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最后还是叫劳动人民给发现了。 历史是会解开一切疑难问题的疙瘩的。 ——摘自采访手记 1978年溽暑未消的9月，当国际考古学界正在为希腊弗吉纳村马其顿大墓的发现（具体发现时间在前一年的11月）而交相赞誉的时候，对历史有着深刻研究和造诣的法国前总理、巴黎市长希拉克先生，却站在中国骊山脚下的西杨村畔，面对着一个刚刚从渭河平原的黄土层下，发掘出来的秦代兵马俑军阵，喜不自胜地说：“原来世界上公认有七大奇迹，今天看了秦俑，我要说这是第八奇迹，”稍一停顿，他又打着手势，言犹未尽似地作了个强有力的补充：“而且秦俑应该名列前茅！” 什么是世界七大奇迹？按历史文献记载，即金字塔、宙斯像、摩索拉斯基陵墓、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阿泰密斯女神庙、罗德岛太阳神巨像以及亚历山大的灯塔。由于这是由公元前二世纪腓尼基一个名叫昂蒂帕特的人封定的，便相沿而成为定论。尽管中国雄伟的万里长城翘首东方，印度的泰姬陵也风格独特，但或者是由于昂蒂帕特本人当时的阅历有限，或者是由于时间上的靠后，还都没有能够挂上号。至于近代出现的法国的埃菲尔士铁塔，美国旧金山的金门桥，等等，虽也无愧是本星球建筑艺术方面的骄傲，无奈都因为资历太浅，压根儿不能和“七大奇迹”相提并论了。 七个就七个呗，也许昂蒂帕特就喜欢这个奇数。可是很遗憾，经过历史潮水的冲涮，已有六个“浪淘尽”，荡然无存。经历了风雨侵蚀，迄今还保留下来可供人们观赏的，就只有尼罗河畔“形影相吊”的金字塔和那尊早已被毁掉鼻子的狮身人面像了。而根据最新的报道：金字塔已经出现裂缝，史芬克斯也“病”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吧，博学多闻的希拉克先生，才不容分说地给了秦俑以“第八奇迹”的崇高评价，并向全世界又一次传递了这个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的信息，使国际考古学界为之惊叹莫置。 奇迹，奇迹，确实是个奇迹！单现在已经开掘着的第一号坑的面积，就有14260平方米。在这个坐西面东的长方形坑内置放着6400多个完全和真人真马同样大小的兵马俑，其阵势是一个以210人为前锋、38路纵队为主体、以3个队列为侧翼和后卫的大型军阵。紧靠它北面的二号坑，经初步钻探和试掘，也有6000平方米的面积，其中预计有一千多兵马俑（包括弩兵、车兵、骑兵）组成的一支混合兵种。还有一、二号坑后边的三号坑，经钻探和试掘，也发现有以军官诵为主体的68个兵马俑。从整个布局看来，三号坑无疑是这支地下御林军的指挥部。有趣的是，在这三个俑坑的北面，还有一个俑坑，经钻探，这个坑是空的。显然这和古希腊的克诺萨斯第二宫一样，是因为正在建筑中发了突然的祸变，刑徒们仓皇中撤离，未能按原计划把兵马俑放置在里边，而形成的一个“空城计”。 站在西杨村畔，瞩望着这一个个规模巨大的俑坑，和气势森严的军阵，怎能不叫人“叹为观止”！同时也不能不叫人惊叹当时负责设计和施工这一伟大的地下土木工程的李斯和章邯，是有着怎样丰富的构思和宏伟的气魄啊！而整个七千多个武士涌，又服饰不一、神态各异、身着重彩（出土后颜色多脱落）、手执戈矛，又使人可以想见古代的艺术家和劳动人民，为它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和创造性的智慧啊！毫无疑问，等到所有兵马俑将来全部出土、修复、排列，我们就会看到两千多年前“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的秦军阵容的一个侧面。试想一下，当我们迎着20世纪的阳光，跨越时间和空间，去检阅一支公元前二世纪整装待发的古代军队的时候，能说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奇迹和奇观吗？ 天下奇迹迎远客。几年来，尽管这一庞大的兵马俑群还处于发掘阶段——其中一部分已走出来按原队形排列，有一部分还刚刚从泥土和灰烬中初理头角，还有相当一部分继续潜伏地下，“按兵不动”。但是五大洲的朋友已闻风比肩接踵而至，争先恐后地要一览这“第八奇迹”刚出土的风彩。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古兰经中所说的：“要学知识就到中国去”的名言，又一次在国际友人中哄传起来。人们络绎不绝地来了，甚至踏着坎坷不平的漫道荒草，来到了发掘的现场。而所有有幸能前来这里最先参观的客人们，都无不以自己能够对这一奇迹“先睹为快”而自豪。这些感情奔放的外国朋友们，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兴奋得放声歌唱，有的迷恋得流连忘返，甚至还有人拉着讲解员的手跳起舞来。真是欢呼雀跃，欣喜得不可名状。因为对这些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兵马俑的发现，确实是又一次为人类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古老的历史，并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东方灿烂辉煌的文明。 要全部转述那些滔滔不绝的赞语和祝福是困难的。但如果不听听一些外国著名的政治家对秦俑的评价，也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第一个捷足先登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他用华语激动地说：“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穿行在兵马俑群中，惊叹地说：“简直不可想象，真伟大。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来这里看一看。”比利时副首相维利·克拉斯着迷般地说：“这简直是神奇般地令人难以置信。”而擅长于考古研究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却以行家的身份，热情洋溢地说：“这些艺术品达到了非凡的水平，表现了中国人民一贯的超才。”为中美建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用赞叹的语调说：“太神奇了，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专程从北京赶赴西安，在机场贵宾休息室只呆了十几分钟，就驱车直奔秦俑馆的日本首相大平，在仔细参观以后，如愿以偿地连连说：“真是名不虚传！”…… 几乎所有前来参观过这一奇迹的客人们，在对秦俑艺术交口称赞的同时，都很自然地提出以下这么几个问题：一、这个奇迹以及与这个奇迹有关的情况，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可曾有一星半点的文字记载吗？二、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它又是怎样给发现的呢？三、难道这个深藏于五米深地下的奇迹，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都没有信息传到地面吗？是啊，所有这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不光国外观光的朋友屡屡提出，就是国内的参观者也往往喜欢“打破沙锅璺（问）到底”，因此，笔者拟通过这篇报告，试图给予各方面以尽可能满意的回答。 既然，现在这个略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叶剑英同志亲笔题写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命名，那么就让我们先从秦陵谈起吧！ 秦陵，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的陵墓，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巨大山丘一样，岿然屹立在陕西省临潼县东约五公里的骊山脚下。秦始皇以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前无古人的赫赫功业，而成了中国封建帝王中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的“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给历史增加了一笔光辉；同样，他性格的阴暗面——残暴的焚书坑儒以及无休无止的繁重的摇役，等等，也给历史投下了一道可怕的阴影。千古以下，有人赞扬他为“千古一帝”，也有人说他是天字第一号的“暴君”，众说纷纭，毁誉不一。于是他的坟墓也自然成为古往今来一个令人注目的地方了。 究竟在这个动用了70万刑徒、集中修建了11年时间的地下宫殿，在经过项羽的一把火（一说为牧羊童一把火）焚烧之后，到底还留存下些什么东西呢？两千年来，诗人咏叹，历史学家争论，考古学家探索，似乎都在一直追寻着这个哑谜的谜底。甚至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视线，也常常被这座奇特的人工山所吸引。就在本世纪初，就有三位法国探险家在这儿流连忘返。其中有一位叫维克托·萨加伦，他曾用笔记录了自己对秦始皇陵的印象：“在中国所有现存的古冢之中，这是突出的一座，它有150英尺高，底座四边，每边有1千英尺长。外形有高低三层，设计良好，整个坟冢是三座小山重叠在一起。”显然，他们是看得很仔细的，但什么也没有捞到，只好望“陵”兴叹了一阵而怅然离去。 那么关于秦始皇陵内部的构造秘密，史书上有没有一些文字记载呢？我们明确的回答是：有。不但有，而且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这一点上，那些古希腊、罗马的古迹是难以和它相比的。第一个对秦始皇陵的建造作出简括记述的，就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 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锢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据说是一种四脚鱼，生在海中）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紧接着对秦始皇陵的建设和遭到破坏情况作出记述的，就是汉代另一位史学大手笔班固，他在《汉书·刘向传》中写道： 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礅为游馆，人鱼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项籍燔其宫室，营于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所著的《水经注》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造家圹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藏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狱、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很可贵，它收录了修筑秦始皇陵时的一首民歌： 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土区）。 明代的工部主事都穆，是个喜欢探寻古迹的人，他“奉使至秦”，对秦始皇陵考察后，有了新的补充和记录。在《骊山记》中曾写道： 始皇陵内城周五里，旧有四门，外城周二十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邱并峙，人日：此南门也。右门石枢犹露土中，陵高可四丈，项羽、黄巢皆尝发之。老人云：始皇葬山中，此特其虚冢耳。 其他如《西京杂记》、《三秦记》、《三辅故事》、《山陵杂记》、《长安志·郡国志》等典籍中，关于这座人工山的传闻和记载，都有一定的篇幅。 既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以及一些稗官野史的作者，都给秦始皇陵定下了“楚掘牧焚”的调子，于是历代的诗人也就按这个调子去“发思古之幽情”了。打头炮的张九龄在《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一诗中，就有“始掘既由楚，终焚乃因牧”的惋惜；李白在《古风》诗中也有“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的咏叹；还有王维的“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和许浑的“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等等。直到清朝的袁枚在《始皇陵咏》一诗中，也还是旧调重弹地说：“生则张良椎之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居然一抔尚在临潼郊，隆然黄土浮而高。”…… 也许还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陵墓，赢得过历代学者和诗人如此广泛的注意和兴趣。但严格地说，漏洞和矛盾之处也着实不少，在许多关键处又往往一笔带过。比如说项羽的发掘，到底都发现了些什么，又焚烧了些什么，有关这些就“语焉不详”了。比起历史上吴景帝时广陵汉墓的开挖以及五代时温韬对唐昭陵的发掘的绘声绘色的描写来，有关对秦始皇陵发掘的记载，就显得太简单了。甚至简单到令人怀疑的地步。明朝那位不喜欢“人云亦云”的李贽，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质疑：秦亡而项羽掘始皇陵，浩劫也三月，可信。未可信者，无一字言其始皇棺木之事。想项羽焚秦室、阿房宫无遗，杀子婴，尽坑秦卒数十万，仍（他）对始皇尸体也绝对放不过，不会像伍员鞭尸，也会把他弄得白骨玄灭，暴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至于后来，就更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因此，有关秦始皇陵的这个千古哑谜，就像一块磁石始终牵引着一些考古学家的好奇心。 可是这些辛苦的考古学家，纵然是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查阅遍有关秦始皇陵的正史、野史和断简残篇，也从未发现过一字一句有关兵马俑的记述。奇怪！究竟是因为这个陵园巨大的外围工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施工，不为外人所知呢？抑或是后人囿于《诗经·秦风》中黄鸟篇哀三良（即三善臣奄息、仲行、针虎同为秦穆公殉葬）之说，根本想不到秦始皇会“始作俑”，从而忽略了去考究它呢？所有这些问题，就一时难以说清了。总之。关于这些兵马俑，古代的历史学家从未向我们作过半句交代，以致弄得短命的秦代的美术史，也成了个空白。也难怪近代一些研究雕塑艺术的学者，犯了与哲学家相同的毛病——“言必称希腊”。这虽不能说是有意的数典忘祖，可也实在是一件“拿着金筷子、银碗讨饭”的遗憾啊！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回答另一个问题吧——难道两千多年来，这个地下御林军，就没有丝毫的信息传达给地面吗？ 像阳光很难穿过由阔叶林和蔓藤植物构成的天篷一样，这批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罕见的艺术珍品，尽管是多采多姿，灿烂辉煌，但可惜它的光芒硬是叫五米多厚的沙石和土层给掩盖了，或者说是叫漫漫的历史灰尘给严严实实的封闭了。不过，它毕竟距地面较近，在温长的岁月中，也曾多次射出过几道微光，将可贵的信息送往地面，只是由于它所碰到的是“非考古的眼睛”（请允许我套用“非音乐的耳朵”而生造的这个词儿），便“浪打石头寂寞回”了。 根据今天考古工作者的分析和推断，这个地下兵马俑阵，起码在明、清两代就已把信息送给了地面。因为在这次发掘俑坑的过程中，曾先后发现和清理了几十座墓葬，而其中最早的两座，一个是属于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是属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当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这两座墓葬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现有兵马俑的碎片。由此得知。当时的掘墓者肯定已挖到了俑坑的顶部。他们要么是囿于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要么是把它当作破砖碎瓦而未曾介意，从而把这个十分可贵的信息给Pass了。遗憾，真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啊！ 明清以后，随着这个地区人口日益繁衍，“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农事活动的不断开展，这个地下的兵马俑阵就不断和地面有零星的接触。有关这些地下神秘物的传说轶闻，也像“世外桃源”那样时有所闻。据说，在清末时候，有人在附近的骊山山坡上打井，忽然坠进一个溶洞似的大坑，坑中有大舞台，舞台上摆满着七纵八横的骨骼……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神秘的所在呢？但当有人再去探寻时，便像重新找寻挑花源一样，“遂迷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了。 也许是因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泥土沙石经常是在用作雕塑神鬼偶像，因此，即或有个农民偶尔发现了这类兵马俑身，也不过像一个旅行者在喜马拉雅山麓偶然发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雪人”一样，只能引起一种惊疑和惶恐，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愿意再去寻根问底呢？和西杨村紧邻的下和村，有个年已古稀的老农和万春，就在兵马俑已经发现之后，向考古工作者讲述了这么一段有趣的往事…… “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和万春说，“我父亲就在这村南路边，也就是现在一号坑的位置打井。父亲辛辛苦苦的挖啊，挖啊，可一连挖了几天，还是打不出水。用我们这儿一句调皮话说，就是‘奇哉怪哉，秋树上长出个蒜薹’。这一天，正挖着，忽然在他的镢头下出现了一个‘瓦人’（群众称陶俑为“瓦人”），万分气恼的父亲似乎找到了答案似地吼叫道：‘怪道打不出水来，原来是这个怪物在地下作祟’。大概是为了排解胸中的闷气和扫兴吧，父亲和村上的人就像送瘟神一样，将这个‘瓦人’悬吊在村南的大柳树上，然后让一帮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你一镢头，我一棍的，当下将一个好端端的‘瓦人’打成碎片了！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只是跟着看热闹。”最后和万春无限惋惜地说，“哎，现在想来多可惜啊……” 这大概是第一个从地层深处挺身而出，向地面报告信息的秦代武士俑，就这样被可叹的愚昧和无知所包围，竟毫无代价地“粉身碎骨”了。实在是冤哉枉也。 在本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秦始皇陵周围地面建筑的遗迹，不断在农民耕作的过程中呈现出未，有各种精巧图案的秦砖和瓦当以及地下排水管道，不时出土。按说，这都是文物考古的重要信息。但可惜军阀、官僚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尚且不及，谁还瞧得上这些古砖破瓦。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刮起了一阵风——说什么“用秦砖作枕头，可以去头火，不患牙痛”云云。这倒引起了一些官僚和他们小姐、太太们的兴趣，据说，北洋军阀时期某陕督就曾用一块秦砖一斗麦的高价，搜购了一汽车秦砖扬长而去。上行下效，后来凡是在临潼做县官的，无不竞相搜罗，一个个都以能把秦砖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窃窃自喜，珍贵的古代文物就这样纷纷地散失了。群众编歌骂道： 地刮透，人刮干， 最后又刨祖先的间角砖。 到了后来，更是每况愈下，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对付红军，竟给秦始皇陵也派上了用场。他们从陵底到陵顶修遍了战沟，硬是把一座古代的陵基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军事碉堡。如果秦始皇地下有知，也会替这些色厉内茬的败家子感到害臊的。 其实，就在这些反动的军阀、官僚纷纷地搜掠秦砖和乱挖壕沟之际，当地农民就先后在秦始皇陵周围发掘出秦代的跪坐俑3件。最早的一件是1932年，在秦始皇陵内城西墙基外约20米处发现的，俑头距地面仅一米深。按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无人过问，视若敝履，于是这件近代发现的第一个秦代跪坐俑，便很快下落不明了。幸好在1948年，焦家村群众挖土时又刨出两个跪坐俑，因其状宛若泥塑，便被一些年老的“善男信女”们当作神像供奉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建国初期，由于党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在关中地区的汉唐墓葬中，屡有陶俑出土，但体积都小。至于秦代较大的陶俑，素来少见。直到1957年春天，原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未陕访问的时候，焦家村出土的那两件秦代跪坐俑，仍是仅有的两件稀世珍宝。这两件俑（本来都是男俑，当时却误认为一男一女）均坐像，着交襟长衣，脑后有圆形发髻。合模，空腹。一高72厘米，一高78厘米。它比起现在发掘出来的高1.8-1.9米的武士俑来，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比起体积很小的唐俑来，无疑又是“矮子中的将军”。难怪当郑振铎同志在西安宾馆提笔展纸为《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作序的时候，还以十分欣喜的笔调，对这两件秦代的跪坐俑大大地赞颁了一番。他的具体评价是这样的： 在骊山脚下秦始皇陵前，1956年（时间有误，应为1948年）出土的一对大陶俑，乃是今日所知的“唯一”可信的秦代人物形象。……它们都是屈膝席地而上，脸部表情安静而富有自信力，它们正是属于秦国全盛时代的伟大美术创作。它们出土于秦始皇陵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出现于秦始皇陵的外墙的范围以内，可能乃是当时布置在守陵者的屋内，或即埋在地下，作为陵的守护者们的一部分的…… 虽然，当时由于资料所限，不能作出更开阔的判断，但郑振铎同志在当时就提出了“陵的守护者们”这一命题，充分地表明了他科学的分析和预见的正确。 如果像某些外国朋友所说的，有着十一个朝代建都的关中平原是“考古学家的乐园”的话，那么巍峨的秦始皇陵无疑是这个乐园的中心所在了。星罗棋布的古代帝王陵墓以及围绕它们的许多石雕、碑刻，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日益深入，很快地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61年3月，国务院明确宣布秦始皇陵为全国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基层普查工作的疏忽，所提供而最后经过上级确定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全长6294米的外城之内。其实，这也难怪，别说当地相沿成俗，只知道皇帝陵墓“九顷十八亩”大的老百姓，不会想到在外城之外还会有什么古董。就是当时所有的考古专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远在外城之外，距秦始皇陵一千五百米远的地下，还会埋伏着一支气象森严的御林军呢？看来，比起生前好大喜功，死后仍不甘寂寞的祖龙皇帝来，我们的思想还是未免“保守”了一点。我们只知道狡黠莫测的曹操，死后在漳河上设七十二疑冢，可没有想到毕生崇尚武功的秦始皇，死后在自己的陵前仍布置着虎贲七千啊！ 这样说来，一无文字记载，二无准确的信息（如前所述，几次传来的信息都旋即幻灭），那么这个震动世界的奇迹，又是怎样给发现的呢？ 像天下许多偶然的事情一样：“有心栽花花不红，无心插柳柳成荫。”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的考古工作，更是这样。正像一位秦俑考古工作人员向我所说的：“我们的工作神秘而有趣，真有点像捉迷藏似的。” 建国以来，有关考古单位曾多次派人到秦始皇陵，对这座人工山的山麓，进行普查和勘察，真有点“捉迷藏”的味道。虽说每次都有一定的收获，但总是收获有限。何况这些勘察的同志，又大都是在外城以内兜圈子，便始终未能取得较大的突破。谁也意料不到地下兵马俑军阵这个最大的“迷藏”，反而让西杨村一伙打大口井的农民给“捉”住了。他们挥动老镢，向地心掘进，本意是寻找地下水源，灌溉村西南这片瘠薄的沙石土地，却不意一镢头敲开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的大门。这也许是国际考古史上最有趣的一章。 要追溯这有趣的一章，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4年。 1974年，当喧闹的春天，踏着绿色的脚步，又一次来到骊山脚下的时候，西杨村一年一度的打井工程又开始了。这一天，矮个儿的生产队长杨培彦和大高个儿的副队长杨文学，来到村子西南边柿园一角的西崖畔上，停住了。他们一会儿望望骊山的峪口，一会儿又环顾周围的地形。面对着西崖畔上这块历来只长柿树，不长庄稼的“北大荒”，他们终于下了决心，用镢头在一块长满刺蓟和苦子蔓的地面上，划了一个大圆圈。这个大圆圈就是他们为了第二天队上打井所确定的井口位置。画完圆圈后，他们又朝对面的骊山望了望。培彦胸有成竹地说：“这井口正对着王家峆这个峪口，是地下水必经之地，将来的井水一定是会很旺的。”文学又把圆圈稍微朝西画了一下说：“有了这个大口井，咱这个西崖畔今后肯定是林茂粮丰！”说罢，两个人望着新画的圆圈哈哈相对而笑。谁能料到这两个基层干部所画的，按圆周率说来最不准确的“圆圈”，竟十分准确地对准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地下军阵呢？ 第二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以杨全义为组长的六个青壮年劳力，就在西崖畔上画圆圈的地方开挖了。这六个人中还有复员军人杨志发、杨彦信、杨学彦、杨新满和小青年杨高健。用他们的话说，除过一个王普智，全是清一色的“杨家将”，说起打井抗旱，这关中平原上的农民倒是有传统的。1958年曾一度流行全国的一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歌：“铁镢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就是诞生在这一带的。所不同的是，过去打的都是小口井，而现在打的全是大口井了。 工程一开始，挺顺利的，算得是“旗开得胜”。这几个农民情绪也很高。可是想不到在两天之后就遇到了“攻坚战”。坚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夯土层（这就是两千年前那七十万刑徒的劳作），终于使这支打井战斗队的锐气受挫了，臂膀震得疼痛酸楚的杨志发和杨彦信开始莫名其妙了。 这几个意志坚强的“杨家将”，还是执著地继续往下开挖。当挖到约3米左右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层厚厚的红土（这就是当年项羽那一把火留下的印记）。在3米深的土层下边突然出现红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农民凭着各自的经验在作纷纷的猜测了。志发说：“这莫不是先辈手里的一个砖瓦窑吧？”彦信说：“不，我看这像个破庙滩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了一阵，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好又抡起镢头继续挖这口倒霉的井。 第五天，也就是1974年3月29日，更奇异的景象出现了。正在抡着镢头的杨志发，忽然在靠井筒西壁的脚下，发现了一个圆口形的陶器（空腹俑脖），“啊，一个瓦罐！”他惊叫了一声。正在身旁运土的彦信应声凑过头来一看说：“真的，你轻轻地挖，听老年人说，盛鸡蛋再没有比这种地下罐子更好的家什了。”志发一面用镢头轻轻地挖，一面用手轻轻地刨，可是出乎他们预料的是，最后挖出来的根本不是一个瓦罐，而是（用他们当时的说法）一个“瓦盆爷”。要用普通话说，就是挖出了一个陶制的塑像。其所以他们能作出这样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时，曾经到处焚烧庙园的那一段历史，经过祖辈相传，这些年轻的农民们都还约略地知道一点。加上和周围出现的红土一联系，他们几乎是很有把握地断定：这口倒霉的井肯定是打在一个古庙滩子上了。紧接着又挖出了俑头、俑手和俑腿。再往下挖便是一大堆陶俑碎片和青砖平铺的地面。这不是一座庙宇又是什么呢？可是给这种假设提出挑战的证据马上接踵而来——这就是在砖铺地面上很快地发现的三个弩机和一束束已经发绿的青铜箭镞。这就叫这些与考古素不相干的农民有些蹊跷了。 就在这些发现者正在搔耳挠腮之时，“西杨村打井挖出了神像”的说法，就像中国古代“打井得一人”的笑话一样，在方圆村子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前来围观。年轻人打趣地说：“这可真应了五八年的那首民歌，挖到龙王爷的水晶殿上了，可就是没见缴水。”老年人横看竖看说：“这一定是地下的十八罗汉！”…… 说也凑巧，正在大家为这刚出土的“瓦盆爷”闹得满天神佛的时候，公社一个叫房树民的水保员前来检查打井工作来了。 “怎么你们这口井打了这么多的日子，还没有打出水来？”水保员问。 “你看，我们打出了这么多玩艺。”干部社员指着一个俑头给他看。 “啊，这是什么？”水保员开始也愣住了。但他在仔细观察了一下打井的现场后，很快地叮嘱说：“这个井暂时不能再打了。”大家反问“为什么？”他用手指着井下的砖铺地面说：“你们看，这些方砖不是和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砖一模一样么！”原来这个略具考古知识的水保员，第一次把这些陶俑和五里之外的秦始皇陵联系在一起了。这一联系，使这些原来满脑子“火烧古庙”印象的农民，也恍然大悟了。当水保员跨上车子要赶回公社给县上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催促着说：“那就让县上赶快派人来鉴定吧！”这时候，人们似乎已把打井的事情置之脑后，而一心只等待着上级尽快派人来揭开这个悬在众人心里的疑窦了。 西杨村距县城顶多十五华里的样子，加之又靠近公路，交通很便当。接到水保员的电话后，县文化馆的3位同志当即飞车赶来。这3个人中有一个黑瘦黑瘦的高挑个儿，四十岁左右，名叫赵康民，就是专管文物的。如果是个一般的文物，凭他多年来的实践工作经验，那是一搭眼就可以说出八九成的。可是当他此刻面临着的是个和真人一样大（这时社员已将比较完好的武士俑对接了起来）的陶俑的时候，便傻了眼。他心里嘀咕着：说是秦俑吧，距秦始皇陵又这么远；说不是秦俑吧，怎么这些俑的发式和服装又与多年前已发现的那两件跪坐俑那么近似？虽然这位年轻的考古工作人员，一时还不能给群众一个确论，但在他自己的心中已隐隐有一种“提起此马来头大”的感觉。当有的人还在说什么“瓦盆爷”的时候，他果断地说：“什么瓦盆爷，很可能是国宝！”说着，他取出自己随身带来的一叠麻纸，细心地将比较完好的俑头、俑身和俑腿全部包扎了起来，放上车子。然后嘱咐干部、社员，要他们用箩筛将井口旁那堆混有陶俑碎片的红土，全部筛过一遍，以便将每一块碎片都收集起来，连同弩机箭镞随后一并送交县文化馆。始而好奇、继而高兴的社员们，在送赵康民回县的时候，禁不住纷纷问道：这些玩艺是不是秦代的呢？赵康民兴奋地说：“现在还很难说，如果是秦代的话，那就是千金难买！”最先发现这些陶俑的志发和彦信喜出望外地说：“真的？”文化馆的另一位同志回答说：“要真是秦代的，你们就功德无量！” 第二天，杨培彦就派人把装满六架子车的陶俑碎片，及时赶送给县文化馆。于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都罕见的第一批特大陶俑的修复工作，就在著名的骊山华清池旁这个小小的文化馆的陈列室一角开始了。 大概没有任何喜悦可以与考古工作人员在复原一件古代物什时的喜悦心情相比的了。他们的手里像拿着一根魔杖一样，可以叫许多残缺不全，早已失去生命的东西，重新复活起来。由西杨村农民打井发现的这一堆残破的陶俑，现在就由这个原先学习美术，后来又半道改行的文物管理人员赵康民来修复和鉴定了。因为修理和复原是揭开这些奇特文物之谜的第一步。 把一块块碎片找到一起，按照原来的茬口用树脂胶又将它粘合起来，即使是姑娘的绣花也不能比它更细致、复杂和琐碎了。这位年轻的考古工作人员，虽然经验不足，但信心却是有余的。他夜以继日的摸索着，细心地进行着。本来么，作为了一个最基层的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发现疑难的文物时，来个例行公事的紧急上报，既符合文物管理的工作要求，也省却自己许多麻烦。可这位天真的考古工作人员，却执著地要自己修复，待弄清个究竟后，再具文上报。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修复的同时，他还带社员又去现场开挖了一阵子，就这样，使得这个重大文物发现的消息，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还不为外间所知。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偏偏就在这个期间，一个在中国新闻社工作的、名叫蔺安稳的记者，回到家乡临潼县来探亲，而蔺的爱人恰好就在县文化馆工作。这样，赵康民惨淡经营、不为外间所知的修复工作，就进入这个记者的视线了。 “啊，这么重大的发现，为什么不上报？”记者望着二个初步修理好了的铠甲俑和两个短褐俑问道。 “连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清它，该怎样上报？”年轻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替自己辩解。 “话不投机半句多。”一个想再研究一阵，暂时按下不表，一个凭借着自己职业的敏感，想尽快把它报道出去。怎么能够谈得拢呢？ 6月24日，蔺安稳探亲假满，一路顺风地回到了北京。第二天，这位过分热心的记者，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上班就三下五除二写了一份重要的情况反映，交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这就是关于这个惊人发现的第一次内部的文字报道，记者不像考古工作人员那么缜密、严谨，他就根据自己直观的判断，径直地题为《秦始皇陵出现一批秦代武士陶俑》。他写道： 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一米六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形象塑造的。……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陶诵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诵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烧，房屋倒塌，埋藏了两千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 显然这位记者的见识是过人的，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临潼人，平时对家乡的古迹比较关心的缘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记者提供的情况是基本真实的，分析是言之有据的，从科学角度上看，也是“八九不离十”。 这则内部情况一经印发，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也都很快地得知这个重大发现的消息了。仅仅几天工夫，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亲笔批示就到了国家文物局。这一批示以对试一罕见的重要文物的高庶重视和十分举切之情写道： 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当时，对这一重大发现还蒙在鼓里似的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批示后，都仿佛有一种“失职感”似地紧张了起来（当然，这个责任不在他们，只是由于基层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疏忽所致）。他们赶忙一分钟也不停地拿起电话筒和陕西省文管会进行联系，岂知与这一重要文物发现地近在咫尺的陕西省文管会也是一片茫然。于是，他们当时的心情十分焦急，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向西北的黄土高原，7月6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的处长陈志德等，便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重要批示，登上了飞机…… 陈志德等到达西安后，席不暇暖，在和陕西省委的有关领导同志交谈后，第二天就由省文管会的同志陪同，闪电般地来到了临潼县西杨村发现秦代陶俑的现场。这时候，经过小规模的开掘，又有一批武士屹立于土坑之中。这批“迟到观众”似的文物考古专家们，一到现场就惊异得不可名状了。尽管他们经常天南海北的奔波，对文物的见识与阅历堪称广阔，但此刻当他们站在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陶涌巨人”面前的时候，一双双眼睛还是显露出一道道惊异和赞叹的目光。他们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能够作出的唯一快速的反应，就是“咔嚓、咔嚓”地连续拍照。啊，这些稍后出土的陶俑，比起明清两代那些性急的、最先给地面传递信息的倒霉的陶俑来，是何等的幸运啊！它们有的刚从湿漉漉的黄土层中一露头，就光荣地进入了时代的镜头，并通过胶卷的感光和洗印，要向全世界显示自己远比古代的盎格鲁撒克逊兵士和中世纪的骑士更高大、更威武的神采了。 陈志德等这些基本上是建国以来成长起来的考古专家，在仔细地观察了初开掘的现场，并听取了县文化馆同志以及这批文物的最初发现者——西杨村的干部和打井的社员们详细的汇报以后，初步的判断和那位热心的记者所作的结论基本一致。因为在当时，明确镌刻有“三年相帮吕不韦造”的戈和“七年寺工献”的短剑等有文字确证的文物尚未出土。因此，他们也只能说，这“估计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烧”的一个秦代遗迹。 说来也很遗憾，这几个考古专家们，直到看完现场后，尚未充分确认出这就是当年陈胜起兵攻秦，秦二世接受李斯的建议，免除骊山役夫中刑徒的罪和人奴产子的奴隶身份，让他们紧急上阵后，所甩下的那个巨大的外围工程；更没有想到，眼前那些长着锈斑的弩机，就是古人诗中早已描写过的“不知地下连弩机，曾射周章百万师”的秦代兵器。在对这一遗迹规模的估计上也很拘谨。在当时所写的调查报告中只是就事论事地写着“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深4米”。并用了一句伸缩性很大的话作结论说：“很可能是一个殉葬俑坑”。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这些考古专家们的知识经验不足，实在是因为这个地下的兵马俑阵容规模太大了，大得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和预料。 好在经过这次考察，正式确定了由陕西省委指派有发掘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考古工作队，继续对现场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发掘。根据这个决定，7月15日，由陕西省文管会、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秦俑考古队，冒着仲暑的酷热，轻装简从地来到了西杨村。就从这一天起，国际考古史上最庄丽的一页揭开了。 亲爱的读者，这份作为“发现记”的报告，本来到此已经扣题，可以带住了。因为要写规模巨大的发掘以及秦诵馆相应的宏伟建筑的建设过程，那就得另草一篇“马拉松”式的报告。何况发掘和勘察还在继续进行，因此，写到这里只好暂时打个结子。不过，对秦涌发掘过程中的接待和多方面的反应，还可略微交代几句： 从1974年7月15日，秦涌正式发掘以来，它首先是震动了国内。带着画板的美术家来了，他们庆幸秦俑的发现填补了秦代美术史的空白；年老的元帅和将军们来了，他们笑看吴钩，说秦俑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兵法、兵器和军阵，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和现场；经验丰富的冶金学家来了，他们手按秦剑，惊呼中国古代的冶金术的绝对高超和无与伦比；一向崇拜古希腊雕塑艺术的一些学者专家来了，一改往日的约定俗成之见，认为秦涌细致入微的造型艺术，堪称世界雕塑史上时间最早、成就最辉煌的一章……风声很快地越过国界，传到一些友好国家，许多来西安的外宾便特意提出：希望看看秦俑，以不虚中国之行。于是在1975年破例为第一个外国代表团——罗马尼亚友好参观团开放，岂知此例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以后，五大洲的朋友纷至沓来，真可谓“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紧接着“空前的大发现”、“秦始皇的大军”、“二十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掘”等报道，连篇累牍，风靡全球。秦诵的头像的彩色照片成了许多外国刊物的热门封面和插页。经过这些外宾们热心的宣传，在全世纪的旅游事业中，似乎兴起了个“秦俑热”。许多外国朋友把参观秦涌称为自己访华的“高峰节目”。而有幸得以参观秦涌的外国朋友们，有的登车时兴奋地高唱《东方红》，还有的连声直呼：“中国伟大！”“中国伟大！”甚至有一个北欧国家阅历甚丰的老人，看罢秦俑登车告别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看了世界上最壮观的秦俑艺术，我这次回去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七年来，围绕秦俑这个世界第八奇迹，国外朋友有拍照的，画画的，大写访问记和学术文章的，有要写历史文献纪录电影脚本的，有已写以秦俑发掘为背景的故事片提纲的，有毛遂自荐要求前来参加发掘的，有请求送自己儿子来发掘现场学习考古专业的，还有愿意为秦俑的复原贡献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的……热情和友谊的气氛一直弥漫着秦俑馆和发掘现场，许多外国朋友还拉着考古工作人员的手说：“你们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显然，要满足五大洲的朋友欣赏秦俑艺术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为了盛情难却，我们还不得不让秦代的兵俑和马俑的“代表”自己跨洋越海去日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会见，以答谢这些国家人民对秦诵的向往之情。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秦俑的出土是本世纪70年代一次真正轰动了全世界的考古发现。 笔者是一个有幸多次亲临发掘现场的目击者。当西杨村的农民清理那厚厚的沙土层的时候，当威武的俑阵破土而出重见天日的时候，当那吴钩和秦剑在人们眼前闪闪发光的时候……笔者不禁想起李白《古风》中的名句：“秦王扫六合，虎贲何雄哉”。便也吟咏道： 是催动三军去北击匈奴？ 还是进兵南方去廓清楚天？ 是直捣洛阳要将吕不韦擒拿？ 还是狩猎刻石去东巡泰山？ 要不，摆出这样威严的军阵 ——马萧萧，车骑连乘， 雄赳赳，虎贵七千！ 蓦地 我仿佛看见秦王纵马旋风般地驰来， 霎时间， 兵马动，咸阳道上烟尘滚滚， 三军行，骊山脚下放旗动天！ ……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古代的能工巧匠，用智慧和汗水给我们留下了这罕世的奇迹；更应该感谢今天西杨村的农民和考古工作者，为这规模巨大的古迹的新生作出的贡献。 世界上有许多朋友都喜欢用“奇观”这个词儿来形容兵马俑军阵的壮观景象。这就不由得使笔者在这篇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联想——在公元1974年的春天，茫茫宇宙和沉沉地下的两大奇观，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被杰出的人类发现了，而且同带偶然性—— 一个就是这一年的1月21日，太阳的西部表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亮点。只几分钟便在太阳表面横移了一千五百公里，并且迅速扩大，成为一团巨大的热云。这团温度摄氏五十万度的气体，向外爆炸，循弯曲的流轨，以一百五十万公里的时速射出，两小时后，这耀眼的、最壮观的火球便完全消散在太阳的外层大气中了，就近完整捕捉住了这次太阳耀斑奇观的，是坐在三号“太空实验室”里的美国太空人齐伯生。 另一个就是位于中国骊山脚下“世界第八奇迹”（奇观）——秦俑的出土。它的发现时间是同一年的3月29日。发现者是正在打大口井的人民公社社员——中国农民杨志发、杨彦信、杨全义、杨高健、杨学彦、杨新满、王普智。 尽管这是一种奇观的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甚至是在一种完全不很清醒的状态下发现的。但是我相信历史就像它不会忘记美国的太空人齐伯生的名字一样，同样也会牢牢地记住这几位打大口井的普通的中国农民的名字的。 啊，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最后还是让劳动人民给发现了。 1981年7月5日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