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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上任不久，就被“亚非会议”拴住了。 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他要指指桌旁的一只空椅子，叫懂印尼、英语的翻译陈丽水坐下，陈丽水把印尼文和外文报纸杂志的言论及时告诉他，把印尼安塔拉通讯社和荷兰安尼打通讯社每天4卷电讯稿择译念给他听，在听广播时，如外语台有重要新闻或评论，也要陈丽水随时向他反映，他请陈丽水谈谈关于召开亚非会议的情况。当然，关于亚非会议，他大概早就听得够多了；他看过参赞领事的各种报告，他同会议发起国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过话，并会晤过国会议员拉苏娜·塞德夫人、外交部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但都没提及印尼是否有意邀请中国参加会议。12月下旬，在印度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印尼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苏加尔佐告诉他，尼赫鲁、吴努、哥特拉瓦拉将于12月底飞抵雅加达出席茂物会议，讨论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他感谢他们的通报，并表达了我国支持他们发起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可中国是否被邀请依旧是个谜。 他想听听美国的动向。 “美国曾经拉拢印尼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陈丽水说。 “什么时候？”黄镇瞪大眼睛问。 “1952年美曾通过菲总统季里诺与印尼商谈关于印尼加入‘太平洋公约’组织，但无结果；1953年以500万美元的援助为利诱，挟制印尼签订‘共同安全法’协定，又遭到印尼国会强烈反对，1954年7月又通过英国艾登致函印尼政府，邀请印尼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但遭到拒绝。”陈丽水把外电透露杜勒斯就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谈话摘要拿来念给黄大使听。大意是说，东南亚条约保证了美国在该地区有了盟友。如果该地区受到侵略威胁，其他两地区（指当年声称拥有50万军队的南朝鲜和拥有30万军队的台湾）将采取报复行动，这就使中国面临三方面战争，而美国的作战计划就不必再负地面部队义务，可单靠海军或空军力量作战，这是当年朝鲜战场所没有能做到的事。如果没有一个防务协定，不难设想该地区的国家，首先是印支，接着是泰国和印尼，将一个个丢失给共产主义……” “是啊，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黄镇笑了笑，不过，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这些新闻报道正好可为我用。我们使馆一些同志总说印尼是‘资产阶级’，亚非会议顶多也是个民主性质的会议，这不就跟九·一八事变后，教条主义者不顾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不但不去争取中间派，还反对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主张类似吗？你可以写点文章，阐明这个观点。各个单位都要促进中印尼友好合作的关系。” “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的功夫没白费。 12月29日茂物五国总理会议一结束，当天夜里，一名记者赶回雅加达，直接找到黄镇大使。向他报告： “五国总理决定召开亚非会议，由五国联合发起，时间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举行，邀请信由印尼总理代表五国发出，包括邀请中国参加。” 黄镇脸上瞬间闪现出奇妙的光辉。他起身亲自为记者冲了一杯热茶，又坐回位置，双手搭在膝盖上，注视着记者，希望他再多说点什么。 记者喝下热茶，肚里一热，又从身旁的铁盒里取出一支烟，点上，说起会议的场外之音： “缅甸吴努总理态度最坚决。他向会议表示，如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参加，缅甸也将不参加。因为没有中国，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就不会发挥多大作用，也就没有意义召开那么一次亚非会议。” 透过眼前的缕缕青烟，黄镇注视着记者的眼睛：“舆论都很一致？” 记者使劲地抽了几下快要熄灭的香烟，又仰视着天花板，一只手咚咚地敲打着自己的额头：“不可能。据说有一个记者就曾提问：缅甸、印尼、印度三国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是否明智？然后哼着鼻子自问自答：人们无须向他们喊出卡姗德拉式的警告。待中国将来奉献给会议的潘多拉盒子（希腊神话：装魔鬼的盒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一经打开，人们自然就会明白，但懊悔已来不及。因此，当务之急是投入建立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防疫地带…… 烟熄了，记者困顿的眼睛也将要熄了。黄镇送别记者朝机要室走去，机要室的灯亮了，电波越过重洋，向北京报告一条重要信息…… 国内很快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并接受黄镇建议，代表团有一名很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 使馆上下全体动员，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黄镇特别关照刘丰强：要协助武官和使馆办公室主任国鹰与印尼各有关单位联系，注意使馆与国内、万隆间通讯的事情。 一天，刘丰强来报告：“印尼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来要面见大使。” 黄镇拧眉沉思：“可能是为周总理到印尼的安全问题，来征求意见的，但事先未见通知，我不宜接见，你去。” “我主要和他说什么呢？”刘丰强征询着。 “你就说，我们相信印尼政府会做好周总理的安全工作，我们不提具体意见。” “这样回答是不是有两重意思：一是出自对东道主的尊重；二是我方主动。” “对。”黄镇拍拍刘丰强的肩膀，“不要胆怯，既要谨慎，又要大胆。” 刘丰强重新回到客厅，来访的是印尼一名保安人员，他自称是奉苏加诺总统之命来见黄大使的，是来征求他对周总理到印尼后的安全工作意见的。刘丰强按大使之意婉言回复后，对方讲：“据说尼赫鲁总理在周总理访问印度时，采取了凡是对周总理有危险的人物，有的抓进监狱，有的软禁在家，有的警告不得外出。有的追踪、盯梢，包括华侨在内……”刘丰强回答：“这是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关于周总理来到印尼的安全，我们是相信贵国政府的。” 事后他向大使汇报，大使愉快地点点头，说：“好，回答圆满。”印尼政府也采取了临时拘留嫌疑分子的措施。 4月11日，大家正在使馆收拾布置房间，代表团人员众多，准备让总理住大使夫妇的房间，陈毅住陈叔亮参赞的房间。 正在这时候，去机场接人的同志回来了，一个个垂头丧气，脸上如同挂了霜一般。 大使心想：“怎么啦？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飞机没有到，可能出事了。” 听到“出事”二字，房间里的嗡嗡声就倏地停住了，人们都紧张起来，瞪大了眼睛望着大使。 大使疾步回到办公室，让刘丰强打电话向各方询问，当天下午4时左右，印尼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召见钟参赞，告诉他，据孟买印度通讯社的消息，印度C-69型客机“喀什米尔公主号”在沙捞越北面海域坠毁，机中11位乘客包括人民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8名乘务员大多遇难。当天晚上茅武官也从印尼国防部外事局了解到类似消息，使馆也己接到国内电报。 黄镇看着电报，就好像自己从空中坠入万丈深渊，额间和手心都沁出了凉汗。 “喀什米尔公主号”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华客机，虽只启用4年，就已安全飞行了11163个小时，行程3千万里。尼赫鲁总理特意将此机租借给周总理赴会专用。然而飞机却从一万八千英尺高空坠落，断为三截，两百英尺直径的海面，顿时一片火海…… 印尼外长走后，黄镇立即派茅琛武官去处理这件事。后来又派总领馆的黎笑村和胡训陶到失事地点进行调查。 他让刘丰强把两架飞机乘坐名单找出来。 刘丰强告诉他：“总理在第二架飞机上。” 大使好像没有听见，他的宽阔的嘴唇也扭歪了，呼吸也变得急促。他又将名单一个个仔细看了一遍。当他看到周恩来的名字确实在第二架飞机上，他的脸似乎松弛了一下，但仍然是紧皱着眉头。 他急促地在院子里走着，左颊上的肌肉不住地颤抖。他忽然停步，又从刘丰强手中取过名单，再次审视了一遍，仰起脸，自言自语道：“总理到底有没有在‘喀什米尔公主号’上？”他那几颗火牙又刺心地疼了起来，他托着腮，在院子里来回踱步。 不久，武官带回了遇难人员的一些遗物：水淋淋的蓝色制服，水淋淋的皮包。遗体也捞到一些。 黄镇请武官全权处理一切善后，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努力做好迎接代表团到来的工作。他自己则紧急约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我国政府认为这次事件非常严重，这是和平的敌人的破坏。要求印尼政府密切注意防止破坏分子进一步的阴谋活动。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 以后才知道，是毛人凤派了保密局的特务赵斌丞到香港侦察周总理的行动，赵发现中国代表团在香港定下了印度民航公司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出席万隆会议。于是做了一架飞机模型，精心研究，采用了将塑料炸药安在飞机上的方法，并用6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周梓铭，他化名周驹，在开航前，把一个装了定时炸弹的手提箱塞上飞机…… 事情不仅如此。早在1953年初，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就在拟定一个暗杀共产党领导人的罪恶计划，想以此制造混乱，配合反攻大陆的宣传。在选定暗杀对象时，他们认为，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最活跃，对台湾政权威胁也最大；他出国最多，下手也最容易。据说还考虑到外国的保安措施，直接枪杀不易，专门挑选了一条纯种德国警犬，把它饲养在一间特殊房间里，除食物气味外，不接触任何其他气味。特工人员要收集周恩来身上的“气味”……“喀什米尔公主号”没有炸死周恩来，大批特工人员随即混入印尼，准备执行代号为“1”的谋杀周恩来的计划。（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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