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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报》社，他见到一位两年多没见面的朋友，刘建军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忍不住老泪横流。那位编辑朋友对刘建军的到来非常吃惊，同时以异常的热情握住他的手说：“怎么回事？建军，怎么这么狼狈？” 刘建军说：“你知道，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平时所做的事情都是帮着人家找点方便，现在我连帮人的权利也没有了。” 于是刘建军就从头至尾如实说了起来，他说得很激动，滔滔不绝，晚风微微地吹着他的脸，把脸上的泪水吹干了。 他看了看脚下穿的登山运动鞋，伸了伸脚，对朋友说：“你看，我穿着一双新的真皮登山鞋，已经走了几千里，我觉得一点心劲都没有了。” 他的朋友说：“我可真走运啊。让我碰到你，你的官司难打！咱们把内参部的一个朋友请来，问问他能不能写个内参。” 这位编辑的朋友听完叙述，很爽快地说：“噢，是这么一个案子啊，这样吧，我看一看，然后给你发了，顺便给你转到中南海，我们不会骗你的。” 刘建军心里很感动，他支支吾吾地说：“按理我应该谢谢你了，现在办事没有钱不行，但是我现在只能口头谢谢你。” 那位说：“你如果给我钱，我就不办了，你放心，我们肯定给你转。”但是他又提醒刘建军说，“你还得写份材料，不然的话也可能百沉大海。” 报社的副总编辑对刘建军说：“到我家里去住吧。” 刘建军说：“不了，不麻烦了！我到你们家像个二流子似的，你的爱人会怎么想呢。这样吧，我在旅馆里找个地方住吧。” 刘建军找了一家条件最差的阴冷的旅馆，就在那里写了一宿的材料，这是他到北京之后写的第二份材料。材料写好了以后，又一个凌晨来到了，他按期把材料送到了那位朋友手里。 刘建军弄明白最高人民检察接待室的位置后，就踏上了旅程。 这一次他聪明了，他先拿出县委书记的证件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证件，人家准以为他是个盲流。 人家却跟他开玩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县太爷跑到我们这儿来告状了！” 刘建军见人家这么和气，心里又生了一线希望，便说：“我想问一问关于诬告的概念是什么？”那位处长告诉他说：“诬告就是无中生有，编造事实，诬告他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投诉，造成一定的后果。” 刘建军说：“我不是无中生有，这不能说是诬告；我不是编造事实，更不是向司法机关投诉，而且也不是给纪检委写信，这件事情不但没有形成后果，连人家的毫毛也没动一根啊！我是给省委领导写信提供信息！” 那位处长笑了笑，说：“那这怎么能是诬告呢？” 他想：一个政党只要有正确的政治理论就不怕腐败，当他从检察院门口迈出来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把分裂党和诬告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刘建军的胆子也大了，从这开始他准备找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深信：国家领导人是青天。他忽然想起了一位老部长，因为他们是老乡，他找来找去找到了老部长的家。 刘建军他很快地见到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老部长握住刘建军的手说：“建军，你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我也算不出有多长时间了，我觉得很久很久了。” 刘建军坐在客厅里，望着一幅幅画和条幅，他觉得真正是处在了世外桃源，他的心宽松了好多，就滔滔不绝在把他的冤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老部长静静听着，默默地看着，然后说：“这件事怎么能处分你呢？人在最委屈的时候，往往性格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慢慢会发展到疯子、傻子或者一病不起，所以你现在这种心情是要不得的，现在你要把不幸当作故事来讲。” 刘建军低着头说：“不行啊，首长，我自己好说，可我这一家，连朋友们都有压力啊！” 老部长身体不好，很少动笔了，可是面对刘建军的这种苦恼，他铺开宣纸，拿起了饱蘸墨汁的笑，写了一幅刚劲的长联。刘建军把这幅长联深情地保留起来。 老部长说：“你明白这个题词的意思吗？”刘建军说：“我能看得懂。”老部长又说：“我刚才写的题词啰嗦了，也许你记不住，咱们也不要说张学良李学良了，我给你再写八个字：‘宠辱不惊，毁誉由人’。” 他提笔写下了这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在刘建军的眼里是那样的强劲有力，是那样的振奋人心，题词举起来有一人高。 老部长把题词交给他说：“你把它挂起来存着，用这个来度过你人生的春夏秋冬，你会想得开的。佛门里曾经说过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刘建军感慨万千地收起了这个题词，但是他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部长，我既然已经到北京来了，我还是不服输，我还是要问上一问！” 老部长苦苦一笑，摇了摇头说：“看来你还是年轻啊！那这样吧，我想想办法，你再去找那位国家领导人吧。” 刘建军知道，老部长和他说的那位政协领导人是老战友。 刘建军见到了那位领导同志以后，把冤案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对首长汇报了。 他很慎重地说：“这样吧，我只能在你的这个材料上写个字，我希望中央纪委的同志能够注意这件事，别的我没有调查，究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你拿着这个就能找中央纪委。” 刘建军感到他真的能够看到光明了，无限的希望在他的心头涌动着。他紧紧地握住那位领导同志的手说：“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他躬着身子离开了领导同志家。 在马路上他又久久地注视着这所威严的别墅，他想：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正直的，中国的领导人是讲究原则的，我们的党不是没有希望！ 刘建军找到了中央纪委办公室。 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央纪委并不想见他，虽然他手中拿着一位领导人的手迹，但是，作为中国的高级纪检部门，他们不是看哪个领导手迹就轻易改变规章和制度的。 他们对刘建军说：“中国的县级干部太多了，我们怎么能够管得了呢？你还得回到你们的本部门、本单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只要你是对的，就一定能够解决。” 刘建军着急地说：“你们到我们地区看一下，我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人家告诉他说：“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里不能接受你这个案件，您请回去吧！” 刘建军只好离开了办公室，他在传达室里徘徊过来徘徊过去，心里实在是不甘心，于是他又多次打电话，后来人家把他的声音听熟了，一听是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刘建军感到他要疯了。当他心里涌起了一团希望的时候，很快就被莫名其妙的冷水泼灭了。 按理说，一个中央纪委如果全国的人来了都接待，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今天落在刘建军头上，他感到被拒于千里之外，有点不理解人了。因为，他知道最终还是要中纪委出面，自己的冤案才能得到解决。 刘建军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回到老部长家，把经过说了一遍。老部长听完后，再次打了电话，把刘建军安排在宿费最便宜的招待所地下室住下。正巧，那里住着一位老乡，也是在纪检委工作。多年不见，分外热情，那位老乡硬是把他拉到家中吃了顿饭。 刘建军见人家向他表示出非常的热情，心情非常感慨，像见了亲人一样，他又从头到尾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人听了这件事情以后说：“铁道部的纪检委有一个同志调到中央去了，他姓王，我们可以把你介绍给他。整人也不能这么整！” 对方很干脆地说：“行！让他来吧。” 这样，刘建军才第一次来到了中纪委的办公楼，那位姓王的同志通知一位叫张X的副处长接待了刘建军。 刘建军知道，这位副处长也不是轻易能够见得到的。他想他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她是管河北的。 张X是一位秀丽的女同志，据她自己说是从北大荒回来的，大概受过人间的许多凄凉，因而很有同情心。 张X很和善地让刘建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认认真真地把刘建军的陈述听了一遍，然后说：“这个材料你留下吧，我一定给领导汇报。这个事情让我看好像能解决。” 刘建军说：“您不要把事情看简单了，这个事情等于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因为不是一般人定的调子，好像是一个省里头头说的话，才这么把我冤了的。” 那个女同志说：“我对你说能解决我是有我的看法的，我为什么说能解决呢？起吗，你的案子和处理的决定程序没有，办案是要有程序的，我跟你说，这里有十六个字，第一个是事实清楚，你这件事情事实还没有弄清楚，起码还没有调查你，你是当事人，没有调查你，怎么能够说是清楚呢？第二个是证据确凿。这个事情的本身，包括发案现场和有没有这件事情，证据还不全就定性，这怎么能行呢？给你的问题定性为诬告，是“诬”告呢还是“误”告呢？是错误的“误”就是告错了，诬告就是编造事实，我想起码给你定个错告是可以，不能定诬告，诬告是法律的范畴。这个处理要恰当，不然就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第三个问题是定性准确。你这个事情连根据都没有怎么定性呢？第四个问题是处理恰当。没有上边的事实清楚，没有证据确凿，没有定性准确，处理当然不会恰当了。所以说你的事好像能解决，我劝你沉住点气，别老那么激动。” 刘建军说：“我怎么能不激动呢？为了这个处分，他们把我的年龄、党龄、学历全都改变了。”那位女同志听了他关于改变档案的情况后说：“这件事情太离谱了！你回去等一等吧。” 接着，她随手给刘建军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刘建军终生都忘不掉，这个号码上面凝聚着他的千辛万苦的寄托。 纪委答复得非常明确。而且从检察程序和办案原则上给他讲得一清二楚！他的案会翻的，一定会的。 他带着巨大的希望，踏上南行的列车，回到了保定，回到了他的家中。 他从7月等到了9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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