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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中国服刑的美国犯人曾对我说，中国监狱和美国监狱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监狱是惩罚，中国监狱是改造。对子死缓犯人史燕青来说，改造的工作更艰巨。所以说，监狱是一所特殊的学校。1996年11月20曰，我来到广东韶关监狱，采访正在这儿服刑的史燕青。下午2点20分，我看见身穿一身囚服的史燕青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从女号走来。按照监狱规定，史燕青和所有的女犯一样剪着齐耳短发，穿一双黑色的皮鞋。我望着吏燕青从远处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心情瞬间变得很沉重。此时的史燕青步履蹒跚，给我的感觉每一步都显示出人生的沉重。结束采访后我离开女监，当我回头时看见史燕青仍然站在那儿，望着她那一身蓝色的囚服，我又想起了英国作家肖伯纳在他的《圣女贞德》一书中所说的那句话：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丧失你心中的欲望；另一个是实现这种欲望。 1996年11月20日上午，我在专门负责监所检察工作的韶关黄岗地区检察院的同志陪同下前往广东省韶关监狱。韶关监狱在曲江县境内的犁市镇，离韶关市约有十几公里。车出韶关市以后，沿着京广线往北开，马路的左边就是武江。我们在武江与京广线之间的1946线公路上行驶。路过五里亭，又经过十里亭，就是犁市镇了。 上午9点多钟，我们到达韶关监狱。前不久，我因应公安部之约，去河北省采访曾经震惊中国的“河北衡水‘百亿美元诈骗案’”，去过几间监狱，因此，监狱对我已经是不太神秘。和所有的监狱一样，韶关监狱也有着一个森严的大门，有着严格的探访制度，门口一位值班的老警察尽管认识陪同我的黄师水检察长和韶关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的吴科长，但仍笑嘻嘻地按照规定检查我们的证件。越过那道森严的大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里面竟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大院，遍植绿树青草鲜花，连空气也显得十分清新。如果不是那座简朴的办公楼里，身着警察制服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和偶有穿着蓝色囚服的女犯从院中穿过，你会很难想像这是一座森严的监狱。 韶关监狱狱政科的潘副科长已在门口等待我们。来到监狱接待室以后，潘副科长说，已接到有关方面通知，将对我的采访给予积极支持，问我有哪些具体要求。我说，首先想采访一下负责史燕青改造工作的管教干部，了解史燕青自进监狱以来的思想变化和在监狱里接受改造的情况，然后再和史燕青谈一谈。潘副科长立即请人去找史燕青所在的劳改中队的程队长。在等待程队长的时候，潘副科长告诉我，史燕青押到我们监狱以后，分配在棉织一队接受改造。平时，来探监的人不算很多，主要是她的亲戚。史燕青的弟弟几乎每个月都来探访。史燕青年近七十的老父亲也从湖北黄石赶来看她。但也时有些莫名其妙的人从外地来监狱要求看望史燕青，问他们和史燕青是什么关系？他们说，没有关系。又问他们，没有关系怎么想到来探访她？他们说，我们是看了写王建业史燕青的文章后，来看史燕青的。只要是这些，监狱都不让接见。这使我想起，我也接到过这样的信，问我要史燕青的地址。就在我来韶关前，我还收到一封来自大西北甘肃的来信，是一位退休的老干部，说他看完我写的王建业史燕青的文章后，久久不能平静，他非常为史燕青惋惜，非常想和史燕青通信。他说，他年纪大了，不可能再千里迢迢来广东看史燕青，但他退休后，还想做一点有益社会的事情，所以，他想帮助教育史燕青。对待这样的来信，我也不知如何回信。 程队长很忙，我们等到11点钟才把程队长等到。按照监狱规定，管教女犯的都是女警察，程队长的年纪并不大，着一身警察制服显得很精干。果然，程队长一开口就让我知道，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教干部。 程队长告诉我，史燕青来韶关监狱已经快一年了，工作上表现不错。棉织一队是织布的准备车间，有好几道工序。中队考虑到史燕青文化水平高，准备培养她做生产管理，所以，每道工序都让她去学一学。史燕青学得很认真，很勤奋，也学得很快。整个中队几百号女犯人，刑事案犯多，文化水平低，各色人等都有。尽管，史燕青从心底里是瞧不起这些刑事案犯，并没有完全丢掉自己那份傲气，但和原来关押在看守所时不同，史燕青现在和其他女犯相安无事，与犯人关系相处比较融洽。但史燕青保留着自己的一分天地，和所有的犯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监狱里，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开工史燕青准时上班，下班后，吃完饭，洗完澡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看书。我问，程队长，史燕青现在主要看些什么书？程队长告诉我，主要是看英语。我问，史燕青现在还抽烟吗？程队长说，早不抽了，监狱里也不允许女犯抽烟。 我问，史燕青现在的思想状况怎么样？程队长说，比刚来的时候要好一点，但仍是十分不稳定。从总的来看，史燕青的情绪一直是比较低沉的。刚来的时候，除了工作，其它时间总是一个人坐在床上，一声不吭，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和管教干部谈心，从不愿谈自己的案情。管教干部问她，你认为对你的判决是对的还是错的？史燕青回答说，“无所谓对与错。”队长找她谈心，她也不愿多谈，但比较尊重管教干部，这和关押在看守所时有所不同。史燕青经常一个人躲着偷偷地哭。管教问她哭什么，她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家里人来看她的时候，当时非常高兴，但家人一走，又偷偷掉眼泪。特别是她老父亲从湖北黄石赶来看她，走后史燕青躲到厕所里哭了很久，哭完以后，回到监仓忍不住又泪流不止。队长问她，为什么这么伤心？她说，老父亲养她一场，如今年近古稀还千里迢迢来看她，真是对不起他老人家。 程队长接着说，说实话，我们现在对史燕青的改造工作感到压力很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史燕青来韶关监狱已近一年，但并没有从悲观绝望的情绪中走出来，一般的死缓犯人在缓刑期间非常担心自己的死刑改判问题，史燕青不担心自己“死”与“不死”的问题，她曾对队长说，“自己没有信心做人。”管教干部做过许多工作，现在也只是好一点。还有，史燕青以前感染的乙肝现在需要治疗，但医药检查费用比较高，一些医药费是需要她自己负担的，但史燕青称自己已经没有一分钱了，所以医药费需要其弟弟和父亲来承担，这一点使史燕青感到很不安。史燕青的弟弟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听说工作并不稳定。史燕青说，弟弟要养家，养老婆孩子，还要养一个姐姐（指史燕青自己），太不容易了。老父亲年近七十了，我不能照顾他，还要他来照顾我。史燕青每说到这些就流眼泪。这些构成了史燕青沉重的思想压力，也是她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史燕青现在特别对自己给父亲和弟弟带来的经济负担，感到心中压力很大。程队长说，我们非常担心她一下想不开而钻进死胡同。史燕青现在有很多担心，担心父亲对自己的牵挂，担心弟弟的工作、户口，担心后母的身体健康……管教干部就利用这些“担心”，教育她“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人着想”。这一点，效果比较好，使史燕青的思想逐渐稳定下来。 我问，现在除了史燕青的亲属还有些什么人来看过史燕青？程队长说，除了史燕青的弟弟经常来看她，朋友同事来得很少。史燕青除了亲属也不大愿意见别人。司法机关曾来人看过史燕青，史燕青也不愿见，结果几次气氛都弄得很僵。也有些搞影视创作的通过有关方面来监狱采访史燕青，每次谈完话，史燕青的情绪都要低沉好多天。因为，每次采访都要勾起史燕青回忆过去和王建业在一起的日子，而史燕青最怕回忆这些，每接触到这些话题都会痛苦不堪。每回忆一次，都会使她多日从痛苦中走不出来。弄得我们非常担心，处处留心她的情绪变化。特别是前不久，有一位什么导演，来监狱找史燕青谈，结果对史燕青的刺激很大。谈完话后，史燕青回到监仓里，偷偷地哭了很久。那几天，我们格外留神她的神态和情绪。 我说，程队长说的这些，我都理解，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史燕青了。今天，我带来了她的辩护律师王燕燕写给她的一封信。请你转交给她，信中提到了我来韶关看她的事。请程队长转告史燕青，我很想和她谈谈。如果，史燕青不愿意，请不要勉强她，我看看她就行了。后来，程队长告诉我，当天中午她把信交给史燕青，并告诉她我要和她谈一谈，史燕青没有像以往一样表示不愿接受采访。 于是，当天下午我和史燕青有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 结束和程队长的谈话，已经是中午12点了。我和程队长约定下午2点仍然在狱政科接待室和史燕青见面。吃中饭的时候，我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看了一遍，根据程队长反映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将其中一个可能会对史燕青产生刺激的问题“你今天怎么看待你和王建业的关系？”删除了。这个问题，是许多读者较为关心的问题，但我想，根据程队长跟我谈的情况，这个问题直接提出来恐怕对史燕青的刺激太大，尤其在王建业被执行枪决以后，提出这个问题，对史燕青来说恐怕是最痛苦的。有关这个内容，我可以用其它的问题来涵盖。 下午2点，我们准时在狱政科接待室等待史燕青。狱政科接待室是一个大会议室，周围一排都是玻璃窗。接待室的后面，就是女号。在女号与接待室之间，有一个监狱内部的关卡，未经允许，女犯是不得私自通过的。同样，外面的人未经批准也不得擅自进入女号。 下午2点20分，我看见穿警察制服的程队长带着穿一身囚服的史燕青从女号走来，经过那道关卡时，史燕青站住了，程队长跟关卡值班人员说了什么，然后招呼史燕青通过。按监狱规定，史燕青和所有的女犯一样剪着齐耳短发，穿一双黑色的皮鞋，头发一短远远地望去年龄就显得小。像一个女高中生似的。我望着史燕青从远处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心情瞬间变得很沉重。虽然给我的第一印象，比一年前我在法庭上和看守所里见到的她，好像要年轻一些，但此时的史燕青步履蹒跚，已经没有了一年前无论是在出庭，还是和弟弟见面时那样的步履轻盈。此时的史燕青给我的感觉，每一步都显示出人生的沉重。从社会角度讲，应该是希望每一个青年、都不要有这一天。 程队长将她带到狱政科接待室，领到我的面前坐下。这时，我看见走近的史燕青实际上比一年前要显得憔悴得多，年龄不是显得小，而是要大好多了。上半年曾陪省检察院的同志来看过史燕青的黄师水检察长，悄悄对我说，上次来看史燕青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现在看来就有三十多了。这是史燕青压抑的心理和至今没有从过去的悲剧中走出来之使然。史燕青穿一身蓝色的囚服，胸前佩一块白布做成的标志，白布上印着她的名字和四号。这时，我看见她的面色有些苍白泛黄，颧部已有些许色素沉淀，神情显得恍惚，目光飘忽不定。 坐下来的史燕青并没有一下将我认出来，实际上，我们曾经也只见过几十分钟的面，而且是在史燕青王建业死刑上诉被宣布驳回后的十几分钟内，当时，在囚车上采访史燕青时，应该说史燕青处在绝望之中，一个在绝望之中的人，不可能将我一下记住。 我对史燕青说，史燕青，我这次来韶关监狱采访曾莉华案，同时来和你谈谈。我听王燕燕律师说，你曾经和她说过，想和我谈一谈。当时，我也非常想和你好好谈一谈，采写你们的案件，从我的角度讲力求客观公正。和你谈一谈，听听你的真实想法，对我的写作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当时你们的案件没有结案，按照有关规定，不能采访你们。等到案子公判以后，我准备去采访你，但看守所已经将你送来韶关监狱了。后来，我想，等你平静平静再谈也好。这次经省里有关方面批准，同意我来采访你。我希望，我们能好好地谈一谈。 这时，史燕青飘忽不定的目光定定地望着我，她已经认出我来，听着我的讲话，好像在努力地回忆什么，没有开口。 我接着说，我带来王燕燕的一封信，你已经看过了吗？ 史燕青点点头。 我说，王燕燕在信中说，很多人都在关心你，这是实话。包括你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有不少人关心你的近况。 史燕青脱口而出，他们是好奇吧。 我说。史燕青你不能这样看问题，你的事，在我没有采写之前，就已有不少报刊报道过，你们的事，几乎是路人皆知了，好奇什么？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关心着你命运的发展。 史燕青听我说到报刊报道，情绪逐渐激动起来，她说，以前就是有一些记者猎奇、乱写。有的把王建业写成一个好色之徒，把我写成轻浮的女子，胡说八道。 我说，史燕青你不能对过去的一些事情总是耿耿于怀，这不利于你今天的改造。 史燕青说，我现在就是想把过去忘了。 我说，忘了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史燕青眼睛盯着我强调说，我想忘了，可就是忘不了。话没有说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啦扑啦地往下掉。 谈话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了。我一时也不知再从何说起，我感到，此时的史燕青一下子回到了我们都不愿意让她回到的那种悲观的氛围中。接待室一下变得很静。我在想办法缓解一下谈话的气氛，我要找到一个既可以继续我们的谈话，又不会对史燕青刺激过大，同时还能帮助监狱做好史燕青思想工作的话题。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史燕青说，我写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听说你都看过，并且将每期报纸都剪下了，我想听听你有什么看法？ 史燕青说，我没有看全。你的文章有一段写到在采访中，有人说我自小家境困难，母亲死得早，后母待我不好，因此，来闯深圳。因此给人一个印象，来深圳见钱眼开，大捞一把，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说，你今天可以把事实告诉我，只要是真实的，我可以在我的续篇里把它澄清。史燕青说，首先，我的生母不是在我童年时去世的，而是在我22岁成年后患脑溢血去世的。她是一所医院的院长，自小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接着，史燕青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有小孩在医院里拿公家的纸回家做作业，母亲就不准我们拿。史燕青说，母亲是青岛人，我自小在青岛外婆家长大的。母亲去世后，当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办完丧事回到学校。班主任（史燕青一口就说出他的名字）对我说，史燕青，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个人会很孤单。因为儿女对父亲的关心，怎么也比不上老伴的关心照顾。班主任的意思，以后不要反对父亲再婚。我当时就表示理解。后来父亲找了一个后妻，我和弟弟都表示支持。我是在父亲再婚后，才来深圳的。 说到这里，史燕青又扑簌簌地掉眼泪。边流泪边说，其实后母待我很好，我也很尊重她。虽然我已成年，无法像接受亲母那样叫她“妈妈”。我在家里叫她阿姨，她也不计较。但我在外面对别人介绍时，我总是说，这是我妈妈。后母来深圳玩，我带她到美容院做头发，我向人介绍说，这是我妈妈。 史燕青在后母与她的关系这件事上，好像耿耿于怀，一说再说。 史燕青接着说，后母如果与我相处不融洽，我到韶关监狱后，她就不会写出那样感人的信。今天我没有把信带来，以后我可以让我弟弟把这封信带给你看。 我问，都写些什么？ 史燕青说，后母在信中写道，燕青，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你一直待我胜过亲生女儿。 史燕青反复说自己后母待她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好像对别人怎么说她已经无所谓了。唯有一直将别人说她后母待她不好的事放在心中而感到不安。她一再请求我，在我的文章里，一定要把她与后母相处很好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她不止一次地说，后母看到文章里，写到对她不好，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她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在我过去的采访中，至少有两个曾经和史燕青同过事的人说过，在他们的印象中，好像史燕青与后母关系相处并不融洽，但他们只是印象而已，情况知之不详。如今史燕青一再强调这一点，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事实不是这样，史燕青的后母待史燕青确实很好，而是人们的印象错了；一是史燕青今天可能有她的想法，这些想法就是她众多的担心之一，自己如今在服刑，而且可能刑期漫长，不但不能像当年那样照顾家里，而且拖累了家庭。自己年迈的父亲需要后母照顾，因此，出于一个作女儿负疚的心理，总觉得自己欠着家里欠着后母的。无论是哪一种，我认为我都有责任把她写出来，如果是第一种是我的采访不细，理应更正。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那也表明史燕青是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而且，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因为听说，身体并不太好也是主任医师的史燕青的后母，要千里迢迢来韶关为史燕青看病。这样做，于社会是帮助改造一个犯了罪的青年，于亲情是关怀爱护一个迷了途的女儿，作为一位年近花甲身体又不好的后母来说是不易的。应该是一位值得尊重和赞扬的母亲。我对史燕青说，无论是出于那一种原因，我都会把它写出来。 史燕青又说，下次我弟弟来，我会让他把这封信带给你看。 其实看不看这封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史燕。青后母对她的关怀，和母女之间的情感，帮助史燕青早一天从悲观绝望的情绪中走出来。 我见史燕青的情绪好一些，就乘机开导她说，史燕青，希望你把亲人对你的关心，管教干部对你的教育，化作接受改造的信心。你还年轻，争取早日返回社会。 史燕青望着我说，都奔四十的人了，还年轻吗？ 我说，第一，你离四十还早；第二，年轻和不年轻是相对的，关键是信心。 史燕青沉默不语。在与史燕青整个谈话过程中，史燕青有时侃侃而谈，有时长时间地沉默不语。 我把话题拉到我昨天晚上准备好的第二个问题上。我问史燕青，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史燕青回答，老父亲身体健康。 我继续问，你对将来有什么打算？ 史燕青想了想又摇摇头，眼睛又湿润了，含含糊糊地说，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我追了一句，你不是说过，将来出去还要做生意吗？ 史燕青回答，那是王建业还没有死的时候。 我劝导史燕青，我说，你要振作起来，要面对今天的现实。 史燕青说，我知道，现实是我在坐牢。 我说，坐牢是有时间的，时间又与你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史燕青好像没有认真地思索过这个问题，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我问她，你现在最悔恨的是什么？ 史燕青回答，没有什么悔恨的。 我又问，你现在最怀念的是什么？我这个问题的本意是，希望唤起她对过去在内地美好岁月的回忆。人往往在逆境和挫折中，最容易怀念自己过去最美好的岁月，对一个罪犯来说，这种怀念，可以帮助她树立信心，接受改造，重新作人。 史燕青却脱口而出，王建业。接着，又轻声地补了一句，还有关心我的亲人。 接着这个话题，我马上提出了我的另一个问题。我说，有一个话题也许不太愉快，但我还是想问，你今天是怎么总结你和王建业的关系的？ 史燕青说，我不后侮。 我说，你们这种关系最起码可以说，是损害别人利益的。比如，别人的家庭以及王建业的妻子。 史燕青说，王建业和他妻子的婚姻状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说，我所知道的，王建业好像没有和自己妻子离婚的打算。 史燕青反问我，你怎么知道？史燕青接着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些事，我不想谈王建业。我说，那好，我们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我们谈一谈你最后一次去泰国的情况。今年年初，我也去了一趟泰国。主要是采访王建业在泰国被抓时的事情，当然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当时在泰国旅游时的情况。如果我没有弄错，当时你们是跟着旅行团去的。在芭堤雅你们是不是住在一家叫作“美乐美”的宾馆里。 史燕青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如果我没有弄错，你当时带着摄像机，也照了不少照片。你们在泰国愉快吗？当时，有什么预感没有？王建业当时的心情如何？ 史燕青回答说，我们是跟旅行团去的，住的那家旅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确实带着摄像机，还带着照相机。我已经不想回忆这些事了。 我问，那些照片呢？ 史燕青回答说，录像带让检察院拿走了。照片，我都烧掉了。 我问，把照片烧掉了，难道当时就有预感？ 史燕青说，当时没有什么预感，我和王建业在泰国玩得很愉快。照片是我到监狱后烧掉的。说完，史燕青又缄默了。接着，又是一个人掉眼泪，沉默半天不吭声。 我没有再继续问，我想起了史燕青多次说过，她想把过去忘记。 我还知道，当时王建业正在积极准备“下海”的事，在泰国期间，好像还在忙着生意上的事，并为此比旅行团晚两天回国。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预感。后来我也理解了，当王建业从检察院工作点逃出后，为什么会想到去泰国。 我继续着我的采访话题，我问，你今天总结自己的人生教训是什么？ 史燕青说，太单纯了。接着又一连说了多遍，太单纯了，太单纯了，归根结底就是太单纯了。 我问她，太单纯了怎么理解？是你自己轻信了别人上了当，还是指王建业与别人的交往上了当？如果我没有记错，在案发前，你曾经和王建业吵过，你一直反对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交往。 史燕青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王建业和别人说过。 史燕青又回避开和王建业的事，说，归根到底就是太单纯了。然后眼睛望向窗外，变成一种朗朗自语，不愿意说她和王建业的事。 我换了一个问题，我说，都有些什么人来看过你？， 史燕青说，看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关心我的人，一类是好奇者。她又提到了那个导演，她说，他就是好奇者。史燕青说到与这位导演的这一次谈话，又激动起来，她眼泪夺框而出，为什么不给我一份宁静，我躲到监狱里来了，都不行？！她说，和这位导演谈完话后，她几天心情都平静不下来。她没有讲，导演都提了一些什么问题。 我说，史燕青，不是别人不给你一份宁静。你的事，别人知道得很多了。还有什么好奇的呢？我说，各人的社会分工不同，各自在社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不是自己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比如，你原先在蛇口石化公司时，你也不想干你当时的那份工作，你跟老总说过。找一个人替换你。但在老总没有同意之前，你不仍在干吗？我也是这样，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我也有我的社会责任。你别以为，我就是对你们这类人感兴趣。我来采访曾莉华，采访你，我的心情就好？我何尝不想干一些愉快的事，和一些愉快的人在一起。至少，“笑一笑，十年少”吧。我来看你，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的心情就很沉重。我认为，你的今天也是社会的一种代价。我想，你要是没有今天该多好！但是，不行啊，我今天仍然要来采写曾莉华，仍然要来采写你，不就为了社会上少一个曾莉华，少发生一桩像你经历的悲剧。 史燕青静静地听我说，自己也渐渐地平静下来。 我接着说，你恐怕是把除了你的亲人以外的人，来探望你都当作好奇了吧。 史燕青说，那也不，曾经有一个人来看我，就让我又惊奇，又感动。 我问，是谁？ 史燕青说，一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人，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的司机。我们相处时间不多，他只是给我开过车，可他却特意来监狱看我，让我实在意外。 史燕青说的这番话，我是理解的。人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困难的时候，在孤独之中，在绝望的境遇里，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个理解的微笑，一刹那的关怀，一次轻轻的握手，都会让一个人生旅途上的挫折者温暖一阵子。 我借着这个话题发挥，这就可以证明，确实有许多你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在关心你，还有一大批我的文章的读者。我这次来，就是因有许多读者在关心着你的近况，你的命运的发展，迫切地希望你能振作起来，积极地接受改造，争取政府的宽大。根据你的情况，只要表现好，按照规定，刑期可以一减再减的。可是，据我了解，你一直没有从悲观的情绪中走出来，也没有认真总结自己惨痛的教训。平时总是封闭自己，业余时间连电视也不看，总是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静思，默想。总结自己是好事，可陷在过去中出不来，无论是对你的身体或对你的改造，都是不利的。 史燕青望着面前的桌面，轻声地说，我是为我父亲而活着，我不知道我父亲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史燕青说的“那一天”，是指自己刑满释放的日子。 我问，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她说，快七十了。 在我和史燕青谈话时，我不抽烟，但陪同我的韶关检察院，政治处的陈科长抽烟。史燕青不时地看他一眼，陈科长上午就听我和程队长谈话中，问到史燕青戒烟的事。此时，陈科长以为，史燕青是盯着他的烟，连忙把烟熄了，还把上午我们在接待室谈话时，他们抽烟扔在桌上的一个空烟合拿开了。陈科长事后跟我说，他看见史燕青一会儿盯着他，一会儿盯着那个空烟合，他怕香烟刺激了史燕青。以后，在整个下午与史燕青的谈话中，他再也没有抽烟。这对于一个烟瘾不小的人，实在需要一点克制力。 我又问史燕青，听说你业余时间总是看书，都在看什么书？ 她说，看英语。丢了多年了，现在捡起来再复习。 我问，需要什么书吗？ 她说，已经有了一本英汉大词典。 我说，语言，只是一门工具。王燕燕在给你的信中，劝你学一门技能。 史燕青说，我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等以后再说吧。 我问，史燕青，你现在有什么困难？ 史燕青回答说，都习惯了，就是心中一直不安。我在以前感染了乙肝，现在需要治疗。买药的钱很贵，都要让弟弟、老父亲和后母替我买，心中很不安。 接着，史燕青又提到自己房子被盗的事，并且说着又激动起来。她说她知道是谁“盗”走了她的东西。她说房间像被洗劫一样，房间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这些东西，连同检察院没有拿走的金银首饰值30多万，这些东西如果还在，今天就没有这样困难，也可以不用给弟弟和老父亲添负担。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是谁谁谁搬的？ 她说，是王建业告诉我的。 我没有吭声。我想，不可能。在关押期间，一直没有允许她和王建业单独见面，王建业怎么可能告诉她呢？后来，我一想不对，在开庭审理时，她和王建业是铐在一副手铐上的，是不是在押往法庭的途中，王建业告诉她的呢。 史燕青又提到别人说她见钱眼开，这不是事实。 我说，我没有听到别人这样说你，而是说你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史燕青说，谁到深圳来也不是带着一把金钥匙来的。 在整个采访当中，我不想和史燕青就一些问题辩个明白，也不想说服史燕青什么。王建业被枪决，史燕青被判死缓，不是短时间内，史燕青就能完全认清自己的。这仍然需要时间。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仍然是拯救一个人，改造一个人。我这次在河北采访，听到正在中国服刑的“衡水百亿美元诈骗案”的主犯美籍华人李卓明说，中国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美国的监狱主要是惩罚罪犯，中国的监狱是改造罪犯。这句话出自一个外国人的口，让我感到诧异。后来细一想，也只有能把中国和美国作比较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分析。 我对史燕青说，听管教干部说，你技术学得很快。 史燕青说，劳动很愉快。 我看看手表已经4点多了。我知道，女犯下午4点多就要下班了。她们还要洗漱吃饭。所以，我决定结束我的这次采访。 我说，程队长和管教干部对你都很关心，你有什么事应该找管教干部谈一谈。 史燕青说，我知道程队长对我很关心，她要操心整个中队几百号人（犯人），我不能事事都找她。 我说，那你一个人也不能整天坐在床上冥思苦想，钻进死胡同出不来？！ 史燕青说，其实我是想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 这也是史燕青第二次说到，“把过去忘掉。” 我说，忘而却之，也不是一件坏事。 史燕青又陷入冥想之中，自语地说，可就是忘不了啊。 史燕青再一次希望我把她和后母的关系真实地澄清一下。她又说，我希望人们把我忘了，忘得越快越好。但她又要求我把她和后母关系再写一下。 最后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又让你回忆了一次痛苦的事，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工作。 史燕青望着我，微微地点头。 我发现我递给史燕青的整整一包纸巾，此刻已经全部变成了温纸团，放在史燕青面前的桌上，那全是泪水浸透的。 程队长带着史燕青离去，我望着史燕青瘦削的背影。 此刻，已经走到门口的史燕青转过身来，望着我想说什么，终于还是没有说，又跟着程队长朝女监方向走去。走到那个关卡边，她又主动地停住了，等待着程队长和值班人员说什么，然后再通过。无论她思想深处在想什么，她毕竟明白自己是一个罪犯的身份，也就必然要接受监狱对罪犯的改造。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监狱一定会将她改造教育好。 第二天上午，我再到韶关监狱按照原计划采访曾莉华。这时，我心中一直挂牵着史燕青在我们谈话以后的情绪变化。正准备打电话给史燕青的中队长，正好遇见程队长到办公室来办事。 我问程队长，昨天史燕青回监仓后，情绪如何。程队长告诉我史回监仓后就睡下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每次接见完都掉眼泪。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有起来。后来，是我喊她起来参加晚学习，情绪比以往好一些，但仍然是很沉重的。 我说，是啊，她的心情不可能很快好起来，她所经历的事情恐怕是人生最沉重的事了。史燕青放在你的中队，改造工作压在你们的身上，她又是一个没有生活信心的人，你们的工作量大啊。她的身体和看病的问题，请你多费心。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请你通知我。挽救改造她，是我们党的政策。 程队长说，是呀，经济问题确实是个问题。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史燕青仍然有钱，犯人们之间说，她捞了一千多万，不可能全部没收清，漏下一点也够她吃的，而史燕青对我说，她确实没有一分钱了，如今还要靠父亲和弟弟养，心中很不安。 我说，她已不是现在就在反映这个问题，早在深圳看守所时，就在反映这个问题。 程队长说，她现在确实需要钱，看病检查费用很高，上次做了一次CT等检查就花了不少钱。史燕青为此一直花弟弟和老父亲的钱，很不安。她很矛盾，一方面为了老父亲和弟弟而活着，一方面又为现在还花老父亲的钱而感到深深的不安。这很不利于她的改造。 我看出程队长有着深深的忧虑。这位年龄可能比史燕青还要小的管教干部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啊，世上还有什么工作比改造人的工作更艰巨呢？ 1996年11月23日中午，我结束了对曾莉华、史燕青的采访，临走的时候，在韶关监狱狱政科潘副科长的陪同下，来到史燕青所在的棉织一队看一看。史燕青在上中班，刚刚接班，程队长从车间里将她叫来。她仍是一身蓝囚服，和剪得短短的齐耳短发。也许是刚刚睡觉起来，额头上还有一道深深的睡痕。当时，是中午一点，犯人吃过饭以后，如果不是上二班，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以为史燕青刚刚休息，被我们叫起来了，就说，不好意思，打扰了你的休息。史燕青笑笑说，没有，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史燕青露出一点浅浅的笑容），我刚刚上班。我说，史燕青，我在韶关监狱的采访今天就要结束了，明天我要赶回深圳，现在再来看看你，和你道一声别。 史燕青告诉我，下个月她父亲和她的后母要到监狱来探视。后母是一个主任级的中医，要来好好给她看看病。她说，中医查病不需要什么仪器。我问，在监狱吃中药方便吗？史燕青说，她们棉织一队有一个煎中药的房间，可以熬中药。 这时，潘副科长对史燕青说，有事可以给杨记者写信。我说，你可以直接寄到报社。分手的时候，我感到史燕青的脸上像布满乌云的天空出了一点太阳。她站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一连声地说，“谢谢你，谢谢你！” 我们走出女号，就要转弯时，我回头看见史燕青仍然站在那儿。望着她齐耳短发，望着那一身蓝色的囚服，我又想起了英国作家肖伯纳在他的《圣女贞德》一书中所说的那句话：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丧失你心中的欲望；另一种是实现这种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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