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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了点儿议论，说刚看到一本新书《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收集了包括老舍、程砚秋、侯宝林、英若诚在内的100多位名家小传，看来，满族文艺家可不算少，堪称人才济济。但是，我们这个满族，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就很少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发言被登在杂志上，不久我便接到读者的电话，很客气地斥了我一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甭信口开河！您他妈的怎么就敢一口咬定，说满族的科学家少呢？我介绍几位不出名的，您敢去采访吗？” 甭打听，斥我的人肯定是位旗人或旗人的后裔，因为他骂人也客客气气，“他妈的”前边还冠以“您”，这是十足的京油子腔调。 在一次满族新春联欢会上，爱新觉罗·溥杰先生说了个小掌故：“清末民初，旗人纷纷改汉姓，譬如爱新觉罗氏族的，许多就改为姓艾或姓罗的了。” 这次给我打电话的读者朋友，就介绍了3位脾气古怪的姓艾和姓罗的科学家。登门拜访之后，乃得此文。题目原拟：满族三怪。后来觉得稍欠文采，便改为：艾罗三绝。但须声明，从前有一种西药叫“艾罗补脑汁”，那个“艾罗”是舶来语，与我说的“艾罗”风马牛不相及，完全的两码事儿。不过，假若我的这篇小说也能补脑的话，那倒是意外的收获了。 据传闻，当今的小说，内容庞杂，手法各异。有注重伦理道德的，有强调娱乐性的，有输出知识的，也有谁都看不懂或成心让人看不懂的。好在文无定法，小说又不是学说，更不是红头文件，怎么写都行，无可厚非。本文自有“绝活儿”，不信，请往下看。 我第一个拜访的研究员艾先生，是位发誓终身研究跳蚤的专家。这真教人笑掉大牙。他虽然有博士头衔，但知识结构过于狭窄，实在是位“窄士”，出于礼貌，我只好称他为雅士。当然又区别于“雅皮士”噗。 谁都知道，跳蚤这鬼东西非常讨厌，咬人特别刺痒，与蚊子、臭虫又有不同，穷凶极恶，一咬就是一拉溜大红疙瘩。这细如芥子的吸血鬼，用放大镜看它就更是丑类，长得难看极了，无法形容。可是洋人还唱什么《跳蚤之歌》，真的，我亲自在北京音乐厅欣赏过这支怪歌，赞美跳蚤钻进了皇后和嫔妃的衣裙里，肆无忌惮地施暴，不分场合不问对象地乱咬，在皇宫举行盛典的肃穆时刻撒着欢儿咬，咬得后妃们龇牙咧嘴，却不敢当着众臣“翻箱倒柜”去捉拿，那歌词儿便是：“哈哈，跳蚤！”莫名其妙！ 这是我进门就对艾雅士说的开场白，用调侃之口吻，向他表示敝人对跳蚤和《跳蚤之歌》也有点儿研究。 研究员文雅士是位秃顶的矮胖子，广东人称之为“肥佬”的那类形象，戴金丝眼镜，抽雪茄烟，颇有学者风度，又有点儿像那位演唱《跳蚤之歌》的意大利歌唱家。见面笑眯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向我夸耀他献身科学的伟大志趣：“甭瞧这玩艺儿小，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道亨。献身科研嘛，论课题，越是冷门越稀罕。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对这小生灵佩服得五体投地，简直着了魔！喂，您老弟了解跳蚤吗？” 我当然了解跳蚤啦！别说人，我家的大黄猫都了解跳蚤。猫身上要是长了跳蚤，它都知道恨，恨得牙痒痒，采用“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战斗，把尖尖牙齿伸进黄毛里边去挨排儿细咬，笃笃笃，咬出响儿来。还用后腿儿使劲弹，啪啪啪，快节奏。然后四脚支起来抖落毛，噗噗噗，妄图凭借离心力的原理把跳蚤甩掉。每逢看到大黄猫的这一系列举动，连我那最爱猫的女儿都不敢抱它了，而是赶紧冲一盆肥皂水加硼酸给猫咪洗澡。“您怎么敢说我他妈的不了解跳蚤！” 敝人与艾雅士争吵起来，“太瞧不起人啦！我他妈的堂堂中国作家，连跳蚤都不解吗？那还能写小说？真是岂有此理！” 我越嚷，他越笑，摇头晃脑双手乱摆，认定我是个跳蚤学科的门外汉。逼得我使出了“杀手锏”——道出我与跳蚤的一段战斗经历。 我住“牛棚”的时候，为了躲避跳蚤之夜袭，确曾挖空心思，发明创造，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钻进一条撕开口的夹被里去睡觉，用裤腰带在脖颈上扎紧这只睡袋口儿。清早一摸，请“牛棚”难友一瞧，脖子上还是被咬出了一圈儿排红的大疙瘩，而且连成了线，有如玫瑰色的宝石项链儿，甭花钱，就刺激了专政组长的革命警惕性，立刻召集“左派”们研究这是不是赵某人妄图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的痕迹和罪证？是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许多“打手”在我脖子上摸来摸去，恰似替我挠痒痒，憋不住笑，“哈哈，跳蚤！” 我怎么不了解跳蚤哩！跟跳蚤打交道，你艾雅士的经历比我更丰富么？“解放”之后我被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的收获不大，倒是常听农民哥儿们骂瓜玩儿，如说“你小子是裤裆里的跳蚤”，那就必定是个最讨厌的坏小子。这骂词儿实在生动又形象，一听就可产生丰富的联想，可以顿时起鸡皮疙瘩，所以印象深刻，一直记到了今天，作为插队的纪念品。唉，跳蚤既然是如此可恶而且恶心巴拉的，艾雨秋先生，您研究什么不好哇，干嘛偏偏要研究它呢？凭这也能当博士？ 我发问：“您不缺吃不缺穿，有文凭有职称，有时间有科研经费，还有一只可爱的铁饭碗，研究什么不行哩？原子弹、卫星、导弹，空对空、地对空、地对地、空对地，名堂多得很！要不然就研究电脑、程控、硬件、软件……唔，我明白啦，您是不是为了研究跳蚤的生活习性和孵化过程，以便有的放矢，给它制造一种天敌，杀之于虮子状态？或者发明一种比666更毒的777毒药，彻底灭绝可恶的跳蚤，以解除人类包括大黄猫和大灰鼠对于跳蚤之恐惧呢？” 他摇摇头，直冲我笑，大概是笑我目光短浅，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吧。 我一共问过他三五次，或者三五一十五次，或者按照上级规定“凡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宁码书写”的35次，他才被迫也用实用主义的方程式开导了我。 原来他主要是研究跳蚤的大腿。哈，您瞧，跳蚤是真正的世界跳高冠军哩！朱建华跳二米三九，只不过是自身高度的一倍半，就创下了世界纪录。那么，如果我们放弃人类的偏见，凭良心说话，跳蚤一蹦3尺高，是它自身的几千倍呢？“您千万别误会，我绝没有邀请跳蚤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想法，也不是用人类与蚤类做比较。”他说，我只是想，跳蚤的弹跳力为什么这般强？这个动物世界的现象难道对人类就没有一丁点儿启发么？古巴女排的主攻手路易斯为啥跳得高？跳起来还能在空中停留那么几分之一秒，然后挥拳一击，落地开花或曰扣球如“钉地板”，连朗平和杨锡兰双人拦网都拦不住，害得中国的排球专家们夜以继日去研究对策，可是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跳蚤呢？ 听他一席话，我略有所悟，没承想艾雅士却发了火：“说我研究跳蚤大腿，这还是泛泛之谈，其实我只研究它的膝关节！这是一种多么光滑紧凑坚韧精密而又能承受巨力爆发力的天才结构啊！我真要相信上帝了，造物者是如何设计的？力学原理是否有重大突破？你们写小说编戏剧的作家们不是专门爱讲结构么？如果我们各种机器的联结点，什么转向结、球状结、绞结、万向结等等，都能够从仿生学的知识领域里得到某种启迪，那该多好！飞机不是从鸟儿那里受到启示，潜艇不是从鱼儿那里学会沉浮的吗？我们如果设计出一种跳蚤膝关节式的机器零件，那不是很有实用价值么？如果协和医院能制造出跳蚤式的人造膝关节，给残疾人换上，让他们比朱建华和路易斯还跳得高，那不是很有趣吗？您这位功利主义者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啦，艾雨秋博士！我刚要告辞，他把门堵住，冷笑着继续发火：“全世界的人口去年已经超过50亿了，难道只有我这么一个傻瓜立志终生研究跳蚤都不允许么？一个，还嫌多了么？还要卡掉我一半时间去陪你们打麻将吗？或者再浪费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走后门拉关系请评论家写吹捧文章以达到获奖的目的吗？不是说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嘛。哈，50亿分之一，是人类的微观；跳蚤大腿上的一个膝关节，更是微观里的微观，不用显微镜还看不见哩。为什么不准我在这微微观的小天地里来一丁点儿自由自主我行我素？难道只有我的研究成果帮助朱建华跳过了两米五十的时候，你们才肯给我文博士发奖金？要是朱建华永远跳不过两米五十又怎么办？那就说明我的研究毫无价值是不是？您说您听明白啦，我可不敢相信。我自己还没研究明白哩——人世间不明白的事比明白了的事儿多一万倍！是不是？哈哈，跳蚤！” 这是我拜访的头一位怪杰。有趣的是，艾博士也觉得我是个怪人——不理解不同情他终生研究跳蚤的志愿。 握别时，艾雨秋博士凄然一笑；“别说人类不了解跳蚤啦，就是你我同胞之间又相互了解多少呢？” 他从小就走遍大江南北，三山五岳，最后钻进云南的热带雨林里去捕蝶了。他制作了900多种中华蝴蝶标本，其中还有几十个品种是人类初次认识的。为此，他浪费了大半辈子好时光，换来一个美妙的职称：蝴蝶教授。 “您会捕蝶吗？”蝴蝶教授正儿八经地问我。 我又一次差点儿笑掉大牙，“我5岁就会逮蝴蝶玩！” “怎么逮？” “捏翅膀呗。” “不准捏！”他低吼一声，“大大的错误！” 罗教授是急性子，下决心立即纠正我半个世纪以前捏蝴蝶翅膀的错误行为，并且要达到立竿见影、触及灵魂、心服口服、五体投地、立地成佛的境界，便强拉着我跟他一道去香山捕蝶，又像教练般地随时给我做示范动作。 他使用精巧的竹柄尼龙丝手网，白发苍苍，动作优美，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年网球运动员，步伐轻盈，追上一只蝴蝶，兜头而捕。 我学会了第一招儿——不再尾随蝴蝶去追捕。只要蝴蝶教授的招数合理，我就认真学习，从善如流嘛。捕住了，他不准我捏蝴蝶翅膀，“那会在这美丽的鳞翅上留下手指印儿，难以制作完美的标本了。”这种考虑我也深表赞同。可是，不捏翅膀捏哪儿呢？总得把蝴蝶从手阿里捏出来呀。哈，又学一招儿，原来是捏肚子！ “您怎样把蝴蝶弄死？”罗教授认真地问我。 我惶惑了。好像记得半个世纪以前，是用大头针把蝴蝶钉在墙上，钉死的，还是饿死的？那时候有没有大头针？还是偷了妈妈缝衣服的针……实在记不清了。这种尴尬场面我一生中遇到过很多次，专案组审查我的历史，追问形形色色的细节，譬如1930年春节吃的什么馅儿饺子？我只好承认“实在记不清了”！挨了一顿臭骂，还得回家去“好好想”！想来想去，哑然失笑，原来敝人1930年尚未出生，所以不会吃饺子。 见我答不出来，罗教授主动亮出了标准答案：“应该把蝴蝶憋死。这是最正确最简便的方法。” “怎样把它憋死呢？浸在水里淹死当然不好。可我的手指头太粗，又没法儿去捏它的小鼻子……” “您见过蝴蝶的鼻子吗？”罗教授登时火了，斥我一顿，“蝴蝶根本没有鼻子！” “我不信！蝴蝶的嗅觉最灵敏。没有鼻子怎么闻得见花香？”我极力辩解，夹杂着挑衅，“照您这么说，花朵也用不着散发香味儿去引诱蝴蝶作虫媒啦！” “为什么一定叫鼻子呢！”罗教授讲解着，“蝴蝶的肚皮上生着两排气孔。” “严格说来，人的鼻子也是气孔。换言之，也可以说蝴蝶肚皮上有很多鼻子！对不？”我狠狠挖苦他。 他却不生气了，抬起眼皮想一想，点点头，以自然科学家那种特有的书呆子态度表示宽容了：“从功能上讲，鼻子和气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叫什么名称，仅仅是个习惯。中文系的学生把气孔写成鼻子，一定要扣分几；生物系的学生把鼻子写成气孔，我看问题不大。医生就把放屁叫做排气，合情合理。作家把引擎称做马达，诗人竟然敢于写出‘马达隆隆响’的诗句来，虽然马达并不响也可以得到某种谅解……”他说了一大堆。 他捏着蝴蝶的肚子，感慨地说：“蝴蝶不用鼻子呼吸，就像知了不用嘴巴唱歌，人类不用心脏思考一样。唉，世界上真是充满了误解呀！你们当作家的——记者也一样，还在随时制造新的误解，譬如，写文章登在报纸上，说什么美国总统的儿子失业！好像是揭露了人家，其实恰恰表扬了人家。里根的儿子失业，这只能说明他不吃老子的残汤剩饭，他独立生活，不靠封建世袭！” 他捏着蝴蝶的肚子，这美丽的小精灵果然无法呼吸，片刻就憋死了。他获得了一个完好的标本，小心地装进三角形的纸袋子里。 罗春明教授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去台湾捕蝴蝶。他说，台湾是全国蝴蝶最多的省份，兰屿的蝴蝶又大又美，有一种金玉蝶，正面看，翅如金箔，黄灿灿的；侧面看，就变成了碧绿的翡翠蝴蝶，飞着的时候，金碧辉煌，在全世界也是出了名的！他还告诉我，蝴蝶属于昆虫纲、鳞翅目，共计14万种，其中10％是蝴蝶，90％是蛾子。真正的蝴蝶当中，70％分布在巴西。欧洲有500多种，日本200多种，中国有1000多种。中华蝴蝶又主要生长在台湾、云南、海南三省。所以，罗教授决心在有生之年去台湾一趟。“当然，我也希望周游世界喽！只可惜我不会走后门，争不到出国权，兜里没有洋钱，管外事的干部又不懂蝴蝶有什么价值……” “罗教授，对不起，我也不懂……您终生捕蝶，这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用处？”他的脸和脖子全红了，感情激动，恨不能捏扁了我的肚子，“这么说吧，要是能够发现一个新品种，并且用科学的数据、资料、图片、论文，证明它确实是个新品种，那就跟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一样有意义！可以为国争光，可以用中国人的名字给这种蝴蝶命名！您懂不懂？全世界已经定名的昆虫有66万种了！可是咱们中国科学家为之命名的又占多少呢？虽然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可也不能说中国的虫子比外国的少吧！你们作家笔下只会写中国‘地大物博’，空空洞洞，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不敢务实，连中国有多少虫子都不知道！虫子里边有益虫，有害虫，有鸟类和蛙类的食粮，也有虫子自身的天敌，一句话，昆虫也维持着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你若还听不懂，硬要逼着我说实用主义的语言，那也没办法，告诉您吧，被虫子毁坏的粮食、森林和瓜果菜蔬，可以养活几亿人！听懂了吗？” 我似懂非懂，半信半疑。望着我朦胧的眼神儿，蝴蝶教授只好缓和口气，讲了个动听的故事。 越南战争期间，丛林里突然发现了千百万只白蝴蝶，好像是突然下了一场鹅毛大雪。“胡志明小道”上的运输队员们惊愕了，因为有人认为这是美帝侵略军施行细菌战——撒下了大批带菌的毒蝶！说到这儿，罗教授眉毛挑起老高，十分自豪地告诉我：求援电报拍到了北京。周总理记忆力强，点名叫我罗春明上前线！可怜我当时正被专政，当做‘蝴蝶迷’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哈，军代表也不敢违抗总理的命令呀，赶紧送我去理发洗澡换衣裳。我飞到前线，还跟着一个警卫班哩！在现场视察一遍，立刻发电报向周总理报告：这是蝴蝶成群迁徙的一种习性，与人世间的军事行动无关。作家，您听明白了吗？我研究蝴蝶大半辈子，就算用上了这么一次，也值得！咱中国这么大，七十二行已经变成三百六十行啦，就容不得我这么一个蝴蝶专家么？” 我大感兴趣，刨根问底儿：蝴蝶为什么要成群迁徙呢？得到的回答是：习性。如同鲸鱼冲上海滩集体自杀一样，蝴蝶集体迁徙的真正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自然界的谜实在太多了！10亿中国人，为什么男女各占一半？就算上帝拥有超级计算机，这“计划生育”的男女比例也安排不到如此精妙的程度吧！不过，罗教授还是向我描绘了一番蝴蝶迁徙的动人景象：几百万几千万只蝴蝶，凭着它们美丽而单薄的翅膀，不吃不喝，作不着陆的连续飞行，居然可以跨越海洋！即使沿途被成群的海鸥反复冲击，大量吞食，或被风浪夺走大部分同胞的生命，“落英遍地”也决不回头，“九死而不悔”啊。这美丽的小精灵，经常做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壮之举！ 教授同志，我这个人是榆木疙瘩脑袋，不开窍儿。您说得天花乱坠，天女散花般的美妙绝伦，我还是不明白研究蝴蝶与当前的经济建设如何挂钩？ “唉——！”罗教授长叹一声，“忽视基础理论，只关心应用科学，犯这种思想近视眼的岂只您作家先生一个人哩……” 说着，他拿出几大本花布设计图案来，“好吧，您自己去看看这点儿实实在在的货色吧。这都是从蝴蝶翅膀上偷过来的大自然美的结晶！” 我愕然了。这些利用光谱分析仪器从蝶翅上“分析出来”的颜色和图案，使我进入了“美学”的大观园。朋友，咱们常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或者五光十色，那都是一种可怜的外行话。关于内行，我曾访问过烟台市绒绣厂的女工，这位绣娘的眼睛已经锻炼得可以分辨出1000多种颜色；然而今天，摆在我面前的蝶翅图案，竟然有几千种颜色，而且组成了无数精美和谐奇丽无比的图案……即使竭尽我心中的文字仓库，把绚丽多彩、浓淡相宜、琳琅满目、巧夺天工……统统用上，也不足以形容这蝶翅美术之万一啊！ “罗春明教授，学生我真没想到，这小小蝴蝶竟然集自然美之大成，真是无价之宝啊！”我不知怎样赞美才好。 “作家先生，美是不能用金钱计算价值的。” 罗斯大夫的笑话儿更多，不仅教人笑掉大牙，而且可令众人笑得弯腰岔气儿流泪打官司。 原因非常简单：病人明明死了，主任医师罗斯大夫却拒绝在“死亡诊断书”上签字。这样的怪事发生过很多次，每次都闹得不可开交：尸体不能送往太平间，同室病人提抗议，护士罢工，家属告状，院长发脾气骂人；院党委开会要处分党员医师罗斯。因此，同行们毫不客气地给他起外号，叫他：罗不死大夫。 我的拜访，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罗大夫拉住我的手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您一定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我正要找您这样一位同胞诉诉衷肠。”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文革”期间，一位被红卫兵打伤了的中学教师抬进医院，病房早已满员，只好停放在过道里。还没来得及抢救，造反派的护士长便跑来说：“已经死掉啦！”红卫兵的头头逼着罗医生在“死亡诊断书”上写明是教师本人“自杀身亡”。罗斯气得浑身发抖，拒绝签字，身上也挨了两皮带。护士长越权签了字。 值夜班时，罗斯说服了看管太平间的工人，一同找到了中学教师的“尸体”，给他换了个姓名，抬进一间高干病房，连夜组织抢救。罗斯还编了个谎，说是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此人是张春桥的亲戚！于是，军管会主任亲自出马，造反派争相献血，动用了贵重药品，伤员终于起死回生了！罗斯因此而被选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到处去背语录宣讲阶级感情。 我笑了一阵，问他：“那么，这位中学教师当时到底死没死呢？” “你说他死，他就死了。你要是说他还没死，那就没有死，事实上是抢救活了嘛！” “罗大夫，我也经过文化大革命，知道那时候什么怪事都能发生。今天咱俩不谈政治——我是问，从医学角度来讲，他当时究竟死没死？” “明白！我就是从纯医学角度说的。” 我听糊涂了，“纯医学……怎么说又死又没死呢？” 他给我讲了另一件事：一个青年工人煤气中毒，死掉了。医生签了字，派出所也销了户口。送到火葬场，排队等候火化。那停尸间里很是阴冷，小伙子居然冻醒了！他感到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赶紧搭公共汽车跑回家去询问，反而把他妈妈真的吓死啦！ “这我懂。小伙子是‘假死’，医学上这种病例并不少见。我也听说过，病人休克了，被误诊为死亡；游泳淹死的人，必须停尸几十个小时之后才准许火化……” 罗斯大夫满意地点点头，“如果您有这些常识，咱俩的谈话就省事儿啦！现在先统一一个概念：什么是死亡？或者说，死亡的定义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心脏停止跳动。” “不对！刚才您自己说的，休克，假死，溺水者，心脏都可能停止了跳动，但他并没有死。” 我赶紧补充：“停止呼吸，瞳孔扩大。” 罗医生点点头：“是啊。死亡有很多种定义，你们作家和诗人常常写道，‘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是文学语言，是文学意义上的死亡。欧美国家的死亡定义是大脑停止了运动，这也可以说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日本国的法律规定，死亡定义有三条，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和瞳孔扩大。然而这也有麻烦。” 紧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实：1967年世界上第一次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之后，日本医生也做了几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术，但是，和田十郎医生被“捐心者”的亲属控告为“谋杀”——理由是他摘取心脏时“捐心者”尚未真正死亡。因此，日本医界1968年就被迫停止此项行之有效的心脏移植术了。而在欧美就不存在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的死亡标志是大脑，只要大脑“死”了，心脏还“活”着，就可以移植。今年，日本医学界又要向法律挑战了，肝脏移植专家说，大约有3000名患有先天性肝脏缺陷症的日本儿童，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之后才能活下来。“作家同志，您说这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重大课题么？” 我终于被罗不死大夫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原来，生老病死，这样常见的事儿，还蕴涵着如此复杂的科学、法律、习惯和伦理道德上的问题哩！ 交谈深入之后，罗大夫给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知识的窗口——这些，都是我们写小说的人从前不屑一顾的领域，或许认为它不属于文学吧？然而，我们又常说“文学就是人学”。 罗斯大夫自从1966年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那个时候开始，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意识，决不轻易地在“死亡诊断书”上签字。因而真的挽救了7个人的生命，以致医院党委再也不敢开会讨论对他的处分了。不仅如此，他还在这20多年间，对全国500例“死过一次的人”进行追踪调查。收获甚丰，也意下了无尽无休的麻烦。因为这些“死过一次的人”大多具有某种特殊的经历，有的是因为失恋、失意、畏罪而自杀未遂者，有的是被他人谋杀而不死者，当然也有被医生诊断“死亡”而又活过来的。总之，对这些敏感的人物进行追踪调查，自然要引起其本人、家属、公安、医院等方面的神经过敏，罗斯你要干什？结果是对罗斯的“反调查”多于他所进行的调查！医院党委和人保处为此伤透了脑筋，谁也说不清罗斯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罗大夫气愤地说；“一开始我也说不明白；就算我说明白了，他们也不理解。现在我斗胆地告诉你吧，我要研究灵魂学。” 我吓了一跳。共产党员怎么可以相信灵魂哩！ 他向我摊牌了——摆出了许多调查材料，以证明确实有一种“灵魂”可以“出壳”——他采访的500个“死过的人”，几乎都谈到了以下几点： 一，刚死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自己这一生中几件大恨大爱的事情，就像看电影一样，又在眼前演了一遍。 二，立即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不论他当时在不在自己身边，包括已经去世的亲人，也走到面前来了。 三，看得见医生、护士或公安人员的面容，即使他们用自被单蒙住了我的脸，还看得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得见自己的躯体，也听得见亲人们的哭叫声。 四，活过来之后，那些死去时的所见所闻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的天！当他放了一些录音给我听之后，我又一次要相信上帝了……“可以吸烟吗？罗大夫！” “请便。” 他是不吸烟的，打开了窗子，向我解释这些现象。 “人死，是有一个过程的。即使是猝死，同样也有一个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相对的短暂一些罢了。作家，请相信我是在用科学的语言跟您谈话，决不是宣传迷信。为了谈话方便，不妨把这个过程说得长一点，分成几个阶段来加以说明；第一阶段，人受了伤，或者中了毒，或者因病，即将死亡的时候，总是四肢先死，也就是说，距离心脏最远的部位先死。譬如手脚发凉，麻木，失去了知觉。为什么？因为人体有个本能，在这危急时刻，必然将血液（氧气、营养、具有抵抗力的白血球等等）“调集”回来保护大脑和内脏。就像一支部队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就会把分散的兵力调回来保卫司令部一样。第二阶段，病情继续恶化，或因外伤失血过多，这时人体又会放弃内脏，把仅有的一点血液和精力集中到头部，最后保护大脑。因为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请注意，在这个时候，心脏可能已经停止跳动，肺部也停止呼吸了，但血液里总还会残留一些氧气和养分，以维持大脑的生命。还有，这时候人体90％的部位已经不再需要供血，不需要消耗氧气和养分了，人体的“负担”反而变得异常轻松，反馈到大脑来的各种冷热饥饱痛痒等等信息一概消失，所以大脑也会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松快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临死前出现“回光返照”和神智特别清醒的原因。第三阶段，大脑的活动也不完全了，但是，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此时还在脑子里维持着若干个“兴奋灶”，所以他此时此刻能见到亲人和“回顾”那些大爱大恨的事情。” 他的话没有说完，那就是关于“灵魂出窍”如何解释？我也不便追问——并不是每一位科学家都能“证明”自己创立的“假说”。何况罗大夫还不老；老了也没关系，科研自有后来人嘛。 罗斯大夫忽然口风一转，“人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他像放连珠炮似的说出来一大串事实，弄得我连年代和人名都记不清了。大意是：上个世纪欧洲人赴北极探险，有一位被冰雪埋葬了百余年，最近被发现后，经过什么“低温复苏”的方法处理后，肌肉和某些部位又恢复了“生命”！中国50年代从殷商古墓里挖出了几颗黑硬如铁的莲子，经武汉的植物研究所精心培植，居然发芽开花，又结出了莲蓬和莲子，仍可继续繁衍子孙！墨西哥著名神经科医生拉斐尔，今年将神经元和网膜移植入人脑，治愈了半身不进和遗忘症，“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神经元移植术！使人恢复智力，这将导致一场医学革命。”罗斯大夫激动得冲我嚷了起来。 罗斯今年刚刚50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说，很愿意跟文艺界打交道，目的并不是写文章宣传他，而是启发文艺界的朋友们进行观念更新。 “难道您还预见不到吗？”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人世间已经出现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智能机器人，还有你们拒绝承认的特异功能——人体科学！就连什么是死亡，都可以众说纷纭了——死了一部分，还可以移植一部分。死人的心脏可以到活人的胸腔里去跳动，你说到底是哪一个人死掉了？哈哈，我要说是‘借尸还魂’，你们肯定又会大惊小怪，其实，现在还有‘植物人’、‘冷冻人’，还有人提倡‘安乐死’，这些都会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上引起争执。唉，人体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你们文艺界却连一张裸体画都视若洪水猛兽，哈哈，人类连自身都不敢看，不敢研究，还算什么万物之灵！” 罗斯就住在北京。有空儿我还想跟他多聊一聊，长见识哩！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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