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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号袁保安。可是连胡同里的老头老太都宁肯叫他的外号了：元宝！原因很简单，这两年袁老师的话多了起来。喜欢说教，跟人抬杠，辩论，强辞夺理，犯众怒，或者惹人家笑话。大家不理他，还常听见他自言自语。真有点儿室里宝气的，八成要变成个大活宝。 这种话多的现象，据心理学家分析，如果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多半是喝醉了酒，血液循环加快，中枢神经兴奋，嘴边的哨兵撤了岗，平时积压在肚里的话儿再也憋不住了，一吐为快。有时还因此得罪朋友，骂人打架，耍酒疯。不过，这是暂时现象，酒醒之后，往往感到后悔，甚至几天不言语。 话多的现象，比较普遍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妇女进入此种境界的时间相对来得早一些，四五十岁，一到更年期就爱唠叨了。性格内向的女人属于嘟囔，成天价嘀嘀咕咕，音量不大，仅仅磨烦她的丈夫和孩子；性格开放的娘儿们又不同，唠叨声往往超过80分贝——达到了噪音公害的标准；更有一种天生的大嗓门儿，纸糊的驴，动不动就骂大街，骂小胡同，至少也是骂大杂院，搅得四邻不安。 老头子也有爱唠叨的，一般发生在六十岁退休之后，再没人请他讲演、讲课、座谈、作报告了，实在闷得慌，就在饭桌上教训子女，讲大道理，摆家长威风；另一种更可怜些，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家长地位，连儿媳妇都敢翻白眼给他瞧，没办法，只好自言自语，坐在墙旮旯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也有介乎这二者之间的，自认为比儿孙们经验丰富九十九倍，事无巨细都要谆谆教导，可惜又是老一套，车轱辘话儿来回说，变得固执而啰嗦。 我们袁老师的话虽然也多了起来，却不属于上述几种类型。这就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他尚未退休——中学教师本来就是舌耕度日，每天站在课堂里说几点钟，唇干舌燥还吞粉笔末儿，哪里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儿，下课之后还唠叨个没完哩？大杂院里的邻居们私下议论，他是不是到了男性更年期？以及大老爷儿们有没有更年期？ “啥是更年期呀？”北屋杨大妈听不懂这新名词儿。 西厢房的李老师与袁保安是同学，又在同一所中学任教，好朋友，嗤嗤笑，不作解答。 早晨买菜，邻居们都在胡同口的副食店排队，就有人发牢骚：“他妈的！啥都涨价儿，就是人不涨价儿！” 这种怪话，要在十年前，被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杨大妈听见了，当天就会报告派出所。管片儿的民警也必然连夜追查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就是恶毒攻击！你家什么成份？有没有海外关系？”现在不同了，杨大妈非但不去报告，还跟着骂哩：“狗食的！人还落价儿呐！” “落价”的话儿倒也有根有据。杨大妈的老伴儿退休了，不当人事处长啦，没了奖金不打紧，更可恨的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再也没人隔三岔五往家里送五粮液、大中华，金华火腿、广东香肠，活鸡、活鱼、活王八，人参、鹿茸、巧克力了。杨大妈突然发现了一条无情的真理——吃什么都得自己花钱买呀！这真是一种反动，简直跟“变天”一样令人怒火中烧。而且，您他妈的还要涨价儿，里外里，两笔账合在一块儿算，杨大妈的生活水平确实落了一截。 就在这种场合，袁老师居然敢伸出脑袋来讲大道理：“可别这么说！调整物价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改革呀。这是一种进步的措施，咱要雇全大局，看到长远利益。再说，政府还给咱每人每月发七块半钱的副食补贴呐……” 他的大道理加小道理还没说完，这被一阵阵嘘声、冷笑声、嘁噦喳喳的议论声和并不打算吵架的含含糊糊的责骂声淹没了。 “呸！你也配……”杨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这句没说完全的话是“你也配打官腔教训人？” 袁老师在买菜的队列里受到了绝对的孤立。他想不明白，这些邻居为啥如此不懂道理呢？特别是北屋杨大妈，当年还是街道学习“毛着”的积极分子呐，“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嘛，现在怎么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哩！晚上，他翻阅了好几本书，包括《宣传手册》这样的官方读物，自认为吃透了有关价格政策的精神之后，便连夜写了一篇小稿，还有一封给晚报负责同志的很热烈的信，请求在“百家言”或者“一夕谈”栏目里发表他衷心拥护调整物价的文章。 稿子寄出去之后，他每天下午四五点钟都赶到邮亭去买一份晚报。无论从哪方面讲，我这篇稿子也是符合要求的！喏，源于现实生活，针对性很强，摆事实讲道理，由衷拥护改革，因而也拥护涨价儿，而且物价问题又是当前群众中最热门儿的话题……晚报也是党报嘛！我从亲身体会来向群众解释党的物价政策，这样的文章，哈，保险十投十中！ 他整整买了三个月晚报，腿都跑细了，直后悔，还不如到邮局去订一份哩。更窝火的是这篇稿子好比泥牛入海无消息。没发表，没回信，也没退稿。他往编辑部打了好几次电话，谁也不答复到底见没见过这篇稿子，反正报社早有声明，由于邮费拮据，稿件一律不退。袁老师碰了个橡皮钉子，开始怀疑报社的编辑们是不是保守分子？至少在涨价的问题上屈服于小市民的观念，狭隘自私，看不见长远利益的近视眼！他对晚报失去了信心。 这天晚饭，老伴儿做红烧肉，给儿子三毛钱：“小宝快去，到小铺打一斤两毛七的酱油，我等着用！” 小宝很快就跑回来：“妈！没有零打的。整瓶儿卖。” 老伴儿正切肉，两手油腻。袁老师赶紧掏出一毛钱：“带着空瓶儿，去换一瓶吧，三毛八，那是甲级酱油！” 小宝又跑回来，直喘气：“爸，再给三毛！六毛钱一瓶，是特级的！” 小宝妈叹口气：“那也得买呀。凭票供应的猪肉，限量，咱就豁出去用点儿特级酱油吧。” 袁老师一边给钱，一边向老伴解释：“猪肉为什么又少啦？主要是不准猪肉涨价儿，农民养猪赔钱呗……” 小宝妈登时发了脾气：“你少给我说歪理儿！敢情你还嫌猪肉不贵呀？自由市场的瘦肉六块钱一斤！全涨成这个价儿，咱就全家吃斋念佛，要不然，您一月工资只够买十三斤猪肉，全家吃肉，甭吃饭，也甭点灯，甭喝水、甭穿衣裳甭住房！” 老伴这一顿“甭”，像机关枪，连珠炮，把袁老师给“崩”出去了八丈远。 特级酱油终于买回来了。小宝妈闻闻味儿，用筷子尖儿蘸着舔一点儿尝尝，“呸！他娘的，跟两毛七的酱油一个样！” 袁老师在灯下仔细察看这瓶酱油，“没错呀，是特级的嘛，新商标上明明印着特级这两个大红字儿呐！” 小宝妈气呼呼地从厨房冲过来：“书呆子！你干嘛向着奸商说话呀？换个商标就涨价儿，烟、酒、火柴、臭豆腐、味精、茶叶，全这么干，连擦屁股纸都学会这一招儿啦！” 袁老师一板脸：“可别这么说！个别人钻改革的空子，个别人嘛，到啥时候也难免。咱不能因为这个，就反对调整物价！你说的火柴，这咱都知道，从解放那年到现在，三十九年才涨过一分钱嘛！邮票还没涨过价儿哩，八分钱一封信，涨过吗？咱说话要凭良心！青霉素——解放前叫盘尼西林，黄金的价钱啊！现在降价多少倍？这事儿咋就没人提？是不是因为有了公费医疗，就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这是胡搅蛮缠！” “怎么是胡搅蛮缠呢！我说的哪一条不是事实？” 袁老师排队买菜的时候寡不敌众，现在关起门来跟老伴儿抬杠可是一对一。他打开了话匣子，说了一大堆又一大堆，连初中学生小宝都听不下去了。 “爸，冰棍儿也乱涨价儿！从前三分一根儿，现在卖三毛！” “小宝！学生说话更得凭良心呀，你说，是三分的好吃，还是三毛一根儿的好吃？” “嗯……三毛一根儿是奶油冰棍儿。” “对嘛！还有，中学生要实事求是，你想想，是从前吃冰棍儿多，还是现在吃的多？快说！” “现在吃的多。” “对嘛！实际上你小宝的生活水平提高啦。” “那也不该一下子涨十倍！”小宝妈又参加进来。 “不准涨价儿，就永远吃那种三分钱一根的糖精冰棍儿！现在不但有奶油冰棍儿，巧克力冰棍儿，还有三色雪糕，冰砖，酸奶，水果冰淇淋，可口可乐！一律三分钱，行吗？” “老袁！”小宝妈伸手摸摸丈夫的额头，“你明天是不是上医院去检查一下？没关系，反正有公费医疗。” 袁老师当然不肯去医院。这倒不是因为看病也涨了价儿——个人负担百分之二十的医药费——他完全拥护医院的这项改革措施。主要是他坚信自己没病，倒是邻居们患有思想病，不理解涨价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这种涨价儿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如果哪个单位请袁老师去演讲，他保证不用讲稿就能连续讲半天儿！遗憾的是连邻居和老伴儿都不爱听。不听也行，那您就痛痛快快地拥护涨价好啦，可又不，还要成天发牢骚。人呐，真怪！明明自己犯了私心，看不透改革物价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却又拒绝疏导，不听我的大道理加小道理，唉，国家花钱养活几十万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支持我袁保安的行为，在群众最关心的热门儿话题面前把涨价的道理讲明白呢？ 涨价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儿！这句话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一方面动真的涨价儿，一方面又说不准乱涨价儿，且不好先宣传，老百姓怎么知道黄花鱼涨价是合理的而胖头鱼涨价就是犯法的呢？再加上统计员说宽心话，带鱼明明涨价七八倍，他偏要说全国物价今年平均上涨百分之六！人大代表一追问，原来是把房租水电也平均进去了。老百姓怎么也想不通带鱼跟房租水电的内在联系，他说啥也不相信你统计员的那个百分之六！北屋杨大妈和我家里这位小宝妈，她们只记得带鱼的三种价钱：一寸来宽的两毛五一斤；二寸宽的三毛八；三寸宽的特级带鱼每斤才卖五毛七！错不了，小宝他妈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个价钱！她少说也买过几百次了，还有错儿？如今的带鱼卖三块多四块多钱一斤，虽然变了个说法——不说一斤，愣说五百克——我的天，家庭妇女并不傻，谁还不知道五百克就是一斤呐？背着抱着一般沉。反正杨大妈不相信你那个百分之六！统计员先生肯定是帮了倒忙，在杨大妈和小宝妈的心目中，您好心好意说的宽心活儿变成了瞎话。冤不冤？还不如像我袁保安袁老师实话直说哩：该涨价的东西就得涨！带鱼的收购价格从来就比零售价儿高，三十多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往带鱼身上不知道偷偷地贴补进去几座“人大会堂”了！仅以去年为例，有一次进货两千万斤带鱼（全市平均每人两斤），买进价三元七角一斤，卖出价两元七角，每斤赔一元，仅此一项就贴补进去一座“立体交叉桥”，不敢宣传，上级不表扬，居民不感谢，市政府吃哑巴亏，杨大妈之流的还要骂大街。您说，咱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藏到哪儿去了？陈佩斯卖烤羊肉串儿你们可以群起而攻之，市政府丢了一座“立体交叉桥”诸位为何不闻不问？ 上述种种，并非笔者杜撰，而是袁保安老师利用课余时间苦思冥想出来的。他又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经典著作，自认为已经是位业余的物价专家了，就抓紧一切时机在一切场合向邻居们作义务宣传。主题只有一个：该涨价的东西就得涨价儿！涨价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儿！ 他作义务宣传的效果究竟如何？甭细说了，前边已经提到过，换来了一个可爱的外号：元宝！不过，他自己坚信不疑：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大家伙儿越是犯糊涂，就越说明需要我这个义务宣传员！这天下课之后，袁老师主动宣传到百货商店里来了，问女服务员：“这么大的北京城，为啥买不着擦屁股的手纸？” 女服务员朝他翻白眼：“你问领导去！我只管站柜台，有就卖，没有就不卖。” “这还用问领导吗？谁领导擦屁股纸呀？其实，你们库房里有的是手纸，就是成心不卖，对不对？” 袁老师提高了嗓门儿，立刻招徕了一大群瞧热闹的。他知道北京的闲人太多，而且最喜欢瞧热闹。他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站在大马路上仰脸看天，不一会儿，便有好几十人凑过来，全都仰脸看天！其实天上什么也没有。他悄悄地溜了，到学校上了两节课，回来的时候，这地方交通阻塞，竟然有好几百人站在大马路上仰脸看天。自从有了这番经验，袁老师每次向群众进行义务宣传的时候，就故意提高调门儿，好像在吵架，准能把那些喜欢看吵架的大闲人们吸引过去。 “你这是啥话呀！哪位经理领导擦屁股纸啊！你嘴里干净点儿！”女售货员一叉腰，果然是个吵架的能手。 袁老师的目的已经达到，百货商店里挤满了看吵架的人，柜台里边也集合了好几位售货员，准备吵群架。他立刻抓紧时机，先道歉后讲道理：“对不起！我刚才那句话欠考虑，我认错儿。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把你们库房里的手纸拿出来卖吧！同志们想一想，咱中国制造的同步卫星都可以‘定点’飞行，难道偌大的北京市就不会制造手纸么？” 瞧热闹的观众发出了一阵阵笑声。有人还揭老底儿：“手纸有的是！存在仓库里憋劲儿呐。您横是不能也憋着不拉屎吧？等您憋急了，手纸一上市，立马涨价儿！” “哈哈哈哈！”听众大笑。连售货员们也跟着笑。 又有人说；“岂止手纸！猪肉、鸡蛋、白糖、奶粉、火柴、彩电，说声买不着，您就是跑一百家商店也没货。然后一块儿拿出来，肯定又是新价码儿！” 袁老师赶紧把话接过来：“所以我建议：该涨价的东西您就涨！今天就涨嘛。何苦憋我们老百姓哩！凭良心说，我们大家都拥护改革，也拥护涨价儿，因为我们经过学习，懂得了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一开始演讲，瞧热闹的人们越听越没劲，很快就走散了。售货员们也上旁边聊大天儿去了。柜台前只剩下元宝先生孑然一人，自言自语。 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之后，袁老师也暗自伤心，唉，这些人响，原来喜欢看吵架，而不喜欢听报告！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胡同里的邻居们也开始耽心：袁老师是不是得了疯病？ 最耽心的首推小宝妈。她几次来找丈夫的同窗好友李老师，请他想办法治一治元宝先生的“话多症。”李老师深知此种疯病的要害所在，绝非医院里的阿斯匹林和救心丸所能治疗的，便想出了个“破财消灾”的治疗方案。 这天，小宝妈忙乎六七个钟头，置办了一桌酒菜。李老师按照既定方案，邀请了几位知心好友——都是中小学教师，而且每人带来一份“随份子”的礼品或曰嚼谷，走进袁保安的东厢房斗室之中，要开个谈心会治治同窗好友的心病。 中学生小宝帮忙端菜，小宝妈一样一样往桌面上摆，同时坦白交待着生产成本：“这滑溜肉片是自由市场上买的里脊肉，六块钱一斤。” 李老师插话：“便宜！如果下饭馆儿，这一盘菜至少分成四盘儿，每盘六块钱。” “这红烧带鱼，是国营菜市场买的特级带鱼，四块二，五百克。” “更便宜啦！要是进西餐馆儿，奶油炸带鱼，一份儿只给一截儿，这足够八份儿，每份五块钱。” “这盘茄汁大虾，是国营菜市场买的八个头一斤的，四十块钱！” “这笔账好算：八个头一斤——这是行话，就是说一斤八只虾，每只一两多重，够资格称为大虾了。中级饭馆不经营，高级餐厅嘛，每只十五元。” “这盘黄瓜拌海蜇皮，甭细说啦，成本八块钱。” “也不贵。在饭馆里至少可以分成三盘，每盘十元。” 小宝妈坐下了，惨笑着：“太简单啦！好在都是老同学，又都是穷教员，我就彻底坦白吧：除了这四样菜，再加上一个汤，几瓶酒，还有花生米和老咸菜疙瘩，不算油盐酱醋煤火和主食，归了包堆，总成本一共七十八元人民币，正好是我们老袁的一个月工资。” 袁老师坐在下手，眼珠乱转，紧急开动脑筋，判断老伴和李老师的真实意图，准备着对策，所以暂不发言。 李老师哈哈大笑起来：“总而言之相当便宜！我说便宜，有两层意思：首先，这一桌菜，虽然原材料大涨价儿，可是咱们没让饭馆再剥一层皮！至少节约了一百元，是不是？其次，虽然一顿饭就花掉老袁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咱哥儿们到底还是尝了一回大虾的美味儿呀！如果把眼光放远点儿——三年吃这么一顿儿，七十八元钱，只不过是你袁兄总收入的三十六分之一嘛！再看远点儿，十年呢？才是你总收入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嘛，实在算不了啥。” 说着，他从挎包里拿出来半瓶茅台酒，骄傲地说道：“真正的茅台！三年前一位学生家长送的——不是我李某人受贿，是他的儿子考上了北大，老头子是贵州人，亲自把故乡的好酒拿到我家来，非跟我这位班主任干几杯不可。没喝完，一直珍藏到今天。哈哈，老头子说，他买这瓶酒的时候，官价——当然是故乡有熟人喽，才十二元一瓶。后来，这半瓶酒藏在我家的床底下自然增值，现在嘛，黑市价儿一百五十元一瓶了。我这里虽说只有半瓶，哈，巧得很，也正好是我李某人一个月的工资嘛。来来，老朋友们干一杯！这一杯可就是十块钱呐……” 王老师干了这杯茅台，又吃掉了一只茄汁大虾，内心深感惭愧，喃喃地说：“这一分钟之内，我就吞掉了二十五块钱……这是不是报纸上正在批判的那种高消费呢？或者说，像咱们这样的穷教员，根本就不应该喝茅台、吃大虾呢？” 张老师不服：“不对！你没听李老兄说吗，三年一次，或者十年一次，这根本就不算个啥！”说着，他从兜里掏出来一包万宝路牌的美国香烟，大大方方地撕开，散给大家：“抽！酒不够，烟来凑。我也是豁出去啦，这烟，七块钱一包。只管抽，甭算账，算起来伤心！” 李老师把话接过来：“账还是要算一算，心明眼亮。你王师弟一月工资只够买一条香烟，我抽这一支万宝路就是三毛五分钱，对不对？这说明什么问题？第一，咱们都应该戒烟！第二，顶数香烟的价儿涨得蝎虎……可惜呀，今天的饭桌上居然还有一位拥护涨价儿的傻兄弟！” 他这一挑，短兵相接，袁老师再也关不住话匣子了：“哥儿们，要说喝酒，八分钱一两的玉米秸烧酒，一毛三一两的白薯干儿酒，咱都常喝，对不对？要说抽烟，六分钱一包的蜜蜂牌，一毛四一包的绿叶牌，咱也常抽，对不对？憋急了的时候还抽过大麻籽叶儿哩，抽得舌头上好像长了一层塑料薄膜，诸位还没忘吧？那时候倒是物价稳定啊！大虾三块钱一斤，你们谁吃过？反正我是没吃过，连想都不想！打从师范毕业，咱们的工资都是四十六块一个月，谁也不嫌工资低，更没妄想调工资，哈哈，因为二十来年压根儿就不调工资嘛，习惯啦！新时期以来，我老袁连升四级，平均两年半升一级，诸位也一样吧，怎么倒觉得工资低了，吃了亏了呢？你们合伙置办这一桌酒席，想说明物价涨得不合理是不是？其实呀，恰恰说明咱们的胃口吊得太高啦！喝茅台，吃大虾，抽美国高级香烟，别忘了，咱中国十多亿人口呐，把真茅台假茅台、大虾小虾不大不小的虾和全美国的香烟全买过来，也不够十亿人口嚼谷这么一顿儿啊！依我看，倒真的应该再吃一顿忆苦饭了，糠窝窝头，野菜粥，蜜蜂牌香烟，玉米秸烧酒，不稀罕，三年困难时期咱们都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物价也发毛，一块钱买不着一斤萝卜，比现在贵得多，可是没人敢讲怪话！是不是……” 在元宝讲演之际，大家只顾埋头苦干——把四菜一汤横扫入肚，犹感不饱。王老师赶紧拿出他带来的一份儿嚼谷，原来是一斤金纸巧克力，散给大家分而食之，只因为元宝先生还在讲演，也就免报价码儿了。 袁老师一见巧克力，触景生情，立刻借题发挥：“我第一次看见这玩艺儿，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回国的时候。一位苏联专家临走之前到我们中学告别，送给学生们一包巧克力。学生们不敢吃，交给了支部书记，支书立刻召开了一次批判会，带头发言，狠狠地批道：大家亲眼看见了吧，苏修的日子不咋的！连水果糖都是黑的！黑糖还要包金纸，真是外强中干，臭美！” 老同学们几乎喷饭。小宝妈却在偷偷抹泪了。她知道这次“破财消灾”的行动已经失败，丈夫的疯病难治了。 夜晚，袁保安对老伴说了不少掏心窝子的话：“小宝他妈，你放心！我啥病也没有。我只不过是从心眼儿里拥护改革，包括涨价儿，我也由衷拥护。过了‘五一’，副食品还要涨价儿，我还拥护！别说政府给咱发副食补贴费，还给中小学教师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就是不给钱，我袁保安也拥护！国家有困难啊，改革当中总免不了出点子事儿，诸如手纸脱销之类的事情，这算不了啥，可别大惊小怪的，说句不好意思的话吧，我小时候常用树叶儿擦屁股，不也照样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么！” 小宝妈哭笑不得，打了丈夫一巴掌，又问：“老袁，你到底为啥这么拥护涨价儿呢？我实在想不明白！” “孩儿他妈，咱也是老夫老妻了，难道你就忘啦？从前有我袁保安说话的资格吗？臭老九要是说错一句话，那还了得？中学的支部书记分明是个二百五，他要批判巧克力，你就得跟着一块儿批！北屋里的杨大妈要当学‘毛着’的积极分子，你就得昧着良心举手选她！毛主席写错了一个字，把‘着急’写成了‘招急’，学生问我到底该怎么写？我就得说两种写法都对！现在不同啦，邓小平在人大会堂吸烟，下边就敢有人递条子，请他别吸烟，他就高高兴兴地把烟捏啦。小宝妈，我说的这都是小事情——在别人眼里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舅情，可是在我眼里，这比吃不吃大虾重要一百倍！凭这些小事儿，我就是要死心塌地拥护改革！包括拥护涨价儿。邻居们说我疯了，我也想不通，你说说看，我一个穷教员，真心拥护改革，到底有什么错儿呢？” 小宝妈也二乎了：“那，你就不要去当义务宣传员，别再当众宣传什么涨价的优越性啦。” 元宝先生腾地坐起身来，正色宣告：“那可不行！今天就算我说了错话，也不打反革命吧？”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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