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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阿境 这里是阿富汗边境小镇斯平波德克。乍一看，它与巴基斯坦没甚两样，人的模样相同，街道和房屋式样也相似。所不同的是这边的旗帜是白底绿字，而那边则是星旗；这边的警察戴的是大沿帽，而那边则是贝雷帽；这边的车辆靠右行驶，而那边的则是靠左行驶。 眼前见一大门，便知这是两国相交之处，赶紧举起相机，却马上被塔利班士兵发现并制止，方记起塔利班不许拍照的禁令。听说有两位法国人，就因拍摄了身着“布尔枷”（一种遮蔽女性上下，只露眼孔的服装）的当地妇女，结果被抓了起来，身陷囹圄，等待以“违禁”之名治罪。虽然法国政府和联合国已为此展开了营救行动，但塔利班当局不为所动。 跟着小兵来到一个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汽车，另有一些也像那位小兵一样手中持枪、头缠布包的人，只是布的颜色是杂的。院子不小，除临街处留有一个口子，四周皆是泥巴围墙，几幢土屋散布其间。看样子这是塔利班设在这一带的“机关大院”。在一幢土屋门前，那位小兵掀起门帘，记者猫身而入。里面约10平方米，光线较暗，一大群人席地而坐，他们都是一色装扮，人人皆有垂长胡须。屋内墙面黄泥毕露，地面铺有地毯和席子，上面放着两个水壶和几个玻璃杯，里面盛有茶水，还有一包散装的糖块。屋里的人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嚼着糖块，也有人手持一串珠子，逐一数着。 域外之人突至，引来众多目光，主事的头目正盘坐在角落处，记者将护照、证件递上，向他致意，报明身份，说明采访目的。记者用英语刚一说完，坐在离那头目不远的一人即将它翻译过去，后又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对方说，欢迎中国记者访问阿富汗，表示愿尽其可能提供便利。接着填表、签字、画押，人境手续才告完成。 那位翻译名叫穆罕默德·谢里夫，是受雇于联合国某机构的阿富汗人。之后我与谢里夫一起离开塔利班“机关大院”，来到镇上，租车去坎大哈。镇上居民似乎很乐意被摄人相机，并不在意塔利班当局的禁令。 斯平波德克镇远离战区，享有阿富汗其他地方难得的安宁，人们脸上的笑容要多于愁容。这里不仅毗邻边界，还是通商要道，店铺一家挨着一家，但多数规模不大，经营品种也较单一。 断手难民 街上与一位失去双手的人不期而遇。经再三劝说，他才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悲惨遭遇。 他叫“汗”，47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他的家乡在阿富汗西部省份赫拉特，成年后他在坎大哈市谋生，并娶妻生子。那是1984年，一天，一排苏军炮弹突然打来，其中一发击中他的家里，他和妻、子当场被炸伤，倒在血泊之中。他本人身中18块弹片，经抢救虽活了过来，却永远失去双手，一些弹片至今仍留在体内。后来，举家逃往巴基斯坦奎塔避难，一家人从此沦为难民，至今仍是难民身份，每天仅靠有限食物配给勉强维生。现在，他们一家还住在奎塔的难民营里。 每当说到悲切之处，汗先生嗓音哽咽，并用“双手”擦泪。此情此景，记者哀怜之感油生。忙从兜里掏出几张零散的美金，塞到汗的衣袋里，同时对他说了些安慰的话。不意在场的当地人反应似乎“平淡”，类似的悲伤事例他们见得太多太多了。 幸会总督 坎大哈是阿富汗第二大城市，还是塔利班总部所在地。1994年塔利班就是从这里起事，而今已占据首都喀布尔，控制着阿的大半壁江山，成为阿的主要政治、军事派别。 坎大哈距斯平波德克110公里，其间多为荒漠、丘岭。因长年战乱，道路失修，车行其上，尘土飞扬，颠簸不已，一百多公里路程竟跑了5个来小时。 抵达坎大哈时，已是黄昏时分。虽说阿连年烽烟不绝，但坎大哈近年却远离战火。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只是破旧的房屋街区及附着其上的累累弹痕，才令我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一个曾遭战火摧残的城市和一个仍战乱不已的国度。 那天会见是在“坎大哈总督宾馆”进行的。哈桑总督是塔利班“六人委员会”成员之一，相当于副总理一级。他个子不高，身坯敦实，右脚安的是一个假肢，这是当年抗击入侵苏军时给他留下的“纪念”。那时哈桑是一名抗苏游击队战士，有一次在坎大哈“中国医院”（70年代中国援建）附近与苏军激战，他起身去抓逃跑的苏军，一排子弹扫来，将他的右脚打断。 刚一见面，哈桑就直言不讳地说他不喜欢记者，认为记者的报道往往有悖事实，说这是他数次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后得出的“经验”。但他还是答应给记者5分钟时间。 随着谈话的深入，哈桑总督的态度有所改变，会见时间一延再延。他对记者送给他的关于中国的介绍材料兴趣浓厚，不时乘着翻译的空档测览，末了还特告记者，希望往后能再送些给他。会见前后共1小时40分钟。没想到最后哈桑总督“恩准”记者采访塔利班设在坎大哈市郊的什尔巴扎战俘营，还亲自给那的头目写了封信，让记者捎上。据说，我是第一位被允许采访战俘营的记者。 深入战俘营 什尔巴扎战俘营位于坎大哈以西约3公里处，那里原来就是座监狱，而今被改为战俘营，里面关押着1000多位反塔利班联盟的战俘，是塔利班最大的一个战俘营，主要是杜斯塔姆和马苏德派的。 塔利班在此对这些战俘进行“思想改造”和“感化教育”。用哈桑总督的话来说，这些战俘也是他们的兄弟，只不过是被杜斯塔姆和马苏德等“误导”罢了。他允准记者前往，为的是让外人了解一下塔利班的“仁政”。 战俘营共有两重大门，头一重门看不出这是个关人的地方，仅有几个背枪的士兵把守，拉了根绳子作“拦车”之用。之后是一片空旷地带，尽头又是一个大门，连带上有楼屋的高墙，在这才能嗅出点监狱的“气息”。门口垒着沙袋，墙楼上正架着机枪、火箭筒和小口径大炮。士兵们大都手中持枪，身挂插满子弹的弹带。 阅罢哈桑总督的亲笔信，战俘营头目卡拉巴赫将记者一行人热情地迎了进去。打开铁门大锁，进入战俘营营房，中央是一个大厅，两边依次为单独的房间，一般每间住12人左右，只能席地而睡。看得出，这些战俘们的情绪不错，战俘们见到外人人内，竟好奇地围了上来，有的还问记者来自何方。卡拉巴赫介绍说，塔利班当局优待这些战俘，饭管饱，有肉吃，定时给他们“上课”，教他们“侮过自新”、“重新做人”，每天还要学习《古兰经》，进行祈祷并允许亲友探访。 记者见到了一位现年65岁、名叫阿什巴比让的白发老人，其实他不是“战俘”，是个外交官，曾作为拉巴尼政府驻伊朗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去年9月回国述职，没想到塔利班当月下旬将喀布尔打下，他来不及逃走，结果被俘。他在战俘营内受到特别的优待，住的房间要大于别的战俘，他老婆曾被允许来此探望。他告诉记者，进来之后，他对塔利班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说如果他能出去，一定要为塔利班效劳。不知老人说的是否真话。 战俘群中有个一脸稚气的娃娃，今年15岁，说是被马苏德抓去当兵没几天，就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想家，想妈妈、爸爸。”在一间屋里，席地而坐的战俘们好像在开会什么的，经打听才知他们正在学习、讨论《古兰经》。许多战俘都向记者表示，他们不愿打仗，希望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 穿过战俘营营房，来到一处四周被围的露天场地，这儿热热闹闹、人声喧腾。原来这是战俘们的“贸易集市”，既有茶叶香烟，又有时鲜水果，而且大都还是现货交易。这种在战俘营里“搞活经济”的做法，真让人有点忍俊不禁。 一片废墟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是阿惟一具有部分现代设施的城市，多年的战乱使它遭到无情摧残，市民在贫困中挣扎，昔日繁华的街道，如今已变成废墟。在喀布尔，不曾遭枪击炮轰的地方几乎没有，就连驻喀布尔外国大使馆亦未能幸免。 位于喀城中心普特巴阿米区的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我驻阿使馆工作人员于1993年2月撤离，至今尚未复馆，馆内仅留”下雇来的当地人看守。 使馆临街的墙面满是弹孔，房屋玻璃皆已破碎，屋内窗户一侧都码上了过人高沙包。馆内大院有6棵巨松，上面不仅留有枪眼，还有深扎其中的弹片。使馆篮球场和游泳池曾被多枚火箭击中，水泥底面都被炸得坑坑洼洼。 驱车北出喀布尔城，一片平原即现，它可向北延伸100多公里，直至横贯东西的兴都库什山脉。路旁田野，到处是被毁遭弃的坦克、大炮和军车，它们东倒西歪，锈迹斑斑。坟莹墓地，杂草丛生，招魂幡在风中飒飒作响。这一带原本有许多良田沃土，农舍村落，但因战火不绝，农田早已弃耕荒芜，有的甚至遍布地雷，村舍也十室皆空，不见后家炊烟，不闻鸡犬之声，满是破瓦颓垣。 如今，这里仍是敌对双方交兵争夺的战场。塔利班与反塔利班联盟杜斯塔姆和马苏德的部队，目前正对峙于离这不远的萨朗通道南端的潘杰希尔山谷谷口重镇古尔巴哈一带。彼此袭扰，冲突不断。双方曾数度易手的杰贝勒希拉季，是个位于兴都库什山山麓的战略重镇。记者在那时，镇子是被塔利班控制。士兵们实枪荷弹，坦克车伺机出击，大炮和火箭炮座居炮阵，待命发射。 作客指挥所 在喀布尔以北战略重镇杰贝勒希拉季，记者结识了一位塔利班战地指挥官，名叫萨依德姆，今年30岁。至今为止，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军中度过的。刚刚懂事那会儿，就跟着大人们参加抵抗入侵苏军的战争。苏军撤出后，他被卷入阿富汗内战的漩涡，先是为其他派别卖命，打了几年，后觉得没有意思，便去坎大哈一所宗教学院当学生。塔利班发端坎大哈时，他是头一拨起事的人，从此跟随塔利班至今。他带着自豪的口吻说道：“我参加了塔利班几乎所有重要战斗。”如今他管着300至400个士兵，官职相当于营长。 指挥所里没有地图、电台和报话器等打仗必备的东西，若不是码放着几摞过人高的弹药箱，以及进进出出的塔利班武装军人，简直就像个会客厅：地上铺有地毯，四周摆放着沙发，配有茶几，窗户宽敞明亮，挂有窗帘。 塔利班官兵无统一着装，各穿各的，相当随便。在指挥所里，萨依德姆连鞋都没穿。就在他接待记者期间，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大概向他报告“敌情”，或向他乞命讨令。 他告诉记者，这一带有数千塔利班的军队，目前正在进行物质准备，待其完成之后，将向对方阵地进攻。他说：“最近我们抓了不少马苏德的奸细。昨晚还打退了杜斯塔姆的两次进攻。”“双方伤亡和被俘人数多少？”记者问。“因是夜战，不知打死对方几人，只是没抓到俘虏。不过，我方没有人员伤亡。”萨依德姆向记者介绍他们近来的战况，说到得意之处，还从怀里掏出梳子梳理几下他的胡须。曾有朋友戏称：塔利班梳胡子的时间要多于梳头发的时间。相对于塔利班军人近乎于“清教徒”般的生活，梳子简直就是“奢侈品”。一些塔利班士兵只能用手指“梳理”胡须。 共进午餐 大约12时15分许，萨依德姆非常热情地邀请记者共进午餐。 进餐地点在屋外的大院内，草坪上铺好席子，上面已摆放好食物。就餐前每人先洗手，再围成个长条形盘腿而坐。萨依德姆特邀记者挨着他坐。餐前开始祈祷，每人双手摊开，掌心向上，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感谢真主赐予食物之类。仪式完后才“开吃”。午餐是黄油烧土豆块，油炯大米饭，主食为阿富汗馕（长方形，咸味），饮料是生水。没有刀、叉、勺等助餐工具，更没有筷子，大家都用手掰馕，用手抓饭，再裹着土豆、蘸着黄油汁吃。他们让记者独享一大盘米饭和一碟土豆，而他们自己则是两三人才享有这么多。 必须待全体吃完，做罢祈祷后才算餐毕。记者被告知“吃了一顿正宗的伊斯兰饭”。饭后记者邀士兵们抽烟，被拒绝，塔利班禁烟。 饭后，萨依德姆等进屋“料理军务”。一些士兵头枕枪枝，就地而睡。另一些兴致不减的，则继续与记者海聊神侃。 突然，从不远处响起一阵阵打炮的声音，士兵们说，这是他们的大炮在轰击杜斯塔姆的部队。记者问，对方的大炮也往这打吗？回答说他们也常遭对方炮轰。一个名叫古达尔的士兵，右腿就是被炮弹炸断的，现在安了个假肢。问他们怕不怕死。他们答：“为伊斯兰而战虽死犹荣。”“有安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谁也不怕，什么都不怕。” 他们还告诉记者，塔利班除文职人员外，其他军人是“官兵一致”，采用供给制，从司令到士兵一律没有薪金，大家吃同样的食物。每天三顿，早餐喝牛奶，午餐吃大米，晚餐吃肉。前后方军人每周调换一次。他们认为今年以内就能打垮杜斯塔姆和马苏德等所有对手，士气旺盛。问他们战争结束后想干什么，回答说：“不知道，我们得听司令官的。” 走为上计 这些士兵全是普什图族人，大都很年轻，才20岁上下，有的才十六七岁，以前全是伊斯兰学校的学生。本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婚恋、家庭情况，谁知道刚一开口，就有人说：一我们从不谈论这些。” 这些士兵对来自中国的记者也很感兴趣，一直围着问这问那：“你是穆斯林吗？”“那你为什么不加入穆斯林？要是你加入了，真主会保佑你的。只要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都会帮你的。”…… 曾有不止一个小兵问道：“中国有穆斯林吗？”当被告知“不仅有，而且多达两千万，比你们国家战前人口总数还多”时，他们都显得非常吃惊。 记不清到了什么时间，包括萨依德姆在内的许多人从屋里走出，拿着盛水器皿，将脸、手、脚等洗得干干净净。又到祈祷时间了，他们嘱我必须坐着，别站起或走动什么的。由萨依德姆领着，他们所有人列队祈祷，而且都脱了鞋子，那位断腿士兵古达尔连假肢也脱下了。 祈祷完毕，几位小兵旧话重提，继续对记者进行规劝。然而，这回却“加码”了，不仅要记者加入穆斯林，甚至还要加入塔利班。他们说：“你就不要走了。你可留在这里，和我们同吃、同住、同祈祷，一起打仗。我们欢迎你留下。”见此，记者方党该是离去的时候了，不然万一这些小兵们的热情继续升温，说不定还真的无法脱身。 离开前线，顺利回到喀布尔，径直奔向长途车站，搭车前往阿东南部的楠格哈尔省省府贾拉拉巴德。 告别阿富汗 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乘坐的是一辆中巴，出发时是下午4时多。一出喀城即遇第一道检查站，所有男乘客都必须下车接受检查。士兵们逐一搜身，查验行李。对待女性乘客，则由专司检查之职的小男孩进行搜身，居然还从一个女人身上搜出两包子弹。检查站只是将子弹没收，仍允许她继续乘车赶路。当士兵得知记者来自中国时，态度相当友好，不但免于搜身和检验行李，还特意拿来茶点招待记者。 同样是因为路况差，天又黑，加上途中乘客祈祷停过两次车，这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竟跑了6个小时多，一共经过了六道检查站。抵达贾拉拉巴德时，已是晚间10点一刻。我们得以进城纯属侥幸，因为塔利班当局规定：晚间10点零5分之后，车子不让进城。 次日，太阳还没露脸，天色刚蒙蒙亮，记者就离开贾拉拉巴德，前往巴基斯坦边界城市白沙瓦，踏上了返回伊斯兰堡的归途。 客车驶人联接阿、巴两国的开伯尔隘道。此处两山相间，公路在峡谷中蜿蜒，地势险峻，蔚为壮观。著名天险开伯尔山口就在这里，它是南亚和中亚之间的交通要冲和门户。在近代，阿富汗人民曾数度使当时的头号列强英国从这里败退。在现代，一个超级大国南下的侵略铁蹄，又在这里被遏止。我衷心希望阿富汗这个美丽的国家尽早结束战乱，衷心希望不再听到“同室操戈”的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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