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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习惯用“好人”和“坏人”来界定一个人。我们的国粹京剧，就非常形象地在脸谱上把“好人”与“坏人”区别得泾渭分明。 我觉得“好”与“坏”在人的身上是个复杂的概念，任何一个个体，恐怕都存着“好”与“坏”两方面因素，即所谓的“正”、“反”两方面。“好”与“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说，但在生活中，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得非常清楚。 王建业受贿贪污千万元，被判处死刑，毫无疑义是个“坏人”。那么，是什么使他变咸了“坏人”的呢？！分析这个变化的过程，才是我重提“好人”与“坏人”话题的意义，同时也正是我写作的意义。 这次写作由于一开始就是给我所在的报社《深圳特区报》连载的，这就给了我一次以前所没有过的创作实践：写作与发表几乎同步进行，且写作与连载持续了一年多。这使我有了一个机会，能及时收到读者的各种反馈，又能及时充实我的作品。有时，我几乎可以像电台热线一样，与读者在文章中交谈探讨，这就避免了过去写作时作品完成后一并交给编辑，有不足和遗憾也无法修改了。现在这种近似同步的写作与发表，使我可以避免一些遗憾和更清楚地表达自己思想和作品的主题。 《没有家园的灵魂》在报纸上连载以来，报社和我本人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甚至有读者辗转找到我，一定要和我面谈，有的甚至是一个写字楼的小姐集体给我打电话，把电话接在免提键上，你一句，我一句，像在开一个小型讨论会。读者对我作品的关注，鼓励着我排除干扰和克服困难去写作。 还有一些朋友包括他们的太太，坦诚地谈了他们的感想和多方面分析了我的作品，启发我的思路，开拓了我的视野，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在大量的来电来信中，有这样的一封批评信引起我的反复思考（或者不得不思考）。 由于未征求写信者的同意，不便引用他的信件原文。他的信批评我把王建业写成了一个“好人’，立场有问题。 这封信写得很严肃，而且是一封署名信，可见这位读者是认真地负责地有感而发的。 我这里，提到这位读者的来信，并没有和他辩论这个问题的意思，而是想借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来进一步探讨王建业的蜕变过程和犯罪根源，也就是王建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也是一个关于“好人”与“坏人”的话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习惯用“好人”和“坏人”来界定一个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在非正式场合这样评价一个人，“这人啦，是个好人。”“那个人很坏”。我们的国粹京剧，就非常形象地在脸谱上把“好人”与“坏人”区别得泾渭分明。“红脸”、“白脸”所代表的意思，大家一目了然。 我觉得“好”与“坏”在人身上是个复杂的概念，任何一个个体，恐怕都存在着“好”与“坏”两方面的因素，即所谓的“正”、“反”两方面。“好”与“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说，但在生活中，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得非常清楚。 王建业受贿贪污千万元，被法律判处死刑，毫无疑义是个坏人。 那么，王建业生来如此吗？！ 王建业这一代人，是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长大的，他能生来就是“坏人”吗？当红领巾飘在他的胸前时，他一定曾真心实意地从心底发出过：“长大了，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也一定曾想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孩子，雷锋式的好少年”；小时候，他肯定在过马路时，搀扶过老人和盲人；他也一定曾“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他是在这种历史环境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多年的工会干部，他一定会教育孩子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 我觉得，王建业曾经是，或者曾经真心实意地想做一个“好人”。但是，后来王建业变了，变成了坏人，变成了被处以极刑的大坏人。 那么，是什么使王建业发展到今天？或者用前面的话，使他变成了坏人呢？！ 分析这个变化的过程，才是我重提“好人”与“坏人”话题的意义，同时也正是我写作的意义。 我觉得，显而易见的“坏人”（不管有没有）并不可怕，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和生活的空间里，由于其“坏”，人们会对他戒备和制约，使他这个“坏”的破坏性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就如同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人们不能一下识别它们。 对我们的事业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坏人”，而是在革命队伍中，在权力的位上，逐渐变“坏”的人。 一个人在社会中有着太多的个人问 题、个人困难、个人需要、个人欲望， 这些都是不奇怪的，但不能为此走向极端 1995年12月13日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犹豫了半天说，我思考了很久才给你打这个电话。他说，他很熟悉王建业，他曾跟王建业共同生活学习了相当一段时间。他认为我的文章中分析王建业的“变坏”过程是“突变”。他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王建业早在大学期间就“表现不怎么样”，他的变化是“渐变”的。他想找我谈谈，以帮助我分析王建业的犯罪根源。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也非常感谢他对我写作的帮助。我们约定当天中午见面。 12月13日中午12点30分，我们两人准时在华侨城海景酒店咖啡厅见面。 这位先生首先要求我不要在文章里透露他的姓名和单位，他也始终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和单位。 这位先生为了证明其确实曾与王建业在一起学习工作过数年，他带来了两张曾与王建业在一起合影过的集体照。这是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任何一个学校，一个学习班，一次代表会都要拍的那种集体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已经很有些年月，我看见王建业那时比较消瘦，穿一身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蓝中山装，而且好像还是比较旧的，挺直着身子背着手站在最后一排，一副风华正茂的的样子。 我心中顿时生出一番感慨：王建业在照这张照片时，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是想着，毕业后投身社会，大展宏图，这时候用“豪情满怀”来形容他也许并不为过。或者，王建业此时想的并不是“服务社会”的宏图大志，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正在考虑着眼前的生活实际，比如工作分配问题（这时的王建业还没有分配到吉林省财政厅）、住房拥挤问题（此时王建业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了一个小女儿，孩子很小，好像还住在父母的家中）、经济拮据问题（王建业已经是一家三口，他需要钱来给女儿买奶粉，给妻子添新衣，他自己也需要抽好一点牌子的香烟）。总之，他可能想过将来的远大抱负，也一定想过眼前的油盐柴米，但他那时就是做恶梦，恐怕也不会想到今天的结局。 这位先生的声音把我从遐想中拉回现实。他说，他考虑了很久，一直犹豫，原因是王建业已经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再说他的“坏”已没有意思了。但他对我文章中对王建业的分析持不同看法。他认为，王建业在大学期间就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有时做好事，也是为了“利己”。 我希望他最好用事例来说明观点。 他举了这样几个例子。首先他讲了王建业与第一个妻子德惠县的那女知青的感情和婚姻。他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王建业对她的利用，因为王建业从他下放的农村回长春，要经过德惠县落脚，因此与这位女知青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们根本没有感情。第二个例子，说王建业在大学分配时，为了能进吉林省财政厅，竟然不择手段地模仿当时省委一副书记的笔迹，给吉林财经学院和省财政厅分别写了一张条子，推荐王建业到省财政厅工作，用欺骗的手法达到分配到省财政厅工作的目的。后来事情暴露，厅长曾非常生气地召集分配到财政厅的全体毕业生开会，不点名地批评了此事。第三件事，是说王建业在大学期间结了婚后，仍然与班上一位女同学来往过密，一道逛公园，一道看电影，并且联合署名发表文章，在当时的学校和财政厅造成不良影响。 这位先生说，由于以上的事情，王建业在吉林省财政厅已经无法再往上爬，所以要求调深圳。 他还说过建业这个人吃亏的事绝不干。他又举了几个例子，他说，王建业在大学期间，同学们曾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花团”。“花团”是东北一个香烟的牌子。有一次，王建业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团”牌香烟，抽出一支自己吸，别的同学向他要，他说：“不行，这香烟要办事用的。”后来同学们送他一个外号叫“花团”，意思是小气。 这位先生还讲了王建业这个人好赌。在大学期间就喜欢打牌。当时的输赢只是几支香烟，但王建业特别较真，常常会为一支烟，争得面红耳赤。在深圳，他也曾见到王建业打牌，特别认真，为一张牌会红脸。 他还跟我说，王建业这人并不重情义。他听人说，王建业跟史燕青好，王妻抱着孩子租用摩托车盯梢，结果摔倒了，连人带车都倒在地上。王建业开着他那辆吉普车看见了连停都不停下，一踩油门就走了（这跟我了解到的，在东北那个下着雪的傍晚，王建业全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情景，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 这位先生最后总结说，人的社会地位，常常和他的权力和金钱有关，他还说，王建业当初在学校并不是很优秀的。人们后来看到他“好”的一面，跟他手中的权力有关。 这位先生说这一切时，神情和声音都不轻松。 事后，为了再一次印证这位先生所讲的事实和他对王建业的评价，我将电话打到王建业在广州的一位同学处，（倒不是我怀疑这位先生所说的真实性，实际上这位先生所说的王建业在大学期间与班上一位女同学的过从甚密的传言，我以前就曾听到王建业其他同学跟我谈起，我因顾及到这位女同学至今已结婚成家，又是多年前的传言，我怕在我的文章中提及此事，无意中伤害了这位无辜的女同学，影响了别人的家庭生活，所以回避了此事。）我希望从多方面来了解王建业，而不是一个人、几件事。 接到我电话的王建业的同学，不完全同意这位先生对王建业的评价。虽然，他证实了这位先生所说的一些事例是完全真实的，但仍认为王建业当时在班上是“出类拔萃”的，他认为王建业的变化主要是来深圳当了官以后。 为了证明自己对王建业的评价是公正的，他又给了我一个与王建业一同分配到吉林省财政厅的女同学家中的电话，建议我与这位同学谈谈。他说，这位同学当时在班上年纪最小，不介入任何矛盾，跟王建业关系不亲不疏，看问题也许要公正一些。 我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把电话打到了这位同学的家中，她接到我的电话并不感到意外，她说，长春的人早已知道王建业出事了。不少熟悉和关心王建业事情的人，都在收集每天在《深圳特区报》上的连载文章。她对王建业的评价，又有所不同。她认为王建业在学校和财政厅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都不错，但并非是“出类拔萃”的。她说，出类拔萃的人考了研究生了。当年同届毕业的同学，有些已在相当重要的岗位上，他们的水平和能力都在王建业之上。根据我的了解，这位同学说的是事实。 几个人对王建业的评价都不相同。在王建业处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我想无论是谁都没有必要去“丑化”或者“美化”王建业。因此，我认为，他们对王建业的评价，是他们心里对王建业真实的看法。无论是谁，无论是否准确，都不带有“功利主义”和“恶意”的色彩。 那么，为什么大家对王建业的看法不尽相同呢？这除了人性的复杂和王建业本身的多重性外，还有就是，人是在变化的，而人的变化又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所以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反过来又会改变环境。 王建业是“老三届”的“知青”，这一代人参加过“文革”，上过山，下过乡，又经历了“拨乱反正”，接着他们挤上了“最后一班车”，赶上了恢复高考。毕业后，正是“改革开放，高潮迭起”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大潮之中去“中流击水”。（这一节里我用了太多的引号，这些引号里的语词产生的时代与现在并不太远，可是我的小女儿看后并不太懂，就像有一次她从电视里看见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那组成“红海洋”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她就不知道。她问我：“爸爸，那么多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红本本干什么？”我听后十分感慨，我不知道这“历史的忘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跟她作一次仔细的解释，来一段“痛说革命家史”，但我转念一想，她已经是一个完全崭新时代的人，不知道也好。）这一代人，吃过苦，受过磨难，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自立精神特别强。由于赶上高考，又有着良好的理论知识，他们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很强，而且他们都有一种可贵的“使命感”，都有一腔热血要挽回失去的岁月，他们要在“改革大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批人和60年代末刀年代初出生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参与意识更强，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买现，特别关注。对于他们自己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看重。应该说，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一笔财富，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将会在或者已经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成为栋梁之材。 王建业是他们中的一员，应该说，王建业也曾满怀一腔抱负，无论在吉林，还是在深圳，他也曾经想着并且已经奋斗过（这对社会可能是有益的）。他的心灵深处肯定是有“个人主义”的，这种“个人主义”应该说包括跟我说王建业有个人主义的这位先生也有。因为任何人首先是一个“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中有着太多的个人问题、个人困难、个人需要、个人欲望，这些都是不奇怪的。我认为，第一，个人主义不能“极端”，不能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第二，社会也要有容纳“个人主义”的一定空间，把“个人欲望之水”引导到“合理的渠道”之中，成为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动力，否则，“个人主义”就会侵犯他人与社会。王建业的奋斗也是与实现自我价值连在一起的，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当然包括他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实现和个人欲望的满足。这个“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就是“往上爬”，想做官，想做大官。因为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官本位”的历史中，官有多大与个人价值有多高是紧密相连的，人的权力欲望有时比今天吸毒者的瘾头还要大。这样，他们为了实现自己个人价值有时是不择手段的，例如，王建业冒充省委副书记写条子即是一例。 王建业察觉到，他在官场上可能仕途 已断，他要转移战场了，就是“下海”。他 开始疯狂地索贿受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竟受贿贪污达1000多万，其犯罪速度 和金额都是让人瞠目结舌的 王建业被处决的第二天1995年12月29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反贪局局长，王建业案侦破的决策指挥者之一的张学军同志来深圳办公务，他在百忙中特意约我一叙。张副检察长称赞和鼓励了我的写作，我借此机会就关于王建业“好人”与“坏人”的话题请教他。他说，今天，王建业成了被处以极刑的中国特大受贿贪污犯，但是，共产党人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王建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而且还做得比较突出，因此，他被提拔，被培养人党，甚至成了更高一级干部的后备人选。问题出在他取得权力后的蜕变，这个过程是逐渐的。探讨他的蜕变过程是我们今天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的意义。不久，张学军副检察长又托人给我带来了对我写作的评价，他用遭劲的笔力写下8个字：扬清荡浊，警钟长鸣。 在没有蜕变之前，严格来讲，在王建业没有开始受贿之前，我们还不能说他已经是个“坏人”。 那么，王建业是什么时候开始蜕变，开始变“坏”的呢？分析这个问题，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意义，为此，我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在王建业的《判决书》中，我看到一个重要的时间：1992年8月。在1992年8月以前，我们没有看到王建业有受贿行为。而在1992年8月，特别是在1992年10月以后，王建业开始疯狂地索贿受贿，至1993年7月2日被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受贿贪污达1000多万。其犯罪速度和金额都是让人瞠目结舌的！ 为什么？ 王建业1987年任副处长，1990年任处长，也就是说这之前的好多年，他就已经是大权在握了，那时为什么不“贪”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它对于今天我们分析和剖析王建业的犯罪根源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如果用“好人”与“坏人”来界定，1992年8月以后，王建业真正变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大坏人”。当然，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坏的过程是渐进的，不可能一个早上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大坏人了。我这里说的是从其犯罪行为上来界定的。 剖析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王建业始终不认罪，也就谈不上坦白交待，你无法得知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和不少人探讨这个问题，又研究了王建业的演变，我觉得，这跟王建业的个人追求，或者个人野心的实现有关。 王建业来到了深圳，来到了计划局，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外因条件，使他所学的知识和个人才干有了用武之地。此时，对于王建业来说，实现其个人的价值是在科长、处长、局长的位子上，一步一个阶梯往上爬，这时他的个人欲望是当官，当大官。 这个欲望，或者叫这个目标，淹没了他其他的“欲望”。他非常清楚，任何一个“失误”都会断送其“美好前程一，所以，他不会去冒这个险。 有一位曾经和王建业共过事的干部和我一起分析王建业时说，王建业的个人欲望是逐渐地暴露出来的，并在逐步地积累，群众和领导对他也是逐渐认识的。到1992年下半年，组织部门和群众对他的认识就比较清楚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建业感觉到自己再往上爬的希望不太大了。据说，这个时候组织部门曾经搞过一次“民意测验”，发现王建业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当低。 这些，王建业已经察觉到，他在官场上可能仕途已断。但像王建业这类人是永不甘于寂寞的，他要转移战场了，官场走不通，他要上商场了。这段时间，王建业有一个举动，就是要求“下海”，并且寻找可以去下海的公司。虽然，他的要求并没有被马上批准，但他已经开始大量介入“朋友”们的商务活动，穿针引线，介绍生意，从中担保等。这个时候王建业说的一句话，最能反映他的心态，他曾说：“这个世道我算是看透了，无非是把共产党口袋里的钱往自己口袋里掏。”他说这番话时，内心深处对“官场”的失望已经昭然若揭了，其心态也表露无遗。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史燕青结了婚，买了洪都拉斯护照，办了洪都拉斯移民，开了香港银行帐户，开始疯狂地索贿受贿，一步一步走向地狱之门。 仅仅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被检察院抓住，是天网恢恢，还是在劫难逃？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当一个人个人主义膨胀到极端，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侵犯了国家的利益，那么，国家就要用法律来进行制裁。 有人说，人什么都能改变，可以拔牙、美容、染头发、拉双眼皮、垫鼻梁、隆胸，甚至可以变性，但人唯独不能改变的是“自私”和“贪婪”。因为，它们是真正属于人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叫人了。 我承认每个人都有“自私”和“贪婪”的一面，但人是可以改变它的。人可以用理智、修养、情操来改变它；人还可用道德、纪律、法律来约束它。 同时，我还想说这样一句话：人对钱都有一股欲求，以致人们忘记了钞票是世界上最脏的物体之一。人对钱的欲求又是永不知足，没有人会觉得钱多了难受。王建业最初受贿的一笔钱是40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他还嫌不够，又是百万、数百万的索取，他难道不知道，钱也是烫手的东西，一旦东窗事发，钱就跟“灾难”甚至跟“人头”连在一起？ 老子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意思是说，灾祸依存着幸福，幸福潜伏着灾祸。 我想起这样一个寓言：一次有一个国王出巡，看见农田里有一个青年农民在烈日下耕作，非常辛苦。他说，如果满足你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青年农民说，当国王，皇宫里不用晒太阳。国王想了想说，皇宫里是可以不晒太阳，但是你的清贫还是比我的富有好。因为，当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你顶多是饿肚子，而我有时是要掉脑袋的。位高多忧患啊！ 我还想再一次重复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贫是金”啊！ 到处都存在阳光，真实的生活使我们联想到生活的实际。我不是危言耸听。 我只希望人们警钟长鸣，方能一生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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