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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把这句话拿到贪污受贿犯罪中分析一下，“鞋”，是权力的象征，“水”，是金钱的写照。“水”对“鞋”的“亲吻”，是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同时，也是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其“水”的增值。 因此，有些“水”就会漫向有权力的“鞋”，而这些“水”最终又会由温柔的“亲吻”变成汹涌的“淹没”。如果把你淹没了，就是灭顶之灾了。 有一句话，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把这句话拿到贪污受贿犯罪中分析一下，“鞋”，是权力的象征，“水”，是金钱的写照。“水”对“鞋”的“亲吻”，是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同时，也是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其利润增值。 在采写王建业案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王建业作为一个特大受贿案中的被告，最能说明他的犯罪事实的应是行贿人和指证人，他们是“鞋”和“水”的关系。同时，采写这样一个特大受贿案，不能不采访行贿人和指证人。可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很难见到这些人，而这些人对我当然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我想，要想深刻揭示这个案件，要想最有说服力地证明王建业贪不贪，要想更深一层剖析王建业其人，不能不采访指证人、行贿人。尽管要采访他们面临重重困难，但我坚持这一点，并为此做出努力。 我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王建业案中的一个重要的指证人，也是行贿人的深圳某公司业务部经理H（这里仍然不能出现这位指证人的姓名和单位，这是有关方面的要求）。 H自然是极不情愿，我对他这种心情表示理解。无论是作为行贿人还是指证人，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对待他与王建业案的这种关系，他当然是希望尽早摆脱干净为好。 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不是个人对此事猎奇，报道王建业。史燕青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是社会的需要，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宣传的需要。何况王建业案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一些推理和想像以及“传说中的再创作”，已使这个案件在社会上被传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去揭示这个案件的真象，以正视听。因此，我说明了我的理由，不管他愿不愿意，我坚持要见他，他终于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1995年4月5日上午9点，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准时走进了H的办公室。出乎我的意料，王建业在他的申诉材料中说几年来一共赚了几千万的H的办公室十分狭小，并不豪华，甚至有点简陋。门口没有接待人员，也不见有女秘书。H正在打电话，他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在电话中正与人商谈着考察的情况和能否投资的事宜。 我打量着H，他貌不惊人，人显瘦削，但透着几分精明。在采访之前，我得知，他早先是深圳一家国营公司的业务员。后来自己出来承包了一家公司的业务部，各种生意都做，主要是做钢材生意，王建业说他现在是腰缠万贯。 我们见面时，他递给我的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和《起诉书》上说的公司已不一样。 改革开放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一些经济畸人（是畸人，不是奇人）。他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靠着党的优惠政策或者叫善于利用优惠政策，打通各种关节，通过各种关系，“苦心”经营，去赚各种钱，逐渐逐渐地富裕起来。 有一位美国人（记不清他的名字了）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大意是“商人在白色地带（循规蹈距经营）经商，赚大钱难；在黑色地带（违法经营）经商，利润大风险也大，只有在灰色地带（白色地带与黑色地带的交叠处）经商，才能既减少风险，又扩大利润”。 我对政治经济学是一知半解，更不懂经商，我理解所谓“灰色地带”，即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政策的空子”，或者用一句著名的国语叫“打擦边球”。 改革开放，经济领域有一个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这个转型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在一份专题报告中称，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在65％左右），因此，经济领域的秩序必然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一段时期内也必然会留下许多政策空子，因此，也就产生了一批善于钻政策空子的经济行为人，我把他们称为“经济畸人”。之所以称他们为“畸人”，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一种正常成长起来的经济行为人，他们所赚取利润的方法，随着我们的经济秩序逐步完善而逐渐失灵。 我认为三类这样的“经济畸人”具有典型意义： 一种是有背景、有关系、有后台、有办法搞到别人搞不到的“指标”、“物资”、“额度”等批文的。这些人并不真正经商，他们将通过各种关系搞来的紧俏物资的批文，转手倒卖给别人，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史燕青就属于这一种，她通过王建业搞来的批文，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而是转手倒卖给别人。当然史燕青在这一类“经济畸人”中，属于“小儿科”之列。 一种是没有什么背景、后台，但他们有与第一种“经济畸人”的关系，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可以从第一种“经济畸人”手中买到市场紧俏的物资指标，然后转手买卖，从中赚取利润。这类人一般自已经营，所赚取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H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像藤蔓缠绕着大树一样，跟着大树一道枝繁叶茂。当然当大树枯死的时候，藤蔓也无法生存了。 还有一种，他们既没有背景后台，也不懂经商买卖，而是有着一种机灵的头脑，再加上一种“赌”性，遇上了经济转型期所产生的机遇，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暴富起来。比如，有这样一位小姐，早先来闯深圳辛辛苦苦干了几年（“什么都干过，差点没做‘鸡’，”这是她的原话）也才赚了几万块钱。这时，听说蛇口安达公司发行股票，那时股票还没有像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她像下赌注一样一下将几万元全部投进去，买了几万股原始股。后来安达股票涨到十几块，她一次全部抛出，几万元变成了几十万。这时又遇上1992年房地产热，她再一次下赌注似的将几十万又全部投进炒“楼花”，结果楼价飞涨，她又全部抛出，几十万变成近千万。她拿这些钱，在××山庄买了一幢别墅，又买了一辆宝马轿车，银行里还有一笔存款（现在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有多少钱）。当初一个东奔西跑的业务员，如今成了千万富姐。这也是一种“经济畸人”，所不同的是，她靠的不是钻政策的空子，而是靠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她可以说是“赌”富了，但她赚的钱你不能说不合法。 在深圳，15年来的建设历史，曾经创造过许多机遇，这些机遇，谁要是抓住一个，也许就会基本富裕起来。谁要是抓住几个就要暴富了。比如，“股票热”你抓住了，接着“房地产热”你又投入了，你只要对时机抓得好，你口袋里的钱恐怕就要成几何级数增长了。这些抓住机遇的人，常常并不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聪明多少，而只是比别人早行动一步。往往“聪明”的人，却因为“聪明”而顾虑重重，反而失去了机遇。但是，抓住机遇的人，常胜将军却不一定多，因为商场上有一个铁的规律：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是从零到最高值，然后又从最高值返回。就像股市上的一句名言：怎么上去，还会怎么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别人做这种生意赚了，而你去做就亏了，这是因为你在最高值时而市场已近饱和，你接过了最后一棒。因此，常常有人从几万元变成成百上千万，然后又返回来，甚至当初的几万元也没有了。这种例子太多了。前面讲的这位小姐是因为她每次都是在最高值时“急流勇退”了。这种“幸运儿’生活里不会太多。 这三类“经济畸人”要想赚大钱，都有可能会变成“湿鞋”的“水”，尤其是前两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要赚钱做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实际上做的是关系。他们要做的“关系”，最终都必须是像王建业这样，手中有使他们赚钱的权力。因此，这些“水”都会漫向有权力的“鞋”，而这些“水”最终又会由温柔的“亲吻”变成汹涌的“淹没”。如果把你淹没了，就是灭顶之灾了。 H见我到来，匆匆结束了在电话中的谈话。 看得出H有些心不在焉，他希望这种谈话早点结束，我事先对这次采访作了充分的准备，我知道像这样的谈话不可能有第二次。 我事先准备了8个问题，一古脑全部提了出来：你和王建业是怎么认识的？王建业平时的爱好、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态度？你认为王建业这个人到底贪不贪？他要你的钱是赤裸裸的，还是含蓄的？你认为史燕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史燕青与王建业认识的经过吗？王建业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一般持什么态度，如对待史燕青，对待他妻子，对其他的女人的态度？王建业对史燕青有感情吗，为什么？王建业对待自己妻子有感情吗，为什么？ H没有按照我提出问题的顺序回答，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中间还不停有电话打进他的“大哥大”，因此，谈话断断续续。 H说，1987年和王建业认识，那时王建业还是一个科长，我在××国营公司当业务员（就是王建业曾经报销了一万多元发票的那个大型公司）。当时的王建业为人比较直爽，讲义气，可办可不办的事，找到他，一般都帮你办，而且不图回报。那时王建业的爱好是下围棋，打扑克。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国营公司，承包了另一家公司的业务部。 我插话说，办案人员曾向我介绍了一段关于王建业向你索贿对半分成的对话，是怎么回事？ H说，是这么回事。我出来承包以后，有一次碰见王建业，这时王建业已经当处长了。（以下是H所说的他与王建业的对话）： H说：王处长，我已经从××公司出来了，你可要帮帮我。 王建业说：我怎么帮你？ H说：我现在自己出来做了，赚了钱是自己的。 王建业说：按规定，你现在承包的公司不能直接给计划局申请指标。 H说：我可以以正规国营公司名义给计划局打报告。 王建业说：你以正规国营公司打报告，我批给你，利润你能不能控制？ H说：没问题。 王建业想了想又说：我批给你，我有什么好处？ H说：王处长，你放心，我会做的。 王建业说：那好，你赚的利润，我们二一添作五。 H给我复述的这段话基本同办案人员向我介绍的情况一样，并且被记录在案。这是王建业索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情节。 H接着说，有了跟王建业的这个“默契”后，心里反而坦然了，并不怎么欠王建业的人情，因为反正是利润分成。 以后，H就将王建业批给他的指标所赚的利润，分一半给王建业。 办案人员也告诉我，据他们统计，H给王建业的钱，差不多是王建业批给H的指标所赚利润的百分之五十。 H又对我说，以后王建业经常关心他的生意，又介绍史燕青与他做生意。他与史燕青是这种特殊关系，他完全清楚史燕青与我做生意的情况，好多事就是他在背后操纵的，可生意做成以后，他又会问我赚了没有，赚多少？H说，实际上他在了解你的利润情况。 王建业在案发后，自始至终根本不承认曾接受过H的贿赂；当然更不承认曾跟H有过的这段对话。他把H送给他的并且已经进了他香港帐户上的钱，说成是H利用他的帐户做生意，炒外汇，甚至说，H和L等指证人是合伙栽他的赃。但是，王建业在看了所里所写的申诉材料中，又非常清楚地给H算了一笔帐，说H几年来一共赚了2000多万，并且能说出H的这些钱，现在都用在哪些地方。 我弄不明白的是，王建业怎么能这样清楚地算出别人的一笔帐，这不正说明王建业始终在关心H的生意利润吗？他这样关心一个人的生意利润干什么？！ H告诉我，王建业和史燕青是怎么认识的他不知道，不光是他，所有王建业的朋友都不知道，因为王建业这个人城府很深，对任何人都留有一手，跟谁也不讲心里话，史燕青的事他从来没有和朋友谈过，尽管圈子内的人都知道他和史燕青的关系，王建业也是公开化地带着史燕青同进同出，出席他们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在朋友面前承认过他和史燕青的事。朋友们也曾劝过王建业，不要多跟史燕青交往，对老婆要尽丈夫的责任，王建业从来也没有听进去，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一笑了之，有时甚至连笑都不笑，是没听进去呢？还是根本就没听。 王建业跟朋友们从不谈心，比如他曾高过婚和老家还有一个女儿的事，好多朋友都不知道。王建业也不跟其妻子谈心，他在家里得不到温暖，也不给家里温暖。 王建业跟史燕青的关系比较稳定，有了史燕青没有再见到他和别的女人有什么较多的关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有跟妻子离婚的打算。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出国的打算。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H告诉我，王建业的一帮朋友都不喜欢史燕青。认为她是“板爷（不懂却处处装懂）”，仗着她与王建业的这种关系，是居高临下看待王建业的这帮朋友的（史燕青认为王建业结识的这帮朋友层次太低，要王建业少和他们来往，王建业不听，所以两人闹得不愉快。史燕青瞧不起王建业的这帮朋友，可又要和他们做生意）。 H说，他与史燕青认识是王建业介绍的。史燕青非常精明，也十分计较，一分一厘都算得很明白。她卖指标给H，事先都要了解一下市场行情，然后用稍低一点的价格卖给他，她自己绝不吃亏，也让别人有一些赚头。 H又一次说到王建业这个人谁也不相信的例子，他说，每次王建业叫转钱，给的都是“李亚平”的名字，谁也不知道李亚平是谁。直到案发后，办案机关告诉我们搜到了贴有王建业的照片的李亚平的护照，我们才知道李亚平就是王建业。H谈到的王建业又是一副面孔。 我梳理了一下我在采访中得出王建业的形象，感觉到不同的人给我描述的是不同的面孔，这不是人们的看法有误，而是王建业就是这样，在单位里是一副面孔，在朋友面前是一副面孔，在妻子面前是一副面孔，在史燕青面前又是一副面孔；在仕途得意的时候是一副面孔，在官场失意的时候又是一副面孔。所以我说他是副多棱镜似的面孔，从不同的方面看，映出不同的形象。 结束这次谈话时，我看得出H如释重负，我也不感到轻松。 我打量着这个从国营公司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发展起来的“经济畸人”的背影，生出一番感慨：H是否如王建业所说腰缠万贯，只有H自己心里最明白。但他确实是那种不露富的人。他没穿名牌，不显山不露水，但确实生意做得很大，生意的大小一般来说应该与利润成正比的。像H这类“经济畸人”正是使像王建业这类手中大权在握，而收入却少的政府官员产生心态不平衡的因素。同时他们也是使王建业这类的干部，“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深圳，H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种成功也同样需要付出心血和汗水，以及千百个不眠之夜。这些不眠之夜有商场中的风云变幻，同行间的竞争倾轧，资金上的周转不灵……还有，就是怕检察院的半夜敲门……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朋友和我讲起的一个故事：一次，一位日本商人，一位香港商人和一位中国商人同乘一驾飞机，恰巧坐在一排座位上，飞机起飞以后，三人无聊就“侃”起商人辛苦。由此引出什么是幸福的话题。 日本商人说，幸福就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除夕前夜，我身心疲惫地冒着风雪回家，提包里放着一份明年全年的已签了字的订货合同。推开家门，妻子女儿迎到身边帮我换上已烤得暖烘烘的和服和棉拖鞋，接着递上一杯热清酒，然后全家围坐在一起，欢歌笑语，无限温馨。 香港商人不屑一顾地说，幸福就是到大陆商务旅行，找一位风情万种的“秘书”小姐“同吃同住同劳动”。分手时，递给她一些小费，然后一声“拜拜”，再也不回头。 轮到中国商人说幸福，他沉吟半晌开了口：幸福就是在半夜熟睡中被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门口站着检察院的人。一位检察官手上拿着一张《逮捕令》对我说：“胡清明经理，你因行贿政府官员，现在依法逮捕你，请你签字。”我说：“对不起，检察官同志，胡清明经理住我楼上。” 我听完后笑不出。 这当然是一个杜撰的“黑色幽默”，因为任何一个检察官也不会在未验明身份前出示《逮捕令》。我笑不出来的原因是掂出这个故事后面的沉重：“中国商人”为什么会把检察官敲错门当作幸福？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有受贿就有行贿，像H这样的商人构成的“湿鞋的水”，其面的大小显而易见。为什么？中国的商人就喜欢行贿？然后又为行贿而半夜担心有人敲门？！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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