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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走上明华轮最高一层，敲开了总经理室的门。这个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是秘书俞奇的办公室，里间是正副总经理办公室。开门的正好是郑奕，他穿一件花格子上衣，戴着近视眼镜，面孔白皙，还未脱大学生的派头。看了我的记者证，他对俞奇说： “我有些事要处理，你先接待一下。” 说罢走进里间，把门关上了。 “好大的架子！”我心里想。俞奇也没有立即同我谈，在低头赶写着什么。我只好坐在沙发上等待。 约摸过了半小时，俞奇才客气地同我交谈起来。这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同志，显得老成持重，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我说明了写袁庚的任务，希望从他们这个角度了解一下袁庚用人的问题。 她是非常敏感的，马上对我说： “我个人同前任总经理王潮梁的关系不错，也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热情，正派，工作积极，群众关系好。但是他艺术气质太重，优柔寡断，缺乏魄力，管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袁董当机立断，换上郑奕，这步棋走对了。这个小经理别看年轻，却很有魄力，有一种管理人才的素质。他上台后的得意之作是改革了工资制度，取消了基本工资，完全实行职务工资，扩大了差别，更能调动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对这个改革有不同看法，袁董是支持的，他说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 这时郑奕从里间打电话出来，只听俞奇说： “他是来写袁董的，你可以同他谈谈。”然后对我解释：郑奕认为明华轮的经验不成熟，不接待记者采访，我要写袁董，等一会他同我谈。接着又谈起袁庚来。 “袁董考虑问题，比我们站的高。他为什么坚持要买明华轮，并且急于开张呢？他是从南海石油这个角度考虑的。工业区现有的工厂，规模都不大，没有太大的发展，如能争取成为南海石油的后勤基地，发展前途就不可限量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留住石油公司的人员，而光靠原来的几间宾馆和酒店是远远不够的。在南海酒家建成之前，明华轮就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袁董很重视明华轮，开业了，管理上不去他也着急。” 郑奕终于开门请我进去了。这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坦率，不是傲慢。 “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岗位，”他笑着说，“但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经理，我随时准备下台。我干不好会下台，干好了，也会由于某种斗争的需要而下台。也许现在人们能够容忍我，但是我不知道会容忍到什么程度。” 我开始对他有了好感。他毕竟才24岁，与我的大儿子同年，有些缺点并不奇怪。 “我们过去也常说干部能上能下，但由于我们的体制关系，根本做不到。现在我们就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改革。上和下，有时可能处理得不够恰当，下去的也必然会有痛苦，但是这种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必须坚持。最近我辞退了一个从香港请来的房务部总台经理，他每月工资6000元港币，工作上没犯任何错误，但是我把他辞退了，惟一的原因是他不会笑！他整天板着面孔，阴阳怪气的，干别的可能无关紧要，在总台这个位子就不行，客人会觉得你是对他无礼。我辞退他，他没有任何意见，说走就走，通过他的朋友问他，也说没意见。在他看来，这很简单，我不能使总经理满意，我就该走。这就是香港人的观念，换上我们的同志，可不得了，会同你纠缠不清。隔一个罗湖桥，观念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不仅是好感，简直有点欣赏了。 “我要搞严格管理，希望建立一套既不同于日本又不同于美国，既严格又有人情味的管理制度，搞法治不搞人治。我正在试验，试验可能失败，失败了会得到教训，也是一笔财富。当然，我有许多缺点，正如袁庚也有缺点，这可能是造成失败的因素。袁庚的缺点对于蛇口可能是灾难性的，我的缺点对于明华轮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失败，失败了影响可太大了。” 我不仅是欣赏，简直有点佩服了。 “对一些事情，我和袁庚也有不同看法。比如我们的中餐厅包给港商投资的华苑酒家，是袁庚的主意，我至今有不同看法。他打电话告诉我，不要害怕资本家赚钱，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港商的重点在华苑酒家，我们这里只能是陪衬，华苑吃肉这里啃骨头，是不可能搞好的。” 真是有棱有角，袁庚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对这种不同意见不一定会接受，却不会计较。这是郑奕的幸运之处。 “有人说南海酒家一开业明华轮就完了，我不这么看。它不能代替明华轮。一个特色，一个服务，抓好这两条，我们就大有前途。我还要把手伸向内地，在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点。旅游业就不能局限一地。” 我心里对自己说：是一个经理人才！ 告辞的时候，我说找一天去他家里拜访，他表示欢迎。 我还想了解组织部门对他的看法，便访问了工业区党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组干处长虞德海和主管干部分配的袁复兴。 对这两位同志的党性，我是深信不疑的。39岁的虞德海，原是个工程师，担任工业区最早开工的中宏制氧厂厂长数年，治厂有方，以至香港资本家撤回了全部港方人员，把工厂的一切大权交给他。“我做梦也没想到让我进党委，管干部。我至今连袁庚家的门也没进过。干不好，大不了还去当我的工程师。”我相信他这自白的真诚。谈到对郑奕和王潮梁的看法，他认为两人各有所长，郑奕更有魄力，王潮梁群众关系好，在管理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换上郑奕是对的，组干处是同意的，党委会也是一致通过的。但王潮梁的贡献不能抹杀，对他还要重用。对郑奕开除几个工人，他颇不以为然，“我对郑奕说，我在制氧厂几年，没开除一个工人，工厂照样管得很好。” 袁复兴36岁了，由于坚持体育锻炼，加上生就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在兰州大学教过几年书。1980年，一些学生竞选人民代表，说过一些过头话，后来在毕业分配时要卡这些学生，他在系里第一个站出来为学生讲话。“那时候一些政工干部跃跃欲试，以为‘五七’年又来了，又要抓右派了。我最了解那些学生，他们都是平时最用功读书的，有的还是三好学生。他们读书多，接触外国资料多，忧国忧民，为我们国家着急，难免说一些过头话，但我敢担保没有一个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目的。”说得真好！难怪他来蛇口以后，一直让他做干部工作。 袁庚考虑以郑奕取代王潮梁时，首先征求了袁复兴的意见。 “从为人的角度讲，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讲情面；王讲情面，现在船员还说他好。但是我们要靠法治，不能讲个人感情。王用人不当，班子不团结，有的他重用的人在背后拆他的台，该用的却没用。比如有一位从惠阳调来的干部，当过地区的剧团团长的电影公司经理，很有能力，和王的关系也不错，却卖了三个月的电子游戏机筹码。王想叫他当娱乐部经理，却迟迟不下了决心。我了解这个同志，他同情王潮梁，不愿留在明华轮，调到深圳电视台当人事科长去了。他才42岁，据说郑奕说他年龄大了，不想用他，没有把他留住，真是可惜。” “但是王潮梁热情，正派，办法也多。如果第二民航搞不成，还要分配合适的工作。南海酒家总经理由香港资方派，副总经理人选我们正在考虑，王也是考虑的对象之一。” “袁庚培养郑奕是有远见的。原来我们也为郑奕捏一把汗，现在实践证明他工作开展起来了，7月份收支平衡了，能否成长起来，有待他自己总晶经验教训。不怕犯错误，老干部也犯过错误。” “袁庚强调用干部有时要像球队教练。在球场上，教练说四号下七号上，他并不是认为四号不行，可能是要试试七号投篮准不准，弹跳力好不好……” 这个比喻真有意思。我想起袁庚在一次讲话中也谈过这个观点。“要让干部能上能下，变成正常的。今天你干这个经理，明天你下来让别人上去，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把这看作不正常。把不正常的东西看作正常就是改革。”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联想，觉得袁庚和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样子有点相像，两张面孔在我脑子里叠印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袁庚不也是一个教练吗！这个教练对他的球员是严格的。虞德海和袁复兴都对我讲过的一件事，说明了袁庚对郑奕的严格。 有一个来自上海的会计，郑奕和他谈了一次话，认为他是个管理人才，就决定叫他当明华轮商场经理。但组干处不同意，认为工业区正需要财会人员，便推荐另一个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出来的同志，郑奕想不通，跑到管委会找袁庚和虞德海，袁庚说：“在干部问题上听组干处的。”郑奕问：“你们到底相不相信我？”袁庚严肃地说： “既相信你，又不相信你。相信你，所以叫你当总经理；不相信你，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当好，所以要继续考核你，天天看你的报表，看你营业的情况，看你在群众中的威信如何。” 后来郑奕想通了，接受了组干处推荐的那个同志，实践证明他干得很好。郑奕就去向虞德海道歉。虞德海说：“道什么歉呢，这是正常的工作。” 在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袁庚发言中又提到这件事（当然没有指名的），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说： “我们的干部，没有绝对的责任，也就没有绝对的权力。道理很简单，资本家的企业，他负有绝对的责任，也拥有全部的权力。因为财产是他的，因此他有全部的责任，这个企业破产了，他全家上吊自杀。但是我们的企业是国家的财产，是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当权、责、利还不是很分明的时候，不应该给个人绝对的权力，用人必须通过人事部门，因为党的组织部门对整个干部了解情况。这场争论是最近发生的，怎样才能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有权、有责、有利，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贸然走访了郑奕的新居。他最近结婚才搬来的，客厅里什么摆设都没有，两个没见过的年轻人在座，显然我来的不是时候。郑奕笑着介绍说：“他们都是经理。我们可以搞个经理俱乐部了。”那高个子是新建立的银星电子工程公司经理陈钢，26岁；矮个子是接郑奕的班当上海酒家经理的朱家骏，25岁。都是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毕业生。我想起“教练”的比喻，下意识地把他们比作了运动员，心里为他们祝福：但愿他们在经济建设的竞技场上都能夺得金牌！ 他们有事，郑奕答应下星期一晚上7时半到我住的招待所来。 星期一晚上7时10分，郑奕匆匆赶来，“真对不起，今晚有事，咱们改天再谈吧。”说罢又匆匆而去。我站在走廊上朝楼下看去，见他钻进一辆米黄色工具车，一开动就飞驰而去，这人开车也有性格。我知道，“开着小车到处跑”也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也许一个经理不会开车才算安分守己。但会开车的经理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第二天晚上，郑奕冒着雨来了。 “昨晚失约，是因为要和娱乐部几十个职工到香蜜湖烧烤，今晚本来计划和另一些人去的，因为下雨改期。不能让工人老是怕我，要和他们建立感情，让他们从心里爱这个企业，怕从这里被开除。我开除工人有人说，干这些事是不会有人说的。” 我说，“要让工人有主人翁感，既尊敬你，又觉得在人格上是和你平等的。”他表示同意。然后话题转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 “对我的议论太多了，我没工夫考虑，有些事问到我就解释一下，不问就不予理会。我现在上班后8时至9时处理日常事务，其余7个小时考虑今后几年的发展问题。我正在和香港一个财团谈判，引进大量资金搞一个大型海上游乐场，请你暂时保密。”他说了一个投资数目，那真是非常可观的，如能谈成，明华轮一带海面将成为真正的“海上世界”。“上海设点的谈判已经成功了，过几天我就到上海去签订合同。广州也要搞，许多城市都要搞。光搞一条船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他谈得滔滔不绝，我听得津津有味。我联想到一些人，觉得他属于优点和缺点都比较突出的那一类人物。在这里，这种人受到重用，得到帮助，能够开创新的局面；在另一些地方，他们的处境就不大美妙了，我越发感到袁庚的可贵。 在蛇口呆了一个月，只和袁庚交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儿女则始终未能交谈，因此对他的家庭生活了解太少，未免遗憾。 有一个年轻人对我说：“袁中印谈过许多情况，袁庚的家庭生活很有意思。”我请他介绍一下，他说：“你找袁中印谈吧，我这是第二手材料。”而袁中印出差去了，我不能老在这儿等他。 我敲过袁中印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60来岁的客家妇女，我猜想就是袁庚的弟媳了。袁庚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参加革命，一个弟弟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飞机炸死，这个弟媳就一直在袁家生活。这位老人热情地招呼我，可惜我不会讲客家话，只好笑而告退。 上述那位年轻人，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必须记上一笔。 他叫周为民，清华大学毕业。1976年因参加“四五”运动坐过半年牢，打倒“四人帮”后当过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他成了个有争议的人物。来到蛇口后，当了半年宣传处长，又当了半年通讯公司的架线工人，最近几个月才又当上房地产公司副经理。这个经历本身就颇为耐人寻味，袁庚用他，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他和他的妻子俞奇，曾经作好了离开蛇口的思想准备，终于还是留下来了。 袁庚讲话，青年人爱听。但是，有些话重复多次，有的青年人就不耐烦了，议论说：“袁董是不是老化了，变得唠唠叨叨了。”周为民把这些反应，以及其他对袁庚的缺点的议论，搜集起来，写信告诉袁庚。几天后，袁庚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很久没有人向我反映这些意见了，你以后要多提醒我。” 去年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的时候，袁庚曾特地把顾立基、赵勇、周为民等几个年轻干部介绍给总书记，耀邦同志问了他们的年龄等情况后，满怀深情地说： “前几天有一个电视，名叫《状元谱》，上面有两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大概你们就是少年郎吧。” 蛇口汇集了多少有作为的少年郎啊！ 短短一个月的耳闻目睹，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在这里，热血男儿不只是一个袁庚。仅就我访问过的同志而言，我觉得，不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男的还是女的，被赞美的还是有争议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热爱蛇口，渴望改革。尽管对某些具体的人和事的看法可能不同，他们的心都是热的，血都是热的。这里真是热血男儿（当然也包括女儿）的天下！ 如果可以把城市比作人的话，那么年方5岁的蛇口，这个朝气蓬勃的海港小城，正是一个前程不可限量的热血男儿！ 蛇口的海港连着祖国漫长的海岸，蛇口的大路连着祖国广大的土地。从海岸到内地，从乡村到城市，改革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在这浪潮之中，更有多少热血男儿在奋勇搏击！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真理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真理！ 1984年8月22日至28日于蛇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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