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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车的门被打开，戴着手拷和脚镣的库乔出现了。有人要搀扶他下来，他轻蔑地拒绝，自己跳下车，趔趄一下。但马上站稳了。 通向都灵市法庭的鹅卵石路两侧站满了记者，镁光灯嚷嚷作响。库乔仰着头大步走着。 九名端着冲锋枪的警察簇拥着这位‘红色旅”的首领，枪口指着他那看上去十分单薄的身子，仿佛他是一头凶猛的野兽，随时会发作，噬人。 一个记者高声问：“库乔，这是你第几次到这里来了？” 库乔淡淡一笑：“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此次有何感想？”记者又问。 “我还是那句老话：他们无权审判我！我拒绝与他们进行合作！” 自从库乔三年前被捕以来，对他的开庭审判已有数次，然而没有一次能进行到底，每次他都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俨然以审判者自居，并威胁法官们：谁要坚持对他的审判，他的组织“红色旅”便会结果其性命。这不是假话，“红色旅”的神通和手段哪个不知？法官们均“激流勇退”。 今天是一次新的审判。 法庭上人头济济。黑衣黑帽的大法官巴巴诺在审判席前正襟危坐。陪审团的人坐在右侧。大厅四周站了一圈警察。被告的位置上现在放着一个两米高、三米长的钢笼。 警察们蔟拥着库乔来到钢笼前。 “进去，库乔！” 库乔大笑：“你们竟如此怕我？” 在别的地方审判“红色旅”分子时，曾发生过劫持法庭的事件，为了防止此事在都灵重演，采取了这个措施。 库乔昂首走进钢笼，警察落锁。他低头来回踱步，那情景使人们联想起古罗马竞技场上被囚在铁笼中的猛兽。 审判开始。 “被告库乔，”巴巴诺拿着一张纸念道，“你被指控于一九六九年组织‘红色旅’，数年来……” 库乔大声打断了巴巴诺的话：“听着，你们无权审判我！被审判的应该是你们——资产阶级的老爷！” 巴巴诺继续念着。 库乔大叫：“住口！” 巴巴诺全然不睬。今天参加审判的法官们都是经过挑选的。他们事先约定：不管库乔怎样恫吓威胁，审判要善始善终。 库乔似乎醒悟，思忖片刻，转向陪审团，厉声道： “你们，立即离开法庭！否则我们的同志会把你们一个个地杀死，象杀狗一样！” 陪审团起了一阵骚动。以往库乔只威胁法官，今天却冲着陪审团来了。 “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红色旅’历来言必信，行必果。不然，你们想想柯罗希的下场！” 陪审团里有几个人面容失色。 柯罗希是都灵市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半个月前，政府指定他给库乔担任辩护律师。库乔闻讯后道： “笑话。所谓审判，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堂而皇之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场闹剧而已，还请什么律师？如果要辩护的话，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柯罗希说：“我是律师，我要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库乔大骂：“小丑，不要讨好政府，你会倒霉的！” 忠于事业的柯罗希并不因为库乔的拒绝和威胁而放弃为他辩护，反而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考验。他废寝忘食地收集资料，做出庭准备。 他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一个星期前，他在距自己的寓所只有咫尺的地方被人枪杀。至死，他还紧握着装有为库乔辩护的材料的文件包。 “红色旅”称此事是他们所为。 “柯罗希死有余辜，”库乔声色俱厉，“难道你们想蹈他的覆辙？” 陪审团里不少人本来就对今天的审判提心吊胆，哪里经得住一吓！一个妇女站起来向巴巴诺说： “大法管，罪犯以恐吓和威胁阻碍公正决定，我申请退席。” 随即响起一片声音：“我也申请。” “我申清。” “我请求退席。” 巴巴诺满脸阴霾。他们的理由完全合法，断无拒绝之理。没有陪审团，自然不能审判。看来，今天的审判只好到此为止。 库乔爆发出一阵大笑。 巴巴诺宣布：“退庭。把被告带下去。” 库乔突然换了一副恶狠狠的神情。 “我恨你，我恨你们！”他向四周挥动着胳膊。 巴巴诺不动声是色。 “我们终究要审判你的。库乔，你等着。” “我等着，我等一千年！”库乔大叫，眼睛里进射出仇恨的光芒。 三十七岁的库乔是“红色旅”的缔造者之一。 他曾是都灵特伦多大学社会系的学生。他读大学时，正是意大利所谓的“经济奇迹”时期。政府采取大学开放政策，广收学生，但对学生华业后的安排不闻不问。大学生们离开拥挤的校园，住屋、卫生照顾、公共交通的不足，使他们感到痛苦和沮丧，尤其是就业问题。意大利的失业率本来就相当高，面对潮水一般的学生涌入社会，哪能应付裕如！毕业几乎变成失业的同义语。那段时间，学生的示威游行几乎无日无之。 库乔是特伦多大学的学生领袖，每次示威游行他都积极地参加。 一天，示威学生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向学生投掷催泪弹。库乔和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勇敢地站在前列，将催泪弹捡起来掷回去。 一颗催泪弹投到库乔身上落下来，嗤嗤地冒白烟。他的两个朋友同时俯身去拾，催泪弹恰在此时爆炸。 惨叫声揪人心魄。库乔凝目望去，看见他的两个朋友全身是血倒在烟雾中。 他扑过去，嘶声呼唤他们的名字，他们没有反应。他们离爆炸点太近了。 库乔抱起朋友的尸体，流着泪对警察们大叫： “我要复仇的！” 次日深夜，库乔默默伫立在两个朋友的墓前。夜色苍然，库乔两只含泪的眼睛在夜暗中闪着光。他用力揪扯着他那把漂亮的大胡子，却丝毫不感到疼痛。 “这样不行，”他呐呐自语，“真的不行。我们手无寸铁，除了任人宰剖这条路，还有其它的路吗？若要复仇，光凭示威怎么行？拿起武器吧！” 就在这一天，他萌发了组建城市游击队的念头，并决心立即付诸实施。 “你们去了，就安心地去吧，活着的人要继续战斗！”离开墓地时，他说。 最初的“战斗”被唤作“使权力机构残废”的运动。 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个高级官员刚从汽车里出来，突然从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青年，举着P38手枪对准他的膝盖连发数枪，然后逃走。 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一位官员上厕所时，被埋伏在厕所里的一伙青年抓住，捆在油水马桶上。两支无声手枪对准他。他闭上眼睛，心想自己一定完了。几声沉闷的枪响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膝盖上发出难以忍受的剧痛。 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也相继发生恐怖分子射击政府官员膝盖的事件。 库乔说： “政府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人，打碎他们的膝盖，他们便终身不能走动。他们的残废。象征着政权的残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库乔把他的组织命名为“红色旅”，并选定了“红色旅”的徽号：一枚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 最初那些日子里，“红色旅”几乎每次行动都得手，实力不断得到扩充。他们有纲领和目标，鼓吹通过暴力达到它们，并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切，强烈吸引着各阶层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甚至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红色旅”。到一九七三年，“红色旅”发展到四百多人。 城市游击战开始升级。“红色旅”除了绑架政府官员外，还进行炸弹攻势。一九七三年，菲亚特汽车公司的陈列室被炸。誓察赶到现场，肇事者早已遁去，唯见一片瓦砾，满目凄凉。断壁上贴着一张传单，上面印着“红色旅”的徽号。 警方始知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但认为它和大多数恐怖组织一样，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亡命之徒，不足为患，没有认真对付。 他们错了。 打那以后，“红色旅”在各地不断制造暗杀、爆炸和绑架事件，无往而不利。每次都干得十分漂亮。突然行动，突然离去，警方莫蹈其踪。 “红色旅”的组织极为严密。它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每个小组有三名成员，每六个小组构成一个“核心”，再由各地的“核心”构成旅部，象埃及金字塔一样层层向上。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位意大利官员形容道： “它(红色旅)的组织机构活象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个小组的成员落网，元论警方怎样盘问，都不可能从他嘴里得到线索，因为他只知道与自己有关的事。即使一个小组的成员悉数被捕，也绝不会涉及到其它小组。 警方成立了一个待别行动小组，专门对付“红色旅”。双方明争暗斗数年，互有胜负。一九七五年夏天，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库乔被捕了。 警方欣喜苦狂。司法部门立即着手准备审判事宜。 然而，几次审判都不了了之。库乔不断在法庭上发出恫吓。“红色旅”也在极力阻挠对自己首领的审判，并一刻也没有忘记设法营救他。 距上一次审判十个月以后，大法官巴巴诺把新的陪审团组织好了。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人说，意大利人天性懦弱，这话不假。都灵市的市民们对“红色旅”畏之如虎，要选几个参加陪审团的人，真正不易。有些市民为了避免入选，甚至举家迁往外地。一时在世界上传为笑料。 巴巴诺全力以赴，终于组织了一个陪审团。新的审判定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举行。 法院派代表把这个日期通知库乔，他不屑地耸耸肩：“不要枉费心机。不会有结果的。” 代表正色道：“这次我们一定要执行对你的审判。” “说得轻巧！”库乔冷笑。“我不合作，我的同志们也不会坐视这场闹剧开场！” “你们难道想劫持法庭？不，那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告诉你，为了安全，我们把法庭设在警察营里，还专门从各地调来四千名警察……” “四千名草包！”库乔大叫。 “法庭上见。” “见你个鬼！” 距离开庭只有两天了，都灵市戒备森严，一副临战的派头。警察营被层层岗哨和装甲车围得水泄不通。就是一只苍蝇也难飞进去。“红色旅”要想在这里动手脚，难似登天。 这天深夜，大法官巴巴诺床头的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巴巴诺抓起送话器。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这里是红色旅。巴巴诺，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绝不让审判如期进行。” 巴巴诺抑制住心跳，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不可能。” “你瞧着好了。” “后天就要审判，你们还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对方笑了：“还有两天时间，足够了，明天你就会知道的。” 电话挂断了。 巴巴诺拿着送话器发怔。明天？明天他们要干什么呢？ 他不由得向挂在墙上的日历投去一瞥。妻子已在睡前把今天的一页撕去，几个黑字映入眼帘：3．16。 凌晨四点半，前总理莫罗就起床了。他蹑手蹑脚地从妻子依列娜卧室前穿过，到阳台上去做柔软体操。 他是个勤勉的人，习惯早起，可今天起得比平时要早许多。他心里激动，睡不着。 浓重的黑暗笼罩着天际。几颗寒星在树梢上眨眼，窥着这位六十一岁的老人。 他轻松地做完体操，回屋，对着镜子使劲把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去，然后开始洗漱。做这些的时候，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他心情极佳。 对于他来说，今天是他三十年政治生涯中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日子。不久前，他解决了意大利战后最大的政治危机——数月来的无政府状态行将结束，各党派在他的周旋下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今天，国会将讨论这个协议。事先他已得到许多头面人物的保证：协议一定会获准通过。 在当今意大利政坛上，莫罗是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曾五度出任总理，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但从来没有一次象这次这样引人注目。人们都说：没有莫罗，意大利早就四分五裂了。现在他们尤其体会到这一点。年底的总统竞选，他是最炙手可热的人选。如果这个协议得到批准，总统的位置一定非他莫属。 七点半，他同妻子共进早餐。 早餐同往常一样简单：意大利馅饼和速溶咖啡，莫罗却觉得特别可口。想起协议的事，他虽然嚼着食物，嘴边还绽出一丝笑来。 依列娜说：“你高兴得有些早吧。” “我坚信国会一定会通过的。” 依列娜叹了口气，一时无语。过了片刻才慢慢说了这样一句话：“国会能否通过，我不管，我只知道，政治是那样自私自利，而且没有人性。” 莫罗汉理解妻子这话的含义，正想说什么，门铃响了。 来人是莫罗的保镖头目里奇，他是反恐怖小组的警官，受过严格的特殊训练，反应敏捷，临事冷静而且有决断能力。近年来，恐怖活动在意大利层出不穷，警方对政府要员实行严格保护，也给莫罗派了五名保镖。莫罗对此不以为然，极力反对警方的决定。他说： “做为一个政治领袖，就要时时刻刻同人民在一起，如果他们被隔绝起来，那是最可悲的事了。” 的确，他从政几十年来。无论到哪里，总是轻车简从，绝不招摇，有时上班甚至步行。这也是意大利人热爱他的一个原因。 警方不让步，说道：“您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意大利的政局，这绝不是个人的事。” 他无奈，只得服从，但终于拒绝了警方的这个要求：将他的菲亚特牌小轿车换成防弹汽车。 八点半，莫罗准备离家。在门口，他同妻子深情地吻别。每次出去他都要这样做。 “早点回来。”依列娜叮嘱道。 “我知道。”莫罗笑着。“你怎样打发这一天，依列娜？” “呶，摆弄它们。”依列娜指指楼前的庭院，那里没有草坪，而种满了番茄、大豆和辣椒。初升的太阳为它们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光。 莫罗走向菲亚特。里奇早已在司机旁坐好。另外四名保镖坐在随车里。 汽车启动。莫罗从反光镜里看到依列娜消瘦的身影在尘埃中一点一点地缩小。 这对情笃的伉俪万没料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四名“红色旅”罗马小组的成员，静静地站在玛利奥夫尼街和斯特里街的交叉处。莫罗若去国会大厦，这是必由之路。 他们化装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雇员，身穿制服，提着旅行包，象是在等候去机场的班车。 他们当中有一个美貌的金发女郎，她名叫安娜，现在她打扮成空中小姐模样。别看她长得娇小玲成，楚楚动人，却是“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她也曾就读于特伦多大学，是库乔的同窗和挚友。她是今天行动的总指挥。 这个行动后来被世人称为“最凶猛和最大胆的行动”：绑架莫罗，用他来交换库乔。它的代号是：“宝石行动”。 筹备工作从半年前开始实施。安娜和她的伙伴们多次到这里勘察地形，选择路线，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实战演练，甚至连最微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譬如，安娜发现，就在他们要下手的地点，每天早晨八点半，有一个花匠便开车来这里贩花。为了不让他妨碍“宝石行动”，昨天夜里，她派几个人潜入花匠的家，把他的汽车轮胎全部刺破。今天，花匠消失了。为了在得手后顺利逃跑，她命人偷来一辆警车。在罗马，唯有警车才能畅行无阻。 马路对面站着几个身穿电话公司制服的人，那也是“红色旅”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在行动的同时破坏这一带的电话线。 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 太阳升得好高了。街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有几个同伴显出局促不安的神情，只有安娜平静如常。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莫罗一定要到国会去的。 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的同伴不停地随着安娜。安娜狠狠瞪了他十眼，意思说：废物，沉住气！然后就仰起头来，让春天暖融融的太阳照射自己的面庞。微风将她那一头柔软的金发吹拂到脸上，有一绺甚至吹到了嘴里。 九点整。 莫罗的轿车沿着斯特里大街驶来，保镖的随车跟在后面。 安娜轻轻咳了一声；安东尼奥将冒子取下，这是暗号。 布置在四周的“红色旅”的成员们看见这个暗号，马上明白：“宝石行动”正式开始： 一辆白色的菲亚特128型旅行车从一条小巷里开出来，在斯特里大街中央缓缓而行。 莫罗的车恰在此时来到，被迫减速。里奇有些警觉，但当他看到那辆旅行车挂的是外交牌照。陡然放下一颗心。他哪里晓得这辆车是“红色旅”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的。为了绑架莫罗，“红色旅”用尽心机！莫罗的车跟在旅行车后面缓缓行驶了一百多米，来到了两条大街的交叉处。里奇瞥见了站在路旁的四个穿民航制服的人。 他看表，九点零三分，国会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他对司机说：“超车！” 司机正要加速，意外发生了。前面的旅行车骤然刹住。莫罗的司机猛踩刹车，汽车发出刺耳的怪叫，但终于没有撞上去。里奇淬不及防，脑袋在挡风玻璃上狠狠碰了一下，眼冒金花。 随车司机没有来得及刹车，哐地一声撞到莫罗的车上。车内一片混乱。保镖们都不同程度地负了伤。 安娜一挥手，四个人同时打开旅行包。转瞬间，乌亮的冲锋枪出现在他们手中。他们闪电般地向莫罗的汽车冲来。 这一切发生得是那么突然，以至于最有经验并受过特殊训练的警官里奇都被惊得目瞪口呆。直到安娜冲到汽车跟前，他才伸手掏枪。迟了！ 安娜用枪托猛击风挡玻璃，其动作之猛烈，简直不象一个娇弱女子所为。莫罗的固执得到了应有的报复：因为不是防弹汽车，玻璃哗啦啦地碎了。 安娜端着冲锋枪对准前排座位乱扫。里奇和莫罗的司机全身被打得象马蜂窝一样，连叫都没叫一声就死去。 随车的情形，一点也不比这里好。四个保镖看见有人端枪冲过来，情知中伏，刚要拉开车门冲出去，一阵弹雨铺天盖地而来。后果是相当悲惨的，三个保漂俱被打中要害，死在车里，最后一个身材比较壮实的保镖勉强能打开门冲到外面，才踉跄数步，就被一排更为猛烈的子弹打倒。 从撞车到所有保镖被击毙，只有几十秒。“红色旅”数月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安娜拉开“菲亚特”的后门，用冲锋枪指着里面，喝道：“出来！” 另外几个同伙也跑过来。他们以为莫罗一定会蜷缩在车尾瑟瑟发抖，没想到这位前总理却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宛如一尊大理石像。他那张溅满了司机和里奇的血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当第一排枪响起来的时候。莫罗已经知道今天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他不想抵抗，也无力抵抗，只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保镖们无恙。他最不愿意让别人为自己受到伤害。 “出来！” 莫罗出来了，双手紧紧抓着公文包。面对恐怖分子黑黝黝的枪口，他故意把头昂得好高。 “跟我们走！”安娜指指路旁的一辆警车…… 莫罗回首望了望司机和里奇的尸体，眼中含着一缕痛苦和悲凉，然后走向警车。他挺胸，阔步，象走向中世纪刑场的布鲁诺。 左近一座楼房的阳台上有一位妇女自始至终目睹了这一切，事后她激动地对别人说：“他是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汉。” 然而，当莫罗来到警车旁，被人推操着行将登车之际，他忽然把包包扔在地上，用恳切的、哀求般的口吻说： “求求你们，放我走吧。” 他的脸变得象纸一样白。 他忽然不象刚才那么勇敢了。有这样一句话：生死全在一念间，果然不差。人，复杂的动物啊。 安娜厉声命令：“上去！” 他顺从了。 警车呼啸而去。 有人打电话报警，无论如何也拨不出去——电话线被割断了。几十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斯特里大街上到处是人，却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大多数人面呈冷漠之色。这样的事情他们见得太多。所不同的是，今天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是这个国家的“国魂”、二十世纪世界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意大利实际上的领袖莫罗。 依列娜在子女的陪伴下来到现场。目击惨景，这位一贯以稳重和冷静而著称的前总理夫人象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意大利举国震动。世界也被震动了。 罗马戒严。全国戒严。警察倾巢出动，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搜捕。次日，政府。又调来五万军队加入搜捕的行列。 是谁绑架了莫罗？在最初四十八小时里，这是一个谜。众说纷纭。世界也在猜测。 三月十九日中午，罗马《信使报》记者巴沙拉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要他到亚兰诺路天桥下去拿“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 “难道是你们绑架了莫罗？” 沉默，沉默等于承认、 巴沙拉愤怒地大叫：“你们要干什么？” 对方平静地作答：“我们向整个旧世界宣战。” 巴沙拉发疯地跑到指定地点，果然找到了“红色旅”的“公告”。“红色旅”提出了用莫罗交换库乔的要求，并附了一张莫罗的照片。莫罗神情沮丧地坐着，背后的墙上贴着“红色旅”的微号，环绕着周围的五角星。 罗马《信使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公告”和莫罗的照片，世界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消息传到都灵监狱，库乔和他的伙伴们欢呼雀跃。 “‘红色旅’万岁！” “马列主义万岁！” “向旧世界宣战！” 狱卒来制止他们。 “滚开吧，小丑，”库乔挥动着一面红旗，“我们在欢庆胜利，你没资格待在这儿！” 他又转向伙伴们：“同志们，让我们高唱《红旗》好不好？”《红旗》是“红色旅”的歌曲。 “好！” 大搜捕通宵达旦地进行。警察和军队把偌大一个罗马城象篦子梳头似地过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终于，警方做出这样的决定：“红色旅”一定把莫罗转移到了其它城市。 全国性的搜捕开始了。 其实，莫罗并没有离开罗马，他所在的地点甚至距他被绑架的斯特里街不太远。安娜和伙伴们早在一年前就选好了这个地点：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他们用了大半年时间在那里盖了一座隔音的密室。就在莫罗被绑架的当天，警察便对修理库进行过搜查，却没有发现密室，真是件天大的憾事！ “红色旅”不断发表公告，不断提出要求，然而，所有这些，均遭到意大利政府的拒绝。 接着，“红色旅”又发表了莫罗的亲笔信。莫罗以个人名义向政府呼吁：同“红色旅”谈判，释放库乔等人。不错，那是莫罗的手迹，但仍为政府所拒。理由很简单：这些信一定是莫罗在饱受折磨后被迫写的，甚至受了药物的影响，也末可知。 依列娜也多方奔走，希望政府能同“红色旅”对话，拯救莫罗的生命，政府置之不理。 她又来到天主教民主党总部，声泪俱下地对党的领袖们说： “为了你们这个党，莫罗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呀！” 那些领袖大都是莫罗一手提拔的，与他私人感情极深。但这件事委实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他们沉痛地说：“党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遇害，亦等于意大利精神上的胜利。” 至此，“红色旅”明白不可能以莫罗为人质要挟政府了，决定利用莫罗给政府以严重打击。 今天是莫罗住进这间与世隔绝的密室的第五十五天。 密室虽小，设备却不差，澡堂、厕所、电视机、电冰箱，一应俱全。还有很多书籍，不过那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被“红色旅”称为“革命文学”的书籍。 电视机里播放着正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实况。如果换一个环境，狂热的足球迷莫罗定会津津有味地观看，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现在他没这个兴趣了。 从日历上他知道被劫持到这里已经五十五天，但觉得要长得多。五个月？十个月？或更长？ 真正是度日如年。 他随便瞥了瞥电视机。荧光屏上，运动员在鏖战。观众在发疯。 他好羡慕他们。他们全是自由的人啊。 有人说：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自由。现在他恰恰失去了这种最宝贵的东西。 刚来这里时，莫罗深信性命无虞。他认为政府不会拒绝，绝“红色旅”的要求。要知道，政府那些头头不是他的密友，便是他的部下。 “红色旅”在密室里设立了“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对他进行“审判”。英罗觉得这一切就象是小孩开玩笑一样，荒诞、无聊、甚至有点有趣，但他不得不聆听安娜等人对他的“指控”。起初，他根本不把这出闹剧当回事，姑妄听之嘛！莫罗从政三十年，最大的本领就是忍耐力极强。他可以滴水不沾唇，从早到晚发表冗长的讲话；可以连续举行十几个小时的会议，这种“审判”算得了什么！同时，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他：终究可以从这里出去。 当他知道政府一再拒绝同“红色旅”对话以后，开始变得惴然起来。他的忍耐力也受到了影响。除了“审判”，“红色旅”还对他进行所谓的“疲劳轰炸”——强迫他阅读“革命文学”和“红色旅”的“文献”：文件、大事记、公告等等，还专门找来攻击他的书籍让他看。这一切，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折磨。 安娜把这种手段叫做“心理战”。 他们天天对莫罗“作战”，一共五十五天！ “心理战”起了效果。从第十天开始，莫罗每晚都做恶梦。 他仍在抵抗。抵抗是无力的，但毕竟在抵抗。支持着他的还是那一线微弱的生机。 “红色旅”要求他给政府写信，重复他们的要求。他想拒绝，但求生的欲望很强烈。他写了。 写毕，一个念头从心里掠过：政府会不会为了国家制度的尊严而抛弃我呢？ 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些自私。如果他们为了制度的尊严抛弃他，也无可非议。那种制度正是他用了毕生的心血来建立的啊。他不禁怅然。 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封封遭到拒绝。政府官员发表演说回答他的信，他在电视里可以看到。有时他很体谅他们的处境和苦衷，有时却想不通：他们都是我的亲密朋友和同事，为什么竟如此狠心。置我的生死于不顾！ 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强烈地感到生命的可贵，人生的美好，特别强烈地想活下去。他给政府官员的信的言词万分恳切、凄哀。 拒绝，依然是拒绝。 他感到伤心已极。他记起了依列娜的话：“政治是那样自私自利，而且没有人性。” 他仿佛忽然意识到这话有道理，当年踏入政坛时为什么没意识到？三十年，太久了，今日醒悟，为时已晚！ 当他的第八十封信遭到拒绝时，他彻底绝望了。他明白自己一切都完结了——生命和政治生命。 他开始等待死亡的来临。 下午一点，安娜领着几个人来了。他们向莫罗宣读了“人民法庭”的判决：对前总理、资产阶级的代表莫罗的一切指控都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莫罗凝注着安娜。安娜那张有着惊人的美丽的面孔上现出神圣、庄严的表情。莫罗觉得这样漂亮的姑娘是应当有侧隐之心的，可她恰恰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莫罗想起了她端着冲锋枪扫射的情景。 唉，现在这些青年人！ 在这一刻里，莫罗心里平静极了，甚至轻舒了一口气。这一天终于来了、是否意味着折磨的结束？ “你还有什么要求？”安娜问。 莫罗想了想，说： “可否请一个神父来，为我做祈祷？”他声音沙哑。 “完全可以。” 不一会儿，一个蒙着眼睛的神父被领到这里，为他做祈祷。接着，安娜亲自替他理发。安娜的手那么柔软，这不禁使莫罗想起爱妻依列娜来。 可这是一双杀人的手。 理完发，他开始洗澡，换衣服。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几个“红色旅”的成员就在一旁监视着他。他尽量使自己显得镇静、从容，但内心紊乱极了。他把袜子穿反了。 他换上了被绑架时穿的衣服：白底蓝条衬衣、瑞士毛衣和浅蓝色的外套，并结上那条有白色图案的领带。这衣服又令他想起妻子。离家那天，衣服是妻子为他挑选的。 他想她，不可抑止地想她。他力图不那样做，却办不到。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一生致力于政治，可并未练就一副铁石心肠，在这个最需要坚定的时刻，控制不了意志。 他想到了依列娜在庭院里种的那些番茄和辣椒。如今它们长势怎样？那全是他喜爱吃的东西，今后再也不可能吃到了。他心里一酸，眼湿了。 晚餐是极其丰盛的。这是名副其实“最后的晚餐”。他一点也吃不下去。 安娜说：“给你服一点镇静剂吧？” “不，不需要！”莫罗不假思索地拒绝。 “行刑”时间到了，安娜们把莫罗押出密室。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皓月当空，繁星点点。微风轻拂着面孔，使人感到痒丝丝的。莫罗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时光了。 外面停着一辆雷诺轿车。安娜命令莫罗侧卧在后座的地板上。莫罗顺从。内厢很小，他不得不把身子蜷曲起来。 安娜举起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着莫罗的胸膛连发十一枪，但故意不朝心脏打。 残酷的人！ 大约十分钟后。莫罗死去。 全世界都被莫罗的死震动了： 当罗马电视台新闻广播员呜咽着宣读特别公告时，意大利全国一片哭声： 莫罗的尸体是在罗马市中心距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只有几码远的地方被发现的。 消息象野火般地迅速传开。警车凄厉。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 一个家庭主妇哭着说：“他们是暗杀者，应当把他们统统枪毙。” 一个男人说：“我们应当恢复死刑。” 一个年轻姑娘说：“我的圣母，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吗？” 内政部长、莫罗的好朋友科西嘉泪流满面地说：“‘红色旅’想制造内战。但是，我们将取胜，民主将取胜。他们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 他的话没有错。 “红色旅”杀害了一个莫罗，却失去了一切：使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看清了他们。 那些天，无数意大利人自发地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对“红色旅”的憎恶和愤怒。示威的盛况可以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欢呼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垮台相比。 老人和妇女则排着队到教堂去祈祷一一为莫罗祈祷。 “红色旅”过去的一些支持者们纷纷改变立场。“红色旅”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和混乱。 绑架和杀害莫罗，是“红色旅”达到颠峰的标志，也是它走向衰亡的开始。 而另外一些内幕和情况，是在这以后慢慢才为世人所知。 警方破获了“红色旅”的几个军火库，惊讶地发现：那里的武器弹药几乎清一色是苏联制造的。 有确凿证据证明。许多“红色旅”成员曾在某个东欧国家受过训。 更令人大惑的是：安娜等人在绑架莫罗前曾反复进行过实战演练，地点竟是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是怎样到那里去的？谁提供经费？这问题能否得到答案？ 前不久，意大利总统指出：意大利的恐怖活动与苏联有关。 近年来，“红色旅”的景况一日比一日不佳，但它在某些国家的支持下，困兽犹斗。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它又制造了一起震动世界的绑架案：绑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盟军司令部的美国准将多齐尔。这是“红色旅”第一次绑架外国人。人们认为，“红色旅”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秘密。 对于“红色旅”来说，现在的条件与绑架莫罗时大不相同：缺少坚强的领导核心；缺少支持者；内部分裂相当严重。这次绑架案以“红色旅”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一个阴冷的冬日。从亚得里亚海不断吹来的海风使帕多瓦市的大街小巷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咸味。 这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小城，居民绝大多数是在维罗纳市附近读书的大学生，因此又叫“大学城”。它不象别的意大利城市那样繁华，甚至没有夜总会，商店也寥寥无几，集中在宾得蒙大街一带。 宾得蒙大街二号是一幢楼房，楼上几层住着居民，底层是帕多瓦市唯一的超级市场，名叫“迪依阿”，算是这个城市的“商业中心”了。 这天中午，“迪依阿”超级市场的门前同往常一样热闹。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出出进进；报童叫卖报纸，专门给狗喂水的水站上排着几位锦帽韶裘的妇女。好一幅升平景象。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就在此时，近百名警察已从四面八方悄悄包围了这座超级市场。 十一点二十八分，一辆没有标志的轻型货车开进了超级市场左近的一条小巷。车厢里坐着十名剽悍的、穿着清一色黑衣的人。他们可谓全都武装到了牙齿：人手一把M—12冲锋枪和一支大口径的手枪，腰间挂着红外线眼镜和红外线瞄准器，还有防毒面具，显然是为使用催泪弹准备的。令人惊异的是，每人头上都戴着有色塑料兜或布套，在眼睛的部位挖出两个黑洞，模样十分吓人。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见一双双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严肃的、期待的光芒。 他们是精锐的“皮头套”突击队的成员。这是意大利警方在莫罗遇害后成立的一支反恐怖别动队，主要用来对付“红色旅”。因为他们在行动时都以面罩遮住脸孔，因而被称为“皮头套”突击队，它的全部成员只有五十名，今天便来了十名。意大利政府一直否认这支突击队的存在。它的成员、指挥官、地址等，全是绝对秘密的。 车厢里非常肃静，唯有沉重的呼吸声此起彼落，间或响起一两声武器相碰的金属声。 今天，他们将采取一个惊人的行动：从“红色旅”手中救回被绑架的美国准将多齐尔。 他们在等待。现在可谓风平浪静，但这种平静中孕育着一场大暴风雨！ 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拿着望远镜透过车窗观察着“迪依阿”超级市场的二楼。现已查明，那个窗户下写着大A字的房间便是关押多齐尔的“人民监狱”。那是一位名叫马利罗·法拉斯勒的医生的公寓，现在由他女儿艾曼妞住着。 四十二天前，“红色旅”在维罗纳城绑架了多齐尔。当时，四名“红色旅”分子化装成煤气公司的工人，伪称要为多齐尔的寓所修理煤气管道，敲开大门，用手枪击昏多齐尔。把他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然后在寓所里翻箱倒柜地搜查，企图发现北约组织的秘密文件，结果一无所获。他们驱车来到距维罗纳城四十八英里的帕多瓦市，在光天化日之下扛着箱子走进宾得蒙大街二号。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帕多瓦市学生居多，搬进搬出的事司空见惯。 多齐尔准将现年五十岁，曾在越南服役，一九八一年六月被调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地面部队司令部任职，是这个司令部里职位最高的美国将军。他掌握着北约大量核心机密、如今他被绑架，对意大利政府乃至整个西欧盟国的震动，比起莫罗事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意大利政府迅速成立了一个“紧急行动中心”，负责营救多齐尔的行动。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动员起来，开始了对“红色旅”的大规模搜捕。 近几年来，“红色旅”处境不妙。它内部分裂成两大派，一派叫“顽强派”，主张用恐怖手段杀害一切“敌人”；一派叫“宣传派”，则认为包括杀人在内的一切恐怖手段，一定要在真正能打击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才可实施。否则就会损害“红色旅”的总目标和威望。这两派有时甚至反目成仇，使整个组织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更重要的是，“红色旅”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经丑得不能再丑。人们都认清了：他们所标榜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追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过是为自己杀人越货的行径涂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而已。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象他们这样的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红色旅”过去是有一些支持者的，可这些支持者近几年都逐渐弃它而去。从它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甚至为警方提供线索，使它的机构不断受到破坏，成员接连被捕。有人说：“它就象一头受伤的野兽，在林中踽踽独行。” 因为这许多原委，面对警方大规模的出击，“红色旅”招架无力，陷入混乱。在绑架莫罗时可不是这样。当时他们是那样自信和胸有城府，甚至这样叫嚣：“来抓我吧，如果你能够的话。”这一回却接连遭到打击。今非昔比！ 在多齐尔被绑架的第二天，警察就严密封锁了维罗纳一帕多瓦地区，所有路口都设有路障，一切车辆均需经受检查，并对上述地区展开地毯式搜索。“紧急行动中心”给他们的指令是：每座房子、每间屋子都不能放过。警方判断：封锁工作做得如此迅速，“红色旅”尚无机会把多齐尔转移到别处去。 为了分化瓦解“红色旅”，警方还以一百七十万美金，征求有关多齐尔的情报。 线索源源而来。意大利人对“红色旅”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红色旅”的成员不断落网。一月四日，两名“红色旅”分子在罗马市郊的一个检查站被捕，供认：“红色旅”准备另搞一起恐怖活动，把警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警方又逮捕了“红色旅”的重要头目、“理论家”森扎尼。他是个大学教授，曾参预当年对莫罗的“审判”。他向警方供出了许多有关多齐尔的重要情况。 一月二十日，警方的搜捕工作紧缩到帕多瓦地区。网口在慢慢收缩。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帕多瓦警署的113报警话机响了。值班警察抓起话筒。 “帕多瓦警署，请先报姓名和住址。” “我不愿意透露姓名。” 匿名电话！警察揿了录音机开关。 对方说：““现在我把‘红色旅’关押多齐尔将军的确切地址告诉你们……” 警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方匆匆说出一个地址，就把电话挂上了。 他是谁？是从“红色旅”里分化出来的人，还是普通意大利老百姓？不得而知。 他迅速把电话记录上报。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进行了三天周密侦察，弄清楚匿名电话所提供的情况完全真实。 终于找到了！ 警方决定立即采取营救行动。起初准备在夜间袭击，但害怕夜暗中误伤多齐尔；有人提议拂晓行动，也被警方否决。那个时候宾得蒙大街上很清静，袭击行动可能会被“红色旅”事先发觉。几经讨论，最终决定在中午动手，因为那时大街上人群熙攘，也是恐怖分子防备最松懈的时候。 一着高棋！ 货车里的气氛紧张得简直要爆炸了。 指挥官模样的人看表。 “还有一分钟，做好最后准备！”他低声道。 没有一丝响动。还要准备什么呢？从莫罗被杀害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准备了。平日他们苦苦地训练，不正是为了这一刻？ 十一点半。 “时间到：“ 早就停在超级市场旁边建筑工地上的一辆铲泥车开始启动，发出巨大的轰响。操纵它的是警察，这样做是为了用噪音来掩盖突击队行动时的声音。 指挥官狠狠一挥手：“下！” 十名突击队员闪电般地跃起，跳下货车，直扑超级市场。 从早晨起就开始向这一带渗透的便衣警察也在同一时刻开始动作：把街上的行人赶离可能发生交火的地点；命令一切车辆停驶，在各个路口派上岗哨，以防“红色旅”分子逃跑。 突击队员冲进超级市场时，人们大哗。虽是白天，可在你面前突然出现这许多戴着面具的荷枪实弹的人，怎能不被吓得魂飞魄散？一名妇女当场昏厥过去。有人立即向警署打电话，报告说这里发生了匪徒抢劫事件。 一名突击队员把守住超级市场的大门，对人们喊道：“大家安静！我们是警察。不要害怕，也不要乱动！” 其余九名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二楼。 此刻，“人民监狱”里是一幅平静的景象。 这儿共有五名“看守”，首领便是当年参加过绑架莫罗的安东尼奥。现在他坐在最靠里面的房间中看报纸。房主艾曼妞和她的男朋友在一旁低声交谈。萧斯才从超级市场买东西回来，正在锁门，钥匙发出哗哗的声响。还有一个人呆在中间的屋里，那便是囚禁多齐尔的地方。 屋中央有一顶金字塔式的帐篷，帐篷里放着一张钢丝床，多齐尔坐在上面。他已经这样坐了四十二天了。墙壁上贴着“红色旅”的徽号——那个意大利人心惊肉跳的五角星。 多齐尔手脚被拷，又被一条铁链子锁在床上，动弹不得。身旁放着一副耳机，安东尼奥们如要商量机密事宜，便把耳机套在多齐尔头上，大声播放流行音乐，使他什么也听不到。 他已受审多次。果然不出所料，“红色旅”要他提供北约的军事秘密。可这种秘密对于“红色旅”这样一个组织来说，委实价值不大。 他断然拒绝。 “红色旅”以死相威胁，要他为在越南服役时的“屠杀行为”偿命。 他不理睬。 初来此地时，他一直被蒙着眼，安东尼奥们与他接触时也戴着面罩，但近几天情况变了：他们既不戴面罩，也不蒙他的眼。他明白：死期已近。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名当过举重运动员的突击队员，他用身体使劲向门撞去。 眶的一声，门开了。突击队员们旋风一般地冲进去。 萧斯还在走廊里，抱着两袋食品。听见响动，他回头，脸刷地变成土色，嘴巴张得好大好大，不能合拢。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队员一拳将他打倒。 另一个突击队员冲进关押多齐尔的房间。看守多齐尔的“红色旅”分子见机不妙，连忙举起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准多齐尔的头部。 多齐尔闭上眼睛。 “完了。”这个念头飞快地闪过。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人尚未抠动扳机之际，突击队员一个虎跳扑到他身边，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 一声惨叫。他捂着头栽倒，手枪从手中飞出。 突击队员来了个鸽子翻身，骑在他背上，枪口抵住他脑袋。这一套动作做得干脆利落，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多齐尔大叫：“干得漂亮！真漂亮！” 与此同时，突击队员们冲进了最里面的房间。 “都不许动！”一声霹雷般的喝叫。 安东尼奥和艾曼妞等三人象受到电击一样腾地站起来。 “举手！” 他们乖乖服从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他们甚至来不及产生反抗的意念。安东尼奥手中还拿着报纸。 几副雪亮的铐子将他们的手铐住。 “跟我们走！” 他们在突击队员的押送下走出超级市场。围观者甚众。安东尼奥偶一抬头，发现人们向他们投来的目光织成了一张愤怒的网。他打了一个冷战。 营救行动胜利结束，只用了九十秒钟，并且未放一枪一弹。多齐尔四十二天的痛苦结束了。当突击队员把他从帐篷里扶出来时，他还怔怔的，不相信自己已获自由。 “今天是星期几？”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他被带到帕多瓦警署。警察找了一把椅子要他坐下。他说：“我已经坐了整整六个星期了，该好好站一会儿了。” 他吃饭时，有人告诉他：“里根总统要直接同你讲话。” 他来到隔壁房间，抓起听筒。当里根的声音从遥远的美国传来时，这位被“红色旅”囚禁四十二天的美国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突然溢满了眼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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