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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春天来得很晚。已经是阳历三月了，古城兰州还披着一层烟尘和土雾。惟一使它显得有点生气的是满街乱窜的“下边人”——抗战期间突然从南方各地涌来一些着西服打领带穿旗袍登高跟的男男女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在这些匆匆奔走的过客之中，有一对气度不凡的青年特别引人注目：高大魁梧的常书鸿和他漂亮活泼的妻子陈芝秀。这是一对来自法国巴黎的艺术家夫妇。他俩来兰州已经好些日子了，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转游着，眉宇间充满无可奈何的忧戚。 常书鸿对古老的兰州水车情有独钟。每天清晨，他总要坐在黄河岸边，望着巨大的披满了绿色苔衣的水车缓慢地、永不停息地转动，发出沉重的、有节奏的吱吼声。水斗里洒出的水花溅在他的身上、头上，使他感到一种透心的凉快。手里的画笔急速地挥舞着。勾勒下充满西部情韵的高原春晓。他的脚下，刚刚解冻的黄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跳跃嘶鸣着向前奔去。河面上浮动的晶莹细碎的冰块，在阳光下闪烁着蓝的紫的和红色的光。五彩的河水向着遥远的地方永无止息地流去，流去……常书鸿不由停下了手中的画笔。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一条蓝色的河——美丽的塞纳河…… 每当傍晚时分，一群留学法国的青年艺术家，总爱来到塞纳河畔散步谈心。他们是“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的成员：冼星海、沈西苓、常书鸿、刘开渠、吕斯百、王临乙、陈芝秀……他们经常探讨和争论的问题是：艺术向何处去？冼星海和沈西苓认为，艺术要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要为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而战，艺术的根深埋在祖国的土地上。常书鸿则认为，艺术必须是纯而又纯、静而又静的，纯粹得像新鲜的空气，平静得像老子的哲学。这样的艺术才是崇高的，永恒的。所以当沈西苓回到上海，拍出了电影《十字街头》时；冼星海回到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时；常书鸿还蜘躅在巴黎街头，俨然以蒙巴那斯画家自居，在西方艺术的海洋里徜徉。他整天待在画室里，专心致志于静物画的创作。画呀画的，一直画到鲜葡萄变成了烂葡萄，鲜蘑菇生出的菌丝蜘蛛网似地布满瓷盆和台布。他更用鲜花一样的心情去描绘裸体少女优美的身姿，决心画出像古希腊的女神，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布提什利和19世纪恩格尔的作品那样永恒美丽的画面。那一段时期，他对西洋绘画的痴迷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他千百遍地在卢浮宫和其他一些美术馆巡礼，对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马纳的《林中之宴》、莫奈的《睡莲》、德加的《舞女》、米勒的《晚祷》等名画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坚信这才是世界美术的正宗，人类艺术的源泉。 一天，常书鸿怀着十二分满足的心情，从卢浮宫参观出来。他习惯地经过圣杰曼大道，顺便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浏览浏览。塞纳河水轻轻地荡漾着，微风掀起旧书摊上的书页。常书鸿随意地翻寻着，忽然发现了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好奇地打开了合装的书壳，眼睛突然一亮：整整300幅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图片！完全陌生的东西！那大幅大幅的佛教艺术的构图，特别是公元五世纪北魏早期壁画，那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完全可以和拜占廷基督教绘画相媲美。其风格的奔放，甚至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扩。而它的人物又刻画得那样地生动细腻！而这竟是1500年前的作品呀！他惊讶得扭曲了面容，半天也合不上嘴巴。而常书鸿这次小小的也是意外的发现，便决定了他此后将近60年的人生道路。 “先生，”书摊主人被青年画家如痴如醉的神情吸引住了，“您是中国人吧？” “哦，是的。”常书鸿翻着画册，头也不抬地回答。 “这些东西，”书摊主人带着炫耀的口气说，“还是我们的英雄伯希和博士去突厥斯坦探险时，在贵国的荒漠中发现的。” “噢？”常书鸿又是一惊。 “是从一个叫做敦煌的山洞中拍摄的。” “敦煌！”常书鸿不由念出了声，“哦，敦煌！”他心里也涌上了一股悲凉：自己身为中国人，却从来不关心也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倒是法兰西的“英雄”伯希和捷足先登了。 多么不可思议呀，竟有这样多珍贵的壁画照片及一千多年前各民族古代文字的题款！常书鸿凝神静气，爱不释手地翻看着，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巴黎傍晚的夜色徐徐降临，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也慢慢浓重了。 “先生，”主人要收拾书摊了，“您是否要买这套图册？” “是……是的。”常书鸿摸了摸口袋，犹豫地问道，“要多少钱？” “看样子您是一位学生，”书摊主人和善地说道，“这样吧，您给个成本价：100法郎。” 常书鸿倒抽了一口凉气。他除了平日画点静物画，有些微薄的收入，勉强地维持着自己和妻子陈芝秀以及在法国出生的女儿常沙娜二口的生活外，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哪来100阴法郎买书？ 看到青年画家尴尬的模样，热心的书摊主人爽朗地说：“先生，您不必买它了。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保您大饱眼福。” 常书鸿用感激又殷切的目光望着书摊主人。 “离此不远，有个吉美博物馆，您大概没有去过吧？那里收藏着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您看了一定会满意的。” 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就来到了吉美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盗来的唐代大幅绢画。青年画家眼含热泪，目不暇接地参观了4个小时。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幅公元七世纪时所作的彩绘《父母恩重经》上。这幅巧夺天工的作品，早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早于西洋油画的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且不仅仅是时代上的差距，敦煌艺术比起早期西洋艺术来，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更显出隽永先进的水平！ 常书鸿感到一阵内疚。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他深为自己言必称希腊罗马，拜倒在西方艺术脚下而愧悔。他忽然悟出，对一个中国的艺术家来说，出路不在塞纳河边，而在长江黄河。还是冼星海说得对：我们的艺术之根在祖国，在饱受苦难的亿万同胞之中。当他离开吉美博物馆时，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涌动着两个滚烫的词：祖国——敦煌！就在此时此刻，他下定了决心：离开法国，离开巴黎。等待着青年艺术家的将不再是各国画家聚集的热闹喧腾的蒙巴那斯大街，而是遥远荒凉的蕴藏着十几个世纪民族艺术珍宝的敦煌石窟。 1936年秋，常书鸿终于结束了艺术上的彷徨，携带妻女，离开侨居十年的法兰西，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故国。可是他却迟迟未能实现去敦煌参拜的夙愿。最大的原因是困扰着艺术家的经济窘迫的现实。于是，他便一面在北平艺令，杭州艺专教书，一面等待着机会。几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个天赐的良机。1943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宣告成立。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大力推荐，负责此事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止式聘请常书鸿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是年二月，常书鸿携夫人陈芝秀，11岁的女儿常沙娜，两岁的儿子常嘉陵离开了陪都重庆，来到西北重镇兰州，具体筹办有关事宜。 今常书鸿感到焦虑的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事情还毫无头绪。甘肃的大员们主张将敦煌艺术研究所设在兰州。他们的理由是：兰州查资料方便，文化人又多，可以互相切磋。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条件好，大米蔬菜水果肉蛋一应俱全，而且一出门就有“洋车”可坐。常书鸿一听火了，兰州距离敦煌2400多里路，要在欧洲，已是另外一个国家了。这样远的距离，怎么能够保护敦煌文物、研究敦煌文物？一切岂不成为笑谈？他从那些闪烁其辞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的真实目的：研究所设在兰州，可以安插一批党国栋梁的衙内、千金、姨太太、姘头，等于用国库的钱又开设了一个衙门！由于常书鸿态度坚决，力主将研究所设在敦煌，使姨太太们的美梦落了空，那些原来表示“大力支持”的头头脑脑一个个都不见了。阵容庞大的筹备委员会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常书鸿被迫孤军作战。他像一头无助的大象，到处乱碰。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龚祥礼——他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时的学生。 “哦，常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西大取经，路过兰州。只有贫僧一人，难以成行啊！” “我陪你。” “你？” “我去，我去。”龚祥礼的口气十分坚定。 唐僧取经，尚有师徒四人。于是龚祥礼又串连了一位小学教员陈延儒，这就成三人了。还缺一名会计，常书鸿到教育厅举办的会计训练班去招聘。老师把他领到教室里，常书鸿用浙江官话问道： “大家知道敦煌吗？” 敦煌？敦煌在哪里？全班40多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里露出茫然的光。 “敦煌可是个好地方，”常书鸿介绍说，“那里有举世闻名的壁画和彩塑，有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 “先生！”一位抹着口红的小姐打断了常书鸿的絮叨，“敦煌有电影院吗？” 常书鸿摇摇头。 “有舞厅吗？” 常书鸿耸耸肩。 “有酒楼吗？” “没有！”常书鸿闷声喊道。 下面传来了哧哧的笑声。 常书鸿忽然泪流满面了，发出了男子汉憋不住的哽咽。他为今日之中国痛哭，为民族之悲哀痛哭。 他的哭声震撼了莘莘学子们的心灵，教室里死一般地沉寂了。 “我报名！”一个穿着长布衫的学生站了起来。他叫辛普德。 “可是敦煌很苦啊，”常书鸿擦干了眼泪，用欣喜的目光看着朴实憨厚的辛普德，又加上了一句“敦煌在沙漠里”。 “沙漠也不怕。您是留学法国的博士，您都能受得了，我为什么受不了？” 于是，唐玄奘有了，孙悟空有了，猪二哥有了，沙和尚有了，取经的班子全齐了——这就是最初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全部人马。 然而最要命的还是钱！离开四川时，教育部只给了常书鸿五万元的筹办费。而当时的五万元，只够达官贵人们吃一桌不算十分豪华的酒宴。常书鸿只得自力更生了。他将自己的几十幅油画装裱一新，办起了个人画展。徐悲鸿欣然命笔，为画展写了一篇激情飞扬的序言。 不到一个礼拜，40多幅油画被抢购一空。这才购置了纸笔、颜料、仪器等必须用品，包了一辆羊毛车——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日卡车，扛着由于右任书写的“同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翻过乌鞘岭，就到了连接欧业大陆的丝绸古道。天边是茫茫的祁连雪山，脚下是冰封的河西大地。当年驼铃叮当、商旅兴旺的丝绸之路，如今已是一派败落荒凉的景象了。师徒四人再加上陈芝秀、常沙娜、常嘉陵一共七位中世纪的朝圣者，身穿腥味刺鼻的老羊皮祆，头戴西北老农的旧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坐在哐当哐当响的敞篷卡车上，炒面充饥，雪水解渴，望眼欲穿地向着他们心中的圣地驰去。一路颠簸摇晃，苦不堪言。1200公里路程，这辆汽车居然走了一个多月！比牛车还慢半拍。常书鸿举目望去，茫茫原野，一片萧瑟。几簇干枯的红柳在寒风中索索地抖动着，起伏的沙丘像荒累似地布满大地。偶然，一位孤零零的荒村野老，倦伏在枯瘦的毛驴背上，寂寞无言地走向斜阳落日的远方。一缕淡淡的悲凉涌上了他的心头。 让常书鸿十分惊喜的是，他们一行七人来到敦煌不久，他在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授业时的高足董希文、张琳英、潘絜兹、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从北平、南京、浙江、河南，卖掉衣物，自筹经费，千里迢迢地赶到敦煌，和老师在鸣沙山下相会了。 师生相聚，头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洞窟参拜，以便对研究所的家底心中有数。他们首先参观了第254号洞窟。巨大的北魏早期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赫然出现在艺术家们的面前。这是《大藏经》中的一个故事：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大车国。国王有三个太子，大的叫摩河波罗，二的叫摩河提婆，最小的叫摩河萨垂那。有一天，三位王子外出游玩，来到一座陡峭的高山上。这时，山谷中有七只出生不久的小虎，围着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母虎，嗷嗷待哺。八条生命即将在世上消失，使萨垂那太子极为伤感。“我应该救活它们，它们应该享受生命的快乐。”三王子在心里默念着，“我要像一条大船那样，从大海中把落水者救起来，使他们渡向安全的彼岸。”于是下定决心舍身饲虎。他支走了两个哥哥，默默地祈祷上天让母虎延续生命，然后刺破血管，从崖顶纵身跳到虎旁。顿时，大地为之震动，太阳为之无光。狂风怒吼，海浪翻滚，一个鲜血染红的悲壮场面出现在天地之间…… 粗野狂放的画风，深刻含蓄的寓意，使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久久不能自己。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常书鸿凝视着1500年前的画面，若有所思地说，“于院长一再叮嘱，到了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现在看来，于院长这话是用心良苦，别有深意的。是啊，对于研究所的每位同仁来说，只有抱定舍身饲虎的决心，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弟子们动容地点了点头。 这时，千佛洞下已经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了。一群群的商贩，一队队的香客，以及牛羊骡马大小车辆，络绎而来——盛大的四月八庙会开始了。按照往年的习惯，香客们将牲口拴在白杨树上，把羊群赶进青草园里，自己则找个好点的洞子住下。常书鸿不让他们住，他们就问常书鸿：“我们的庙，我们为啥住不得？”研究所长正告说：“莫高窟已经收归国有了，你们知道吗？” “那我们就开店钱。这总行了吧？”香客们说着就去掏口袋。 常书鸿哭笑不得。于是下决心修筑一堵长达两公里的高大围墙，将千佛洞彻底保护起来。否则，一场庙会下来，树皮被牲口啃光了，洞子被人们熏黑了，无异于遭受一场劫难。 他把这个计划向敦煌县长说了，希望得到县政府的支持。不料这位“父母”尚未听完就笑出了眼泪。“我的所长先生！”县太爷擤着鼻涕，头摇得拨浪鼓儿似的，“你的洋墨水喝得太多了。这里不是你们浙江，也不是我们湖北。这里是中国有名的鸣沙山，这里全是沙、沙、沙！你要筑墙，有土吗？没有土，别说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来了，也无计可施呀！” “再见！”常书鸿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情，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大大小小的官僚身上，那就意味着离傻瓜不远了。还是那句话：自己救自己。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如醒醐灌顶似地恍然大悟。那天，他带着芝秀和沙娜在热闹的庙会上闲逛，无意间看见两家饭馆用沙土筑起了一堵小小的围墙。他连忙去向饭馆老板请教。老板笑笑说：“倒也没有什么诀窍。还就是当地的沙子，关键是要加点水。”老板说，“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和沙土搅和在一起，夯实了，完全可以作墙。” “吁——”常书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常书鸿当场为老板画了一幅肖像，恭恭敬敬地送给他：“好兄弟，你可是帮了研究所的大忙啊！” 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筑围墙，憨厚的山民们背着炒面，扛着铁锨，从四乡八岔跑来帮忙。山民们热热乎乎地说：“这下，看他洋鬼子还怎么进洞偷佛爷！”全所同仁和山民们起早贪黑，挖沙浇水，光着脊梁干了50多天，筑起了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结实坚固的围墙，将492个石窟连同上寺、中寺、下寺三座庙观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正是这座黄沙修筑的“长城”，堵住了流沙的侵袭，堵住了羊群的践踏，也堵住了外国的、中国的、明的、暗的、大的、小的各式强盗！5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和他的许多弟子已经离开人世，这座饱经沧桑的围墙却依然挺立在莫高窟的身旁！ 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大家就开始着手业务活动了。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从兰州带来的那点纸很快就用完了，而由于交通闭塞，在敦煌很难买到临摹效果比较理想的四川夹江纸。艺术家们只好就地取材，收集了许多质地较好的窗户纸。自己裱褙。颜料需要量很大，靠兰州带来的那点，简直是杯水车薪。于是他们想起了古代艺人用的颜料，就自己动手试验。艺术家们找来许多红泥，用水漂净，再加上胶汁，就成了红色颜料。依此类推：黄泥巴做成了黄颜料，黑泥巴做成了黑颜料。经常是这样：当艺术家们在洞子里临摹了一天，回到住处吃过晚饭后，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每人手里端个大泥碗，拿根小棍子，一边天南海北地侃着，一边搅动小棍子。上下五千年侃完了，那碗里的颜料也就碾成了。 最头痛的是临摹一些巨型壁画，特别是高达五六米的洞顶画面，简直无从着手。因为洞子幽暗深邃，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炼狱。天阴的时候，连自己伸出的手掌都看不清楚，何谈原原本本、一笔不错地临摹？聪明的艺术家们发明了一种“蜈蚣梯”——在一根两丈多长的圆木上，钻上距离相等的圆孔，插入一根根木桩，便成了一条百脚蜈蚣。临摹时，常书鸿喊着号子，董希文一帮年轻人一齐用力，将蜈蚣梯竖起来。李浴、乌密风、潘絜兹便上到梯子的顶端，将画板、画架、颜料箱、水瓶、水罐一一用绳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蜡烛，摩顶放睡，俯仰伸屈，一站便是半天。满身的汗水和沙子粘到一起，发出臭烘烘的味儿。 这还仅仅是一些小小不言的困难。自从1943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它的主管单位——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将这个单位忘记了。艺术家们在沙漠绝塞之中夜以继日地劳作，却半年领不到工资。无奈之中，给梁思成去了一封电报，请他帮助查询一下。梁思成立即去教育部查问，教育部推到财政部。又到财政部去问，财政部查了半天，回答说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样一个单位，倒有“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因地址不详，无从汇款。梁思成一听，哭笑不得。肯定又是哪位老爷或者小姐打麻将打得发了昏，将“敦煌”写成“东方”！而正是这些写不来“敦煌”的蠢货，却主宰着学贯中西的艺术家们的命运，你还有什么办法？！ 工资寄来了，研究所里又有了笑声。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那样差：董希文、潘絜兹、李浴、乌密风这些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都住在马棚里。那是什么样的住处哟！在马棚的一侧，盘了一个极大的土炕，艺术家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头和脚互相磕碰，实在比监狱里的通铺好不到哪去。一张从庙里搬来的油渍斑斑的供桌放在土炕的前面，供艺术家们作画、写诗、练书法。而另一侧则是牲口和草料。这些天国的使者们白天在黑乎乎的洞子里临摹，晚上就闻着马粪狗尿的味道，在牛马驴骡咀嚼草料的伴奏声中呼呼入睡。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吓倒这些当代的达摩祖师。只要有一点点草料，他们就能挤出鲜浓的奶汁。特别是董希文，那种为艺术拼搏的狠劲，常常使常书鸿感动得落泪。这个性格倔强的青年，几乎是丢魂失魄地畅游在中华古代的艺术之宫里。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洗过澡，甚至没有痛痛快快地洗过一次脸，也很少理发。蓬乱的头发披散在肩上，胡子足有一尺长。皮肤晒得又黑又粗糙，衣服裤子磨得到处是洞，补丁打了一个又一个。偶然照照镜子，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被同事们戏称为野人。然而正是这位“野人”，却最大限度地摄取了敦煌艺术的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熔中西画风于一炉的独特风格。董希文是学西洋绘画的，他吸收了敦煌壁画色彩鲜丽、画面明亮的特点，糅进油画的创作之中。如解放后所作的名画《开国大典》，就完全摆脱了西洋油画的程式，抛弃了一边明一边暗的阴影法，而采用敦煌壁画中的渲染法，使人物的面部有了立体感。色彩的使用上也学习敦煌壁画的办法，面部不用黑色，不留阴影。而衣服也只用一种颜色，从而使整个画面显得凝重、浑厚。 特别使常书鸿感到欣慰的是，陈芝秀自从到了敦煌，一扫路途中的忧郁沉闷，复又变得热情奔放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使这位年轻的雕塑家欣喜若狂。在巴黎学习的时候，陈芝秀所看到的西方雕塑都是革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却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集雕塑、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那一座座佛像，一尊尊菩萨，有的丰满健壮，有的亭亭玉立，衣饰不但华丽而且非常开放，袒胸露臂早已不是洋人的专利。神态更是妙不可言，远不是“庄严生动”四个字可以概括的。这么说吧：有一千个人参观，便看到一千种不同的神态；有一万个人参观，便可以留下一万种不同的印象。这怎能不使天性活泼的女雕塑家激动不已呢？她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欣赏观摩，流连忘返，她和丈夫兴奋地互相切磋探讨，急切地交流新发现新认识。在常书鸿的鼓励下，陈芝秀开始了雕塑创作…… 就在这时候，研究所来了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此人名叫赵忠清，是酒泉的一个熟人介绍给常书鸿的，与他们是浙江老乡。 常书鸿急忙把陈芝秀叫出来。几句寒暄之后，两位老乡已经用家乡话套上近乎了。常书鸿分配年轻精干的赵忠清担任研究所的总务主仔。渐渐地陈芝秀和小同乡的关系密切起来。 而此时，赤诚的艺术家却一心扑在敦煌的事业上。那样多的积沙要清除，破旧的洞子要修补，一些重要的石窟要安上木门，至于壁画的临摹，文物的研究，工作量就更大了。常书鸿早晨五点多起床，晚上一两点睡觉，每天劳作十八九个小时，一上床就鼾声大作，根本顾不上去关心体贴妻子。对于身边悄悄发牛的微妙的变化，更是毫无觉察。他忘记了，他的妻子原是一个生性活泼、喜爱浮华的女人。潇洒的风度，艺术家的气质，使她显得既年轻又漂亮。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一朵出水的芙蓉。 可是现在，在这个荒无人烟、风沙蔽天的地方，陈芝秀的昔日风采一去不复返了。她出身于大户人家，从小吃惯了大米鱼虾。而在敦煌莫高窟，她所能享受到的，除了沙子和紫外线之外，就是无边的寂寞了。即便生了急病，也无法可想。她不知这种日子还要熬到几时？她深知她的丈夫已经铁了心，要和敦煌长相守，甘愿服完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而她却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她的小同乡赵忠清乘虚而入，向这位南国美人展开了攻势。她病了，快怏地躺在破庙的土炕上。常书鸿顾不上照顾她，赵忠清却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百般地安慰她，奉承她，鼓励她离开“鬼见了都摇头”的敦煌。 他们形影不离了。这时，陈芝秀经常和常书鸿无休止地吵闹，动辄摔碟子掼碗。她明白无误地向丈夫摊牌：要她，还是要莫高窟？如果要她，马上打点行装，全家人回江南水乡。如果要莫高窟，那她只好远走高飞了…… 陈芝秀终于随赵忠清走了……不过，那位心高气傲的女艺术家与兵痞赵忠清并未结合，时间不长，二人便分道扬镳了。 陈芝秀走后，常书鸿经历了一段心血沥沥的时光。家还是那个家，炕还是那个炕，充满了幸福充满了喜悦的全家福照片还挂在墙上，但和他相濡以沫甘苦与共十多年的妻子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嘉陵哭闹着要妈妈，沙娜背着父亲偷偷地流泪，眼睛都哭肿了。长夜漫漫，苦不成眠。常书鸿信步走出皇庆寺。清凉的春风吹拂着他发烫的面容，抚慰着他滴血的心灵。铁马声声，如泣如诉。好像鬼使神差似的，他又来到了254号石窟。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画面惊心动魄地展现在他的眼前。粗犷的线条幻化成夺人心魄的佛光。艺术家不由自主地跪下来，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 “离开敦煌！离开敦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离开敦煌？！常书鸿惊出了一身汗。揉揉眼睛，萨垂那太子正用一双慧目默默地注视着他，无言之中包含着无限的启示。此时此地，艺术家似乎得到了顿悟。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静了。他明白，从今往后，自己就是真正的苦行僧了。然而他更明白自己的使命。在敦煌的土地上留下了足迹的玄奘、法显那些高僧能够做到的，他常书鸿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因为他是一个充满了良知和热血的艺术家，是一个痴情地眷恋着敦煌艺术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 在采访过程中，我从敦煌老人们的口里，听到的更多的是对那位女性的理解和宽容。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陈芝秀是个好人。她生性善良，平易近人，很容易上当。他们说，陈芝秀比现在的一些青年好多了。她毕竟在大漠孤烟的戈壁滩待了两年多。而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分配到敦煌后，在洞子周围转上一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开溜了。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不要了。他们能和陈芝秀比吗？人家是留法十年的艺术家啊！主要是当时太苦了，她实在挺不住了，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 1945年秋天，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在凄风苦雨中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也迎来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此令。 真是晴天霹雳！好一个堂哉皇哉的国民政府！公款吃喝有钱，购买小车有钱，游山玩水有钱，出国“考察”有钱，惟独养不起一个小小的文化单位！苦涩的泪水从常书鸿的面颊上默默地流淌下来，他感到自己的心在被人一块一块地撕碎。 加急电报。联名写信。言之凿凿，声泪俱下：如此举措，不啻自毁中华文明，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后代？不予理睬，拒绝回答。工资停发，断粮断炊。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惨淡经营，刚刚起步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不到三年就寿终正寝了。 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来向常书鸿辞行。 “老师，”董希文显得有点难以启齿，“这几年，我和琳英在敦煌受了您的不少教诲，我们会永志不忘的。现在研究所撤销了，日本鬼子也投降了，我们想回南方老家看一看。” 张琳英又加了一句：“老师将来如果还要办这个所，只要您打一声招呼，我们就回来。” 常书鸿默默地点了点头。两年多的时间，这对伉俪在常书鸿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勤奋，他们的人品，在研究所的同仁里，有口皆碑。董希文除了平日在洞子里临摹之外，还利用星期天到附近农村和牧区写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尤其是他临摹的《沙弥守戒自焚》和《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真正可以说是吸取了壁画艺术的精髓，成为敦煌摹品的佼佼者。妻子张琳英怀孕临产，因为莫高窟没有接生条件，所里用两头毛驴一副担架把她送到县城去。30公里的风沙颠簸，她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半路上，她肚子疼得厉害，汗水浸透了衣裤，她都一直咬着牙没有呻唤。现在，在他们为敦煌事业的开拓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却要悄然无息地离去了。常书鸿背过身去，任泪水流淌。他只听见董希文临出门时喃喃自语的声音：“我和琳英虽然离去了，可我们的心永远和敦煌在一起，和老师在一起……” 李浴、周绍森、乌密风也来告别。他们三人要结伴回东北老家去，魂牵梦绕的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等着他们。 “好吧，只要你们心中还有敦煌！” “我们哪会忘得了敦煌！”李浴颤声说，“我们要把敦煌艺术的花种，还有敦煌精神的火炬，带到长白山下、松花江畔。” 潘絜兹也来了。他嗫嚅着说：“老师，我也想……” 常书鸿鼻子一酸。这位著名的工笔画家原在张自忠部队搞宣传工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他断然丢掉了在军队中的铁饭碗，一路卖画来到敦煌。来了之后，便成为研究所长的得力帮手。他临摹壁画，自有一种清新刚健的风格。他以后成为技压群芳的大画家，实在是得益于敦煌艺术的熏染。他是坚守到最后的一位弟子。如果不是远在兰州的妻子反对他继续待下去，拒绝回复他的一封封书信，他是会和常书鸿一起与敦煌共存亡的。 走了，都走了。人去楼空。 常书鸿彻底失眠了。夜是这样地长，铁马风铃一声比一声凄凉、一声比一声哀伤，似乎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挽歌，在为过早夭折的敦煌研究事业送葬。他披了一件衣服，走出屋子，到空荡荡的莫高窟辗转徘徊。大熟悉了，这里的每一个洞窟，每一抔黄土，每一片树叶！短短的两年啊，他和他的学生们不负使命，饮风茹雪，将一条条坍陷的栈道修起来，把许多破损的洞子修补好，又临摹了那样多高质量的壁画，还有离他而去的妻子陈芝秀所创作的那一件件精美的雕塑！短短的两年，他在没有一根木头的情况下，给一些主要的洞窟安上了结实的本门。那又是怎样安装起的哟！得知莫高窟来了一位留学法国的大画家，敦煌、酒泉、安西的官员、财主、商人都来求画。常书鸿来者不拒。但有个条件：每人为千沸洞做一件善事——给饱受风沙的佛爷修一扇门。当然，好多人都照办了。 月影憧朦，星光闪烁。层楼洞天，依稀可辨。他又仿佛看到了220窟贞观十六年的唐人壁画。这幅杰出的初唐作品，近千年来一直被掩盖在平庸的宋代重绘下面。是他和他的弟子们仿照张大千的办法，将这幅金碧辉煌、灿烂如新的壁画剥露出来。画面上维摩居士的形象，充分体现了晋代大画家顾凯之清雅传神的画风，是莫高窟所有50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是前人——包括伯希和、斯但因、华尔纳以及张大千所未见识的。这幅珍宝的重见阳光，无疑是敦煌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对于常书鸿心中画的蓝图来说，这些工作，犹如唐玄奘西天取经时从长安走到了咸阳，离喜马拉雅山后面的天竺国还远得很哩！ 他忽然想起了一句名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嘴里默默地吟诵着，眼睛渐渐地潮湿起来。 “所长，您还没有休息？”两个操敦煌口音的青年从黑影中钻了出来，憨憨地站在常书鸿面前。 令常书鸿感慨不已的是，就在这日薄西山、魂断秋风之际，平时闷声不响的这两位青年却没有离他而去。他们是泥瓦工兼车夫窦占彪、勤杂工兼总务范华。 “你们为什么不走？” “我们就等你一句话！” 常书鸿感动了，声音哽咽地说：“兄弟，好兄弟！我马上到重庆去，你们等着我！” 敦煌到重庆，数千公里之遥，路费怎么办？常书鸿一咬牙，决定卖掉所有的家产。他将从法国带来的高级用具，几套高级料子的西装，平时盖的毛毯，甚至连进城骑马的皮靴，都让范华拿到县城处理了。筹足了路费，艺术家怀着一腔悲愤，满腹惆怅，带着儿女离开了敦煌。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简单的行李，常书鸿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了另一头。窦占彪和范华各执一根缰绳，一左一右并排走在常书鸿旁边。 “我走后，你们要把大门看好，不要让牧人把牛羊赶进来。” “哎！” “洞子里有了沙子，要及时清理出来。也不要让闲杂人在里面住宿。” “哎！” “要把账目保管好。所里的那点财产，是咱们的命根子，不能让乡霸们瓜分了。” “哎。” 两个青年答应着，眼圈红红的。 刺骨的寒风吹落了千佛洞前大片大片的杨树叶子，吹落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新栽的桃、杏、李果树嫩生生的绿叶。常书鸿又一次回过头去，深情地望了莫高窟一眼。三年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他忽然感到嗓子咽住了，灼热的泪水滚下脸颊，滴落在破旧的鞍子上。他使劲地踢了一下驴肚子，两只毛驴便撒开蹄了，飞快地跑下了山坡。 一直到“佛爷”（敦煌的年轻人背地里这样称呼他们的所长）的身影消逝在天的尽头之后，两位身高体大、满身尘垢的青年还一动不动地仁立在沙梁上，很像是两尊沙砾岩雕成的罗汉。 莫高窟从此沉寂了…… 1946年冬天刚刚来临的时候，敦煌出奇地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将近一尺厚的积雪封住了阿尔金山以下方圆数百里的地面。那一天，范华和窦占彪像往常一样，手持棍棒，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在千佛洞四周巡视。“佛爷”离开敦煌已经整整一年了，一直杳无音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常书鸿不会回来了，绝对不会回来了。但是两个青年的心里却死死地记着“佛爷”的那句话：“你们等着我！”一种直觉告诉他们：这话是算数的。 巴掌大的雪片在他们的眼前飞舞着，老羊皮祆和毡帽上的落雪已经结成了冰。忽然，两位青年的目光凝固了：天地相连的前方，一个“雪人”正缓慢地在雪地上移动着。看那艰难跋涉的模样，已是筋疲力竭了。但他的脚步并未停止，依然顽强地朝着莫高窟走来，一步，又一步。近了，近了，两位青年凝固的目光被泪花模糊：“佛爷”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两个青年哭着喊着，迈开大步向“佛爷”奔去。常书鸿也张开双臂，高兴地呼叫着，扑向两位可爱的青年。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衣服上的冰雪被热血奔涌的身体融化了。 “你们看，”常书鸿伸手向后面指去，“那是什么！” 一队人马出现在雪原上。他们是常书鸿从重庆、成都和兰州带来的新弟子。 1945年底，常书鸿携儿带女，历尽艰辛回到重庆。此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都到南京和上海发国难财去了。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上班。每到一个单位，人家的脸上都刻着四个字：免开尊口。艺术家不死心，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一帮敦煌艺术的忠贞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先把舆论造起来。十分幸运的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此时代理朱家哗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先生对敦煌艺术颇感兴趣，对敦煌遗书的研究亦有心得。常书鸿找到他，向新任的研究院院长汇报了几年来他和他的学生们在大漠绝地孤军奋战的情形，请求恢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制。傅斯年听了以后十分动容。时间不长，就正式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归中央研究院管辖，为研究院的一个所。在傅斯年的亲自过问下，常书鸿奔忙了好几个月，购置了大批图书资料和设备器材，又从陈诚处要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接着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由中央大学教授吕斯百推荐，招聘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郭世清、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刘缦云；由国立艺专王临乙教授推荐，招聘了该校毕业生凌春德；又在四川省立艺专招聘了图案系毕业生范文藻和该校青年教师霍熙亮。四川省立艺专教授沈文福夫妇也一起搭车前往敦煌考察。途经兰州，又遇上了重庆国立艺专毕业生段文杰。这位青年艺术家自从两年前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之后，便深深地爱上了敦煌艺术。一年前，他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从四川步行到甘肃。到了兰州，才知道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撤销了。但他不死心，就一边在兰州挑担卖水，一边等待着机会。现在研究所又恢复了，他便跟上常书鸿，来到朝思暮想的圣地。从此他便一头扎进敦煌艺术的研究之中，为敦煌学回归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我国最优秀的敦煌学家。至于一路行程，那就可想而知了。那辆所谓美制十轮大卡车，原是战场上退役下来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两个月之后才到达敦煌。刚到县城，就彻底“休息”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抑制不住兴奋急切的心情，不等天晴路干，就踩着厚厚的积雪，奔莫高窟而来了。 后来，提起这段如烟的往事时，已经退休多年的范华老人眼里噙着泪花，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当常佛爷在飞雪漫天的戈壁滩上出现时，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时谁都觉得他不可能再来了。他那样一个大画家，南京、上海，哪里还找不到好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到沙漠中来吃苦？他自己就不说了，可是孩子们也跟着受了罪。他第二次来敦煌时，又把一双儿女带上了。那时嘉陵才五岁，正是快上小学的时候，可是莫高窟周围没有学校，就把孩子的学习给耽误了。沙娜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学习可能也就耽误了。嘉陵后来一直找不到工作，还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的沙娜把他弄到北京，学会开车，当了司机，至今还是一名工人。如果佛爷不来敦煌，他的儿子肯定会得到很好的教育，说不定已经继承父业，成了有名的画家哩！”说到这里，老人停下了，浑浊的目光里闪现出点点火花。我感觉到，他此刻正在一往情深地重温着50年前的时光。 “还有，”老人接着说，“佛爷如果这次不回来，莫高窟也就完蛋了。” “噢？”我望着老人，停下了手中的笔。 “你想想，当时是什么形势？没有多大功夫，解放战争就开始了，国民党节节败退。那时河西一带驻满了马步芳的军队和中央军的溃兵。许多国民党特务也逃到了敦煌。这种时候，谁不想到莫高窟捞一把？一些美国文化特务也跑到敦煌来，想重温华尔纳的美梦。要不是佛爷带着大家用血肉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死死地守住洞子，闻名世界的敦煌壁画早就被这些兵匪特务剥光了。” 听着范华老人激动的话语，我似乎更深一层地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要称常书鸿为“敦煌的保护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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