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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看病理发又洗澡……”这是北京郊区农民给我们下放干部编的顺口溜，绘声绘色，哭笑不得，谁都可以接茬再往下编几句，作为一种口头儿文学，在田间地头磨牙玩儿。 哈，转眼20年过去，好比换了人间。我真想借用毛泽东同志一句豪迈的诗词：弹指一挥间！ 遥想当年，我们几万名连“五七干校”都不屑于收留的干部，在体育馆屏气聆听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便捏着鼻子连夜写决心书，申请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以焕发革命青春；其实，我们的花名册早已内定，而且已经分配到京郊4000多个生产大队去了，也就是说，您写不写申请，有没有决心，全都一样。 这花名册也是精心搭配的。“最高指示”有言在先：老弱病残者除外。我们的花名册上却是品种齐全：男女老少，党政财文，红黑白绿，酸甜苦辣。从纸面上看，颇像个干部班子；深入品味一下，又像个荤素搭配的拼盘儿。其中一个被端到燕山南麓花山大队的七色小拼盘里便盛着我和老夏。因此，我与老夏的邂遁，以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等等，完全应该感谢精心配制这个拼盘的厨师。 老夏比我年轻几岁，刚28。本来应该被称为小夏的，20郎当岁儿焉可称老？只因为我们所有的下放干部都姓下，都是“老下”，所以他也就水涨船高地自动升格为老夏了。 另有一解，北京话，老就是小，譬如，老儿子，就是小儿子；老疙瘩，就是父母进入老年之后才生养的宝贝疙瘩，自然是最小的孩儿了。中学教师夏如金同志是我们这个7人下放干部小组里最年轻的，因此也有资格称老夏。 在我们7人当中，老夏最受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欢迎。为啥？原因好几层。最显见的是他年轻力壮，拔麦子，一猫腰，一弯腿，伸出双臂如章鱼触角又如大象鼻子，唰唰唰，将大把的麦子连根拔起，往前迈步的同时将麦根儿往脚弓子上那么一磕，磕掉泥土，这一把刚放铺儿，下一把又拔了起来，哈，摽住打头的生产队长，从这地头拔到那边地头儿，农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儿也休想把他拉下。还有提耧下种，撸锄把儿耪青，扛粮食上囤，起圈捣粪搭炕脱坯，最巧最脏最累的农活儿一学就会，所以大伙儿公认老夏改造思想最彻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最大。 很快，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便将老夏树为我们下放干部的标兵了。油印的“先进标兵材料”里，除了说他热爱劳动之外，还说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扎根农村的坚强决心。这实际行动便是“四带”。 “四带”是何人发明创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是谢富治主任在动员报告里郑重宣布的革命化措施，所以也就代表了“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我们下放插队的干部必须：带工资，带档案，带家属，带户口。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机关干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实际困难，头一年工资照发，从第二年起可就要跟社员一样挣工分过日子了。总之一句话，我们这些干部及家属今后永远当农民。 此事遇到了各方面软磨硬泡式的抵制。以我而言，工资、档案由组织上转了下去，本人无可奈何；却借口妻子在工厂工作，也是生产劳动第一线嘛，也可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呀，所以迟迟不办理带家属和户口下乡的手续，妄图给自身日后回城留个据点。从生产队的角度说，也不欢迎我们把家属带下乡，去挤住社员的房子，挤吃社员的口粮，挤挣社员的工分儿。因此种种，我们7人之中只有老夏一人做到了“四带”。后来一打听，在几万插队干部中，做到“四带”的也属凤毛麟角；老夏受表扬，当标兵，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绝对没人敢于不服气的。 我私下里问过他：“老夏，你……四带，当然首先是为了响应革委会的号召，为了自身革命化啦，不过，唉，我的阶级觉悟太低，还是想知道，你这样做，有没有别的具体原因？当然，请原谅，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哈，请多多批评！” 我拐弯抹角的这么一问，他嘴唇动一动，动几动，变为抽搐，红了眼圈儿，却没说出话来，大概是触到了伤心处。我从此再也不敢问了。 插队生涯，你若有心，也可以长长见识。我国本是以农立国嘛，如从人口比例上看，简直就可以说是个农业国。跟农民厮混熟了，你就会发现，城里人也大都带有农民的气息。在一次学习会上，讨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为了热炕头上多坐一会儿，少下地劳动一会儿，我便说得嘴滑，侃开了：“我认为农民最伟大！谁敢说不吃粮食呢？农业发展纲要提到的粮棉油、茶丝麻、猪禽蛋、果药杂，12大类农产品，谁离得了；所以城里人千万不可忘本，以农为本嘛。而且，我还看透了，城里人与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肉关系，喏，许多干部，其实就是穿干部服的农民！工人就是穿工作服的农民，军人就是穿军装的农民。我们把农民的优点和缺点统统带到城里去了……” 说到这儿，主持讨论会的军代表皱了一下眉头，盯着我问：“农民的缺点是什么？” “随地吐痰。” “你这发言到底是啥意思？”他想抓辫子。 “我认为，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 这位军代表只有高中文化，怎么说得过我哩。10天之后，再见面时，他肯定看过了我的档案或履历表，才笑嘻嘻地说：“原来你也是XX军的！你转业那年我刚参军。以后你就当学习小组长吧。” 此后我便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因为学习就等于休息，“老下”们对我格外拥护。 只有老夏不爱学习。他属于傻吃傻睡傻干活儿的那种类型。开讨论会也不发言，有时候还溜号，跑到机务队修理手扶拖拉机去了。 管理我们“老下”的，除了政工组和军代表之外，那顶头上司便是花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 这位支书是位模样俊俏的大姑娘。学名傅爱莲，小名莲儿头——这实在是莲丫头的变通叫法。乡亲们，老辈儿的，不习惯叫她的学名大号；可是也不好意思管支部书记叫丫头什么的，便把舌尖儿一卷，卷出个既亲切又礼貌的爱称“莲儿头”来。同辈人，长几岁的，也叫她莲儿头；小几岁的，当面叫支书，背地里则叫她莲蓬头，因为莲蓬的心眼儿特多。 莲儿头听说要来一批下放干部，花山大队摊给7个名额，还不准不收，心眼儿一动，便事先到公社政工组去看了我们的花名册。“初选”之后，又骑车来到县“革委会”政工组找她大哥，进一步查看了我们的档案。因此，我们这个七色小拼盘儿，实在是由莲丫头亲自挑选的——就好比您去长城饭店吃一顿自助餐，上百种菜肴点心什么的由您自己动手挑着吃，吃饱为止，既便宜又实惠。 傅爱莲本是县中高三班的造反派小头目，把母校反得鸡飞狗跳墙、停课闹革命、满院子长荒草之后，回到本村当了一名机手；又赶上“双突”——在她大哥的福荫之下成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物。但是，当了花山大队“第一把手”之后，面对着本村1000多口儿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打架骂瓜，以及2000多亩地的耕耙播收、化肥农药、机电柴油，种种难题儿逼得她不能不迅速改变立场，由造反派变成了个务实派。她就是以务实的眼光挑选我们这个七色小拼盘的，而且对这7样菜非常重视。本来嘛，这是要吃进肚里去的“进口货”呀，怎能不挑肥拣瘦哩？ 莲儿头既不相信姚文元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更不赞成张春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她私下里对大哥说：“八亿农民，除了疯子傻子，谁都知道苗比草好！”大哥点点头，教导妹子：“这年头儿，一定要学会说大话，也一定要学会办实事儿。否则，全村乡亲们就得跟着你喝西北风去！”所以，莲儿头挑选的这7样菜，都是清一色的“臭老九”。回村之后，她还在支委扩大会上努力说服众位村干部：“知识分子好比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我们这7样菜之中，最好“吃”的就是老夏。喏，农机学院毕业，可在机务队当个不领工资的技术员；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儿子必然胆小，听话；连老母带户口全都落在了花山大队，有可能变为社员们喜爱的“永久”牌（自行车），而不是“飞鸽”牌；最重要的一条，夏如金是单身汉——这一点莲儿头心中有数，并未在支委扩大会上当做优点亮出来。 京东一带的大姑娘，统称为姑奶奶。这些姑奶奶们心里也有个小九九：一嫁工，二嫁干，三军四商五教员，就是不嫁庄稼汉！这些顺口溜，连那没文化的傻大姐儿，或者没模样儿的歪瓜裂枣都会念叨，逞论人材出众心眼儿特多的莲蓬头哩！ 她选中了夏如金。指派他到机务队去负责维修那3台手扶拖拉机和30多台抽水机、小钢磨，又培训机手，管油管电，俨然成了机务队的师傅兼二队长。这比我们随大拨儿下地撸锄把儿的“老下”舒服多了也风光多了，更重要的是政治地位变多了——本村青年，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而又不是干部子女的，都没资格当机手；而老夏一跃就当了贫下中农的师傅，比我们这些只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下”岂不是高升了两级甚至大了两辈儿么！ 莲蓬头的第二招儿，是将夏如金多病的老母亲接到自家西厢房里供养了起来。不让这位教授夫人出工掰棒子摘棉花，也不让她在院里喂猪打狗烧火做饭，还隔三岔五的亲手端着饺子、面条、烙饼摊鸡蛋的去孝敬她老人家。此事不由老夏不感激涕零。他唯一的报恩方式便是将每月56元工资全部交给老母亲，让她想方设法地花在莲蓬头儿身上。 此事闹了个满城风雨——花山村不是城，但县城里也传开了。为了保护党支书莲儿头的名节，便由她大哥出面正式为老夏提亲说媒了。老夏跑到河边，望着北京城大哭一场之后，也就服服帖帖地做了新郎。 更有趣的是县“革委会”还下了个通报，表扬夏如金同志改造思想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插队三年，林彪摔死了，“立竿见影”的话儿变成了笑料，我们这些“老下”也纷纷被抽调回城工作。临别之前，我问老夏今后作何打算？他苦笑着说：“教书！公社政工组已经决定调我到本社的农业中学去当教师。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开设一个农机专业班。你不知道吧，苏联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初期，国家分配30万台大拖拉机给集体农庄，由于机手培训跟不上，维修网点没建成，结果是三年之内拖拉机全部报废！依我看，北京郊区也走到这一步了。农村需要我，我就留下来。虽然有许多遗憾，但也用不着吃后悔药……” 我俩谈了大半夜，对于他那“许多遗憾”我还是没敢问个究竟。 事有凑巧，我回城之后被分配在农机局工作，经常下乡，也就短不了与老夏见面。 有一天，傅爱莲直接给我打电话，说老夏遭受了不白之冤，叫我马上去一趟，越快越好！ 我开车赶到花山大队，才知道是公社拖拉机站请老夏在围墙上写的一条大标语出了纸漏——“革委会”某领导乘车由此路过，当场将此标语定成了“反标”，下令要揪黑手！ 这条标语是：又修又造，平战结合，以机养机，以修为主。 我看完之后，哑然失笑。因为那位领导将它解释为：“又搞修正主义又造反，还准备武装暴动，以机会主义来养成机会，以修正主义为主要目的！” 我掏出市农机局的工作证给有关人员看了（附带说一句，我们当“老下”时是没有工作证的，如今有了，当然要亮出身份来好说话嘛），然后告诉他们：“这条标语是农机工作的方针。修是修理拖拉机，造是制造农具。县以下的农机修造厂和拖拉机站应该以维修为主，制造为辅。至于平战结合，指的是平时为农业生产服务，战时还可以维修军械兵器——这是符合毛主席全民皆兵伟大思想的呀！以机养机，指的是拖拉机农忙耕田，农闲跑运输，挣了钱又用来养拖拉机站，以减轻国家负担。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毛泽东思想呀！你们怎么如此无知，还要批判党的方针政策吗？” 对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说话，口气越大越好，必要时，给他上纲上线则更好。我的话刚说完，某领导派车查处“反标”的几个人已经满头冒汗，诺诺连声，夹起尾巴就溜了。老夏自然也就获得了“解放”。莲儿头却非拽我回家去包饺子喝二锅头不可。 此时“造反派”已经不吃香了，但也并不臭。花山大队的老书记官复原职，傅爱莲则调到公社拖拉机站当了支书。围墙上那条大标语就是她请丈夫夏如金写的，闹了一场虚惊，今天当然应该由她（其实是拖拉机站花钱）打酒买肉包饺子喽。 莲儿头业已为老更生育了3位千金，乳名大臭、二臭、三臭，长得都很好看。那为什么叫“臭臭”呢？四两二锅头落肚，老夏借酒对此作了充分的讲解。首先，这乳名是“臭臭”的奶奶、教授夫人给起的，老人家说，小孩子身上都有臊臭味儿，故名。其次，是莲儿头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认准了女孩儿都是臭丫头片子。再次，是老夏本人也喜欢这个臭字，因为它说明了是“臭老九”的血统，日后长大成人，仍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话，说得我鼻子酸酸的，无法插言。老夏为了解嘲，又加一条：“莲儿头盼个儿子，只要不见男孩儿，她就准备继续生下去！哈哈，我嘛，生活枯燥，八个样板戏反复看过好几遍了，实在缺少文娱活动，小俩口儿整天厮守在一起，不生孩子玩儿又干什么呢？” 话虽如此说，酸溜溜的没正经，但老夏的工作还是干得十分出色，他一手操办的农机专业班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事实上，农中毕业生能继续上大学的人数极少，百分之九十几的要回村参加劳动。这时候，农机专业班毕业的便成了宝贝，生产队、拖拉机站、农机修造厂争着抢！只因师资不足，教室、教具等条件限制，老夏无法扩大招生名额罢了。他告诉我：“如果上级支持，给几万元投资，我这个三年制的农机专业班就可以开办三个年级，每年都招新生，每年都有50名左右的中技生毕业。这样办下去，外公社的孩子也可以来读书，农村机手就有了可靠的来源啦！” 我向市农机局的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局党委很重视这个农机专业班，当即调拨了几台报废的拖拉机、电动机、水泵给他们做教具，后来又赠送了一批维修工具和钢材。经费比较难办，局长还是特批了一万元培训费给他们。由于“跑”这些钱和物，我变成了老夏的助手和联络员。附带说一句，7年前的干部下放劳动，虽然对知识分子带有歧视性和惩罚意味，但广大农民和社队干部对我们还是很好的。因而，除了夏如金夫妇与我建立了友谊，整个花山大队也成了我的一个生活基地一此时我已经在偷着写小说了，虽然不肯拿出去发表，却也暗自期待着文艺政策有放宽的那一天。 “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给农业带来了春天，为知识分子换了人间！ 新时期之初，大家都沉浸在极端兴奋和繁忙之中。解放，改革，开放，搞活，竞争，学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五光十色，万紫千红，真正出现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在这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我离开了农机局，几乎跑遍了全国去呼吸新鲜空气。无意之中却与老夏断了联系。 再见面时，他已经是个西装革履的百万元户了。这并不奇怪。但是作为老朋友，还是要谈谈原由的。 “首先，我仍然是一位中学教师！”40郎当岁的夏如金老弟以此为荣。 如果写他的“发家史”，大约是一本厚厚的书。那就长话短说吧。他夫妻二人承包了拖拉机站，赚了钱就买汽车跑运输，哈，一辆汽车跑一年就能赚回两辆来。出现了滚雪球那样的连续翻番。7年时间，他们成立了拥有100多台汽车和拖拉机的“燕山农机服务公司”，另有100余万元生产流动资金。这儿说的“他们”，是总经理夏如金，总支书记傅爱莲，总工程师便是他们的父亲、当年的“反动学术权威”、今日的退休教授夏老先生，还有200多名机手、修理工和技术员，几乎全是夏如金的学生和徒弟。他们亲密无间，团结得像一家人。也不乏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譬如，夏如金曾经拍板决定：捐献50万元建造一所农机专业学校。便是一呼百应，人人拥护。政府褒奖，群众欢迎。县教育局决定聘请老夏当校长，他却说：“另请高明吧。我保证当好一名教师！保证按时授课。而且，等我培养出总经理的接班人之后，只兼任公司一名董事，还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教书育人。” 老夏陪我参观了这所“晓英农机专业学校”。四层楼的教室，500平方米的实习车间，宽大的练车场和试验田，仪器、设备、工具、教具相当齐全，还有教研室、教师宿舍、食堂、浴室等等设施。他告诉我；“50万元哪里够哇，我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县政府、乡政府也都投了资，还拨给了这一大片土地。我父亲原先任教的大学也赠送了不少仪器设备，还有些青年讲师前来兼课，当然，我们也照付讲课费。” “校名为何叫做晓英呢？”我问。 “为了纪念我的前妻……”他声音硬噎了，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也是一位中学教师，文革初期死在了自己的学生们手里……能责怪十几岁的中学生吗？这就是我发誓当一辈子教师的原因啊！” 晚上，我俩住一屋，就像当“老下”时一样，作彻夜谈。 “用晓英的名字命名学校，莲儿头是充分谅解的。这个心眼儿特多的莲蓬头说，她最初从档案里就了解到我结过婚，新婚3个月就又打了光棍儿，没孩子，所以没大妨碍，不让乡亲们知道就是了……这次给学校命名，再也无法保密了，莲蓬头又说，咱俩也是老夫老妻的啦，还有大臭、二臭、三臭当保镖的，啥也不怕了！反正晓英姐姐在前，我在后，谁还会跟死人争风吃醋哩！刻上吧，把晓英姐的名字刻到学校的大门上，比刻在你心坎上强得多！” “没想到傅爱莲还这么通情达理呀。” 老夏苦笑道：“学校落成典礼那天，一放鞭炮，莲儿头还是掉了两滴眼泪。你猜她说什么？你们臭老九，全把爱情看得比汽车还大，比拖拉机还重，还会背什么‘爱情价更高’的洋诗。我就不信，晓英姐要是活着，就一准儿比我待你更好！” 我憋不住笑了一下，却笑得很不是滋味儿。鼻子酸酸的。难怪古人就骂我们是酸儒！ 今年，大臭、二臭、三臭全都上大学了。可惜没有一个学师范的。老夏来信说，这是他的又一桩伤心事儿。 一九八九年，教师节，写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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