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一、市委门前的裸尸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 1967年初，南京市公安局院内礼堂东侧的山墙上绘制了巨幅水彩画《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放大了几十倍的水彩画，是根据当时最为流行的油画原作绘制的，出自南京一位画坛名家之手。虽说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把油画放大改绘成了水彩画，但这位名家不愧为丹青妙手，把青年毛泽东画得栩栩如生。只见他一袭青布长衫，一把竹骨雨伞，充满自信、气度非凡地迈步行走在荆棘丛生的山间小路上，身后则是苍茫中的万仞群山。 打从油画落成的那天起，每天早上上班前一个小时，这里都有一群头戴纸糊高帽脖挂木牌的人，面对墙上的巨幅画，参差不齐地低着头。这是市公安局被造反派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在向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请罪。 在这帮“牛鬼蛇神”中，有一个高个子，胸前的木牌上写着“刑侦大霸头朱南”，“朱南”二字上用红墨水重重地打了个大叉，特别醒目。 由于朱南在刑事侦查工作方面成绩突出，于1964年年底升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但仍兼着刑警大队大队长。没想到副局长这把交椅还没坐热，“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来，自己又成了“牛鬼蛇神”，天天得到这里来“请罪”。 纸糊的高帽子稍稍有些嫌大，扣在朱南的头上，全靠两只耳轮托着，几乎罩住了他的整个眉眼，再加上他低着头，谁也无法看清楚他的面目和表情。 4月6日那天早上，朱南与“牛鬼蛇神”们正在请罪。突然乌云压顶，狂风大作，紧接着铜钱大的雨滴就噼噼叭叭地落了下来。朱南与那帮“牛鬼蛇神”全都泥塑木雕似地垂首默立在风雨中，谁也不敢抽身躲避，因为造反派明确规定，每次请罪时间为一小时，雷打不动。 雨越下越大。 朱南悄悄伸手撸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微微抬起头来，两眼迷蒙地盯着画中青年毛泽东手里拿着的那把没有撑开来的雨伞。他以前总觉得画家画这把雨伞，是为了不使领袖两手空空。现在看来，这一笔还真是不可缺少。要不，遇上今天这样的大雨，该多狼狈啊！想着想着，他又忽然想起“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句歇后语来，尽管周身被淋得透湿，心中仍不免暗自想笑，觉得这歇后语的确很有意思。 一辆湖蓝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冲破雨幕驶了过来。车上跳下来两个戴着“公安造反兵团”红袖章的年轻人，他们冒雨冲人“牛鬼蛇神”当中，挨个瞅着他们胸前的牌子，最后停了下来：“你就是朱南？跟我们走。” “请问两位革命小将，你们是……”朱南想弄明白这两位年轻人的确切身份。 “少啰嗦，快走。”两个年轻人边说边动手把挂在朱南脖子上的牌子和头上的高帽摘了下来，扔在一边，很不耐烦地催促着。 轿车七拐八拐，最后停在了城南娃娃桥57号刑警大队院内。 朱南被带到大队长办公室里，本来属于他的那张办公桌跟前，现在坐着一位姓刁的造反派头头。 刁某见朱南进来，欠了欠屁股，操着“上级领导”的口吻说：“老朱呵，今天让你来，是为了一起重大命案。” “哦？”朱南不卑不亢地望着刁某。 “今年元旦，北京东路南侧的一个窨井内发现一具裸体的无名女尸，距市委大门不足100米。这不是阶级敌人的公然挑衅嘛！”刁某拿腔拿调地说。 朱南听说过这起案子，也晓得此案至今未破。但自己早被勒令靠边，对整个案情并不了解，也未参与过任何讨论，案件何故搁浅更是无从知晓。现在听刁某忽然提起，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以毛主席语录为最高指示，带着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投入到破案工作中去，”说到这里，刁某的声音不知不觉低了下来，“但因案情十分复杂，现场条件也不太好，所以案子迟迟没能拿下来。”沉吟了一会儿，他又打起官腔，“我们反复研究决定，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你来搞这个案子。” 朱南嘴角掠过一丝嘲讽。他心里明白，肯定是这帮造反派一筹莫展了，才想起自己来。 刁某丢掉手中烟蒂，居高临下地拍了拍朱南的肩膀，故作深沉地说：“老朱呵，为了这事，我们肩上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哟，希望你……” “我上！”十几年的刑事侦查工作，已使朱南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让他上案子，他就变得心无旁骛，所以此时刁某究竟说了什么，朱南根本就没有听进耳朵里去。可是“文革”结束后，揭批“四人帮”时，有人居然抓住这件事，说他跟造反派勾勾搭搭，甘当马前卒，政治立场有问题。直到他退休时，仍有人说他业务挂帅，政治上不够成熟。当然这是后话。 第二天，朱南来到了刑警大队技术科。从50年代一直跟着朱南搞刑事侦查的小马如今成了技术科负责人，他亲自陪同老领导复勘了案发现场。 罪犯抛匿尸体的窨井位于北京东路南侧，与市委、市政府大门正面相对，仅一箭之遥。虽处闹市，却又显得十分偏僻和冷清，因为在它前面有一排屏风似的冬青树，将其与车水马龙的路面完全隔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角落，其中杂草丛生，一般行人极少涉足。 小马指着窨井对朱南说：“无名女尸被倒塞在这个窨井内，尸体赤裸，遍布霉斑，所有软组织都已高度腐败，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仅手臂上缠着一只胸罩。死者头部有四处创伤，伤口内爬满蛆虫。死者颈部有扼压痕迹……” “尸体是怎么发现的？” “元旦那天下午4点钟左右，两个小学生，在南京工学院看完球赛后回家，走到北京东路时，为了比试力气，突发奇想，由西向东逐个提揭窨井上的水泥盖子，一口气揭到第11个，发现了这具尸体，就到丹凤街派出所报了案。” “当时现场条件怎么样，有线索吗？” “除了一只胸罩，再无任何可供调查的物证线索。直到目前为止，死者身源尚未搞清楚。” 朱南围着现场绕了几圈，问小马说：“尸体解剖结果如何？” “经初检，死者年龄大约在18到28岁之间，中等身材，未曾生育。尸体高度腐败，头发和皮肉组织均已脱落且遭蝇蛆吞食。我们在死者胃、肠内发现橘核等食物。” “分析推测过死者身份吗？” “死者烫发，修指甲，戴胸罩。不像是农村青年，也不像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青工。但她到底是谁？为何被害？何时被害？在什么地方被害？有无政治背景？都没有弄清楚。” “前期调查工作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步骤，有可疑线索露头吗？” 小马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具体侦查方案我也说不太清楚。只晓得案发当初，造反派们为了争功，蜂拥而上，跟一群没头苍蝇似的团团乱转，最后，发现此案没有任何线索，侦破难度太大，又都害怕案子粘在自己手上摔不掉，一个个全找借口脱逃了。无奈之下才把你请了回来……” “嗯，”朱南默不作声地沉思了很长时间，扭头对小马说：“你们技术部门要想方设法，调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准确地推断出死者的年龄，以及面貌、生理和职业特点，回答杀人现场、被害时间、凶器种类、致伤过程、如何移尸等问题。” “唉，”小马长叹一声道，“眼下有几个人把心思放在侦查破案上，都忙着写大字报，刷大幅标语，油印传单，开批斗会，一个个都想造反夺权。还有少数人成天甩膀子，当逍遥派。”说到这里，他瞅了朱南一眼，接着说，“这样吧，我想办法让法医商请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被害者尸体进行会诊研究，尽快对上述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只是……目前，许多专家不好找，全都顶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呢。” 不听这话还罢，听到小马说起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来，朱南的火气又上来了：“哼，重大杀人案件，该找谁找谁，别的少给我扯！本人还是一个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呢。” 小马见朱南脸色难看，便不再说话。 朱南一声不吭地背着手，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来来回回溜达，直到深夜12点多钟才对跟在身后的小马说：“累了，收工吧。” 小马知道朱南是在探查罪犯的运尸路线，从而推测罪犯行凶杀人及可能藏匿的地点或范围，便搭腔道：“今天的路不会白走吧。” “你是想知道我的想法。好吧，看我说得对不对！”朱南分析道，“北京东路是南京市区的一条主干道，连接鼓楼广场和省、市两个政府机关，白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罪犯不可能肩扛一具裸体女尸招摇过市。抛尸只能在深夜！匿尸地点的北面是玄武湖，东面是紫金山，西面是鼓楼广场，都没有居民住宅区，所以我推测，罪犯从南面运尸过来的可能性最大。南面有太平南路、成贤街、老虎桥、丹凤街4条路，前面3条路商业网点密集，工厂。单位较多，夜间行人不断。唯丹凤街居民稠密，一条条小巷四通八达，晚上又没有路灯，黑黢黢的，加之沿途树丛茂密，较为隐蔽，天黑以后基本无人行走。” 小马领悟道：“你的意思是说，罪犯行凶杀人的第一现场以及罪犯藏匿的地点很可能就在这一区域，我们应该将排查死者的重点放在这里？” 朱南点了点头：“不错！我想不会超出香铺营、四牌楼、成贤街、丹凤街这4个派出所的辖区。” 小马觉得有些为难：“尸体赤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死者姓甚名谁？面貌特征如何？何时被害？为何被害？我们都不知道，甚至连一件衣服、一点物证都没有。怎么着手排查？” “所以要尽快查明死者身源嘛！身源不明，因果关系就不明，案件性质便很难确定，强奸杀人？奸情杀人？报复杀人？还是谋财害命？都说不清楚。必须尽快弄清楚死者是谁。”一上案子，朱南便忘了自己“靠边站”的身份，立刻进入指挥员的角色。 小马迟疑了一会儿，对朱南说：“听讲，全市范围内的排查工作已经搞过，对去年下半年以来失踪的适龄女性以及外地出差或来宁探亲访友的适龄女性也作过调查，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重要线索。据说，是因为没有可供辨认的死者照片，所以，也只是泛泛查寻而已。” “没有照片，就想办法嘛！”对这种敷衍了事的做法，朱南很不满意。他的习惯是，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好。 二、死者的真面目 看完现场回来，朱南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死者是谁，而要搞清死者是谁首先要想办法弄清死者生前的模样。整个南京，谁有这个本事呢？他整整想了一夜，脑袋都想疼了，也没个结果。 第二天一大早，他习惯地来到巨幅画《毛主席去安源》前，突然想起自己暂时不用“请罪”了。当他的目光掠过画面时，眼睛倏地一亮：“对！找他去！” 他立即蹬着他那辆“老坦克”来到城西古林山下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几个红卫兵的指点下，他在教学楼内一间女厕所里找到了一位正弓身清扫粪池的老人。 这位老者脚穿长筒胶靴，一件蓝布大褂上油彩斑斓，虽说手提铅桶和扫帚站在便池边上，但银发萧萧，神情超然，依旧可以在他身上感觉到一个艺术家的魅力与风采。 他就是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工艺美术系教授程光瑾，南京市公安局大院巨幅画《毛主席去安源》就出自他之手。程光瑾虽然在造反派的命令下完成了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但仍然没能改变他从教授沦为清扫工的命运。不过和那些被送入“牛棚”的同事相比，他还算幸运的，毕竟每天可以回家呀！程光瑾是市政协常委，与朱南早就相识。但在这样一种境况下见面，彼此都稍稍有些尴尬。 程光瑾率先开口道：“工艺美术系的男女厕所全由我负责打扫，为人民服务嘛。你找我有什么事？我可没有犯案呀，哈哈……” 朱南听出他笑声中的苦涩与无奈，但自身境遇也好不到哪去，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便索性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们在一个窨井里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因高度腐败，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想请你凭借手中的画笔，帮助绘制死者生前的肖像。” 程光瑾惊愕地望着朱南，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你是说让我根据一堆腐尸烂肉，画出一幅人物肖像？” “可以这么说吧，要求形象逼真，让每个曾经见到过她的人都能一眼认出她来。” “你没有搞错吧？”程光瑾忍不住提高嗓门说，“我是搞艺术创作的。即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跟前，我还要反复揣摩他的性格、气质、神情，用心选择角度、光线、背景等等……画死人，一个面目全非的死人，一块块烂肉，……”他不住地摇头，“难以想象，实在是难以想象……” 见程光瑾书生气十足的样子，朱南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他见边上没有别人，便接着程光瑾的话头说道：“有些事情的确是很难想象哟。你这样一个国内外著名的美术家，堂堂艺术学院的副院长、教授，不也在这里冲刷女厕所吗？” 听了这话，程光道愣了半天，怔怔地望着朱南，两眼渐渐蒙上了一层泪光。 朱南疾步上前，紧紧握住程光瑾的手，诚挚地说：“对不起，程教授……” 程光瑾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也很诚恳地说：“我倒不是怕砸自己的牌子，而是担心非但帮不上你们的忙，反而给你们添乱啊！” 朱南握着程光瑾的手用力摇晃着：“有你这双丹青妙手，我想我们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虽说一路上朱南跟程光瑾讲了半天女尸的事，可当这位老先生在刑警大队法医室见到那具无名女尸时，仍不免当场呕吐起来。朱南见他作呕不止，心中不忍，一边帮他清扫吐出的秽物，一边劝他稍事休息再说。 程光瑾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人的尸体我不是没见过，但像这样高度腐烂的尸体，还真是头一回遇见。” 为掩饰自己的狼狈，他从衣兜里取出一只用黄杨木树根自制的烟斗，填满烟丝后，点燃了，吧嗒吧嗒地吸起来。 朱南默不作声地站在一边，透过蓝色的烟雾注视着教授苍白的脸，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教授的感激之情并对教授手中的画笔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程光瑾终于慢慢平静下来。他支起画架，然后戴上乳胶手套，上前整理死者面部被蛆虫拱钻得支离破碎的软组织，想将它们尽可能回归到原有的位置。但尸体太过腐败，教授的手指稍一抖动，皮肉组织就一块块地从死者颅骨上脱落下来。 他无奈地直起腰来，抱歉地望着朱南，宽阔的前额上沁出密密匝匝的汗珠。 朱南只好劝慰他说：“别急！慢慢来。” 程光瑾褪下手套，掏出烟斗，浓重的烟雾又在他银白的头发上缓缓飘散开来。突然，他两眼一亮，对朱南道：“我们学院有位顾炳祥教授，是阶级教育展览馆大型泥塑《收租院》的主创人员，在雕塑方面很有造诣。我曾听他说，死者的颅骨具有形态结构的稳定性，用面部软组织厚度测量的数据，将粘性物质附在颅骨上，能够恢复其生前的容貌，国外雕塑艺术研究者称之为‘容貌恢复术’，可以用来进行个体识别。我们立即将顾教授请来，先由他采用雕塑手段再现死者的生前容貌，然后由我来完成肖像描绘。” 顾炳祥教授很快被请到刑警大队法医室。他非常仔细地逐一测量了死者面部软组织各个不同部位的厚度，并记下相关数据，然后用胶泥塑出死者头像，接着，又用竹刀一点一点雕出死者的容貌特征。 待顾教授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后，程教授拿起炭棒，开始在画布上勾勒死者肖像。 一直忙到深夜，两位教授终于合作完成了死者生前容貌的雕塑和绘制。 死者是个眉清目秀的姑娘，但让朱南感到不解的是，无论雕塑或肖像，都只再现了她的五官，却没有头发。他问两位教授：“这是为什么？” 两位教授无可奈何地说：“死者的头发已经全部脱落，我们无从判断她生前到底是什么发型。齐耳短发？独根长辫？羊角小辫？还是烫发？它们之间的形态差异很大。我们眼下所做的，毕竟不是艺术创作，必须先行确定后才能下刀、落笔，不然的话，在进行个体识别时会给辨认者带来很大误导。” “死者生前到底是什么发型，由我来调查。一有结果，我马上告诉你们，由你们来最后完成这个……嗯，这个作品！”朱南紧握着两位教授的手，真诚地说，“据我所知，目前全国公安战线还没有‘容貌恢复术’方面的专门研究及相关技术，你们的实践，开拓了我的视野，我很受启发，我想它对我国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顾教授对朱南说：“希望你能尽快调查并确定死者生前的发型特征，它对这一工作的最后完成至关重要。” 程教授叼着烟斗道：“不瞒你们说，这是我数十年来画得最为认真，也最为吃力的一幅人物肖像。但愿它对这起命案的侦破能有所帮助。” 第二天，朱南让法医室的章明义在来苏尔消毒液里取出死者头上脱落的头发，吹干后用牛皮纸包了揣在口袋里，径直奔了位于新街口的曙光理发店。 这个南京最大的理发店，已没有了以往那种热闹气氛，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店堂里冷冷清清的，老师傅们也不知都到哪里去了。朱南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个姓徐的老师傅，说明了来意。 老徐师傅在仔细观察了死者的头发后说：“这头发烫得柔软、自然，S圈大，弹力强，通电温度恰到好处，头发修剪成笔尖状，没有烫枯、烫焦或修剪、刀削不整齐的现象。这在南京、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目前还做不到。这样吧，我在上海学徒时拜过一位老师傅，叫俞振伟，现在是上海南京路上的远东理发店的技术‘掌门人’。你若能找到他，我敢保证，他一定能回答你提出的有关这振头发的所有问题。” 因为局里上上下下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朱南无法抽调更多的人来办这个案子。出了理发店，朱南用公共电话给法医室挂了个电话，叫章明义带上两人的洗漱用具，马上到火车站会合，自己则先行一步去火车站买票。 到了火车站，朱南方知什么叫“史无前例”。整个车站被操各种方言口音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还在那里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去售票处一看，告示板上赫然写着：“为满足革命小将革命大串联的需要，各次列车车票一律停售。” “真是岂有此理！”朱南在心里骂道。 急匆匆赶到的章明义一听就着急了：“那怎么办？” “有办法！”朱南带着章明义七拐八拐，来到车站边上的一个豁口，钻了进去。 站台上也涌动着如潮的人群，朱南他们很快汇入其中，挤上了东去的列车。 “省得我们花钱买票了。”章明义还挺高兴。 整个车厢活像是一只沙丁鱼罐头，朱南和章明义紧紧地贴靠在一起，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到了卜海。临下车时，朱南深有体会地说了一句：“不花钱的车不好坐啊！” 章明义非常同情这些出来串联的红卫兵：“这几天几夜他们怎么过的？” 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南京路，绝大部分商店的橱窗成了各色各样大字报的阅报栏。朱南他们从南京西路问到南京东路，才知道远东理发店已改名为“东方红理发店”。走过店堂，章明义小心翼翼地跟店里的一位姑娘打听俞振伟。 一听北方口音，那姑娘白了他们一眼：“哼，他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太太、小姐们服务，早就被革命造反派扫地出门了。” 章明义有些恼怒，朱南赶紧上前赔笑脸，总算打听到了他的地址。随即辗转寻问，终于在新间路一条小弄堂的一个亭子间里找到了鳏居的俞振伟老人。 这位名震上海滩的特级理发师接过死者的头发用心看了一会儿，说：“这头发是用电烫大号夹子烫成的S形大圈，从曲卷程度和形状来看，应是青年式和解放式发型。这种发型非常美观，非常时髦，只有驻沪使领馆的外交官太太、电影演员和文艺工作者、华侨以及少数讲究打扮的青年女工才敢烫。” “你能画出这两种发型来吗？”朱南试探着问道。 “那当然。”老人随手在一页白纸上勾勒出两种发型款式的不同特点，线条流畅，造型自然而优美，令朱南叹服不已，心想，真是隔行如隔山，行行都有状元呵。 “你能估测出这头发烫了多长时间吗？”朱南又问道。 老人戴上花镜，将死者头发平摊开来，从中挑出一根最短的，用心看了看，又用尺子量了量，然后说：“这根头发形态自然，不卷曲。我估计死者从烫发到死亡大约在一个月左右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两个月，最低不少于25天。” “那你能否根据这头发推断出死者的年龄？” 老人再次仔细观察了死者的那撮头发，抬头问道：“这头发被药水浸泡过？” “是的，来苏尔消毒液。在这之前还长时间被浸泡在窨井的污水里。” “嗯。”老人摘下花镜，点着头说，“但它至今仍保持光滑油润。据我的经验，这种头发只有25岁左右的青年女子才能拥有，若放开胆子说，22、23岁的可能性最大。” “真的那么肯定？”章明义有点不信。 俞振伟自信地说：“我吃这碗饭已经60多年了，说错了你们还可以来找我！” 听着老人坚定的话语，朱南内心充满了钦佩之情，想到老人现已被扫地出门，孤独一人面对黄昏，精湛技艺没有传人，不禁心中恻然。 回到南京后，朱南马上将俞振伟勾勒的发型草图交给程光瑾和顾炳祥两位教授，并跟他们仔细谈了相关情况。 两位教授反复揣摩，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了对死者生前容貌的雕塑和绘制。他们十分有把握地对朱南说：“这绝对不是什么艺术作品，它没有任何虚拟与创作，死者生前就应该是这么一副模样！如果破案后证实它存有严重失真的地方，我们俩的这个‘教授’头衔，就可以扔到扬子江里去了！” “言重，言重！”朱南连忙说道。 辞别了两位教授，朱南将死者肖像交由小马翻拍成照片，迅速下发到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要求他们将各自辖区内去年以来失踪的18至25岁的女性照片，从户籍底册中抽出来，对照死者肖像照片逐一核查，务必做到人人见底。 三、她是谁？ 死者肖像照片下发后，短短十多天时间，方方面面反馈回来的各类信息不下数千条。经过反复梳理，朱南和章明义分头对其中的十几条重要线索进行了认真查证。 “6名适龄女性失踪，这5个已经见底。”章明义伏在办公桌上，拿着一张名单，将其中5个人的名字一笔划掉。他抬头对朱南说，“现在，就只剩下宋彤彤一个人了。” 宋彤彤是话剧演员，烫有青年式发型，容貌、年龄、身材、失踪时间都与那具无名女尸大致相近。因此朱南十分重视，要求章明义尽快找到她的卞落。 几天以后，宋彤彤还是像泥牛入海一般，古无音讯。章明义征询地望着朱南说：“死者会不会就是宋彤彤？” “我看不像。”朱南说，“宋彤彤因为失恋，当着男友亲属的面愤然割腕自杀，抢救脱险后，又乘隙从医院悄然出走。万念俱灰，找个地方再度自杀……是有可能的。而那具无名女尸，是被人扼杀后，脱光了衣服，塞进窨井里去的……” “嗨，怎么样？我说不是就不是嘛。”朱南和章明义这边正说着话，小马拿着一份电报闯了进来，“内蒙古警方来电，宋彤彤在满洲里试图卧轨自杀，后又伙同他人一起，伺机叛逃苏修，被呼伦贝尔盟公安局抓获……” “妈的！”章明义一把夺过电报读了，“她倒是跑得够远的喔。” “既然本市所有失踪女青年的下落都已查清，”朱南将宋彤彤的事情丢在了一边，分析说．“这说明死者很有可能不是南京人。”他站起身，来回踱着步，“死者若是由外地来宁，那她必定要往旅社、客栈投宿，要不……她在南京就有亲戚朋友或其它落脚点。因为，从其容貌及打扮来看，她不可能是露宿街头的乞丐盲流。” 朱南立即吩咐小马：“快！通知全市所有派出所，让他们持死者肖像照片，到各家饭店、旅社、招待所，请有关人士认真辨识回忆，提供相关线索。”停了一会儿，又说，“同时，将附有死者肖像照片的协查通报迅速发往各周边省、市、县公安机关，请他们在当地失踪女性中注意发现可疑线索。” 一晃又是好几天过去了。小马跑过来向朱南汇报：“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也都查了，没有任何重要线索露头……旅馆业一向送旧迎新，人来人往，跟流水似的。死者被害的确切时间不能确定，人家……无法搜索记忆和辨认。” “死者被害的确切时间？”朱南立即催促法医对死亡时间等疑难问题组织力量研究，但始终未能获得重大突破。 一连几天，他跟中了邪似的，一直在用心琢磨怎样搞清死者遇害时间。 转眼之间，已到了4月底。那天上午，朱南扶着个包去刑警大队上班，才出家门，脚底一滑，险些摔倒，他抬起脚来一看，是孩子们扔在地上的一枚烂批把，他望着批粑核，不知怎么就联想到死者胃内捡获的橘核。 60年代中期，我国的冷藏技术还不先进，各类水果应时上市，季节性很强。批把下来吃批粑，杨梅下来吃杨梅。不像现在这样，一年四季，天南海北，什么产地的水果都有的卖。 朱南由批粑核联想到橘核，决意弄清楚死者胃里的橘核是什么品种橘子的核，它的上市时间，从而推算出死者的死亡时间。因为法医认定，死者是在吞食橘子2小时后被害的。 果品公司那些技术人员的眼力的确叫人佩服。当朱南把那几粒橘核小心翼翼地摊在桌上时，他们一眼就认出这是苏州洞庭山生产的福橘的核。接下来他们查找了有关原始凭据，确认去年11月4日南京市场上供应过福橘，11月11日全部售完。 “文革”期间，个人搞长途贩运属于投机倒把，是违法行为，所以各水果店零售的水果全由市果品公司统一批发经销。因此，这一时间的认定应该是十分可信的。这就是说，死者遇害时间应该在11月上旬或中旬。但这毕竟是孤证，朱南想，如果对死者身上发现的蝇蛆的存活时间进行研究，是不是也能推断出死者的被害时间呢？如果这一时间与福橘上市的时间一致、死者被害的时间不就是可以定得更准确了吗？ 于是，他携带从死者裂创部位收集到的大小规格不一的蝇蛆标本，马上又赶到南京市卫生防疫站。 防疫站的大会议室里正在召开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正是朱南要找的蝇蛆专家何子焱。造反派斥责何子焱当年留学苏联时，与修正主义者勾勾搭搭，崇洋媚外，有敌特嫌疑，走的是一条白专道路…… 朱南一直坐在后排的一张长椅上打盹，批斗大会一结束，便径直朝何子焱走去。他一把握住何子焱的手，当着造反派的面，故意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及请求。 何子焱观察了蝇蛆标本，又随朱南一起来到罪犯抛匿尸体的那口窨井边，将脑袋伸进窨井，借助手电的光亮，仔细勘查寻找着什么。 朱南不解地问：“你在找什么呀？” 何子焱自顾自地咕了一声：“没有蝇蛹和蛹壳。”他又领着朱南往北极阁南京气象台查核了南京地区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每旬平均气温表， 折腾了半天，他总算与朱南在气象台山腰处的一个小凉亭里坐定。 他对朱南说：“你带来的蝇蛆标本都是三龄成熟蝇蛆，大小不同是因为它们的种类不一样。根据科学文献记载，气温在正6摄氏度的情况下，由蝇卵变成蝇蛆需要44．8天，而我在现场及附近未发现蝇蛹或蛹壳，这说明尸体上的蝇蛆系第一代，也就是说，它们是去年贝三月上旬所产的蝇卵孵化的。”说到这，他叹了口气，“唉，我目前的处境不允许我出具书面鉴定报告，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供你们破案时参考。” 朱南紧紧握住何子焱的手：“谢谢！你说的这些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不瞒你说，目前我的处境也和你差不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根据福橘上市的时间和死者身上蝇蛆的存活时间推断，可以肯定死者是去年11月上旬被害的！ 朱南立即要求各派出所广泛发动群众，仔细回忆去年11月上旬是否见到过与死者容貌相近的外地来宁女青年。 然而奇怪的是，一连几天，仍然没有揪住有价值的线索。 现在，全案仅剩的唯一一个物证线索，就只有死者身上的那只胸罩了。朱南揣着那只胸罩，先后走访了20多家商店和生产单位，但他一再被告知，南京地区从未制作和销售过这种胸罩！ 这天深夜，朱南怎么也睡不着，便起身坐到案前，在灯下仔细研究起那只胸罩的细节特征来。 妻子从梦中醒来，见丈夫有觉不睡，痴痴迷迷地坐在案前摆弄一只女人胸罩，大为不满：“深更半夜看女人的胸罩。你中了什么邪！” 朱南的妻子邵红是市公安局六处的预审员，作风泼辣，审结案件向来干脆利索。在朱南简要介绍案情后，她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伸手拽过那只胸罩：“女人的东西女人看，才能看出名堂来。” 果然，邵红很快就看出了名堂：“这是75公分的胸罩，后背系松紧带式，说明使用者两乳峰之间的距离较小，应当是中等身材的人使用。”她见朱南微微点头，便接着往下说，“这只胸罩两肩带重新缝过，比原来的长度缩短了1．2公分，这说明死者爱美，有意缩短肩带，将乳房兜得高高的，意在突出胸部线条。如果她不是文艺工作者，那可能是个爱漂亮、讲究打扮、好出风头的青年女子。” 朱南道：“你说得有点道理。可我最关心的是这胸罩是何地生产，何地销售……” “以便推测死者是南京人呢，还是外地人？”邵红接过丈夫的话茬，狡黠地一笑，“告诉你吧，这是大连生产的白塔牌胸罩。” 朱南被妻子肯定的回答惊得目瞪口呆：“这只胸罩的商标被拆掉了，你怎么知道它是大连生产的？我为此走访了许多商店和厂家，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你凭什么如此肯定？” “说来真叫是巧哩。昨天下午在澡堂洗澡时，我碰上我们处里老黄的女儿薇薇，她在体育学院体操队，前不久训练时摔伤了左臂。洗完澡以后，她怎么也扣不上胸罩，就喊我帮忙。我见这胸罩用了爱丽沙花边，挺好看的，南京市场上没见卖过，就随口问了一句，这胸罩是什么牌子，你在哪儿买的。她说是在大连参加比赛时买的，白塔牌。” 朱南大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死者十有八九是大连人！老婆哎，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哟！” 四、哑巴？！ 第二天一大早，朱南找到小马，把昨晚邵红的重大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最后对他说：“小马啊！你和章明义辛苦一下，去大连一趟。大连市局的王局长是我河北老乡，回头我给他写一封信你俩带着，请他务必帮忙查出大连有没有这么个人失踪。别忘了，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我等着呢。” 小马一一答应下来，马上回家拿了洗漱用具，和章明义先搭车去上海，然后转乘海轮，赶往大连。 小马他们走后的第三天晚上，朱南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朱局长吗？”尽管文化大革命以来朱南靠了边，但老部下们还是习惯地叫他“朱局长”。 “是小马吧！怎么样啊？有进展没有啊？”朱南急切地问道。 “有！大连有一个年轻女人和死者的肖像复原照片很相像。据家属回忆，她在去年11月1日离家外出，至今未归。对了，她是个哑巴。” “哑巴？！”朱南大吃一惊。 “对！是个哑巴！”小马在电话那头肯定地说。 长途电话里无法详细询问，朱南吩咐小马注意收集那个失踪女人的照片和留有她指纹的实物，尽快赶回来。 放下电话，朱南狠狠敲打着自己的脑袋。对呀！怪不得前几次排查，没有结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哑巴不会说话，和正常人难以交往，因此他们有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子。如果死者是个哑巴，自然会和南京的聋哑人发生交往。前一阶段的调查只是在正常人范围内进行，怎么会有结果呢？ 事不宜迟！急性子的朱南立即连夜给香铺营、四牌楼、成贤街、丹凤街这4个派出所挂电话，让他们立即对辖区内的聋哑人进行一次全面的统计。 次日清晨，他又骑着那辆“老坦克”到了市聋哑学校，请他们派几个懂哑语的老师分别到4个派出所充当翻译，挨个走访聋哑人。 5月3日下午，调查走访还没结束，小马和章明义就风尘仆仆地从大连回到了南京。 “朱局长，这回错不了了！”下了火车，小马他们连家都没回，就赶来向朱南汇报，“你写给大连市局王局长的信还挺管用，我们到大连的当天晚上，王局长就召集全市派出所长开会，当场就帮我们找出一个与死者的肖像复原照片极为相像的失踪女孩。这个女孩叫郭西琴，21岁，未婚，家住滨海路16号，没有工作，靠贩画为生，长期在外奔波，行踪飘忽不定。据说手头有一些钱，平时讲究吃穿，烫头发，涂口红，抹指甲油，打扮得很时髦，挺惹眼。第二天我们在派出所长的陪同下到了她家，据她母亲说，她在去年11月1日出门的，临走时告诉家人这次要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卖画，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往家里写过信、寄过钱。我们跟她父母要了几张郭西琴的照片和她翻阅过的一些书刊画册。” “快把照片给我看看！”性急的朱南一把抓过郭西琴的照片，“哈！就是她！”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照片和书刊放在这里，你们马上给我回家休息。‘五一劳动节’都是在路上过的，我给你们补假！”说罢，他跑到法医室：“你们马上把这张照片与死者面貌特征进行复核鉴定，并叫痕迹技术员在书刊画册上寻找并显现郭西琴的汗液指、掌纹，与死者的指、掌纹进行比对，分别搞两份鉴定报告给我！” 很快地，两份鉴定报告递交到朱南手中，结论是相同的：死者就是郭西琴！ 当天晚上，朱南在家草草吃过晚饭，骑着“老坦克”逐一到4个重点派出所询问有无线索。 九点多钟，他离开丹凤街，来到了四牌楼。这是他今晚巡查的最后一个派出所。前三个派出所都没有像样的线索，不知四牌楼怎么样？他心里正想着，就听见四牌楼的赵所长冲他喊道： “朱局长，我正要去你那里汇报呢！有线索了！” “是吗？快进去说说！”朱南一下子来了精神。 今天下午，所里民警小潘和聋哑学校的高老师，把本辖区内的部分聋哑人召集到一起，让他们辨识死者的肖像复原照片。 不一会儿，一个男性哑巴捏着照片，“咿啊呀啊”地比划着，表示他见过死者。小潘立即把他请到另外一个小屋，经高老师翻译，哑巴告诉小潘：他曾在去年见过死者，准确时间是去年的11月6日，这一天正是他发工资的日子，而且死者长得特别漂亮，看上去很有钱，一副华侨气派，却是个哑巴，所以印象很深。他曾情不自禁地跟踪过她，发现她与林学院的哑巴绘图员蒋隆章相识。蒋隆章早就结过婚了，老婆是针织内衣厂的工人，也是个哑巴。 听到这里，朱南马上追问：“蒋隆章家住什么地方？” “听说是中山路韩家巷4号。” “那是不是归丹凤街派出所管辖？” “是。” “坏了，此人要跑！” 朱南顾不上解释，立即骑车返回丹凤街派出所，领着派出所长和管段民警直奔蒋隆章家。 果然，蒋家已是铁将军把门，人去楼空。据邻居说，蒋隆章今天下午回来收拾了一下，把孩子一抱就出了门，临走时和老婆比比划划地，对邻居说，单位叫他出差，把孩子送到下关的外婆家去。 “肯定是打草惊蛇了！”朱南心中十分明了。刚才丹凤街派出所的张副所长还十分肯定地说，截止到今天下午，他们已拿着照片询问过辖区内的所有聋哑人，没有一个说认识照片上的人。 “笨蛋，凶手会说自己认识被害者吗？”朱南在心里骂了一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变得有涵养了，轻易不再熊人。此刻，他谁也没责怪，只是请所长派人立即把小马叫来。 这边小马刚在家躺下，听说案子有重大突破，一骨碌爬起，回队里找了几个刑侦技术人员，带上器具，兴冲冲地赶来。 经过对蒋隆章住宅大半夜的全面搜查，发现蒋氏夫妇的卧室墙壁上有许多绿豆大的喷溅性血迹，追寻血迹源点，又在大片地板缝隙内发现血迹，经化验为B型人血，与“1·1”案女尸（即郭西琴）的血型相同。紧接着，刑侦技术人员扩大搜索范围，又在蒋家屋顶的漏雨斗内发现一把铁锤和一块条型磨刀石，上面沾附的血迹和发屑经化验也为B型。 朱南则从蒋家壁橱的一床旧棉胎里发现一只精致的真皮坤包，内有两只大连产的白塔牌胸罩和一组在中山陵、玄武湖等风景区拍摄的照片，照片上那姑娘的相貌与程光瑾教授绘制的死者肖像几乎一模一样。 蒋氏夫妇构成重大杀人嫌疑！ 朱南要求车站、码头各治安联防组立即设卡堵截蒋隆章夫妇，同时，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民警统一行动，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搜捕行动。 5月4日凌晨，参与行动的单位纷纷报告，没有发现蒋隆章夫妇踪迹。 朱南在核准蒋氏夫妇各种社会关系后，立即向南京周边各省、市、县公安机关发了协查通报。 5月9日，蒋隆章夫妇在浙江金华落网。 两天后，蒋隆章夫妇被押解回宁，朱南亲自主持了审讯。 蒋隆章白净面皮，衣着整洁，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杀人凶手。朱南把那只胸罩往桌子上一放，蒋隆章便在聋哑学校老师逐字逐句的翻译下，一五一十地交待了自己杀害郭西琴的犯罪事实。 两年前的一天，郭西琴贩画初到南京，在街头问路，因别人不懂哑语，无法指引，正巧蒋隆章路过此地，为她作了向导，从此两人相识。蒋是大学的绘图员，对画儿略知一二，经常为郭西琴的生意出些主意，博得了郭的欢心，不久就发生了性关系。生性轻佻的郭西琴以后每次来南京，总要和蒋幽会。后来，他们的关系被蒋妻杨幼兰窥破，杨醋性大发，多次与蒋大打出手，并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去年11月6日，郭西琴再次来宁，投宿蒋家。蒋无意中发现郭随身携带3000元巨款，顿起贪心，即与妻子杨幼兰密谋杀害郭西琴。杨幼兰当时并不知道郭身上有钱，只当丈夫依旧深爱自己，只是一时无法摆脱郭某的纠缠才顿起杀心。她搂着丈夫嚎啕痛哭一场，然后毅然将孩子送回娘家，又潜入自己的生产车间，盗出一把大号铁锤藏于大床枕下。人夜，杨幼兰主动腾出大床让丈夫与郭西琴共眠。待郭熟睡后，蒋隆章抽出铁锤猛击郭的头部，杨恐其不死，又用麻绳围勒其颈部。郭毙命后，蒋氏夫妇剥光她的衣服（惊慌中遗漏了一只胸罩），用棉胎和被单捆扎成行李模样，于深夜11点40分，由杨探路，蒋犯肩扛尸体，将郭移至北京东路南侧偏僻处，塞入窨井…… 北京东路裸体女尸案告破的当天夜里，朱南接到程光瑾教授老伴打来的电话，她哽咽着说：“光瑾在昨晚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今天下午撒手西去。临终前，嘱我打电话给你，问他上个月画的那张画有无结果……不知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自从他为公安局画完那幅《毛主席去安源》以后，造反派就再也不准他画画了……” 朱南禁不住泪水横流：“是的，他有一幅画在我这里……已有结果……” 几天以后，南京市公安局小礼堂的山墙下，朱南又和那帮“牛鬼蛇神”一起站在了巨幅画《毛主席去安源》跟前，哈着腰，毕恭毕敬地向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请罪。一切和过去一样，只是他新糊的高帽子在阳光下白得有些森人。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