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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记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活动吗？长城是我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人类文明的瑰宝，《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先造舆论，又发起募捐，首都新闻界热情支持参与，海内外炎黄子孙热烈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项保护历史文物的工程得道多助，干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于是创造了一条好经验：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北京日报》社本着为首都人民办实事的精神，两年前又抽出专人进行社会公益方面的调查，并确立首都文明工程课题，成为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他们首先提出“公共厕所亟须进行一场革命”，20家新闻单位联合筹办“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第一项活动就是改造公共厕所，并且发起和组织“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动手兴建38座文明的试点公厕。 公共厕所，远不如万里长城那样伟大，那么具有号召力，然而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问题，现代化城市发展中的文明“死角”，一旦被揭开，便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关注和热烈议论。认为这是进入小康社会的实证，外国学者通过这件“小事”，也看到了“北京迈向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步伐”。您想过吗？“厕所革命”，原来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进入环境文明新时代的标志！ 前人把生活内容概括为“衣食住行”，今天有人提出再加一个字，“衣食住行厕”，您听著有点别扭吧？我赞成改个字，“衣食住行卫”，卫就是卫生，就是环卫，或者您给提出个更理想的字来。只有创造优美的环境，才谈得上生活质量，衣食住行才能脱离低级的原始状态。厕所文化，正在冲击着我们的传统观念，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谁都不屑于谈论的话题，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厕难，难于上青天！”华夏中州的情形果真如此吗？ 首都应该是首善之都。15年前北京街头还存在着到处排大队的景象，吃饭难，理发难，乘车难，住店难，缝衣难，买菜难……生活中这些“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唯独“如厕难”，还长期困扰着几百万市民和高高兴兴来到北京的中外客人。 排队上厕所的窘况比排别的队更难堪。尤其是早晨，住平房的上班族时间有限，急切切聚到公共厕所门口排队——这还是文明的，更寒碜的景象是厕所里边，没有隔断，更没有隔间小门，一切没遮拦，内急者脸对脸地站在蹲坑人面前，一个刚提裤子另一个就上岗，惟恐被别人抢占。 上海除了导游、导购之外，处出现了“导厕”，当然是有偿服务啦，还出版发行140页的《上海市区公厕指南》，被誉为“无可奈何的畅销书”。大上海有这样的打油诗：繁华闹市乱纷纷／行人内急心如焚／借问公厕何处有／百万马桶锁家门。纽约也有《公厕和洗手间指南》小册子出售。也许咱北京人还没想到这条生财之道。不过，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大街上要找个方便之所也很难。譬如繁华的西单北大街，购物者摩肩接履，一公里半的路段上却只有一座公厕，您若急不可耐，哪儿去找它？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空位“虚席以待”呀。热心记者在此处做过统计，平均10秒钟就进出一人，可见这座公厕利用率之高，以及“供求关系”之紧张。 《光明日报》有篇文章说“如厕难于上青天”。太夸张了吗？我看，公厕数量少，历史上的布局又不合理，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和外来人口激增的需要，是造成如厕难的原因之一。 目前北京市区有5万7千多个公厕，其中，各单位的内部厕所约5万个，基本上不对外开放：旅游景点兴建1000多个公厕，被称为“旅游公厕”，“涉外公厕”，因为外宾对我们的厕所意见太尖锐，不抓紧解决就会影响旅游外汇的增收；属于环卫局管理的老式公厕6800座，70％在小胡同里，被称为“街坊厕所”，外地客人很难找到；繁华地区、主要街道仅有200多座，这才是“真正的”公共厕所，供200万流动人口使用，可谓万人一厕。建设部明文规定：城市居民2500—3000人应有一座公厕，干道500—700米应有一座公厕。《北京市公共厕所管理暂行办法》对公厕数量、档次、清掏、改建、处罚等皆有明确规定，然而难以落实，“拦路虎”比比皆是，最大的障碍还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观念中。 联合国有关组织已经给我们亮出“黄牌”：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数量居世界末位！ 女记者司马小苗在《北京晚报》发表一组实拍的公厕照片，同时写道，“每逢上街，我最怕上厕所，一是经常找不着，二是臭味儿能叫你恶心好半天。”她公开责问，“泱泱大国，文明古都，能让厕所难为本国人，吓跑外国人吗？” 我从心眼儿里欢迎这样的“黄牌”和责问。然而，咱们的许多同胞，为什么如此轻视厕所，鄙视厕所，瞧不起环卫工作，乃至屡屡发生辱骂、殴打环卫工人的丑闻呢？ “八大菜系享誉天下，唯独公厕臭名远扬！”虽说民以食为天，也不该只讲“进口儿”而轻视“出口儿” 侨胞有形容国内如厕的“四部曲”：一叫，这是什么地方呀！二跳，地面太脏没处下脚；三哭，臭气熏眼刺鼻，涕泪双流；四逃，被蠕动的蛆虫吓跑。 这种事情并不少。仅就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此类新闻，深圳、广州、上海、北京都有，情节大同小异：某外宾在大街上观光购物的过程中，需要方便一下，刚进厕所就吓得逃了出来，叫辆出租车急忙赶回宾馆里去解决问题。这是小事吗？咱们不登报，人家也会写文章，更会到处讲，“公厕臭名远扬”，不但妨碍旅游创汇，引进外资，还损害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 我知道的一处高科技基地，有不少外国科技人员来此合作共事，但他们宁肯住城里的宾馆，每天几十公里来回跑，也不住在基地招待所，原因之一是招待所的客房没有卫生间。基地领导人反而对外宾有看法，你们是来干工作的，还是来旅游的？我们讲艰苦奋斗，没有卫生间，卫星照样上天！后来，他出国考察，受到启发，回来才下令普建卫生间。 这种转变虽然好，可惜还是被动式的，就像北京兴建“涉外公厕”一样，目的是适应外宾的要求，到香港或国外的星级宾馆看一看，人家什么样，回来也照样建设卫生间。并没有改变传统观念，从人文科学、环境科学、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为何不抓“涉内公厕”呢？ 1994年，《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首规委、市建委、市政管委、市规划局、市环卫局、市旅游局、建设部城建司、《中国建设报》、《中国市容报》等单位，联合发起并主办的“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不客气地说，对许多建筑专家的传统设计思想也是一次冲击。我弟弟就是一位建筑学高工，就像我们这一行推崇纯文学的宏篇巨制一样，他们向往的作品是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再次一点也是大饭店、大工厂，设计宿舍楼已经是“苦差事”了（又小又简陋的卫生间就出自他们笔下，没有卫生间的“筒子楼”也推不到别人头上），更没有设计公共厕所的思想准备。好在这次征稿还是有很多人踊跃参赛，共收到340件作品，一等奖获得者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王晓虹，二十三岁，刚毕业的大学生。说来有趣，我国建筑设计专家多得很，人才济济，偏被一位女青年拔了头筹，国内60余家报刊和许多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真是“绘一厕而闻名天下”！也许有些大师并不服气。然而，环境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和观念的飞跃，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任何设计都不能不首先考虑环境了。 还有一位获得佳作奖的是美国人，二十七岁的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中文名字古田（TIMOTHY C．GEISLAR），他拿着鲁斯基金会的奖学金来北京学木匠活儿，同时了解亚洲文化。他说，“耶鲁大学建筑专业一年级学生的课题就是为纽约设计一系列公厕”，“美国人认为那里应该是清洁的，而中国人传统上觉得那里是脏的。”他喜欢北京，重视这次公厕设计大赛，认为这是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更为自己的作品获奖而高兴。 “厕所革命”是全国和世界城乡面临的大事。“厕所文化”是文明的标志，也是个万花筒 香港居民同样有国人的传统观念。1989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81％的居民对公厕现状不满意，具体内容是：照明通风不良，恶臭，隔间太小，冲刷不净，遍地垃圾废纸，许多设备遭人破坏。针对这些问题，他们陆续改造300座公厕，专立服务小组，保证卫生达标。他们召开“香港国际公厕服务研讨会”交流经验。香港建筑师学会主席认为，“必须从科学和美学的高度看待公厕。”香港大学校长说，“厕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每个公民都必须关心。”《北京日报》社记者娄晓琪以公厕大赛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95香港国际公厕大会上宣读论文《公厕革命——北京人观念的嬗变》，受到与会代表起立鼓掌欢迎。召开研讨会，借助媒体广泛宣传，也是改变旧观念的好办法。目前香港的民居基本上都有卫生间，平均三人一厕，这是衡量文明都市的一项标准。 美国文明的三大标志是：牛仔裤，可口可乐，抽水马桶。洛杉矶400万人口拥有200万个卫生间，100万个厨房，生活污水处理费每天100万美元。公共厕所却不尽人意。旧金山引进欧洲电脑化自净厕所20间，引起全国公厕大讨论，纽约议会争论多年，认为这种单间厕所没有残疾人专用的位子，违法；扩大面积吧，又怕公厕变成吸毒、贩毒、流氓犯罪活动的场所和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地，至今犹豫不决。费城，亚特兰大，波士顿采取观望态度。可见富也有富的难处。 印度尼西亚有三成人口挤居贫民区，公厕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全国城镇，要在本世纪内新建2600座公厕。 马来西亚和瑞典的公厕里多用鲜花点缀，以改善环境和观感。 我们访问曼谷时，到泰国作家协会主席家中作客，为表示真诚欢迎，女主人亲自下厨烹饪。没料到的是请我们参观卫生间，哈，除了各种把头、龙头金光灿灿，浴缸、洁具晶莹如玉，墙挂油画、鲜花，小桌上还有书报杂志，梳妆台前摆着上百种各国化妆品，小瓶小罐，造型各异，已经属于收藏品了。这样的厕所，不禁使我想起欧阳修所说的“三上文章”——马上、枕上、厕上，老夫子家中的厕所大概也是干干净净，燃着檀香的，否则怎能在那里构思文章呢？ 德国小城不莱梅，各种建筑古色古香，唯独公厕非常现代化。 巴黎的大街上，只要您朝一个方向走几分钟，准能找到公共厕所。 印度公厕多有民族风格的壁画，引导如厕者多往艺术上发挥联想。 日本特别讲究“厕所文化”，许多城市有厕所学会，大学有厕所学专业，不少人攻读“厕所博士”。1986年起，把10月11日定为全国厕所日，举办厕所博览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海外奇谈”若能引起我们的思想震动，也是很好的呀。我国的省长、市长，抓“米袋子”、“菜篮子”，振振有词，也很见成效。可是，俗话说，吃喝拉撒睡，怎么就忽略了另一头呢？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只要大家扎实地动手去做，肯定能把北京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都市 北京也有厕所专家，娄晓琪就是一位。报社领导派他进行社会公益调查，他就爱上了厕所这一行。朋友说他“有病”，“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哪臭往哪儿钻！”他说，“我不怕臭名远扬”。社科院新闻所的博士季燕京是他志同道合的搭档，共同主持文明工程，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公共厕所。环卫局工程师聂福录，首规委副处长李立中，市建委副处长董锋，市政管委工程师冀晓民和市规划局的魏成林等都是“公厕革命”的排头兵。任何一桩公益事业，没有一批热心的实干家，都会流于空谈，何况厕所，人们连谈都不屑于一谈呢。 先搞调查研究，借助新闻媒体造舆论，感动了上帝，领导也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关键是动手办实事。去年设计的公厕图纸，获奖作品就有133件。今年，第一批38座现代化公厕试点已经出现在北京街头，谁不叫好？ 跟娄晓琪促膝谈心，使我感动。他们的困难很多，解决困难的办法也不少。 先说钱。举办公厕设计大赛，建设现代化的试点公厕，哪件事不要钱？可是政府拨给的经费，分摊到每座现有的公厕（水电、维修、消毒用品和管理人员工资等），一年只有300元，人家还不够，怎能挪用？还是发动社会赞助，成立基金会。报批手续很严，有的基金会两年也批不下来。娄晓琪的办法就是宣传，银行的同志也是北京市民，了解公厕的种种难处，“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很快就批准成立了。规划、地皮、施工的各个环节，许多费用都得以减免，更有企业慷慨捐款，那是一大串好人名单，本文限于篇幅，只能说一声：诸位都是提前跨入环境文明新时代的热心人！ 自从人类在腰间围块兽皮，在田园搭个茅厕，便萌生了自我保护的意识。现代公厕有隔间，小门，洗手盆，通风、照明设备，提供手纸、香皂，消除臭味，乃至美化环境，方便残疾人，扩大女厕的比例，设婴儿换尿布的平台，都是这种自我保护意识的发展和社会公德的提高。然而，这一切都要花钱，还要有专人管理。收费厕所由此产生，叫做“以厕养厕”。北京早在清代就出现过收费公厕，行不通，市民仍“便溺于通衢”。1987年25座公厕开始收费，也曾引起众多非难，火车站的收费公厕常挨骂，“没见过撒泡尿也要钱的！”有人偏不给钱，就在墙外撒。但多数人还是逐渐接受了这件新事，目前北京市已有220座专人管理的收费公厕。昆明火车站投资6万元改建收费公厕，由“离退休管委会”经营，年收入13万元。南京火车站将公厕收入用于环境卫生，建立百余人的保洁队伍，车站面貌一新。杭州将公用电话引入洁净的公厕统一经管，开发多功能公厕，“生意兴隆”。广告已进入北京公厕，东城区环卫三处服务公司开展八项经营，年上交60万元。广州更有广告公司要求承包全市公厕，由他们投资建设和经营，条件是公厕内外的广告由他们安排，据说此事正在协商之中。这的确是一件广开思路的新事。美国广告9年前由酒吧洗手间进入公厕，现在重庆、无锡等城市的公厕也被“无孔不入”的广告打了进去。 其实，厕所经营也有“三部曲”：免费——收费——免费。初到美国，要找公厕很难；了解一下，所有的展览馆、饭店、车站、机场、加油站、大商场、游乐场，一切欢迎公众光临的地方，都设有洁净的免费洗手间，他们很聪明，宁可在这上面花点钱，也要以此招待顾客。北京赛特购物中心的洗手间，就经历过这样的“三部曲”。日本还动员各单位开放他们的内部厕所，让外人使用。 “公厕革命”难处甚多。总之要靠大家来办。某建筑公司给齐齐哈尔主管建设的副市长送重礼，盛情难却，副市长说，一定要送，就送个公共厕所吧！去年这个公司下属的各施工队，已帮助齐市建筑34座新公厕，一时传为美谈。天津市为迎接世乒赛，河北区投资80万元改造公厕，但是许多设备很快遭到毁坏，一年之间损失16万元。这涉及管理和群众社会公德教育两方面的问题。新加坡重罚严惩“涂鸦者”的管理办法，也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把未来厕所写得多么美呀，“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起观思云，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科平清静”。这样的卫生间在北京已经不少，我相信，精神文明从实处做起，大家动手，北京的“公厕革命”一定能取得移风易俗的重大胜利。 （原载1995年10月14日《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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