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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改革




  中国在改革。
  中国的前途,寄希望于改革。
  被极“左”路线和大锅饭折磨得最苦的中国的农民,幸运地首先在改革中获益,获温饱之益,获自主之益,获多劳多得条件下的真正的经济平等之益。应该说,尽管横山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比全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晚一年,横山农民仍然是这一改革的获益者。
  所不同的是,由于横山的“权力”太强了,太结实了,“包”字的味儿便变了不少。
  村里开会“投标”——农民投标承包经营项目,这本来是中国土地上的稀奇事儿,可在横山更稀奇。
  李计银一个人坐在台上拍板。村里有个木工组,一位村民提出两万元包,他不“拍”,一位相好后出了个6,000元的价,李计银手中的“板板”一响:中标了;
  拥有12匹大牲口的几辆运输马车,任谁出多高的价儿,他也不吱声,下了会都“包”给自己了;
  售给郭家的五间房子本已“拍”了,4,000元也付了,一年多就是住不进去,直到买主给李计银和治保会首领杨吉顺一人塞上100元,才算正式成交……
  横山之所以是忻州地区和山西省首屈一指的农村改革典型,是由于它在家庭承包之后,以集体为名兴办了“九大公司”,在机耕。水电、肥料、种籽、销售等方面对农民实行专业“服务”。
  地委书记从理论到实践上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大胆创举”写过洋洋数千言的“调查报告”,各级许多搞政策研究的同志前脚搭后脚地进横山,在许多报刊、文件上把它“上升到理论”,有的干脆就认为横山的这一模式正是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统分结合,两层经营”的规范模式。
  那么,在这个“模式”的肚皮上拉一刀,里面都是些什么货色呢?
  市场上的玉米种子四角五分一斤,“农技公司”转手进村,按户头亩数强分到家,成了五角八分一斤,种到地里一半以上不出苗,你只好再跑出去买了种子自己补;
  六七月份用的化肥,肥料公司一月份就给你拉来了,不光一亩二百斤的数儿硬硬地给你堆在地头上,那银行的利息和保管费、手续费加起来,横山村民的化肥便比市场价格高出三四成;你自己有牲口,本来已经把地犁过了,可农机公司的“东方红”从邻家地里照直开过来,给你划拉两下,照收耕地费不误;
  玉米秆儿,高粱秸儿,全然还是由你自己拉上卖到纸厂的收购站去,那“运销公司”的大员去把数儿抄来,一分不拉地扣你的“手续费”……
  到了秋后售粮的时候,这些由李计银一手任命的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和“会计”们,直在粮站门口排成大队敲着算盘珠儿吆喝你,让每个真正的劳动者都心惊肉跳。杨双喜卖粮款2,000多元,经过这九个公司一扣,只拿了800元回家。
  不光扣,扣下的款不够这些个“公司”的开销,年底还要按李计银定的数目字儿“摊”,直把有些人家都“摊”得典柜子、卖自行车。
  九个“公司”,百十号拿固定工资的“服务者”,张开贪婪的嘴,爬在横山农民身上吮吸……
  今天的横山,已不是全省闻名的富户,而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债王——全村除了欠银行的近7O万贷款(人均170余元),数万元零星欠债和30多名“工作人员”欠发的薪金,会计的账头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现金了。
  有没有富的呢?有。
  当支书之前,李计银一家6口,只有几间普通的住房,集体账上还有欠债,几年之后的今天,你来横山看一看!
  李计银已拥有宅院两处,房屋39间、彩电两台、吉普车一部、国库券和存款十余万元的家当。不仅如此,横山惟一的饭店是他的,横山惟一的食品专店是他的,这些以李父、李弟、李妹名开的商店加起来,几乎就是全部的横山“商业街”。
  不愁这些房铺不赚钱。他父亲兼作村委会食堂的事务长,年薪以600元之外,那食堂里招待四乡来宾的物事儿全是由李家店铺里进出,生意“海”了。
  李支书“改革”的法儿多着呢。倒卖地委书记专供的汽车,找个机会私分上三千四千,变着法儿收个百儿八十小百姓送上门来的“人情”,赶在秋末发点种地人的“粮难财”之外,他能拿了集体的两万元,把一家国营企业的淘汰牛买进村,在信用社“伙计”的帮助下,请村民贷了款买下,再让村里把牛从群众手里买回来,转一圈就是万元利;那集体的粮食,他能一次拉了53麻袋回家做饲料;他“包”的集体的牲畜,挑好的高价卖出去,拣弱的低价买回来顶数……
  横山的空气、横山的土壤、横山的一切,都在转变成李家发财致富的原材料、开垦地。
  尾声。
  定襄县公安局看守所。
  我们相约不跟李计银直接交谈。我们用不着听他“有着深刻的思想教训”之类的话。个人的教训算得了什么?全世界、全中国,车祸的发生次数是以分钟计算的!
  我们只是去感受一下。在横山,在他经营的天堂里,我们已经感受过了,我们再来阶下,来铁窗里感受一番。
  我们坐在所长室的一张床上。在这里,隔着密密的铁条窗,能看见院内对面的一整排监房。
  看守所所长老陈,安顿下我们后,隔着铁窗高声喊:“李计银,出来!”
  稍隔了一会儿,五号监房里闪出一个高大的身子,手脚的动作利利麻麻的。
  他出得门来,先两手一拍大腿,双脚后跟用力一磕:“报告班长,我出来了!”
  然后,向着所长唤他的窗口走过来。他双手朝前摆时偏外,向后摆时偏里,动作很大,腿胯间一个大洞,使直板板的上身更加显得巍巍的。
  我们隔着铁窗,凝神打量着这个黑汉子,他也觉察到了所长的用意,两眼直直地扫了我们一下,于是不再理睬,只管用他那大嗓门,连珠炮般地吐字,回答所长不露声色的问话:“还没有好,流水水哩,这狗日的,这么大劲儿(严重),那药水水根本不抵事!”
  原来,前日李计银在监房里擦身,不小心擦脱了皮,有些感染。
  所长问要不要找个医生看一看,李计银脸上露出感激的样子,牙齿和嘴角出现几丝丝轻松:“病这狗日的不是个好东西,甚没有都行,可就不能有了病!”
  所长一笑,毫无揶揄,但听来十分有趣:“是哩,钱、权,啥没有也比有病在身强!”
  李计银不加思索地便接上了:“可不是哩,这狗日的,真拿人哩!”
  所长告诉他没事了,李计银立刻转身走回去,至监房门口,他又转过身子,两手一拍大腿,两脚跟用力一磕:“报告班长,我回去了!”
  于是,他不见了。
  我们品嚼着这一切,心里翻腾不已。
  昨天,今天,这竟是同一个人!
  外部条件,竟如此迅速地改变着人,使他从一个极端,归于另一个极端。
  至此,我们的复杂的心情,感慨也油然升起。我们似乎感到,李计银个人,也是一个受害者。试想,如果没有那么多书记捧他,没有法律部门的有意无意的纵容,没有那么多见利忘义的新闻工作者的吹嘘,如果没有横山绝大多数村民在制度上被解除了武装,他能够滑得那么远吗?
  弄虚作假也好,强迫命令也好,贪污受贿也好,非法拘禁也好,他都是在一块阳光充足、土地肥沃的社会不设防“港”,任凭自己的欲望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成长起来的呀!
  不论是伟大的高尚还是伟大的低劣,不论是伟大的仁慈还是伟大的残暴,个人在其中毕竟也只是个人。
  我们隔着铁窗沉思。
                         198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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