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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人民解放军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60万，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总兵力！ 他们之中，少数年大者将要离休、退休，多数将要转业到地方。这是他们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穿惯了军装的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浑身不自在，连路都不会走了。钟爱的事业，将要放弃，不熟悉的工作正在到来。旧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他们要像新兵练走步一样学会适应陌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仅从物质利益上来说，转业之后，每月工资将减少几十元。 部队有一千条理由要精简，要精简就要有一批人承受这种命运。这就像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大机器的使用必然使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一样，他们也是时代前进的“牺牲品”。 不同在于，造成这种牺牲的不是盲目的力量，而是我们的国家和军队依照规律所做的自我调整；党和国家正在把这种牺牲减小到最低限度。 不同在于，这些充当“牺牲品”的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有志于社会和军队的发展、能够理解这种“牺牲”的革命军人，共产党员，生活的强者。当社会的发展、军队素质的提高需要这种“牺牲”的时候，他们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牺牲品”。 因此，即使明天就要脱下军装，今天，他们还在按照军人应有的姿态行动，为军队、为“军人”创造着功勋和荣誉。 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在山城重庆，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看到过这样的境界。在那里，1986年7月1日，一条大型公路隧道奇迹般地出现在交通拥挤的市中心。这奇迹是驻渝某集团军的部队创造的。而率领这支队伍的是一批编外干部。工程指挥部临时党委的8名党委有7名是“编外”，指挥部机关30名干部中有26名是“编外”。 夹在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山城重庆，出门就爬坡，交通之难全国有名。解放以后，长江和嘉陵江上架起了大桥，而两座大桥之间却有一座山包卡着咽喉。山南山北仅有50年代修建的一座狭窄的单行隧道相通，每小时却有600台汽车争道，每年由于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万元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市各种汽车数量与日俱增。据1986年初统计，平均每月增加960多辆。交通问题已是这个西南工业重镇经济腾飞的严重障碍。 1984年初，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打通卡口，在老隧道旁边修建一座可供几辆车并排行驶的大型公路隧道。这是他们要为山城人民办的15件好事之一。但是，先后几家建筑单位了解过情况之后都摇摇头走了。隧道地处闹市区，南端就是重庆火车站出口，施工场地狭窄，石质极差；山头上有西南最大的大田湾体育场和密集的楼群需要保护，有的建筑物地基距隧道拱顶只有5米。特别是北端的55米，将从修建体育场时推下来的弃土堆中穿过。一位日本专家详细查看了资料后说：“这个隧道无论从设计上，还是从施工的艰巨性、危险性来说，都将是一个挑战性的工程。” 市长向驻渝解放军求援。 这支部队驻守重庆10余年，至今引为骄做的仍是贺老总在西南军区时给山城人民留下的几座建筑物，包括大田湾体育场。在新的形势下，每年除了临时性的抢险救灾以外，只是给群众扫扫地，已不能满足指战员的心愿。在引滦入津工程的启发鼓舞下，他们也要直接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为山城人民造福。这个想法立刻得到成都军区党委的支持和赞赏。于是军党委一口应承下来，委派原后勤部长杨智民和某师原参谋长李九明担任正、副指挥，带领4个工兵营800兵力，把这个隧道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 首先迎接挑战的是指挥部技术组组长张昌密。他必须在开工之前解开一道难题：那55米弃土堆积层怎样通过？ 张昌密原是成都军区工兵部设计处处长。他50年代初毕业于重庆第一土木工程学校，以后又专攻过国防工程建筑设计，当了四年设计处长，无论军用、民用工程，他经的见的够多了，可还从未遇到过这样难啃的骨头。隧道施工历来怕软不怕硬，越硬越好打，越硬越安全，而面前的堆积土，连石头都算不上，根本无地质结构和石质等级可言。他们查遍所能找到的中外资料，没有发现可以与之相比的先例。他们从全国请来几十位专家，每天车接车送，厚礼相待，请他们出谋献策，仍然没有权到一条可行的办法。最后，就只有采取明挖的笨办法了。市政府虽然事先要求保住这堆积土上的全部建筑，见此情形，也准备舍卒保车，承担地面建筑拆迁的巨大损失了。 不，张昌密和他的战友们不能同意。明挖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说，在狭窄拥挤的市区，要把半架山从基部挖开，把大量的弃土一车一车地运到江边，再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工程量大得惊人，而工期还不知拖到哪一年。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这等于宣布自己的无能和不负责任。 办法，要靠自己创造出来。 张昌密和他的战友们把视野投向更广大的领域。冒着酷暑，他们先后到北京、上海、沈阳等十几个省市的建筑设计部门和矿山、隧道考察，广泛搜集资料，寻找创造的灵感。 这几个月的奔波和思索是折磨人的。张昌密已经53岁，连日的劳累，使那讨厌的多发性痔疮又犯了，有时在厕所里还没蹲下来，就把人家雪白的墙壁和便盆喷得满是血迹。往返路经成都，从火车站到他家，只消乘15分钟的公共汽车，他却没有心思回去看一看老伴和孩子。 新奇的想象往往在穷思竭虑的时候才肯出现。张昌密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在煤矿山探测瓦斯的“潜探支架”上找到了亮点，使一个朦胧在意识之中的东西清晰起来了。这个东西，他们称之为“管棚法”。但是，一位原拟聘为顾问的老专家，则坚决反对这种冒险的方案。 直到工程结束，他们的“管棚法”施工方案上，仍然没有落下地方设计单位应有的签字。这就等于说，其后果将由部队单方负责。身材矮小的杨智民，瘦脱了形骸的张昌密和他们的战友们，把整架山放在了自己的肩上：打仗，有六七成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了，其余的三四成要靠勇敢去拼，靠临机处置的智慧去夺。 事实再次证明，这三四成是夺得到的。 “管棚法”的堆积层地段破土动工了。某工兵营挑选了27名精壮战士，组成了第一工班。事后知道，这27人中有24人悄悄写好了遗书。 那24份遗书并非无谓之举。隧道钻得越深，风险越大。1985年8月，隧道掘进到55米的中段，成败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一天夜晚，天降暴雨，隧道顶上的公路路面发现裂缝。大塌方的危险，威胁着几十米深处的隧道。杨智民和李九明当机立断，突击灌注拱顶，抢在大塌方到来之前，把拱架之上的空洞填死。 这是一场与死神争时间的竞赛。胜利与失败，可能只有一秒、百分之一秒的间隔。单靠卷扬机输送水泥和石料已嫌太慢。杨智民从另外两个作业面紧急调来援兵，排成两行，用水桶、簸箕，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器具，人工传送。 战斗从晚上9点持续到第二天清晨5点，人终于胜利了，大塌方被制止了，有的战士一听到解除危险的信号，立时瘫倒在地上。 这八个小时，杨智民、李九明、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沈太昌、工兵处长李坤友，一直站在现场的危险地段。凭体力，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参加那高速传递的人流；论指挥，那时也不需要更复杂更玄妙的计谋。但他们一直钉在这里。与其说他们在指挥，不如说在给同志们壮胆。他们的存在摆成这样的格局：一旦塌方到来，他们将与面前的战士葬在一杯土下。他们以此向战士们证明：用不着害怕，我们一定胜利。 工程预算中有一笔“不可预见费”，就包括安葬和抚恤金在内，双方甚至把墓地都看过了。那不光是给战士们准备的，也包括工地的决策者自己在内。当然，由于组织严密和工程技术人员出色的工作，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也没有一个重伤致残者，那笔“不可预见费”被不可预见地省下了。 他们用军人的勇敢磨利了科学探索的锋刃，用科学和智慧使指战员们的勇敢收到了成倍的实效。张昌密在他即将退出现役的时刻，成为工地上唯一的一等功荣立者。 有必要补充一笔：在北端55米回填土段担负施工任务的是一个撤编单位的工兵营。当干部战士们在塌方等险情面前日夜苦斗的时候，后院起火——他们的老家已经不存在了。 带领这个营的师工兵科科长夏兆发，是确定转业之后主动要求参加隧道建设的。当时他正在大专班上学，这是领导上为他转业之后的前途着想所做的安排。他得知师工兵营要去重庆打隧道，师里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带队干部，他就去了，说：“还是我去吧，不然，上学也不会安心。”他参军21年，打了十几年坑道，全师没有谁能比过他了。他知道，如同这个暴雨之夜有指挥部首长在场，他心里就踏实些一样。现在，他就是战士的胆，他就是战士们的定心丹。 这个营，在本部队撤编的情况下，迎接了一次大塌方和两次重大险情的考验，军心不散，士气不衰，圆满完成了55米弃土段的掘进任务。直到12月底，隧道主体工程完成之后，才撤离工地，接受整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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