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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尘土。”这是日本13世纪的古典名著《平家物语》开头的一段文字。 当人类进入20世纪的时候，人们曾有着普遍的乐观。1899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敦促总统取消他这个局，他强调说：“一切可以被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20世纪却恰恰是一个发明创造大爆炸的世纪，也正是技术的进步，使20世纪成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世纪。 人们都关注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认为这种进步使我们的生活日益美好，使我们这个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对科学技术寄予了过高的希望。 人们曾经指望技术进步能解决一切。 技术确实解决过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技术进步促成的绿色革命，使粮食大幅度增产；技术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技术进步在这两个方面的合力，却在客观上促成了当今的人口爆炸之态势，其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已不亚于技术的另一项伟大发明——原子弹和氢弹。 技术并不能解决一切。相反，正是技术的滥用，导致了一些古老问题的复杂和重视，从武器和战争到饥饿、贫困和荒漠化等等。 还有些技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却依然是严重问题。比如，目前世界上造成死亡最多的疾病，不是艾滋病或癌症等不治之症，而都是完全可以治疗和预防的最常见的疾病。据80年代末统计，仅在第三世界每天就有约4 名5岁以下儿童和婴儿夭折，其中：11000名儿童死于肺炎，11000名儿童死于腹泻引起的脱水，8200名儿童由于得不到及时免疫而死亡。 再如，按照维持生存的标准，人均每年180公斤粮食，就基本上可以活下来，也就是说，当前地球生产的粮食，不仅养活现在的这58亿人没有问题，甚至可以供再翻一番的上百亿人不至于挨饿。但是，现在全世界每年却有1300万至18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 当然，这不能全部归之于技术。正是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使人类告别了原始人穴居的山洞而成其为现代人。但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翻了现存的一切平衡，它的表现和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文化的发展，更超过了人类智慧和道德的进化幅度，致使人们不仅不能控制，而且几乎不能评价所发生的事情。道德进化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二者不能同步，那么技术就会制造灾难，原子弹和人口炸弹就是最恐怖的实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类再一次表现出这个星球竟然能够生产出如此之多的粮食和纤维，以至许多农产品的价格暴跌到低于生产成本，在美国造成了许多农场破产，欧洲、苏联以及许多国家都提高了对农民的补贴。但是，就在同一时间之内，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却把非洲大饥荒的可怜可怕的情景，展现在人们眼前——数不清的难民在步步紧逼的沙漠面前凄苦徘徊坐以待毙，幸运的人靠紧急救援得以死里逃生，而更多的人不是饿死就是被四处蔓延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对于萨赫勒地区那些悲惨万状走投无路的人们来说，患病及至死亡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解脱，竟然有整个部落的人都拒绝联合国提供的免疫治疗，那些父母们知道，无论怎样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希望得到正常的发育了，与其像大人这样永远遭受营养不良和饥饿的蹂躏与折磨，倒不如得了病早早夭折的更为“幸运”。 国际社会展开了对非洲饥荒的广泛救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参加一次救援活动。美国和英国的音乐界进行大规模募捐，乐队援助托拉斯的唱片《他们知道是圣诞节吗？》创纪录畅销，收入1500万美元。援助生命基金会通过一次欧美大陆募捐电视音乐会，募集到6500万美元。从1985年4月到9月，国际大家庭为受难的非洲提供了600万吨食品，虽然有100多万人被饿死，但全球各地捐献的价值10亿美元的食品和6亿美元的其他援助，至少救活了数百万非洲灾民。 非洲的灾难令人绝望，国际社会对它的救援又给人希望。但是，这拯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16亿美元，仅仅相当于当时全世界16个小时的军费开支。 军备竞赛是我们这个可爱而衰老的地球上最为热火朝天蒸蒸日上的事业。世界军费开支1979年为5540亿美元，1985年猛增到9000亿美元，在高峰的80年代末期则超过10，000亿美元。军费开支已达到全球人均200多美元，这比占全世界总人口二分之一的贫困者的总收入还要高，并高于中国、印度再加上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科学界参与疯狂的军备竞赛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除军人以外的任何社会阶层，通往全面战争和恐怖的道路，都是用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家的名字铺筑而成的。世界各国至少有50万名科学家从事着“国防事业”，占全球科学家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使用的研究经费，超过了发展新的能源技术、改善人类健康、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控制环境污染的研究费用的总和。军事目的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强效兴奋剂，也是人类创造出的财富的最大无底洞。从核能到电子计算机，从航天器到方便食品，无一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研制并首先用于军事，而不断更新换代的各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又都是现代尖端科技和黄金的结晶。因此，我们引为自豪的人类现代文明，准确地说，根本不是什么“文明”，而是不折不扣的“武明”。 据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报告，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为了对付人类最迫切的生态环境八大危机——温室效应、臭氧层耗竭、荒漠化、土壤流失、森林消失、物种减少、酸沉降和水污染，全世界每年要耗资1500亿美元。不然，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不能得到控制，到了21世纪初，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就将更为严峻更趋恶化。但这笔钱，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似乎是太大太大了，这是整个人类绝对拿不出、也不会拿的钱。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笔关乎人类生存和世界未来的1500亿美元，这笔全人类都出不起的买命钱，却比80年代末美国每年的欧洲防务军费还少100亿美元。 我们再来看一看国防开支与和平事业的几项对比： 每年花费世界军费开支的0.5％，在几年内即可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自给； 疟疾每年夺去100多万儿童的生命，消灭这种疾病每年需5亿美元，只相当4个小时的军费开支； 用一辆现代坦克的价钱可以为3万名儿童盖1000间教室； 购买一架普通战斗机的钱可以开办起4万家乡村药房； 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钱，足以在沙漠化地区飞播造林150万亩，而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初期，一次就发射了100多枚这种导弹； 中国著名的“希望工程”，在八年中得到国内外捐款约人民币8亿元，建立起2000多所希望小学，救助了百万名失学儿童，但是——我们的生活中不幸充满了“但是”——这笔巨款仅仅相当于购买3架苏-27战斗机的价钱…… 军备奥林匹克是全人类的疯狂盛会，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甘于作壁上观。发达国家一马当先，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富国一掷千金，穷国不惜血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的就是军费开支。多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力江河日下，其军队却在迅速现代化；那里的人民一贫如洗，但武器装备却日益精良。现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每一天的军费开支约为10亿美元，而所有这些国家用于儿童营养和保健的费用，一年365天总共才只有25亿美元。 这个人类到底是太穷还是太富，是愚不可及还是歇斯底里，是无药可医还是吃错了药？ 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和苏联帝国的解体，宣告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上的“东西之争”逐渐让位给“南北矛盾”，即富国与穷国的矛盾。 有一种衡量一个国家公平程度的通用标准，即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据统计，这种差距最小的是北欧、日本等国，比例为4比1至5比1；差距最大的是巴西，富人与穷人收入之比为33比1，墨西哥为30比1；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差距大致在20比1上下。 但实际上，最不公平、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却是我们这个地球村本身。60年代，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为30比1；而今，这一差距又拉大了一倍多。今天世界上最富的10亿人，人均收入已超过12，000美元，而最穷的10亿人，人均收入不足200美元，比例大于61比1。并且，这种比最不公平的国家还要大一倍的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之中。 我们不可能指望富国和富人良心发现，会对穷国进行所谓无私援助。我门也不可能指望穷国和穷人安贫乐道，而不去想要像美国人或日本人一样地享受现代生活。 现在，发达国家以占世界20％的人门，却拥有世界上87.2％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总数60％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5.6％的收入。而富国还在继续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并通过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使自己更富和穷国更穷；穷国的积重难返和高生育率，也使它们难以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在一个富者更富和穷者更穷、富人越来越少和穷人越来越多的世界上，人类能够长期“和平共处”吗？ 20世纪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而其间最为耀眼夺目的，便是机械文明的大进军和大普及。似乎是人类生活越符合机械节奏，被机械所支配的程度越高，就越是现代，这是一个机械越来越像人、人越来越像机械的世纪。 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把人从宗教和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类终于在这个世纪中进化成为摆脱了恐惧、没有了禁忌并且不怕报应的那么一种“无所畏惧”的生物。外在的机械文明和内在的物欲膨胀相得益彰，我们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把人性放纵到了极端。在这个纵欲的世纪中，善与恶、美与丑、得与失、利与弊，都被推向了极致。技术手段和机械威力，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向同类大开杀戒，向所有的生命大开杀戒，向地球大开杀戒。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人类的处境和命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脆弱；人类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适和丰富，人类的精神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空虚和无聊。人类在这个世纪之中的所作所为，似乎都在证明着机械的辉煌和理性的黯淡、欲望的坚挺和良知的疲软。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比拥挤在一条几乎没有食物的船上的几个老鼠部族好多少呢？ 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而使那次人类规模空前的自相残杀更血腥更疯狂和更具毁灭性。 1937年9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已经在东亚燃烧起来的时候，爱因斯坦写道：“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成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教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爱因斯坦曾经十分后悔地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向罗斯福总统推荐了原子弹。”同时，直到逝世他也没有原谅曾与纳粹合作的德国知识分子。“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纳粹暴徒好多少。”他在《自传》的开篇则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投身科学，那是因为我发现并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是那样淡薄和脆弱，故而我才把目光投向旷远而永恒的天体……” 尽管人类的同情心是那样的淡薄和脆弱，尽管人类的理智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人类的道德准则没有能制止大屠杀，但是，惟有同情心、理智和道德准则才能使我们区别于动物，才能使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互利和共存，才能使我们对明天抱有希望。否则，我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麦克阿瑟将军发表讲话说： “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这里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在这里正式取得的谅解，忠实地履行这种谅解。 “我本人的真诚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任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二次大战以来的世界上，许多战争不能解决的问题，倒是被和解化解了不少。东西德国的统一、南北朝鲜的对话、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还有阿以言和、新南非的诞生，都显示了“和为贵”。临近20世纪末，这些化干戈为玉帛的行动，似乎给这个血腥的屠杀的黑暗的世纪带来了一线落幕前的光明。 但是，面对新的世纪，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人，恐怕不会比一个世纪之前更多。经历了空前恐怖的百年噩梦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人类可有足够的理智和力量，阻止那类大屠杀和大悲剧的重演么？ ——我们不知道。 到1999年，全世界的总人口将突破60亿；而这60亿人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则相当于1900年时养活600亿至900亿人对地球的环境压力。倘若所有的人都要达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消费水平，那么这一天文数字就还要乘上二十倍。已经超载已经疲惫不堪的地球，还能够承受比军备竞赛更为广泛更为狂热的“消费攀比”和“GNP竞赛”么？ ——我们不知道。 被物欲所导航、为机械和技术所助推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还能持续多久？它将把人类引向何方？ ——我们不知道。 1933年6月21日，鲁迅先生的日本友人西村真琴博士请他为“三义塔”题诗。上年的“一·二八”事变时，西村在上海闸北三义里收养了一只无家可归的鸽子（日语称堂鸠），带回日本后，“初亦相安，而终化去”，他在埋鸽子的地方建了这座三义塔。鲁迅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而在上海，他又目睹了日军的侵略。其时，上海的战尘刚刚落定，白山黑水已然变色，长城上的烽火又骤然而起。佛家将世界经历毁灭再重新开始的周期称为一“劫”。看来，芸芸众生还正处在“劫波”之中。鲁迅挥笔写下了《题三义塔》：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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