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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20日，数架次军用客机相继在首都西郊机场降落。首先是全军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着是军以上单位的军政主官，分两批被召集到首都京西宾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 大规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论证、商榷，如今要“定盘子”了。11座“大庙”之中究竟哪四座被“拆”掉；你我他，谁去谁留，谁进谁退，就要揭晓。 可以有把握地说：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之中没有一个人反对精简整编，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表示过，不论撤销哪一个军区，都坚决服从。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最好别撤到我们头上。 俗话说：孩子是自己的好。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一手组建和苦心经营起来的部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连着他的肉，牵着他的心。半年来，军委就撤并哪几个军区的问题，已有初步方案，在座各位是参与过讨论的。一些可能被撤销的军区，并依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做过另一种论证，其结果，总是本军区被保留的论据更充分些。你说你是边关重镇，濒临前线；我说我是物资集散中心，便于屯兵；他又说他那里是打大仗的总预备队，可以兼顾几个作战方向……即便不大可能被保留的军区，它的领导人上飞机的时候仍然怀有一丝侥幸心理。 军事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到真的战争打起来之前是无法做全面实验的。因此，每一种理论、战略，都难以绝对精确。关于大军区的划分也是这样。但我们不能等待有了绝对把握之后再来做事。邓小平1982年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过：“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 比较起来，昆明军区的张銍秀司令员心情是坦然的。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理由无须多说，昆明地处中越边境前线，自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以来，那里战斗一直未断，是目前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这年春节期间，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总政余秋里主任等领导人，曾经亲临前线视察，对军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总书记还为军区部队题写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条幅，这恐怕也是保留昆明军区的一种迹象。上述方案虽然还不是最后定论，但是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讨论之后没有改变，因此，他和谢振华政委已经做好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的一切准备。从昆明上飞机的时候，随行的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的同志具体协商。 5月23日，军委常委会公布了合并后新的军区领导班子名单。张铚秀已经不在其列了，而原来有消息说他要继续任职的。这个变化不算小，在他本人看来也理所当然。他已经71岁了，即便任职，也是过渡人物，早些交班于工作更有利。因此，他仍然谈笑如常。休息时间，该下棋就下棋，该看戏就看戏，兴致很好。 军委扩大会议进展顺利。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大家想到一块了”。他对新班子的选配和这次退下来的几十位老同志所表现的觉悟和风格，感到高兴。因此，原定5月31日扩大到军一级主官的第二阶段会议，提前到5月26日开始。 6月3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集中到会同志对精简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研究。确定之后，便是最后定局了。下午，将在全体会议上公布。 当天午饭后，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比其他代表早两个小时得到一个重要消息，有人告诉他：“老王啊，定了——变了……” 这天中午，成都军区的代表们一反常态，关起门来嘁嘁喳喳，没有人睡午觉。 而昆明军区司令员、政委以下代表和工作人员都睡得很香。 成都北校场。 5月6月之间，正是气候宜人时节。军区机关大院经过30年经营，大操场上绿草成茵，办公楼前繁花似锦。但是，人却打不起精神。半年来，正如保留昆明军区的消息从未变过一样，撤销成都军区的消息也很牢靠。从外面看起来，机关干部们照常出操、跑步，照常上班，但是眼里手上没有几件事情是属于发展性、建设性的。干部部和各层领导空前忙碌地找人谈话：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愿意去昆明、下部队还是转业？干部部长这次去北京开会，皮包里是一份落实到机关每一个人头的移交、处理方案。 大院里一座现代化大楼的停工停建，尤其令人触景生情。那将是一座很漂亮的通讯、情报中心。但现在，已经挖好的地基要填平，在上海定制的两架电梯正在谈判退货。仅这两笔，就要损失几万元。可是不退、不填，留它何用？ 6月3日夜里，司令部副参谋长接到王诚汉司令员从京西宾馆打来的电话，指示他：通讯大楼的基坑暂停回填；上海的电梯暂不要退货。这消息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外传。 这是个神秘的指示。两个“暂停”说明了什么？尽管司令员指示不要“外传”，但绝对不外传便无法执行“指示”。 第二天，这消息虽说口耳相传，却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北较场。人们得出一致结论：变了…… 这一天恰好墙外有一家娶媳妇办喜事，乒乒乓乓放了许多鞭炮。那鞭炮就像是为墙里的人放的一样。 成都距昆明约1000公里，高山阻隔，只有一条航线、一条铁路和一组电话线相通。两大军区虽少工作往来，个人与个人却不乏横向联系。不知怎么一来，北校场的传闻被昆明听到了，并且同样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遍了机关大院。所不同的是，人们大多不相信，但又面面相觑，神色惶然。此时，即便碰到院外有办喜事放鞭炮的，他们也听不见。 有人打电话给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军务部长： “喂，有什么消息？” “不知道。” “我是问有没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 对方守口如瓶。这守口如瓶的态度就是个不祥之兆。 6月7日，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在濛濛微雨中降落在昆明机场。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张铚秀、谢振华一行终于回来了。机场上已经有几十辆小车在等候，凡在家的副司令、副政委和三大部领导，几乎全体出动，前来迎接。这是从未有过的阵势。他们为什么来？是因为张、谢作为军区司令员，政委最后一次到北京开会归来？是为了早一分钟得到什么信息？是为了安慰归来者，还是为了得到归来者的安慰？ 张铚秀、谢振华走出舱门，略微有些吃惊。谢振华边走边打量着车阵和人群……还有一级台阶才能踏上昆明的地面，他却以为已经到底，一脚踏空，险些跌倒…… 握手，握手，还是握手。迎接的人，被迎接的人，今日全无言语，也几乎没有表情。 车队在沉默中疾速地驶向昆明城。 现在他们正在急转弯，180度。“船小好掉头”，而他们的车太重了。可是必须转！邓主席在会上说过：要在大局下面行动。在军事上，为了战略全局而牺牲局部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急的转变，对手握方向盘的驾车者的考验是严峻的。只要不翻车，不论怎样磕磕碰碰都算成功。要知道，他们自己也在旋转中，也在偏离重心的不平衡中。情感的惯性有时比运动的惯性更难控制。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昆明军区党委和机关在精简整编中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半年来，他们为迎接成都军区的战友到昆明来工作，做了充分准备，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军区党委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提升，以便给成都的同志留出位置。这种“严格”甚至达到了过分的程度。比如，到6月1日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就有26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下面报上来的递补方案一律不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缺编，签署法律文书都成了问题，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后统一考虑。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已经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休所，以便空出宿舍。机关刚刚建好一栋漂亮的宿舍楼，可以安排50户，机关缺房干部早已望眼欲穿，党委决定一律不分，全部留给成都来的同志。 一批本来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失去了机会，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生活福利没有解决。多年的老部下，包括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将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作为他们的首长，张铚秀和谢振华有一种沉重的欠账感。 应该怎样评价这样一种感情？赞美它，还是指责它？连这点感情都没有的人，绝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而有了这种感情，又往往导致错误。 我们的领导人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个矛盾。在6月6日的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曾一再提醒大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也要注意这一条。比如这年5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十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不论有多少困难、多少理由，大局是要服从的，命令是要执行的，这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们起码的观念和素质。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做出了明确的符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决定。决定包括：坚决执行精简整编命令，不许借机突击提职、突击花钱，不许侵占公物，不许利用职权干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 昆明军区30年的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令人自豪的篇章，现在他们将要写下难写的最后一页！ 同昆明军区一样，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军区和众多的军以下撤编部队也面临着这样的题目。如果让他们选择是撤编还是上前线，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而历史留给他们的却是前者。他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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