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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新落成才不久的豪华的兆龙饭店门廊一侧。 “我运动过了，要去开会了，再会，再会！”脸上挂着汗珠、方脸浓眉的包玉刚先生眯眯笑着挥挥手，往宾馆门口走去，只能目送他背影的我惊出一身冷汗，心里懊恼极了：天地良心，特意住进230元一夜的兆龙饭店，不就是为了采访包玉刚先生嘛！我哪有权力睡过头哟！……” “丁零——” “找谁？”我摸黑抓起听筒。 “早晨好，起床的时间到了。”甜甜的女声。 “什么？”我还犯迷糊。 “早晨好，起床的时间到了。”宏亮的男中音。 “谢谢！”我终于完全清醒了，想起昨晚担心睡过头，拨通总机，请早晨5点20分叫醒我。太好了！是啊，这是一次多么重要而艰难的采访啊！ 10分钟后，我已衣着整齐出现在饭店大厅里，总服务台女服务员答复我：“记者，包先生还没下来。”她声音圆润甜美，眼神温柔亲切，我不安地在大厅右侧皮椅上落座。 自动玻璃门外，尚是黑夜重重，街灯闪烁，除偶或驰过一辆汽车，几乎没有行人。是呀，若不改为夏令时，此刻刚刚凌晨4点半嘛！ 5点40分，大厅里仍是寂静无人。只有镶嵌在东侧墙的椭圆形电子石英钟指针，在无声地移动着位置。 包玉刚的名字，在中国，特别是江浙京沪一带并不陌生。包玉刚的头衔和声誉，恐怕知道详情者还不多。 其一，“世界船王”。——今年3月，海洋出版社出版了《环球航运家包玉刚》，运用大量数据证明，1980年，是包玉刚船队最辉煌的时期，漆有环球集团“W”标记的大型巨轮有202艘共2053万载重吨。即使在近年航运不景气之时，真正的独立船东还是包玉刚，“世界船王”的桂冠仍非他莫属。 其二，鉴于包玉刚的出色业绩，除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外，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和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勋章或高级奖章。 其三，美国总统里根1981年就职典礼，只邀请两位香港贵宾出席，包玉刚是其中之一。 其四，包玉刚是英国汇丰银行董事局任副主席的第一位中国人。 其五，美国“大通银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皆是世界第一流的工商首要，计有美、意、荷、日、英、加、瑞典等国享有盛名的实业界、工商界人士受聘参加，基辛格为主席，包玉刚是成员中唯一的中国人。 当然，最使人感到珍贵的还是邓小平的多次亲切会见。他是宁波籍的炎黄子孙。 5点50分，大厅里开始有服务员推运行李。但是，包先生仍未出现，我已经焦急得坐不住了。 6点15分，天已大亮。我终于忍不住不断增长的疑虑，站起来，走到电梯旁边，正巧遇到游泳馆的值班，他告诉我：“包先生5点30分就下来了。早已跳过绳、跑完步，现正游泳呢！” 我愕然了，又错过了一次机会。 回屋刚6点半，想想静悄无人的走廊，挨个门上“请勿打扰”的纸牌，给住19楼的李伯忠先生挂电话时间太早，我打开录音机——这两天包先生参加香港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我插空已向李伯忠先生采访了3个多小时。 曾有位记者问过包玉刚：“你一生之中，最令你难忘的是什么事情？” 包玉刚没有多想，就说：“有一件，倒是我很引以为荣的。那是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市银行当副总经理，我上面换了三个总经理，但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不受政治影响，换他们，却没有换我！” 然而，政治最终还是影响了他，迫他忍痛结束了原想为之奋斗一生的银行金融事业。 上海 1948年秋风瑟瑟落叶纷纷的上海滩。 “放肆！谁批准你提前支钱？！你竟还敢用枪威胁包总经理，大放肆了！立即道歉！”一贯有儒风气度的市长吴国桢阴沉着脸陡然提高嗓音训斥着。听清对方敛声认错，他方稍稍缓和了口气：“谅你是初次，我不追究，若再有第二次，我定找你们局长问罪！” 摔下电话，吴国桢不禁深深叹了口气，为眼前焦头烂额的市政局面，也为自己无法卜测的前途。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吴国桢，官运亨通，他在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三十五岁即任陪都重庆市市长，现又接任了钱大钧上海市市长的要职。无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他面对上海货币贬值，物价狂涨，人心惶惶的混乱局面一筹莫展。刚才他又接到上海市银行的告急电话：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局也去银行闹事了！ 原来，规定明天上午才准提薪水的警察局，今天下午便开着大卡车去银行领钱。物价一日三涨，早半天就能多买些柴火油盐。 这是一笔大额款项，银行业务部会计科科长李伯忠亲自出面接待。他礼貌地询问：“先生，拨款书带来了吗？” “没有！”来者沉下脸。 “有市长批文？” “没有！”来者瞪起眼，蛮横地嚷嚷着：“警察局长派我来提薪水，你敢不给？！” “银行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收到市府正式手续才能付款，您没手续，我就支钱，业务部经理追究下来，我无法承担责任。”李科长这类事碰得多了，他口吻谦和，但并无照办的意思。 “你是什么东西！”来者破口大骂：“带路，找你们总经理！我有‘硬货’给他看！” 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办公室。 刚进而立之年的包玉刚放下手边工作起身见客。他面带庄重微笑，伸手让座，一口宁波上海话：“先生，有啥事体要我为依办理？”语调客气周到、态度落落大方。 来客斜睨对方，这位被誉为“银行界梅兰芳”的总经理果真挺帅。他脸庞清秀，腰背挺直，西装可体，领带平整。特别是眼睛，充满灵气，炯炯有神。 梅兰芳不就是个戏子嘛！谅他银行界的梅兰芳也怕我的真家伙！来者也不客套，拖着官腔说：“真人不说假话。我一没提款书，二没市长批文，我奉警察局长之命来提款。”说到这，他故意一顿，拔出腰间乌黑贼亮的手枪往桌上猛一拍：“你就看着办吧！” 包玉刚瞥了一眼桌上的手枪，淡淡一笑，仍然语气平和，不卑不亢：“我是银行业务部经理，我只认提款书和市长批文付款，这是政府定下的法令，我不执行是我失职。失职的事情，叫我怎么能做呢？” “嗵！”来人把刚端起的茶杯猛地顿在桌上。屋里的空气立时紧张起来。 包玉刚毕竟是包玉刚，他深知“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对这类事只有采用“一物降一物”的办法。他仿佛回心转意把话锋一转：“当然，你也是奉局长之命来提款，局长最熟悉市府的法令，既然命你来，必然已经报告市长了。这样，我派人立即与吴市长通话，只要是他点头批准的，我们照章办事，立即付款。” “随你的便！”来者心虚，嘴却硬，他想市长未必管这事，还不是唬我！ 话音刚落，李伯忠敲门进来：“吴市长请警察局的先生听电话。” 放下电话，狰狞的狮子变成落水狗，收起桌上的枪，连连赔不是，狼狈离去。 往昔化险为夷、解决棘手难题后油然而生的快意不见了，说不清是忧虑、是烦恼还是失望的心情死死纠缠着包玉刚。他双臂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确实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前途。 包玉刚历来有这样的抱负：认准一项事业，努力做成功它，这是男人来世一遭最大的乐趣。自从二十二岁那年进入银行界，他勤于业务，精明能干。抗战初期，他担任了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银行经营得活跃，出色。他便把管理银行金融当成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担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以来，包玉刚以对业务精通，对行市了如指掌，对顾客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人品取得信誉，吸收存款，多方开辟资金来源，对各种恶势力软硬兼施，企图套用银行钱的情况，均以善于辞令的长处，对各方面应付自如。他从来不为遇着的难题苦恼，总以忠于职守的努力获取成功，以化险为夷的结局为快乐。总经理被连换三位，他始终未动，这更使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对表兄卢绪章的提醒，未曾细细琢磨…… 一年前，卢家装饰考究，宽敞的大客厅里，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夫妇和包玉刚夫妇，四人凑一桌，打宁波麻将“挖花”。 卢绪章结识包玉刚，也纯系凑巧。1943年，卢绪章奉红岩村之命，以取货为名，专程去衡阳给地下党组织送经费。完成任务后，他当晚在衡阳剧院看戏，身旁坐着一对年轻夫妇，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端庄文静。听口音，竟是宁波同乡，互通姓名，卢绪章才发现，包太太竟是姨妈之女，自己十多年未见面的表妹黄秀英。不久，包玉刚因其善于银行经营，被提拔到重庆，两家感情甚笃，过往更密。每当红岩村接到华侨或国外友人捐赠的黄金、美钞，卢绪章总是通过包玉刚所在工矿银行和另位在中央银行供事的朋友卢孟野兑换成市面流通的小面额法币，供八路军办事处采办物品、药品。卢绪章比包玉刚大五岁，包玉刚一向以大哥尊称卢绪章。 卢绪章夫人毛梅影正洗牌，她突然想到一件事，忍住笑问：“玉刚，听表妹说，你现在每日早起跳绳。可有此事？” “是的，”包玉刚爽快地点点头：“自从开过阑尾，我人开始发胖，医生讲不好，要加强运动。他建议我跳绳，我就向女儿学了。” 包太太翻开一张牌，夸奖多于埋怨：“他就这么怪脾气，开始跳绳，刮风落雨也要跳，我劝他，地湿，掼跤不得了，他就是不听！” “本来啰，做事贵在有恒心嘛！锻炼身体这样对自己好的事都坚持不下来，还能做成什么大事业呢！” 相处四五年了，卢绪章了解包玉刚是个专心事业的人，他酷爱银行金融事业，工作钻研尽职。为搞好银行经营，他读了不少专业书，从A、B、C开始学英文。他与太太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私生活一向严肃。除有时来卢家打打麻将，一般每晚9点半上床睡觉，从不光顾烟花柳巷。这在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滩，十分难得。他有他的道理，家庭闹矛盾出问题，势必影响事业成功，他不愿因小失大。 “玉刚，近来银行情况可好？”卢绪章翻开一张牌后关切地问。 “还好！还好！”仿佛为了强调效果，包玉刚说话总习惯连缀。 “好什么！”包太太当着大哥面总是直言快语：“一到关饷，我就担心煞！他不对我讲，有人告诉我，他做事太认真，会吃亏的。要我说，谁要早提款就早给，不就早一天半天嘛！” “那怎么行！”包玉刚眉心一皱，提高声音说：“我是业务部经理，只要让一个人早提款，后头还勒得牢？！个个都来早提款，银行损失就大了！” “银行不损失，你得什么好处了？！”包太太打趣地说：“大哥，你听说过吧？别人都夸他勤于业务，无不良嗜好，是经营稳健、见信于人的人，只是有一条不足：没有发大财！” “做事业，也不光为自己发财嘛！”卢绪章笑着打圆场：“我看玉刚要当经理，非要这样做才对！” “对什么哟！”包太太忍不住兜底牌了：“有人掏枪逼他呢！你讲理，按法令，他不给依讲理啊！我日日提心吊胆的！” 女眷们进内屋讲贴己话了。 知道包玉刚不抽烟，卢绪章递他一杯茶。不管怎么说，吴国桢选中包玉刚做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也算慧眼识珠。近两年上海市面日趋混乱，金元券贬值，若不是包玉刚精通业务，忠于职守，上海市银行行长走马灯似地更换，银行业务如何支撑？ “玉刚啊，我准备近期将广大华行迁往香港。” “哦？！”包玉刚有些意外，最近广大华行与陈果夫在上海合办中心制药厂，奠基礼陈果夫带病亲至，市府官员纷纷前往祝贺，声势很大嘛！ “国民党大势已去，这是陈果夫部下给我透的消息，要我将广大华行尽早迁往香港，待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来。” “大哥，您看共产党……” “你知道，警察局最近还传讯我，说我是共产党，分明想敲我的黄金、美钞嘛！”卢绪章巧妙地避开话锋。党的三线纪律严格，他与上海地下党也从未发生过横的联系。他的真实身份，广大华行地下党组织，只有周恩来委托代管的刘晓同志知道，妻子毛梅影至今仍蒙在鼓里。对机敏的包玉刚，卢绪章说话更为谨慎：“目前上海政局混乱，无法再做生意，所以我们决定将总行搬往香港。我明白你想在金融界干一番事业的心愿，只是政府兵败如山倒，金融已经混乱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你工作再努力，恐怕也是杯水车薪，无回天之力。你是有见解的人，我只劝你一句：当断则断，不要犹豫。” 沉思中的包玉刚默默点头。 对卢绪章，包玉刚一向敬重。他气魄大，看得准，为人豪爽，待人真诚。记得在重庆，卢绪章与他和卢孟野商量收购一家钱庄，已预付资金100万法币。第二天，卢绪章不放心，亲自又去查底账，发现钱庄负债累累，当即决断：钱庄不买了！已付款项由广大华行支出。不久，钱庄破产，若不当机立断，损失更将不可计数。1944年，卢绪章一下抽出广大华行三分之二的资金投往美国。商界朋友纷纷讥笑他：“发疯了！”“几十万美元白白往太平洋里扔！”包玉刚也着实为这位豪爽的大哥捏把汗。谁料不到一年，抗战胜利，当商界朋友争先恐后涌回上海，忙着买屋安排家眷时，广大华行第一批西药已从美国转运抵沪，顷刻一抢而空。众人眼睁睁望着广大华行大发一笔横财。包玉刚生性谨慎，但是，对卢绪章的远见和果断，他从心底赞叹不已。当然，如若包玉刚知道卢绪章庐山真面目——他人在重庆山城，却能从红岩村的电报、文件中，对国际局势和世界大战进展情况及时了解，便也不足为怪了。 而立之年抛弃自己心爱的事业，一切从零开始，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经过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包玉刚终于作出抉择。 1948年底，吴国桢市长办公桌上送来一份包玉刚的辞呈。市长好话说尽，挽留再三，包玉刚坚辞不变。吴国桢无奈，只得批准。当然，仅过两个月，吴国桢回天乏术，同样选了辞职的出路。 事隔三十多年，旅居美国的吴国桢，在向故人述旧时，仍多次称赞包玉刚，是他任上海市长期间提拔的很有才干的人士之一。他向旅美作家江南建议，为包玉刚写传，他将愿为这一传记作序推荐。可惜的是，江南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吴国桢也谢世了。 香港 1987年3月中旬，我离开春寒未尽的石头城，飞抵香港访问。 真怪，住在街边大厦里，像枕在一只巨桶上，隆隆隆响个不停；走到街边，“的士”、“中巴”像不断线的珍珠，倒没有家乡马路上嘈杂的喇叭、车铃声。我挥挥手，一辆“的士”在身边停下。 “小姐，您上哪里？”我从年轻司机询问的目光中猜测是在问这句话。 我递过写着“山顶白加道二号”的纸片，没哼声。 他看了我一眼，默默转回身。车开动了。 有位朋友曾对我说：初到语言不通的国外生活，真像蹲监狱。看来并非言过其实。 汽车离开高楼群，沿着盘山公路飞驰。不一会，香港挨肩接踵的高楼群已缩成玩具积木。窗外稀疏的雨点融成奶色的雾，“的士”贴山驰行（香港车行左道），急转弯、小下坡，依山盘旋而上。车速真快，我一直拉紧扶手。 “小姐，你是台湾来，还是大陆？”司机硬挤出的广东普通话生硬、拗口，勉强能分辨。 “我是大陆来的。” “我国语讲不好，不好意思！”看得出他不是故作谦词：“老板要我们学，九七年。” 我为亲眼目睹的微妙变化而感动：“学国语也不难。要多讲，熟能生巧嘛！” “你一定很有钱，对吧？”司机从反光镜里看着我。 我耸耸肩：“有钱？何以见得？”我实在不相信这张圆圆娃娃脸会有邪念。 “你到山顶来嘛，这里住的人都有钱，这里空气好，安静，能看见大海，多好！” “我是来工作的，采访。懂吗？” 他友好地笑笑，点点头。我付给他车钱，按记程表跳出的数字——21块半。 “祝你好运！”司机卷起钱，驾车急驰而去。我想，若他知道21块半是我全部财产十分之一，不知会是什么戏剧效果。 我按响了山顶华润公司招待所的门铃。 特意安排也没这样巧。 包玉刚先生102高寿的老岳母前几日病逝。她是卢绪章的嫡亲姨妈，为参加安葬仪式，卢老从北京飞来香港。我当然抓住卢老不放。香港打电话方便，可我一则语言不通，再者彼此陌生，要访问的一串名单，没有卢老介绍，很难取得对方的信任。有卢老秘书电话联系、介绍，半小时内，已安排好当天访问包玉刚、包玉星以及黄钧乾先生（包玉刚内弟）。 卢老给我塞上一只艳红的美国苹果，两只黄橙橙的菲律宾帝王芒果，“开心果”、“腰果”各一袋。“你来不及吃饭，先垫垫肚子。” 活动日程尚未最后定妥的宁波市长、副市长一行不胜感慨：还是你记者动作快！ 20分钟后，我已经站在坐落于港岛中环的汇德丰大厦门前。这里高楼林立、市面繁华，有“黄金地段”的美称。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我独自沿着以水晶般黑亮大理石铺地的宽畅大厅转了一圈。我想找找汇德丰公司创始人乔治·马登的铜像，不知是移动了地方还是我眼大无光？我始终没有找见。 这位在上海滩发迹的英国阔佬，倘若在天有灵，一定不会忘记：32年前在伦敦初次召见并以无礼态度驱赶出门的包玉刚先生。目睹当年自己视为不知好歹的“旱鸭子”的包玉刚，被汇德丰董事局委任为主席兼董事经理（赋有行政总裁的权力），而继承自己巨大产业的儿子约翰·马登辞去汇德丰主席的一幕，总挂在嘴角的那丝轻蔑的冷笑是否还能留住？！ 伦敦 1955年夏季，明媚的阳光驱散了街边浓雾，在汇德丰公司主席豪华的办公室。乔治·马登正翻阅过一叠表格。按照他约定的会晤时间响起敲门声。这位赫赫有名的商界巨子冷冷答道：“请进，坐吧！’并不从表格上抬起眼睛，拖着长腔问道： “包先生，你到伦敦来做什么生意啊？” “马登先生，我准备买一条船，在航运业试试运气。”包玉刚的态度是中国式的礼貌、谦和，语言表达则是纯熟、流利的英语。 原来，包玉刚1948年辞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职务后，1949年来到香港定居，开始从事一些进出口贸易。他留心观察，发现开拓航运业大有前途。因为香港有极好的港口，船能全世界航行，航运业又与金融、经济、政治以及造船等工程技术有着广泛的联系，活动范围大，门路广，可以大做文章。他说服了全家，这次携款到英国买船。 “噢，你英语讲得不错，在英国哪所大学读的书？”马登终于抬起头，态度略微客气些：“你过去搞过航运？” “我没在英国上过大学，英文是我自学的。至于航运，我从来没搞过，以前在上海市银行供事，后来又做过一些进出口贸易。” “没搞过航运，哈哈，你恐怕连船头船尾也分不清，怎么会自己买船？！”乔治·马登傲慢地看着包玉刚，丝毫不掩饰自己嘲弄的口吻：“还是让我帮帮你吧！”说着，将手中那叠表格伸到包玉刚面前。 英国大老板脸上鄙夷的神气，中国人，尤其是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看得太多了。英国政府从来不支持中国商人，英国商人也从来不相信中国人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 包玉刚伸手接过表格，翻看了几页，便搁回桌上，他态度平和地说：“马登先生，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买这条船。” “为什么？！”乔治·马登意外地瞪起眼睛。按照他的声望，以往惯例，给中国人介绍生意是厚遇了，来者总是千恩万谢，绝没有“不”字出口。 包玉刚拒绝马登并非赌气。他对航运业的确是外行，却也并非两眼一抹黑。为了准备这次来伦敦买船，他购买、翻阅了大量船舶资料，去世界各地名牌船厂参观，依次向租船户、船舶买卖代理人和船级社等有关机构的熟人、朋友做过详尽的请教。对伦敦之行，他将买什么类型的船，买谁的船，多少价钱公道，都经过再三斟酌和比较。他早就风闻马登骄横，于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我到伦敦一个星期，已有几位代理人把这条船的规格表给我看过。这说明此船船东很难将船脱手。况且，与市面上兜售的其它船只比起来，这条船的索价太高，价格不公道。” “不要错过良机！”马登气狠狠地说。那口吻，分明是警告对方：“不要不识抬举！”他拉开抽屉，又取出一纸合同：“你要买下这条船，我们汇德丰公司可以给你贷款。” 包玉刚细细看完贷款条件，凭自己多年银行经验，他立即看出马登贷款的条件极其苛刻，分明是乘机敲竹杠嘛！他坦然一笑，又把合同放回桌上，一针见血地说；“马登先生，照你这个建议，是我借钱给你，而不是你借钱给我！” 与中国人做生意向来是沾大便宜的马登，头一次被中国人当面揭穿，而且是被面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旱鸭子”揭穿，他怎能不恼羞成怒，“你立即给我出去，出去！” 包玉刚镇定地离开座席，不卑不亢地欠欠身，转身离去。身后的门被“砰”地关紧了。 离开汇德丰大厦，步入陌生的异国人流中，一股思乡之情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走进马登办公室前，包玉刚并没期望获得优惠。做生意嘛，只对你有利，对他无利的事，他怎么会做呢？！不过，生意不成人情在嘛！马登如此骄横无理，只是因为他眼里根本没有中国人！ 包玉刚永远记住受辱的这一时刻。他对自己的决定丝毫不后悔、不沮丧。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清醒地看透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在强手如林、风险如堵的航运界开拓自己的事业，不能依赖外国政府资助和津贴，只有自己埋头苦干，完全靠自己艰苦的探索和实干，闯出一条崭新、稳妥、创业之路。 1956年初春，包玉刚迈着轻快敏捷的步子走进香港汇丰银行。 “我想拜会贵行董事会主席。’它玉刚对接待侍者彬彬有礼提出请求。 “我们的主席很忙。” “是否能另约一天？” “有什么事对我讲好了。”银行总会计主任这样答复。 是啊，1971年包玉刚确实成为汇丰银行董事后又做到副主席，是该银行董事会第一个东方人，但在15年前，他，一个中国人，一个只有两条旧船的中国人，汇丰银行主席不是无暇，是无须会晤。 总会计主任桑达斯听完包玉刚的陈述和建议，惊疑地瞪圆了眼睛，莫非面前的年轻人是痴人说梦？！ 汇丰银行以稳健著称，一向对支持买船生意不感兴趣，认为太冒风险。汇丰银行也一向不信赖中国人，它与中国船东极少数的生意往来，皆由英国公司作中人进行。现在，坐在对面的这个中国人，张口要向银行借款75万美元造新船，以扩建船队。条件是，他以新船第一年的租钱作为抵押，保证银行不吃亏。 要说包玉刚，桑达斯也略有耳闻。在香港航运界他也小有名气，可惜并非船队庞大，也非资本雄厚，而是他的傻气和疯劲。 一年前，包玉刚买了一条7800载重吨的烧煤旧船，起名“金安”号。此时单程散租最能赚取高额利润。挪威船王瑞克斯坦的超级油轮，从波斯湾跑一趟欧洲，一次便净赚500万美元。包玉刚放着钱不赚，竟把“金安”号长租给日本一家公司，租期一年，租息不变，所获租金与市面价相比，低得可怜。这一来作为取笑对象，包玉刚的名字在航运界盛传。有航运经验人士对他嗤之以鼻：“这个年轻人难道疯了？！他莫非害怕发财？！”连朋友也无法理解，有人当面讥讽他：“你果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傻瓜！” 对这一切，包玉刚竟无动于衷，似乎孤注一掷，继续当傻瓜。 其实，长租的方法，并非包玉刚首创。他翻阅过航运业的资料，早在30年代，美国的航运大王Lupwig就采用这种方法来经营。 以往从事银行业形成的稳健作风，使包玉刚顿悟长租的妙处：虽无暴利，却不冒风险。更为重要的，他能以这笔稳妥的收入作抵押，请求银行贷款，借助银行的财力，加快购船、造船的速度，以便尽快形成自己的船队。 但是，并非每个船东都有这般眼光和气魄，巨额利润往往会使他们眼花缭乱而抛弃更大的前途。按常理，做航运生意嘛，谁给租金高，船就租给谁，包玉刚偏不，×先生租了包玉刚购进的第二条船，租约期满时，正值苏伊士运河宣告封闭，本来走直线的轮船，均需绕过好望角走大圈，顿时运费行情飞升，直达到空前的最高峰。此君重金送礼，托人讲情，再三恳请包玉刚延长租期。为达目的，他还主动把租费提高了整一倍，馋得其它船东直淌涎水。如果同意续租，包玉刚明显有厚利可图，真是送上门的美事，公司同人皆大欢喜。不料，包玉刚当机立断，一口回绝，并坚持把船租给一家日本有名的航运公司，租费相比之下，低得多，租期也长得多！眼睁睁看着香港每个船东都蜂拥而上争先恐后把自己的船租给此君，随即拿到优惠的租约，公司同人极感沮丧，纷纷追问原因。包玉刚的理由也很简单：据他调查了解，×先生没有基本货物合同，历来从事投机性的租船；而且此人私生活方面，嗜赌如命，极不可靠。而日本这家公司有名气，有信誉，足以信赖。为此，他还向公司阐述了自己办航运的宗旨：“逐步稳健发展，既不要耸人听闻的利润数字，也不要在市面不景气时突然有资金周转不灵的威胁。航运市场情况瞬息万变，在市场情况最兴旺而使人陶醉时即应该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作为船东，随时会遭遇许多诱惑，应该冷静，不可被这种诱惑所动。” “不要耸人听闻的利润数字。”这句话被同行传开，更成为香港船东的笑料。 对这样的傻瓜和疯子怎能相信？ “包先生，您的设想很动人。”桑达斯十足的英国绅士风度，一句言不由衷的恭维话之后，立即甩出一个大难题：“只要你能拿来日本租船公司给你的信用状，汇丰银行便可以借钱给你。” 望着大步离去的包玉刚背影，桑达斯两手一摊，轻蔑地撇撇嘴。他根本不担心要兑现自己的许诺，他相信那个总爱别出新裁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再次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熟悉日本人的精于算计及对中国人的怀疑和敌视，包玉刚此去找日本人开信用状，无异于镜中摘花，水中捞月。几天后，桑达斯碰见包玉刚的一个熟人，陡然记起包去汇丰银行借钱的事，以挪揄的口吻说：“气魄不小，张口就借75万，你们的包先生真疯了！” 包玉刚没有疯，他已直飞日本。他历来有那么股劲，只要认准的事情，一定坚持到底，日方租船公司的总经理在办公室门口与包玉刚握手，脸上浮现出轻松、随和的笑容。一年来的合作，他对面前这位年轻的船东已有了初步信任感（尽管他不喜欢包玉刚的古板：每逢洽谈前要去艺妓院开心开心时，他马上躬身告辞，说：对不起，我就不陪了。日商当然更不会想到，当包玉刚发展为世界船王时，他属下的二百多名船长和几千雇员中，凡是酗酒、赌博、玩女人者，不论技术多高，一律解雇。他认为一流的设备，必须要有专心事业的人管理）。包玉刚的船是条航行28年的旧船，设备陈旧。他的船员却是经过严格挑选，有良好技术，有丰富经验，又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在海上行驶中，船务被管理得有条有理，保证运输一路顺利。总经理对包玉刚最深的印象：勤恳、尽职。有一回，“金安”号正驶往日本长崎时，主机发生严重故障。包玉刚得知消息，命船只立即向长崎造船厂发出呼救讯号。这样，船只入港，立即抢修。包玉刚亲自赶到长崎，一直守在主机边督促修理。深夜，主机修好，大船立即起锚。包玉刚仍不放心，那夜天气严寒，风大浪涌，他坚持随船出港，亲眼看见主机正常，一切没问题，才离船换乘竹篷领航小船返回长崎……最近，日方公司又与包签订了新的租约。 包玉刚开始详细地叙述自己以信用状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造新船的构想。谁知，话未说完，日方总经理皱起眉头直摇头。包玉刚心头一惊，难道他连听也不肯听完？！ “你讲得太快，我没听懂。”原来，日方总经理英语不甚流利，包玉刚的叙述中又多次出现银行金融方面的英文专业术语，他更没法理会。经斟酌，日方总经理决定请来他的银行经理，直接与包玉刚商谈。 来者五十开外，发中银丝，额上深沟，镜片后面猜忌审度的目光，令人望而生畏。 所幸，包玉刚善于辞令，又有克服逆境的勇气，他努力镇定自己的情绪，带着诚恳的微笑，再一次详详细细陈述了自己的构想，最后说：“我在银行做过业务部经理，懂得银行办事必须稳妥，错看一步就可能带来巨大的、不可弥补的经济损失。作为船东，我首先向你和租船公司保证，我将有效地管理船只，竭尽全力保障运输的安全和顺利。当然，行船不比走路，海上风险要多些。万一船只触礁遇难，尽管我希望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可万一灾难降临，保险公司将付给我的全部赔偿金，立即全部转入贵银行名下，保证租船公司及贵行银行利益不受任何损失。您看如何？” 如果包玉刚只描绘此举一帆风顺的前景，和给对方带来的丰厚利益，他注定在这位精明、缜密的银行家面前彻底被击垮。正是他的诚实，他的全面，他既有成功的愿望，也有倘若失败将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银行经理仔细琢磨，自己不冒大风险，也不会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于是紧绷着的面部表情逐渐放松，他又追问了构想中的个别细节，终于点头首肯。 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递到汇丰银行总会计主任桑达斯手中，对面前这位微笑着的中国人惊愕之余，不得不由衷佩服。 汇丰银行第一次不通过英国人作中人，把巨款贷给了包玉刚，从此拉开了合作的帷幕。 包玉刚沿着自己闯开的新路，扎实、艰苦地创业。 1957年，那位想以高租价向包玉刚续租船约而遭到拒绝的赌徒，终因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运费猛跌而宣告破产。差不多每个香港船东都因有船租给他而遭受重大损失之时，被众人讥笑为“傻瓜”的包玉刚，在第一艘“金安”号轮船起航一年半中，又增加了六艘海轮。 又经过20年的努力，包玉刚环球航运公司的船队，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经受住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达到了最壮观的成功：202艘海轮，总共2053万载重吨，终于为海外誉为“世界船王”。 菲律宾 1975年初春。菲律宾原总统马科斯与衣着华贵的第一夫人在私人住宅笑容可掬地款待船王包玉刚先生。 包玉刚建立起庞大的私人船队后，美国、英国、巴西、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大公司都成了包玉刚的主顾，菲律宾也一直租用包玉刚的船。 “包先生，我不久将去中国访问。”马科斯夫人英语娴熟：“您是否愿意去？欢迎您乘我的专机一同去北京。” “去中国、北京？”包玉刚情不自禁重复一句。 “是啊！中国不是你的故乡吗？这次江青女士特别关照，允许我的专机直飞北京，来去很方便嘛！” 听到江青的名字，包玉刚刚才欣喜的眼神陡然暗淡了。他客气地摇摇头：“谢谢两位的盛情，近来公司事务繁忙，无法随你们同往，请原谅！” 这一夜，10点前准时入睡的包玉刚迟迟合不拢双目。海外生活数十年了，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他内心深处总也忘不掉自己的祖国，日夜思念着出生成长的故乡。历来处事果断，从不吃后悔药的包玉刚，在谢绝马科斯夫人的邀请后，一种得而复失的感觉始终纠缠着他，往日一缕淡淡的、飘忽的思乡情，今天仿佛凝聚成一支委婉艾怨的思乡曲，让他双眼湿润，久久不能平静。 他过去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 1949年，那位他一向敬重的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他一直以为卢去南朝鲜作生意了）的大名突然出现在上海共产党领导人名单中，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六七年前在重庆、在上海他就认识和帮助了（当然是不自觉的）共产党。 他是从了解一批共产党员而尊敬一个党的。他没想到卢绪章、杨延修、张平、舒白清，这些一道朝夕相处七八年的亲戚朋友都是共产党员。 他没想到，卢绪章等将几百万美元的资产全部上缴给党组织，只拿千把港币安家费，除此，两袖清风。 他更没想到，在广大华行中所有非党群众的股份，连本带利，一丈不少如数发还，而不被共产。 他敬佩共产党能人多，讲政策；他相信共产党的廉洁和无私，抗美援朝的节节胜利，更使他看到共产党的力量——能使中国人昂起头做人的力量。 他一向讲究实际，不受空口漂亮话。 在中央人民政府首次发行建设公债时，他曾自觉自愿认购港币数十万元。他到香港办起的进出口公司，多次派人去内地联系，帮助国家进口急需的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质。 为卢绪章等共产党人的才干和品格所感动、所征服的人又何止包玉刚一个。原来在上海专做股票生意的杨长康，人称怪杰，又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四虎之一”，所有的股票市场，只要他到那里去问一问这支股，这支股就立刻会涨起来，至今国际股票市场交易中，有好几个专用术语，还是杨长康首创的。他因从30年代就认识了卢绪章（卢为童子军教练时，杨长康是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对卢绪章的气魄、为人敬重十分。当他得知卢绪章是共产党已返回大陆后，他立即出卖了自己的全部股票，以所得巨额现金买了一条轮船，装满一船货，自己随船，直开天津…… 1957年，包玉刚曾去过一次北京，不巧，已担任外贸部副部长的卢绪章出访蒙古未归。 1964年，卢绪章出访归来从香港路过，包玉刚专程登门看望。卢绪章仍是当年直爽坦率的性格，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包玉刚：钱要赚，国还是要爱。包玉刚真心赞同，当即表示，尽管我加入英国籍，中国依然是我的故乡。我期待国家强盛，我愿积极考虑以适当的内容、形式、办法和时机，为中国的繁荣贡献力量。 谁料两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香港报纸连篇累读报道国内“文革”情况，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国内报纸上再也找不到卢绪章和其他朋友名字。华润公司中原先一些很熟悉的朋友，大街上碰面，有的迅速躲开，有的擦身而过，形同陌路人。在一次新华社举办的活动中，他找到一位国内来的熟人打听卢绪章的情况，那人支支吾吾，只是说卢部长身体不好，没被打倒。 包玉刚是从认识卢绪章开始认识共产党的。现在，他依然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像卢绪章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都被打倒，这个党的政策又怎么叫人相信！ 漫漫长夜，包玉刚渴望着早些得到卢绪章的消息，更期待着重返生育抚养自己成人的故土家园，以尽早履行自己的诺言，为国家、为民族的强盛，略尽绵力，略表海外游子的一片赤诚的心愿。 北京 1980年3月，初春的北京，寒意未尽。夜10点，仍是习惯夜生活的各国旅游客人活动的黄金时间。静立在长安街灯河之畔的北京饭店，大厅内灯火辉煌，玻璃门不断自动开启，门前出租车川流不息。 九层东端的908室，门把手挂出“请勿打扰”的橙色纸牌。客房里，空调吟唱着一支低沉的催眠曲，使夜显得更深，更静。 床头灯熄灭十分钟了，平躺在榻上的包玉刚毫无倦意。五年前，在菲律宾谢绝与原马科斯总统夫人同往北京访问后，他曾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安眠。那时是幽幽的思乡之情紧紧攫住了他的心。今天，他终于回到北京，满耳熟悉的乡音，使他倍觉亲切、暖心。 事业上，包玉刚总是胸中有数，近几年国内的巨大变革，却使他目不暇接，惊喜万分。这一切都联系着那陌生又熟悉的人的名字，他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主席邓小平。 熟悉一个名字并产生敬意，未必见过面。 1975年，一直被指责为共产党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出任了副总理，他提出的“整顿”纲领，采取的一系列务实措施，引起海外同胞的关注和兴趣。看得出，邓小平想把中国建设搞上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噩耗传来，港澳同胞纷纷落泪。周恩来的高雅举止、坦荡微笑和他在国际上多次成功的交往，曾使多少海外游子胸中漾起民族自豪感！包玉刚无缘拜会，却发自心底地尊敬他，尊敬这位在国际交往中不卑不亢的伟人。 那晚，包玉刚少有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的实况转播。身穿深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神情庄严、沉重，他以浓重的四川乡音，语调凝重、迟缓地为周恩来总理致悼词。当他读到周恩来一生“任劳任怨”这一句时，包玉刚周身一震，陡然从座椅上弹跳起来。 “玉刚，你怎么了？！”夫人黄秀英被一向稳健的丈夫的失态吓了一跳，慌忙追问。 “任劳任怨，周恩来总理也是任劳任怨！”包玉刚双臂抱在胸前，浓眉紧耸，在客厅里踱步，嘴里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他自认一贯不参与政治，谈不上政治觉悟，但是感到这句话意义深远，分量很重。包玉刚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有自己崇敬的目标。他尊敬像周恩来总理这样，为国家、对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党人。只要一想到周恩来总理生前任劳任怨，死后还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所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气节，包玉刚总禁不住热泪盈眶。对表情刚毅的邓小平，包玉刚心中油然而生敬意。邓小平尊称周恩来总理任劳任怨，他自己何尝不是任劳任怨呢！被打倒，全国报纸点名批判，身心受到多大折磨和痛苦。一旦出来，仍然兢兢业业苦干。从他口中说出“任劳任怨”，是表达了党和人民对周恩来总理人品的称赞，也是他自己定下的宗旨：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一辈子任劳任怨！包玉刚一向敬重毅力刚强的人！ 追悼会现场转播完毕，电视中播音员继续宣读参加追悼会的名单，包玉刚精神专注地收听着：由于国内政局的不断变更，名字的出现与否，往往大有文章。 “卢绪章！” “阿哥！”在周恩来生前好友一栏中，包玉刚夫妇同时听到了自己亲人的名字，不约而同地叫出声。 有关卢绪章的真实情况，包玉刚夫妇已略知一二。前不久，广州杂技团来港演出，在欢迎酒会上，包玉刚见到一位宁波籍姓卢的姑娘，她正是卢绪章的嫡亲侄女。包玉刚急切询问卢绪章和他一家的情况，姑娘落泪了：伯伯“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听说送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年一直音讯全无…… 多亏周恩来总理生前亲笔写了批文：广大华行是地下党组织。卢绪章方逃脱“叛徒”、“特务”的厄运，在农场“改造”几年被宣布“解放”。无奈主事的张春桥之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卢绪章有海外关系（尽管从无往来信函），不能重返外贸部任用，派至国家旅游局任局长，管管迎来送往。 粉碎“四人帮”不久，包玉刚给国内有关部门发来信函，言辞恳切，期冀回国探亲。由廖承志署名的电报立即飞回香港：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国。1978年11月，包玉刚夫妇乘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走进候机室，包玉刚一眼认出了阔别十数年的卢绪章两鬓添白，精神依然健旺，他微笑着握住包玉刚的手：“又见面了，你好啊！”乡音未改，亲切随和。包玉刚叫了声“阿哥”两眼潮润了。毛梅影与黄秀英已有30年未见面，手握到一起，泪珠滚滚，絮语不断。北京饭店落榻后，包玉刚夫妇执意去卢绪章家探望。 走进崇文门西河沿街口的公寓，来到卢绪章的客厅，包玉刚环顾四周：房子结构是新式的，客厅宽畅，光线充足，两幅水墨丹青长轴垂挂在撒满淡青色花案的墙壁上，清新、典雅。室内陈设简洁大方：一张布面长沙发，两只小沙发，此外，仅有一个高档用品——14寸黑白电视机，墙角放着一只风扇，底座绿漆斑驳，铁罩锈斑遍布，这是只30年代的美国电扇。这样的“老面孔”，包玉刚已数十年不见了。一张擦拭得于净、铮亮的卧柜安放在室内一角，上面摆着茶具、果盘。书房、卧室里，除了必用的床铺、书桌，最多的是书，这是阿哥的老习惯，无论在重庆、上海还是香港，最爱逛的是书店，他嗜书如命，什么书都爱买。 “这卧柜我好像看到过。”包夫人在客厅落座后说。 “你当然看到过。”卢绪章的夫人毛梅影，递过一只削好的苹果，“这是我们当‘资本家’辰光在上海买的一只冷藏柜嘛，老早坏脱不能用了。我看样子蛮好，就放在这里当个柜子用用。” “哦，对对对，原来是立着放在上海客厅里的，我记起来了！” 孩子们一一过来见姑姑、姑丈。包玉刚看前看后，突然问：“怎么没见老二？那个去苏联留过学，后来搞科学研究工作的男孩子呢？” 卢夫人面色陡然发白，难过地垂下头去。 卢绪章轻声叹口气：“哎，‘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斗死了，说他是苏修特务，反对江青，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这太不幸了！”包玉刚冲口而出。 “‘文化大革命’国家损失更大。”卢绪章依然镇静，“只是孩子死时才三十五岁，死得太早，太可惜了！要是现在活着，正是能为国家做事的年龄！” 卢绪章家中小坐，给包玉刚心灵触动太大了。他没想到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很大贡献的卢绪章还受到家庭隔离，失去儿子的痛苦；没想到现任旅游局局长的阿哥家里如此简朴、清廉（他曾想赠给阿哥一台18寸彩色电视机，卢绪章坚辞不收，说：有只黑白的看看就行了，再说，总是忙，也没空看电视）。更没想到，遭受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的卢绪章，年近古稀，仍然一腔热血，为国为民。邓小平副主席为周恩来总理所致悼词中那句“任劳任怨”又一次验证了。共产党内不乏任劳任怨的人材，有这样品格的人做领导，什么错误纠正不了呢！ 如果说1949年，包玉刚是通过对卢绪章这一批共产党人的了解，敬佩共产党，踊跃购买公债数十亿（当时的人民币面值——编者）；今天，他又是通过对任劳任怨的周恩来、邓小平和千千万万卢绪章那样也是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的尊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增强了信任感：有这样的领袖和党员，中国一定能够建设得繁荣昌盛。 包玉刚毕竟是实干家。他回香港不久，一个加急电话挂到卢绪章的家中，包玉刚的声音激越、宏亮：“阿哥，我与家父商量了，你干旅游局局长，我国内旅游事业不干，拿出1000万美金，捐一个旅馆给你；另外1000万美金，捐助上海交通大学盖一座现代化图书馆。我唯一的要求，以家父的名字命名，以表达他老人家报效祖国的一片真情，你看怎么样？” 捐资，而且是2000万美金。卢绪章当然无权作主答应，他言语恳切，感谢包氏父子对国内建设慷慨解囊的豪爽义举和赤子之心，这件事怎么办好，他还要请示。 这确实是个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接受过外援和捐助。抗战时期，国外友人、海外侨胞，曾通过各种途径，给重庆红岩村捐助过大量黄金、美钞，交卢绪章经手兑换成市面流通的法币以供解放区购买医疗器械，枪支弹药的数目也有成千上万。 建国后，特别是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退专家后，党内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历来只讲援外，拒绝一切外援。1976年唐山强烈地震，损失惨重。国际红十字会要求派人去唐山考查灾情并转赠各国捐助的救灾物品和款项，也被一口谢绝。潜台词再清楚不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主权国家，接受外国捐助，有辱国格。 如今，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多了，党中央拨乱反正，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钱。可是，这是船王包玉刚个人捐助，不是一千、两万，而是两个1000万美金，这个钱应该不应该收？ 卢绪章起草了报告。 报告一直送到邓小平副主席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决断干脆利落：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 是啊，中国繁荣富强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共产党应该有海洋一般宽阔的胸怀，相信和团结港澳同胞、海内外侨胞，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把中国各项经济建设搞上去，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邓小平副主席有这样的胆略和气魄。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厅里，邓小平副主席已经先到了。包玉刚快步走上去伸出双手，邓小平微笑着握住，有力地晃了晃，声音宏亮地说：欢迎，欢迎！ 包玉刚激动得面放红光，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大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那张1000万美金的支票，双手捧送到邓小平副主席面前：这是我们包家父子为国尽力的一点点心意。 邓副主席接过信封：好，请向包老先生转达我的谢意，我们坐下谈。 宾主并肩而坐。邓小平燃着一支烟，关切地问起船王大连、上海之行，对中国造船业的印象。他一直主张中国的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 “我去看了几家船厂，总的印象是很不错。”包玉刚为邓副主席朋友式的请教口吻深为感动，他一向喜爱直抒己见，特别是向真诚相待的朋友：“中国造船历史不短，厂房设备大有潜力，人力资源更是首屈一指。如果管理得法，技术水平提高，把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造高质量的船，准时交船，中国造船业完全可以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中国船舶一定能很快赢得信誉，很快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 邓小平高兴地点点头：“我听说你多次表示愿在造船、航运、租船等方面同中国合作，为祖国四化建设尽力。” “是啊！我无论走到哪里，也都是中国人。祖国富强，我们在海外腰也挺得起，面子上也好看。” 接着，他详细地向邓小平副主席讲述了他和世界财务公司与中国合资设立“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这家资本总额为5000万美元的公司，可以全力协助和支持中国出口船舶、引进技术和进口船舶设备等工作。 邓小平听得十分专注。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造船国，过去我们的环球航运公司的新船一般都是在日本建造。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内的造船业发展，我弟弟已经向中国订购两条船，我准备在今年内也向国内订购一批船。船买回去，总是在大海里航行，到各国码头停靠，这便是中国造船能力的活广告，一定能吸引更多的船东来中国定船的……” 交谈进行了一个小时，气氛融洽、真诚。结束时，邓小平握着包玉刚的手称赞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干实际事情，不是只说不干的，欢迎常来！” 走出人民大会堂，天湛蓝，云洁白，艳阳高悬。包玉刚步履轻快，喜笑颜开。他拜见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元首，他清楚外国首脑接见自己，并非尊重你是中国人，只因为你是成功者，对发展本国航运业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客套多于开诚布公。他总是努力控制自己的说话速度和不卑不亢的神态，以免引起对方反感。今天的会见毫无拘谨，赤诚相见，对于在国外创业中饱尝白眼和艰辛的包玉刚确实有魂归故里的亲切之感。邓小平副主席的赞誉之词，他句句记在心间。他并不准备向报界炫耀。他将继续尽力，为国家的改革和繁荣，实实在在办事情。 香港 1980年4月25日至30日，五天之内连着两则新闻，使香港及世界船舶市场颇受震动： 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和世界财务公司与中国方面合资设立“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的合同，自3月21日在北京正式签字一个月后，举行了合营公司成立会议。原六机部部长柴树藩以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出席了会议。 包玉刚与中国搞合资公司，实出香港航运界意料之外。包玉刚的精明程度非一般人可比，他绝不会做亏本生意。正是他的稳健和巧于计算，才能使他度过两次石油危机，登上世界船王的宝座。 包玉刚似乎不喜欢合作经营。六年前，他曾遇到过一次合作的极好机会。1974年3月，为处理公司事务去纽约的包玉刚，人才到旅馆，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携爱女克丽丝汀娜登门求见。包玉刚订下的客房很小，只能请两位到楼下咖啡厅落座。拥有自己的飞机、岛屿和庞大的船队的希腊船王今日一改往昔盛气，出言极其恳切：他承认自己曾经瞧不起包玉刚的经营方式，他更坦率承认自己错了。事实证明包玉刚的经营能力令人折服。他希望与包玉刚的环球航运公司合作经营，将自己的船队与包先生的船队合并，并以包先生为主。 后来知道这次会晤的航运界船东，无不羡慕包玉刚的好运气。若包玉刚接受此项建议，对扩大航运的经营范围，争取事业的显赫发展，可称是如虎添翼！ 对这个送上门的好运，包玉刚则婉言谢绝，他声称自己是航运界的后起者，奥纳西斯是老前辈；两家公司的经营方式和能力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无法承担这一重担。 事实证明，此乃明智之举。因为他很了解高额利润对船东的巨大诱惑，更熟悉这位号称“金色希腊人”浮夸、油滑和诡诈的生意经。要奥纳西斯改变经营方式为时过晚，市场现在没有了，等到将来市场恢复了，他们又会健忘的。包玉刚曾对友人用四个字概括在高额利润引诱下无法抗拒时的心情：“利令智昏”。 六年后的今天，船王却与中国合资，有何便宜可取呢？ 不久，另一个消息更令人震惊：包玉刚发布新闻公报：签订将向中国订购价值为一亿美金的六艘船舶的意向书。 包玉刚造新船，这不足为奇。他的船队平均船龄只在十年，1980年是环球航运公司最昌盛时期，达200多艘、2100万吨，早已超过美国或苏联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如果从包玉刚1955年开始经营的第一条船算起，船队年年以新代老，前后进进出出，总有四百多条。为此还有一个趣谈。包玉刚投身航运业，起初以希腊文字母挨个命名自己的船只，直至船只数超过希腊字母为止。从1962年起，包玉刚为他的船只取名都以“世界”的“世”字开头。每当标有红白两色的环球集团徽号，以“世”字开头的船只航行在公海中，号称“金色希腊人”的船王斯坦夫·尼亚哥斯便十分恼火。因为用“世”字作船名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出来的，然而，就像环球集团一位高级船员得意的讽刺那样：“他们有什么不清楚的？所有‘世’字号旧船都是尼亚哥斯的，所有‘世’字号新船都是我们的。” 航运界也熟知，包玉刚的多数新船是在日本修造的。造一条40万吨巨轮，总要四千多万美金；小一点的船，也要上千万美金。日本造船厂为包玉刚造船，等于帮助自己收回外汇。经过一二十年的合作，双方关系非常密切。包玉刚在日本的办公室俯瞰皇宫，门外的牌子是“一号贵宾室”。日本造船商称包玉刚为“我们最尊贵的主顾”。包玉刚在日本造船，可以得到许多别人垂涎欲滴的优惠条件：船价公道，船体质量好，交船日期短。更令人羡慕的，包玉刚造船往往无需支付现金，可以分期付款。几千万美金即使不用于商业，仅仅存入银行，净取利息，数目也很可观。许多往事人们记忆犹新：1970年，航运市场好，船东们争相去日本造船，日本造船厂生意兴隆，几乎不肯接订单，但始终有空替包玉刚造船。当然，1971年，航运最不景气的时候，包玉刚仍然向日本船厂定了六条船。 精明的船王为何掏一亿美金现钞造船，而且到大陆造船？！大陆闭关锁国多年，政治麻烦不去讲，有造船的先进设备吗？！能造出通得过“劳埃德”船籍社检查的合格船舶吗？！能像日本一样在年内造成一条船吗？船王又打什么算盘？！莫非老虎打盹认准吃亏，或者又有什么高招？！包玉刚毕竟不是20年前的“旱鸭子”了，他是赫赫有名的船王，他的决策引来的不再仅仅是取笑和嘲弄，而是更多的观望和琢磨。有不少船东一招一式都爱比着包玉刚干，完全折服他的远见和判断。 香港航运界的疑惑不足为怪，确实，中国的造船水平在国际上是未知数，公开卑视中国造船业的还大有人在。 几乎与包玉刚宣布订购中国六条船的同时，上海造船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潘曾锡率四人小组降落在联邦德国机场。他是奉交通部之命，与联邦德国船东举行建造散装船只的谈判。 船东是个不足三十岁、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态度十分傲慢。他在机场交给潘总一本厚厚的英文意见书，留下“两天后谈判”一句话，便扬长而去。 所幸，潘总毕业于上海航运学院，英文精通，又在国外造船厂当过验船师，是个外行看像内行、内行看像外行的多面手。他明确告诉大家，客商看中的不是我国的造船能力，而是较南朝鲜便宜15％的造船价格。大家必须苦战两天，把四百多页的英文意向书研究透，否则稀里糊涂签约，会被对方验船师抓住辫子，罚以重金，甚至以不合规格拒绝接船，使船厂遭受严重损失。 整整两天，四个中国人除三顿饭外，足不出户，夜不闭灯。谈判桌上，潘总从意向书中，有理有据地拔出数十个“钉子”，客商方才信服地竖起拇指：“我相信了，你们能造好这四条船。” 当然，对包玉刚花一亿美金订购六条中国船之举，深解其意的也大有人在。环球航运公司的一批高级职员，尤其是自创业开始一起同过甘苦、共过忧患的同人，亲耳听包玉刚动情地重申过一个心愿：“做生意总希望赚钱的，但与中国做生意，我有一条基本原则：不赚国内一分钱！我们都是中国人，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四化建设吧！叶荫故里，以报答故土养育之恩。” 北京、上海出版的报纸上陆续登出这样的内容： 1982年3月12日，包玉刚爵士邀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森德兰港为中国与环球集团合营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订购的1.5万吨级货轮“联勤”号主持命名典礼； 1982年6月10日，包玉刚邀请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在她访华之际为“世沪”号货轮主持命名及交船仪式，并为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奠基剪彩； 1982年8月18日，包玉刚邀请巴西总统夫人杜尔塞·菲格雷多在上海为“东星”号货轮主持下水典礼； 1982年9月25日，应包玉刚爵士邀请，撒切尔首相于访华之际在上海为“世谊”号货轮命名并主持仪式，包玉刚在上海设宴招待撒切尔首相一行； 1983年4月29日，包玉刚邀请已故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在上海为“马尼拉费斯”号货轮主持命名仪式； 读着这些消息，我曾出于好奇向李伯忠先生请教：为何都请夫人们主持下水典礼？ 李伯忠先生笑着解释：船在外国讲是阴性的，所以都是找女人来主持下水典礼和命名仪式。请有地位的夫人们来，对发展国家关系，总归有好处嘛！ 早在1980年10月，英国劳埃德船舶检验社主席霍斯金森在香港发表谈话，预言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造船国。1983年在“世谊”号命名大会上，包玉刚充满感情地说：“‘世谊’号的如期顺利完成，有力地证明中国造船厂有能力建造世界第一流的船舶。” 事实如何呢？ 1987年4月，已担任中国船舶公司副总经理的潘曾锡同志给我做了全面介绍： 过去因为“左”的干扰，我们国家造出的船不接受国际船籍社的检验，以为接受就是丧失主权。也曾造过一些出口船，多数是援外性质。这样，国际上对我们中国的造船能力始终不了解。 自从包玉刚先生带头到中国订船后，轮船下水，在世界范围内航行，实际上起到了活广告的作用。在国际造船市场竞争中，通过自由贸易向国外出口船只，应该说是包先生给我们闯开一条路。 近几年来，在国际航运不景气的情况下，南朝鲜大船厂接连倒闭；挪威船厂出租作仓库……我们这几年出口船只一百多条，共160万吨，出口的国家有美国、挪威、联邦德国、新加坡、意大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罗马尼亚、波兰、香港地区。古巴、捷克订的船已在上海、南京建造，最近苏联也找上门来要求造船。 现在我们中国造船业在国际上信誉比较好，技术上都相信我们，冷藏船、集装箱船、滚装船、油轮、成品轮、化学品油轮……凡是船东要什么船，我们都能造，无论按英国还是美国、法国的什么船级社标准检验，我们都能合格。 按今年世界劳士级统计，造船出口吨位，我们国家仅次于日本、南朝鲜，名列世界第三位；而过去，我们根本排不上号。 我前两天见到包玉刚时，曾当面感谢他：在中国的船舶出口上包玉刚是作了贡献的，应该在中国造船史上好好记上一笔。 北京 1987年4月17日，清晨5点半仍是黎明前的黑夜。颇带凉意的街头，尚无行人。在兆龙饭店别致的游泳馆侧门外，穿一身白色击剑衫的包玉刚潇洒、精壮。他先跳绳，动作轻捷明快，完成400下；他沿着兆龙饭店后院跑步，腰板挺直，步履矫健；最后，他脱去运动服，只穿着短裤、背心，步入六边形游泳池中，挥臂拨动碧波，绕着池边游泳。 包玉刚先生对我说，他四十多年来从没有间断过跳绳、跑步和游泳。不光在北京，在美国、英国、日本，他一样每天早晨起来锻炼。有一回在联邦德国，他大清早冒雪在街边跳绳、跑步，一名警察神情严肃地站在旁边盯望着，以为这个东方人有精神病，直到仔细检查了他的证件，才悻悻离去。“我历来没有保镖，那天免费有人站岗，不胜荣幸啊！”他说着，忍俊不禁，开怀大笑。 他1955年开始冬泳。只要在香港，他总在大海中劈波斩浪。冬天到游泳池游水，这是他六十五岁才开始的。在香港著名的实业家中，公认包玉刚身体最健康。 他从没陶醉于“世界船王”的桂冠之下，日复一日坚持了解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各方面最新信息，以不断调整事业发展的方向。他清醒地看到：“船只没有运费或租金收入，不但不能算是资产，而且是一种负累。”在短短二三年中，逐步收缩了船队的规模，从二百多条锐减至不足百条。结果是，在最近几年航运衰退潮中，包玉刚辖下的公司，所受的冲击比较小。1980年6月，包玉刚三天动用21亿港币，收购了香港九龙仓有限公司；1985年2月，又控制了香港著名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会德丰。同年10月，包玉刚又认购港龙航空公司至少30％的股份，又成为这家公司最大股东。短短几年，船王以不断地创新和不懈的努力，登陆，升空，为“海、陆、空”互补发展，事业兴隆。 包玉刚认准干事业需要有人才也需要德才。环球航运公司开办海运学校培养航海人才，他自己几十年不嗜烟酒，生活严肃，专心事业。公司用人也如此严格。 我走进包先生辖下一家公司，像走进一间宽大、明亮的教室，写字台像课桌，一排挨着一排，百十人一屋，职员埋头工作，除了翻纸和钢笔书写的沙沙声，没有其它声音。办公室内是严禁抽烟的，这个规定，公司坚持几十年没变。 环球航运公司先后管辖过四百多条船，几乎每位船长、工程师，包玉刚都亲自谈过话。凡是信息网络反映出哪条船的船长、工程师酗酒、嗜赌或玩女人，不管其技术好坏，立即解雇。他认为技术再好，有酗酒、嗜赌或玩女人的毛病，都会玩忽职守，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总听不到人们说及船王的弱点，然而人怎么会没有弱点呢？我决定直接问问他本人。包先生游泳结束，换好衣服向电梯走去，我追过去，要求采访十分钟。包先生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很忙，采访时间，我们电话再约，好不好？” 哦，我猛然想起李伯忠先生的介绍：每天早晨，他都要与世界各地通电话，掌握最新信息。 船王实在是忙，上午还去人大会堂开会，午饭后即乘机离京返港，我的采访只好插在他去开会的路上。年轻司机告诉我：从兆龙饭店到人大会堂，轿车跑17分钟，船王一上车，省去客套，我直接提问：“包先生，您有没有遇到很大挫折，特别沮丧，甚至伤心落泪的时刻？”他淡淡一笑直率回答：“困难当然遇到过，船也翻过嘛。决心下错的时候也有嘛。人不是神，哪能没错？！只是我印象中，很沮丧的情况没有。一则做一件事情，自己总是事先设想过，若成功怎么样？发生问题又怎么样？可能发生哪些问题？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样，一巳问题出来，自己立即能检查出：是决定有错误，是问题估计不足，还是信息不够，尽快设想出对策给予纠正。二则，光沮丧有什么用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嘛！” “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有什么见解？” “对孩子的教育，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我们中国老的传统习惯，像我们宁波人‘勤与俭’的传统，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我希望她们能自立，不追求豪华享受……” 包玉刚对子女“勤与俭”的教育，也是持之以恒的。 在香港，一天中午12点整，我如约走进包蓓庆——包玉刚大女儿的写字间。她穿着整洁大方，国语不如英语和广东话流利，说得较慢，但每个字都努力说标准。我提起“一双鞋子”的故事，包蓓庆开朗地笑了：“那是我们小时候，不懂事，看见同学有红皮鞋，还有新款的白凉鞋，好羡慕，我就跑去向爸爸说：‘爸爸，我要买双皮凉鞋。’爸爸正在看书，他抬头反问我：‘你脚上穿的是什么啊？’我说：‘是皮鞋啊。’爸爸说：‘对啰，有鞋子还买什么鞋子！”’ 包蓓庆又说：“刚巧那天妈妈给我穿的裤子，膝盖处补着两块新补丁，是她自己一针一线缝的，针脚细密、整齐。我噘起嘴不愿穿，妈妈一边帮我缝钮子，一边开导我，说：我们宁波人，最讲勤与俭，你瞧，爸爸的睡衣上也打着补丁。补的衣服穿出去，不要怕难为情；脏的衣服穿出去，就难为情了。买不起不要难过，脏了就惭愧了。 “勤俭的家风，爸爸妈妈至今仍然保留着。吃剩的菜，收在冰箱里，下顿热热再吃。有时我们的孩子去看外公外婆，吃剩一半的苹果，外婆削削吃掉。 “从小爸爸妈妈就常讲：男也好，女也好，自己要两只脚站得起，不要靠家里拿。我在美国读大学，除了学费，零花钱都是自己打工挣的。我在芝加哥黑人区工作一年半，专门为黑人孩子、犹太人孩子服务，那里种族歧视严重，工作又危险又辛苦，我没告诉家里，怕爸爸妈妈担心。回到香港，我给同学们发了请帖，请他们某天傍晚码头见面，一同乘公司游艇，观赏香港夜景。爸爸执意不肯，要我收回请帖……” “我当然要她收回请帖，”听我提到这段往事，包玉刚立即回忆起来龙去脉，“当时公司的游艇，是照顾公司客人用的，不是给孩子、给家里享福的。特别是小孩子，这样搞法，会把自己搞坏了。” “听蓓庆说，她们送孩子去英国学习，你舍不得，觉得孩子太小，是吗？”轿车已驶过北京饭店，我得赶紧采访。 原来，蓓庆担心家里条件太好，有佣人，有电视，环境太舒适，孩子无法刻苦读书，女儿十二岁，儿子八岁，就送往英国读寄宿学校。在那里，孩子要自己叠被、理床，自己照料自己。学习之余，组织郊游、踢球，身心都得到锻炼。蓓庆说，香港现在都是把儿子女儿送到别的公司，从最低的做起，下面会做了，上面可以做好，经验很重要。她有时真想孩子，女儿、儿子离家一年多，她都不敢进他们的屋，进去就想哭，不是为他们的前途，为他们能两只脚站得起，她真不愿他们远行…… “当然，他们小孩的前途我管不了。”已有十个第三代的包玉刚坦率回答道：“他们自己去发展吧，由他们父母管。假定他们同我商量的话，我还要提些意见，不是干涉，是提点看法。我要求他们下一代多学点中文，多到中国来看看，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这对他们关系大大了！中国究竟是一个大国，将来经济发展，国家的四化成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同时，对个人讲起来，国内缺乏人才，将来国外学好，身体好，品行好，这都是有前途的。这个路宽得不得了……” 轿车稳稳地停在人大会堂正南门，包玉刚敏捷地开门下车，又回转身来招呼司机：“陈同志，你送送这位同志到船舶公司，好吧？再见啊，好好，辛苦了，再会，再会！”他态度谦和地连声道谢，汽车开动后，他才转身走上台阶。 宁波 1985年10月27日，阳光撕开浓雾，一架波音737缓缓滑行至候机楼前。包玉刚偕夫人、亲属、子女一同迎上前去，与走下飞机的万里代总理（赵紫阳总理出访）、同机到达的八位部长挨个握手。当他与蹒跚在队尾的卢绪章握手时，亲热地招呼道：“阿哥，侬走好！”他说着想伸手搀，卢绪章摆摆手，催他前行。包玉刚走前几步，又关切地回首看看。这些年，阿哥的腿不好，行走不太便利，可他的眼光、气魄仍不减当年，令包玉刚敬重佩服。邓小平主任选中他当宁波开发总顾问，实在有眼力！ 去年10月，卢绪章陪同包玉刚夫妇第一次回到宁波故乡。他兴致勃勃邀请包玉刚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宁波北仑港。走上已经建成的十万吨级的码头，陪同参观的市府领导不断介绍：这儿的港口，前有舟山群岛为屏障，挡住台风，海水不冻不淤，港区最深处50多米，岸线最深也有20米，像这样的海岸线70公里，可以建成三四十个深水泊位……” 包玉刚投身航运事业三十余年，跑遍了世界各国的重要港口，而像北仑这么好的深水港，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他听得兴奋，问得细致，不断朗朗放声。卢绪章含笑不语，成竹在胸。 屋里只剩哥俩时，卢绪章呷口清茶笑眯眯地问：“玉刚，你看怎么样？” “名不虚传，好港，好港！”包玉刚连声赞叹：“真想不到，我们的家乡有这样一个好港口！” “是啊，我也是看中了这个港口，它的自然条件超过上海、大连，倘若与舟山群岛统一规划、建设，可以超过世界上最大的荷兰鹿特丹港。现在上海、大连压船压港太厉害，抓紧开发和利用宁波北仑港，也是燃眉之急。” “阿哥，有北仑港，阿拉宁波人得福了！”包玉刚扳起手指：“利用这里的港口条件，可以办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配套的大型钢铁厂。若用30万吨轮船运矿砂，成本肯定比内地钢铁厂低。日本不少沿海城市，就是靠港口发展带动起来的。至于造钢铁厂的资金，我可设法筹集。” “利用已有的港口条件，现在就能开展水上中转，江海联运。待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双线一一建成，宁波市的腾飞前程可谓如花似锦了！” 英雄所见略同。两个表兄弟，两个热血中国人，探讨着家乡开发的前景和途径，越谈越兴奋。包玉刚已与兄妹商定，为老家捐一所学校，修一条公路，“叶荫故里”；还决定在开发区投资，兴建一座综合大厦，包括金融服务中心、涉外办公楼、宾馆、商场等设施。看了北仑港，他更想多为家乡做点事情。 卢绪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表格，递给包玉刚。“这是近一百位教授、专家的名单，都是宁波籍的，只是均在除宁波之外的全国各地工作。” “为啥？” “宁波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年年考上大学出国留学的人数上千，只可惜壮士一去不复返！宁波人才太缺！” 包玉刚会意地点点头，当即问道：“阿哥，侬说吧，办一所综合性大学需要多少钱？” “市里预算过，大约需要5000万人民币。” “好，我就捐相当于5000万人民币的外汇，办一所宁波大学，为家乡培养人才！” “一言为定！”卢绪章爽朗地笑了：“我一向认为有‘贝’之‘财’易得，无‘贝’之‘才’难寻，没有经济管理人才，没有各项建设的专业人才，实现四化，从何谈起？！不要说国家没有钱，就是金钱成山，也能挥霍浪费一空，各项建设一事无成！玉刚，你是船王，如今又是‘海陆空’齐头并进，慷慨捐款当然欢迎，不过依我一孔之见，你若像高祖包青天那样直言敢谏，为宁波开发多提些战略性、长远性的建议，多传授些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经验，这会受到更大的欢迎的！” 包玉刚沉稳地点点头。他确实热爱自己的故乡，也确实反感国内办事的低速度、低效益。一回，他给国内挂电话查问合资公司的一个具体事情，三天没有回音，急了，再电话催问，答曰：经营此事者出差，无人掌握此情况。他万分恼火。在环球航运公司中，从来没有，也绝不允许有这类事情…… 今年，包玉刚夫妇与兄、妹、女儿、外孙一行二十多人，到北京、过上海，再返故乡宁波，心情一直欢畅、快慰。 包玉刚捐款修建的兆龙饭店终于落成了。邓小平主任亲自出席剪彩并亲笔为兆龙饭店题名，这使压在包玉刚心底的遗憾和不快烟消云散，他向苍天默念：家父若在天有灵，可以安心了。1980年，包玉刚将1000万美金的支票亲手交给了邓小平主任后，天天盼望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兆龙饭店早日竣工，早日接待各国访华客人，为发展国内的旅游事业略尽绵力，藉以告慰病中的父亲——他因腿疾已无法重归故里。谁知直到1982年11月父亲仙逝香港，兆龙饭店仍未竣工。又整整过去三年，兆龙饭店才宣告落成。丧父之初，悲痛之中，他曾向亲友这样说：兆龙饭店落成，爸爸未能看见，不要一味拖下去，连我也看不见！这当然是带挖苦的气话。 “你是不是对兆龙饭店建造提出太高的要求？”采访时，我这样问过包玉刚先生。 没有嘛！我捐1000万美金造个旅馆，并没规定多少床位，多高标准嘛。兆龙饭店你去看过，装修也一般嘛！ “听说你对兆龙饭店主楼里的设计工作人员宿舍提过意见？” “哎，对，那是刚拿出设计图纸时征求我意见，我说过。客人住房和员工宿舍完全是两件事情，住在一起怎么好呢？世界上没有一个旅馆员工和客人住在一起的，旅馆是招待客人的，都住在一起，你到底是照顾员工呢，还是照顾客人？照顾客人的话，员工他说，我也要有这个享受，那么好了，你这个旅馆怎么会赚钱？不会赚钱嘛！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主楼部分都用来接待客人。” “听说您为兆龙饭店去小平同志那里告了状？” “我没给他提这个问题。我同他不谈个人事情，也不要求他对我个人做什么。一般给他讲一些国际金融、经济的信息。譬如上次为了中英友好奖学基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给我提出的，我说好吧，我到北京见到邓主任，跟他谈吧。国家拿出2000万美金，我拿出2000万美金，英国政府拿出1000万美金，一共5000万美金，每年派400人去英国留学。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能促进两国友好，又能为国内培养人才，我向邓主任谈了。其他的都没跟他谈。 “兆龙饭店装修确实有问题，但是我个人不会要求太高，因为什么道理呢？我知道，一开放，还没有几年功夫，什么都跟上世界第一流水平，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香港有些会做生意的，他们派人来帮助帮助，这是好事情，我这方面比较大意的，以后可以多考虑些，培训些管理人才……” 当然，作为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经一事总有自己的收获。 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落成剪彩，王震同志出席。包兆龙图书馆是由包玉刚陆续赠款1000万美金兴建成功的一所规模巨大、设备先进的图书馆。 走进图书馆大厅里，包玉刚红光满面，他仿佛看见一排排座椅上，端坐着充满朝气、专注读书的年轻人。由于战争，包玉刚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他希冀在和平的环境中，能有更多的适龄青年读大学。中国是个大国，国家要改革，要实现四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文化繁荣。 在宁波的大学工地上，包玉刚立在麦克风前，热泪盈眶，声音宏亮，以未改的宁波乡音，倾吐着肺腑之言： “六十七年前，我在这里出生。今天，我与家人一起回家乡，参加宁波大学奠基典礼，非常高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 他扳动着手指，如数家珍：“这次回来，我们办了四件喜事：前些日子，为北京兆龙饭店落成剪彩；前天为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落成剪彩；昨天为家乡兆龙学校落成剪彩；今天为宁波大学奠基。我们包家要为祖国、为家乡多做贡献，还要办第五件、第六件、第七件……” 热烈、持久的掌声和鞭炮声中，戴上白手套，手握红绸缠把铁锨的包玉刚夫妇、万里代总理、卢绪章和浙江省长薛驹，挥动铁锨为奠基石培土。包玉刚动作稳健、准确，他挥铲埋下的何止是宁波大学的地基，他还扎下了为带动“宁波帮”帮宁波，把家乡建成“首富地区”的决心。 下午2点半，走进万里代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现场办公会会场，包玉刚一改上午喜形于色的活跃神态，变得神情严肃…… 他确实吃惊：一个北仑港竟有五个“婆婆”：交通部、铁道部、经贸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宁波市，都管就等于都没法管。一个宁波大学，也需教委、省委、市委层层过问，又无法定论。难怪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第一要有精力扯皮，第二要会和稀泥。 包玉刚没精力没时间扯皮，他特别主张减少层次，权力下放。前两天，卢绪章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重申宁波北仑港加快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将产生的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能只重视“广大上青天”（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建议国务院成立协调小组。 在兆龙饭店剪彩仪式上，邓小平主任将信当面交给万里代总理，由他带八位有关部长，到宁波现场办公，专门研究成立国务院宁波开发协调小组，专门研究加快宁波开发问题。 包玉刚对这个协调小组兴趣极大。用他的话说，协调小组等于在宁波与北京之间架起大桥。他干脆利落地表示：“我当顾问，我跑腿。” 协调小组果然灵：总扯皮的“水上中转”终于开始落实；宁波市幸运地赶上“末班车”，被批准为全国十大计划单列城市之一。包玉刚对我谈起这个十分满意： “现在宁波好了，相当于直辖市了，免掉许多层次和拐弯，我这个‘宁波大使’也好当些。” 包玉刚不愿和稀泥。 建国饭店自助餐厅。包玉刚喝了口牛奶，对宁波市一位领导开口说：“宁波大学要7000万，好嘛，我跟你们合作，你们3500万，我也3500万。” 对方的脸色陡然变了。 “怎么不对啊！”桌边的卢绪章也一愣，十分意外地问：“不是已经谈好5000万了吗？就不要变了吧，如果还有点不够，市里再添点解决一下吧。” 阿哥开口了，包玉刚不再说啥。 走出餐厅，那位领导抹去额上冷汗，紧紧握住卢绪章的手连声讲：“卢老，您一句值千金哟！” 卢绪章这才知道，市里又向包玉刚开口，请包再次慷慨解囊，把宁波大学的捐款再增加2000万。 卢绪章苦笑不出：包玉刚是一言如鼎的企业家，他才不吃“钓鱼”“追加”这一套。包玉刚自己经营企业，始终保持宁波人“勤与俭”的作风，严格控制成本。创业初期，包玉刚去长崎督查抢修“金安”号，几星期后，船长向公司呈报购买一套新碗碟的账单，并解释说：船上原来的餐具过于破旧，船东光临，不便使用，故而全部换成新的。这事给包玉刚深刻教训，他作出决定：船上的开支必须由陆上公司里与这类开支无关的人员审核。这种复查制，至今仍为环球航运公司所沿用，以培养职员节省开支的观念。本来嘛，精打细算，健全制度，控制开支，这是领导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常识，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嘛。可多年“大锅饭”喂大的干部，往往花钱不计成本，反正架子拉开，摊子铺大，钱花光了，再伸手向国库拿，于是，“钓鱼”“追加”成了许多大项目的共同手段，浪费之多，成本之高，排场之大，数年谈不上经济效益。若是私人企业，恐怕只得跳黄浦。国营单位往往不在乎。 依仗着天时、地利、人和，宁波市在开发建设方面迈着大步前进。最新消息，海外宁波籍人士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日益高涨，从原来只捐资兴办福利公益事业开始，向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代培人才等领域发展，从一般的联系，到积极的献计献策。目前在已签约成交的33家中外合资合作项目中，近三分之一项目是海外宁波籍人士直接参与投资的。 捆着双臂时，渴望挣断层层束缚，甩开膀子大于。一旦松绑双臂自由后，更需要目光远大、胸怀宽广的帅才，善于经营、有经济眼光的将才，事业心强、埋头工作的实干家。 作为宁波市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的包玉刚又有新的考虑：他准备在市区再捐一座图书馆；他准备在香港筹集一亿港币成立公司，由中国银行监督，归宁波市使用。他还给已经招生的宁波大学提出了新的课题：是大学办社会，还是社会办大学？怎样办好大学？ 作为宁波市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的卢绪章也有新的思索。他与香港丽江联谊会会长有段对话精彩非常。 卢：“你为家乡建设办事业，一定要有利可图。无利可图，我看时间长不了。” 会长：“有利可图，我不在家乡搞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嘛，我赚钱不在家乡赚，到别的地方赚。” 卢：“你不赚钱，你亏本，你今年亏本可以，明年亏本还勉强可以，十年八年亏本下去，你干不干？你就不干了嘛！好，退一万步说，你我年过古稀，思乡心切，就算亏十年八年也干，那你的孩子们、孙子们呢？那些只在地图上认识中国的儿孙辈呢？长期亏本的事，他们根本不会干嘛！所以，还是要互惠互利，有利可图！” 会长：“有理，有理！” 我敬佩卢老的眼光和胸怀，陡生一念，不吐不快：国家经济改革开放，需要世界上所有先进的经营方式、企业管理的引进和冲击，像1949年刘少奇同志所说“欢迎剥削”、“剥削有功”的道理相仿，我们应该真诚欢迎包玉刚和千千万万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家乡赚钱。国内吃点苦，流点汗，赚个企业更新、管理先进、国家繁荣，这样一个长远合算的买卖，为啥不干？！ （选自《迟到的理解》，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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