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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的时候，人家把我当中国人；可我回到了中国，中国又把我当成美国人。我成了世界流浪儿。我是更自由?还是更孤独?胡雪桦：美国夏威夷大学导演博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电影制作硕士。有些人，一看就像是搞艺术的，我讲的像不是那种外在的像，比如男的不但长发，而且束辫，或戴法国小帽，或着牛仔马夹，神情或暖暖昧昧颇为自得，或惺惺忪忪似未睡醒，以作孤独状或其它恶形恶状来引起大众的注意，似乎无时不在向人宣告他是大艺术家!我说的是气质，指的是那种内在的源自心灵的艺术气质。胡雪桦就具有这种艺术气质，不论你在什么地点和胡雪桦交谈，你总觉得他是站在舞台上和你对话，或者是用镜头语言在和你述说，而且言词总有种油彩的味道和灯光的灼热。他是生就的艺术动物。1987年我和我的同事狡猾地施一小计将他从北京挖到当时我任院长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执导引起很大争论的一出话剧《W·M》，后又正式将他调来排演了轰动一时的《中国梦》，这两出戏无可争辨地显示了这个年青艺术家的才华!以后他又去了美国深造，1989年他从巴福洛驾车来多伦多看我，但并不知我住何处，我们竟然会巧遇在街头，简直不可思议，见面后话题仍离不开艺术。 本世纪上半叶，洪深和黄佐临两位大师分别在英国和美国专攻欧美戏剧，学成归国后，在中国的舞台上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戏剧，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戏剧运动，功勋卓著。胡雪桦何时归来?前两年像候鸟一样地回来过，拍了一部影片，又走了，这次回国的印象都留在以下的这份带有愤懑情绪的谈话中了，我很难过，不知为了什么而难过…… ——作者题记 1993年我第一次回国，那是在出国6年半以后，第一次只待了两三个月，是帮我弟弟雪扬在珠海拍片子。那时我已感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深入到每个家、每个人。我觉得中国在进行一场革命，其影响不亚于文化革命，当然我是说目前这场革命的正面影响。 回来之后，我以前对中国的印象受到了挑战。以前中国人，特别是文人是很少谈钱的，是耻于谈钱的，而如今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超过了美国，在《兰陵王》摄制组里人们经常谈如何赚钱，在摄制组和有关部门打交道的时候，也必须是用钱来开路，没有钱是什么事办不成，司机不给小费就不开心，就不给你好好开车；勉强给你开了还故意走那些崎岖的路，存心颠簸你! 在珠海的消费令人吃惊，一顿饭三千块，比美国贵多了，可工资水准却大大低于美国，可珠海他们这些成天大吃大喝的人，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像我弟弟胡雪扬，在上海电影厂当导演，而且还是在国际上得过奖的导演，工资只有300多人民币，合40美元都不到，难以想象，平时只好靠拍广告来补贴。该富的人不富，不该富的富得冒油! 1994年我是第二次回国，是为拍《兰陵王》，我在国内待了一年多，中间只回美国一两个星期。因为要拍电影，你就要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也因为拍电影，你就要经历许多事。这许多人和事就促使了我的思考。我觉得如今的中国很像美国西部刚刚开发时的那个样子，拼命地淘金，拼命地抢地盘，生怕失去了最后一条跑道。可以说中国如今充满了机会，也可以说中国如今充满了拼抢。 衡量一个城市是否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在中国都已经基本具备了。什么大楼呀，地铁呀、立交桥呀，等等，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可软件不行，管理不行，人的素质还不行。如今经济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可由于管理不行，造好的大桥呀、地铁呀、大楼呀、公路呀，本来可以用一百年的，可是用五十年就报废了。管理如果不行，消耗、磨损就大。由于盲目追求金钱和物欲以至于文化大幅度地贬值。1993、1994年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混乱的状态，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报刊杂志上大肆鼓吹文艺是商品，这对吗?对的，但不完全对。如果把文艺完全当作商品，那将大大有损于文化! 精神建设不完全是立竿见影的，有时甚至一无所获。要注意精神上的建设，否则民族精神要退化。 搞创作的人，要注意作品的品格，艺术家总是清贫的。但艺术家是国家的精神支柱。政治家是功利的，老百姓又往往是很盲目的，只有艺术家是清醒的，是敏感的，是超越的。 王朔的小说我很喜欢，他在调侃中孕育着思想。可是，一旦调侃成为了他的目的之后，就有了很大的误区。王朔不可能成为民族精神，可是王朔没有错，是他周围的气氛错了。像王姬、江姗这类现象的出现，在美国是不可能想象的，怎么能如此没有职业道德呢?在美国连排戏迟到都少见，怎么可能不来排演?甚至公然不参加演出?尽管这部《兰陵王》是独立制片，由“万科”投资，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可它并无多少独立性。光是本子就不知审查了多少次，拍好之后，初审、复审、初剪之后送审，完成片又送审，一共审多少次!可还是要我们剪，一共剪掉了五处，一开头兰陵王的裸体镜头剪了一些，女人裸泳又剪了一些，反正剪掉的都是这些地方。就是不能露出人体。人体和色情是两码事，这已经是常识问题了，可有些人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兰陵王》一点色情的成分也没有嘛!剪什么呢?我是不同意剪的，后来不知是谁剪的。我不承认剪了之后的《兰陵王》是我的作品，我拒绝参加在上海的首映式。还有就是加字幕。这是我和制片人之间的分歧了。他们怕不加字幕观众们看不懂。我说看得懂的观众不加字幕也能看得懂，看不懂的观众，加了字幕也是看不懂的。这部电影加了字幕，就破坏了它的艺术完整性了嘛!加了字幕就自相矛盾，就说明艺术上没有信心了。后来万科反复与我商量，又找来陈凯歌看片子，他说：还是加吧。他的理由是电影是大众的，要一开始就有明确性。好，我让步，就同意加了。在美国会不会发生这种性质的矛盾呢?我不敢说没有。 拍片子的时候还和当地政府发生了矛盾。我们搭出来的景，那个寨子，按电影里的情节是要在最后烧掉的，这也是和当地政府说好了的。可片子拍到最后，他们不让烧了，说太可惜了，要我们留给他们，他们说他们太穷，这个寨子还可以派用场，今后还可以成为旅游景点。我说寨子不烧，我的片子怎么拍下去?那要重写本子，改变情节了。我坚持要烧，双方都不让步，这时制片部门怕了，担心我要是坚持烧的话，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的不满，甚至无法离开寨子，走不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位领导说，就搭个模型烧吧。烧模型就两样了嘛!这样一种矛盾是很特殊的，这是在美国不可能有的。 有个叫诸葛什么的，这个人是电影混子，电影界的骗子，是流氓!他在云南碰到我们,问我们在哪儿拍片子，我们告诉了他，可万万没想到，他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就已经先去利用我们已经搭好的景，去拍他自己的片子了!这是明目张胆地盗窃!这个景不是自然的景，是我们创造的景，我们是有知识产权的!可我们无计可施，在中国有时简直是没法!美国在上海拍《太阳帝国》，也有搭出来的景，后来一部法国片子在上海拍的时候，镜头扫到了这个景，美国看到了，马上就提出诉讼。法国方面连忙认错，赔偿。我们呢?想也不要想!无法无天! 和摄制组的人当然也有矛盾。在工作中有时难免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会说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拍过多少多少片子，意思是说你胡雪桦这是第一次到中国来拍片子。我对他们说，你们确实比我有经验，我要向你们学习，可这部片子是从来没有过的片子，这对你们和我来说，都是第一部。这就说得他们没话说了。况且我毕竟是国内在美国第一个获得电影博士的导演，他们也不得不卖帐。 我记得在加拿大我去看你的时候，我曾对你说过，要是我胡雪桦拍不出片子，那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学导演的就没人导得出片子了!我在美国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在打工，在学习，在各种情况下我都不觉得苦。我们到美国来就是自找苦吃的，是活该受罪的，不应该有怨言。你怕吃苦，那你干吗要来?这又不是你的国家，你嫌苦，你回去嘛!还有，有的搞艺术的埋怨在好莱坞只能演配角，没有好角色。这也是正常的嘛。美国白人占大多数嘛，当然很多片子都是白人为主嘛。在中国绝大多数片子不是以我们黄种人为主吗?美国人也不是没有抱怨我们嘛! 我在美国的时候，人家把我当中国人；可我回到了中国，中国又把我当成美国人。我坐飞机、住酒店，都要按外国人的收费标准。我成了世界流浪儿，我的家在何处?也许没有家，我是更自由?还是更孤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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