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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任何时代，中国的道德家们都会对放纵的情欲展开斗争。儒家经典的训诫是“克已复礼” 社会学家李银河竭尽其全力颠覆这种保守的传统态度。作为中国性问题的杰出专家。李银河感到这个国家的祖先们创造了一个假正经的民族，其遗产就是压抑欲望。在挑战这种稳固的道德教条时，李银河是第一个承认其工作的艰巨性的。“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儒家文化很难转变——在中国也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以儒家价值体系为最基本元素的家庭主义，以父系家长结构为中心，这也是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必然表现形式。”47岁的李银河是中国前沿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教授。在山西大学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在这里获哲学博士学位）受过教育，有二十学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她著作甚丰，题目刺激；如《中国女人的情感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等。李银河指出在中国和西方对待社会变迁的方式方面存在着基本差别。例如，同性恋问题在西方已经作为个人争取权利的战斗如火如荼。李银河认为对同性恋的压抑在中国的文化和法律体系中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民主化进程将是温和的，渐进的，也是确定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中国人和中国民族文化都倾向于温和，他们拒绝急剧的变动”。 传统的颠覆者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1969年从中学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兵团，后回山西老家沁县插队。1974年进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1977年毕业到《光明日报》工作，先后调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1982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学位，1988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做博士后。随后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副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译作有：《现代社会学人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同性恋亚文化》等。她的亡夫是王小波先生。） 性，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禁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西方价值观冲击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公开谈性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看到西方电影中对性采取那么随便的坦然的态度，中国人惊讶之余，似也充满了羡慕。这种差异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中西方的文化传统迥异。在这两种价值体系内，对性的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中国的文化是在父亲家长的威严传统之下、皇权专制集权的控制之下发展的，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了维护此一制度的纵向稳定性，必须设定某些禁区的存在，才能创造控制人们的手段。“性”即是一种。传统文化之中对其压抑似乎也成了维护父辈尊者威严的必要手段。性，作为人们的原生欲望，具有强大的颠覆力量。它会冲破社会地位的殊异，会打破伦理道德的禁铜，会逃避一切外在的束之于其上的束缚。人生是不平等的，但在性的面前是平等的。大人老爷的性生活与农民百姓的可能方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可以设想，一个社会任由性自由去发展，这个社会是多么充满活力，但走上极端，也会导致散漫和对生命力的透支。加一些束缚是必要的。但在传统中国，这些束缚远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而变成了对人性的摧残。不仅不公开谈性，即使实行起来，也设置了那么多的规矩，真难以想象当时饱读诗书的夫子们怎样享受性快感”。直到今日，这些状况没有得到的根本的改变，更别论什么“同性恋等性少数者的权利了。” 所以，李银河所从事的工作是具有革命性的，是颠覆传统的。试想，性压抑的解除，会对传统产生多么大的颠覆作用，一切严肃的面孔，一切规矩的话题都会在性的张力中“得到消解，一切维系传统的被人们的规矩规行矩步地遵循的假惺惺的伦理规则都会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是个解构主义者。拿“性”这把锐利之剑，切割文化传统这个在现代化时代显得臃肿与苍白的病躯，让流出的血去清洗曾经犯下的罪恶。李银河在论及性的颠覆作用时曾这样说：“二十世纪，每个人的手里都会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那么二十世纪，每个中国人的手里拿福柯的《性史》”。福柯是闻名世界的法国哲学家，是解构主义的大师。他在严肃的哲学中引人了诸如犯罪、“性”、疯狂、疾病等问题，迫使当代人去面对这些痛苦的问题。李银河虽然没有福柯那么大的名气，但其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在向传统和主流作战，去挑战他的“话语霸权”，为少数人赢得尊严和权利。传统社会中，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尊重的，性少数者至今都是被鄙视的，在社会生活的这各个领域都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利，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传统的价值体系，作为一套有系统的价值判断符号，中国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先天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要扭转这种倾向，就必须对传统的价值判断根据作出质疑，提出另一种判断标准。李银河在谈到解构主义时，曾论述到人们持之有故的一些观点是建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基础上，人要么独身，要么和异性结婚，而如果超出这种模式，就会被看为“异端”。所以，同性恋是超出常规的异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宽容的社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对别人造成什么损害。自己选择何种生活方式都与别人无涉，都会受到法律的道德的认可。这种认可不会自动地生成，因为现今传统的主流的力量还很强大，需要一批有先锋意识的勇敢者去颠覆其合法性。把社会的进步放在一个更宏大的长远的历史背景下考虑，会发现这是一个建构——解构循环的往复，重叠出现的模式。在一个嬗变的时代，比如说中国的今天，传统或传统中的某些部分已经不能够满足时代的和现实的需要，但传统是一个整体，各种符号之间是相互勾连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从某一点切人颠覆传统的工作是艰巨的。李银河无疑是有着巨大勇气的颠覆者，她面对的不仅是强大的传统，还有周围冰冷的现实。作为一个从“性”的角度专解构传统的女性，李银河被冠之以“性”专家的背后，也遭受着嘲笑和歧视。但她无怨无悔。为自己的选择庆幸，并相信自己的工作带给人们观念上的更新，尽管这一过程慢慢而无声。 扎根中国的性社会学家 真正的社会学在美国，不管从本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鼎盛时期的社会心理取向的互动理论，还是40年代勃然兴起的结构功能主义，到现在的各种反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交换论、冲突论、民族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后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理论，都在美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一个从匹兹堡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来说，在美国研究社会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李银河却毅然离开了这块社会学研究的福地，回到了祖国，准备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起自己的社会学大厦。 李银河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要从美国回到祖国时曾这样说道： 做一个客死他乡的流浪客有什么值得羡慕呢？很多人之所以愿意在外面乱闯，是因为它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失败。如果能在自己的故土过一种成功者的生活，我看远比在外流浪强。 回国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有段时间，这个问题引起我反感，但静下来，想想留在美国可能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也不由得问自己，这一重大选择的结果如何呢？答案是：我最大的报偿就是悠闲。回国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悠闲的生活。我是指：经济上毫无压力，学问上无外界压力，只凭自己的愿望，可以过一种无欲无求的生活。人在无欲时心情最平静。 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写了一篇感想，他说，中国人的生活simple but happy（简单而快乐）。我想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中国等级相差不大，所以人们生活中的压力不太大，人们的欲望比较淡泊，例显出一副悠然自得享受生活的样子。而在美国，挣钱的压力要大一些。说到底，每个人都拼命去挣那些花不了的钱又有何用？ 一位美国著名作家说：在美国，玄想以及过内心生活不容易。如果真这么做了，别人会以为你是个怪物。这是我不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了。美国生活方式在我心目中就是挣一笔钱，然后把它花掉。人人都忙着这一件事，仅仅是这一件事。如果我要玄想，我最好到欧洲去，或者干脆回中国。 一位哲人说：凡是最深远的事物都永远跟生意无关。我最不喜欢和经济有关的一切。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可以衣食不虞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我们要精打细算，在每项消费前要算计；回到中国后，我们不必再那样精打细算，可以比较的随心所欲。我庆幸的是，花钱在我的生活中可以变得很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有双重含义：第一是，我不必为了省钱而算计；第二是，我没有高档消费的压力；可以做到按自己喜欢的标准随心所欲，怎么舒适怎么来。这第二点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也不是在每个社会都能做到的。在美国，如果你不努力使自己进入比较高档的生活层次，自己心里就会过不去。而在中国，我不必努力，就可过中等的生活。高档生活方式对我的诱惑力不够大，压力也不够大。我还是那个想法：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能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 由此可见，李银河回到祖国有两个目的：以自身的角度讲，性格决定了她的习惯，或是不愿意过美国的那种消费生活，她需要的是一种悠闲和恬淡，一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知足常乐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很多人宁愿过一种“simple buthappy”的生活，而不愿在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去透支生命。从社会责任感来说，她感到自己的研究事业在中国，一是因为她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过，能体会到两种社会的差异，因而也痛感中国社会学的落后，另一方面她也感到自己身为中国人，熟悉中国人，会带来研究上的便利。李银河在接受凤凰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采访时曾提到她和丈夫王小波在搞社会调查时的情况，两人曾像做贼一样地到公共场合（王小波做掩护）去调查关于同性恋的第一手材料，有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抛开对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关怀不谈，李银河的这种敬业精神和严肃态度也是值得钦佩的，通过第一手的调查，其代表之作《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女人的情感与性》等让多少人大跌眼镜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在正统的社会面具下还存在着这么惊人的第二社会，同性恋、虐恋等性少数群体，这些弱势群体的存在与挣扎，首先是一个科学的话题，然后才上升到伦理和价值判断。对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性不少人采取漠视、否认、甚至打击的态度是不科学的。李银河所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社会中广泛的性无知。这种性无知不是少量少男少女对于性问题的好奇与无知，而是很多成年人对于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同性恋倾向的无知。这种无知导致了他们婚姻生活不幸。李银河性社会调查的要旨之一即在呼吁人们关注同性恋这一曾被长期掩盖的社会现实，去真心地面对它，从感情上接受它，采取科学的态度去解决此问题。由于这一话题涉及很多人的隐私及生命尊严问题，因而被很多人所不理解。曾经被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自诩严肃的国学家们斥为“哗众取宠”李银河对此很清醒，对付别人的批评体现出了一个社会学家的宽容和理解，她曾说：中国这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圈内的亚洲其他地方，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太长，对待性的问题的态度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中国社会的转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嬗变过程，旧的价值观正是被摧毁，新的价值观有待确立生活其间的人们必然经受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再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中国传统深厚民族文化保守的国家来说，尤其来得温和漫长，但这一方向是确定的，没有人能够阻挡。现在的年轻人比起他们的父辈来说，对于性采取了一种更为开放和随便的态度，虽然离西方社会的那种发展阶段还很远，但毕竟这是一种进步。 前面已提过，李银河在中国研究性问题，不仅有其认为的方法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她对中国人的社会关怀。在其社会调查中，李银河发现不仅正常人对同性恋者性少数者怀有偏见，就是那些同性恋者、性少数者本人也对自己怀有敌意，经常进行理智与情感的斗争。他们的精神状态是痛苦不堪的。基于这一出发点，李银河要为他们争取社会权利，要让他们相信同性恋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应该享有正常人的权利。历史上常有很多为生民立命，为圣人立言的道学家。李银河的工作恰恰是对他们的反讽，忽视绝对人口并不少的性少数者的存在，所谓为之立命的生民的“生民”又有多大的代表性呢？李银河对他们的取向作了一番否定，也作了一种补充，以便让形形色色的人都和谐地生存在人类屋檐下。 李银河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唤来人们麻木的意识，去勇敢地面对现实，也希望我们立法者们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推进这一过程。而中国现在一切从零开始。少数大城市中有限的“同志酒吧”也像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在那些正统人士的怒面威吓下瑟瑟发抖。 对性的社会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也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在李银河的社会学视野中：性解放、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化是一组相互依存的活动系列。从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中国一直被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所占据，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一度被打破，到20世纪末，旧话重提，很多学者痛恨中国人没有经过启蒙思想的洗礼，缺乏科学精神和现代意识。而性启蒙系列更是一片荒地。李银河曾把自己定位为性启蒙者，将性知识科学地播散于人们，把性价值渗透于社会，而这些能够顺利进行，有赖于政治文化的推进所提供的更为宽松的和有张力的社会环境。性，本身作为一种消解力量会冲击那些面孔森严的社会等级，创造出一个宽容的政治改革的环境。可见，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从虚无中解脱 李银河之所以出名，当然是和她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开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但因为她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伴侣，而王小波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更为其人格添了神奇魅力。李银河作为王小波的生活伴侣、第一读者、精神良友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研究王小波现象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以李银河的回忆为根据的而李银河也对王小波评价很高，称他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无疑，小波的辞世，给李银河带来的精神打击是无以言说的。正是因为有了王小波的出现，才使李银河这个早年就没摆脱过虚无的女性获得了对生活的激情。并在两人并肩奋斗的多年里谱写了一曲曲浪漫的情歌。王小波的考正突然给这首情歌划上了休正符。只能让那些熟悉的调子残酷地出现于梦境。李银河又重归于早年的虚无感中，在这种虚无中去超脱自己的眼、自己的手、自己的肉体，让灵魂飞升。 在王小波去世的一年后，李银河这样写她的感想。小波离我而去已一年了。这一年是我生命中最痛苦、最难熬的一年，也是我对生命的意义想得最多的一年。 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摆脱过的虚无感，在小波去世后救了我。在他走了以后，我只能这样想，才能苟活于世。 一位哲人说：“人必须完全自觉个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不合理的存在，才能解脱。”我原以为我的后半生会是平静、幸福的。可是，上天并不如此安排，它夺走了我的小波，夺走了我的幸福，夺走了我内心的平静。我又一次深刻感到生命的意义、不合理。人从来到世上，一路挣扎、追求、修炼，然后就那么离开了。这有什么意义呢？ 小波的离世使我憎恶自己的肉身，憎恶我有形的生命。生命和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这一点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小波从来不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它。这一答案就是：毫无意义。既知答案如此，又要勉强自己生活下去，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要想活下去只有不去想这个问题。小波就是这样的，活着就兴致勃勃地活着，然后就死去，想也不想。 记得1997年2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45岁的生日是我一个人独自过的。每到生日时，我总会想人生，想死亡，想生命的意义。这是我半生的积习。当时，我每天和小波通E/mail。就在他出事前一两个月前左右，我突然无缘无故地和他讨论起死的感觉。记得当时我写道：想到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像是冷冰冰的，四野空寂无人的一种感觉。小波对此未置一辞。他对这个问题是完全回避的，然后就径直去经历了它。也许这是一个解决方法：活着时就把生活变成节日，死时就去死，不用多想什么。因为想也无用。明知想也无用就干脆不去想它。小波就是这样做的。 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荣格和海德格尔有不同的看法。荣格认为，对于正常的人来说，有什么必要追寻生命的价值或存在的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只是对于精神分裂了的、异化了的人来说才会发生。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应当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人就是一种领会的存在者”。 从很年轻时起，虚无主义对我就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到令我胆战心惊的程度，使我不敢轻易地想这些问题。我不敢长时间地看星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到，在这众多的星星中，地球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人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像小蚂蚁在爬来爬去。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其中显得毫无意义。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的更精确些：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吃饭对于饿的人有意义，睡觉对于困的人有意义，但对于死人来说，它们全无意义。每个人最终都会死，死就是无意义，生因此也无意义。人为什么要在世上匆匆地奔来跑去呢？有时我会很出神地想（好像在天上俯瞰大地）：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奔忙些什么些呢？我仿佛看到，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之上，人海汹汹，日月匆匆，不知人们都在追求些什么。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有周期性的起落，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生存意义”的危机。在情绪低落时，就会有万念俱灰的感觉。人怎能永远兴致勃勃呢？一个永远兴致勃勃的人一定是傻瓜，因为他从没想过他为之忙禄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过：“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的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 既然如此，人活着岂不和死没有什么区别？是这样。这就是我对生活最终的看法。当你把这个痛苦的事实当作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接受之后，你就会真正地冷静下来，内心会真正地平静下来。你会用一种俯视的、游戏的态度来看人生。 在想透了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尽管我们知道生活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们知道人死之后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存于世的的这几十年间享受生存的快乐。尽管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些事对生命是有意义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对生命有反面的意义，而肉体与精神的快乐对生命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我心目中舒适与幸福在人的生命中的位置。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读“禅”，心中有极大的共鸣。禅揭示了生活的无目的和无意义；它提到要追求活生生的生命和生命的感觉，其实，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它自身，与其他一切事和人都毫不相关。参禅时，我想到，过去我常常受到世间虚名浮利的诱惑，其实是没有参透。 然而，我又不愿意在参透之后的感觉变得麻木。而是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没有病痛，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和充实（精神和肉体的enjoyment）。它包括对好的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的享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时，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美好的生活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它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一位哲人说：“令我震惊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成了一门专业，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但是，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一座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毛姆也曾说过：“我认为，要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看成不是令人厌恶的，惟一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美，而美是人们从一片混沌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人们创作的绘画、谱写的乐章、写出的作品以及他们所过的生活本身，在所有这一切中，最富有灵感的是美好的生活，这是艺术杰作。” 在我看来，小波的生命有两个意义，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美；一个就是他写出的作品，另一个就是我有幸参与其中的他的生活本身。在他去世一周年时，他一生的全部文字将以文集形式结集出版，有很多的人会感受到其中的美；而他的生活之美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之中，是一件令我终生享受不尽的艺术品。尽管这两种在地球热寂之后，在我死后，也全会烟消云散，不留痕迹，但它们曾经对我的生命有意义，对小波本人的生命有意义，对喜欢他的作品的人的生命力有意义，它们给我们带来过快乐。 生命本身虽无意义，但有些事对生命有意义。在我看来，小波的作品和他的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 可以看出，是苦难和悲剧使处于生活、事业高峰时期的李银河对人生采取这么深刻的、虚无的态度。她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冷眼旁欢别人，也审视自己，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其中充满了自责，充满了无奈，那么从无奈中寻找意义本身，不就是超脱这人生之网的一种奋争吗？她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热情澎湃，那样张扬飞舞，而是植根于自己的苦难之中，希望自己的舒缓苦难的行动能为整个人群的无聊与痛苦增添一点亮色。这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李银河的生存意义。在听惯了或是听腻了道德家严厉说教的当今时代，弱者呻吟也许比强者的呐喊更有力量，更能引起人们对自身存在的关注和思考。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选择何种存在方式。李银河本身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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