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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状纸。因事关全文，摘录如下：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同志： 你们好！ 今朝明土匪，法院当帮凶，县长推血磨，银行徇私情。民告状，叫天天不应，卷宗纸篓扔！万般无奈，特奉献老百姓的心爱之物——耕牛15头，给首长元旦春节饮酒下菜用，盼与民说话。所献耕牛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纪委、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嗬！“送礼”送到总书记，国家主席头上。——并且是“公开行贿”，这人吃了熊心豹子胆？ 这事发生在首都。 发生在1986年元旦——一个狂欢之夜。 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司法机关——司法部门口。 夜幕下，梧桐旁，15头黄牛膘肥体壮，披红挂彩。它们身旁，一 第二年，化肥厂领导班子调整，由工程师王建彬承包该厂。这位王大厂长对要账者不耐烦了：“老班子欠的款与我何干，我承包合同也没有归还老班子欠款这一项！”——化肥厂开始不讲理了！ 再找，连再见也见不上了，原来王建彬给全厂立了条规矩：凡有索账者来，不许任何人告诉厂长办公室在哪，更不许告诉厂长在哪，违者，扣奖金5元！ 无奈，宋坪焦厂业务员李战军找到舞阳县分管工业的安副县长，安副县长倒挺客气： “噢，这个问题嘛，好办，你们找一下财政。” 财政局答复：“找经委。” 经委主任摇着头：“县政府不管，财政不管，我们怎么管？你知道经委是干啥的吗？我们就像那牛行里边的牛经纪人，只管开会传达文件，牵牵头，既无人权，又无财权，谁买咱的账……” 李战军搔头了，看来这个账，难要着哩，他想打退堂鼓。 他找到村领导，哭丧着脸说：“我没这个能耐了，要账一年多，花差旅费近千元，我自认倒霉，不让厂家报一分，请另请高明吧。” “那不中！” “中也这样，不中也这样，头掉了大不了碗大个疤！反正我不干了！” “这样吧，”村领导放下了脸，鼻子眼里都荡着笑：“你再辛苦一趟，找准该问谁要，就再没你的事了，啊，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 看着村领导乞怜的瞳仁，李战军心软了，好吧，墙头上跑——反正就这一趟了。 李战军确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从平顶山买了部收录机，装上五节大电池，带着五盒空磁带，带着两个人找到了王建彬办公室。 “王厂长，”李战军把录音机放在王建彬的写字台上，按下录音键，发话了：“王厂长，欠我们宋坪焦厂的款归谁还？何时还？” “归……”王建彬刚吐出一个字，舌头便冻住了，乖乖！没看见有这玩意，他再也不说话。 李战军一遍遍催问，王大厂长只是噘着嘴，仰着脸，死死盯着天花板。整整三个小时，录音机仅仅录下了一盘王建彬吭吭哧哧的粗粗的喘息声…… 李战军一行人再次找到了县政府，斗转星移，县长又换一任，此时管工业的副县长姓繁。 “繁县长，舞阳县化肥厂欠我们的账……” “要账要到县委来了！找县长，县长欠你钱？”粗暴的怒吼声，震得办公楼轰轰响。 李战军才不管这一套呢？你舞阳的县长，能咋着我宝丰人一根毫毛？ “你说的那算啥话？” “咋！”县长眼一愣怔：“化肥厂欠老百姓的鸡蛋钱（集资建厂款——作者注）还没给哩，能给你宝丰？想得倒美！” “那，那就没王法了？” “你们把化肥厂领导吊起来，剥了算了……” 这位县太爷，临走时甩下的就是这句话！ 告、告他们！宋坪村的老百姓被激怒了。 告，可这状纸？ 好办，请律师，什么？拿1千块钱？好吧，1千就1千。 状纸送到舞阳法院，乖乖，诉讼费就要了3700！只要能打赢官司，3700换15万，值！ 1984年5月6日，舞阳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李战军大腿往二腿上一放，端起一盅酒，“吱溜”进了肚，这下，嘿嘿，焦厂只等着收款啰！ 扯蛋！你哪里知道，打官司竟如此费劲！ 毛毛虫，在肩上爬，在背上滚，拧成一疙瘩后又齐心合力往下滚——这臭汗！ 舞阳县法院经济庭王万松同志顾不上抹一把汗，急匆匆踏进化肥厂厂长王建彬的门。 “王厂长，是这样，关于那个，当然啰，他宋坪告，咱也不能不来请你，就是出庭、答辩……” “什么答辩不答辩？前任欠账我怎么知道？我该还他原来欠款的？我完不成承包合同受罚你负责？全厂职工吃不上饭你负责？”——一串连珠炮！ “是这样，”王万松使劲搔着耳根，想下功夫抠出几句话来，可这该死的词，都藏到哪儿去了呢？“是这样，关于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去去去！……” 嘿嘿嘿、哈哈哈、嘻嘻嘻……各种笑声，各种目光，齐向王万松压来，他猛觉得头脑发冷，四肢发烫，“啪哒”，一串泪竟从眼角争先恐后地窜了出来，呀，竟一发而不可收。这位法官脖颈一拧，双手捂着脸跑出了门…… 分管经济庭的法院副院长张燕玲对原告说：“被告王建彬一不应诉，二不答辩，咱法院有啥法？” 人民法院何以能这样俯首忍辱？笔者将在后文专门叙述。 咱们且说办案人和原告一起找到又一任分管工业的郭副县长，郭副县长指示： “等等，开个会讨论讨论，县里再研究研究……” 讨论、研究的结果，正如中国的很多会议一样，不了了之。 李战军随两名律师再次找到舞阳县法院，张副院长说：“此案受理，算是接个棁子，被告不应诉，县长不让判，这么小的案子转中级法院我们又要挨批评，咋办哩？这样吧，”张副院长粗粗的眉毛一挑，想出了个妙主意：“你们撤诉算了，3700元诉讼费，我们分文不少退你们。” 多么高的妙计！李战军眼中飘出一股重重的轻蔑。 撤诉？不等于15万白扔啦？不等于两双鞋底白磨破了？不等于在光明的中国计邪恶永远占上风啦？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之说，封建时代判案，也是“父债父还，父不在子还。”当今共产党天下，难道还不如从前？李战军决心上告。 他敲开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虚掩的门，中院答复： “县里不作疑难案件上报，我们是鞭长莫及。” 他找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一位好心的庭长给指了条路：“还是通过关系找一下省长、省人大主任，让做一做县里的工作……” 嘿，三等老百姓，能搬得动这么大的官吗？ 一封封告状信转到了舞阳县法院，法院却始终悠悠然而不动。 李战军恼了：“你们到底还管不管？” 张副院长也斜了一下眼睛：“咋？不耐烦了，这案堆在这里，你们爱上哪告上哪告，民事案不是刑事案，堆八年也犯不了法！” “我们要向报社报告状信！” “你们想在报上捅，捅了，说不定报纸能给你们判案呢！啊，哈哈哈……” 还说什么？还能说什么？还要说什么呢？ 无路可走！虽无悬崖，却是条条道路都不通！ 此时，细心的律师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舞阳化肥厂可能要下马关停，采取诉讼保全是当务之急。为此，律师提出三条诉讼保全措施。1．冻结被告银行账户；2．被告13辆汽车停用；3．煤炭停用。 按法律程序规定，县法院对此保全措施，48小时内应作出明确答复。 48小时之后，480小时之后，法院毫无任何反应——他们对李战军及其律师的一切来访、要求、批评、指责，一律采取万全之策——不睬！ 1985年12月12日，李战军最后一次来到了舞阳法院。 当得到的还是那个三个冷冰冰的字“慢慢来”时，李战军再也不能忍耐了。要账五年，告状一年半，耗资万余元，得到的就这三个字吗？他从法院办公桌上“哗”地拽下一面稿纸，提起蘸水笔，写了一份《仇恨书》： 舞阳县人民法院： 关于我申诉的经济纠纷案，请贵院在三天内作出决定，我本人作为此案的全权代理人，已无法等待！本月16号前如没有任何反应，将采取必要行动！产生的一切后果，各自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李战军 85．12．12． 激动中，李战军搞了一项发明：拳印！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不都是指印吗？中国自西汉以来，不也一直以指印为供证吗？李战军却把一个拳头全按进法院那圆圆的大印盒里，蘸满一拳印泥，“啪”，把一个拳头全擂在了“仇恨书”上！ “交给你的‘院长’！”——他对身旁一位呆若木鸡的法官，恶狠狠地发出命令！ 这决非是要挟！ 夤夜，远山近树，都融进了远古的漆黑中。 宋坪村各级首脑——各生产组长、会计、保管、行政村党、政、妇、团、保，一千人等聚在一起。满层是吃人的烟，闷得含着老烟袋的人也透不过气来。 “奶奶的毬！”行政村长在布鞋底上磕了磕烟斗：“就这么着，15万欠款，咱拼出16万打官司，非打赢不可！” “是这个理！” “中！”大家都可劲地磕起了烟袋…… 李战军躺在床上，翻起了烙饼。话好说，字好写，火好发，气好出，可这官司难打呀！“采取必要行动”，什么行动？如何行动？行动结果又如何？虎，骑上去了，可想下来？不成啊！ 李战军决定通天！一个罕见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 他跑到北京，花了750元，让出租汽车跑了三天，把中央各机关的大门摸了个遍； 他赶回宝丰，一纸便函，便把两名为他奔波一年多但却打不赢官司的律师辞退了； 他拍卖了全部家产，又从行政村、煤矿、商店、亲友家，凭着他那憨厚的脸面借来近2万元； 他来到洛河牛行，让牛经纪帮忙，预购了20头黄牛，标准是：膘肥体壮，个头匀称，脚五寸长，一色水黄，有一根杂毛也不要！并请牛行帮助订做了20条里外三新的红被子，20条崭新洁白的尼龙绳，20套不锈钢松紧器； 他开始用砖头把自家的门窗砌起来了。 “你这是干啥？”妻子王清贤知道这几天丈夫心绪不好，看他忙得里一头外一头，也不敢吭声，只是默默地为他准备好饭菜，晚上早早烧好洗脸洗脚水。 可今儿这个牛脾气到底要咋？她禁不住想摸一下底。 不吭。 “你这是干啥？” 不吭。 “你，你到底干啥？”清贤一把拽着丈夫正拿砖砌门的手。 “你！”李战军把砖尖一挥，正要发作，猛地瞥见妻子眼中噙满了晶晶的泪花花，不吭声了。 他“呼哧呼哧”胸脯起伏了好半天，才硬硬地开了腔： “我要告状，拼着坐班房告状，拼着这百十来斤告状。这一去，我破着来了，凶多吉少，这个家咱不能蹲了，我想封门之后，咱办个离婚手续，你把几个孩子带走逃条活命，该杀该剐咱一人……” 李战军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妻子一头扑进丈夫怀里，放声大哭：“俺不，是死是活，俺也和你在一起……” 嗯——好吧！ 李战军在砌死的大门处，贴着一张丈把长的封条，上书十六个毛笔大字：“倾家荡产，告状通天，破釜沉舟，拼命决战！” 这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12月30日夜，西北风和鹅毛大雪撕打在一起，直闹得周天寒彻！ 李战军赶到郑州，并随身带来了三个从深山里请来的不识字的青年赶牛人——这个李战军倒也有点“狡猾”，他知道深山里的人好哄，尤其是深山里不识字的人更好哄！夜幕把大地卷进去之后，他让三青年把五个披红挂彩的黄牛送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门口，敬献给以下五个单位： 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河南省司法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记者站。 后来，笔者曾询问李战军，为何不送给省委而送给人大？李答： “人大能管住省长，省长能管住法院，才能解决问题，省委只能管住入党。”——老百姓的逻辑！ “为啥送给司法厅而不送检察院？” 答：“司法厅是司法的最高部门，能管住所有的政法机关，检察院是公、检、法的中间环节，无关紧要。”——又是老百姓的逻辑！ “河南记者站只给一头，那么多驻河南的记者站，究竟指哪家？” “就是管登报纸的。” 唔，他把河南日报社当成了记者“站”在一块的站了。 ——这位老农，打官司看来并不在行。 书归正传。且说五头黄牛拴在省政府门前的梧桐树上，自然无人过问，可要把状纸送去这就难了，李战军不能出面，如果老李出面，被省政府的人抓住，拘留了起来，北京的大计划就要全部落空。因为另外15头牛，已包了辆50吨车皮同时运到北京，派何用场，李战军谁也没有告诉。此事，绝不可出一丝偏差。 他犹豫着来到了马路上，一辆三轮车驰来：“师傅，坐车吧？” 三轮车主把老李当成了赶脚的。 “坐车？”嗯，李战军灵机一动，有了。 他笑眯眯地来到车夫面前：“小师傅，你把我这封信扔到省政府传达室门口，俺给你十倍的车费。” 车夫眨巴眨巴眼睛，哪有这便宜事：“信，啥信？” “嘿嘿，”李战军强扮着笑脸，把案情略述一遍，告诉他这信务必送到省政府。 “不中，不中，这，谁敢干？弄不好可要吃不花钱的饭呀！” “这里把路，给50块钱，中吧？” 摆手，木偶样地连连摆手。 “80、80块！权当帮老弟一个忙。” 车夫皱着眉头，揪着下巴上一撮茸茸的胡茬子，“好吧，我扔那里就跑！” 车夫把车牌照去掉，放进车箱，向茫茫夜色中驰去…… 李战军赶向火车站，转身登上了11点48分的6次进京特快！ 北京，西直门火车站。15头黄牛在焦急地等待着主人。 卸牛，清扫，垃圾送到市郊，打扫车皮，消毒，运牛难题来了—— 节日前夜，连辆带有铁栏杆的卡车也租不到啊！ 一辆军用卡车，从李战军眼前掠过，老李眉尖一挑，嘿，有了。 李战军开始钻门子通关节了。 他先在背人处填好一张盖好印章的空白介绍信： 北京市江春餐厅： 今有我村社员李战军押运菜牛15头，请贵厅收下，结算办法面议。 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宋坪村85．12．30． 江春餐厅和司法部毗邻，这是李战军花了700多元钱侦察好的，一旦有人检查，介绍信一掏也就唬过去了。 他来到北京卫戍区警卫师，求老战友了。15年前，李战军曾在这个师当过代理炮长，虽说原班人马早已天各一方，但“和尚不亲帽子亲”，老战友来求助，有啥话说？军用卡车出了。 司法部不远处有个大土堆，那是从车上卸牛的天然台梯。 李战军把红被子，尼龙绳，闪光的不锈钢扣收拾停当，给“黄牛仪仗队”披挂整齐，又花60元钱请来了6个牵牛人，天完全抹下脸，月亮渐渐西沉时，李战军让6人牵牛先牵至江春餐厅门口，并告诉他们，自己一会就到。 6位郊区农民眼巴巴地站在江春餐厅门口，却不见李战军到。正当他们焦急难耐时，一辆红色的“的士”呼啸而上，一包香烟从车里飞出后，“的士”又风驰电掣般地消失了。 一位老农拾起香烟，见内有60元钱，并附有一信： 六位老乡： 辛苦了。请将牛拴在门口树上，迅速离去，当心你们被扣。 六位老农，大惊失色，草草拴好牛，作鸟兽散…… 李战军从司法部门口飞回之后，让妻子和三个孩子住进一家旅馆，并把三个幼子身上各拴上一个字条：家住何处，姓啥名谁，现住何旅馆多少号。以防父母不测，孩子有个下落。便别妻离子，独自住进了芳华旅馆，当夜整理起状纸来。 此时的首都，像一首朦胧诗。李战军请出租车将一个大黑提包送到了司法部传达室门口，门卫打开看，“唰”的冷汗就下来了，那包内有给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全国人大等最高领导人和最高权力机关的15面锦旗和状纸。 各有不同，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锦旗，上书八个大字“伸张正义，为民作主”；给新华社的锦旗却是“动金笔、诉民冤”…… 此时，李战军在哪里呢？他已转移到了第四个宾馆——前门外建新宾馆。 人们说，狡兔三窟。可李战军呢？一天半，已换了四个宾馆。 被捕，他倒不怕，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只是，他怕这种厄运来得过早，以至于耽搁了他的告状大业！ 李战军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攥着笔，用颤抖的手在李战军的状纸上作了如下批复： “看了这份情况反应，很震惊！对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父母官’和实行法制的机关，应该怎样处理，是个大问题，建议依法坚决处理。” 随着中央及各部委、院领导的批复和指示，元月二日早上，五条加急电话齐喊郑州，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的有关部门。 根据北京市市长的指示，海淀区人民政府也派专人将15头耕牛赶到刘郎庄喂养。 宝丰县前后出动8人，到北京请李战军返回，可老李打一枪换个地方，使人难觅他的行踪，直到13天后，李战军钱尽粮绝，打电报让行政村汇款，人们才找到他的下落。自12月16日下达过“仇恨书”后，李战军已27夜睡觉都没脱过衣服、袜子了。送出去的耕牛，只得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处理给佳丰肉联厂，仅运牛及卖牛这一项，李战军便损失8800余元。 当然，李战军还是“合算”的。这一闹腾，由河南省政府出面，于元月三号上午便召开了专题会议，省政府信仿局、省高级法院、许昌中级法院、舞阳县委、县政府、县法院、县化肥厂及宋坪村的代表当场议定： 15万欠款加上滞纳金、告状费等，共22万多元，舞阳县化肥厂要限期交还。考虑化肥厂确有实际困难，会议决定：春节前，即40天内，要如数还上15万欠款，下欠7万多滞纳金及告状费等，定于1986年10月31日前还清。至于有关人员在此事中的责任，由省政府组织联合调查，专门查处。 3天，短暂的3天啊！要账5年，告状一年余的官司，就这样轻而易举解决了。 多么简单啊！散会之后，有关责任者谁也没有忘记那句话：“专门查处。” ——乖乖，我会不会被绳之以法？ “嘭嘭”！门被撞开了。李战军使劲睁开惺忪的睡眼。两名全副武装的干警已站在他的面前，乌黑的枪口正对准他。他“嚯”地爬了起来，被一把拽住了：“老爹，你咋啦？” “我，我……”李战军迷迷瞪瞪地，睡意一忽儿便全飞到爪哇国了。 头天傍晚，李战军刚刚把“后事”料理完毕，便接到了一个气喘吁吁的通知：明早8点到县委去，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要找他谈话。 什么谈话？李战军苦笑笑，“就是枪毙，我姓李的腿也决不打弯，还绕刊什么圈子。” 他清楚，自己的罪不小——并非是他告状有罪，而是他严重扰乱了首都的社会治安。还有一条，虽然不便明说，可他心里有数：戏弄“皇上”，可是该诛灭九族啊！所以，他再次动员妻子离婚，以免受牵连，可这个死脑壳女人啊…… 李战军昂首挺胸跨进了县委大院，迳直向深层走去，并不询问。 人们找了半天，才知道他已不声不响在县委办公室久候多时。 来客官衔不小，省办公厅副主任，还有省高级人民法院，省纪委、许昌地区纪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该判几年，不要绕弯子。如果判三年，我要求再加两年。”会议主持者一句话还没说，李战军倒利索，开了头一炮。 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同志笑笑：“老李啊，今儿不是来逮你的，按理说，你是够判个三两年的了，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你的处理有十二个字的批复，这十二个字是： 告状有理，方法不妥，事出有因。” ——哦！李战军长长舒了口气，一汪泪水在眶中打起了旋…… 2月18日，中国八亿农民心目中最权威的行业报纸——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农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李战军赶牛告状的整个来龙去脉，另配评论员文章。消息的标题共三条： 肩标：当官不为民作主，有关部门踢皮球 主标：农民李战军状告官僚主义 副标：他为一桩并不复杂的经济纠纷，申诉一年零七个月，往返于舞阳、许昌、郑州四五十次，花资一万二千元，最后逼得封 门赶牛，进京告状，中央领导批示后才彻底解决。 李战军一举成名！支持、赞扬、请求帮告状的信，雪片般飞进了山窝窝里…… 举目，满眼人柱子；低头，遍地人疙瘩。首都车站的夜，比白昼更拥挤，更喧闹，更具有火车站色彩。 我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晃过剪票口，踏上了南下的15次特快。 我对面的下铺上，走来一个背小孩的中年人，手里捏着一个卧铺牌，一张特快票。 “怎么？”我瞥了一眼那瘦削的小男孩，决不到1米，“还买了张全票？” “嘿嘿，多掏点钱稳妥，免得招麻烦。” 入夜我躺在卧铺上，迷迷糊糊的，却听见对面的孩子一个劲地咳嗽。我眼睛闪开一条缝，却见小孩一人蜷缩成疙瘩，像是一个躬身伏背的大豆虫。 天擦亮，那汉子才悄悄坐在孩子身边。 “你到哪去了，这么小的孩子，你把他独自扔在这里就放得下心？”我指鼻挖眼数落起来——冲我一夜爬起来几次给孩子盖毯子，我有资格出出气。 “我，嘿嘿，我去那边硬座车厢站着去了。” 不曾想到，这个认真的、老实的、怯生生的中年人，就是李战军，采访就在这轰轰隆隆的列车上开始了…… 一个半月后，有人轻轻推开我的房门。——嘿，是李战军！他竟千里迢迢，四次转车赶到了我远在安徽的家——难道仅仅为了回答我在信函中提的几个疑点？ 我感动，然而，我想错了。 李战军此行，是劝我不要写他。他说：“俺犯那么大的案子，没蹲进去，是因为有大头头批字，而你写这个稿子，弄不好要吃官司哩！” ——原来他在为我担心！ 这就是我两次接触李战军，这就是将会在“告状史”中有一席位置的李战军。他的履历如下：男，汉族，1947年生，15岁毕业于一所农村小学。1968年至1970年当兵，复员后至1983年一直在宋坪焦厂，尔后务农兼告状至今。 在李战军要债五年，告状一年多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大量应该能解决问题的人，如果某一个人能正常行使职权而又负起责任，也不至于酿成这一起有严重影响的事件，而这些没有负起责或没有能负起责来的同志，自然成了倒霉鬼——在追查中受到处理或谴责。 我不想具体介绍联合调查组如何调查，也不想细说有关人士如何检讨或省委最后怎样对处理决定拍板定案。如果这样，便落了写稿之大忌——套子里。 我想反映的是，这些受处理、受谴责的当事人，几乎全是蒙冤者，咱们不妨逐一简略地解剖一下—— 蒙冤人之一：律师。 这场官司，不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外国，不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李战军告状的结局都应该是一个字：“赢”！ 可是，李战军拼出全力，不成，他便忍痛花1000元请了两个律师，包车船费，包住宿费，包生活补贴，折腾了一年多，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宋坪村的农民曾公开叫骂：“奶奶的，要律师管熊用！” 律师能否管用，咱不妨先看一看律师的地位—— 今年3月，四川省南充县顾问处律师邓耀和委托到河北省定县办理一起合同纠纷案。达成协议后，在执行中有意外，邓律师便请求定县法院解决。邓等三人到法院副院长马计生办公室时，马正与人闲谈。邓说明来意，马让找承办人，邓认为此事需院领导才能解决，请求马副院长听取汇报，马竟喝斥邓等人：“滚出去！” 双方争执后，马与法院另外三人将邓拖到法院办公室，又指使人将随邓前来的原告驱出法院。后来，又把邓拉出办公室，铐到了一棵大树上，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非法拘禁中，邓律师三次提出要小解，马均不允，致使邓尿湿裤子…… 次日，马副院长竟向司法机关“起诉”，指控邓耀和犯了“妨害公务罪”。 去年7月，山西长治市中级法院经济庭某副庭长开庭审理一起经济案件，非法指令担任被告方的两位律师退出法庭，并拒绝接受律师提供的证据材料。 像此类迫害律师案还很多，如：海南发生的非法逮捕律师案，福建晋江石狮公安局副局长非法拘禁、殴打律师案；辽宁某检察院非法逮捕、游斗律师案；陕西某地驱逐律师案。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已有六名律师因执行律师公务而被非法逮捕、拘留。 我国自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后，现已拥有两千多个律师事务所，13000余名律师。这些律师，在办案中确实起到了不小作用，但律师的合法权益、律师的应有地位，仍没有保障。 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律师仍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有些人甚至认为，律师是专为罪犯辩护的。 笔者在一起案件的审理采访时亲眼看见：当法庭宣布休庭，合议庭煞有介事地离场讨论如何量刑时，他们下到幕后只不过是吸烟喝茶而已，根本不考虑律师辩护中提出的证言、证词、证据，开庭后仍按原打印好的判决书宣判。 按规定，案件定罪由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决定。可现在的很多案件，有的是凭领导指示定罪，有的由政法委员会定罪，稍大一点的案，则由某级党委会决定判几年刑。 这种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权代法的做法，无职无权的律师又有怎样？ 由此看来，在李战军打官司过程中，如果律师因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受指责，不是太冤枉了吗？ 蒙冤人之二：法官。 经河南省委同意的许昌地委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意见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舞阳县法院副院长张燕玲，分管经济审判工作，不是依法办事，而是看县领导眼色行事，对是否立案，被告不应诉如何处理，是否向中院移送等问题，本应依法处理，但她却事事都要请示领导，放弃人民法院独立办案的权力。致使案件造成严重后果……” 按理说，人民法院应按法律程序独立办案。但县法院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县法院的人权、财权都属县里管，县法院向县委，县政府请示汇报工作，当属本分。当张燕玲和院长两次找县长冯金秀汇报这一案件的审理情况，并建议县财政拿点钱还账，不行就把此案依法移送中院审理时，县长提出：“矛盾不要上交，尽量做好工作。”这两位院长敢不听吗？端人家的碗，属人家管呀！ 不听吗？好办——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县的邻县，已悬起一面镜子—— 河南省长葛县法院的几个头目不知因何事得罪了县委负责人，这天县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突然找到法院院长郭秀峰和其他两位副院长谈话，说经县委研究决定，法院领导班子需全部调整。第二天上午，在全法院干警会上，这位副书记公开宣布，免去郭秀峰等三人法院正副院长之职，同时新任命四名正副院长。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应由人大常委会任免。可这个县委的权力比国家宪法还大。 是这个法院的负责人犯了什么错误吗？是这个法院的工作不力吗？不，都不是。这个法院领导的政绩，明明白白、确确凿凿地摆在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报上。长葛县委的行为，在郭秀峰院长为此告状身亡后，才得到纠正。 舞阳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副县长王玉山对法院负责人说：“王建彬是省企业改革的典型，你们要谨慎。”好像法律对某一部分人不太适用，执行起来就格外艰涩！ 蒙冤人之三：县长们。 在追查时，有三个正副县长受到处理。 在许昌地委给当事人的处理意见中，点到县长们“怕上”。一位副县长对法院负责人说：“对王建彬要谨慎，他是典型，弄不好他给你捅到省里去。”县长冯金秀在听取法院的汇报时，也指示：“矛盾不要上交。” 我们时常埋怨，有的人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而是对上级机关及某上级领导负责，习仲勋同志在全国信访会议上曾针对办案难问题指出：“有个情况要提醒一下，就是领导人批了的，话也不多，如请某某同志过问一下。一过问就解决了，灵得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当然说明一些干部的“惟上主义”。 为什么“惟上”？“惟上”与目前的干部任免制度有什么关系？怎样才能使干部不专注于上级的脸色？这大概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探讨的课题之一。 蒙冤人之四：信访人员。 有一则寓言说，家鼠肆意凌辱家兔，家兔无奈，只得上书动物园总管鹰，请其主持公道，为民伸冤。鹰大笔一挥，竟命以田鼠为庭长的“民事法庭”审理此案……这鹰可真够荒唐的了。 然而，在我们的某些机关和信访部门，的确有那么一些类似鹰的人。 陕西省神木中学学生乔琳上书县委整党办，揭露本校多收学费等不正之风，揭发信逐级下转，最后到了神木中学校长刘子安手中。乔琳因受刘子安刁难，精神分裂而被迫辍学。今年7月，《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曾揭露这一事件真相，题目肩标就是《怪哉：“秦香莲”的诉状批给“陈世美”审》。 去年，河南省一民办女教师遭人凌辱，满怀愤懣和委屈写材料向上级申诉，结果，寄出的材料大都批上了“转原单位处理”这几个冰冷的字。姑娘后来完全绝望，只得以死证明自己无辜。 李战军赶牛告状之前，发出的几十封上诉信，不也是同样的结局吗？ 由此看来，信访部门真是糟糕透了！不过，且慢，咱不妨先看一个数字。 我国各级机关两年接待信访量总共约300余万件（次），而全国从事信访工作的只有33000多人，平均每人每年近百件（次），不向下批转怎么办？ 我国的信访制度，其中一项便是：“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问题，由哪个地区，哪个部门处理”。此规定被曲解为：哪个单位的问题，就应该由哪个单位处理。“秦香莲”的状纸批给“陈世美”，就名正言顺了。 舞阳县化肥厂厂长王建彬也是蒙冤人，他和工业局签订的承包合同，根本没有承担原欠债务的条款。 因未能及时反映情况而受谴责的记者也是蒙冤人，记者惟一的本事就是采访发稿，但是“发搞难”。有些记者说，有个新闻法就好了。 今年暮春，笔者曾拜访过负责新闻法起草的一位同志，询问新闻法起草的进展情况，他笑笑，反问我，怎么个起草？ 我迷茫。 法，蒙冤的人呼唤着你！告状人在呼唤着你！全国人民在呼唤着你！ 人民群众敢于上访，敢于告状，说明人民群众还是相信法的。他们希望能得到法的保护。但是，怎样能得到法的保护，如何为得到法的保护而斗争，又不甚明了；而各级领导，也都希望能加强法制。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却自觉不自觉地干扰、影响着法制的落实。这就是近年来虽上下齐喊加强法制而法制方面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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