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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了，但还很年轻。 他前年上任时七十二岁。下去调查，还能攀登钢筋焊成的单面云梯。走起路来，三十六岁的秘书说，不加油儿就跟不上他。 他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读书是他的休息和娱乐。他读300页的理论专著，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读英文版的《天方夜谭》，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 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幸而上任以来他还没做过万字以上的报告），此外偶尔也写写文章，忍不住改改记者们的稿子，还担任过一本书的主编——像一个名副其实的专职主编那样。 他工作也和走路一样，讲求速度——效率。“查一查是谁误的事！”“有些文件是有时间的，拖成‘明日黄花’还印它做甚！”他那里是从来不压文件的。纪委一位副书记下班之前把送给第一书记的呈批件发出，第二天一上班，看见他的批件已送回在桌子上了。 他曾幽默地说，他赞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再不办，我就另找两位不怕和我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但是肯干事的人在他面前绝无惶惊之感。他正在讨论会上发言，几个县委书记居然在一旁辩论起来。于是他就站起来，加大手势，提高嗓音，以争夺听众…… “现在有些电影、电视里有一种‘八股’调儿，”他在一次记者会议上即兴插话时说，“演公安人员，就是叼着烟走来走去；演高级干部，就是挺胸腆肚，哼哼哈哈，拿五做六的……我也算个高级干部吧，你们看是那个样子吗？” 一位省委书记说：和他一起工作，有一种新鲜感，振奋感。 一位省委常委说：他是敢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踏上自己脚印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 第一章 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 1 198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向离它最近的那个省城发出一道“命令”：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无论何种意见，一律到京后再谈…… 套红卷头下，寥寥数语，载着庄严、急迫的气氛，顷刻落到省委每一常委的办公桌上。一颗颗铅字，跳进眼里竟然有声有色，震耳欲聋…… 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 2 历史对人的选择，常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几个月前农垦部不并入农林渔业部——高扬不从农垦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如果河北不是处于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中央便不会有这样一项任命。那么高扬晚年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本文所要描述的一系列故事——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篇章——也就无由发生了。 1982年，中国的历史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关口，即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描述的那样，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斟酌这些字句的时候，却不能不为来自河北的消息忧虑，心上压着一块石头。 “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埋下了祸根；“左”的影响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在那里很难贯彻，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中央先后多次做工作无效，于是先后派出几位久经考验、且与河北两派素无瓜葛的老同志，接任了河北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遗憾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不久也被河北的复杂局面缠住了手脚。“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充分暴露出来，从省委、省直机关到相当多的基层单位，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争吵不休。一年过去了，老同志们没有向中央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洋洋万言的告状信……1981年夏天中央批评河北工作“落后了一大截”，如今仍然是“一大截”。 这是什么时候了？1982年5月，离“十二大”开幕还有100天！不可容忍，不容等待。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再度易人。 可是，派谁去呢？那里的形势再也经不起反复了，那里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这是一件煞费踌躇的事情。 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集合著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志，由余秋里同志牵头，进行着“十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筹备工作。高扬也在其中。他193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党。解放后，担任过沈阳市委副书记、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党、政、工、农，他都于过。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资历和名分，而是素质，用党内一些老同志的话说：“这是个干事情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永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他退出农垦部几个月内，党和国家机关已有六种岗位先后来选择他了。平心而论，只要有工作，他都愿意做。“文化大革命”11年半不得工作，无端垂老，滋味不堪回首。1977年，中央派他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时，他的“三反分子”帽子还没有摘呢。耀邦同志说：管它呢，先干起来再说！高扬也不计较，戴着就戴着，有工作就行！他就这样上任了……但是今天，考虑到“年轻化”这个大局，他自己的意愿是退出一线，重操46年前的学业，搞点经济研究。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大喜过望，立刻表示欢迎。 偶然性就在于，上述六种职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都未变成现实。于是第七种职务便来叩门了。 这天晚饭后，余秋里同志同高扬一起散步，忽然对他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河北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显然，秋里同志是受中央委托，先来吹吹风的。 这是高扬完全没有料到的；但对河北的情况，他有所耳闻。他懂得事情的严重性质。想了想，他诚恳地回答说：“我已经72岁了，河北又是那样的情况，我恐怕是力不从心了。……从长远着想，是否请中央另外考虑人选……”接着，他向秋里同志推荐了三位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适于担负此任。 半个多月过去了。这半个月内，想必中央进行了最后的权衡和抉择，看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是非他莫属了。于是，6月9日，习仲勋同志把中央的决定郑重通知了他…… 这天，高扬从中南海出来，径直驱车去找他在吉林和农垦部时的秘书韩立成，对他说：“中央已决定让我到河北去工作，我答应了。你能不能跟我去？” 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也有点沉重。他等待着回答。 韩立成沉吟良久。跟他说什么呢？那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前车之覆可鉴，这他知道；这些天，听到风声的老同事、亲友、家人，都反对他去河北，这他更清楚。他经历的坎坷够多了。垂暮之年，还要再冒一次风险吗？……想来想去，韩立成还忍不住建议道：“你能不能再找耀邦、小平同志谈谈？……” “我还能谈什么呢？”高扬说。 “就谈谈‘力不从心’也好啊！……” 高扬轻轻地、缓缓地摇了摇头，说： “一生中，这恐怕是组织上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我不能拒绝……” 不知怎么，韩立成倏地涌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那时，他的家刚从吉林迁到北京，但他立刻回答：“那好，我跟你去。” 3 命令和服从，大凡在两种场合体现得最为严肃和彻底：一个在最下面，班长命令他的士兵；一个在最上面，统帅部派遣大将，同样是一令即出，冒死不辞。1982年6月20日，高扬只带秘书韩立成一人，赶赴石家庄走马上任。 第二天，省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这是个历史性的场面。前任几位负责同志各自发表了简短的感情复杂的告别演说。轮到高扬了，他说无话可讲。散会。 他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准备捕捉他的每一句话，以判定对自己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运有利还是不利。话他是要讲的，但那需要时间。 第二、第三天没讲，第七、第八天还没讲。转眼已是第十天了。中央为了帮助他摸清情况，派了一个九人工作组协助他，加上秘书和他自己，总共十一个人，要在十天之内理清这团乱麻，并非易事。仓促表态，无论说出有利于哪一方的话，都将重蹈覆辙，引起新的混乱。而迟迟不表态，将使两方的人都感到失望，何况一个5300万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一个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经过十天紧张的调查，与各方面接触，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凡“不积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一律换掉。——这个“路线”的概念在河北另有特定含义，指的是某一方的人。 第二种：按年轻化的要求，六十岁以上的常委、六十五岁以上的书记都调走。——这个标准看来无可非议，一落实到人头，不对了，这等于把另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换掉。 以上两案都具有排他性，不足取。 第三种方案：把两方面的尖子人物都调走，不偏不倚，“对等裁军”。——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最为彻底、最能服众的方案。如果高扬这样提出，中央也会批准，“改组”嘛。但是他说：也不宜取。这样调整面宽，震动太大，每一个要走的人都会背上思想包袱，觉得是犯了错误不受信任的人。其结果是“人”出了班子，派性转入地下，反而不好做工作。而且每个人都代表一批群众，从长远看，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派性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文化大革命”中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参加过“群众组织”，都有“派”，目前难办的是他们，以后的工作依靠的仍然是他们。因此，他主张少用“外科手术”，而主要施以中医的“调治”：舒筋活血，消积化瘀。 高扬在思谋着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方案。他有某种预感，他觉得这才是中央真正希望他做的…… 这是7月1日，高扬到任第十一天，向全省的地、市委书记们发表“施政演说”： “见见面，认识一下，以后要共同工作，见面机会还多。” 鸦雀无声。等了十天，他终于开口了。但又怕他讲，怕使自己失望。 “应该讲点什么，但话难讲。……现在干部思想浮动，不知省委班子动向如何，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不少人在观望，传说纷纭，真假难辨。我是省委‘新闻发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话不行，说不恰当也不好。怎么说呢？我工作多年，从前当过地委书记，和大家是同行，进城以后，除1960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工厂两年，和‘文化大革命’11年半未工作外，在省、市、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做过各种工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坦率。都是实情。可是，你将怎么办呢？ “想过之后，今天我能说的是以下几点……”接着，他提出了后来对扭转河北局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三点意见”： 一、省委领导班子只进几位较年轻的同志，其余基本不动。各地、市委也基本不动。 二、要真正搞大团结。两三年来，谁都说自己坚持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却恰恰把三中全会要求的为工作重心转移创造条件这个政治任务——安定团结，给忽视了。 三、暂停争论。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辩明再讲团结，就会争论不休，贻误工作。有些是非，通过以后的实践会逐步弄明白的。 从开场白到结束语，2050字，完了。 出人意料。已经宣布散会，有人还坐在那里愣着…… 4 十天以后，中央批准了这个“基本不动”的方案。 5300份省委文件，发往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又通过他们与5300万河北人民见面了。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反响强烈，充满了期待。 仍然留在班子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仔细一想，却不满足：“三点意见”并没有肯定我这一方是正确的。多年积怨，这样不明不白的就算完了？！ 不消说，日常党的会议上时有龃龉发生，在北京开“十二大”的河北省小组会上也曾出现“剑拔弩张”之势。真伪难辨的告状信，成捆成摞地送到“书记楼”，都写着“高扬同志亲启”，都在争夺第一书记。某些搞“四大”有瘾的人，公然围坐在“书记楼”前请愿，要求“彻底”落实政策…… 风谲云诡，险象环生，正如工作组的同志事先所估计的那样。“这样吵吵嚷嚷的，你怎么工作呀！”有的同志甚至担心他弄不好给轰回去…… “被轰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那也无非是再回北京呆着呗！”高扬幽默地说。他居然还挺乐观呢！他说：“这就像走钢丝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它毕竟还是一条路。就看你怎样走了。” 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征，他又放弃了现成的路，宁愿去走“钢丝绳”。 他必须十分审慎地、耐心地处理一切，又不能让复杂局面牵着鼻子走。“暂停争论”不是不分是非，但是站在派性的立场上就无所谓“是非”。判别是非的标准只能到派性之外去寻找，这就是党性、党纪和国法。 他在寻找一个突破口，他要撬开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伸进手去，把好人和坏人分开…… 8月21日，《河北日报》刊出一篇800字的短文：《论诬告》。“诬告历来为公正舆论所不容，而且是违法的。”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河北诬告成风，乃是“文化大革命”公开罗织罪名的“遗风未泯”，是派性严重的人制造混乱的手段。其当前的特点是钻空子，写匿名信，与好人揭发坏人而不敢署名的现象鱼目混珠，使领导机关“投鼠忌器”。于是作者提出“防鼠进器”三条办法。最后呼吁：“现在的诬告风既然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吱吱叫起来的，关心端正社会风气的人们，实在应该齐心协力把它们赶上街，让谁都看明白它们是鼠辈！” 作者：夏明。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便是。 《论诬告》站在法律和社会公德的高度，从纷繁的现象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倾向性问题，切中河北的要害，并在全国引起共鸣。《人民日报》及五六家省报先后予以转载。接着，高扬又亲手处理了邢台和保定两起严重的打击报复案件，在报上指名道姓加以公布。反诬告，反打击报复，斜刺里杀来的两剑，无情地挑开了派性的“护腚帘”，让那些不法横行者当众出丑，再不能借派性以藏身；同时也给广大正直的干部和群众撑了腰，壮了胆。高扬号召各级党委在歪风邪气面前要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要敢碰硬。他主张对大多数干部给以充分的信任。他说，这就像抗日时期对待一些来自敌占区、历史一时难以查清的干部一样，只能在工作中加以考察。如果等一切都查清再使用，就将失去一大批干部。…… 如果说以上各点是为广大干部解除“后忧”，那么他同时又在苦心孤诣地引导他们“前瞻”。他有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地提出搞好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消除“党不管党”的积弊、医治科教卫生事业“贫血症”等一系列任务。他手中时时举着四化建设这块强大的磁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派性利益上引开；让那些有“钢性”的肯干事情的人从派性的乱麻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干部队伍逐渐在工作实践中分出是非优劣，改变了按派别分野的不正常局面。 ……说时快，那时迟。派性的平复，局势的安定，是随着各项工作的展开逐步实现的，读者将从以下各章里细细品味，这里只能简短截说。 “三点意见”赢得了半年的稳定，也为高扬换来了用自己的眼睛考察干部的机会。于是，在全国进行机构改革的脚步声中，一个按四化要求配置的省委领导班子方案形成了。 1983年3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议定河北省委的领导班子，前后不过五分钟，就顺利通过了。耀邦总书记幽默地用四个字称道这件事： “风平浪静。” 沉重的河北车轮，终于拔出泥潭，开始走上了正轨。回想半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人们越想越觉得那“三点意见”难能可贵，潜心钻研“领导艺术”的同志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奥秘。高扬则把它说得平淡无奇。 “提出三点意见时，要说我在十天之内把情况都摸清楚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全国的大形势是在往好处转，河北是全国的一部分，它也在变。明天的两派，将不同于昨天的两派，我有这个预感。 “如果说前任几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把从前个别领导人的影响估计得太重了。要么主张把所谓他那一派的人都换掉，不然不得了；要么不敢动，一动就不得了。哪有那么回事？河北的党员大多数还是党员，不是哪一派的‘派员’嘛。三中全会、中央的号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他们就不想搞四化？事实证明，真正想搞派性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早就腻味了。 “物极必反嘛，我不过是顺应了这个规律。” 确实平淡无奇。但是一年以后，当他在中指委召开的整党座谈会期间汇报了这段工作的体会之后，薄一波、胡启立同志给与了高度评价。 第二章 河北的路，在河北 5 1982年9月12日，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当地领导人大张旗鼓传达贯彻“十二大”的消息，全国热气腾腾。可是河北的报纸上，始终没见第一书记露面……这使某些习惯于按常规思维的同志很不安：作为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事，连个态度也没有……合适吗？ 态度是有的，它写在河北的大地上。 高扬并不一般地反对开会传达，他只知道目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开会表态。“十二大”文件已在报上公布，关于传达学习，中央已有要求，他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即召集本省代表做了布置。可是“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河北怎样实现？河北工农业“翻番”的路子在哪里？他必须迈开双脚，到河北的大地上去寻找。于是“十二大”一结束，在返回河北的途中，他就沿路过易县、保定、定县进行了调查。之后又由石家庄南行，一头扎进了太行山。河北省有5个地区24个县处在太行山的怀抱里；主要发源于太行山的海河水系横贯河北大地，左右着全省农业的命运。耀邦同志1982年4月视察河北时曾经预言：太行山的面貌不改变，河北要翻身是困难的。高扬决心先啃下这一陀。 太行山，母亲般的山。1937年11月，高扬受党的派遣，由山西进入太行山，在穷苦农民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政府、抗日武装，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邢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冀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晋冀豫特委宣传部长，与太行人民甘苦与共，度过了整个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10月7日，高扬像37年前告别太行打回东北老家去一样，重又踏上了这片热土…… 已是深秋时节，太行山敞开了丰饶的胸膛，慷慨地把财富赐给自己辛勤的儿女。地里的庄稼大半已经收割，路边的柿子也变黄了，农民的脸上洋溢着喜色。毕竟是变了。山沟里有了水库和电站，过去有马也只能牵着走的傍山栈道，如今通了汽车。曾经牺牲了我们几十名战士的长沙村，就在路坡下，如果不是老房东的女儿李绪书指点，他已认不出来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希望多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以便唤起那深沉的记忆；又希望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奋斗了几十年，为的不就是这个变化吗？ 望着山坡的杂树，他问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 高扬住槐疙瘩的时候，李绪书不过四五岁。那时候地委和八路军干部们每天只有12小两粮食，还要节余4两救济群众，即便这样，高扬每次从食堂领回的那一份儿，还要分给孩子们一些。如今留在李绪书记忆里的，只有“当当当，吃包包”这句童谣了，因为只要挂在树上的炮弹皮一敲响，她就有菜包包吃。这种亲如一家的感情，如今又被唤醒了，因此她已没有生分的感觉。她调皮地反问高扬：“你说什么树叶能吃？” 高扬数点着：“杏叶能吃，杨叶能吃……” 李绪书接口说：“柳叶、柿叶也能吃。” 高扬说：“柿叶可涩呀！” 李绪书说：“是涩，可1960年也吃了。” 高扬没言语。1960年，他知道。那时他下放在贵州，和老百姓过的是一样的日子。他不想让后辈人都记得这件事，只愿老同志不要忘了那段教训。 他的目光在山坡上寻找着什么。“怎么看不见羊群啊……”他说。想必当年他是经常看见的，那里有送鸡毛信的孩子，有“王二小放牛郎”。 “‘文化大革命’把羊群都‘砍’了。”李绪书说。 高扬对这一类的回答似乎不大甘心。他仍在寻找，汽车转过一个弯儿，他忽然兴奋地指着前面：“看，我看见羊群了！” 李绪书看了看，对他说：“伯伯，你看花眼了，那哪儿是羊群呀，那是禁坡——封山育林，在石头上刷的白灰。” “哦……”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槐疙瘩到了，这里当年是冀西地委的驻地。他们下了车，踩着杂木棒子搭成的小桥，过了乱石滚滚的槐河，乡亲们从一家一户跑出来，高扬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打招呼，好像“反扫荡”之后又回村时一样。仔细一打量，已经没有几个认识的人。如今五十几岁的老汉，当年也不过是儿童团里的角色。拥挤在狭小山洼里的大部分还是老房子。顺着七高八低的小巷，他还能找到李占林的家。他住的那间只有三根椽子宽的小南屋去年已经拆了，其它三面的老房子还在。他抚摸着墙上的石头，在狭小的院子里端详了许久，“变化不大呀……”他说。 周围的几座山，旮旮旯旯他都去过。当年山上的树就不多，如今更少了。“还是穷啊。”坐在门前的蒲墩上，他对社队的干部们说，“这么大的山场，总要发展点什么，种点酸枣总可以吧？于不了别的，用它闹个擀面杖、梳头挑子也好啊！” 6 高扬一行10人乘坐的“面包车”继续南行。走到赞皇与临城县交界的地方，隔一架大山，那边就是著名的八路军后方基地蝎子沟了。当年，那里有我们的军械所、被服厂、医院，地委也在那儿住过。那是被许多革命者视为“家”的地方。“能过去吗？”高扬问。 “还没通公路呢。”前来迎接的邢台地委的同志答道。 “通电了没有？” “也没有。” 闭塞，在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年代，曾经是我们赖以坚持和发展的条件；今天看来却是那样难以忍受。在车上，人们讲了这样几件事：蝎子沟的农民卖一口猪，要八个人抬着，走一天才能送到公社。孩子上学要走18里路。公社的干部去蹲点，采取抓阄的办法，不然谁都不肯去，因此那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生人。1981年地委新来的书记对县里的同志说，他要到蝎子沟去看看老百姓。人们听到信儿，就整天盼。一天，果然来了个穿制服、提皮包的人，全村人像过节似的，好酒好菜招待，干部整天不离左右。过了两三天，总不见这人做指示，光打听皮毛行市。问他：你是不是地委书记？他说：“我是进山来买皮子的……” 这是个笑话，却谁也笑不出来。“解放三十多年了，老百姓还过这样的日子怎么行！”高扬有些激愤。他对邢台地委的两位同志说：“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去一趟，别让他们再失望了！公路、电，要限期解决！那里有两千多口人，也该有个学校，卫生所，商业点……” （这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三十两天，地委副书记张玉美冒着寒风，翻山越岭进了蝎子沟。跟群众说起高扬同志的那些话，不少人都落泪了。第二年9月，蝎子沟通了公路，安上了电灯，学校、卫生所等也陆续建起来了。老百姓说：过了40年，高政委没忘了我们，给我们办了几件好事。） 高扬来到当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心——涉县。它曾是太行儿女深情敬仰的地方，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曾在这里生活、战斗五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老革命家也先后到过这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就牺牲在涉县的十字岭上。 高扬的日程本来很紧，原计划在涉县停留半天。来到之后，他走不动了。——这里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口粮不够，不得不吃糠；有70个大队，将近5万人口，人畜饮水困难。县里征集党史资料，邀请了一些从涉县出去的老同志回来座谈，他们问老房东有什么困难，老房东说：“没水吃……”老同志都掉泪了。 听了县委的汇报，高扬很激动，他在汇报会上说：“省里王铮同志来过，说这里吃糠的现象很厉害。老同志谁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可是咱们不能得出这么个印象：涉县穷，是因为老天爷不照应。能不能有这么个答案：这里所以吃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点人祸？照过去的做法，大平原、高原地区也照样穷，叫高产穷队。所以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老天爷也冤枉。怨谁呢？怨我们，怨我们上面领导！” 下午，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帮助县里的干部详尽地研究了他们的发展规划，帮助他们认识本地的优势和劣势，寻找新的生产门路，话题涉及到工、商、农、林、牧、副各业，他的插话，仅县委追记整理出来的就有七千多字。 第二天上午，他到赤岸村看了一二九师师部旧址。当年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墙上一份保存完好的干部名册上，写有太行军区第一分区政委高扬的名字。看过之后，他没在县城落脚，就驱车直接赶往下一个地方了。他的脚步很急。一个在共产党的名册上写着名字，而又受命对这片土地负责的人，他必须时刻准备回答那名册上生者和死者的询问：老百姓还吃糠吗？ 不错，在这片土地上，比照40年前，处处都变好了，变富了；可还是穷呵。我们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搞得更好些。在全国性的十年动乱之外，河北又经历了五年的曲折和延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生产责任制在许多地方刚刚开始试行。一路上，他看见几乎每一道山坡都刻着历史的教训，残留着“左”的指导思想的痕迹；他也看见被人的僵化和狭隘所掩盖的大自然的潜力。造物主原来在每一块土地上都安排了各自的“优势”，给每一条山沟都预留了发展的门路，等待着我们去寻找，去开发。站在这里谈论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你将不再觉得“翻两番”只是印在纸上的字眼，而是古老地壳下岩浆奔突的声音，是江河和林涛的呼唤。你将产生一种奋斗甚至献身的冲动。 “你们知道，作为第一书记，我下来一趟也不容易。”高扬对接待他的干部说，“咱们不要搞‘外交辞令’，不搞那些干篇一律的虚言俗套，实打实地来。” 7 “十二大”以来，经过3个地区近20个县市的调查研究，他觉得心中有点“数”了，召开一次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开创农业生产新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农业部门提出要在会上讨论八个议题。高扬说，议题多了，就没有议题。回到省城，他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会同调查回来的省长刘秉彦、常务书记张曙光等同志的意见，亲自拟定了“促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向横宽纵深发展”等三个专题。经常委会讨论后，责成有关部门抽调得力干部，按三个专题分头下去调查。高扬同志又再次下去调查了18天。三个文件起草出来后，又派调查组带上文件草稿分三路下去征求广大基层干部和重点户、专业户的意见。 这在当时还是三个新鲜的课题，是在河北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三棵新苗，其中有些提法在上头文件里是找不到的，有人担心会不会与中央精神不一致。会议开幕前夕，中央1983年一号文件下达了。大家一对照，省委的文件与中央文件的精神丝丝入扣，对上“口径”了！ 这次会议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了微妙的震动：省委的作风变了！河北的干部和群众开始有了自信，他们正走在中央指引的道路上。 这次会议之前，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1982年11月，高扬到邯郸市研究中小型工业企业问题。10天之内，他看了10个厂矿，听取了市委及下属4个部门的汇报。这天晚上，他同干部谈完话，已近10点了。他向秘书甄树声打招呼说：“晚上我要写稿了。”预定第三天他将在干部大会上讲话。 12点，他房间的灯还亮着，秘书先睡了。第二天早晨，秘书走进他的房间，见他的灯仍亮着，不禁有些吃惊。高扬解释说：“啊，早晨起来我又写了一会儿。”上午他还要开会。小甄把他昨晚写的抄出来，共有3500字，这就是后来在全省中小工业整顿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五条意见”。 定稿之前，小甄提了条意见。稿中原有一句：“不要盲目提‘翻番’”。小甄说：“这句话是否改一下，或者不要？”“为什么？”高扬问。小甄说：“十二大刚提出翻番的口号，现在叫得正响，这样提……”不言而喻，有“唱反调”之嫌。高扬说：“我这个‘翻番’前面是加7限制词‘盲目’的嘛。中央提‘翻番’，是以1980年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起点的，是经过了计算的。可是具体到某个单位就不同了。比方说：刚生下来的孩子，五岁以前身高、体重可以翻一番，到了十八岁还能翻吗？那不是假、大、空吗？” 下午，他召集当地一些负责同志，念了稿子，征求了意见，之后又让随行的“秀才”们再推敲一下。不料省委副秘书长肖风又把这句话划掉了。高扬摇摇头说：“你们哪，就是怕我和中央不一致，怕我犯错误。好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你们这个思想不对头。” 这里也许可以套用一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老话。“大跃进”年代，高扬以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身份下去检查工作，曾对所谓“大炼钢铁”等违背科学的作法提出异议，而且诉诸文字，据理力争，他因此得了一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标杆”的帽子。下放两年之后，担任化工部长期间，仍不“改悔”，看到上送的报告中某些在什么“指引下”“鼓舞下”“照耀下”之类套话，他就说：“这是给中央看的工作报告，罗列这些干什么！”于是动笔划掉。这些时髦的“铁证”又使他戴了亚五年“三反分子”的帽子。看来，1959年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两次被打倒，并没有教这位刚正的共产党员学会“见风使舵”，甚至没有学会起码的世故和圆滑。他是那么自信，就像农民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他坚信，实事求是的种子播进哪里的泥土都不会长出别的苗儿来，虽然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难怪肖风多次感慨：“高扬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和善于把中央精神和河北实际高度结合。”他说这话是经过对比的。他在省委机关工作几十年，亲见有的领导专靠揣摸上级喜好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上级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他从这种“领导方法”中得到了不小的甜头，至于老百姓得到的是否也是甜头，那他就管不着了。 第三章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8 当高扬抱定“走到哪儿就住哪儿”的方针，在太行山里越走越深，在浆水供销社那样的“客房”下榻的时候，有人已经在邢台地委的招待所门前等他了。 这是一位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叫徐秀英。像山里的多数农妇那样，她将花白的头发用一块褐色头巾裹着：这头巾是件宝，遮荫凉、挡风寒、提东西、擦眼泪……都是它。10月10日，高扬没到市里来；11日，他还没来……徐秀英叹息一声，扯下头巾擦擦眼泪，第二天又来……她在这样的路上，已经奔走五年了…… 这是一位老党员，邢台地区二轻局的干部。1972年，她发现二轻局经理部仓库保管员陈振华有盗卖钢材、私吞货款行为，1973年、1974年、1975年，她和其他同志又多次将陈振华查获。作为政工办公室负责人，她多次向领导反映，某位副局长却一再阻挠，不让深究。 陈振华原是临时工，“文革”中造反有功，进身为“革命委员”，入了党，提了干。他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贪污盗窃而又不被追究呢？群众洞若观火。有人说：陈振华想挤1000元，他就得贪污2000元，留出1000打通关节。不然人家那么卖力给他打掩护？ 一次，老实厚道的副经理曹济川对徐秀英说：“明摆着，咱要再查，就得受打击。”徐秀英说：“老曹，咱们都是老党员了，宁可受打击也不能昧良心，丢原则。”显然，一场“明摆着”的打击报复正等待着她。 1977年10月，局党委让徐秀英交出了陈振华的全部材料。材料一交，公开的打击报复就开始了：政工办公室另派了负责人，她是党组成员，党组的会也不让她参加了，她实际上已被剥夺了职务。紧接着，他们又利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的机会，在办公楼里贴满了诬蔑徐秀英的大字报，……并说这标志二轻局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组织全系统的人来参观。此后又扣发了她上访期间的工资，取消了她的奖金——这种“奖金”每人都有，包括贪污分子陈振华，唯独“反贪污分子”徐秀英没份儿！ 不法横行的当权者，用自己的双手垒起了债台，逼得徐秀英不得不把揭发陈振华放在一边，而为控诉打击报复，维护一个共产党员和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斗争。从1977年到1982年，她写的告状信底稿摞起来足有尺把高。她找过地区工办、经委、纪委，找过前后几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专员，也找过中央和省里派到邢台的调查组，上过省城也上过北京。 在她上访的五年间，上级先后派出了五个调查组。其实案情早已查清，地委领导也曾多次指示二轻局给徐秀英“落实政策”，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些领导同志大概忽略了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却被打击报复者看透了：不管谁的指示，最后都得通过本单位的当权者，而这些当权者正是“被告”本身。局长武峙溪多次号叫：“你告吧！告到哪儿也得回来找当地党委！”经理部经理刚志钦气魄更大：“你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 多少富有正义感的老同志和普通群众，都以种种曲折的方式同情过她，声援过她，久而久之，也觉得胜利无望了。一位老同志去世之前对她说：“秀英啊，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不是斗争胜利的准备，是失败了回家种地的准备……” 回家种地她不怕，连她的孩子也有这个准备。可悲的是：按着组织系统，该找的她都找了，该办的都办了，却一事无成，她担心自己没有力量再斗五年了…… 9 1982年7月的一天，徐秀英偶尔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换了！“高扬！”这个名字对她究竟有什么意义，她还不清楚，但毕竟是一线亮光。过后她又听人议论，说高扬原则性强，办事认真……找高扬去！她只有这一线希望了。 8月20日下午5点，徐秀英被请到了第一书记的办公室。她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不管他爱听不爱听，也得硬着头皮说下去。一生中也许只能告这一次了。渐渐地，她发现高扬听得很用心，还常常插两句问话。说到刚志钦的话：“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高扬很生气，说：“这哪像个共产党员，这是野人说的话！”不知不觉，下班时间到了。秘书几次进来，提醒高扬去食堂吃饭。高扬摆摆手说：“再等一等，让人家说完。”从5点一直说到7点半。高扬把她送到门外，对她说：“徐秀英同志，你放心，这些坏人坏事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片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省委第一书记可算最有权威的人物了。可是谁要是以为他的权力可以无所不达，那他就还不了解“文革”后的中国。 8月24日，徐秀英被请到地委会议室，同地委常委们一起，同二轻局局长武峙溪一起，听取了地委派驻二轻局的工作组的汇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隆重而新奇的场面。徐秀英知道，是高扬同志的批示下来了。 工作组经过调查，再次证实徐秀英反映的陈振华贪污问题、二轻局领导打击报复问题基本属实。地委书记当场宣布：“徐秀英同志，今天我代表地委支持你。武峙溪同志今后要把陈振华的问题彻底搞清，把对徐秀英同志的错误态度彻底改过来，要开群众大会宣布，清除过去散布的不良影响。……” 事情已经办到这一步，徐秀英以为再没有什么问题了。等了几天没动静，她就去找局里领导，领导告诉她：“你的问题归经理部，你去找他们吧。”徐秀英从二楼来到一楼经理部，新任经理（原经理刚志欣已调走）说：“还没研究哩，我没见着文字。”整整一个9月拖过去了，他们像踢皮球一样，把徐秀英从楼上踢到楼下，楼下踢到楼上。最后，武峙溪干脆回答她：“实话告诉你吧：是我不同意宣布。愿告你去告吧！” 这是10月5日的事。 官司打了五年，闻名遐迩，邢台市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事情的结局。公理究竟能不能压倒邪恶，看来还是个问题。 10月8日，有人悄悄告诉徐秀英：“听说高扬书记到邢台来了。” 徐秀英沉重地叹息一声：难道非得再麻烦他不可吗？ 10 10月8日，高扬没有来。这天，他在赞皇县听汇报时插话说：“现在歪风邪气严重，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掌权的人太软！” 10月9日，高扬还没有来。这天，他在临城对县委的干部说：“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该严的不能宽，宽了就等于犯罪，人民就不能原谅我们。” 10月12日，高扬仍然没有来。他在沙河的会上说：“咱们要硬气一点。我们有纪律嘛，国家有法制嘛！” 10月13日，徐秀英在招待所仍然没有等到高扬。他在市里的工厂做调查，听取市委汇报时，他点题说：“说说社会风气，说说干部敢不敢得罪人……对违法乱纪的人不敢管，这也是不正之风！……你们处理不下去，给我打电话嘛，给我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十年动乱，对我们破坏最大的是什么？党风！为了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央三令五申，作为党的老战士，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时时处处注视着这个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有“战场”，他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他寻找着突破口。 10月15日，徐秀英一到招待所门口，小招待员就招着手，神秘地告诉她：“来了。” 10月18日，高扬听取地委的工作汇报。谈完了别的，他话锋一转，问：“徐秀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 “她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事实？”高扬反复问了几遍，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说：是事实。接着他们汇报了8月24日地委会议关于处理此事的决定。 高扬问：“地委的这些意见落实了吗？” “还没有。” 高扬说：“她上访五年多了，就是从地委表态算起，也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为什么还落实不了呢？” 地委领导同志说：“宣布地委的处理意见时，二轻局局长武峙溪说，二轻局的事不好办……不行，他就辞职。” 问题越来越清楚，已经没有第二种解释。高扬克制着自己的愤慨，说：“徐秀英反映的问题既然基本属实，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又代表地委提出了处理意见，二轻局就可以不执行，地委就没办法了？你们常委都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照实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简单到从来都是心照不宣，无须提问也无须回答。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而且认认真真等待着回答。问题一下子变得极其复杂了。有的常委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有的则埋下头，沉默不语。 高扬静候片刻，终于忍不住激愤，说：“你们不愿谈，我也不问了！一个女同志，敢于同贪污行为做斗争，敢于反对领导上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在领导的压制和打击下，仍然坚持上访达五年之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这样明显的是非问题，你们表了态，在你们领导下的干部顶着不办，你们却能容忍！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不能，我就另找两位同志，找两位不怕同我高扬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 …… 11 徐秀英，这位生了一副共产党人傲骨的老太太说得好：“高扬同志为我的案子花这么多的心血，组织上又让我当副局长，这不是扶我，扶的是正气，扶的是民心！” 人们没有忘记高扬10月18日向地委的同志提出的问题：对下属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领导者为什么“却能容忍”？又为什么说不清楚或者沉默不语？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1983年1月12日，高扬在全省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严厉地指出：“现在党的战斗性太差了。”“一方面违反党纪政纪的事层出不穷；一方面，有言责、有职守者熟视无睹，畏缩淘情的也大有人在。”他向在座的县以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们大声疾呼： “连‘小小芝麻官’还会说：‘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像我们这样执掌政权的‘响当当’的革命家，难道有理由怕还告和丢选票吗？” 怕，软，削弱甚至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应有的战斗性，正是症结之所在。此后，3月、9月、11月、12月，高扬又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敢碰“硬茬口”，敢拔“钉子户”，敢在“高门大屋”面前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要“把能否坚持原则，敢不敢碰硬，当作考核地市县委书记是否称职的依据之一”。 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正与贪赃枉法者同流合污的虽然是极少数；对于“执掌政权”的人来说，处理下属的坏人坏事一般也不必担心受打击报复；但是许多人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有那么一片阴影，使他在坏人坏事面前总是“底气”不足，总是硬不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人民群众失望，于是只好坐在电视机前听凭人群为包文正、徐九经和“七品芝麻官”们大喝其彩了。他们有许多超过封建社会“小小芝麻官”的地方，但常常少了那么一点“与民作主”的抱负和气概。他们离开群众久了，对老百姓的疾苦已感觉不到切肤之痛。看看高扬同志的言行，这些“革命家”们是不难找到自己的症结的。 这里有一笔统计：1983年1月、2月，除去元旦、春节假日，共52天（包括星期天）。这期间，省里正开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此外高扬又两次下去调查教育问题，此外还要除去开年之初省委的日常会议和处理各种公文所用的时间，高扬处理群众来信92件。 他在这些来信上所做的批示，有许多本身就是一篇感人下泪的好文章。这里绝没有那种模棱两可、不痛不痒、哼哼哈哈故做城府的官僚气，而是爱憎鲜明、一针见血。正如他在一个批示里写的那样：“他们受欺负连告状都忘了……我这急性人，看了简直想跳起来。” 四川仁寿县一位19岁的姑娘，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北，卖给一个农民。姑娘如陷牢笼，不堪虐待，几次逃跑来成。这时仁寿县公安局来调查人贩子的罪证，同姑娘的哥哥一起找到了河北，当地的一个公安人员竟然同参与贩卖妇女的人串通一气，从中阻挠，不许姑娘跟哥哥回家。哥哥提出临走时见妹妹一面，也只许他隔窗看一眼妹妹的泪脸，听一听妹妹的哭喊。有人并声称：“她要想回家，就先把她打残……” 仁寿县公安局写来的这份材料送到高扬的桌子上，已经是12月31日。机关内外充满除夕气氛，割肉、买酒、分戏票、约亲友……虽未放假，习惯上已不正经办公了。高扬心急如焚，立即批给主管政法的负责同志：“××同志：此件请今天就动手处理。如此行径真是无法无天，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世界。救人要紧，不要强调什么过年过节了。高扬”。 搁下笔，想想还不放心，立即又补上两句：“要用电话通知，立即把张××抢救出来！” 秘书传给秘书，领导批给领导……高扬的批件火速传到了省公安厅。当日上午，公安厅即用电话通知到下属公安局，下午又派一位处长带人奔赴该地…… 晚上，高扬回到了家里，仍然放心不下。6点36分，公安厅的电话要到他的家里，报告说：下午5点50分接到当地公安局报告，女青年张××已从某县某村解救出来，保护在军分区内。 院子里、大街上传来爆竹的问响，焰花在窗外闪亮。是吃年饭的时候了，人们在祝福骨肉团聚，老幼平安……高扬打量着小女儿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满怀慈爱地唤道： “而达，吃饭吧。” 第四章 “急躁情绪”辩 12 昨夜一场风雨，出了些许小事，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这新围墙应该修个什么样子呢？建筑设计所的专家们引经据典，各自发表一堆永远正确的原则……围墙到底怎么修？矛盾留给了行政科的办事员、生了一张娃娃脸的马而立，马而立骑车直奔房屋修建站。他带领工人们只花了一个星期天的工夫便把围墙修起来了。因为修得太快，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于是招来了“批判力永远大于创造力”的专家们一片非议，一致认为这个马而立“办事不稳”。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马而立，朦朦胧胧地挨了吴所长一顿批…… 这是江苏作家陆文夫的一篇小说。它现在正捧在高扬的手上。放下这本杂志，他难以抑止地在房间来回走动着，他看见了千万个河北的“马而立”，千万个河北的“吴所长”……他重又坐下来，挥笔写道： “建议把陆文夫的小说《围墙》印发省直机关各单位，包括事业单位， 供所有工作人员阅读。 “小说中所描绘、刻划的人物群像，我看大家都‘似曾相识’，这些 人好像就在我们身边走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领导干部、专家们和其 他工作人员们，在用人行政、看人看事等方面应该从这篇故事中吸取什么 经验教训，很值得每个人深思；像马而立那样的干部，大概哪里都会有， 他们的处境如何，也值得各级领导者负责检查一番，不要让诗人再发出：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叹息。” 高扬 1983年5月15日 马而立三生有幸，经第一书记批准，加入了河北籍，成了老少皆知的著名人物。陆文夫固然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作家，但笔者敢说，在河北的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中间，知道马而立的比知道他的多。 谐然成趣的是，《河北日报》5月25日发表了高扬推荐《围墙》的意见，全文转载了这篇小说，正在这件新鲜事被人们争相传告，一时“洛阳纸贵”的当口，26日，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通讯，介绍一个名叫顾二熊的县属小化肥厂厂长。人们读过之后，不由叫道：“嘿！这顾二熊就是个‘马而立’呀！” 所幸，这个“马而立”没有遇上“吴所长”。该报4月2日已经报道过这个小化肥厂，那时候，高扬刚离开这个厂两三天。报道的标题、副标题引用的就是高扬在那儿说的话。 “用人的得失，是古今中外治乱兴衰之所系。”高扬一到河北，就反复强调这一点。上任第35天，他就在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要清除干部工作中“乱点鸳鸯谱”、“学非所用”、“优材劣用”、“滥竿充数”等积弊。他还提出“发现和选拔人才要开创新的途径”，主张动员群众推荐人才，以弥补单靠组织部门专业考察制度的缺陷，避免遗漏人才和选拔失误。 1983年3月27日，他到了衡水地区，听说冀县化肥厂的年轻厂长顾二熊很有道道，于是他就去了，以他当过四年化工部长，主持编写过“化工知识丛书”的眼力，直接考核了顾二熊和他的工厂。那时候，我国大多数氮肥厂都赔钱，1981年顾二熊刚当厂长时，他们的主要产品“碳酸氢铰”也卖不出去，农民说那是“气儿肥”，不管事。顾二熊在河北农大攻读了四年“土化”专业，毕业后又当了多年农业技术员，深知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心理，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他提出化肥生产要和普及化肥知识结合起来，带人下乡进行化肥效果实验，让农民亲眼看到化肥的效果。他们号召农民买化肥时带土样来，工厂免费提供化验分析，然后教以实施化肥的品种、数量和方法，并对带土样来的农民给以优惠价格待遇。他们免费为青年农民举办化肥技术训练班；他们根据本地区土壤、气候特点改革施肥方法，为全区农业增产开了一条新路…… 他哪里只是一个小小厂长！他简直把他的化肥厂变成了一个推动巨大杠杆的神奇的“支点”，变成了一个足以震颤全身肌肉的“穴位”。高扬兴奋地称赞他们的“农化服务中心”是个方向，既兴工，又利农，为振兴小化肥工业开拓了一条新路。 在衡水，高扬还当面考核了武邑县委书记乔世忠。不久，乔世忠和顾二熊分别被委任为衡水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1983年全省的机构改革和班子调整中，各级都吸收了一大批这样的新人，成为河北省1983年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但也毋庸讳言，许多“马而立”式的人物还被埋没着、压仰着。几干年封建传统和长期吃大锅饭形成的保守意识、世俗偏见，比制度的缺陷更难清除。而这些偏见如果存在于老同志和领导者身上，则危害尤烈。 “两年来经常参加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更替的讨论。在大量中青年干部 的考察材料中，不断出现有‘急躁情绪’的记载。开始还不大在意，以为 人总不免有这样那样缺点的吧！然而耳闻目睹这种论断越来越多，到最近， “急躁情绪’竟至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被选拨对象的通病，这就不免引起了 我的深思。” ——这是1983年8月12日和13日分别发表在《河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杂文，题为《“急躁情绪”辩》。作者对“急躁情绪”做了辩证分析之后，问道： “然而，准备选拔进领导班子的大多数中青年干部具有的所谓‘急躁 情绪’，果真是他们的缺点，应该要求今后予以克服吗？ “拿某种标准来衡量准备提拔的新人，说他们有‘急躁情绪’是缺点； 而从革命的要求看，则大谬不然。当然我们也不必高喊‘急躁情绪’万岁， 但是，在被叫做‘急躁情绪’的种种突出表现中，却普遍地闪耀着勇于负 责，勇于创新和勇于反对庸俗习气的革命光辉，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最后，作者以不可抑止的激情疾呼： “循名责实，我认为，倒是应该把这‘急躁情绪’的贬责之辞从新人 的考察材料中抹掉，而在缕述他们勇于战斗的字里行间，加上肯定和赞美 之辞。……” 这是申讨落后、保守、庸俗的传统偏见的战斗檄文，这是胸怀大志而求报国有门者的呼声，这是社会的新生力量要求摆脱羁绊的呐喊！文章从思想、情感，到犀利泼辣的文风和新鲜活脱的语言，无不充溢着青春的气息。谁能相信，它竟然出自七十三岁鬓发如银的省委第一书记之手呢？ 言为心声。接下去我们将看到，这实际上也是高扬本人的写照。他是很有一点“急躁情绪”的。虽然已不属于待提拔的中青年之列。我们被耽搁得够久了，当前应兴应革的事情那样多，难道能够容忍“老牛破车疙瘩套”，慢慢腾腾地往前捱吗？有独立见解的人没有几个不被扣上“骄傲”的帽子，改革者没有几个不被斥为“急躁”、“不安分”。处在改革的大时代，非但有必要为这种所谓的“急躁情绪”辩一辩，依高扬的本意，倒是应该命题为《“急躁情绪”赞》呢！ …… 13 早春的料峭而清新的早晨。 6点，他像往常一样，从省委大院的大门出来，穿过两条马路，步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转一圈，回到办公室即宿舍，正好40分钟。 陵园里肃穆、宽敞、幽静。他从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位献身在华北土地上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塑像前走过，从华北烈士纪念碑前走过……一切都是熟悉的——无论是陵园里冬青树夹峙的小路，还是它所纪念的那段历史。河北是从这里走向80年代的，就像高扬从这里走进省委机关，走向大会讲坛一样。看来，高扬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不全是出于偶然，历史老人也在其中安排了某种必然。 1983年7月23日，他在《可爱的河北》音像制品汇报会上，发表过一篇电视讲话。他说： “……我四十年前曾在冀西工作过，现在又有机会参加可爱的河北的 建设，感到也是一段光荣的经历，‘栖栖遑遑’的劲头应该更大。孔夫子 是‘栖栖遑遑不知老之将至’，孔夫子我不敢比，但是作为孔夫子时代两 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事业的奋斗精神是应该超过伟大的历 史前人的。……” 的确，伟大的古人也还是古人。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已经完成了学习修养的全过程，不再进取了。共产党人高扬行将七十有五，却还像“十有五”那样“有志于学”，时时吸吮着新的养料，更新自己的知识构成。就在他酝酿省委1984年工作《纲要》的过程中，他从报纸上看到我国新近翻译出版了一本叫作《第三次浪潮》的书，作者托夫勒预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近几十年内科学技术要有重大突破，新的技术革命兴起，整个世界社会生产力将有一个新的飞跃。高扬几经周折，才买到此书，即刻早晚研读。书中的观点虽不尽可取，却可以开阔眼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不可不读。接着，他又看到报上介绍美国近年出版的预测未来社会的专著《大趋势》，立刻让秘书去买。书店里没有，经济情报研究所也没见过，到北京一打听，这本书的中译本还没出版呢。于是请人赶写了一个梗概给他看。毫无疑问，《大趋势》中译本一旦出版，他将是第一批读者。…… 他老了，但又很年轻。 他的与其年龄几乎不成比例的旺盛的精力、昂奋的精神，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谜。他的工作节奏之快、效率之高，令人眼花缭乱。他同河北的广大干部和人民近两年来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和创造，令人目不暇接。 深知其人的老同志惊叹道：“到河北这两年，是高扬的学识和才华得到惊人的最大发挥的时期！” 高扬说：“这里有个大背景，这就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我现在常常觉得：我想办的事情，恰好是中央希望我办的；我不想办的，往往也是中央不希望我办的……” 这是否就是那种“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呢？是否就是一个革命者老而年轻的秘密所在呢？我想，一个政党，一种路线正确与否，除了别的标准之外，大约还可以看一看它是否使自己的战士有用自己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去判断的权利和自由，看一看它的战士是否时时产生一种创造、探险的冲动而又步步踏着信心的路。 我们从高扬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迷人的境界，从我们党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战士身上看到了这种境界。他们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而今走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他们是一批“现代化”的共产党人。 1984年3月于石家庄 （摘自《昆仑》198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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