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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传说？还是事实？十多年未，它搁在我心中，一直狐疑难定—— 辽宁南大洼，盘山县城。 电影院正在上映《英雄儿女》。一群农村青年簇拥着一位年过五旬、身材高高的长者来到电影院门口，服务员拦阻道：“电影已开演……” 小青年们七嘴八舌地问她：“你知道你拦的是谁？” “谁？”服务员不解地瞪圆了双眼。 “他是写《英雄赞歌》的作曲家刘炽！” 服务员看看那位长者，腰板挺直，一手叉腰，那神态似乎在说：“我这个作曲家带几个青年看看这部电影还不行？” 是出于对作曲家的尊重？还是慑于人多势众？服务员让他们进了电影院……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年代，听过这个传说，我曾猜测：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是在挪揄刘炽这个“反动权威”，讽刺他不能俯首贴耳地听从改造呢？还是怀着敬仰之情称扬他一身做魂铁骨，执意不肯低下高贵的头呢？ 1990年仲夏，我来到刘炽在大连的寓所，在依山傍海的幽静环境里，伴着大海不息的涛声，品着他夫人李容功沏好的绿茶，我们开始一次旷日持久的长谈时，我首先就此发问。 已是69岁的刘炽，精神矍铄，他从椅子上弹起来，朗声大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杜撰！”说完，他沉吟一会儿补充说：“这个传说，我也有耳闻。抛开他的编造者的初衷不问，我觉得它的确反映了音乐的力量！音乐可以产生永恒的魔力！” 哦，音乐，产生永恒的魔力，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这样说。 “音乐的魔力，可以使一个人对不能感觉的事有所感觉，对理解不了的事有所理解，对不可能的事一变为可能！”这位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著称于世的语言大师持如是说，难怪柴可夫斯基一曲《如歌的行板》，使他落泪赞叹！ 恩格斯何尝不是如此！1891年，他首次听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后，以难以遏抑的激动心情当即写信给妹妹：“有一件事你是不能与我比的，今天，3月10日星期三，你不能听到贝多芬的《C小调交响曲》，而我能听到，这首交响曲加上《英雄交响曲》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字里行间犹见当年飞扬的神采。 列宁更是感情火炽。1903年他在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创造怎样的奇迹啊！” 音乐激起的非凡共鸣，在中国也古已有之。 钟子期从俞伯牙的琴声中，听得出赋在高山，赋在流水，以至知音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竟摔琴以谢。 一代诗仙李太白听蜀僧弹琴，痴迷而进入“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的境界。 白乐大是易于动情的，污阳江舟中妇人弹琵琶曲，竟使他泪湿青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也是音乐迷，他听友人的洞萧，从慢慢的游音中辨得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音乐，有此魔力，以至尼采断言：“没有音乐，生命是一个错误！” 音乐的魔力，永恒，跨越国界。 1989年10月10日，北京展览馆剧场，刘炽创作50年大型作品音乐会——《祖国万岁》在这里举行。 太阳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 大地一片光彩，一片光彩。 河流停止了咆哮，停止了咆哮， 山岳敞开了胸怀，敞开了胸怀…… 圆号、小号、长号、大号奏出了抒情的引子，短笛、长笛、双簧管、大管随即加入，小提琴、中提琴、大贝司、低音贝司的弓弦同时发出柔和的颤音，一曲《祖国颂》在优美的旋律中开始了。整个剧场静极了，只有乐音在回旋，在萦绕…… 坐在观众席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刘炽老战友贺敬之，艾知生、穆青、郑拓彬等人中间的，有一位黄发长髯的外国友人——伊利·赫米维茨，著名的美国钢琴家，他是专程与翻译赶未听音乐会的。舞台上由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指挥的庞大交响乐队，100多人的多声部合唱队，使他神迷。他聆听着，聆听着，发出惊叹：“多么丰富的音乐！多么磅礴的气势！我没有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乐队，这么好的合唱团，这么出色的大合唱！……” 这惊叹，恰似二十多年前类似惊叹的重演。 1963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首次访华，周恩来总理指名要中央乐团准备为客人演唱《祖国颂》，周总理说：“《祖国颂》是首好歌，它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一首歌，蕴含着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多么崇高的评价。 周总理还点名让刘炽赶写一首《欢迎歌》——《阿布阿萨德》（柬埔寨语）。 富于柬埔寨韵味的《阿布阿萨德》由中央乐团的歌唱家们演唱，西哈努克听得摇首击节，笑眉频展。待到听完《祖国颂》，他连声称赞：“这首合唱曲气魄很大！作者在北京吗？” 周总理笑了，指了指坐在身后的刘炽说：“这首歌和《阿布阿萨德》的作者就在我们后面，他是延安长大的孩子，现在是我们的作曲家。” 西哈努克转过身，向刘炽点点头，双手合十，许久，许久…… “延安长大的孩子”，自然是“红小鬼”，红小鬼成了创作50年作品音乐会的主人，50年沧桑变化啊！抗日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黄河的惊涛，长城的风云，白山黑水的咆哮，中原大地的锣鼓……刘炽，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华社在《祖国万岁》音乐会举行的时候，向海内外发出专稿：《一曲祖国颂，半生中华情》； 《瞭望》周刊海外版发表专访：《以祖国和人民为主题——访作曲家刘炽》；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民族音乐的旋律》…… 他的好友程云在为他歌曲选写的序言中，回顾他的创作道路后说，他是“继续奔流的河，还在燃烧的火”，却也捎带一句：“刘炽同志不是完人，甚至不是个循规蹈矩的战士。”……啊，刘炽，是一颗闪亮的星？是一株崖畔上高挺的树？还是浮在空中的一团难解的疑云？是一丛被雾蔼围裹的虬枝？ 循着音乐的魔力我开始寻找，寻找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音乐家的足迹，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长途跋涉…… 西北高原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空旷、渺远、荒凉、光秃秃的丘陵连着丘陵，丘陵让雨水冲刷出的沟壑连着沟壑。 然而，就在这片高原上，却有一座人们仰慕的宝塔山，有一条河水清粼粼的延河。在现代中国史册上，它成为一个“圣地”。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外交部长黄华在联合国的档案库里，发现了一组30年代以这个圣地为背景的照片，他复制了一套，珍宝似地带回了祖国，交给国务院，转到了中央档案馆。 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在窑洞前的合影；红军大学士兵在宝塔山前高歌；延安抗日民众大会全景……每幅照片都记下了革命历史上一个闪光的瞬间。 咦，这是在干什么？照片上几个红小鬼在比比划划！他们都是谁？ 有人说，这是红军剧社的红小鬼在排练。 于是，档案馆负责人找到刘炽。一场历史性浩劫结束后，他刚刚回到北京，据说他曾是红军剧社的成员。 刘炽捧起了几张珍贵的照片，他的双眸一下子豁亮了！那种被唤起的往昔最美好的记忆，使他的脸颊上像飘过两朵红云那样放出光彩。 “这就是我！”刘炽指着其中的一个赤脚的小鬼说。“这是王文祥！这些都是斯诺《西行漫记》中讲到的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红小鬼！……” 1937年，爱德加·斯诺夫妇访问延安时，刘炽正是危拱之领导的红军剧团的小演员，他们发现刘炽“已是有主角倾向”的“少年天才”。 海伦·斯诺在她1952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尘》中写道：“当我去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剧社学校——该社的社员包括演员50人——的时候，宿舍中只住着19个孩子……剧社中有三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导演赵品三，剧校主任温涛和男童星刘炽，当我第一次专访问剧校时，正式被两个男童星握手相迎：一个惊人聪明的机灵小男童和他的伴儿王文祥。他是一个强壮的长成的大男童，做着校中的班长…… “刘炽和王文祥两个儿童演员是我夏天的小爱人。他们常来访，坚请我教他们美国式舞蹈，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除了几步踢踏舞原是我曾经一度当作一种运动而试学的。我把这跟我模糊记得的孩子时代舞蹈动作凑合起来，但他们以为这功课非常有味。循着留声机唱片About Quarter To Nine（《大约八点三刻》）勤奋地练习。不久，刘炽教其他同学跳踢踏舞，他们着魔得厉害。然而，他们在剧院中的表演都不是一个大成功——鞋底上没有装铁片是一个大原因。 “刘炽15岁。他是陕西省银行经理的儿子，受西安事变影响，倾向‘革命’参加那时的东北剧社，于是他在12月25日逃出家庭参加红军剧社。 “12月9日刘炽与中学学生参加示威，向临潼前进。要求蒋介石不要继续进行内战，组织统一战线。他在示威的前排，当时张学良在路上劝他们回去，因为恐怕蒋介石的宪兵会向他们开枪——两个学生已经受伤，示威是在一种极愤激的状态之中。就从那时起，刘炽要做一个革命者，而非一个银行家的儿子…… “他是一个少年天才。剧团里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他会模仿无论什么。有一大张小调和小贩叫卖的节目单。那些都是他小时候零星学来的，他演出一节很好的拳术。他在剧院里唱得太多了，他的声音几乎被毁坏，医生们有一个长时期禁止他歌唱来恢复它。他机敏的才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时常使我惊异的地方。 “刘炽已有主角倾向，譬如他不穿规定制服，戴一顶有红星的黑绒便帽……” 1980年海伦·斯诺在她的《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中，以专章《中美友谊——四十二年之后》再次记叙了她对刘炽的记忆与交往，从中我们看到了少年时代刘炽的轮廓。 1937年的延安，不只飞传着抗日前线的信息，不只传着《自然辩证法》、《铁流》、《母亲》，也有似乎不趋时尚的文化生活。 斯诺的扑克牌，不只吸引着独臂将军蔡树藩来打“勒美”，也吸引着邓颖超、贺子珍来学习…… 也学跳舞与英语。吴光伟，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是位俊逸超群的女性，舞起来姿态动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毛泽东常将她请到窑洞里教授英语…… 而刘炽学跳舞是为了演出，他与伙伴从海伦·斯诺那儿学会了踢踏舞是为了登台献艺。但延安舞台的地板是黄土夯成的，他们的鞋是布底的，自然难产生踢踏舞的明快节奏。 刘炽一直感戴他这位舞蹈教师，1987年当海伦·斯诺七十寿辰的时候，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们的朋友海伦·斯诺》献给她。 但有一点海伦·斯诺却记错了。刘炽的父亲刘彭卿不是陕西省银行的经理，他的家庭也并非极其富有。刘彭卿只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当刘炽刚上学时，就已是家道中落，他被送进祖居甜水井子西头的三仙庙，帮助打扫佛堂，以此混口饭吃。 而这，恰是刘炽一生与音乐结缘的开始。 从先秦就成为京都的西安是个充满音乐的城市，夏末秋初的傍晚，三人一组雩郿调艺人边走边唱，常吸引着刘炽去听一段段《刘全进瓜》、《八仙上寿》，他尤其对艺人手上的胡琴、三弦、梆子和铃铛有兴趣。稍大一点他成了学校音乐课的尖子。虽然他的算术常不及格，音乐却总是100分，教师常挑选他去演黎锦晖先生的《月明之夜》、《葡萄仙子》、《乒乒乓乓》，他还常钻戏园子里去听秦腔、京戏、蒲剧、汉剧，因而，当他进了以古乐闻名的三仙庙后，如鱼得水。 30年代西安有十七八家名古乐社，是隋唐燕乐流传下来的支系：显密寺、东仓、西仓、香木园、大吉昌、城隍庙……若加上城郊的鼓乐社和以打击乐为主的“打呱社”可超过百家。每逢农历六七月的十七、十八、十九，是古城西安的民间音乐节日，大街小巷，庙宇广场，一队接一队的乐队，卖力气的演奏演唱，宛若有组织的民间音乐会演。 三仙庙的古乐队是其中的佼佼者，乐队的名艺人富振中，是位以卖油炸糕为生的小商贩，但在古乐界是位德高望重，勇于创新改革的古乐作曲家。他写了十几部类似交响乐性质的大作品，为此受到了古乐界偏于保守的人的猛烈攻击，但这些作品演奏后，却使三仙庙鼓乐队在西安各界大受青睐，刘炽就以富振中为师，很快学会了萧、云锣、全部打击乐器和佛曲领唱。 三仙庙乐队里，有一位笛子师傅王六爷，是西安古乐界笛子权威，刘炽又向他学笛，后来王六爷吹不动了，古乐队就由刘炽笛子领奏。这使刘炽成为古乐队中的“全才”，他踮起脚跟敲打热闹的云锣，张开两臂像会飞的小鸟一样拍打铜钹，叉开手指竭尽全力捺全笛孔来领奏笛子……正是这一段经历，使刘炽进入红军剧团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艺。 1933年，刘炽12岁，家境更加贫困，使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考入西安印书馆当上童工。在这里，他从新闻媒介——报纸，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悟到中国大地希望曙光的所在，当西安事变的枪声刚刚响过之后，他从家里偷偷跑出，星夜兼程，步行90里来到陕西云阳镇，找到了红军。 云阳，这时是红军留守处所在地，来到这一眼望得到头的小镇上，最惹人注目的是穿着灰军装、戴红五角星帽徽的红军战士。刘炽，这初出茅庐的“牛犊”，多么渴望成为一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的红军战士啊！ 他如愿以偿。红军留守处处长、前红三军团副参谋长、29岁的将军伍修权亲手给刘炽戴上红军帽，发了红军装。从此，刘炽从一个铸字的童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小战士。 也许命运过早地给贝多芬带来了耳聋与爱情上的屡遭不幸，他在灾祸中学会了坚忍。在《致爱尔杜第伯爵夫人书》中，他写道：“我们这些具有无限精神的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通过痛苦才得到欢乐。”他甚至发出这样倔犟的呐喊：“我要扼住命运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命运也给刘炽带来诸多磨难。他曾三次大难临头。 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开始了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那湍急的漩涡中，不论是文学巨孽，还是艺苑新葩，都难免被摧折的命运。刘炽，这位辽宁歌剧院第一副院长，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辽宁歌剧院大染缸黑掌柜，一贯现行反革命五大罪状，被送到辽宁南大荒去“改造”了。 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刘炽得到一个讯息，他和另外36人，已被列入江青等人拟定的处决名单之中，随时都有去见马克思的可能。 1975年，他被人押进县城审讯两天没送回，有人说：“老头子这回活不多久了！” 毕竟是经风闯浪的人，刘炽做了两手准备，他写好一张纸条交给个学生，让学生缝在棉袄里，一旦他被捕，就请学生千方百计转给敬爱的周总理。 纸条上只有十二个字： 总理：我很危险，请来救我。刘炽 与此同时，刘炽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创作，想写出绝笔作品告别世界。他由《祖国颂》想到哺育他成长的又一个源泉——大地。他授意让一位勤奋好学的知识青年鲁东勇写一首新词《大地颂》—— 高山巍峨， 平原辽阔， 大海翻腾， 红日照耀着祖国…… 面对祖国、大地，他有什么不能奉献呢？死亡的威胁，在他一生中已是第三次。前两次，他记忆犹新，那是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原大地的岁月—— 1938年，刘炽所在八路军战士剧社流浪孩子剧团到西安、临潼、渭南一带演出，在胡宗南所部陆军第一师遇到了麻烦。 17岁的刘炽已是带团的导演。胡宗南部下一位副官找到他：“留在我们师吧，给你们发正规军军装，吃穿有保障，不必再到处流浪了！” 刘炽懂得，这是要瓦解他们这个宣传抗日的娃娃剧团，他婉言谢绝了。 副官脸色骤变，说话也带几分威胁：“不服从收编，就把你们取缔！” “我们宣传抗日何罪之有？为何取缔？” 副官看他软硬不吃，恼羞成怒：“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哟！”一时杀气腾腾。 副官并非只是恫吓而已。流浪孩子剧团所驻学校的音乐教师偷偷传信给刘炽：如果他们不服从收编，胡宗南部下们将下狠手，要把剧团里年龄大的六七个死心塌地的小八路活埋，其余的遣散…… 危在旦夕！ 这紧要关头，驻地附近的东北军机械化200师修械所来邀请剧团为官兵演出。入夜，修械所驻地车灯大开，几辆卡车搭起的临时舞台上亮如白昼，刘炽和伙伴们来到这里，准备做宣传抗日的“最后一场演出”。 短剧《侵略》，把东北军官兵带回到沦陷的东北家乡，抗日的歌曲，激起了有血性的东北青年群情亢奋。当台上唱起《松花江上》时，台上台下的歌声连成一片：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这支歌是作曲家张寒晖亲自教给刘炽的。1936年12月，基于爱国义愤的刘炽离开西安印书馆，首先报名参加了东北军学兵队，不久，进入12.12剧团，团长就是张寒晖。 这一年，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少，布满西安的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归不得，有仇不能报，却要为打内战卖命，人人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当时正在西安二中教书的张寒晖天天看到这种怵目惊心的惨景，耳鼓充满嗟叹痛苦的呼声，于是谱写了《松花江上》。歌曲以含着热泪哭诉似的青调，唱出悲愤交加的声音。张寒晖说：“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那种哭声变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了……” 《松花江上》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倾诉性音乐贯穿全曲，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刘炽从张寒晖那里学到这支歌，每次演唱都激起强烈反响，而这个晚上，当台上台下同唱这支歌产生了强烈共鸣时，更使他热泪夺眶而出。 出人意料的奇迹出现了！修械所的李所长和高技师找到刘炽，神色严峻：“小刘，我们已知道了你们的处境，演出结束请你们迅速集中到一辆卡车上，我们送你们走！” 啊！音乐！这将中华儿女凝结在一起的伟力之所在。 夜幕下，刘炽和他的小伙伴们神速地在一辆大卡车上集中了，李所长和高技师拉起了帆布篷，将他们罩得严严实实，又派战士在车厢顶架起两挺轻机枪，护送他们撤离险境。 汽车射出两束穿透暗夜的光，箭一般向远方驶去，刘炽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然而，走出不远，一句厉声的：“口令！”把车拦住了—— “从哪儿来？” “华阳县！” “拉的什么？” “军用品！” 渭南——西安——临潼——集贤庄，东北军官兵一直把剧团的孩子们送回大本营。正在这里的林伯渠看到这群红小鬼安全归来，喜出望外，让炊事员赶快烧水让孩子们洗澡，再炖一锅红烧肉，慰劳慰劳…… 死里逃生，刘炽始终难忘一曲《松花江上》产生的威力。他也回想起在三仙庙富振中师傅创作的古乐曲的魅力，心中泛起一股想写作曲，为人民写歌写乐曲的念头。 1938年4月10日，一所专门为革命培养文艺人才的学府——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了。这所由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由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共同发起创办的学校，设立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几个系，拥有一批杰出的教师，一成立就吸引了从祖国四面八方投向革命圣地的青年。 鲁艺校址，初设在延安古城北门外西侧的山坡上。1939年迁到古城东门外桥儿沟。刘炽就在这个时候，考人鲁艺音乐系第三期。 鲁艺音乐系的教师阵容强大，吕骥教自由作曲，向隅教和声，冼星海教作曲与指挥，杜矢甲教声乐……刘炽刚刚入校就赶上学校排练《黄河大合唱》。 宝塔山下，延水之滨，在一排排窑洞下面的山坡上，一位身着短裤，灰色上衣，脚踏草鞋的中年人，挥动着有力的双臂指挥着百多人的合唱，他，就是冼星海。 刘炽早就仰慕冼星海的大名了。这位贫苦船工的儿子，在贫困窘迫中在巴黎师从法国小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作曲家保国罗·杜卡学习，回国后，创作了大量声乐作品和电影音乐，《黄河之恋》、《热血》，都为刘炽久久吟唱，当他入学不久，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听完《黄河大合唱》后，他便为这气势宏阔的大型场乐作品深深震撼了！ 要当星海的好学生！——刘炽抱定了这一决心。 音乐概论、音乐运动、普通乐学、视唱、练耳、作词法、指挥、自由作曲、作曲法、合唱、器乐……第一学期功课多，刘炽每天啃那些枯燥的讲义，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到第二学期分组研究时，他来到作曲组却如鸟儿投林般畅快了。 刘炽迷上了民间音乐，即使正规课程再紧，他也不间断地向民间艺术家采录、分析、整理陕北民歌和西北各种戏曲音乐。丰富的营养，使他一进入创作阶段就尝到了甜头。 冼星海要求学作曲学员每周交一首习作。刘炽第一次谱写了刘御作同的《陕北情歌》，冼星海批了一个字：“好！”第二次，刘炽交上一首儿童歌曲《叮叮》，冼星海批道：“很好！”第三次，刘炽交了一首混声二部分合唱《打场歌》，冼星海在歌曲旁鼓励一句：“非常好，我希望它传遍全国！” 授业者师的青睐，使刘炽心中作曲的欲望之火愈燃愈旺，这时候，冼星海却在他头上洒下丝丝细雨：小刘，搞作曲，要以民族音乐为创作主体，但还要向欧洲的歌剧、交响乐学习，要兼收并蓄，还要从文学与其他艺术中吸取养料……于是，刘炽开始接触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罗米欧与朱丽叶》…… 1940年5月，冼星海将赴苏，刘炽对恩师的离去恋恋不舍，他一直把星海送到南去的汽车上，他捧上手中的《联共（布）党史》请星海题字，星海落笔疾书——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 这珍贵的题词，刘炽50多年来一直铭刻在心，化作他音乐创作的灵魂。 1940年10月，刘炽从鲁艺音乐系毕业，进音乐室当研究生不久，就奔赴鄂尔多斯草原考察蒙古族音乐。蒙古族文艺考察团由王锋带队，朱丹、王亚凡、李建彤、马寅与刘炽同行。 他们来到伊克昭盟乌审旗，搜集民风、民俗、民间音乐。刘炽年龄最小，他身穿蒙古族服装，拜访活佛，结交喇嘛，与牧民交朋友，很快采录许多蒙古族民歌，他不只能记下来，而且很快就能唱出来，博得许多蒙古同胞的喜爱，由于他不会讲蒙语，老乡说：“这小伙，把蒙古话芯了，但还是咱蒙古族人。” 塞外风景异，大漠落日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虽然令人痴迷，但在那抗日烟尘席卷长城内外的年代，这里却是日、蒙、白俄、国民党特务出没的地方，在这儿，刘炽第二次蒙难了。 半夜里，有人急敲考察团驻地的窗损：“同志，敌人的骑兵要来袭击你们了！你们的马已经被偷走了，我们在村口给你们备了马，装上行李快撤吧！”报信的是蒙古族地下工作人员，语气急切，不容迟疑。 刘炽一行囫囵穿好衣服，迅速收拾行装，在村口集中上路了。同行的还有书法家陈叔亮与评论家陈涌。 当他们扬鞭策马在迷朦的夜色中向西奔去时，村东已响起零碎的枪声，敌人真的赶来了，这些草原的魔鬼，个个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刘炽这一支没有武装的抗日队伍是难与之较量的。于是，他们勒紧缰绳，催动马儿快跑，一口气就出去五六十里地。 脱险以后，刘炽回到延安。脱险的经历，蒙古草原、蒙古族音乐给予的强烈感染，使他很快进入创作状态，三天三夜的奋战，歌剧《塞北黄昏》脱槁了。 以蒙汉联合骑兵队斗争为题材，具有浓郁蒙古风情的歌剧，是延安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之后诞生的第三部歌剧，由萧松、枫林、周斌、彦军、李凝、阮艾芹主演在延安上演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中共中央与领导们都来到剧场观看，邓颖超看完又把因公外出归来的周恩来也拉来看，周恩来已熟识了刘炽，鼓励他说：“小刘，搞得不错，但是别骄傲，还要再前进！……” 战争年代两次死里逃生的情景犹历历在目，面对江青之流的淫威，刘炽又有何惧？在南大荒的茅屋火炕上，他与鲁东勇一次次研究《大地颂》的歌词，一次次修改大合唱的曲谱。这是崇高与邪恶的较量，这是意志与毅力的搏击。 然而，《大地颂》并没有成为刘炽的绝笔，历史埋葬了野心家们的迷梦，处决36人名单化为一张废纸，刘炽接到了“解放”的通知，在阳光灿烂的春光里他最后完成了《大地颂》。 1984年，全国首届合唱节上，由著名指挥家秋里指挥，首都教师合唱团、钟声合唱团联合演唱了这部大合唱。新华社报道这次演出时写道：“他为祖国大地洒满了鲜花。” 老朋友萧军夫妇也来听了这次演唱，并向刘炽祝贺成功。刘炽回答说：“你这拼命三郎几次遇险逢生，我这大合唱也是第三次死里逃生才得见天日啊！” 两位延安时代的老朋友会心地笑了。 音乐，在劫难的磨砺中爆出耀眼的火花！ 据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载：1997年旅居法国的华侨为迎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聚会在巴黎，有人提议，唱一支故乡的歌曲吧！一位在劫难中来到巴黎的女钢琴家在琴键上奏出了一个前奏—— 于是，人们异口同声地合唱起一支令人心荡神驰的歌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歌声飞出楼窗，在凯旋门的上空，在高耸着艾菲尔铁塔的蓝天中飘荡，它融汇着海外游子浓浓的思乡之情…… 时过十年，沈阳歌舞团的青年歌唱家马太萱来到新加坡演出。她以特有的甜美歌喉，唱起了《我的祖国》，台下竟有许多华人击节而和之，演出升腾起一个高潮……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女士穿着一身华丽的演出服在迷离变幻的灯光中走到台前，她玉颈微偏，香腮一展，从两片红唇中飞出一曲深情的歌声。啊，《我的祖国》，这遍布五洲四海的龙的传人共同喜爱的歌曲，一下子拨动了荧屏前数以亿万计的电视观众的心弦。“一条大河波浪宽……”优美动人的旋律瞬间响彻大地，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雪山哨卡，南海列岛…… 在唐代，有人说凡有井水处，就有乐天诗。 今天，有人说，普天之下，凡有龙的传人的地方，就有《我的祖国》。自1956年初郭兰英在《上甘岭》中唱过这首歌曲后，30多年来，李波、仲伟、马王涛、彭丽媛、万山红，多少著名歌唱家演唱过它？亿万人民多少次在不同场合表演或歌唱过它？恐怕谁也难以数计。 一位作家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感情的闸门。《我的祖国》是股激流，能冲开每座感情的闸门。 《上甘岭》正在上映。坚守上甘岭的志愿军某部七连战士打得很艰苦，很顽强，全连一百多人，只剩下指导员，护士小王，一排长和两个战士了。阵地上一片焦土，他们还守在坑道里，没有食物，没有医疗，甚至已没有了水！重庙的指导员已濒临死亡的边缘，他没有遗憾，只有请求：“小王，请再给我唱唱《我的祖国》吧！……” 护士小王含着热泪唱起来，指导员也随声合唱，战士们也含泪加入了，指导员在深情的歌声中合上了双眼与世长辞了…… 有多少人在这悲壮动人的歌声中潸然位下啊？50年代，我第一次看《上甘岭》时流泪了。80年代，当彩色影视已占领了荧屏银幕后，我再一次看这部黑白片，仍难遏止泪泉的涌流。 刘炽说，我是以全部的感情和积累投入影片《上甘岭》音乐创作的。 1956年，延安时代的战友，《上甘岭》的导演沙蒙找到刘炽，让他承担影片的音乐创作。看过脚本，刘炽大为振奋，欣然从命。 进入创作了。为这支《我的祖国》沙蒙向刘炽提出：“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遍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过了若干年，这电影不演了，只要唱起这支歌，就会联想起影片中动人的场面，就会怀念起那些可歌可泣的志愿军英雄门！……” 沙蒙是很懂音乐的电影导演，他提出的音乐要求相当高，却不是无的放矢的。因为他知道刘炽写电影音乐是有潜力可挖的，1949年刘炽为《人民的新旅大》谱曲，其中《柔和的阳光》很快传开。1950年凌子风导演的《陕北牧歌》刘炽谱写音乐，插曲《崖畔上开花》、《刘志丹颂》风行全国灌制了唱片。他为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谱曲，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更是在少年儿童中间久唱不衰…… 然而，刘炽却未敢夸海口。他说：“沙蒙同志，世界上神枪手有两种，一种是指哪儿打哪儿，第二种是打哪儿指哪儿，我的作曲属于第二种。”话虽这么说，重托的分量已压在肩头，刘炽暗下决心要严肃对待，绝不辜负沙蒙的热切希望与影片中的英雄们。 由林彬、曹辛、沙蒙合写的《我的祖国》歌词在刘炽面前铺开了—— 祖国啊，我的母亲， 你的儿女， 离开了你温暖的怀抱， 战斗在朝鲜战场上。 在我们的身后， 有强大的祖国…… 刘炽读了几遍，怎么也捕捉不到旋律。他觉得这首词缺少中国诗特有的韵律，按词谱曲，纵然费九牛二虎之力，充其量也只能写成欧洲式的抒情歌曲，在广大人民中不能流传。于是他坦诚地向沙蒙谈了自己的看法。沙蒙善解人意，很快按刘炽选定的词作者请乔羽重写了一首《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诗情画意很快把刘炽带进一个新境界，他开始有了信心，着眼对音乐素材的捕捉。 他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源泉。从在鲁艺开始，他的衣袋里就朝夕不离地装着一本用粗马兰纸装订的搜集民歌的小笔记本。他与马可、安波、张鲁、关鹤童在延安被称为与民间音乐结缘的“五人团”。1942年，他们写成《七月里在边区》，把典型的陕北民歌七声徽调式赋以乐观、开朗、向上的崭新情趣，一下子就在边区传开了。 这一年鲁艺成立了“大秧歌队”，田方当大队长，刘炽成了总导演。以陕北民歌风为特色的秧歌红红火火地扭起来了，刘炽与严正当龙头，后来成为《五朵金花》导演的王家乙是“龙尾”，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出了名。安波的《兄妹开荒》一炮打响，刘炽充满乐观幽默感的《送盐》也成为新秧歌运动中有光彩的作品。 1943年，他为秧歌剧《减租会》编曲，他巧用陕北的古道情和山西的新道情完成的独唱曲《翻身道情》一直风行至今，郭兰英在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获得金质奖章。 1944年，为庆祝苏联红军反法西斯的历史性转折，刘炽与贺敬之合作写《胜利鼓舞》，他从已掌握、运用得相当圆熟的陕北民歌风中一跃而出，唱出一支振奋人心，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和声商调式进行曲—— 这里从“5”七度下行跳跃到“6”，运用了欢呼的乐句，新颖而又极为大胆，自然而又富于逻辑性，强烈而平稳。它第一次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写作勇壮的进行曲并不是非用大调式不可。 《胜利鼓舞》由秧歌队演出后，很快在解放区传开，毛主席看了鲁艺大秧歌队的演出说：“很有中国气派。” 1945年，刘炽随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横跨五省，长途步行来到辽宁沈阳，担任东北文艺工作团音乐部主任，他又抓紧搜集挖掘东北民间音乐，在他创作《工人大合唱》、《生产忙》时，新的音乐素材迅速得到了应用。 “你想让人民喜爱你的歌吗，那就决定于你是否热爱人民喜爱的歌。”刘炽从自己的创作中得到这个感受，于是，他面对《我的祖国》歌词，找来了解放以来群众最喜欢的几十首歌曲，再精中选精找出十首：《二月里来》、《纺棉花》、《草原情歌》、《五哥放羊》、《康定情歌》、《小河淌水》、《对面山上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小放牛》（与根据《小放牛》改写盼《卢沟问答》）。 刘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唱这十首歌。唱累了用笛子吹，吹累了又唱，从中揣摸，体会这些歌曲奥秘，分析它们的旋律，情趣，节奏特点，语言性与矛盾性的统一，曲式的结构逻辑，调式调性的规律…… “这家伙疯了？魔了？一天到晚唱啊，吹啊，翻来覆去老唱这几首歌！” 是的，刘炽“走火入魔”了。他在痴迷中似乎抓到点什么—— 根据这首《小放牛》改写《卢沟问答》的头两句被他们捕捉到了。 刘炽把这头两句略加改动，作为新歌的动机种子，动机找到了，刘炽欣喜难捺。如何发展这个动机？他投入了最真挚的情爱。那些可爱的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他们牺牲前的刹那间痴情地，如饥似渴地怀念祖国——母亲的高尚纯洁感情，促使刘炽很顺利地把宝贵的种子培育成幼苗，又把幼苗培育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啊，“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他仿佛和“最可爱的人”一起看到了江南那优美如画的江山，迎风的稻浪，一起插秧褥草的亲人……他一气呵成了前五句歌词的曲谱，起、承、转、合非常顺畅。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开始谱副歌了，田园风的抒情画面，一跃变成了勇壮的英雄群像式大幅浓烈油画，对祖国的深情怀恋要升华为提起祖国就感到骄傲与自豪的情感。祖国，多么博大，多么可爱，她有光辉悠久的历史，她的高山，峡谷，长江，黄河，森林，牧场，平原，田野，是那么辽阔，那么瑰美！为保卫她而流血牺牲也是壮美的！刘炽觉得自己心中也升腾起一股对祖国的挚爱之火，他的笔在五线谱上上下滑动着，开阔的长音，从弱拍起大调的典型进行……与前五句词对比强烈，更加壮美的副歌音乐产生了。 《我的祖国》在影片《上甘岭》中是首插曲，《英雄颂》才是影片的主题歌。迎着总攻击令的冲锋号，志愿军战士们从坑道里打出来，向前猛冲，直到影片结束。这是一首加入钢琴伴奏多达十多分钟的混声大合唱，刘炽把它处理成一首壮烈雄健的男性美的合唱，表现志愿军威武不屈，惊天动地，英勇顽强，气贯长虹的风貌和气概。 当影片音乐录制完成后，一位艺术界的前辈对刘炽说：“我听出来了，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优美深情的女儿，又找到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 面对“知音”刘炽笑开了：“是的，你很理解我的苦心，我把《我的祖国》当成柔美明媚的女儿，把《英雄颂》作为威武不屈的儿子，他俩各有风貌，性格，但共同点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罗斯的，法国的和德意志的，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 自古男儿有泪不轻弹。刘炽是个硬汉子，但在《上甘岭》的曲谱堆里，他却止不住落泪了。当他写作七连指导员牺牲场面音乐时，他泪如雨下。 以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演奏出的这段雄浑悲壮交响音乐，震荡多少人的心弦？呼唤多少人心灵深处的感情？当刘炽把它谱就时，他眼前呈现的不只是志愿军战士壮烈殉身的场景，他的思绪还飞回到14年前抗日烽火燃遍黄河两岸的日日夜夜。 1942年，鲁艺组织了河防将士访问团从延安北上，赴绥德、米脂、霞县、吴堡黄河两岸一线去采访，慰问驻扎在这一带的359旅、独立一旅、警备旅的抗日将士。 由马达、安波担任正副团长的访问团，为前线将士们演出、慰问，并进行采访。刘炽和音乐组的张鲁、关鹤童，还抽时间搜集几个县的民族、民间乐曲和民间戏曲音乐。 在米脂县，他们找到了当时享有盛名、老幼皆知的唢呐艺人常毛儿。常毛儿出身喷呐世家，曾有这样一个传说，一次迎送朝廷命官，常毛儿的爷爷吹唢呐，一口气吹了四十里音不断。朝廷命官回到京城，向皇帝老于奏明了这个奇迹，皇帝一高兴，御笔钦点：米脂县的常吹鼓手死后可以进祖坟，他的后代可以进考场……旧社会，王八、戏子、吹鼓手等被称为下九流，他们是不能得此殊荣的，惟独常家得到了如此隆恩。这人传说虽然真假难辨，但足以说明常毛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 这位唢呐世家传人常毛儿给刘炽他们吹了《将军令》、《大摆队》、《柳生芽》、《万年欢》等十多首乐曲。当老人用唢呐吹奏《凤风铃》时刘炽被吸引了，震撼了。它的音乐极其丰富，深情悲壮，博大，毫无消沉与哀怨，给人以力量与希望。刘炽与张鲁、关鹤童把它牢牢记下来，带回了鲁艺。 不久，边区政府委托鲁艺组织一个送灵乐队迎送成吉思汗灵柩。于是，鲁艺研究生部临时凑合了个小乐队，时乐蒙、向隅任小提琴，徐徐任手风琴，张鲁任三弦，马可、彭英任板胡，王方方任低胡，安波、任虹、李刚任打击乐，刘炽担任笛子领奏。用什么音乐呢？刘炽建议就用常毛儿教授的唢呐曲《风凤铃》吧！ 它深情、悲壮，迎送灵柩很合适。在艰苦年代里，来不及搞器乐谱，在演奏时通过集体商量和笛子的领奏，从旋律的结构，曲式的组织上，对《凤凤铃》进行了加工和丰富，这就是陕甘宁边区《哀乐》的雏形。 不久，这支临时乐队又接到了迎送刘志丹灵柩的任务。刘志丹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他牺牲后，家乡为纪念他更名为志丹县。送灵乐队要把这位革命先烈的灵柩从延安送到志丹县。一路上，他们一边吹奏着这支《哀乐》，一边进行再加工，使乐曲更趋向完整，干净。安波还为哀乐填写了歌词，在志丹的墓地上演唱，人们在悼歌中流着眼泪把刘志丹这陕北英雄的灵柩送入墓地。 两次送灵演奏中，刘炽每当吹起笛子领奏时，都被乐曲感染，激动得不能自己。他觉得它比贝多芬的《丧礼进行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第三乐章还要感人，还要深刻，还要悲恸…… 这一切深深铭刻在刘炽的记忆中，因而，当他谱写《上甘岭》七连指导员牺牲场面的音乐时，《凤风铃》——《哀乐》自然流到他的笔端。他又进一步加工，完成了双管管弦乐加大锣的完整的《哀乐》。 录音的时候到了。编剧、导演、全体演员和摄制组工作人员，听了《哀乐》第一遍试奏后，长时间的沉默，录音棚里鸦雀无声。正式开录！人们看着银幕上打出的七连指导员牺牲的画面，听着《哀乐》，个个涕泪交流，录音结束很久，录音棚里还有低泣的声音，导演沙蒙走到刘炽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伙伴，简直太好了！我代表摄制组全体同志感谢你！” 沙蒙的话是由衷的。他的预言，在35年后的今天回过头看，真的言中了！《上甘岭》的音乐，《我的祖国》、《哀乐》……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说：“音乐是人类思想感情和精神生活自由表现的艺术。”一位音乐家，感情升华时，他所挚爱的音乐也随之升华，以至竟然感到：“作出这音乐的不是我，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力！” 这种对于音乐的自由，带给作曲家的是欢悦与创造力的解放。舒曼于是咏诗般地抒发道：“我们来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我们一同来作曲，演奏，像天使一样把欢喜送给世间的人类！” 约翰·施特劳斯在完成《蓝色的多瑙河》之后，曾有一段迷人的经历。他和一位女友乘坐马车奔驰在维也纳郊区的森林、树丛、野花、鸟鸣，基塔琴奏出的民音乐曲连德勒，接踵向他扑来，他陶醉于大自然的瑰美，很快为奥地利人献上一幅森林有像画——《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首圆舞曲带给维也纳人的愉悦是非凡的，以至德彪西说：“施特劳斯从不会去写一个维也纳人听不懂的音符，他永远是合时宜的，永远使人感到有趣。” 新中国的诞生，也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片可以自由驰骋的“维也纳森林”。1950年刘炽从东北来到首都，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实验歌剧院的艺委会委员兼作曲，他像进入维也纳森林的鸟儿为歌唱春天不歇息地欢鸣了！ 1951年，周恩来总理交给中央戏剧学院一项任务：为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创作一个新舞蹈。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周总理访印时，受到了印度人民盛大而隆重的欢迎。印度作曲家为欢迎周总理还写了首优美的歌曲。尼赫鲁回访中国，作为东道主自然应该有像样的节目啊！ 由胡沙、吴坚协助刘炽担任编舞，刘炽负责作曲。是古希腊欧特耳珀女神给予的灵感吧，他们想到了荷花，在信佛教的印度，释迦牟尼是在莲花座上诵经的，在中国，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一直是无比圣洁的象征。它既可以说是新中国的象征，也可是中印友好的象征。有了这美好的形象，《荷花舞》很快成形了。程若的歌词《荷花颂》也已定稿，作曲刘炽成了众目所归。 刘炽似乎不慌不忙，每天吃饭后照例打几小时的乒乓球。这时他迷上了小小的塑料球，正学拉弧圈，剧务黄山催他：“快拿曲子啊，等你的音乐排练呢！” “没事，别急！”刘炽拿着球拍，眼睛盯着球。 小小圆球在球台上飞来飞去，刘炽一直打到晚九点仍未停手，黄山急得火上房，又催他：“刘炽，这可是迎外宾的任务，你不能误事啊！” 刘炽边发弧圈球，边回答：“放心，明早准给你曲子！” 一直到十多点钟，刘炽才放下球拍坐下来谱曲—— 不到一小时，舞曲完成了。原来，刘炽几天来就一直琢磨着舞蹈的音乐，他从民歌《扬燕麦》中找到动机，一直在默默哼唱着《荷花颂》。等到伏案工作时已是水到渠成了。午夜一点，他将全部曲谱抄清，次日凌晨交付排练。一周后，《荷花舞》就在怀仁堂舞台上向中央领导献演了。 荷花仙女们舞姿翩翩，《荷花颂》音乐悠扬婉转。坐在观众席上的毛泽东主席高兴地鼓掌：“好，这个舞编得好！” 当尼赫鲁总理率印度政府代表团访华观赏这个舞蹈时，面对象征祥瑞的荷花，欣赏仙姿仙态的艺术，全团的人双手久久“合十”。 中国盲年代表团的艺术家把这个舞蹈带到了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为中国争得了舞蹈与音乐两项金奖。 1954年，中央戏剧学院将上演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导演、苏联专家列斯理对话剧的每个环节的处理都一丝不苟。李香君身陷囹圄后被吊打，老师苏昆生在大雪纷飞的附近森林里吹起了《寒冷的大地》，他要用笛声传情，让香君坚强一些，这段4分多钟的笛子曲，先后请了两位颇负盛名的作曲家来谱，列斯理听后都连连摇头。 助理导演吴坚找到刘炽：“请帮忙，后天就预演了，你是延安吹笛子最好的了，千万把这段笛子曲给完成了！” 刘炽熟悉《桃花扇》的故事，也深深喜爱这场戏，苏昆生以笛子传情正符合他的口胃，他爽然应允：“好，你把录音机搬来，我给你即兴作曲并吹奏，三分钟时你举一下手，暗示一下，最后十秒，再举一次手，我好完整地结束它……”准备停当，吴坚按下键盘，刘炽笛于模吹，一曲忧怨中揉着刚劲的笛声顿时萦绕于梁下，飞飘向窗外…… 吴坚将录音送给列斯理，列斯理连听三遍，一遍比一遍兴奋：“比我想象得还要好，还要激情，真正的中国气派！我一定要见见这位中国作曲家！” 《桃花扇》正式上演了。观众拿到节目单只见演职员表上印着：笛子独奏由刘炽即兴作曲并演奏。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上演印度古典诗剧《沙恭达罗》。导演吴雪找到刘炽搬兵：“急人之急，胜过圣贤，为我写这部诗剧的音乐吧！” 《沙恭达罗》是印度古代最伟大诗人、戏剧家卡尼婆娑的作品，诗剧描写了国王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爱情的悲欢离合。要为这部古代印度诗剧谱曲，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难题症结在于：人们不熟悉印度音乐，也缺乏资料。 怀着为人解难，“雪里送炭”的心情，刘炽接下了任务。他找来《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印度影片的音乐，又从印度使馆借来来一些印度古典音乐，一遍遍地听，如痴如魔地吟唱，他体味着印度音乐的特色，区分着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之别，然后，一段段，一场场把《沙恭达罗》的音乐攻下来。 中国青艺在首都演出《沙恭达罗》获得成功。出席观看的印度大使馆官员说：“诗剧的音乐配得太好了！” 不久，印度大使馆为庆祝印度国庆在和平宾馆宴会厅举行招待会，特别邀请了《沙恭达罗》的导演吴雪、主演梅熹、白姗与刘炽出席。吴雪将刘炽介绍给印度驻华大使，大使握住刘炽的手说：“先生太了解印度文化了，您分得清卡尼婆裟与泰戈尔时代印度音乐的区别！您到过印度吗？” 刘炽摇摇头：“没有。虽然我向往印度。” 站在他们中间的周恩来总理说话了：“这是我们喝延河水长大的音乐家！” 印度大使恭敬地向刘炽赠送了两件礼品：一尊金光闪闪的印度舞蹈女神，一套精彩的印度乐器模型。 多少年，刘炽一直珍藏着这两件礼物。可惜，这尊女神，这套乐器，在一场劫浩中连同刘炽因荷花舞音乐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奖状，都在“造反派”手中“灰飞烟灭”了。 1961年，刘炽与《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之一牧虹来到辽宁歌剧院。他担任艺委会主任。第一副院长。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辽宁省委书记周桓以爱惜艺术人才在全国著称，被誉为“全国总导演”，他总是把刘炽推上创作的热潮之中。 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到沈阳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无事生非》与雪克创作的《战斗的青春》。周桓关心着两剧的演出，让刘炽为《战斗的青春》作曲。 “刘炽同志，给你二十天时间，把音乐拿出来。”周桓说。 “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刘炽回答。 “那么就十天？一周？” “只要三天！” “你别胡弄了！”周桓有些不相信。 “三天足够了！”刘炽固执地说。 回到辽歌大院，刘炽把房门紧关，夜以继日地为《战斗的青春》写伴奏音乐，仅仅一天半就告捷了。中午，他动员乐队队员抄写分谱，随后合练。同时给周桓打电话汇报，周桓的王秘书接电话，惊愣住了：“什么，四点钟请周书记去听？还不到两天哪！” 午后四点半，周桓的汽车开进辽歌大院，五点，听乐队合乐，听着听着，他兴奋地站起来随音乐打起拍子…… “好！刘炽，说话算数，真有你的！” 不久，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第二个春天》，排出了强大的演出阵容，由李默然、辛薇主演，特邀著名导演黄佐临由沪来沈执导。周桓向黄佐临推荐刘炽：“这个剧的音乐，刘炽写最合适！” 刘炽随黄佐临和剧组同志到旅顺口海军基地体验生活，住进海军招待所。 傍晚，斜阳为碧海染上金黄，湖水漫漫，海鸥翱翔。从舰艇归来，黄佐临向剧组同志说戏：“……这部戏，‘飞’字是戏眼，能否，‘飞’起来，是全剧成功的关键！……” 刘炽谈他的音乐构思，却独出心裁，自有主见：“我写这个剧的音乐，核心抓个‘情’定，情冷、情热、情浓、情淡、情深、情浅……” 黄佐临对他刮目相看了，他问李默然：“这刘炽是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 “他是延安鲁艺毕业的，冼星海的学生。”李默然说。 “噢，冼星海是我的老朋友。”黄佐临蓦地感到名师手下的这位高徒可以信赖了。他对刘炽说：“就按你的理解写音乐吧！” 刘炽住进专家宾馆，拒绝了服务员送来的威士忌、咖啡、奶油点心，说：“你给我泡一杯热茶就可以了。” 两天，十二段音乐完成了。 剧中有一段中国海军科研人员在宾馆招待法国客人走入舞厅的戏，听到圆舞曲，法国客人问：“这是约翰·施特劳斯的曲子吧？” “不，这是中国作曲家的《扬子江之波》……” 由管弦乐队演奏的刘炽这一曲《扬子江之波》在《第二个春天》上演之后，优美的旋律真的使许多外宾为之倾倒了。 刘炽这段时间还在进行一项“重点工程”。从1959年起，他几乎用了四年时间来谱写由李坚、郦子柏18次易稿完成的歌剧《阿诗玛》。 《阿诗玛》原是云南圭山地区彝族分支撒尼人当中流传的长篇叙事诗。聪颖美丽的阿诗玛与勇敢机智的阿黑哥的动人爱情故事，深深感动了易于动情的作曲家刘炽，他发誓要用音乐创造出不朽的撒尼族姑娘阿诗玛的形象。 创作出第一个歌剧《塞北黄昏》之后，刘炽又参加过《血泪仇》、《周于山》、《白毛女》等几部曾震撼亿万人心灵的大型歌剧的创作。但这几次创作，他都是合作者之一。《阿诗玛》是由他自己独立完成的一部大型歌剧作品。 几年间，他采录、整理了大量彝族撤尼人民间音乐，深入到云南圭山撒尼聚居的地方体验生活，回到沈阳再进入新的创作过程。他的案头堆起小山般的谱稿，最后完成的歌剧总谱长达815页…… 1963年元旦，辽宁歌剧院在辽宁艺术剧场首次公演《阿诗玛》。在舞台上初绽头角的青年女高音顾企兰的阿诗玛，一出场就闪烁出光彩，《天上的鸟儿》流畅而优美，《阿黑哥，等着我》深情而婉转，久久地震颤着观众心灵的琴弦。 “阿诗玛！一”剧场里呼喊着这个名字；蓝天上呼唤着这个名，字，仿佛大西南的山谷中也回荡着“阿诗玛！一”这催人泪下的呼唤。 周桓走向刘炽，祝贺他的成功。刘炽神采焕发，前所未有地欢悦，他心中盘算着，还要再写几部歌剧。 然而，“总导演”把他推到了长影。 《上甘岭》电影音乐的成功，使刘炽成为电影导演心中的一杰，关键时刻常来找他“捧场”。金山导演《风暴》只差18天就审片，找他写音乐，他拼命似地把音乐赶出来了。王震之导演《三八线》也来找他，刘炽掂掂作品，却谢绝了。他对王震之说：“都是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我写《上甘岭》已是精疲力尽了。” 偏偏又一个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找上门来，《英雄儿女》的作者，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毛烽和电影导演武兆堤专程赴沈请刘炽再度出山。刘炽却面有难色：“感谢两位盛情，但我写过了《上甘岭》，音乐上恐怕难有突破，加上现在又是辽歌副院长，实在脱不开身……” 毛烽和武兆堤很有招法，他们找到周桓：“周书记，您是原志愿军政委，应该支持我们让刘炽去写《英雄儿女》的音乐啊！” 话，说到了点子上，周桓答应了：“好，我说服刘炽让他去。” 武兆堤刚回长影，林农又来找刘炽，请他为《兵临城下》写电影音乐。刘炽说：“实在对不起，我已经接下了《英雄儿女》……” 林农盯住了他，又去缠周桓：“《兵临城下》和《英雄儿女》一样，都是长影1965年的重点片，而且这一部是辽宁推出的作品，主要演员李默然、王秋颖、赫海泉都在辽宁，您一定要支持啊！”周桓又被林农说话了，对刘炽说：“你就能者多劳，到长影都给完成了吧！” 两副担子一肩挑，刘炽一来到长影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于事业心强的艺术家，这压力常常变成动力。 刘炽接过《英雄儿女》剧本，读了三遍，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四位志愿军指战员和老工人的形象很快在他眼前晃动起来。再拿起老搭档公木送来的歌词《英雄赞歌》，他已按捺不住自己感情了。这词，写得好！深情，壮丽，博大而磅礴。 用什么种子或动机？他开始寻找脑海中记忆的库存。在鄂尔多斯草原伊克昭盟搜集的300多首当地民歌的旋律在他耳际萦绕了。 《巴特尔陶陶呼》，是他蒙古族干妈阿姐花（银花）教他的一首民歌，干妈阿姐花是乌审旗方圆百里有名的歌手，这首民歌阿姐花在四胡、三弦、微子、大正琴伴奏下，唱得十分博大。刘炽听后对陶陶呼这位蒙族英雄敬仰备至。于是，一个种子迅速发芽了——起、承、转、合，刘炽顺利完成了第一段歌词，接下来去该重唱第二段了。但刘炽觉得在音乐的舒展中，言未尽，兴正浓，若马上反复则有半途而废，未推上高潮的感觉。情之所至，刘炽顾不上找公木同志，自己续上了一段副歌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他用强烈对比的方法；把歌词和音乐升华再升华，把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手法推向感情的高峰，使唱者与听者，对英雄的崇敬和热爱达到尖端的程度。 公木果然是知音，他认可了。公木说：“续得很精彩，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贝多芬说：“当我作曲时，总是在心里描绘一幅图画，顺着那个轮廓前行。”刘炽觉得，不但有一幅画，还有一条感情的曲线，循着这条曲线情感不断向峰巅冲去，直到心灵得到满足。 作者如斯，唱者亦如斯。歌唱家唱到《英雄赞歌》的副歌时，也觉得淋漓尽致，声情像火山喷迸般爆发了！ 像《我的祖国》一样，《英雄赞歌》又一次博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厚爱，许多女高音歌唱家把它视为能体现自己的艺术水平的独唱保留节目，在全国盛为流传。 音乐，使刘炽有了一个倾吐感情的窗口，多少年来，他不断地在五线谱上滑行，用心灵，去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 1989年9月12日，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在刘炽的《祖国颂》大合唱声中拉开了帷幕，这首胡耀邦总书记生前称赞为“气势磅礴，优美深情，民族风格”的大合唱，已经在我们共和国大地上流传整整32年了。 1957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大型彩色宽银幕文艺纪录片《1957年国庆》，请刘炽谱写电影音乐。 啊！大海扬波，晓曦绚丽，一轮旭日从东海冉冉升起…… 天安门城楼在万道霞光映照下壮丽辉煌，人民英雄纪念碑耸入蓝天，白云缭绕，长河浩浩，峰岳巍巍…… 影片开始这浩森、壮阔、瑰丽、雄伟的场面，像一块巨石投入刘炽的心潮，激起了他层层感情的涟漪。哦，八年前，10月1日，在这里，在全世界瞩目的天安门广场，他曾作为东北区的代表站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的眼前，旗海扬波，人潮涌浪，巨大的喜悦使他情不自禁热泪沾襟。啊，为了这一天，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曾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多少年来人们就翘首以待了。 1945年9月2日，刘炽奉命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在团长李寿轩、政委张秀山率领下开赴沦陷14年的东北。他来到滨海城市大连后马上投入排练第一场音乐会。要用音乐，用歌声，唤起民众，团结民众。凭着星海教授的指挥技巧，他第一次指挥了《黄河大合唱》—— “……新中国已经破晓， 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已经团结起来……” 这《怒吼吧！黄河》的歌声，犹如雷霆万钩的重炮，在渤海湾畔震响，刘炽和东北同胞们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看见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然而，亿万同胞的笑颜被一场内战抹去，白山黑水间的浓烟炮火，把刘炽又带向争取真正解放的第一线。 1948年初春，刘炽与晓星、天兰随吕骥带队的创作组来到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38军）前沿阵地。能打硬仗的一纵将士刚刚打下四平又星夜奔行到了长春外围。一场激战过后，处处残墙断壁，被歼灭的国民党军尸横遍野。一纵的将军万毅、梁必业、梁兴初，向刘炽一行介绍了激战的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要求：“现在战斗正向纵深发展，正需要你们来鼓舞官兵斗志啊！” 一声战令，激起了几位“文艺兵”的火炽感情，晓星借着月光席地而坐，在膝盖办公桌上写下了《钢铁部队进行曲》：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 钢铁意志，钢铁的心， 秀水河子歼灭战， 队伍打成钢。 大小千百仗， 仗仗有名堂， 三下江南杀得敌人胆破心又慌。 四战四平街， 威名全国扬。 我们越战越强， 越打越硬， 高举火红的战旗， 呃，勇敢地向前进！…… 词，到了刘炽手中，他握着拳头打着节拍，一首刚毅、健劲、沉着、有力的歌曲在战火硝烟中问世了。他亲自到连队向战士教唱，很快，《钢铁进行曲》在一纵唱开了，一纵指战员高唱这首后来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三十八军军歌》的进行曲，解放长春，解放辽沈，杀过长城，直捣江南…… 刘炽站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看着那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他觉得自己也是编织这面招展的红旗的一条经线，一条纬线…… 是的，他也难忘1948年他在哈尔滨为迎接全国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赶写《工人大合唱》的情景。为了讴歌工人阶级为解放全中国日夜奋战的业绩，他与胥树人深入到车轮厂、纺织厂、铁道工人一、冶炼厂……在轰鸣的马达声中，他写完《工人大合唱》，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建设新中国》，合唱队演唱到这儿时，自豪地引颈高歌：“要把旧世界彻底改造，新中国繁荣又富强……” 刘炽多么渴望写一支成功的祖国颂歌啊！就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他第一次确立下这个目标。 转瞬八年。当他看过《1957年国庆》毛片，拿起乔羽的新词《祖国颂》的时候，他的情感天马行空般在祖国的蓝天驰骋了。 在音乐史上，多少传世之作源起于作曲家心灵最激烈的震颤啊！ 1976年，欧罗巴广袤的大地上，一支铁骑踏破了维也纳城外黎明前的静谥。这是“科西嘉怪物”，法国拿破仑少将率领的军队，他们闪亮的军刀压过了奥地利国王王冠的光芒。动地的呐喊摇撼了千百年君主制王座的根基。 年轻的贝多芬为此兴奋难抑。他那浸透着音乐细胞的大脑，岩浆般喷发出创作的热流。他的手急促地抓住一管鹅毛笔，写下了：波拿巴大交响曲，献给拿破仑。 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公然称帝，打破了贝多芬将音乐奉献给创建共和英雄的痴想，但《英雄交响乐》——为纪念一个伟大的遗迹，却长存于人间。 1840年，匈牙利作曲家柏辽兹也激动了。拉齐斯，这位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率领人民推翻了奥地利的统治，在高涨的民族解放热潮中，柏辽兹心在颤动，手在颤动，他写出了《拉齐斯进行曲》交响乐曲。乐曲在布达佩斯首场演出，当大鼓宛如远处大炮轰鸣一样沉闷的几击之后，听众便开始不安起来，而当乐队卷入那勇往直前和雷霆万钧的音乐的洪流的时候，人们已再不能控制自己，很快的满腔热情全部爆发出来！——一首乐曲激起了狂热的爱国热潮，获得了不朽。 反复吟涌《祖国颂》，刘炽也有种少有的悸动，他铺开谱纸，写下“Latgo雄伟辽阔地”一行道劲的黑字后，便像将军一样，调动起短管，长笛，双簧管，大管，圆号，小号，长号，定音鼓，小提琴，中提琴，贝司，低音贝司，开始一次气势雄壮、开阔辽远的演奏了，他像一位指挥家，搜寻着最理想的旋律，音响，然后化入他谱线中一个个生动的“蝌蚪”…… “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刘炽自己用浓厚的嗓音朗诵着，而他的耳际回荡着的是柔美而深情，具有秦腔调式和旋法特点的复调合唱—— 江南丰收有稻米， 江北满仓是小麦， 高粱红，棉花白， 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 刘炽以领合形式在D小调上唱着舒展深情的分节歌，热情而优美地展现了祖国大地劳动丰收的喜人景象。 进入再现，刘炽的激情已进入狂欢与奔放，于是大合唱的气息更为宽广，意境更为壮丽，燃烧着中华儿女对于祖国与民族自豪的炽烈感情！ 1958年元旦，影片定为《祖国颂》在全国献映，这首主题歌强烈地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扉，于是，从喀拉昆仑哨所到东海之滨，从乌苏里江畔到“天涯海角”到处回旋着《祖国颂》这雄伟辽阔、优美动人的歌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喜爱上这首歌，多少年来每当“五一”、国庆这样盛大的节日，都要播放它。 周总理喜爱上《祖国颂》，每次给重要国宾安排中央乐团的合唱，总理要点唱这首歌曲。他熟悉歌曲的旋律，也熟悉歌词。一位中央乐团的指挥回忆说：“那几年‘共产热’吹到乐团，有人把朗诵词‘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改为‘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周总理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找到他，严肃地批评说：歌词怎么能这样改呢？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要改回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排练进入最后阶段，胡耀邦同志来到现场。总书记看过全部节目后说：“我最喜欢《祖国颂》，这个大合唱气势磅礴，优美深情，有民族风格……” 作为作曲家，刘炽把为祖国讴歌当成了最崇高的使命。他确立座右铭般地写道：“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华民族，是我一生永久的主题。” 30多年间，刘炽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风雨坎坷。然而，即使在寒凝大地的日子里，他心中也永远温暖，他时时刻刻在心中编织着歌唱祖国的诗与歌。因为，他总是品尝着人民给予的爱。 “下放”到辽宁南大洼的三道梁子，他住在一间简陋的茅草房里。大风雪中，他常被拉到远远近近的村子里去批斗，寒冷、疲惫、困倦袭裹着他，这时候，有人在他耳边细语：“我们知道你是好人，谁敢打你，我们不让！” 一次筑河坝抬河泥，四个“造反派”要“收拾”他，一个大抬筐，一边由刘炽一人抬，另一边四个大小伙子轮番快抬快跑，要用抬筐把他压垮，一位老工宣队员苗师傅看出了“门道”，巧妙地把刘炽换下来…… 急风夜雨，突然袭来，刘炽草房的檩子断了，大雨倾盆入室，全家人在雨中瑟缩。纯朴的农民蔡九海不怕“沾包”，帮刘炽修好了房子…… 爱，如细雨，如柔丝，丝丝蔓蔓，点点滴滴，润泽、坚韧着刘炽的心。 忽然传来凶讯。周桓、洛汀、刘炽……已被列入36名被处决的“反革命名单”。毛远新在营口对一个爪牙说：“盘锦不算大，埋刘炽洛汀他们够用了吧？” 面对死亡，刘炽觉得有一件事必须做完，那就是要写完献给祖国母亲的又一首大合唱——《大地颂》。 1984年《大地颂》公演了，刘炽觉得意犹未尽，兴犹未减，他立志要再完成一部献给祖国的大合唱，组成《祖国三部曲》。 大雁从南方飞向北方， 在蓝天抒写着欢乐的诗行， 春风从东海走向昆仑， 为大地谱写绿色的乐章， 伟大的祖国啊， 我的父母之邦， 我们为你祝福， 永远为你歌唱…… 1987年，他重访故乡西安，在《陕西日报》上发现了诗人党永庵这首新作《微笑的太阳》，又惊又喜，他火急地找到作者，请他改写成大合唱歌同。 刘炽正担任着中国煤矿文工团总团团长，当他回到北京西直门外黄庄的住所，像年轻人一样，不顾酷暑，不分昼夜，陶醉在诗情与音乐之中。以最快的速度，最矩的时间拿出了《微笑的太阳》总谱。 《微笑的太阳》由指挥家冯长路指挥由陕西省交响乐团在西安演唱，一举成功。刘炽创作《祖国三部曲》的夙愿终得实现。 1989年金秋时节，当《祖国万岁》音乐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题词，在北京隆重举行的时候，刘炽把《祖国三部曲》当成音乐会的大轴节目，多年的老朋友严良堃、秋里不顾年高体弱，亲自排练、指挥。 《微笑的太阳》中每一句歌词都经过作曲家反复推敲，词曲水乳交融，浑然天成。严良堃诙谐地对刘炽说：“你的《微笑的太阳》超过了贝多芬的《欢乐颂》，《欢乐颂》唱了30分钟，唱一遍你的《微笑的太阳》要32分钟。” 当刘炽创作五十年大型音乐会拉开帷幕的时候，《让我们荡起双桨》荣获了由康克清亲自颁奖的建国四十周年电影音乐创作奖。《我的祖国》荣获了中国首届“金唱片”创作特别奖。随后，《我的祖国》又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国四十周年“金曲奖”。 五十年，整整半个世纪，刘炽，这个童工、红小鬼成长为神州沃土上家喻户晓的音乐家，他以不倦的追求，完成大型作品60多部，中小型作品700多首，这些作品在中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长空中飞扬的歌声、乐曲声，是最好的回答。 当我在大连海滨与刘炽促膝长谈的时候，他已是接近古稀的老人，却如青年般健旺、豪迈，为迎接全国学赖宁少年夏令营在大连举行，他刚刚谱写完大合唱《英雄少年》，兴致勃勃给我演唱了气势不凡的《再向火山行》乐章，那精神，那气质，使我猛然想起谷风赠他的那首七律：“面对老顽童，恍若见少年，英姿何矫健，笛声多悠绵。才气横天下，命乖近九泉，愿君更一曲，盛世风云传。” 他的一位诗人朋友赠他的《江城子》，状写他的性格与创作更有味道—— 不须把酒问青天，对明月，自心安。凡度丰酆城，回首却坦然，做魂铁骨终未改，关路险，更扬鞭。 祖国三曲唱人寰，舞荷花，滚风烟。双桨轻摇，大河波浪宽。圭山石林颂善美，不拜佛，也成仙。 好一个“关路险，再扬鞭”！刘炽对我说起他有一个堪称庞大的写作计划，他要在搁笔前，写出一批歌剧，大合唱，交响乐。他要写歌剧《吴越春秋》、《劈山救母》；他要写管弦乐《中国舞曲》、《离骚》、《洛神赋》、《将进酒》、《大江东去》，要写弦乐管乐四重奏…… 刘炽说：“一个人民的音乐家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多给人民出好作品，人们喜欢唱我写的歌就是对我的最大奖赏。我要沿着聂耳、冼星海开拓的中国民族化的音乐道路走下去，用中华民族的音乐作品去丰富世界音乐宝库。” 五十年，刘炽这样走过来了，五十年后，他必将这样走下去。历史看着他，时代看着他，人民看着他，祖国看着他。 1990.9.17．第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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