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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里有个土词儿“侃大山”，四川人叫做“摆龙门阵”，东北人叫“白话”，还有些地方索性叫做“神吹”或“聊大天儿”。各地叫法不同，含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看来都是咱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磨牙的玩艺儿，原于群众性极为广泛的一种消遣和“自娱活动”。 侃者，寓庄于谐也。并非玩世不恭，实乃一种略带幽默的口头文学。 善侃之人，则被群众尊为侃爷。这是个爱称。女的也称“爷”，背地里才叫他侃姐儿。 由于接触了几位侃爷和侃姐儿，才有我笔下这篇小说《司马台考》。 据80岁的老参事任安平先生说，一场海湾战争就预示着“刺刀见红”之类的老式武器和攻防战术即将进入历史博物馆了。然而他又问道：为什么2000年前的《孙子兵法》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却能大放异彩呢？ 听了这话，穿白大褂的陆晓丹小姐只能抿着嘴矜持地笑笑。脸蛋儿微红，没敢插言。她知道，这位腰杆笔直、肚子挺得溜圆的任老头儿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少将战术教官，又是黄埔军官学校最后一期的高材生，大概挺有学问。所以他喜欢听任老头儿侃大山，尤其是侃那些她这年纪儿闻所未闻的故事，譬如蒋经国先生的情妇章亚若究竟是怎么死的（可不是报纸上公开披露的那样），以及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的生活秘闻等等，真是越听越有趣儿。只可惜陆小姐没有资本与任老头儿“对等侃山”，心理上多少有些失去平衡。 不平衡就不平衡吧。陆小姐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一句话说不清楚的大大小小曲曲直直的原因，才走到任老头儿的病床前。 这是一间“高干病房”，也叫“保健室”，室内只有两张病床，还有比较宽绰的余地摆置一对沙发，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衣架，两只床头柜和一个盥洗池。桌上还有台灯和一盆不开花的万年青。有地毯和落地式电扇，以及任老头儿自己带来的袖珍型收录机。这样的条件，在北京来说，虽然比不上北京医院、友谊医院、中日友好医院、部队301医院那些带套间的真正的高干病房，却也比8个人挤住一室的普通病房优越多了。而且，这屋里刚有一位姓刘的病友故去，心力衰竭，不是传染病，无须彻底消毒等等，换一下枕巾被单就行了。可是出于心理上的忌讳，还是没有哪位新病号肯睡这张床。护士长也宁肯让这张“不吉利”的1床先“晾”一段时间，因此，原本住2床的任老头儿就如此这般地住上了单间儿。 “任老，您如果不介意的话，就一人住这屋吧……当然啦，您要是，那，我们也可以另想办法，譬如……”小腿特粗，鼻孔多少有点朝天翘起来的护士长吞吞吐吐地征求意见。 “譬如什么？”他追问道。 “譬如，暂时把您调整到普通病房去。” “不不，我是军人。”任老头儿赶忙悦，“我不在乎！想当年，哈，在战场上，我只怕活人，不怕死人。” 护士长被他逗笑了：“那好，我们省事儿啦，您就先住单间儿吧。” 不久，小护士们还听见任老头在这单间病房里哼小调儿：闲来无事出城西，人家骑马我骑驴，碰见一个挑担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几天，任老头儿的病情恶化，不但尿糖“上加号”，血糖居高不下，而且这消渴之症的种种症状不断加重，除了四肢无力，双手颤抖，更严重的是“上眼”了，视力减退，行动不便（且有危险——老年人最怕摔跤呀）。年轻的主治医师吴珊多次打电话通知家属，要他们来医院昼夜“陪床”，然而接电话的总是一个小女孩儿。 “我爸爸上深圳去啦，还没回来。” “那，你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 “唔……你有叔叔伯伯姑姑吗？” “一个也没有。”小女孩快哭了，“我爷爷的病好点了吗？” “你叫什么名字呀？” “玲玲，任玲玲。” “玲玲，你有哥哥姐姐吗？” “我是独生子女，”玲玲哭腔地说着成年人的话，“家里只有玲玲一个人，9岁，白天去上学，在杨奶奶家吃饭，晚上看家，锁上门做作业，也看电视，等爷爷和爸爸来电话。9点钟洗脚、刷牙、上床……” 听着这个乖孩子的话，吴珊的眼圈儿都红了。她今年30岁，为了学业和事业，还没结婚，但她和那些年轻的妈妈一样，内心里充满了母爱。她不能把任安平的病情告诉一个9岁的孩子，也不能叫玲玲停学，前来昼夜侍候爷爷。 正因为吴珊是个“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她就利用班前班后的时间骑车跑了好几个地方去想辙——这也是北京方言，想辙就是想办法、找门路。在征得任安平所在单位的同意之后，她决心为这位80老翁请个“特护”。 这种好事儿何须单位同意呢？不，主要的难题是个钱字。由单位派人来陪床吧，三五天还行，同事们轮流值个班儿，尽义务，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怎么都好说，却非长久之计。到崇文门的三八劳动服务公司去雇个小保姆吧，一月百儿八十的工资由任老自己掏腰包，也还出得起，只是此类小保姆大都文化偏低，难以担负特别护理的任务。想来想去，吴大夫想到了自己的医大同学陆晓丹。对，我去求求她，也许肯帮这个忙。 连跑腿儿带打电话，吴珊马不停蹄地在任老的单位和陆晓丹的住所之间搞起了“穿梭外交”，讨价还价，比美利坚的国务卿贝克紧张十倍。老天不负有心人，事情终于办妥了。一个钟头一块钱，单位打报告向统战部门申请这笔“特护费”；陆晓丹目前正在“赋闲”，虽然妈妈可以从香港寄钱回来，住在姨妈家里也不缺吃穿，但她还是愿意自食其力，便一口答应了临时充当特别护士；余下的困难还不少，陆晓丹一天只干8小时，别的时间呢，医院的值班护士多照顾一些，吴大夫自己也牺牲大部分业余时间，当然是不领“特护费”的喽。 就这样，30岁的老姑娘陆晓丹穿上了白大褂儿，既不高兴，也不惭愧，而是心平气和地走到了任老头儿的病床前。 如果陆晓丹10年前不那么任性，不骑自行车沿着黄河去做那次“人文调查”，而是与吴珊一起按部就班读完六年制的医科大学的话，她现在同样可以当一名正牌的内科医师。亲朋好友、教授校长，当时不是没劝过她，系主任还坐出租汽车追到广安门外六里桥，大声嚷着：“陆晓丹同学！回校上课去吧。大学二年级就退学，高不成低不就，将来你会后悔一辈子！”可是陆晓丹不听劝，给系主任深深的鞠个躬，骑上自行车又上路了。而且，她至今不悔。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陆晓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孩子，学医两年，深知世上什么药都有，还有许多包治百病的假药，唯独没有后悔药。我为什么要后悔呢？同班同学当主治医师，我来当个临时护士，一天挣8块钱，比吴珊的工资高得多，哈，何须惭愧。 在世人心目中，医科大学二年级的肄业生来当护士有些屈才。其实，这要看我们对护士作何等要求了。如果仅仅是送药、打针、量体温，然后便坐在护士室内捻棉签，聊大天儿，那，高中毕业就足够了。而且人们还有“文革”十年及其后遗症若干年的实际经验，不论“赤脚医生”还是造反夺权的卫生员，只要出身于“红五类”，虽然只念过小学或初中，也能当大夫开处方，甚至上手术台主刀。这样一作比较，陆晓丹当护士的确是大材小用了。 然而，您若真的按照病人的实际需要和护理学的规定，对病人进行合格的身心护理，那么，大学肄业的陆晓丹也还深感学识不足哩。 这些天，任安平老先生的病情恶化，主治医师吴珊被迫给他使用了胰岛素。一天三针，都由陆晓丹负责注射。她打针并不在行，远不如一名熟练的老护士，因此格外小心，严格消毒，认真遵照“两快一慢”（进针、拔针快，推药液慢）的要求，还用棉签在针口附近的皮肤上轻轻搔挠，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以减轻其疼痛感。还好，任老头儿并没喊疼。 “陆小姐，请吴大夫来一趟行吗？”任安平对这位新来的特护很客气。 “吴大夫下班了。任老，您有什么事？” “没什么。我只是想问问大夫，为什么一开始不给我用胰岛素呢？这药见效很快呀。” “唔，是这样的，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使用胰岛素的。” “为什么？你说迫不得已是什么意思？” 任老先生虽说挺有学问，但对糖尿病却很无知。再加上医生、护士只管开药、送药，还没养成向病人讲讲病理的好习惯，或者可以说的确养成了向病人“保密”的坏习惯，因此，解释胰岛素的任务便落在了陆晓丹头上。 “唔，是这样的，糖尿病是一种很讨厌的病。它实际上属于内分泌失调——胰腺功能减退或者紊乱。在治疗上，一般的先从控制饮食入手，不吃甜食，少吃碳水化合物——就是粮食，一天控制在250克就是五两左右，如果见效就不要吃药。” “我已经控制饮食啦，不见效。” “第二步就是吃中药，如果还不见效，那就要吃优降糖之类的西药了。” “中药、西药我都吃过了，都不见效。陆小姐，请你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给我注射胰岛素呢？这玩艺儿真见效！” 陆晓丹被“将”住了。她不愿意撒谎——不，这跟撒谎性质不同，但她也不愿意支支吾吾，搞什么“保密”之类的小把戏，只好说：“使用别的药物，是刺激您的胰脏自身分泌胰岛素，消化血液中的糖；而直接注射胰岛素，见效虽然很快，但是人体会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搞不好就要终身用药——天天打针了。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决不轻易使用胰岛素。” 听了这种开门见山的解释，任老头儿说了声“谢谢！”便闭目养神了。其实老人家内心里掀起了波澜，他这才知道自己的胰脏功能已经弱到了什么程度，而那终身用药、天天打针的情景又是多么严酷啊……一转念，老汉已是耄耋之年，就算他天天打针，还能再打多少年呢！嘻，真是没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到时候一了百了。想到这儿，他又睁开眼睛，流露出一丝超然的微笑。 陆晓丹是个乖觉的女人，在任老头儿的眼皮一闭一睁之间，她已窥察到对方内心里的困惑和凄凉。是我的解释过于坦率了么？还是医护人员对病人“保密”的小把戏也具有合理因素呢？ “对不起。刚才我对胰岛素的那些说法，实在是一知半解……我只学过两年医，当个护士都不合格。我的话，您别往心里去。” “不，我喜欢你的诚实！我的胰脏衰弱，神经可不弱，什么刺激都经得住。举个小小的例子吧，可以让你对我有个起码的了解。” 任安平的例子，确实带点儿悲剧色彩。 1947年，蒋介石已经着手安排退路，派陈诚去经营台湾了。这位台湾省主席走马上任的时候从南京带去了一批心腹干部，其中就有少将军衔的任安平。两年之后，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的时候，任安平奉命回到了南京。 “派我回南京，也是‘公私兼顾’，说实话，几乎就是我自己请求的差事。今天一想，简直就是命中注定的了。”任安平提起这事就有些激动，不愿细说，“当时那石头城是朝不保夕了，已经逃到台湾的将校同僚谁肯回来？上司派人回南京抢救一批档案材料，我就自愿申请了这个差事，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滞留在南京的老婆孩子接走。唉……”他深深地叹口气，又露出了那种超然的微笑。 不用说，陆晓丹也能明白，当年任安平到了南京，恰似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她仍然对那“老婆孩子”感兴趣，就睁大了眼睛往下听。 “那年我38岁，年轻力壮，拼命把一箱子档案和两箱子细软塞进机舱，就听见了几声枪响——争着上飞机的军官们已经互相开枪射击了。可是我的老婆孩子还没挤上来。我不忍心扔下她娘儿俩不管呀……” 任老头儿眼前像过电影似的闪现出几个画面：他又从飞机上跳下来，一手抱起刚满3岁的儿子，一手推着妻子徐芳往飞机上挤。这架双引擎的军用运输机已经发动了，螺旋桨搅起的大风飞沙走石，推倒了好些军官的宝眷。不好！舱门还没关上，飞机就向前滑行了，那只搭在舱门口的铁架子云梯也掉在了跑道上。大乌鸦般的铁鸟腾空而起，跑道上还有一大群国军的将校及宝眷绝望地追逐它，就像扫帚星留下的一条尾巴。有些人朝着飞机开枪，还有人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任安平也掏出了手枪，但他毕竟是个战术教官，知道这小小的弹丸已经够不着那只大乌鸦了。等这歇斯底里的人群平静下来之后，任安平抱着儿子搜寻了好几遍，才确信妻子徐芳已经挤进了机舱，而没有和云梯一起掉下来。 任老头儿将这个戏剧性的“例子”讲述一遍，就回到了原先的话题上，“陆小姐，这事儿够刺激的吧？如果神经衰弱，就会发疯！” 陆晓丹一句话也没说，心里直打鼓。这倒不是因为有关胰岛素的那段解说词儿，不，她已经相信了任老头儿是位神经健全的军人；她心里打鼓，倒是由于这个戏剧性的“例子”——她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 事有凑巧，昨天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蒋孝武在台北死于糖尿病的若干报导。“高干病房”里好几位身患糖尿病的老人，吃过晚饭之后在宽绰的阳台上散步聊天儿，议论纷纷。 “蒋孝武才46岁，说死就死了。” “就是上个礼拜，头天住院，第二天吧，6月30号，清早3点查房还没事儿哩，4点查房也没事，可是5点就死掉了。” 任安平老先生也坐在这大阳台的靠椅上，扭着头问身边的陆晓丹：“这在医学上怎么解释呢？难道台北的荣总医院没办法抢救？” “可能是肾脏衰竭……抢救也没用。”陆晓丹想一下，又含糊了，“报纸上没具体说。” 那位“鼻孔朝天”——决不肯摘掉大口罩的护士长也在场，她的忌讳比较多，不愿意几位糖尿病人议论这个话题儿，便说：“参考消息仅供参考。没准儿蒋孝武得的是急性胰腺炎哩……”她没说出口的潜台词是：跟你们几个人得的病不一样，瞎议论没好处！ 可惜几位老病号不听她的，照旧议论。 “参考上说，他患糖尿病已经9年了，也就是说，37岁，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病。” “台湾也有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吧？” “当然有，可是，天天注射胰岛素，打9年针，皮肤也扎烂了！” “30多岁患糖尿病，可能是遗传。” 任老头儿证实了这一点：“蒋经国先生是有糖尿病，当时叫消渴症。我知道，他喝茶特别多，抗战时期在江西赣州，还专门派人去买真正的杭州龙井茶。那也是深入敌后哇，很不容易的。不过，蒋孝武是不是真的死于糖尿病？这倒是个很大的问号……”顿了一下他又说，“目前台独活动很猖獗，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历来就十分复杂。蒋孝武刚从日本调回台湾嘛，他回来做什么？譬如，给他安排个什么职位呢？把话说白了，这位蒋家王朝第三代的活跃人物，他打算分掌哪一部分权力呢？别人就心甘情愿地把权力拱手相让么？” 说到“台独”，在阳台上散步的几位老病号都凑过来，坐在了靠椅上，想听任安平这位“少将教官”侃大山了。他们都是“准高干”，对“台独”的关心超过了糖尿病。 “鼻孔朝天”的护士长自动退席。只要糖尿病人不再一门儿心思地议论糖尿病，不增加精神负担，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台湾乃至爪哇国去，那都不关她的事儿了。 任安平住院两个多月，对这几位同病相怜的老干部也都有了个初步了解。有在编而不在职的局长，有退休的书记，也有离休后享受局级待遇的处长，一言以蔽之，都是共产党员，都没去过台湾。只有他一人是“老国民党”。因此，茶余饭后侃“台独”，即令是横侃、海侃，也无所顾忌。 “台湾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不必细说。单说近400年间，大陆同胞大规模地移居台湾，就有四次。明朝，郑成功率兵赶走了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这是第一次。郑成功是福建人，他的几万兵将大多是闽南人，再带上家属，驻守台湾，这就是台湾人大多讲闽南话的原因。清朝统一中国的时候，郑成功踞台抗清，有人说是正义的，其实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清朝派大将军施琅在福建的厦门和东山岛训练了强大的水兵，一举消灭了反叛的郑成功部队，在台湾确立了巩固的政权，又有数十万来自大陆的兵将、官员、商贾及其家眷移居台湾，这是第二次。当然喽郑成功抗清，以及施琅率重兵平叛，这都属于内战，与洋鬼子无关。可惜的是我们至今还上演郑成功抗清的戏剧，真是糊涂到家了！小心别为台独分子作宣传呀。” 这位侃爷侃出来的奇特观点，真是闻所未闻。陆晓丹忙问：“这跟台独有什么关系呢？” “有！”任老头儿喝了两口茶，接着说，“白马非马。你也说马，他也说马，可说的并非同一匹马。大陆纪念郑成功，厦门还新建了郑成功巨大的石雕像，毫无疑问是纪念他驱逐荷兰殖民军的历史功绩，是光复台湾的象征；可是台湾也纪念郑成功，这就要作具体分析了。有人是希望祖国统一，台湾回归祖国，才纪念他；也有人津津乐道的是郑成功踞台抗清，那不是明显的台独倾向吗？” 陆晓丹点点头，不说话了。她承认自己没资本与任老头儿对侃，一时也还不想当个侃姐儿。另几位准高干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插不上嘴，便由他说去，反正大家都爱听，比打麻将强。 任老头儿又讲了第三次大陆同胞大规模的移居台湾，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台湾省光复，回归祖国，各省都有不少人去台湾，台胞也有许多来大陆的，皆属中国人在各省之间的正常流动。第四次则是国民党从大陆向台湾省的总溃退了。这两次规模最大，移居台湾的人口数以百万计。 “这都是历史。”任老头儿讲台湾是充满了感情色彩的，“谁也无法改变历史！历史决定了台胞与祖国大陆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台独分子就是妄图切断这联系，强调什么本地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差别，梦想建立个什么台湾共和国。唔，你们知道台独的后台老板是谁吗？” 几位准高干有了发言权。有的说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美国的一些反华议员，始终梦想分裂中国的人；有的说是日本的右翼财团，念念不忘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台湾时期的美梦，忘不了它那个“大东亚共荣圈”，妄图把台湾省分裂出去，当他们的附庸。 任老头儿频频点头，“对对，台湾的反对党里比较大一点儿的叫民进党，这个党里有人公开说，民进党就是台独党。台独分子的海外总部就设在日本和美国嘛！那么，台湾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张祖国统一的有识之士，他们的靠山又是谁呢？” 陆晓丹也说话了，“是大陆，是祖国，是全世界爱国的华侨和华人！” 任老头儿笑了，“陆小姐此言有理。我再告诉你一点儿秘密。我的一位老朋友从台北回大陆探亲，他对我说：和平统一祖国，这个口号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要放弃必要时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台独分子就怕这一招儿！其实，国民党里的一些人，也是时不时就祭起这个法宝，依靠大陆的力量来制约台独的分裂活动。陆小姐，台湾人民的靠山是大陆，是祖国，说具体点儿，也是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听了这一席话，几位准高干心里挺舒服，因为他们全都当过解放军。同时感到诧异的，是面前这位“少将教官”怎么改造得这么好？不，任安平的那位老朋友，从台北来的，并没经过什么“改造”，怎么也有爱国思想呢？ 陆晓丹似乎更聪明些：“任老，您讲的这种情形我能理解，这就叫做大势所趋吧！” 放暑假了，玲玲本来可以天天到医院里来看望爷爷，可是爷爷不准。任老头儿非常疼爱小孙女儿，一怕孩子挤公共汽车磕着碰着；二怕她跑野了心，影响暑假作业；三怕她经常出入医院，招惹上什么传染病，四怕……唉，总之是无限的疼爱化作了种种忧虑。开学上课的时候反而好办，上学下学有同学作伴儿，在小学校里有老师管着；现在放了暑假，白天晚上24小时，就算玲玲不往医院跑，那也免不了在胡同里跑成个野孩子呀。 任老头儿恳求陆晓丹了：“我的家庭，老的太老，小的太小……玲玲她爸，就是我当年从飞机上跳下来抱起的那个儿子，唯一的儿子。我给他起名叫任大可，这意思很明白，能够长大成人也就可以了。我对他没有更多的要求。咱中国人有个传统观念：养儿防老。我没这个想法。大可的生母去了台湾，我只能又当爹又当妈，拉扯这个没娘的儿子，这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压根儿就没想过将来要他赡养我、孝敬我。事实上我只拉扯了他十几年，以后我也管不着了，而且，由于我的身份，他也成了黑五类、狗崽子，去到内蒙插队落户，自己长大成人的。一开始，他恨我，现在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也比较淡漠。更叫我左右为难的，是玲玲……陆小姐，请原谅，我说得太多了，可是话少了又说不清楚啊。玲玲的母亲也是个插队的知青，在内蒙就跟大可结了婚，回城之后思想发生变化，互相瞧不起，几年后就分道扬镳啦。人各有志。年轻人各奔前程，我管不了，他们也不让我管。当年，扔下了这个小玲玲，才3岁，跟我老头子相依为命，就像当年的大可一样，也是3岁！我还能再拉扯她几年呢？” 听到这儿，陆晓丹心里又打鼓了，老人家想叫我做什么呢？他知道我是个独身的“无业游民”，难道他想叫我……陆晓丹来不及多做猜测，又不能不听，只好往下听。 “陆小姐，我想求你一件事，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这几天，我的病情已有好转，注射胰岛素后，手不那么哆嗦，腿脚也有点劲儿了，多走几步路也不至于摔跟头。我想，请你每天匀出两三个小时来到家里去照料一下我的小孙女儿行吗？” 陆晓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只是这事儿呀，好办，她点了头。 “谢谢你！陆小姐。刚才我的话没说清楚。我想，还是应该说准确一点才好。你别见笑。你在这里担任特护，这工资报酬是我们单位出的。今后，你半天儿在医院，半天儿去我家，这工资报酬的半数由我个人负担，公私分明，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另外，你去我家，是给玲玲当家庭教师，这一点也要明确下来。什么做卫生啊，洗衣服做饭之类的家务事儿都不要你干。玲玲自己会按时到邻居杨奶奶家去吃饭。这孩子9岁啦，很听话，许多家务事儿都会做。你倒是可以多加管教，督促她认真干活儿。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比那种娇生惯养的小皇帝小公主强百倍。” 陆晓丹又一次点头应允。她无法拒绝任老头的每一句话。难得这位80老翁头脑如此条理，样样想得周全。而且，他还没当家庭教师，就已经喜欢上自己的学生任玲玲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暑假过去，玲玲升入四年级，任安平老先生病情平稳，也准备出院了。主治医师吴珊找他谈了一次话，很坦率。 “糖尿病只能控制，不能除根儿。糖尿病人住院治疗，严格说起来，我们医护人员只是与您合作，共同摸索一种适合于您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生活方式。这您已经知道了，首先是控制饮食，生活要有规律，适当活动，避免劳累，还要控制感情，不生气，不忧虑，不激动——大喜、大怒、大悲、大吃、大喝都不行。然后才是正确地使用药物。您住院5个月，几种药物都试用过了，还一度注射胰岛素，又慢慢地减了下来，不用啦——这说明您自身还保有一部份胰脏功能，还没有衰退到完全依赖注射胰岛素的程度，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从目前情况看，一次服用10粒消渴丸，一天3次。比较合适；再过3个月，可以每次减少一粒；当然还要定期复查血糖的情况。尿糖试纸给您带回去一些，自己测试，一天3次，要做记录，复查时带来。我们对您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您有两大优点：身体底子很好，而且性格开朗、乐观！” 谈话时，陆晓丹不在场，参加小学校召开的家长座谈会去了——在会上要介绍一下玲玲暑假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只有陆晓丹最了解。可是她却没想到，在医院的病房里，任安平老先生提出了个额外的要求。 “吴大夫您放心，我一定遵照医嘱，出院之后也把病情好生控制住。哦，您是陆小姐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我想请您帮我试探一下，有没有可能，继续聘请陆晓丹小姐到我家里去当特护兼家庭教师？一则是玲玲离不开陆老师，二则，我刚出院，也还需要陆小姐的帮助。时间不会太久。当然啦，此事不必勉强，一定要陆小姐愿意才好。我就是怕直接提出来使她为难，才请您先从侧面试探一下。” 吴珊略微有点诧异，但也没当成什么太大的事，便一口答应了去跟陆晓丹谈谈。 回到医生办公室，吴珊又觉得此事不妥，便先对那位鼻孔朝天的护士长说了。没承想她一听就叫了起来。 “哟，这不是叫晓丹去当陪老女吗？” “什么陪老女？”吴珊头一回听说这个新名词儿。 “嘻嘻，白发配红颜！吴大夫你快别去说合这种缺德事儿吧。” 吴珊一听，又急又气：“你浑说什么！我不相信。老先生都80啦……” 办公室里还有别的护士在捻棉签，也憋不住地插进来；“倒也是，80，当陆晓丹的爹都嫌大了。我看，没准儿是要她去给那个玲玲当后娘吧！” 吴珊气得满脸通红：“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怨我多嘴，把正儿八经的事情拿来给你们磨牙玩儿。” “不磨牙还干嘛呀？我看任老头腰杆儿笔挺，将军肚溜圆。”小护士学着虎妞的话说，“老爷子捧着呐！” 护士长笑得弯腰岔气儿，将那特粗的腿脚一跺，骂道：“丫头家家的也不害臊，大庭广众的说这个！” “棒又怎么啦？虎妞儿在人艺的大舞台上还敢说呢！” 吴珊实在听不下去了，嘟哝一句：“你们也快变成侃姐儿啦！”扭头走出办公室，身后还有人在说：“侃大山又不纳税，要不就十亿人民九亿侃啦……” 侃归侃，吴珊受人之托，还是把任老头儿续聘特护兼家庭教师的意思当作正经事儿对陆晓丹说了。没想到，晓丹一口便答应下来。 结果，吴珊反而犹豫了。她没给任老头儿回话，先把老同学请到自己的单身宿舍里，冲好两大杯“滴滴香浓”的麦氏咖啡，要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晓丹，你听说过陪老女吗？” “外国小说里有，电影里也见过。”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职业呢？” “性质？人民内部矛盾！”陆晓丹笑了一下，“这跟政治无关。从医学和心理学上讲，老年人往往产生一种孤独感，喏，子女不在身边，自身行动不便，从工作岗位和社交圈里退了下来，独自生活，无法消磨时光，很难克服寂寞。严重的还会形成一种病态。在这种情形下，这位老人，老头儿也罢，老太太也罢，就需要身边有个年轻人，给他读读小说，念念报纸，陪他聊天儿，把外部信息——社会新闻、趣闻、故事、市场见闻之类的种种消息传递给他，克服老人那种与世隔绝乃至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失落感。现在是信息时代，据说还达到了信息爆炸的程度，任何人缺少了信息都是无法生活的。对于一位老人，尤其是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信息爆炸——信息量过大，他受不了，反之，信息量太小，他也无法生活。因此，你说的这种陪老女，实际上是孤寡老人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一座桥梁。” 吴珊当即就被说服了，频频点头：“没想到你对这事儿还挺有研究！我只是感觉陪老女这个名称不雅，有点儿那个，很容易叫人产生误解……这个女，那个女，带有贬义。” 陆晓丹板起了脸：“这要看我们女人是不是尊重自己啦。”她见吴珊有些尴尬，又缓和了口气，“当然啦，我也不是要求妇女在一切方面都跟男人打个平手，甚至比男人还强。女人有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女性温柔，细心，所以全世界的护士绝大多数都是女的，除了那些以强制手段管理精神病人的男护士，幼儿园的阿姨们也不会换成表叔。同样的原因，人家只会聘用陪老女，而不要陪老男。” “好啦，我同意你的观点，还不行？” “不行。吴珊，你脑子里的世俗观念还多着呐。陪老女不是贬义词！她除了温柔、细心、有耐心和责任心、同情心之外，还需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文学艺术素养。最好还得有点儿幽默感，否则，遇上个脾气古怪的老头老太，你如何跟他们建立友谊呢？如果不能建立友谊——忘年之交，又怎么为他服务？” “晓丹，你是不是跟任老头儿，包括他的小孙女儿玲玲，你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谊？” 陆晓丹想了一会儿，喝着咖啡，没有正面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这个老头儿的身世很感兴趣、也许，很可能，他还是我父亲生前的一位朋友，奇怪的朋友——我父亲笔下的一个人物——怪老头儿。” 吴珊和陆晓丹，这二位老姑娘，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也是受了世俗的影响吧，待客不用茶，却用洋饮料，好像这样就更体面些，更礼貌一些。说实在的，她俩连喝酽茶的本事都没有，咖啡却冲了两大杯——又误以为这“滴滴香浓”的玩艺儿越浓越好，杯子越大越好，哈，自作自受，现在已是晚10点了，却是越喝越兴奋，谁也不困，好作彻夜谈了。 “什么怪老头儿？你父亲的朋友？”吴珊一时摸不着头脑，心中反而起了悬念，加上咖啡因的作用，便要寻根问底儿了，“晓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分手，后来虽说也通过信，见过面，毕竟这10年不常在一起啦。今晚一谈，觉得你的知识面儿比我宽得多。讲讲你这10年的经历好吗？” “没什么好讲的。其实我大致也告诉过你……唉，一言以蔽之：自讨苦吃。” 显然，陆晓丹不愿细谈自己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甜酸苦辣。吴珊也了解这位老同学的倔脾气，不愿说的时候你逼她也不说，要是她高兴了，自会竹筒倒豆子——一粒儿不拉的全都说出来。 “那，你就说说任安平怎么会是令尊大人笔下的怪老头儿呢？” “这也说起来话长啊……”陆晓丹沉默片刻，还是说了个简单的梗概。 1969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亲自作报告，“动员”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农村去“下放劳动”，“插队落户”当农民。要求“四带”：带户口，带家属，带工资，带档案。只因为这一招儿太“左”，也太损点儿啦，遭到了多数干部和农民的抵制，才未能彻底执行。 “我父亲是个文学编辑，出版社都散摊儿了，他不走也得走，下放到了密云县古北口迤东的司马台村。工资、档案、户口都由军代表直接转给了公社。只因为司马台是个很小的村庄，没有房子腾给下放干部和家属们住，妈妈带着我才暂时留在了城里。” 当时，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头文件”规定得很严厉，谢富治先生也讲得极其明白；为了照顾广大下放干部的生活困难，插队落户的头一年工资照发，此后，一律取消工资，去当货真价实的农民——挣工分过日子。谢富治先生身披一件军大衣，从首都体育馆主席台的座位上跳将起来，对着万名下放干部慷慨激昂地大声问道：“贫下中农从小就当农民，当到白发苍苍还是个农民！为什么你们一旦当了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就不能下去挣工分当农民呢？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只有把家属和城市户口全都带下乡去，并且取消工资，靠体力劳动挣工分过日子，才能体会到贫下中农的疾苦，才能真正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焕发革命的青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听明白，我说的是回到革命队伍，并没有说回到干部队伍、回到城里来！” 台下响起了一阵阵口号声，无非是坚决执行“最高指示”之类的豪言壮语。许多人在军代表的率领下振臂高呼。有些人拼命呼喊，目的是让军代表听见看见，相信他的革命觉悟比别的下放干部高，以便将他下放到平原村，较富裕的村，靠县城、靠集镇、靠公路近一点儿的农村，让自己和老婆孩子少吃些苦。 跟着大家一块喊口号的文学编辑陆钧——陆晓丹的父亲，书生气十足，革命觉悟较低，对谢富治先生的“动员”报告有抵触情绪，口号喊得不响亮，干涩的眼眶里也没有充满激动的泪水，大概是被军代表看出来了吧，这才给以充分“照顾”，提供一个艰苦磨练的机会，下放到离城最远、条件最差，又穷又小、紧挨在长城脚下的山村司马台。 陆晓丹苦笑了一下，解释道：“北京市的干部只能在北京市管辖的郊区县插队，不像中央单位的干部那样可以下放到外省去，所以，再远，也还是比较近的。我父亲下放的小山村司马台，相对来说，离北京城很远，但是，离万里长城很近。” 就是在司马台，在这段并不古老的长城脚下，陆钧认识了一位被“监督劳动”的怪老头儿，并且与他交上了朋友。 “怪老头儿真的有点怪，50多岁，孤苦伶仃，一个人住在长城的敌楼里，还养着五只兔子羊。” “兔子羊？什么是兔子羊？” “你头一回听说吧！我也是在爸爸的小说稿子里头一回看见这个新名词儿的。我爸爸在小说里专门有一大段儿文字描写怪老头儿与兔子羊的亲密关系。可惜这部手稿已经送到香港去了，要不然就拿给你自己看看。没关系，我可以简单点儿告诉你个大概。司马台是山区，那一带有一种不值钱的小个子山羊，生下来的羊羔比兔子还小，你就是养它三年五载，长成一只老山羊了，体重也只有十几斤，就像哈巴狗似的，永远长不大。当地农民叫它兔子羊。这种羊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宰一只，去掉头蹄下水，落不下几斤肉，羊皮巴掌大，羊毛又粗又硬，简直没用。不过，兔子羊也有优越性，不像生产队喂养的骡马牛驴，要吃料，除了草料还得加一些高粱、黑豆、豆饼之类的精料，浪费粮食呀。兔子羊只吃青草，入冬之后就吃山坡上的干草。一句话，不用主人喂养，它自己能活着。而且是家畜，不是野羊。” 陆晓丹在吴珊的单身宿舍里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侃姐儿。在侃爷任安平面前，她缺少资本，不敢对侃；面对出了校门就一头扎进大医院的吴珊来讲，情形就颠倒过来了，想怎么侃就怎么侃，对方只能睁大小学生般的眼睛听着。 两大杯咖啡，像兴奋剂一样驱逐了睡意，她俩已经谈过了11点，连末班车也没有了，那就接茬儿侃吧，谁困谁就歪在床上好了，老同学之间无拘无束的长谈，机会难得哩。 “怪老头儿是个什么人？” “下放户。”陆晓丹进一步解说，“我父亲是编辑，下放插队，叫下放干部。如果是无业游民，又有政治历史问题，或者有过刑事犯罪前科的人，也要全家下放到农村去落户，那就叫下放户。” “这么说，怪老头儿是个坏人啦！” “唉，当时是有这么一句话：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 “晓丹，你可别误会，你父亲当然是好人啦！我只是听你刚才那么一说，才认为下放户有可能是坏人。” “我不怪你。下放没好人，是当年社会上的普遍看法。今天看起来当然很可笑啦，像是一句顺口溜。这样的顺口溜多得很，譬如：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唉，这种封建主义的血统论，在全中国，尤其是红卫兵运动当中，居然可以占据统治地位。” “全中国？占统治地位？你夸大了吧！” “我是随便说说。不过，‘文革’那10年，包括城市和农村，无论是参军、升学、入党、提干，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就是‘黑五类’或者‘黑帮子女’吧，恐怕是很难有份儿的。” “那10年，当然是‘左’到家啦，好人坏人也分不清了。” “那时候你我都在上小学。因为我爸爸的问题，我连戴一条红领巾的资格都没有。” “扯远啦。还是说说怪老头的事儿吧！你父亲怎么跟他交上朋友的呢？” “彼此都不是好人呗！一流找一流儿，猪八戒找孙猴儿。” “晓丹，你真的生气啦？” “没有。这些话都是我父亲小说里写的。” “令尊大人到底写了一部什么小说呀？” “书名他一共起了三个：《司马台考》，《长城博物馆》，《怪老头儿》。我母亲倾向于头一个名儿，我喜欢第三个。不过，我说了不算数儿，正式出版的时候，还是他们两口子说了算。” “他们两口子？” “就是我母亲和我的继父林子平。他们两口子在香港开了一家出版社，从社长到编辑、会计、校对员、推销员，只有他们俩。效率不低，一个月就出一两本书，还能赚钱。” “你上次去香港，跟这本书有关系？” “我就是去送这部书稿的。满满登登一小箱子手稿。出境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儿麻烦，海关要检查，那就查吧。等了几天，他们要读稿子嘛，结果还是过了关。”陆晓丹停顿了一下，变了语调，充满感情色彩，“我父亲临终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丹丹，爸爸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可惜你太小，我说多了你也听不懂……我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只有这一箱稿子，你长大了可以看一遍，也好了解一下你的父亲。” 陆钧是1972年结束下放生活的。前一年，林彪摔死了，国内的“左”劲儿略微有点降温，谢富治也一命呜呼了，北京市的下放干部才陆续抽调回城，“落实政策”，安排工作。陆钧因为有病，回城之后也没怎么上班，倒是有了空闲时间写这部长篇小说。1975年陆钧病逝，把手稿留给了14岁的女儿。 “爸爸去世不久，我就偷着看这部小说稿子——妈妈不准我看，可是，她也偷着看，一边看一边哭。妈妈说我看不懂，硬看，会影响功课。我说妈妈会哭坏眼睛。后来，妈妈和我达成协议，把箱子锁起来，谁也不看，等我高中毕业之后才让看。 “我遵守了这个母女协议。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虽然可以开箱子看小说稿了，可是又要准备高考，没一丁点儿时间。这年，我母亲移居香港，改嫁了。家里只有我一人，守着爸爸唯一的财产——这部手稿。 “吴珊，上大学之后的事情，虽然咱俩是同班同学，但我的内心活动你也未必理解。学医，虽是我填的志愿，但主要是妈妈的意见。妈妈和爸爸是同行，中文系毕业之后爸爸当编辑，妈妈当语文教员，打倒“四人帮”之后也当了编辑。那时候还有个很流行的词儿叫‘心有余悸’，妈妈总觉得搞文学工作危险，就说，女孩子还是学医吧，安全系数大一些，将来就是出国，也比搞文学的吃得开。 “可是，我受父母熏陶，从小喜欢文学。在医大听课，总觉得枯燥乏味。这时候我打开那只箱子，认真阅读爸爸的手稿，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吴珊，鲁迅是学医的，后来他认为医治人们的心灵更重要，便弃医从文，成了伟大的作家。我当然不敢跟鲁迅先生相比啦，但这思想脉络颇有相似之处。医大两年，越读越烦。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读完这六年制的医科大学丧失了信心。这时候，几位比我大一些的文学青年决定骑自行车沿着黄河去了解社会，理解人生，去搞一次独立自主的‘人文调查’，而且决心那样大，毫不考虑什么后果，真使我羡慕得五体投地呀！这以后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也不顾一切地跟着他们远走高飞了……” 吴珊一点儿也不困，听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问题：“你爸爸这部稿子，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去呢？北京不能出版吗？” “你瞧，外人谈问题，总和亲人不一样。妈妈早就要这部手稿，可是我舍不得给。春天妈妈来了封长信，说她身体不好，年龄也不饶人，只希望在精神和体力还允许的时候亲自把这本书编排出版，也好了却一桩心愿！同时，她也想我，打算在香港给我找一份工作。” “懂啦，一个再婚的女人，总会思念前夫的。请原谅我这样说话，不礼貌。我妈妈也是一样，只要她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必然想起我的父亲——他俩是离婚的，我妈妈并没改嫁，我父亲却是又结婚了。嗐，不谈我家的事儿了。总之，一个家里有一本难算的账，一个庙里有一本难念的经。唔，接着往下侃吧，你为什么没留在香港呢？” 陆晓丹冷笑一声：“当然不会留下。你并不了解我！如果我能留在香港，当年我也就能留在医大继续读书了。吴珊，任老头儿有句名言：人各有志。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 “对对。”吴珊很随和，“还是说眼前的吧，你到底为什么同意去任老头家里当特护呢？” “因为任老头儿很可能就是我父亲笔下描写的那个怪老头儿。”陆晓丹补充一句，“要想挖掘人生的奥秘，他的经历是个富矿！” 陆晓丹来到了任安平的家。说准确点儿，是她跑到任老先生的单位，费了许多口舌，办了几道手续，才领出来一张空白支票；又到医院的住院部、财会处、膳食科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叫辆出租车，陪伴任老头儿一道回家的。此后，还要再回单位去办理报销手续。唉，这么多手续，玲玲办不了，如果叫任老头儿自己办，那糖尿病非“上加号”不可。 “替我谢谢陆老师，三鞠躬！” 玲玲放学回家，欢天喜地。而爷爷的头一句话，便明确了陆晓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 这个家，表面看来比较简单，两室一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煤气暖气电灯电话自来水一应俱全，总共三口人——玲玲的爸爸任大可一年有12个月经商在外——如今加了个陆晓丹，三口人变成人三口。人多好干活儿，人少好吃饭。这样看，的确很简单。然而，俗话说，手心手背——天底下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多方面，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家又不简单了，陆晓丹的担子相当沉重、繁杂。 特护（或曰陪老女）兼家庭教师，这是陆小姐的本职工作。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堆杂务事儿悬在半空中，未曾落实呀。别的姑且不谈，单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吧，现在已是一点半钟了，这三口人还没吃午饭。不能下饭馆呀，一怕挨“宰”——北京话，使用“宰人”这种“极刑”来形容当今的饭店比从前的“敲竹杠”严重99倍；二来还得叫出租车，而出租汽车司机同样会“宰人”。9岁的玲玲在欢天喜地之后直劲儿喊饿。 “你怎么没去杨奶奶家吃午饭呀？”任老头儿有点心疼地问。 “我连早饭都没吃。”玲玲净说实话。 “为什么？唉，你这孩子！连饿都不知道吗？”当爷爷的真的急了。 “陆老师说的，您今天一早儿出院。我昨天就告诉了杨奶奶，说玲玲以后在家里陪着爷爷一块吃饭了，这样，有玲玲陪着，爷爷一顿就多吃半碗饭！” 任老头儿把孙女搂在了怀里，鼻子酸酸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边，陆晓丹已钻进了厨房，急急忙忙烧开水煮挂面……再看那碗柜里，除了盐没发霉以外，酱油、醋之类的调料，包括碗筷调羮，全都长了一层绿毛。更没有葱、姜、蒜。她指使玲玲下楼去买这买那。等三碗阳春面端上桌的时候，陆晓丹才猛然想起任老头儿是糖尿病患者，应该多吃肉，多吃蔬菜和豆制品，以便尽可能地减少碳水化合物——糖！ 这“一家三口”的新生活就如此这般地开始了。陆晓丹实际上成了女主人。什么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啦，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啦，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啦，这些本来与陆小姐毫不相干的俗务，却像一贴又一贴的膏药贴在了她的身上。在这种“新生活”面前，她没想过退却——那不符合陆晓丹的性格。莫名其妙地当上了任家“女主人”，她甚至觉得挺有趣儿，再就是多少有点儿哭笑不得。总之与她退学之后这10年的生活“主旨”不谋而合：自讨苦吃。 她住在了任家，与玲玲同一卧室，将8小时特护扩展为昼夜服务，而不多收工资。这样一来，任安平也感到了某种疑惑——陆小姐的目的是什么？ 每当玲玲背起书包，蹦蹦跳跳跑出家门之际，“哐！”的一声，单元房门碰上了锁，这两室一厅的小天地也就自成一统了。此时若没有陆晓丹，行动不便的任老头儿简直就像蹲监狱。现在，这鸽子笼般的单元楼房内，因为有了陆晓丹而增加了生机活力。任老头儿或坐或卧，时不时都能看到一个活动的身影，而且是充满了青春朝气的身影，相当漂亮的女性身材，在眼前平添了一片亮色。即使看不到，也能听见她的声音，说话声，哼小调儿，矫健的脚步声或者锅碗瓢盆的磕碰声。就算听不见什么声响，任老头儿也能感觉到她的存在——那么年轻，生气勃勃，足以驱散老年人的寂寞和孤独感。 陆晓丹也充分“利用”老年人这种特有的心理弱点。一会儿是“我给您读报吧”，一会儿又是“我给您念小说吧”。而她真正的目的却是“您给我讲个故事吧！光听不讲，不利于健康。” “我能讲什么呢？老古董，谁也不爱听。” 这是托词。陆晓丹深知他是一位侃爷，不让他侃大山就会憋出病来。而且她就是要听这些“老古董”。眼巴前儿的新闻，苏联共产党解散了，马拉多纳吃官司了，海地政变了，这些信息何必听你的哩！ “就说说1949年，您在南京，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的经历好吗？那时候我还在阎王爷殿前排大队等待投胎哩，人世间的信息一概不知，所以最爱听！您比大学教授都讲得好！” 当今的年轻人也是大大狡猾的，他们最会哄骗老头子。有趣的是某些老人家专门吃捧，被年轻人捧得晕头转向，立马上当。其实，陆小姐只想印证一下任老头是不是爸爸笔下的怪老头——在那部小说稿子里，怪老头也有一段“跳下飞机来帮老婆孩子，结果是老婆上了飞机，自己抱着孩子留在了大陆”的戏剧性情节——这跟任安平在医院阳台上侃的故事如出一辙。难道人世间还有这样的巧合吗？陆小姐捧他几句，就是为了撬开老头子的嘴，叫他“竹筒倒豆子”。 “好吧，我讲，我讲。只要你陆小姐爱听就行……” 面对这位漂亮的特别护士，家庭教师，勇挑“女主人”重担的年轻女人，“少将战术教官”也忘记了战术规则，撤掉了嘴巴子上的哨兵。 “解放军很快就突破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这时我才明白，我老婆徐芳乘坐的运输机真的成了最后一架飞机！它不光带走了我的妻子，两箱子细软，还带走了我飞回台湾的梦想。我回到住所，换掉军衣，埋了手枪，收拾一些本已扔掉的不值钱的衣物，背着3岁的儿子就逃出了石头城——南京是住不得了，那里有不少熟人，被谁认出来，报告了解放军，我这个国民党的少将还不被抓起来么？我逃到了上海郊区，躲在一位亲戚家里，而且改名换姓——任安平，倒过来念就是平安人。我只祈望不被共产党发现，做一个平安人。儿子取名任大可，也是长大成人即可的意思。 “躲到1951年，国内开展‘镇反’运动。国民党上尉以上的军官就是反革命呀！我这少将还有好下场吗？没等亲戚揭发检举，我又带着大可逃到了北京。为什么敢往北京跑呢？因为这里是和平解放的，我与傅作义将军还有一面之交，如果一旦被人抓住，我就冒充傅作义的部下，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吧。这只是我走投无路时的一种幻想，后来并没这样做。” 任安平是江西人。逃到北京以后，无处栖身，便想起了宣武门附近有个“江西会馆”，那是解放前就由江西同乡会创办的“驻京办事处”之类的住所。老北京这样的“会馆”不下百十处。七百年帝都嘛，早在明、清王朝，全国许多省、州、道、府就在北京成立同乡会，设立会馆，大小不一而已。会馆也有点像今天的招待所，可以招待本省本地来京办事的人，有时甚至可以免费提供几天食宿。任安平找到江西会馆的时候，身上只剩下58000元了（旧币，相当五元八角）。此时，人民政府尚未接管这些会馆。管事人见他带着个5岁的孩子，衣食无着，出于同乡情义，便拨出一小间客房给他父子暂住。而任安平说得也很恳切，是到北京来找亲戚的，一时还没找到，找到找不到也不会在此久留。 为了一天两三顿儿嚼谷——北京方言，就是饭食——有时只吃一顿玉米面的窝窝头，也不能饿坏了孩子呀，任安平便天天出去打零工。那时候，北京城里城外乱糟糟，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战壕、路障，还有更多的垃圾山、瓦砾场、臭水坑、残垣断壁，和老舍先生在《龙须沟》里所描绘的一样。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以工代赈”，将城区的无业游民组织起来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清理，一句话，只要你肯劳动，就饿不死。任安平这年40岁，凭着黄埔军人的强健体格，也能混迹于“壮工”行列。 可惜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任安平又当爹又当妈。不能出工还得花钱买药，两头耽误！他身上还有一只欧米加手表，一支派克钢笔，一件毛衣，以及南京家里本已扔掉又捡回来的一套绘图仪器，也许还有点什么吧，全拿出来，在宣武门里的马路边上摆了个地摊儿。目的很简单；救儿子一命。 当时宣武门一带，不仅地摊儿连片，而且还是传统的“人市”——卖力气的老少爷们儿往墙根儿底下一蹲，谁花钱管饭，一招手就跟着走。任安平的地摊摆了三个晌午，也许没人识货，也许识货的主儿缺钱，总之那贵重的手表钢笔卖不脱，毛衣倒是有人要了。正当他心急如火，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位解放军干部发现了他的绘图仪器。 “这是德国造的吗？” “是啊，德国造。同志，您好眼力！” “你这套绘图仪器是从哪儿搞来的呀？” 这位解放军也是40来岁，据此便可断定不是战士，而是干部。他的口音虽属普通话，却是南腔北调，尤其是说了个“搞”字，八成是个湖南人了。 “这可不是随便搞得到的呀，这是我自己使用的绘图仪器。”后半句话，任安平随机应变地扯谎了，“不瞒你同志说，我还是个铁道工程师哩，从湖南来到北京找工作，可是熟人一个也没找见，5岁的儿子反而得了大病……没办法呀，才变卖这几件随身物品。” “你是湖南人？什么县的？” “我是江西人，在紧靠江西边上的株洲住家，在机车车辆厂工作。” “你会画机械图吗？” “会呀，我还当过机械制图的教员呐。” “你现在住在哪里？” “就在这旁边，江西会馆。”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你把地摊儿收拾一下，这几件东西就不要卖啦。明天我派人来找你详细谈一次，唔，你叫什么名字？” “任安平。” 任安平万没料到与他谈话的是位老红军，师级干部。而且，第二天便有位王参谋乘吉普车来江西会馆接这位“铁道工程师”去郊区新组建的装甲兵学校谈话。有关负责干部问他愿不愿为学校绘制一批坦克车的教学挂图？他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当天就画了一张“曲轴”零件图作为“考试答卷”，博得了对方的初步信任。此后，每天有吉普车接送，而且一小时工资一万元（旧币），连江西会馆里的人们也对他另眼看待了。最令任安平感激的，是王参谋把患病的任大可送进部队医院，免费治好了这孩子的伤寒综合症。 任安平画挂图十分认真，画得也相当好。一则，他学过测绘，装甲兵学校提供的实物教具，恰恰是缴获“国军”的坦克车，“少将教官”对它非常熟悉，无论它的发动机总成，还是活塞、连杆等各种零件，以及枪炮等附件，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二则，任安平的智商并不低，外边正在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他却能够躲进解放军的学校里画图，这真是“天赐良机”啊，怎能不尽心尽力“埋头”干活儿哩！ 那位师级干部并没忘掉“铁道工程师”，便责成保卫科对任安平进行审查，先是叫他写了一份自传，并且要他拿出毕业证书、聘书、证件，以及能够证明他履历表上各段历史的证明人的姓名住址。这是一番好意，装甲兵学校并非不需要工程师呀。然而，任安平却什么证件也拿不出来。他只能继续撒谎，咬牙切齿地咒骂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抢光了他的一切。 “装甲兵学校当然不会留用我了，”任老头儿对陆晓丹说，“我也警觉起来，不敢在那里继续撒谎了，画完那套教学图就赶紧走人，免得露出破绽。中国有句古话：言多有失。回到江西会馆，我也闭口不提什么铁道工程师了。然而，解放军的吉普车接送，儿子从部队医院归来，王参谋还送给一条军毯，一件军用棉大衣，这一切都在无意之中帮了我天大的忙！当时镇反运动高潮已过，也没有什么人怀疑我是暗藏的反革命了。简单截说，我捡了一条命，我儿子也捡了一条命。” “陆小姐，说说你的经历好吗？”任老头儿昨天侃得痛快，却是侃累了。今天玲玲上学之后，他想歇歇唇舌，便先发制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术。 “我有什么经历呀！”陆晓丹笑了一下，又修饰自己的话，“我太年轻，当然不能说没有经历，但在您老面前，真是不值一提。讲出来也是些个浅薄的小玩艺儿。” “青年人可不要妄自菲薄呀。你们的知识面儿比我们这一代人宽阔得多！古人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看当年的秀才，充其量只能读到几本书，所谓的‘天下事’也超不出国境线，甚至仅仅是长城以内的若干事。我敢断定那些秀才没学过世界地理。他们可能把孔夫子的书背得滚瓜烂熟，当然啦，孔夫子是大学问家，可是孔夫子并没看过电视。连我看电视都是这10来年的事儿嘛。可别小瞧了这台电视机，有它没它大不一样。有了它，世界各地的画面儿直接送到眼前，你才能说不出门也知天下事！从这一点来讲，你陆小姐的知识面儿比孔夫子宽得多。” 原来老家伙也会吹捧年轻人。而且年轻人同样吃捧。一捧就晕头转向，立马上当。 “我这一生当中，”她头一句话就有夸张之嫌，急忙改口，“不对，请原谅我用词不当。在我的前半生当中，生活的道路上，有过三个转折点。我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这不能不影响我的性格。有人说，没有父亲的孩子胆儿小。我那时候就是小心翼翼地念书，不敢跟同学争吵，更不敢得罪老师和邻居。妈妈每天晚饭后就急忙插上了房门，寡妇门前是非多嘛。她的忧虑变成了我的孤僻。同时，也给了我关门看小说的充裕时间。家里的书不少。我悄悄地爱上了文学，在书里寻找朋友，陪着林黛玉流眼泪，甚至很佩服妙玉的高洁。 “第二个转折点是我18岁的时候，考上了医科大学，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心中充满了热情和希望，有了自信心。可是妈妈这年去了香港，嫁给了她早年的同学、中年丧偶的林子平先生。俗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拦不住的事情。我并不想阻拦。我可怜妈妈，同情妈妈，林叔叔也是个好人嘛。但是，妈妈改嫁，也搅乱了我思想。我心里像是打翻了许多调料罐罐，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实际上没了家！住房紧张的姨妈搬进了我的家，我住在学生宿舍里，星期六回趟家吧，反而成了客人，产生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可我心里又愤愤不平，认为命运对我太不公平，我不服这口气。不是怨恨妈妈和姨妈，而是怨恨命运。这时我是个没有收入的穷学生，妈妈经常寄钱回来，我认为这些港币姓林，不姓陆，就不去提取，让它自动退回香港去。我决心向命运挑战了！ “第三个转折点是我读了两年医大之后的自动退学。说实话，这两年医大我没有好好读书。我不喜欢医学。报考医大是妈妈的旨意。她认为文学危险，医学保险。可是我的思想起了变化。据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有记者询问美国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这是个毫不客气的提问。尼克松答得挺巧妙，他说，我很喜欢中文‘危机’这个词儿——既有危险，又有机会，这符合我的性格。任老，您别惊讶，这也符合我陆晓丹的性格！当时，我已经没有读完六年科班大学的耐心了。妈妈说文学危险，可是我爱上了它呀，既有危险又有机会嘛。我不愿意再由别人来安排我的命运了？ “机会果然来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高考名落孙山，在家待业，开始写诗，感情相当奔放。他来找我，说是要骑自行车沿着黄河走8个省，进行人文调查，体味人生。文学就是人学嘛！这个命题具有非凡的诱惑力。同行的有他哥哥和他哥哥的两位朋友，其中还有位女友，都是从北大荒归来的知青，而且都是文学爱好者，发表过多篇小说和诗歌的未来作家。他问我能不能休学半年参加这次自主旅行？哈，我告诉他，何必休学，婆婆妈妈的，干脆退学不是更自由嘛！” 听了这三个“转折点”，任老头儿更加喜欢陆晓丹了。他忽然想起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的一段唱腔：这个女人呀不寻常……只是没唱出声来。 “瞧，这就是我的经历，枯燥乏味。”她抬头看了一眼挂钟，“您吃药吧，我也该做饭去啦。” “别走，”任老头儿差点伸出手去，想把站起身来的陆小姐拽住，可是他看见了自己手背上的许多黑褐色老年班，才有了分寸，君子动口不动手，“别着急，接着往下讲嘛，5个年轻人，三男二女，自由旅行，想必非常精彩！” “是三男二女，但也精彩不到‘二桃杀三士’的程度！” 果然像个阿庆嫂，好一张利嘴。任老头儿收敛了，接过陆小姐递过来的消渴丸和水杯，“好好，遵医嘱，按时吃药。” “您还得明白，这消渴丸一定在饭前吃，提前20分钟，让这药力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的时候正好吃饭，这才有效。” 任老头儿吃完药，搬把椅子坐到厨房门口，帮着择菜，看陆小姐煮饭，也不耽误谈话。 “病人是想明白点儿病理，药理。可惜大夫们太忙，急匆匆地上班，慌慌张张地下班，风风火火地挤公共汽车，赶回家去肯定也得买菜做饭，洗衣服刷碗，跟公社的女社员差不多，肩挑两副重担。她们没工夫给我讲病理。我也能理解大夫们的难处。” 陆晓丹好像又听出了一点门道，喏，任老头儿讲的女社员，跟爸爸小说稿里描绘的农村妇女多么近似呀，肩担两副重担！但她不做追究，急火汤圆吃不得，还是慢慢来。 “任老，这病理、药理我也说不透。我不是个合格的医护人员。只能说个大概。人的饮食当中，许多东西，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吧，经过初步消化之后都会转化为糖。但是，人身并不能直接吸收糖，还要由胰岛素来把它分解为各种氨基酸，才能吸收。如果胰脏功能紊乱，或者衰退，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么，血液里的糖就会积存起来，这就是高血糖。同时，还必须通过肾脏把这些无法吸收的糖份排出体外，这就表现为尿糖。您想，病人吃的食物不能充分吸收，还要大量的水将它排泄出去，这种恶性循环，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吃得多、喝得多，反而口渴和消瘦。中医根据这些症状，就管糖尿病叫消渴症。” 陆晓丹的解说，是否正确，也没人追究。但她的存在，确实消除了任老头儿的孤独感。也许这就是陪老女的价值吧？也许，当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率先进入小康社会的时候，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陪老女这个新兴的职业，同样会发展起来哩。 香港出书比内地快得多。今年春天陆晓丹以探亲的名义赴港，将父亲这部手稿交给了妈妈。她妈妈有个情绪化的名字叫何爱君，也确实是在内心深处仍然爱恋着前夫陆钧。她收到陆钧这部遣稿之后，百感交集，情绪波动，以致3个多月未能进行案头编辑工作。后来还是在丈夫林子平的劝说和协助之下，才把稿子编完。至于印刷，那就很快了，激光照排，电脑校对，自动装订，没用一周时间就在书店上架销售了。 这本装帧精美的长篇小说《司马台考》印数不多，仅2000册。这也是香港的行市，如果畅销，他们可以不停地重印，再版一二十次也不稀罕；如果滞销，就不至于大量积压赔钱。当然啦，林子平与何爱君的两人出版社对这本书并不从金钱的角度考虑，不把盈亏放在心上，主要是为了纪念陆钧，慰藉作者的亲友同学，以及，在林子平的心目中，这本书还具有民俗和学术价值。如果只从钱眼里看问题，这本书是不可能在香港出版的，就算何爱君坚持出，林子平也会给它改个具有吸引力的书名。嗐，《司马台考》，这样严肃的书名，老气横秋，远不如什么小寡妇或者无头女尸刺激人。 不管怎么说吧，《司马台考》也是陆钧自己起的书名，何爱君喜欢就行，林子平何必反对。今天，陆晓丹收到邮包，20本精装《司马台考》，其中10本有何爱君的签字，题款赠送陆钧的生前友好，另外10本由晓丹赠送她自己的朋友。邮单附言中说：内地各大图书馆，已分别寄赠了200册，请放心。 请谁放心呢？陆晓丹琢磨了好一会子，只能理解为请父亲的在天之灵放心。当然啦，也是让妈妈自己安心，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啊。不过，陆晓丹并不喜欢这个“请放心”——了却心愿，预示着妈妈与“往事”离得更远了。 陆晓丹在这本书里，首先看到了父亲的遗像，父母抱着丹丹一起照的“全家福”，父亲手稿的墨迹，还有妈妈写的序言。所有这些都是斟满了感情的浓酒。她的眼泪滴落在书上，啵啵有声……另一张照片是巍峨的司马台长城，这是陆钧1972年结束下放劳动、奉调回城时亲手拍摄的。大概用的是国产135相机和国产胶片，那年月极少可能用上进口相机和彩色胶卷嘛。放大制版，景像模糊，影影绰绰还可看出那长城脚下的山坡上似乎有几只兔子羊。陆晓丹心头一动，当时就想拿给任安平老先生看看，最好是送他一本书，证实一下眼前的任老头儿与书中的怪老头儿是否同属一人。但一转念，证实之后一切都将黯然失色，任老头儿再讲他那传奇式的经历时也会受到怪老头的制约了吧！急什么呢，等他讲出一些“新”玩艺儿来之后，再送书也不迟嘛。陆晓丹最厌烦教师或干部照着讲稿上课、作报告，干干巴巴，死气沉沉，而且，纯属浪费时间，既然写成了书面文章，干脆印发给我们好啦，何苦把大家拘到一起听你照本宣科念一遍哩！她也有另外的经验，每当教师或干部脱开讲稿自己发挥的时候，那内容大多是生动活泼、紧密联系实际的。因此，这本《司马台考》还是先不出手为好，免得任老头儿拿它当讲义。 “任老，您接着往下讲吧。您的这些故事、往事，我听着却很新鲜！” 玲玲上学之后，陪老女的业务之一，便是陪任老头儿聊天儿。 “我讲到哪儿啦？” “讲到镇反运动的高潮已过，您也离开了装甲兵学校，回到江西会馆。这以后呢？” “你的记性儿真好！我讲，往下讲……” 老人是喜欢说话的。交谈是人类互相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人体的各个器官、各种机能，经常使用的就发达、就灵敏；反之就会衰退、老化。交谈，不仅动用喉舌，更重要的是活动肺部、大脑和情感。所以，有些可怜的老年人，失去了谈话对象就自言自语，唠唠叨叨。有的甚至花钱雇个大活人来听他讲话。 “镇反过后，宣武门这一带普遍完善了户口登记。我并不傻，趁着这个机会在顺城街租了一间民房，带着孩子搬出江西会馆，赶上了户口登记。这个窍门儿我找准了，在顺城街登记，是长期户口，要在江西会馆登记，那可就是临时户口啦。一般平民百姓并不在意这件事儿，我可是十分在意。有了北京的长期户口，也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呐。陆小姐你这样想一下，今天，要想在北京落个正式户口，那该有多难呐！” 任安平说的是实情。这个户口非常重要。北京是首都嘛！镇反过后，为了加强治安管理，人民政府便将无业游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这一条很必要。譬如，白纸坊、崇文门、前门外八大胡同的技院查封之后，这一大群烟花女儿也不能轰到大街上去饿死呀。又如，反动会道门的头目镇压了。他手下那些偷鸡摸狗、欺行霸市、游手好闲的喽罗们，也不能“消灭”掉吧。再如，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党政军警人员，既不够“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杠杠，又不能留用的，包括他们的家属，也得给出路、给饭吃吧。为此，各级人民政府，一是加强户籍管理，二是分区、分片、分街道、分胡同地将闲散人员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动。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也能发挥其技能和专长。 街道干部听说任安平会画图，“解放军还派吉普车接他去画图哩！”便认定了他是个人材，很快就被“组织”到琉璃厂一家誊印社去当画匠。 “我当然是巴不得地去当画匠啦！”任老头儿笑着说，“因为画匠比少将安全。况且，我在装甲兵学校挣的那点儿钞票有限，爷儿俩一天三顿嚼谷，还租了间破平房，我还得给一年蹿半头的大可置办棉衣裳，还得给他买块石板写字儿——转眼就该上小学啦……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正常的收入才行。 “在誊印社画什么呢？什么都画！叫我画啥就画啥。当时尚未公私合营。找我们印东西的既有商店字号，也有工厂、单位、学校、机关、个人。譬如，印请柬，奖状，戏单，包装纸，彩票，入场券，名片，名帖，信封，信笺，乃至门神，灶王爷，招贴画，宣传画儿。要印就先得画出花样子来，包括写美术字，说好听点儿叫做工艺美术设计。说难听点儿是打鸭子上架——全由我这位画匠承担！ “陆小姐，您一定要问我会画吗？会！只要肚皮知道饿，就得会！只要把少将藏起来当画匠，就应该会！嗐，我并不笨嘛，好赖也是个走南闯北的黄埔毕业生呀，能画坦克车、机关枪，就应该能画观音菩萨和兔儿爷。至于写字，行、草、楷书和机械制图惯用的仿宋体，我本来就会，逼急了，把它们‘混合编队’，来点儿浪漫主义，再来点毕加索式的变形，哈哈，这美术字可不就出来了嘛！ “当然喽，头三脚难踢。但我也有办法，自己投点儿资，留点儿神，买几本画报，《美术字帖》，《广告画入门》，再收集一些点心匣子、茶叶筒、年画、贺年片、香烟盒儿，哈哈，天下文章一大抄，兴你们剽窃文章，就不准我拼凑图案么？反正那时候既无商标法也无版权法。我怎么变戏法儿也无人追究。 “我们誊印社是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工资偏低，最初一月只给我2O万元旧币，也能凑合着活下来了。1956年国家职工普调工资，我们也跟着沾光，给我加到46元。这就很不错了。旺季西红柿一毛钱一筐，我就自制蕃茄酱，吃到来年开春儿。我这个画匠一直混到1966年搞‘四清’为止。工作队内查外调，追问我的历史，越追矛盾越多，我来回编瞎话，怎么也编不圆了，被迫承认是个中尉测绘员。我怕的是上尉那条杠杠——一越界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了呀！但人家决心深挖，又讲政策又攻心，讲明只要自动坦白，就可宽大处理。我哭了一场，承认是上尉。还不行！那就是个少校教官吧。这个价码儿，双方满意，拍板定案。工作队挖出个隐藏多年的国民党校官，成绩不小。我能隐瞒三级，也不吃亏。” 又到吃消渴丸的时间了。陆晓丹去拿药、倒水。任老头儿侃兴正浓，意犹未尽，又补充一句：“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我就被公安局遣送下乡‘监督劳动’去了，在密云县最北边的长城脚下当下放户。刚去一个月，北京城里就闹开了红卫兵。我大概是前世行过善，修下了善果——这次又捡了一条命！” 下午，玲玲照常去上学，任老头儿却是憋得难受，午觉也没睡踏实，就把陆小姐叫过来继续听他侃大山。不把当下放户白捡一条命的故事讲完，老头子就能憋出病来。 陆晓丹理解这种一吐为快的生理现象。前不久她刚从《参考消息》上读到一则新闻，日本医生和心理学家共同发现了“女人比男人长寿”的原因，就在于女人爱哭爱唠叨，更有许多女人属于长舌妇，张家长李家短，一天到晚不停嘴地说话，将心中的委屈、气忿、郁闷全都及时干净彻底地吐了出来，所以，“舌头长寿命也长”。陆晓丹想，这是极有道理的。中医学说，认为癌症的起因是“郁结”。换成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谁想不开谁得癌。”这话是有根据的，不信就回想一下“文革”当中不少知名人士接茬儿死于癌症，大概就是受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侮辱，这口窝囊气憋在肚里吐不出来，才郁结成恶性肿瘤的吧？因此，当代西医学便衍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心理医学，介乎于心理学和传统医学之间，对于治疗精神病颇见成效。西医历来就有个很大的缺陷，即“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未能将病人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所以才会发生“直了罗锅腰，人却死掉了”这样的笑话。中医则不然，它没像西医那样过细的分科，从来都是把病人当做整体来对待的。20世纪末期西医也提出了“整体医学”的理论。包括心理医学，都是西医的一大进步。因此，欧美出现了一些心理学医师，病人心里结了什么疙瘩，可以打电话与之交谈，不见面就能治病。陆晓丹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陪老女也算得半个心理学医师了吧？只要我善解人意，通过特护服务，能够排除老年人的寂寞和孤独感，甚至消解其内心的疙瘩——“郁结”，未尝不是这个新兴职业里带头“吃蜘蛛”的人！ 任老头儿容不得谈话对象细嚼慢咽地进行思索，便迫不及待地充当说书人了。 “1966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命令我收拾行李下乡，那阵仗儿也是相当紧张严厉的。大可上学晚，这时候正念高三，身体不错，喜欢打球，还没放学回家。我在民警的监督下收拾行李，心想，家里稍微好一点儿的东西都留给儿子吧，把这些家具、衣物拿出去陆续变卖，也还可以维持一年半载不致挨饿。因此，我只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条薄棉被，就被押走了。 “押到密云县的司马台村，我被‘交割’给治保委员。‘四清’中我交待的历史材料，也可以算作档案吧，则保存在公社政工组。我成了下放户，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既不同于本村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区别于后来插队落户的下放干部。譬如说，‘四类分子’每月都必须向治保委员汇报思想，生产队召开任何批斗会他们都必须站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也叫“陪斗”；我却可以坐在社员堆儿里跟革命群众一同受教育，不必揪出来当众‘照相’。而下放干部每月有4天公假，可以进城回家，按月还发工资；我却没有这份儿权利，出村必须向治保委员请假，连续碰了几回钉子，也就碰明白了——我是根本不准出村儿更不准进城的。治保委员是位复员军人，他曾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回北京？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像你这样的反动军官、国民党少校，要是落在北京的红卫兵手里，还能活到今天？在司马台当下放户，不批不斗，是你的运气！我这个治保委员，执行党的政策。大队党支部也不准造反派夺权，村里压根儿就没闹过红卫兵嘛。 “我很信服他的话。后来听说，他在解放军里当过排长，还是个懂政策的人。但是，在司马台，我心情很糟，实际困难也不小。第一件糟心事就是儿子的态度问题，大可去内蒙插队之前，根本不来见我一面，只写了一封短信，要跟反动老子断绝一切关系，脱胎换骨，走革命的道路。我看着这封绝情的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唉，当年要不是为了老婆孩子，我何苦从台湾回南京呢？又何苦从那最后一架飞机上跳下来呢？结果倒是老婆去了台湾，儿子去走革命道路，我老头子55岁来当下放户，监督劳动，老胳膊老腿儿的背筐检粪…… “捡粪并不累。生产队长也是个好人，看我岁数大了，又不会干农活儿，就拿我当个半劳动力，定了个死工分，一天记5分——壮劳力是10分儿——在经济上并不歧视我，跟老年社员同等待遇。我的任务就是在村子里和山坡上捡粪。陆小姐你不知道啊，城里人，文化人，觉得粪便是污秽之物，还常常把一些破烂货比作粪土；可是，在农民心目中，粪土就变成了宝贝！毛泽东是农民家庭出身，所以他说‘有土斯有粮’。司马台的社员们增产粮食的绝招儿就是‘粪大水勤’。可惜的是这长城脚下的山坡地十分贫瘠，又缺水又缺肥，所以生产队长才派我常年累月去专职捡粪。他说，你要细心，连兔子屎也给我捡回来！ “陆小姐你甭笑。当时我也想笑。后来才明白，在这长城脚下，半天儿要捡满一筐粪并非易事。这里没有成群的牛马，生产队的十几头小毛驴儿也是‘瘦驴拉硬屎’，我就算一泡不丢全捡起来也不足半筐。此外，就是过路之人在城墙根儿拉的‘野屎’。幸亏这一带还有野兽，我每天都能捡到狼粪、狐狸粪、野猪粪，以及羊粪蛋儿——这里只有兔子羊，个头儿很小，所以这羊粪蛋儿跟生产队长说的兔子屎也就很难分辨了。 “最大的难题儿不是捡粪，而是司马台村太小太穷了，社员家谁愿意腾出一间房来给我这个下放户长期居住哩，更没人敢叫我这反动军官住到他屋里去。村里倒是有几处砖瓦房，从前是地主家的宅院和祠堂，现在分别由生产队的队部、会计、保管员、电工、民兵连部、饲养员、供销店和小学校占用，虽属公房，却是要害部门，除非传唤，我捡粪都离它远点儿，绕着走。初来乍到的时候，治保委员叫我暂且在饲养员的屋里住了7晚上，可是那位喂驴的老贫农革命警惕性颇高，我上炕睡觉，他就不敢合眼，惟恐我半夜偷着给毛驴下毒药，而且白天就找干部去告状，给治保委员提了七七四十九条意见。这位复员军人也没辙了，只好对我说：“任安平，咱司马台的民房太少，可长城上的箭楼子倒是有100多座。你到保管员那儿领几捆谷草，找个就近的箭楼子先住俩月吧，入冬以前冻不死你。容我一段时间，队委开会的时候再研究个办法，下雪之前给你解决个有火炕的住处。 “就这样，我自由自在地住进了离村最近的一座砖石箭楼。治保委员和生产队长分头前来看过好几趟，每趟都给捎来几件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用具，还批准我先到保管员那里预支了90斤口粮。我身上多少还有点钱，去供销店买了盐、水桶、火柴、蜡烛、竹壳暖水瓶。我投资最大也是最有远见的一项基本建设，就是花20块钱从社员家里买了一窝5只兔子羊，人家还白送我一条小黄狗。等到下雪的时候，我已经在箭楼的第一层建起了个温暖的家！” 说到这个家，任老头儿眉毛挑起老高，洋洋得意，一件件一桩桩仔细道来，如数家珍。他在每天完成捡粪两大筐的任务之余，便去搬运坍塌的城砖，和一坑黄泥，把他居住的这座箭楼第一层的马道和箭孔砌得严严实实，向阳面留了门窗，室内还搭了一方火炕并砌了烧炕的灶火门和烟道。灶口卧上一只铁锅，灶膛旁边埋进一只温水罐，这样，捡些干柴枯枝，烧炕、做饭、温水“三位一体”，节约能源，烟道挥发余热，还起到东北火墙或日土暖气的作用。此外，小黄狗和兔子羊天天见长，夜晚关进室内，甚至抱上炕来，卧于身边脚下，互借体温，“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也组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家。家，这是个象形汉字，上面有个屋顶宝盖几，屋顶下面有个猪，猪为六畜之首，足以代表其它。今天，任安平的宝盖儿底下有一人一狗五只兔子羊，有锅有灶有炕有五米豆和水缸。哈，从任何意义上来衡量考察鉴定，这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家了！ 而且，为了拒野狼于家门之外，他还置备了三件武器：柴刀、电筒、烧火棍。尤其是这个手电筒，在野狼绿幽幽的小眼睛看来，一道雪亮的光柱横扫荒坡，简直就是恐龙再世，二郎神下凡。它虽然闻见了兔子羊的羶味儿，也只能夹起尾巴退避三舍，望“羊”兴叹了。 治保委员还是负责任的，他视察了下放户任安平这个家之后，正式提到队委会上讨论。全体队委一致同意，“就让任老头儿在箭楼子里长期住下去吧！”治保委员还说，“据我考察，他并不想乱说乱动，倒是有长期劳动改造的决心。”生产队长补充一条，“每天两大筐粪，连兔子屎都捡回来啦，劳动态度也不赖！” 说是长期住下去，可是谁也没料到，任安平在此仅仅住了14年。 任安平在箭楼子里住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司马台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从北京又发来了一位下放干部陆钧。虽然都是“发配”，而且是“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的论调儿占据统治地位，但这下放干部毕竟跟下放户有所不同。首先，陆钧是共产党员，有资格参加司马台总共7名党员的支部会，因此，全村贫下中农心里都纳闷儿：从来都是党员领导贫下中农，怎么这个戴眼镜的党员反倒要接受咱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不对劲儿啊，没准儿搞的又是“微服私访”、“扎根串连”那一套老把戏，今日假装谦虚，等他摸透了咱们贫下中农的底细，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民兵连长有没有捆人打人？生产队有没有瞒产私分？治保委员查夜的时候有没有调戏地主女儿？社员家的自留地有没有超标多留？有没有社员赶集上店偷卖粮棉油？养两口猪和10只鸡以上的社员户那饲料粮从何而来？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有没有外出跑运输挣钱“脱轨转向”？新开垦的荒地有没有瞒亩虚报、私种“黑田”的？果粮间作的北坡地有没有养树欺粮、对“以粮为纲”阳奉阴违的？社员户有没有预支借支集体粮款“损公肥私”又拒绝“破产还债”的？好哇，等这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摸准了咱的穴位、脉搏，他从下放干部摇身一变就是工作组，就是“四清”工作队员，揪住辫子下家伙，到那时候他可就不再虚心接受咱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喽！如此这般眼目下，咱还是不要“教育”他为妙。您听，这位陆眼镜在见面会上说的什么？“教育者先受教育”，“要当先生先当学生”，那您到底是先生还是学生呢？算啦，文化人说话云遮雾罩，弯弯绕，咱贫下中农听不懂，可也不能随便让您把咱绕进去！其次，陆眼镜干农活儿二把刀，可他干好干坏工资照拿，一分不少，还每月4天公假，急溜儿的进城回家，这跟下放户也大不一样。所以社员们便给下放干部编了一套顺口溜：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进城理发又洗澡。这顺口溜还可以接茬儿往下编。因为当时北京郊区276个公社、4000多个生产大队、1 多个生产队，几乎队队都有下放干部。大村十多位，七八位，小村三五位，司马台村又小又穷，仅仅接待了陆眼镜一位。而且贫下中农对下放干部的判断基本不错——他们只劳动（接受“再教育”）了一年多，就在那场“一打三反”的运动中全数摇身一变而成了宣传队，反过头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戴眼镜的陆钧是位文学编辑，当年只有38岁，经验阅历较浅，书生气十足，一人进村孤零零的，既没有预见到一年之后的“摇身一变”，也没有看到司马台村有什么资本主义倾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实在是太穷了，压根儿没有“资本”，何谈资本主义呢？当娘的听见母鸡咯咯一叫，就赶紧去鸡窝里摸出个蛋来，叫孩子双手捧着，小心翼翼，趁热乎送到供销店去换半斤粗盐，或者三盒取灯（火柴），以物易物，这就是社员与社会之间最常见的商品交换。金融、资本、利润、货币流通等等一切现代经济学的名词在这儿统统无用，大学毕业的陆眼镜只觉得眼睛湿润了，却说不出这鸡蛋换盐究竟属于什么主义？因此，当他“摇身一变”之后，也没有去割谁的“尾巴”。 陆眼镜进村头一年，处于“傻吃、傻睡、傻干活儿”的朦胧状态，大脑宁静加空白，连一首朦胧诗都没写过。第二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宣传队员，常被公社召去开会，汇报敌情，他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被认为“思想右倾”，至少是“思想懒惰”。此时，生产队的干部也对他存了戒心，怕他争当积极分子，“好大喜功”，乱割“尾巴”，所以敬而远之，连生产队长也不给他派活儿了。 陆钧处于这种上下对他都不信任、不喜欢的时刻，才与怪老头儿交上了朋友。 他二人相识的起因就很怪。陆钧在村里吃的是“派饭”，住的是“派房”——生产队长指派的一户贫农家里。唯一的困难是无法适应那个厕所——当地叫“漏茅房”，不但上边漏天，下边还跟猪圈连为一体，你刚蹲下，那只猪就过来张嘴等着了……陆眼镜大恐而逃。每天都去长城的墙根底下方便。最早发现他这个秘密的是任安平。他又多了一个捡粪的处所。这天，任安平在此捡了个钱包，毫无疑问是陆眼镜掉的，便主动送还给他。 “您！我真得谢谢您啦……这里边有我刚领的一个月工资，还有……嗐，我太粗心，您不送来我还没发现呢！我明天一大早儿就回北京，回家送工资去，那时候，还不把全家都急坏了哇！我怎么谢您才好呢？” 陆钧当场取出一半（40元）来赠送这个捡粪的老头儿，却遭到了拒绝。“同志，别从门缝里看人——把我瞧扁啦！”他扭头就走。 5天之后，陆钧拿着一瓶“二锅头”烧酒和一斤猪头肉，来到任安平住的箭楼子里聊天儿。这可是怪老头儿无法拒绝的了。 三杯烧酒落肚，年届花甲的任老头儿打开了话匣子。话题不是他自己的身世前途，而是这一段奇异的司马台长城。 他在这段长城脚下放羊捡粪整5年了，白天抬头就是长城，夜晚睡觉还在长城的敌楼之中。连梦里的故事，他的爱妻徐芳，爱子任大可，也是腾云驾雾来此长城脚下与他相会。尤其是那狂风暴雨肆虐，如卵冰雹劈头盖脸袭来之时，简直就像万马奔腾，飞箭如蝗，滚木擂石，火炮轰鸣。此乃兵家必争之地呀！是杨六郎镇守三关口？还是戚继光在此操练兵马呢？ 任安平看这段长城，真是达到了“滚瓜烂熟”熟透了的程度。这有一个从无意到有心的飞跃过程。最初，他和每一个外来人士一样，只感到这段司马台长城气势雄伟，十分险峻，高挡半边天，长城脚下又是一片荒凉景色而已。后来，当他搬运一些坍塌的城砖回“家”砌墙搭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块两尺半长的青方大砖上“铸”有“洪武八年”字样。再找，又在一块较小的褐黄色城砖上找见了“万历十年”的字迹。他把这两块不同的城砖留下，没有砌到火炕里去。但是，也还没有想明白，保留这两块城砖有什么用处。 现在，1971年国庆节之后，下放干部陆钧带着“二锅头”和猪头肉走进任安平居住5年的敌楼时，这位捡粪的怪老头儿才又把他保存了5年的带字的城砖搬出来，像珍贵文物般的请陆眼镜鉴赏。 “据我研究，”捡粪老头儿喝着烧酒，口气不小，“这段司马台长城——这也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在万历年间又进行过一次加固和维修。据我判断，这也是我国——汉族，2000年间不断修筑万里长城的历史上——军事史上，最后建成的一段防御工事了吧！此后，多尔衮领兵入关，满族人主中原，建成了统一的大清帝国，这边墙也就变成了内墙，失去了军事意义，无论是汉、满、蒙、回、藏，谁也不会在自家院子里再筑长城了！所以我认定这是最后一段长城。” 捡粪老头儿的这段话，听得文学编辑瞠目结舌，无以为答。不过，当任老头儿说出了这段长城更多的奇妙之处时，不愿意乱割农民“尾巴”、因而没事儿可干的陆钧，也对这段奇妙的长城逐渐产生了兴趣。直到1972年奉调回京之后，撰写那部长篇小说《司马台考》的过程中，他还数次回访司马台，与怪老头儿促膝长谈。 毕竟是受到了年代的限制，捡粪的怪老头儿对“思想右倾”的朋友陆眼镜也未敢以诚相待。交谈中，他只承认自己是个“少校教官”；在军官学校（未敢言明黄埔军校）读过一本有关万里长城——我国最大防御工事的资料书；在“二锅头”喝猛了的时刻，也说出了他曾为了妻儿从南京逃往台湾的最后一架飞机上跳下来的戏剧性“情节”。这些，都被陆眼镜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 捡粪老头儿对陆眼镜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司马台长城的奇妙之处。虽然陆眼镜也把它写进了小说稿，但那仅仅是任安平1975年以前的“研究心得”，还是受到了许多条件限制。远不如今天他对陆晓丹侃出来的内容更准确、更精彩。 “陆小姐，你不知道，大概也能理解。打倒‘四人帮’之后，虽然没有谁正式宣布对我解除‘监督劳动’，但村里对我的管束实际上大大放松了。我不但可以跟在内蒙插队的儿子通信；可以出村儿，到公社卫生院检查身体；可以买个半导体收音机听新闻；甚至还可以到生产大队的队部去看看《参考消息》。最令我感动的，是生产队长说：你老人家65啦，虽说身板还挺硬朗，到底也是老啦。队里的化肥供应充足，生猪养的也多了一倍，你这捡粪的活儿呀，可多可少，就不必死抠那一天两筐的定额啦。刮风下雨，不出工也行。队委会有个意见，再过两年，还可以把你也列入‘五保户’呐！由集体保证你的口粮、穿衣、住房、烧煤和看病。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 “有了这样宽松的条件，我就进一步考察研究这段奇妙的长城了。其实就是有计划地去爬长城，对每一座箭楼子都测量一番。” 陆晓丹吃惊地问：“那时候您都65岁啦，还能爬长城？” “而且是未经修整的、破破烂烂的城墙。”任老头儿提醒她，“跟现在向游人开放的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可不一样！碎砖乱石，荆棘杂草，浮土青苔，断垣裂缝，难爬得很。我之所以爬得动，主要得益于5件事：我是军人出身，身体底子好；天天捡粪，腿脚轻快；山区的空气新鲜，没有工业污染，我的心肺功能不比年轻人差；第四条是兔子羊给了我很大帮助。那些年我一直养着五六只免子羊，夜晚抱到炕上暖身子不得寒腿；下了羊羔儿，我就把老羊宰了，熬汤吃肉，睡羊皮褥子，对身体极有好处！最后一条，是我越研究越来劲儿，司马台长城把我迷住了！” 说到这儿，任老头两眼发亮了，坐直腰板儿，拉起侃大山的架式，滔滔不绝，比茶馆里的说书人还认真。 “原来这司马台长城是一段精美的艺术品！我测量过——请相信，虽然没有仪器，我这个少将战术教官却有多种进行实地测量的土办法。这段明长城全长19公里，建筑在一座扇形高山的分水岭之上。这座高山，巉岩陡峭，又像一条巨大的怪鱼，飞跃在燕山山脉的卧虎山和雾灵山之间，而那奇特的长城恰恰修筑在飞鱼山翘起的背鳍之上！骄阳直射，山岩泛出铁锈红，那长城更像锯齿形鸡冠子顶上镶着的金边儿。 “第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此险峻的高山奇峰，悬崖峭壁，不筑长城，什么兵马又能从这刀刃儿上飞越呢？然而，明朝的大军事家的确在这山脊之上修筑了一条不可思议的长城。蓟镇的总兵戚继光和谭伦最后把它修饰加固成了完整的艺术品。 “说它是艺术品，这是我的研究结论。司马台长城段的19公里城墙上却有135座敌楼！密度非常之大。而且，每一座敌楼的设计、外形、内部结构和容量都不相同！这又是为什么呢？ “陆小姐，我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呀。从1976年打倒‘四人帮’，生产队给了我爬城墙的自由和时间，直到1979年，我才亲自考察完了这每一座敌楼。也正因为没有任何一座敌楼是重样儿的，它才吸引我从65岁爬到了68岁。 “总之，我用3年时间，掌握了这段19公里长城和它的135座敌楼的全部第一手资料。这些敌楼——明朝的边防工事，据我初步分类：有单眼楼，双眼楼，多眼楼；单层楼，双层楼，3层楼；有中开门和边开门的；门窗宽窄、高低不同，又分为砖券和石券；楼内结构复杂多变，有单室、双室和多室；开间布局有‘田’字形，‘日’字形，‘井’字形和‘川’字形；楼顶又可分为平顶，穹窿顶，船蓬顶，八角藻井顶，复斗式顶，四角钻天顶等等。而且所有这些变化，我认为在当时当地的攻防艺术上都各有各的功能和威力——因此，它的总体设计人，建筑师，必定是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伟大军事家，很可能就是戚继光将军本人！ “陆小姐，人是有偏爱的。俗话说，人心必有一偏。我是个战术教官，所以从这些防御工事的设计布局和内部构造上，不难看出我国明代军事家的攻防艺术和战略思想来。这比许多兵书都阐释得更实际，更生动，更具体。瞧吧，那19公里城墙也因地形之不同而变幻多端：有单边墙、双边墙、砖墙、石墙；有障碍墙、隐蔽墙、口袋墙、夹马墙、瓶颈口和捉鳖瓮城；有炮台、雉煤、箭孔、烧望台、烽火台和滚木架、擂石口；还有陷阶、护城沟、鹿砦坑和出城冲杀的马道！望着这些成龙配套的军事建筑群，我好像看到那人仰马翻的厮杀场面啦。 “这简直就是一座长城博物馆！我想，中国的防御工事，发展到明朝，是不是该作总结了呢？否则为什么要把万里长城各段各处的敌楼都挑选一个‘典型’集中到这里来兴建个长城博物馆呢？这里到底是实战需要还是戚继光将军操练兵马的演习场呢？这里一定隐藏着中国伟大军事家的艺术构思和梦想吧！难道最为尊重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就不能揭开这个美丽的谜么？” 侃山侃到关坎儿上，80岁的任老头儿竟然流下了几滴热泪。陆晓丹惊愕了。她一时难以理解老人复杂的心境，不敢拿毛巾给他擦脸，也不敢打断他的话语。 任老头儿好像从对方的表情里看出了点儿什么，自己苦笑一声，近似自言自语： “司马台长城，给了我极大的教育。我非常爱它！一个拣粪的老头子，从心眼儿里爱上了一截子古长城，如此疯魔，却不是笑话儿。爱国，从来就不是个空洞的词儿。一个少将军衔的反动教官，隐姓埋名，历尽风雨，却在这荒凉的长城脚下嬗变为一个爱国人士，陆小姐你能相信吗？” 在这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楼房里，热心美丽的陆晓丹陪着任老头儿回忆往事的同时，外部世界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事体却在飞速地运转着。许多事情的发展并不超出人们的预料，也可以说是循规蹈矩，顺理成章；也有些事情的发展只遵循它自身的特殊规律，曲折跳跃，出人意料，或者是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 玲玲放学回家，从楼下传达室带上一封徐芳寄自台北的航空信。通常来信，都是陆晓丹念给老人听，玲玲也跟着听。这次不然，陆晓丹看了信封，就连同老花眼镜一起递到了任老头儿手里，还故意把玲玲拉进厨房去择菜。她知道任老头儿的心脏、血压都还正常，否则真要准备几粒速效救心丸了。 任老头儿尽力控制住感情，不动声色地看完前妻的来信——信息量太大太猛，真的达到信息爆炸的程度了，他没有心脏病也得闭目养神，让心跳平稳下来呀。可是，电话铃又急促响起来，玲玲跑过去接电话，高兴地叫着：“爸爸！我是玲玲。爸爸你在哪儿……哟！你在香港啊……你快回来吧！玲玲想爸爸呀……好，请爷爷接电话……”玲玲已是哭声了。 任老头儿似乎已经知道了大可他要说些什么，依然神色平稳，接了电话，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好吧，来吧，42年不算短……趁着我还头脑清醒……陈怡是你的亲弟弟。不是我的儿子，我也欢迎他！” 这顿午饭谁也没吃好。玲玲非常懂事，爷爷不说，她就不问，心里想着爸爸，往嘴里使劲儿扒饭，很快就吃完了。陆晓丹当然更不会在饭桌上问人家的伤心事儿啦。其实，她已经听出了个眉目，猜出了个大概：陈怡是任大可的“亲弟弟”，却不是任老头儿的儿子，这种关系还不是明摆着的吗？假如我妈妈又添了个儿子，那不也是我的同母异父兄弟么？徐芳去台湾的时候不过30来岁，不改嫁她怎么生活？谁也不该责怪这种事情的！陆晓丹偷眼看看任老头儿故作镇静的吃饭姿势，并不认为他会犯病。 表面上一切如常。午睡过后，玲玲上学，任老头儿起床。陆晓丹双手捧过来一本精装的《司马台考》，送给书中的主人公——拣粪14年、擅长饲养兔子羊、又深深爱上长城博物馆的怪老头儿。 “这是我父亲陆钧的遗作。书中的怪老头儿是陆眼镜的朋友。请允许我代表妈妈将这本《司马台考》送给您，作个永久的纪念吧！” 直到此时，任老头儿的心血才冲决了感情的闸门，“晓丹！我的好侄女儿……”一语未毕，泪如雨下。 这“红颜”“白发”之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安闲自在地侃大山了。由于任大可和他同母异父的兄弟陈怡明天就从香港直飞北京，任安平与陆晓丹只能用简洁的语言互相商讨、交底，以应付命运对他们新的挑战。 “任伯伯，”晓丹改变了称呼，“大可他们回来之后，我就完成了特护任务，不说辞职，也得回我姨妈家去住啦。” 任安平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将徐芳的来信给她看了，又开门见山地向她提出问题：“晓丹，这几个月，你诱导我详细地诉说生平，不会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吧？孩子，对我要说实话。” 由于看了徐芳的来信，陆晓丹才鼓足了勇气，说出她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10年前就露头了——继承父亲的事业，弃医从文，写小说，当作家——谁知连连受到挫折，但她并没灰心，而是继续“探索人生”。 她跟着同学们骑自行车沿黄河去作“人文调查”，只走了两个省，就摔伤了。同学们继续前进。她在县医院治疗3个月，花光了所有的钱和粮票，只提着12本采访笔记，瘸着腿回到了姨妈家。本来还可以设法复学，但她不服输，拿着这些笔记本，找到各个杂志社和出版社去谈话，请求帮助和指教，她要以此为素材撰写长篇小说。居然有位主编被感动了，预支她500元稿费维持生活（因为她把妈妈寄来的钱退回了香港）。一年以后，她的小说并没写成，那位主编却调动了工作。此后，为了扩充知识面，她到好几个行业去当临时工——不是人家不想长期雇用，而是她自动“改换门庭”。去年，她“换”到一位“大款”家中去当家庭教师，居然把那顽劣的“小皇帝”调教得不逃学、考5分了，但那个体“大款”从未脱俗，酒后动手动脚，酒醒了又送红包赔礼道歉，陆晓丹赶紧辞职。今春，奉母命去香港送手稿，白天上街乱哄哄，看了几晚电视，越发感到无聊，想起老师说的，香港是“文化沙漠”，便毅然回归北京。 “任伯伯，我看过父亲的手稿，一开始就猜想您是那位怪老头儿。这本《司马台考》出版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那内容远不如您侃大山侃得生动、精彩。所以就想，能不能由我来写一本续集呢？刚才，读了徐芳女士的信，更给了我不小的鼓舞。” 原来，1947年任安平在台北开了一间铺面很小的书店，由他的副官陈升负责经营。1949年，徐芳只身来至台北，就成了这间书店的老板娘。岁月飘忽，转眼42年过去，小小书店已发展成了中华图书公司。它与大陆、港澳、东南亚的华文出版社保有业务联系。当董事长徐芳见到这本《司马台考》，尤其是读到任安平跳飞机那个戏剧性情节时，便与香港的出版人何爱君取得了联系，才知道作者陆钧已经过世，也无处寻找“拣粪的怪老头儿”了。无巧不成书，此时任大可正在作内地货物经香港转口台湾的生意，便托对方在台湾报纸上登了一则“寻母启事”。很快，70岁的徐芳便带着小儿子陈怡来到香港与大可会面了。得知前夫已是人民政府的“参事”，徐芳又找到了儿子大可，那兴奋的心情也不是笔墨所能描绘的。从眼前的实事儿来说，任大可的生意自然是更好做了，而徐芳却不便于到北京来会见前夫。她想了个最顺当的事由——派次子陈怡到北京的司马台长城观光，同时出资聘请一位大陆的作家，将“拣粪的怪老头儿”如何升任政府参事的“福祉”等写成一本书，“敝公司决定付梓精印，台湾读者也必然欢迎！” “晓丹，这位大陆作家，我看最好就是聘请你啦。” “可是，任伯伯，我并不知道您是怎么回的北京，怎么当的参事呀。” 任老头儿一巴掌打在自己腿上，“呔，这还多亏了你爸爸做好事儿呀！1980年，统战部门清理‘文革’中难以处理的人民来信，这才根据你爸爸1972年提供的线索，派干部到司马台村来找我谈话。这次，我主动坦白了自己是个隐姓埋名的少将教官，黄埔八期毕业生。我本姓张，叫张……唉，今天连我都不愿意提它了。可是统战干部回去一查，张某人还是蒋经国在赣州时期的左膀右臂哩。于是便有人说了话：从前的统战对象大多是老蒋的袍泽，现在也该多团结一些小蒋的朋友啦。就是这样，一辆小汽车就把我接回了北京城……晓丹，我至今也怀念着那长城博物馆，怀念着司马台的乡亲们！等大可他们回来，叫辆车，我领你们去司马台观光！” 夜晚，任老头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好像又在攀登那奇妙的司马台长城。他豁出命去爬“云梯”，过“天桥”，一定要亲自登临每一座危楼去看个究竟。这“云梯”是100级很陡的台阶，又叫“百级通天石凳”，脚下云雾翻滚，只有大胆爬上去，才能到达“仙女楼”——对，这里每一座敌楼都有个美丽的名字，刻在门相上，谁也不知道这“仙女”与实战有何关系？ 过“天桥”就更绝了。这里的山脊本身就像刀刃那样窄，长城修到此处变成了单砖墙。长约百米的“天桥”只有一块砖那么宽，两侧悬崖绝壁，雾汽蒸腾，戚继光在这刀刃上筑墙真有实战的需要么？还是仅仅为了壮观？为了艺术？ 过了“天桥”，才能到达这座长城博物馆的制高点“望京楼”。任老头儿顿觉心旷神怡，天高气爽，浑身热汗顷刻全消。 “晓丹，你眼力好，极目远眺，能望见北京城吗？” 他的梦呓，真的唤来了陆晓丹和玲玲。开了灯，老人家也披衣起身，心思还留在长城上。 “是我叫你们了吗？来得好。晓丹，你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一定要解开我心里的谜。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个美丽的谜。武术变成了功夫。太极拳变成了养生之道。南拳北脚变成了花拳绣腿。攥拳头打人变成了花巴掌和一指禅。致人于死地的点穴法变成了针灸医术。十八般武艺变成了京剧武打艺术……天呐，这万里长城修建2000年，腥风血雨，马革裹尸，修到最后难道也变成了旅游景点、文物、艺术品了么？”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作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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