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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委把“处理决定”放到刘建军面前，让他签字。他知道签字之后，这份“处分决定”将给他带来的后果，愤慨地说；“我有录音和证人，你们不做调查就作决定，我要是签了这个字，我不就成白痴了吗？”又说，“这个处理决定显然是不严肃的，或者说是有用意的，把年龄写高了，把党龄写低了，把工龄写短了，把学历由大学降至中学，难道连我的出生、学历也处分掉了？这个字我不能签！” “不签可不行，你不签字，这事儿什么时候有个完！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吗……” “这么严肃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调查就作处理决定？我有证人呀！” 现在调查还有人信吗？这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人家可以说你是找人做了假证。 “事实不是凭嘴说出来的，你们可以分析嘛！” “不管怎么说，处分决定都已经下来了，你还是签字吧。你的意见我们可以同时打印在决定上，作为保留。” 刘建军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如果老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也别让执行者们为难了，他们也是履行公事。想到这里，他在“处分决定”上写上了不同意这个处理的意见。 面对一份专断的“处分决定”，刘建军的这个要求一点也不为过。调查是一切决定的前提。以组织的名义对一个党员干部的“处分决定”应该说是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调查就作处分决定呢！ 他有气无力地推开家门，全家人闻声一齐涌到门口，脸都是煞白的，用同样屈辱的目光，同样铁青的嘴唇，呆呆地对着他。 等在他家的朋友见刘建军回来，忙站起来说：“建军，希望你想开一点儿。”又顺手指了指刘建军的妻子说，“这位最了解你的亲人已经想不开了，她今天上午已是第二次被送进急救中心，刚好一点，又回来等你。”没等他把话说完，刘建军的妻子便说：“太欺侮人了，要整人也不能不顾事实。地纪委发到县里的通报，怎么还发到我们影院来，想把人整死？这不成心来糟践我吗！我还有什么脸再去上班。”这是一位朴朴实实的女工，几次被评为全市学雷锋标兵和模范工作者。她没有大的奢望，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电影院为观众服务好。 儿子和媳妇在单位都是老实人，可现在好像变成了黑五类，“人家都不拿正眼看我们……” 刘建军听完了家人的苦诉，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他反反复复地想，他的这封情况反映信，是不是写对了，做错了？如果自己是个老百姓说句真心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一个县委书记说了真心话，就不知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他正在沉思中，有人敲响了门。 出现在门口的竟是一位农村妇女，看上去30岁上下的年纪，肩背一个布袋，没等让她，便进了门。她见到刘建军，跪在地上就磕起了头，当她抬起头时，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您的事乡亲们都知道了，俺是代表大家来看望您的，俺拖着条跛腿围着个保定府转了一天，才打听到您的家门……”说着把背着的布袋放在了刘建军面前。 刘建军这才想起来，她是唐县人。 那是1989年，他任唐县县委副书记不久，见县委大院里天天有个女人，披头散发，跛着腿，跑来转去，在县委大院里挨着门地喊冤告状。一次次撵走了，她又回来。刘建军想，这个女人一定有冤屈，不然她不会这个样子。 他问起这件事，有人告诉他说，这女人告状已经四五年了，谁见了谁躲着，说她是个疯子。 刘建军说，一个女人常年告状必有冤屈，要查明原因，为什么要躲她、撵她？ 为了这个案子，刘建军查了全部案卷，同县法院座谈四次，骑着自行车三下这个女人所在的村子，往返行程几百里。他把这个案子向中级法院反映，直接找院长汇报，终于查出了真正的罪犯，判了刑，为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伸了冤！ 眼下，刘建军自己蒙受着冤屈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位妇女，他感慨万千，心想：刘建军啊刘建军，你真真是个大傻瓜，面对腐败的现象，你有了职务可以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澄清冤案，如今没有了这个职务，还怎么去为老百姓说话呀！这个妇女临走时对刘建军说：“刘书记，您可要挺得住，唐县的老百姓都惦着您。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垮了小鬼子，俺没有什么送给您，给您背来了5斤小米，吃了它您就忘不了老区的人民，记住老区的人民在支持您跟腐败作斗争，您吃了老区人民的小米，去跟腐败作斗争，老区人民最恨腐败，最热爱共产党！眼下再黑，还是共产党的国家，只要共产党在，就没有申不清的冤。” 刘建军看着这个从老区来的纯朴的妇女，心想，如果自己的这个冤案得不到公正解决，不知要伤害多少老百姓的心。他送走了这位农村妇女，手攥金灿灿的小米，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想，自己这次蒙冤，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儿，这是一次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他的事曾向最关心他的老市委书记说过，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前辈语重心长地说：“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战士，为革命而死去成为烈士；在改革的年代，要与腐败进行斗争，很可能会成为囚徒，这恰恰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残酷性。腐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毒瘤，它不仅会使一个时代产生冤案，还会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衰亡……” 整整一夜，刘建军都没有合眼，他在用心血和泪水，写着一封争道义、正人伦的鸣冤状——《我冤枉在哪里？》 刘建军这样写道： 他们不是办错了案，而是没办就把我冤整了。到如今我也想象不出，对我一个县级干部的“整”，究竟立案了没有，根据是什么？在党风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办错案很难说，但我的案没办就错定了调子，不是调查不彻底，而是没有调查。或者叫只调查被反映一方，不调查反映一方。 我的信开宗明义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即XXX发牢骚、其儿子开车轧死人等。这不是在告状，怎么成诬告的？好比我没有高血压，硬说我偷吃了“降压灵”了！ 一封反映信息的信，如果正常处理怎能转到被反映人手中，竟然动用专政工具对我及20多名县级干部进行侦察，两条信息开除党籍，超过反坐一百倍！ 在保定两次重复登报、发通报，使全社会都知道告XXX的下场！人为地加上分裂党的政治帽子，暗喻人们：谁反对XXX，谁就是诬告，谁就是分裂党，谁就是犯罪，就是反对党！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的今天，出现这样的案子，实属典型——没办案就已错了；没有定案依据就结案了；没怀胎就分娩了；没有告状就“诬”了；没保护举报者反倒把被举报人鼓励了！ 刘建军写完了他的鸣冤信之后，感到神经受到了一种刺激，黎明的时候，他倒头睡了一觉。那时候，他几乎绝食了，睡了几个小时，他又在噩梦中醒来，睁着绝望的双眼想了一会儿，拔腿就走。 刘建军走进了省委大院。 庄严的省委大院，那铁灰色的房子在晨曦中透着一种孤独和威严。 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双腿怎样踏入了省委大院，也不知他的双眼看见了哪些同仁，他双眼直直地，直冲入省纪委的一个办公室。 按照规章制度，他认真地填写了一张表，这张表通过几个程序，才报到了控审室。 他找到了控审室的主任，这位主任是位女同志，她旁边对面桌上还有一个小伙子是刚刚调来的。刘建军轻轻坐下了，把包往地上一搁，就开始陈述起他的委屈。已经陈述了3000多遍的委屈，对刘建军来说已是倒背如流了，并且还能够抑扬顿挫，标点符号都十分准确。 陈述完之后，出乎刘建军的意料，人家态度是很好的。 那位女同志说：“你的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呢？这个案子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也没有审理，你这个申诉我们接受了。”她说得很果断。 那个小伙子说：“这个事好办，又没有经过什么审理程序，手续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调查怎么就处理呢！怎么让人信服呢？这也太简单了，我们接受了。” 刘建军听了两人的话很高兴，这时候他感到组织上的巨大温暖，他想，看来这个事情依靠组织还是能够解决的，他的冤屈还会平反的。 这天晚上，刘建军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爬起来了。他轻轻走到镜子前面，头发已经被尘土滚成了一缕一缕的，他用梳子轻轻地梳理开，又把脸洗了又洗，还用香皂。 刘建军来到了省委大院，出乎意料，昨天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对刘建军表现得非常冷淡。这时，已经陆陆续续走进了几个办公的人员，包括那个女同志。他们都不和刘建军说话，刘建军感到气氛已经十分压抑了，心中的希望很快变成了一堆希望的废墟，变成了两颗眼泪，咽进了心底。他望了望那个小伙子说：“我打个电话吧？” 小伙子抬起头说：“你别打电话了，要打到别处打去。你这事情比较麻烦，这是领导上办的，我们这个机构也没法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找一找省里的常委书记，或者找找组织部，或者找找省里一把手，你千万别说见到我们了，昨天我们说那话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那些人显然有些心愧，却又不愿多说，只是冷漠地用眼睛偷偷瞅着刘建军，屋里安静得丢一根针也听得到。 刘建军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们也这么害怕，那么我只能谢谢你们告诉我真情，我绝对不会再到这个门上来了，我也不会因为我而影响你们的前途，给你们各方面带来麻烦，从此以后不再给你们找这个麻烦了。”刘建军说完了这句话，忍不住哽咽起来，他有点经不住昨日的巨大希望和今日巨大的失望。屋里静静的，他所看到的是一排排明亮的办公桌、彩色的电话机和低下去的黑黝黝的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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