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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村的起家，烽火村的浮夸，离不开方方面面特别是专家科学家的帮衬和努力。1958年5月，因其“解决了麦、棉一年两熟的问题”，“培育出来的小麦、玉米、棉花等优良品种达七八种之多，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有一百余种”，王保京被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5月15日，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俞启葆、科学院陕西分院秘书长梁德柱、西北农学院副院长康迪、礼泉县长折敬盈到烽火宣布祝贺。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也到会祝贺。 5月20日《陕西日报》发表了赵洪漳教授六七百字的署名文章：《祝烽火社技术革命成果辉煌》。 赵洪平璋，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专家，毕生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农业粮食增产的关键是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的关键是优良品种。他一生只研究成功了四个小麦优良品种。烽火几年的功夫，就研究成功七八种小麦、棉花、玉米优良品种，“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有一百余种”。此前，王保京在《陕西日报》公布了要亩产粮食5500斤的消息。赵洪璋不能回避烽火科研成果和刚刚公布的显然是违背常识的粮食超高产试验。他在文章中说了一大堆时兴必须说的套话，但在关键的地方写道：烽火“为了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收入，今年春季还开始了棉麦套种和两熟试验；由王保京同志直接参加和领导的亩产粮食5500斤的丰产试验，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行文相当谨慎。前几天说王保京解决了麦子、棉花一年两熟的问题，他却说今年春季开始。“两熟试验”，完全是两个天壤之别的判断。对于亩产粮食5500斤丰产试验，他说“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这句话可以两面理解。不到半年，王保京又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上公布，他要一年小麦、玉米、土豆、红薯四熟，“亩产三万二”！他已经不满足一年麦、棉两熟，亩产5500斤了！ 不管王保京试验成果是否可靠真实，陕西省权威研究机构的聘任，权威研究机构领导、政府领导和著名农业专家莅临烽火，在事实上确认了庇荫王保京几十年的“农民科学家”的桂冠。“农民科学家”具有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农民真正成了科学的主人，先农民而后“科学家”，主次地位既定，科学家等而次之。从此，王保京由“农业劳模”走到“农民科学家”。他比谁的心里都明白，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科学种田，除了敢想敢说敢做、胆比别人大之外，无论是种田经验，还是科学知识，孤家寡人，单枪匹马，一次两次可以把外行蒙过去，要长此以往撑起“科学”的门面，打好“科学”的招牌，不依靠专家科学家，绝对不行。事实上，从1955年西北农学院苏献忠副教授肇始，到烽火村来的专家教授、农业科技人员从未间断过，参观实习技术指导，西北农学院、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陕西省科委、陕西师范大学、省农业厅、省气象局，等等等等，或者常驻，或者短期指导，形成了红花和绿叶的关系。王保京是红花，烽火村是红花，专家教授、农业科技人员是绿叶。王保京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专家队伍，总结经验，发布新闻，极度浮夸，都没离开过这支队伍。 一辆“飞鸽”加重自行车在咸阳至礼泉的公路上飞翔。车上坐着两个人。骑车的是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见习试验员任尚学，后支架驮着该所的助理研究员杨鹏年。两个人都是高个。前者微胖，后者微瘦。 这是1958年初秋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公路车少人稀。自行车出咸阳城，端向北，直奔30公里外的烽火村。 “1958年至1960年，我和杨鹏年在烽火住了近两年哩。我是他的助手。时间不算短吧？”任尚学已经老了，像所有老人那样，新近发生的事情记得不清，但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却如数家珍。 王保京不排斥农业专家长年累月住在烽火，不仅不排斥，而且欢迎。这一点，一般农民，一般农村，是很难做到的。这是王保京的过人之处。 翻开烽火的历史，参观学习的不算，专程赴烽火的人，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党政官员：副总理、西北局书记、陕西省历任书记和省长、历任地县委书记，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人员；第二类是中央和地方各大媒体记者；第三类是农业专家和科学家。中美建交，美国总统卡特也来参观过。第一类是权力和政治笼罩，第二类是紧跟权力和政治的包装宣传，第三类则为第一类和第二类人物提供权威的“科学”依据，给典型宣传以说法。作为农业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能受到农民的欢迎，能与农民合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和科学研究，真是莫大的庆幸。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科研成果，如果不与土地结合，一切都等于零。而土地恰恰掌握在农民手里，在烽火，则掌握在王保京手里。 他们来到了烽火村。然而，他们没想到，或者是想到了不能不来，或者是想到了更想来，烽火村的土地，是一块完全政治化的土地，是一块光长政治光长说法的土地，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被大大歪曲了的土地。这里的主人是王保京，是政治，科学与科学家只能是附庸。当然，烽火也是一口大锅，如果想的话，如果满足某种条件的话，如果有某种个人企图的话，谁都可以在烽火这口大锅里分得一杯羹。光是“农民领袖”浮夸，成不了大气候，如果政治与“科学”连袂保驾护航，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检索历史，追踪历史，公正地看，除了极少数昧了良心的所谓科学家外，大多数农业专家科学家是被迫上阵的。 武功县和烽火村同在一个台风中心。武功距离礼泉只有几十公里。武功是西北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小小一个杨陵镇，集中了西北最庞大最精华的农业教学和研究队伍。80年代建起了陕西省农科城，1997年还要建一个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农业开发区。1958年，这些后稷的子孙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许志路副研究员，是位小麦专家，曾经考察过烽火的科学种田。他的夫人许效琦副研究员也是小麦专家。他家里摆着《资治通鉴》、《四书五经》。他退休后，在家研究历史，研究传统文化。他半身不遂，多数时间在床上，遂能静下心来读书，总结人生经历。他说：“1958年，我们搞小麦的压力特别大。各地都放小麦卫星，陕西坐不住了，小麦专家也坐不住了。省领导说，要你们科研人员干什么？不如农民！农民都能搞几千斤！省长开大会讲，河南湖北小麦亩产几千斤。出会场，有人专门指着我问：‘你信不信？’我说：‘不信！’然后被耻笑为‘保守’。往后就不是什么几千斤的问题了，而是几万斤，十几万斤！我们院当时也搞卫星田，指标是亩产12万斤。我不同意：‘这是胡吹么！违背起码的常识！’有人说：‘搞科研嘛。’我说：‘你们是装糊涂！’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也胡说八道，写报告说，杨陵有个‘稀植逆流’。点了一些人的名，包括我的名。那时人都疯了！吹牛无罪，吹牛沾光。正常人活不下去。有个老师不信《人民日报》刊登小麦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有人就指责他‘不相信党报就是不相信党’！” 许志路这样顶着干的和那些昧着科学良心同流合污的农业专家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心存疑虑，瞻前顾后，缄口不言。大家不敢说话，甚至不敢怀疑，疯狂的形势，意识形态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要生存。他们要吃饭。他们还有家庭和孩子。 1957年“反右”的恶蔓，已经长进了1958年。 “1957年的阵势你没见过。害怕人得很！许多同事昨天还好好的，是专家教授，是自己的同志，今天就成了右派，成了阶级敌人，成了专政对象。”任尚学满脸的恐惧和愤怒。 1957年、1958年如此紧密地拼在了一起。“右倾”和“右派”只有一步之遥。反右的嚣尘还浓重地笼罩在上空，“反右”的利刃还搁在喉咙上，人们甚至能透过皮肤感觉到利刃攫人心魄的凉气。 只准一张嘴说话，不准大家说话；只准一个脑袋思想，不准大家的脑袋思想，是整个时代的特征。整个中国，只有一张嘴，一个脑袋。谁官大，谁的手里就掌握“真理”，谁就有解释“真理”维护“真理”的绝对权力。知识分子已经微不足道，像一群随时都可以碾死的蚂蚁。一面是思想的极度沉闷和压抑，一面是梦想狂想的极度膨胀；一面是生存的惊悸与恐惧，一面是假话空话大话的空前盛行……如此这般地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更难受的是，1958年大跃进，向科学进军，主要是向农业科学进军，农业专家科学家还不能不说话，不能不按照别人的意志说话，用他们的嘴说官员的话，或者是借官员和农民的嘴说“科学”的话，说农民的话。话说得非常清楚，他们不是科学研究的主人。与西方中世纪黑暗不同，这里发生的事，一方面崇拜科学，一方面把科学当婊子，鄙视科学态度，践踏科学精神，把真的说成假的，假的说成真的，把空想说成现实。谁搞浮夸，谁说假话，谁就可以登头版头条。谁说真话，谁敢怀疑，谁就在报纸上挨批判。更可怕的是，巨大的压抑产生了变异，许多人正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正常的思维，怀疑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是否僵化并阻碍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一个地方一个人违背常识可以解释，可眼下不是一个地方一个人的事儿，能说普天之下都违背常识？事实上，1958年的浮夸狂飙，没有农业专家科学家的妥协和加盟，光靠农民、官员，是刮不起来的。被逼无奈的可以理解，头脑发热甚至助纣为虐则不能原谅！ 许效琦一旁插话道：“1958年我到安徽开农业会议。会上，人家都报小麦亩产几万斤，我逼得没办法，只好报亩产一万斤。院里的卫星田，五六亩地，深翻五尺，上了好多肥料，亩产才是一千多斤。这块地，长了十年的好庄稼。” “京娃，你胡谝哩！”赵启文指贡王保京吹牛的话音还没有落地，便在西安人民大厦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经受了一场洗礼。会议热火朝天，互相挑战。会场上，专门有个地方贴大字报。会议专门准备了白纸墨汁。谁想过关，谁想喝彩，谁就把指标往高里报。省上领导跟他说：“启文，你礼泉带个头，指标往高里报，把会议气氛烘托起来。”赵启文大笔一挥：“亩产棉花6万斤，要与专家比高低！” 棉花亩产6万斤的挑战书，像在人民大厦扔了个炸弹！光炸还不行，还要专家给亩产6万斤棉花的技术措施。吓得专家屁滚尿流。 “咋不屁滚尿流哩？亩产6万斤棉花，像王保京那样，上嘴唇在天上，下嘴唇在地下，不要脸胡吹哩！那达找措施嘛！”赵启文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赵启文。会上一个赵启文，会下一个赵启文。会上的赵启文“胡吹冒撩”，会下的赵启文骂王保京“胡吹冒撩”。会上的赵启文大胆哄抬指标，会下的赵启文小心论证。 回来后，县上派他当县棉花指导委员会主任苏献忠副教授的助手。 几天前，住在礼泉的苏献忠也感到了压力。参加棉花会的书记打电话找他： “苏教授，我们要放棉花卫星哩！” “咋放？” “会上有人提出亩产几万斤棉花！” “几万斤？你说错了吧？”苏献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几万斤！行不行，听你一句话。” “不……不行！”吓得苏献忠声音发抖。 “咋不行？” “太……高！不……行！” “想想办法么。” “我办不到么！” “那你说多高？” “我也说不出来……” 书记要在苏献忠这里压出个说法来，好在棉花会上风光：“你们看，教授都说行！”可苏献忠死活不松口。苏献忠口气嗫嚅，但态度坚决。顶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杨鹏年在烽火指导亩产小麦15万斤，征询苏献忠的意见。他说：“不好说。”实际是不敢说。王保京批评他“太保守”，井在背后跟别人说：苏教授不支持我哩。那时候，顶个“太保守”、“不支持烽火”的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赵启文负责测算全县15万亩地的棉花产量，县里强令要达到平均亩产150斤皮棉。可是赵启文测算了一下，平均亩产顶多100斤，并将测算结果如实禀报。这一如实不得了！县委书记大怒：“给我把赵启文叫来！” 他赶忙跑到书记办公室：“书记叫我哩？” “赵启文！你知道不，你犯了右倾保守主义！后面再加一个‘者’字，你就犯法啦！” 书记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上纲上线，吓得赵启文浑身发抖。 他赶紧回去重新算账。 原来算的标准是120个棉桃剥一斤籽棉，现在干脆80个棉桃剥一斤籽棉，亩产数自然上到了150斤。这才蒙混过关。 晚上，赵启文睡在烽火村民王建元家，和报社记者、农民诗人王老九等六七个人挤一个炕，不禁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世道咋成这个样子了！说实话倒霉，说假话沾光。——这些记者诗人也一样？ 因此出现了“农民科学家”和政客大胆设想，农业专家大胆论证大胆设计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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