着李鹏总理的面，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最后她还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尽快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最好请李鹏总理担任组长。 李鹏听了后问：“为什么要我当组长呢？”她回答说：“你要当组长的话，什么事情就好办了。”李鹏问：“为什么呢？”她说：“美国就是克林顿当组长呀。”李鹏又问：“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她说：“当然了，因为许多事情都是在国家层次上拍板嘛！” 尽管当时不少人都为她的直言捏着一把汗，可结果是，李鹏被说动了，并且大力支持。后来她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那么一次汇报的机会，失去了，事情就可能永远办不成。为民请命，就得冒点风险，所以我也只好豁出去了！” 朱丽兰对上敢于直言，对下也敢于批评。凡是由她主持的会议，她绝不容许信马由缰，夸夸其谈，耗费时间。她不仅要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还要求发言主题必须明确，内容必须充分。一次会上，一位局级干部讲话唠唠叨叨，游离主题，她马上当众打断那位干部的讲话说：“不要再兜圈子了，赶快进入正题吧！”她话一出口，语惊四座，那位干部自然也很难堪。但她宁肯得罪人，也不愿对不住时间。 朱丽兰的“不像”之三，是不光敢于批评别人，同时也喜欢别人对她进行批评，敢于接受别人对她的批评。 有一次，科委召开某个会议，会议议题是要削减科研单位的事业费拨款。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位专家便突然站了起来，当众指着朱丽兰和宋健说：“你宋健和朱丽兰，你们就是为了保自己的官，所以才要削减科研事业费拨款。”这位专家话一出口，全场一片震惊，与会者一齐把目光投向了朱丽兰和宋健。 一般来说，一个领导碰上这种情况，是十分尴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吭声；或者为了不让自己再尴尬下去，便赶紧装出一副十分大度而又相当谦虚的样子，连连点头“好好好”，不断声称“是是是”。可朱丽兰不。她想，这个科学家敢于当面直言，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品格，说明了他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不是为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他干吗要这么讲？干吗要得罪我朱丽兰？ 于是她不但不生气，反而还非常高兴；不但不回避，反而还主动站了起来，当众大声说道：“我对你能够当面直言，非常地欣赏。但你对我的说法，我不能接受。我也是一个公民，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我有缺点，你可以提。但你提得不对，我也有不同意不接受的权利。我有必要向你说明的是，之所以要削减科研费拨款，是为了鼓励科研单位去争取合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不是为了别的；我干工作，只考虑对国家是否有利，而绝不是为了保官。我对我的这顶乌纱帽，从来都无所谓。” 还有一次，当专家们在会上谈到某个领域的计划不行时，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当众指着她说：“这个计划不行，为什么就不改？这个问题你朱丽兰应该承担责任！”她马上表态说：“你说得对。当初这个计划我没把好关，我应该承担责任。” 朱丽兰的这种大度，这种真诚，这种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的姿态，反而赢得了专家们的信赖和尊敬。难怪有人说：“和朱丽兰打交道有个好处，一点不累。她心里想什么，你不用猜，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她不像有的领导，说话办事总是喜欢打太极拳，让你半天也琢磨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 朱丽兰的“不像”之四，是喜欢在讨论和“争吵”声中工作。 她说：“一个领导，要多听批评，多听不同的声音。尤其在学术问题上，要多开展平等的讨论，不要分什么领导啦，院士啦，主任啦。在科学上应该人人平等，就像在法律上人人平等一样。一个问题，只有在争论声中，才可能更接近真理，更接近科学，从而避免我们少犯错误。”因此，她最喜欢参加专家们的讨论会。会上，她不仅自己爱提意见爱提问题，而且还希望并要求大家反驳她的意见和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她说，提意见提问题，是消除意见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我们应该倡导这种风气。每当她与专家们就某个学术问题发生针锋相对的争辩，或者看见别的专家在相互争辩时，她心里便有一种愉悦感，踏实感。甚至，在科委党组学习会上，有了问题她也强调和提倡展开争论。她说，有意见有想法，说了比不说好，当面说比背后说好，争论比不争论好。以至于科委副主任邓楠和她开玩笑说：“你朱丽兰是最善于挑起争论的了。总是喜欢领导群众‘斗’群众，领导领导‘斗’领导。” 朱丽兰的“不像”之五，是最讨厌有人动不动就请她“作指示”。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这样的领导：下车伊始，“指示”连篇；走到哪，就“指示”到哪，好像党的指示是他们家的咸泡菜，想怎么咬一口，就怎么咬一口。可朱丽兰不。有时，她去参加一些普通的会议，有人一上来就说：“现在，我们请朱丽兰主任作指示！”接着就是掌声，就是欢迎，就是无聊的仪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当面直言：“我最讨厌‘作指示’这句话了！我没有那么多的指示。一个领导，哪有那么多的指示？什么叫指示？黑字白纸红头文件，才叫指示；经过党组集体研究讨论并要大家执行的，才叫指示。其余的，都是我个人的意见。” 于是有人说：“朱丽兰好就好在，当了领导不像领导，还是科学家的样子，还是科学家的作风，还是科学家的品格。”还有人对她作了这样的概括： 做朱丽兰的上级，你可以宽心，因为她很少把难题往上交； 做朱丽兰的下级，你干着舒心，因为她从不把责任往下推； 做朱丽兰的同事，你可以放心，因为她从不在背后搞小动作； 与朱丽兰共事，你得十分地用心，因为她太认真太负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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