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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南源上，一马平川地看去，好水灵的白灵宫。泾河、泔河，自北山下来，蜿蜒流转，兀自南去。麦苗儿猫了一冬，风刀雪剑严相逼，憋曲坏了，此刻，正舒展开身体，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春天的灵气，与那树木花草一起，把一个“绿”字繁衍开去。万物都在这春风洋溢中窃窃私语，喧闹嬉戏；万物的经脉骨节都在“嘎嘣、嘎嘣”作响，毫不掩饰地表现着出对春天的渴望和喜悦。 县长刘新怀带着县政府建设科主管农业生产的赵启文和魏作栋，在白灵宫村住了一夜，第二天赶早出了村。 “刘县长回哩？” “回呷。” 村民认识刘县长，互相打着招呼。 他们骑上南塬的大坡，出了一身薄汗。 “累了，歇一会儿”。县长提议。 他们翻身下车，把三辆自行车旁边一撂，席地而坐，各自点燃一根烟，眯缝着眼，望着塬下的白灵宫村。 白灵宫村，六十多户人家，生活在泾河西岸。礼泉县是个穷县，主要是缺水。可这白灵宫村的耕地，大多在礼泉县唯一的自流灌溉区内，土地肥沃，“得天独厚”。 1954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继1951年12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之后，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意味着毛泽东修改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要用比较快的速度进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分散的自耕农更充分地组织起来，完成由互助组向合作社的转化。《决议》发表的时候，全国已经有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了。陕西落伍了。此时，陕西批准试办的合作社只有234个。礼泉县只有包括王保京互助组在内的18个互助组。压力是无形的。县里急得团团转，急于想从18个互助组中挑选一个最精彩的作合作社的试点，作榜样，然后推广。开始时，选来选去，选中了史德镇陈迪村金光耀互助组。金光耀互助组搞得最早，搞得最好，是全县互助组的佼佼者。金光耀还被县上敲锣打鼓地推举为“劳动英雄”。试点，非金光耀互助组莫属。 殊不料，此举在陈迪村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陈迪村是个富裕村，善于“看马下骡子”养牲口，主意特别大。赵启文奉县长之命，在陈迪村住了一个多月，苦口婆心做工作，可是“家家户户都不愿意成立合作社”。 赵启文跟金光耀说：“你是劳动英雄哩，要带个头哩。”金光耀的回答斩钉截铁：“宁愿不要‘劳动英雄’，也不要合作社！”这让赵启文大惊失色。《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道路”。一家一户，几家几户，机械耕作，兴修水利，行么？明明对你们有好处，为什么坚决不干呢？人数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阳关道摆着不走，为什么偏走独木桥？ 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阳关道”，还是走分田单干“独木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初都有连续不断的大争论。前者是“进”，迸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后者是“退”，退到合作化之前的生产方式上去。50年代的争论以毛泽东激烈批评“小脚女人”，全国范围内掀起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而告终。70年代未、80年代初的争论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人民公社乌托邦试验的失败和农民分田单干而告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走了一个小小的轮回。一个血与火的轮回。一个以牺牲几千万人生命、农村经济崩溃、数忆农民陷入极端贫困为代价的轮回。 “幸福生活”都不去追求，还有什么值得追求呢？精打细算的农民，此时怎么转不过脑筋了呢？奇哉。怪哉。 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就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史家注意到，1953年底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与当年的粮食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1953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仅能维持城里人两个月！而且，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形势极其严峻。私商也趁火打劫，大量囤积粮食，粮价攀涨。农民不跟政府合作，要么瞒产，要么囤积备荒，挨家挨户核实征购，既不现实，也会惹起事端。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城市，后边是农村。1953年10月，毛泽东说：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对付出粮的”政策出台了。据说陈云向政治局提交了解决危机的八种办法，政治局挑选了最严厉的“统购统销。”该政策的核心是，关闭粮食市场，政府行使粮食专买专卖权，农民必须按政府核准的数量、价格、品种将粮食交给国家，卖给国家，灾荒年歉收也不得减免、如果交完不够吃，由政府核准后“返销。”前者叫“公购粮”，后者叫“返销粮”，再后来又搞了一个“超产超购”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陕西美其名曰：“爱国粮”。其核心是，不“超产”也“超购”，以弥补“公购粮”之不足。总之，想方设法地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烽火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合作合作，王米面坨蛇；单干单干，白米细而。”讲合作与单干的生活差距，烽火也有明内人。 《烽火春秋》记载，一个叫王彪（真名王作创）的材民1957年悦：“咱社搞什么科学研究，什么丰产田，都不是胡整吗？还有什么合作化，明明没有单干好呀！还有什么统购统销政策，把农民的粮食一家伙都哄骗去……”郑守业（真名郑富财）说“统购统销把农民的粮食都弄完了，把我娃饿得成大价哭。” 1953年10月，“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实行，一个多月后，合作化《决议》公布，以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合作化”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度保证。合作化运动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一边翅膀是“统购统销”，一边翅膀是“合作化。”合作化不到半年的时间，政府完成了粮食征购计划，而且超征了60亿斤。 农民也不傻。首先是金光耀不傻，陈迪村人不傻。他们知道，这是政府在算计他们粮囤里的粮食。所以，不管你说得再好，磨破了嘴皮子，就是不办合作社，这个账很好算，国家拿走了多少，自家粮囤里还剩下多少，够不够吃，富不富余。更要害的是，农民将失去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为了土地他们不惜流血牺牲，支持中国共产党人打赢了战争，取得了天下——进而将失去粮食处置的主动权。 这是一场大博弈。政府与农民的博弈。政府是赢家。谁也挡不住奔腾的潮流。合作化不久，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籍制度，农民就被牢牢地管住了。这不能小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川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朝代能把一盘散沙的农民聚拢起来，而且是用如此高的组织形态聚拢起来，将众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当然，农民和农民不同。王保京就与金光耀不同。他有金光耀辈所没有的政治眼光。他也算账，不过算的是更长远的账。王保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顺应潮流，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何况他本人还有碴儿抓在政府的手里。几年前，他伪造公章，冒充陕西省公安侦察大队长的身份，招摇撞骗，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年轻，不懂事，可以是一个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个记录在案的历史污点。“骗子”的形象，无论在村子里，还是在政府那边，都是个受到鄙视的形象。合作化无疑是个机会，一个洗刷形象的机会，一个由政府来确认他在白灵宫村领袖地位的机会。他把握住了。如果不借助政府的力量，农民不会认同或接受一个道德不完善甚至有污点的领袖。 社会学家秦晖先生，专门研究“农民学”，不久前写了一本书，叫做《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现代社会的再思考》。他告诉我，从“农民学”的角度看，关中平原是一块非常独特的区域。由于富庶，由于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曾经是中国政治统治的核心地带，从宋朝开始，农村宗法势力一直受到政权的抑制和打击。与其他地方相比较，关中一带血缘秩序比较早地趋于消解和淡化，使得农民更加信奉权力。他形象地比喻为：“天大地大不如权力大，爹亲娘亲不如权力亲。”对权力的追逐，对权力的崇拜，对权力的盲从，构成了关中农民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通常情况下，乡村理想的领袖或英雄，首先是道德的，然后才是能力的。当然，新的意识形态的引进，乡村传统道德已经被或正在被“摧枯拉朽”。王保京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和把握“摧枯拉朽”的趋势，最终确立巩固自己在烽火村的政治基础，以至走上陕西的政治舞台，这都是后话了。～“觉悟的农民”与“不觉悟的农民”从此分野。王保京从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 合作化问题，县政府着急，王保京热情，一拍即合。一夜下来，皆大欢喜。 难怪刘新怀等一行三人能踏踏实实地坐在源上抽支烟，欣赏源下白灵宫的大好风光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推倒了礼泉县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挖开了拦水大坝的缺口，接下来便是不可阻挡了的潮流了。土地公有制的风暴，如同几年前的土地改革一样，将席卷整个乡村社会。桃花源中人，将汇入社会变动的大潮中，现在似乎已经听到，“轰隆隆”的响声了。柳青此时正在终南山下一个僻静的村庄里，注视着关中大地、中国大地农村社会的变革。一部《创业史》，用史诗的笔调描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塑造了梁生保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他们刚刚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和压抑，以对党和领袖的无比信赖，以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响应合作化的号召，把那些情愿或不情愿的农民组织起来，史无前例地抛弃了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沉闷单调的小生产耕作方式，向科学进军，向社会主义进军。这种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是不容怀疑和阻挡的。作家们裹挟其中，抒写和沤歌着这一时代主旋津，并奠定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地位。然而，他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合作化运动深层制度背景，在先进与落后、创新与保守、非黑即白的认识框架内把握着社会激变，以饱满和真诚的政治热情，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匆匆拿起笔来，加入合作化变革的行列。他们的眼光凝固了，他们不会料到，接踵而来的是1957年、1958年、1959—1961年、1966—1976年，更不可能料到人民公社的崩溃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历史跟作家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历史经常跟轻信的作家开玩笑。浪漫情怀如果跟意识形态联姻，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尴尬。痛心疾首的尴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会怎样呢？我不知道“重写文学史”会怎样评价那一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但是，可以肯定他说，作家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农民生活的时代脉络，文学价值不敢说，起码为社会学和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比如梁生保和王保京的比较——艺术的梁生保与艺术的《王保京》，现实的“梁生保”与现实的王保京。“启文，你背上铺盖，到白灵宫住上一段”刘县长说。“金光耀咋办哩？”赵启文问。 “撂了！” 撂了金光耀，培养王保京，终成定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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