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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朋友所预料的那样，以出席党的十一大为界，王保京对郭裕禄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袁家经济发展的势头健猛，经济实力超过了烽火，并大大拉开了与烽火的距离，郭裕禄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政治实力不断加码。他又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十四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委员，1991—1992年任县人大副主任，1992年至今任县委副书记。与王保京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郭裕禄愿意不愿意，在礼泉人看来，郭裕禄算是登上了礼泉县的政治舞台，年纪轻，势头猛，是足以与王保京抗衡的政治新星。 袁家的崛起，结束了烽火一支独秀的历史。这是50年代以来礼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局面，相隔十五甲，一东一西，东边是烽火，西边是袁家，各搭了一个戏台，各有各的路数，各演各的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台，紧锣密鼓，分庭抗礼，谁也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蔚为礼泉政治奇观。 郭裕禄比着烽火迫赶，首先追赶粮棉。认真说，70年代“学大寨，赶烽火”，真正“赶烽火”的可能就是袁家。几年的努力，特别是郭裕禄和王保京一起到湖北等地考察棉花种植技术后，袁家的棉花平均亩产咄咄逼人，一举超过了烽火，结果逼得烽火搞“百亩丰产方”，逼得王保京弄虚作假，到广播电台说计划棉花亩产300斤、实际亩产270斤，以证明十大代表比十一大代表能干；结果招来了“产量不实”调查组。这里的“产量不实”当然是指往高虚报产量。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民采取的对策，一般都是“瞒产私分”，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般情况，多报粮棉产量意味着给国家多交，就意味着自己少吃少穿少用，没吃没穿没用。除了“放卫星”浮夸年代，一部人民公社史，就是觉醒的农民用“瞒产私分”的办法与政府捉迷藏的历史，除非农村基层干部昧了良心，不为治下的农民谋利益，上面讨好。像烽火敢往高虚报产量、又可以少交、两头都讨好的情况，如果没有大规模隐瞒土地，如果没有权力笼罩或保护，绝难实现。王保京以己度人，事与愿违。调查组查下来，袁家不仅没有多报亩产，而且由于计算方法的问题，还少报了亩产，离开时，还总结了袁家粮食丰产的好几条经验。 1978年是王保京和郭裕禄大较劲的一年。十大代表不仅棉花产量“高”过十一大代表一筹，而且还要在小麦产量上“高”过一筹。这叫做“生姜还是老的辣”。这一年，袁家小麦大丰收，亩产710斤。烽火呢？以上已有详述。要言之，烽火第一次上报亩产907斤，一个月后调整为亩产852斤，公社核定亩产761斤，地委调查组查账核实，亩产实际是732斤，“如果把‘争气滩’、‘贡献湾’的（小麦种植）面积算上，亩产就上不了700斤”。王保京是数字魔术师，而且身居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当地话说，“簸箕虫日虱子，闶着整”。他不仅想要什么数字就有什么数字，而且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全无顾忌。地区规定的小麦亩产奖励标准是600斤，烽火以“亩产852斤”受奖，袁家亩产710斤却被排除在外，这还不算羞辱袁家。王保京还下令袁家派代表去地区开颁奖大会。郭常委老老实实派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文西去开会。张文西开了几天会，坐了几天冷板凳，一肚子窝囊，跑到县上，向刚开完常委会的郭裕禄诉苦：“本来颁奖有咱哩，被王保京压了。开会的人都是获奖单位的代表，咱去没人理！”郭裕禄火冒三丈，推门进了王保京的办公室。 “王保京！”郭裕禄也不叫“王书记”了，质问道，“人家领奖，叫我村去干啥哩？” “干啥哩？去接受教育！”王保京说。 “教育他妈的屄！受啥教育哩！”郭裕禄开骂了。 “裕禄，你是个小村，取得点成绩算什么！”王保京提高声音训斥道，“你不虚心！骄做！” 王保京分明是说，你郭裕禄当上十一大代表就翘尾巴，有什么了不起！ “王骗子！”郭裕禄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连“王保京”都不叫了，连珠炮一般地骂将过去，骂得王保京没有还嘴的余地，“谁骄傲了？是没学好小靳庄，还是粮食产量上不去，弄虚作假？” “你不要嚣张！” 王保京想镇住郭裕禄，郭裕禄根本不吃这一套，骂的声音更大，骂得县委院子里的人都能听见。天已经黑了，常委们看见郭裕禄闯进王保京办公室，也都不回家了，等着看热闹。偌大一个礼泉县，敢跟王保京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干可能只肩这个郭裕禄了。 “王骗子，你有啥本事！嗯，你就是凭你六七十岁的老妈唱歌跳舞打篮球当的书记么！你以为那歌唱得好听？猫念经哩！你以为那篮球打得好？小脚老婆在球场上跑，还说打得好打不好是水平问题，打不打是态度问题，我都替你脸红哩！你就是靠骗人胡吹冒撩当的书记么！我就是不当先进，也不让我的老妈去唱歌跳舞打篮球！你有啥本事！嗯，你自己摸着良心说，你真正给党给国家给人民有啥贡献！” 直骂得灵魂出窍，星辰跌落。这在几年前是不能想象的。 局势的发展难以预料。这年麦收前，《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全文转载，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告别旧时代的强烈信号，其中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烽火将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扮演什么角色，这台戏怎么演下去，自然是善于应变的王保京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于是故技重演，在粮棉产量上做文章。 严格地讲，这次较量，不是下级跟上级的较量，因为不涉及权力之争；也不是新先进跟老先进的较量，因为双方不在一个量级上。王保京是久经沙场的重量级选手，郭裕禄是刚刚出道的轻量级选手，这次较量，严格地讲，是农民跟农民的较量，是两种农民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较量。50年代选择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金光耀和王保京的分野，即金光耀所代表的“农民”与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时代淘汰，王保京独领风骚二十多年：60年代选择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还是选择分田单干的道路，出现了以杨伟名为代表的“农民”与王保京为代表的“农民”的分野，杨伟名被时代淘汰；7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场大吵架，郭裕禄和王保京分野。淘汰谁？当时不好说，形势在发展，但并不明朗。郭裕禄虽然已经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身份，1992年当了县委副书记后才改吃“商品粮”。 王保京对付体制内的官员好办，比他官小的用大官压小官的办法，比他官大的用农民的办法，他有“农民代表”、“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地区级干部”等多重保护色，有早就利益一体化的新闻媒体、高层领导人等的庇护和支持；对付郭裕禄这样的人就不太好办。郭裕禄跟他一样，有自己的根据地，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实力，有体制认同的政治色彩，有了解他底细的中层干部在背后撑腰，而且年轻，有逼近权力核心的趋势。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郭裕禄是靠拾羊粪蛋儿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中，九死一生，脾气暴躁，要打可以打，要骂可以骂，抹下脸来，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大不了回村种地。郭裕禄在身边共事，这种大扫面子的威胁就不会消除。 矛盾公开化不久，郭裕禄戴了一顶“公社副书记”的帽子被免职回村。 回过头来看，郭裕禄1979年免职回村，表面上政治受挫，其实是救了他，使他不必过早地混迹官场，是非政治，保持农民的本色，借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集中精力，壮大袁家经济。 纵观袁家发展的历史，1971—1979年是原始积累时期，大发展时期是1979年以后的整个80年代。这个时期，烽火踏步不前，袁家办建筑队、预制件厂、金属加工厂、大型运输队、化工厂、5万吨水泥厂；比着烽火，盖起了卷洞式袁家新村。1987年他带着袁家人访问西德，大开眼界，回来后，力排众议，拆掉卷洞式新村，重新翻盖，让家家户户住进了可抗地震的二层小楼。进入90年代，水泥厂扩建为15万吨，投资餐饮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影视业，资产规模达到了二亿五千万以上，把烽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郭裕禄1979年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如鱼得水，名气愈大，愈加咄咄逼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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