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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罗 母亲小传： 郭玉卿，1912年生，自幼双亲双亡。育四男三女（一女夭亡），辛劳一生，希有欢乐。“文革”中被重戴“地主帽子”。年近古稀后幸逢十九年舒心之日。1998年（丁丑除夕）过世。 我的母亲，您能听到儿子诵读的这篇祭文吗？您能收到儿子火化的这 篇祭文吗？低飞的翩翩纸钱，盘旋的黑色蝴蝶，你们高高的飞走，远远的 飞去吧！飞到那块救过我母亲之命的自留地上，落在我母亲的墓前。母亲！ 母亲！您闻到了今日甜酒的香甜吗？ 我在寻找 我和我母亲几十年超越空间却始终互相交叉在一起又上牵下连五代女性悲悲喜喜的故事，是从我崇拜两位四川籍伟人开始的。这两位伟人，一位属虎，老家是四川万县地区开县赵家场；另一位也属虎（小一轮），老家是四川南充地区广安县协兴场。他们的鼎鼎大名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199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日子里，我自然想起了值得我和我母亲永远纪念的近50年前的一件纪念品。 那是一份印有“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大名和签章的“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然而，这份对我和我母亲都格外稀有、珍贵，也是我母亲一直珍爱并引以为荣的“证明书”，在我母亲辞世之前，早已不在我母亲之手和老家家中了。我的母亲是带着这份本不应有的永远的遗憾离开人世和她的几代后人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我在寻找，我要寻找，但愿不会“两处茫茫皆不见”。 “阿妈漂亮的时候” “阿妈漂亮的时候，女儿不知道。”这是我曾经用在我的一首诗中的四川彝族民谚。 作为我母亲的长子，我母亲青春年华时候的样子，我也的确不知道。待我有了几个弟弟妹妹，我也长到能够朦朦胧胧审美的年龄，竟偶然发现了我母亲身着“阴丹士林布”旗袍的一张全身照片。在那张大约属于二寸或者最多属于三寸的黑白照片上，我的母亲十分素雅，漂亮极了。这使小小年纪的我大吃了一惊，也使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母亲常爱在我们耳边说起的“好吃不过茶泡饭，好看不过素打扮”的话，原来也是在说她自己，更是她对于生话和美的信条。 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偷偷端详母亲，想从现实中寻到母亲在那张照片上的美丽。 这是我见到的我母亲唯一一张年轻漂亮的照片，并永远珍藏在我心里。但也永远使我遗憾的是，自我1950年离家之后，49年来几次回家，也再未发现过这张照片。每次，我都欲言又止，欲问还休。丁丑年除夕，母亲也已走完她几十年艰难屈辱的路程，永远离我们兄弟姐妹而去了。那张令我半个多世纪魂牵梦绕总想再见却再也未见的照片也只能让我终生更加梦绕魂牵了。 我的母亲生于1912年10月（农历）初七，是在一个大约叫作“郭大桥”的山村里的贫寒之家，距我的出生地——乐山县九峰乡马鞍山旁一座被人叫作“罗砖房”而只剩砖之断墙的大院，凭回忆儿时的感觉约有三五十里吧。母亲年幼时父母早亡，姊妹四人均由叔叔、婶娘抚养长大。我小时候，母亲每年都要带我去给外婆（母亲的婶娘）拜年，那时外公也早已不在人世，我也从未见过外公。我清楚地记得外婆家残断的土墙，摇摇欲塌，漏雨透风的黑黝黝的茅草屋里，除了破损的床和碗柜、锅灶、饭桌、板凳之外，几乎别无他物。我无法想象，我的这位外婆一人终年怎么生活。从我母亲和三位姨娘多年的言谈中，我肯定母亲姊妹四人小时候都还上过农村的私塾，至少读过《三字经》、《幼学》、《女儿经》、《千家诗》之类的启蒙读物。这都是需要交纳粮食给老师作为学费的。我更不敢设想，外婆和外公该是怎样艰辛，才把母亲她们姊妹四人养大成人。每次拜年，我都在心里偷偷哭泣。有一次到外婆家，母亲做饭，我在灶下帮助烧火竟鼻子一酸，溜到屋外去偷擦眼泪。大约是母亲怕我贪玩走远，被野狗咬伤（我曾经被狗咬过，幸未传染狂犬病），跑到屋外找我，发现我在偷偷哭泣，母亲的泪水也忍不住一涌而出。我们母子相对无言，怕外婆知道，母亲赶紧弯下腰替我擦脸，我也赶紧伸出手擦去母亲脸上的泪水。我不只是为外婆伤心，我这个长子从我外婆的身上已经开始懂得了我的母亲又在重复着外婆的命运。为我们兄弟姐妹数人，母亲自天操持一日三餐和洗涤、晾晒衣服，甚至侍候洗脸洗脚（为延长母亲亲手为我们所做的布鞋的使用期，我们弟兄平日都已习惯赤脚），还要侍候我们上私塾读书，夜间还要在灯下缝缝补补和为一家人做鞋，永远没完没了，一年365天，天天重复，年年同样。那是抗日战争时期，连肥皂都没有，即使县城的商店里有肥皂，也昂贵得无力购买，母亲洗衣从来就是从集市上购买相对廉价的皂角，一家人刷牙都是用盐水代替牙粉（牙膏的前辈），用食指代替牙刷（我们从小就是在母亲督促下养成每天用盐水刷牙习惯的，至今我还保留着盐水漱口的习惯，出差也不忘要带一小袋食盐）。我现在当然明白，当初想从现实中寻到母亲在那张照片上的美丽是根本不可能的，是岁月的重负，摧残了母亲的青春和美丽。我不知道母亲当时泪如泉涌除了为我外婆伤心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但我知道我是同时为我母亲和母亲的母亲。母亲，在汉语中是悲哀和伟大往往同在的一个词汇。惟其悲哀，却更伟大；惟其伟大，又更悲哀。这当然已是我60而“耳顺”之后，来得太迟的感悟，我愧对我母，愧对外婆。 在我稍稍长大的时候，从每年腊月开始，就要偷偷积攒一些“叶儿粑”（水磨糯米作成的一种小吃）和米花糖之类的东西，等到拜年的时候给外婆带去。如果用我50年代的知识给外婆划分阶级成分的话，那是比贫农还要贫农的贫农。外婆什么时候去世，我不知道，母亲大约也是怕我伤心，没有告诉过我，我也怕问母亲。但小小年纪的我，却从再也没有一年一次去给外婆拜年的变化中猜测外婆可能早已过世。至今，一想起外婆，60多岁的我心里还每每发酸。她是养我母亲的母亲、养我母亲她们并非亲生的姊妹四人的母亲而把自己一生都给了也非亲生的子孙的母亲啊！ 虽然，我外婆的模样，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外婆家空空荡荡，却每次都要把她平日攒下的、她觉得最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外婆对我曾经说过很多很多她想对我说而平日无处可说的话，我也难以想起来了。但当我每次想起外婆就一阵心酸的时候，偏偏记得她每次给我最好吃的东西都要说的一句相同的话：“多吃一点，再多吃一点，你以后恐怕吃不到我给你做的东西了！”外婆不是怕她将要离开我们，而只是担心我吃不到她给我做的好吃的东西。 是的，我再也吃不到外婆给我做的东西了，连外婆的坟墓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作为我母亲的长子，对我母亲的母亲有幸比弟弟妹妹们多知道一二，才能在“耳顺”之后有所猛悟，这是命运的恩赐。但令我无法弥补，也无法面对外婆在天之灵的是，我至今还不知道我母亲的母亲姓甚名何！小时候，我不懂事，不曾问过。长大离家之后，也没有想起来要问。母亲也没有对我说过，外婆更没有告诉过我。待我今日大梦醒来之时，已经永远无法挽回了。这是我忏悔的悲哀和悲哀的忏悔。善良、正直、本分、勤劳、朴实、无我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为子女奉献而不求任何回报，甚至连姓名都未留给后人，这就是中国曾经没有名字，甚至没有姓氏的一辈辈女性。 本来肯定有名有姓的外婆，已经无名无姓。年年清明节，想给我母亲的母亲烧点纸钱，也最多只能在那“封包”上写上“郭某氏”。“郭”姓只是我母亲的姓而非我母亲的母亲的本姓，外婆能够收到吗？即使真有阴间，我又能到哪里寻找无名无姓且记不得什么模样的外婆？这是为人子、为人孙的我，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在寻找，我要寻找，也只能在我老年心酸的梦里。呜呼！ 我给我的“地主分子”母亲的第一次汇款 我的“家庭出身成分”是我曾经背在身上近三十年的沉重十字架，更是我母亲头上前后近30年戴了两次的一顶“帽子”（第一次戴帽，我也曾认为理所当然，第二次重新戴帽却促成我的一些常识结构开始动摇）。我们母子的故事也就是在这种“出身成分”中曲曲折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 1950年初至1950年秋，我家中已无力让我在乐山县县立男子中学继续初中三年级的学业。我想独立继续我的求学，也为了减轻我母亲的负担，度过1950年初我的家乡普遍缺粮的日子，十四五岁之交的我，在家乡马鞍山的国家粮食仓库里“扛包”，卖苦力。这是将自备麻袋从仓库里装上原粮，扛到距离仓库约二里地的码头，并将原粮倒入船舱的一种重体力劳动。因有妇女和我这样的童工，分为“双包”和“单包”两种，“单包”约70市斤左右，“双包”约140市斤。每个“包”的重量多少，全在装粮的人掌握，装得重的，有时一个“双包”甚至能超过160市斤。一个“单包”如果装到80市斤，我是怎么也难扛起的，特别是小麦之类，稍有加码就会超重。有幸的是，那时家乡成立了儿童团，在乐山至五通桥和内江市的公路上站岗放哨，检查所有过往行人的“路条”（那时尚无来往车辆），颇有一点威风。我因上学已读到初中二年级，算儿童团里的最高学历了，还当过儿童团的头头，装包的人就有我们儿童团的大儿童。那时大家都还没有进入各自的“出身成分”角色，纯真重心的天性在农村的大自然中还十分天然。记得有一个叫作王志清的（家住粮仓篱笆外），还有一个姓毛的（大约记得叫“毛君华”），都是儿童团的大团员，也是互相距离仅有几十米的邻居。他们都知道我一直在上学，只有假期在家时放过牛，只有下河游泳曾在河里救过他人一命而在本地是出名小水手的本事，而绝对没有负重的体力可言。他们给我装包的时候，每次都给我装得较少，我也就每次都要排队排到他们那里，等他们来给我装包。互相心照不宣，几十年来也谁都未曾提及我们这一真诚年代的秘密。是他们直接帮助我很快练出了很不一般的体力，也间接帮助了我的母亲。每扛一个“单包”发给一个特制竹牌，凭牌多少发给个人粮食，作为工资。在几位大儿童的私自关照下，我居然从躬腰驼背、摇摇晃晃、压得双肩红肿开始练到了能够“双包”自上肩膀，且能箭步如飞，扛起“超重双包”也轻松自如（这使我后来在北大荒和“五七干校”受益）。当然，开始的时候，虽有这些大儿童朋友的暗中关照，那双肩红肿和浑身都痛的滋味对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儿童团至少还是过于超负荷了。母亲看在眼里，连夜拆了一件破衣服，给我缝了一个极厚而十分舒适的垫肩，又拿出一块平日舍不得用的包袱布，做成一个围腰裙式的东西，可以像头巾一般包在头上，保护着头部和脖颈不受直接磨擦，也避免谷子毛毛的刺痒难奈，把我打扮了一番，像那些“扛包”的妇女一样。我很快就度过了这“脱胎换骨”般难熬的疼痛期，也能和我的大儿童朋友一样赤膊上阵甚至参加翻仓（可挣更多的粮食）了。回想起来，这一段“脱胎换骨”期比后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脱胎换骨”岁月，还是轻松得超过千万倍的。我把第一次挣得的粮食扛回家的时候，母亲连夜把小麦在石磨上磨成麦面（连麦麸在一起的面粉），一大早就蒸了一锅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吃的“羊角揪”（类似麻花状），大家饱饱地吃了一顿好久未吃过的“干饭”。母亲没有吃。只坐在饭桌边给我缝补磨破的衣服，一边看着我们“风卷残云”。母亲说她高兴得吃不下，看我们吃得越多就越高兴，还连连叮嘱：“要吃饱才能长高，你们是吃‘长饭’的时候。”我也平生第一次升起了一种自豪，作为长子，我第一次能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负，证明我14岁就有能力供得起弟弟妹妹们吃饭，我简直感觉从这一顿饭开始，已经长大了，长成大人了，虽然还只是不足15岁的大人。那半年多时间，我挣得的粮食不仅能供全家食用，还有结余。1950年秋季，我以初中四期（即二年级）的水平，考取了高中（川南农业职业学校），便将所挣粮食结余中的一部分扛到市上出卖，居然卖够了路费和部分学费，还买了一口劣质书箱，做了一套当时时兴的蓝布学生装，又买了生平第一双皮鞋。到校后，因要申请雨等助学金，遇到了第一道人生难题。 那申请表格上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分”字记得当时为“份”）”两个栏目。这在我这个中学生的词库里显然搜索不到，在同班同学当时的字典、辞典里也未查出相应的解释，只好求教老师。经一番指点，“本人成分”一栏填了“学生”，“家庭出身”一栏却颇费思量。一是当时家乡尚未土改，家庭成分尚未“划定”，二是自我难定是否“地富”或其他什么“农”。我家享有并自耕的水田估计约为七八亩至十亩之间，但属雇工耕种，家庭人口当时8人（父亲尚在），人均约为一亩。根据老师当时指点的知识，如果填为“富农”、“上中农”，又怕以后如果定为“地主”，那可是欺骗组织了。如果填为“地主”吧，又觉得人均享有并雇工自耕一亩，不像“地主”。小小年纪，最后也只好权衡一番利弊，大大方方填了个“地主”，以免以后可能的“欺骗”罪名。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地主”一词，时年15.5岁，且从此未有过改动，并自我感觉地主、富农、资本家都无所谓，没什么低人一等的。 1951年4月，我将第二野战军发给的“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寄回家中，从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三分校三大队随10军北上后，驻防地点不断变更，先后转辗十多处；单位也变更多次，先后在10军、69军、解放军第六政治干部学校。志愿军68军、华北军区第3速中、志愿军20兵团速中、解放军85速中等等单位。因此，除我给家中写过几封短信外，家中没有给我来信（来信也无法收到）。虽对家中情况已一无所知，但每次填表都在多年一贯的那个栏目中照填“地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知何时才慢慢觉得一些表格“熄灭”了这一栏目。年过不惑而近天命的我，对此已麻木得无知无觉。 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才从对我外调的同志口中非正式得知，我家被正式划为地主。那时，我也才得知父亲在解放后当了一段时间开明人士后，已经离开了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是此文题外的文章了。我因此而更加思念母亲。五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在她身边，六口之家，她背上的重负比我的外婆不知沉重了多少倍，何况，家庭既属于“地主”，她当是“分子”无疑了。我母亲加倍重复我外婆的日子该怎么过啊！但我同时又觉得自己思想尚未改造彻底，还要同情“地主分子母亲”，“划不清界线”。母子亲情与我要树立的那个“无产阶级世界观”（其实并非正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微妙心理，搅得我格外难熬。 1955年肃反运动后，部队开始授衔，改津贴制为薪金制。当时的组织上和领导们似也并未对我另眼低看，对我的“地主家庭”和“地主分子母亲”也再未提及，还表彰过我的教学成绩，这和后来一些“领导”成天把我的“家庭出身”和“地主分子母亲”挂在他们嘴上作为打击我的几十年一贯制的特殊武器可大不相同，我工作有再大的成绩也属“动机不纯”。在85速中，初授我准尉（副排级），不到一年又单独授我少尉（正排级），虽属“将尾兵头”，可肃反运动中的一些重点对象都还尚无军衔。这与后来接连不断的运动将我降级为“二等公民”更有天地之别。我的正排——地方行政21级一直到1983年，自然就是在“按比例”划“右派”之后几次“按比例”晋升工资中多年享受着“等外”待遇。那时的解放军85速中校长张庆昌，现已80多岁，住北京市工人体育场东门对过的北京军区干休所内，我回北京后还曾多次去拜望。50年代能如此待我，还真正不易。我领到第一笔工资后，想给我的母亲汇一点钱，减轻一点她的负担，但又拿不定主意。肃反运动尚未全部结束，怕那个“划不清界线”啊！左右为难之际，我记得还找过当时解放军85速中教员队的政治协理员谷兴全（我最初在电脑上将此名敲为“顾兴全”，向原电子部一个研究所的老战友杨作清电话查对，改为“谷兴泉”，还怕有误，又利用夜间半价长途电话向广东英德县原人大常委一位老上级和老战友郭谦遇核对，最后才准确敲为“谷兴全”）。我提心吊胆地试探汇报，婉转地以求定夺。没想到，竟然得到了这位政治协理员的同意，让我给母亲汇款。这第一次确实艰难而不易。汇款的同时，我也给母亲和弟妹们寄了几张照片，记得其中还有我和我的战友张俊民学习摄影时在张家口赐儿山、大境门等地和校园内互拍的照片。这位战友张俊民，我们同去北大荒后，他考取东北林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北大荒完达山当林业工程师，“文革”后，还互通过音信。他也不会想到他给我拍的那些照片在后来的那个“文革”中还给我母亲留下了祸患。我给母亲的汇款和照片寄出不久，便收到我姑母从峨眉县第二中学给我的来信（我姑母解放前高中毕业后去当小学教师，攒了一点学费又考取四川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峨眉第二中学当教师）。姑母来信中说，我母亲收到我的第一笔汇款后，高兴得哭了，并以此为荣，就像当初我第一次把挣得的粮食拿回家和后来收到我寄回的“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一样。虽然乡亲们都知道我的母亲收到了我的第一次汇款，母亲也只是悄悄地以此为荣，不敢喜形于色，但母亲似乎因此而年轻了许多。我的照片自然也被好多人传看，我的姑母就是在我的汇款和照片到达后，被我的母亲像从前过年时请姑母回家过年一样专门请回去的，这给多年未曾有过笑容的母亲带来了一次难得的舒心和欢乐。这是我汇款和寄照片时不曾想象到的，姑母在信中还写了很多，我读完之后跑到厕所里偷偷哭了一场。可惜的是，这封信虽珍藏了很久，也还是被我在后来的运动中处理掉了。我今天还要感谢那位政治协理员，不然，母亲背上的生活重负我怎能帮助减轻一点，我的一个弟弟和妹妹又哪有学费和伙食费去上中学，我又哪有可能给我母亲带去一次稀有的欣慰啊！这后一点是我更为看重的，特别是母亲离我们兄弟姐妹而去之后，我在母亲生前带给母亲的这第三次欣慰就更是稀有金属了，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这种稀有难再的机会了。母亲生前，我们都没能带给母亲更多这样的舒心时刻。更为自愧的是，对我的母亲，那时候我已经被“自我改造”“脱胎换骨”得心理扭曲甚至畸型，比这些善良的领导还“左”得多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些出身“地富资”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整起人来的时候，往往比一些工农干部更“极左”得出奇的特殊历史现象了（当然，那些本来就心术不正，专门以整人铺垫自己晋升的台阶者除外）。悲乎！ 我的那些儿童团员朋友们，特别是曾经暗中帮助过我和我的母亲的当年的大儿童朋友们，你们现在在哪里？在关键时刻，正式支持和理解我汇款帮助我母亲的是一位政治协理员，而第一次危难之际，又特别是在我年少之时，在暗中支持帮助了我和我母亲，使我第一次带给母亲欢乐的是你们（我第二次带给母亲欣慰的当然是那份“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 我在寻找，我要寻找，在我老年的梦里寻找当年的我们。何日聚首，我们好在一起再扛一回“单包”、“双包”，那该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快乐节日。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已经从各自进入过的几十年“出身成分”的角色中又走出来了啊！让我们回到当年的儿童团吧！只是我们都不会再去威风，检查马路上所有过往行人了。对不？ 有理也是无理的迷茫 我1950年离家之后，最大的弟弟才十一二岁。土改前的日子，完全是靠母亲一人到马鞍山嘉华水泥厂打工“搓水泥汤圆”（一种手工劳动），起早贪黑每天能挣得一升米（5.6市斤，即2800克），将将就就能够维持全家六口人的肚皮。土改后，连我的一份在内分了约七亩田，而这七亩田也就是原来我家享有和雇工自耕的那点四。“地主”就“地主”吧！早已习惯的“家庭出身”，我早已无所谓了，“帽子”爱戴多久就戴多久好了。 但苦了的是我母亲。地主富农“分子”不但要定期接受训话、汇报思想，每年还要出一定数量的“义务工”。这是我后来到农村工作才知道的，我在农村工作组的时候，也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同行那里学会了派民兵排长或连长给地富“分子”训话和派“义务工”，每次工作开始，一般还要先把“分子”们批斗一番，以示“阶级斗争为纲”。虽然，这样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已成多年一贯制的家常便饭，但谁也都要认真重复不变，以求“立场坚定”。我的母亲自然不会逃到例外，例外的倒反是比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公社化之前，我家不能参加初级社和高级社，日子还相对好过。有一次，有个乡干部支使人到我家门前，要砍伐我小时候栽下的两棵杨槐树，母亲竟忘了“地主”身份的紧箍，也许是尚未习惯于这紧箍吧，还奋不顾身地阻拦，大声向砍树人宣告：“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谁栽的树？你们不知道栽树人是去抗美援朝吗？……”那时候，“光荣军属”的光荣牌还在大门上，母亲不顾一切，还真把那两棵已经长大的杨槐和杨槐萌发的小树暂时保住了。我从小知道，家乡的老人们说过，谁栽的树被他人砍伐，谁就一定会遭难。母亲不顾一切要保住那两棵杨槐，是以母亲的天性在保护他的儿子，以致都忘记了“地主”之规。我想起小时候看见过天上的老鹰俯冲小鸡，母鸡都奋不顾身张开翅膀把小鸡护在双翅之下。我已远在他乡，母亲还要尽她保护儿子的一片母爱，把母爱的翅膀伸向千里之外。我虽对妹妹说“砍就砍吧，我不怕遭难的，犯不着为两棵树多找麻烦”；但我知道：母亲就是母亲。在母亲眼里，那杨槐树就是她的儿子。后来，那两棵树自然还是未能保住，因为，家乡的什么树都被砍光了啊！我要隐去指挥砍树者的姓名，是因为他早已自我说明了自己只有那点砍树的水平，不让他砍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64年冬至1965年的小四清运动中集中学习时，他从一座很有名的山上跳崖，摔伤后掉进大河里了。他不可能明白自己也会在自己信奉的“左”中死去，还会背着“畏罪”之名直到1978年之后的，子女恐也会跟着难逃厄运。这是我到四川马边县以后从马边县那些也被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学习”的干部们那里自然知道的奇闻之一。 公社化之后，我母亲胜于我后来知道的马边县的地富“分子”之外的“义务”，是不仅要天天为生产队扫公厕，还要每天到处去捡拾牛粪，完成规定的定额重量，如有不足，第二天还得补上，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直到摔伤了一只手臂（留下残疾），也得坚持出工。这是没有“工分”报酬的，且一年四季没有例外。如果不是弟弟妹妹们都已长大，母亲连维持这种“义务工”的“再生产”都不可能，有力也不得目食其力，只能在无以为继中戴着“帽子”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恐也是各显“左”的神通之一例。 今日道来，已难以置信。可在那时，我母亲每天都要天不亮就背着粪筐出门，在岷江岸边和马鞍山一带以及乱坟堆中到处寻寻觅觅。为了能够挣得一次好评，给儿女们争光，有一次，母亲捡拾的牛粪足足超额了好几十斤，却万万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批斗会，追问我母亲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牛粪？为什么要交那么多牛粪？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的小弟小时候十分淘气，有一次和贫下中农的孩子一起玩耍，把生产队的南瓜弄坏了。这是本不需要多高的水平就能处理的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却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母亲抓去狠狠批斗了一场，贫下中农的孩子和家庭自然安然无事。小弟弟也因此被我的两个大弟弟罚跪了半天煤炭渣滓。 说来惭愧，我也并非那个年代的什么高明之士。这在1962年我从大妹妹口中听来也甚觉荒唐之事，竟然在1965年初由我自己不自觉地作过一次重复和翻版。在1964年至1965年的小四清运动中，我随马边县委昌副书记到一个区工作，在一个叫作雪口山公社的一个大队里，就曾忠实地按照A副书记代表县委的指示，依昌副书记的葫芦画过一个十分相似的瓢。那是我第一次到农村工作，对一切一无所知，几乎是和这位A副书记一模一样地开过一个声势颇大的所谓批斗会。我虽然只干过这一次（那以后也没有机会再干），但这件事至今令我难忘，且内心难安。 我们工作组在那里发现一个地富子女结婚时收过一些礼品，便首先召集全大队的基层干部进行所谓学习，提高认识。然后，由大家算了一笔细帐（自然高算），把这户地富家庭所收“巨额”之礼，说成变相“反攻例算”和借机索要高额礼金礼品，是属于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最后，召开了全大队的批斗大会，把地富子女的“分子”父母大大斗争了一番，还令其卖猪卖羊，向贫下中农一一当面“按价退赔”。 这和我的家乡生产队斗争我母亲简直异曲同工，而且因为县委工作组在农村，那可说是钦差大臣，比我家乡生产队所为之事自然影响更大，也更高级得多，只不过我还多了一层高级得有点离奇的外衣罢了。县委的钦差都如此工作，农村基层干部岂有不效法之理。农村的这等“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怪不得那些基层干部。时间差和空间差都没有使这两地、两时的两个斗争大会有什么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执行者而已——其中一个竟然是我。这似曾相识的“阶级斗争模式”，发明权原来并非斗争我母亲的生产队干部，也绝非马边县委那位面副书记。这种多年一贯制的“阶级斗争模式”，谁是“盗版”，又是谁“盗”了谁的“版”，恐怕谁也无法查清，谁也无法说得清楚了。某些“地富资”出身的知识分子在翻版操作时，往往更多有“创新”，更擅长此等“斗争”。 “八仙过海”时，各显“左”的神通到了这种境地的时候，就像我被无理“开除共青团”一样，也像我参与组织召开的所谓斗争大会一样，有理也是无理，无理也是有理，是也不是，不是也是了。 我被无理“开除共青团”时，我有理也是无理，开除我者无理也是有理，这我明白。家乡的生产队干部因一群无知的孩子淘气闯祸而斗争我的母亲，斗争者无理也是有理，我母亲有理也是无理，这我懂得。但当我组织斗争他人之时，我无理也是有理，人家有理也是无理，这我就曾是毫无所知，一无所察了。自我投入这个奇妙的怪圈、“呼呼拉拉”者，何止一二三人，而号称知识分子的“分子”还不在少数，连我这总被无理所欺、所压、所侮、所害者，也曾被“呼拉”得晕头转向，迷迷茫茫，不曾幸免。只有唯一的一次，也不曾逃出那种既定模式。我亦“哀之”而未能“鉴之”，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岂不哀哉？ 我在寻找，我要寻找，在我老年的梦里寻找我这个只当了一次的县委钦差小臣和被我这个钦差小臣冤枉斗争过的那时的“分子”及其子女。今生若能有幸，再回四川马边县，我一定首先前往当年的雪口山公社的那个大队，向乡亲们，包括向那时全大队的基层干部和被我组织斗争过的“分子”忏悔。我应该向他们作精神上的“退赔”。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20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检验一切，把自己的过错往“四人帮”或者那个年代头上一推，我非智者。我也已不大可能“来日方长”了，自己检验自己比让后人检验我更好，我若沉默，那个雪口山公社的那个大队的历史不会沉默。倒是一些普通老百姓更具天然纯性，后来我就早已听说，一些当面收下“退赔”的农民，在我们工作组走后就暗中把“退赔”之款完壁归主了。若我今日还不愿写下这些纪实文字，自甘“迷茫”下去，我还有何地自容，又有何颜，面对那里的父老乡亲！ 满脸满身泪痕的“大佛菩萨” 1964年9月，我从北大荒完达山调往四川省马边县。这是各省人事部门派人到北大荒“接收”时就已经分配定案的，按我的“家庭出身”，不能回到老家乐山县，所以分配到乐山专区所属最为边远的马边县。解放前我就知道所谓南四县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是有名的边远贫穷之地。 那年国庆节，我到达乐山县，住在中山公园外的乐山旅馆。国庆节期间，我自然思念和盼望见到已经15年未见的母亲，但我未敢贸然决定回家看望。地富门前，乃“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地啊！这和我第一次给母亲汇款一样，对近在咫尺的15年来的第一次相见，也颇费了一番思量。其实，从北大荒一出发，就每天都在盼望和思量中了。在完达山东方红林场接到通知后，就多少夜晚未曾合眼了。为了利用规定的报到日期前的有限时间（从办理调令时开始计算和指定），在得到通知后，由我爱人前往856农场总场索要了工资卡上所欠发的工资，我就打发我爱人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先期回到北京（女儿姥爷、姥姥家中），由我自己准备行李，找木工钉做包装木箱和办理手续。 我爱人索回的那点工资，由于北大荒1960年开始的困难，我爱人被“统一退职”（当初奔赴北大荒即使有几万丈热情也岂有不被埋葬之理），扣除零星已发和全家食用费之外，也已“不多也”了。用这点“不多也”的工资，我们在北京第一次给母亲买了一点吃穿用之类的东西，记得最为清楚的是买了一顶当时我们认为很不错而又能够买得起的老年女性的帽子，在买帽子考虑年龄的时候，心里着实很不好受（已经只能给我母亲买老年女性用品了）。也是用这点“不多也”的工资，在北京第一次给我的爱人——我女儿和两个已经逝去的儿子的母亲，买了一块比瑞士表便宜而能够买得起的普通苏联手表和平生第一条算是毛料的女裤，以补偿我们结婚时一无所有，都只穿着一身旧棉军装的缺憾。 那年国庆节都未留在北京，而是在成都至乐山的长途汽车上度过的，自然是为了充分留下较多的时间在乐山。但在乐山旅馆，我却愁拥鞍山“马不前”了。因到乐山长途汽车站时已经知道尚无长途汽车可通马边县，便滞留城内反复思量何时回家看望母亲。我爱人却鼓动我：为什么不回去！怕什么！我说：我倒无所谓，怕给母亲惹来麻烦。我爱人说：我爸是工人，是军属，我要去见婆婆，谁敢找麻烦，就到地委告他，连带把他们从前欺负军属老娘的老账一起算。这些话我也不是不懂，为我的共青团团籍，在申诉告状专业上我早已超过了“研究生”水平。但我同时也懂得有理也是无理的悲壮是只能悲有余而无可言壮的。 国庆节一过，我便先到乐山专区组织人事部门，请他们解决何时前往马边县和所带钱粮（票）已经所剩无几的问题。他们也只能说明那是一条在1958年才修筑的山区公路，质量不太好（只能说“不太好”，不敢说“极差”），连车轮压出的两条轨道似的深辙中也长满了野草，前不久还翻过一辆车，长途汽车已经很久不通了。他们让我耐心等待，由他们联系好汽车再通知我。钱的问题可以马上解决，让我当即在他们那里签字领取当月工资，然后在我的工资介绍信上由他们注明和盖章，并告我若等待时间遥遥无期，就按月到他们那里领取工资，滞留期间的旅馆费也可先在他们那里报销。只有粮票问题，他们觉得手续太麻烦，让我回老家想办法解决，要简单得多。其实，除了身上钱已不多确属实情之外，粮票可是多多大大的有。离开北大荒时个人自种收获的粮食（都是原粮玉米），均由粮食部门按牌价收购，又折合为成品粮食数量发给了那时十分吃香的“全国通用粮票”，足有数百斤之多，还准备留给我母亲一部分。我也是开始学会了一点“不能过于老实”的，不过，总学不会狡猾。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堂堂正正回家探亲了。50年代我在我的诗歌作品里体现出来的那个直率、粗扩。豪放、“充满浪漫主义诗情”（诗人严辰评语）的我也已变得慎微而用心良苦，29岁的我已被自己“脱胎换骨”得不成人形了。 我和我爱人、女儿无异于在我母亲面前从天而降。我大女儿在她奶奶跟前度过了两周岁生日，我母亲给她的第一个孙女煮了“红蛋”（鸡蛋煮熟后涂上红色），还背着我给她的第一个孙女烧了香，拜了佛，还办过其他什么祈求平安和幸福的“手续”，我就记不清也说不清了，总之，母亲能够想到和用上的吉祥喜庆仪式，几乎通通拿来用上，把10多年来对我积蓄的母子亲情都倾泻和倾斜在我女儿头上身上了。她看见她这个大孙女脸上的一颗黑痣竟然和我脸上的那颗黑痣完完全全在一个相同的部位，高兴得说了一遍又一遍：“到哪里都认得出来！到哪里都找得到！到哪里都丢不了！到哪里都是她爸爸的影子！到哪里都能让外人认出来！到哪里都……” 是的，我女儿是我的脱影。我离家时给我表演过“扭秧歌”的小妹妹已长成16岁的大姑娘，高高的个头，大大的眼睛……衣服虽然已经洗得发白，还有几个补疤，但穿着我爱人在北京给她买的一双当时刚刚时兴的半高跟塑料凉鞋，站在那里已是亭亭玉立，属于“好看不过素打扮”的少女了，活脱脱是我母亲的脱影。 “妈妈漂亮的时候，女儿不知道。”我终于在我小妹身上找到我心中珍藏的母亲那张年轻漂亮的全身照片的影子，在我母亲身上已经永远找不回来的那张照片上的美丽只留在了我小妹的身上。母亲，50岁刚刚出头的母亲，已经完全像个70多岁的老太太了。由于我们突然的从天而降，我终于能够亲见我母亲全身上下完全是补疤连着补疤和补疤上又摞补疤而不见衣服原形的“衣服”，她的针线簸箩里，也是除了弟弟妹妹们待补的衣服，就是一堆给弟弟妹妹们纳的鞋底。这些鞋底，全是用不能再穿的衣服旧布头作成“片壳”纳成的。这是用糨糊将衣服破碎布头在大木板上粘结为几层厚的如木板大小的大片东西，经晒干后变得如笋壳般坚硬，再按鞋样大小剪裁，又是多层合在一起，再用麻线纳成鞋底。我曾经寄给母亲的一点钱，她都一分未留，全都安排给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后上学用了。 那些天，母亲把我姑母也请了回来，又把我怕娘和堂弟请来，又是“推豆花”（用黄豆磨出，再用豆浆做成四川豆花），又是杀鸡，又做糯米饭蒸夹沙肉，忙得团团转，忙得笑容满面，忙得笑声不断，从早到晚操持着一家人15年来第一次小小的团圆，简直是要把她所有能吃的东西一点不剩地都拿出来，给我们吃了，看我们吃了，她才遂心。就连我爱人在北京给她买的糖果、点心都拿给了我两岁的大女儿。正餐还没做好的时候，她又生怕我们饿了，又要先煮三碗“荷包蛋”。我不忍心。母亲却说：“‘过粮食关’，我想给你们吃也拿不出来，连野菜我都拿不出来给你们吃。我吃树皮、谷糠、草根，野菜、草药是高级的了，那时候连所有田坎上的野菜、草药都被挖光了。我解不出大便，让你妹妹用竹签子一点一点拨，又得过浮肿病，我都没有死。有了自留地，才救了我的老命，我自己养了鸡，喂了猪，做了‘豆腐鱼’、‘豆鼓’、‘豆瓣’，还有好多，都是你们小时候爱吃的好东西。上桌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又不用钱买，我还有鸡蛋拿去卖。你们又不早告诉我要回来，要不，我的鸡蛋就不会拿去卖了，我会早早做点香肠，做点腊肉，等你们回来。这都是大佛菩萨保佑的。”我不让她这样千日打柴一日烧。母亲说：“你们能吃到我的东西就好！你们能吃到我的东西就是我的福气！你们能吃到我的东西就是大佛菩萨保佑！……”母亲把她珍藏多年的我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拿出来给了我，让我自己收藏。她说，是大佛菩萨保佑我们平安的。 这“大佛菩萨”就是说的我家乡那尊佛名远扬的“乐山大佛”。 这“大佛菩萨”，从小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善良、慈祥的化身。乐山大佛，“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足踏三江——岷江（府河）、青衣江（雅河）、大渡河（铜河），端坐笔立危崖，在河对岸远远望去，永远是一副慈眉善目，只因雨水的长年冲刷，一年四季都是满脸满身泪痕，似乎永远在为世人的不幸哭泣。不论大人小孩，不管男女老幼，在他头上脚上爬来爬去，他也从不生气。小时候，我“爱吹家乡竹号，每年春节，常携着应山应水的竹号声，嘟嘟嘟地去朝拜大佛，与洋号争雄。”“在乐山大佛菩萨的大脑皮层下，有一个身背竹号，在菩萨后脑勺上撒尿，对大佛颇有几分不恭的童子”，那便是我。 15年后重返故乡，母亲又派弟弟妹妹陪我和我爱人、女儿朝拜大佛。重见大佛，我想，我大难不死，母亲尚在，弟弟妹妹也已经长大成人，连饥饿之年远赴北大荒投奔我的妹妹也在危难之时逢凶化吉，今日还能小小团圆，似也在朦朦胧胧中甚觉还得福于大佛的永远慈祥、善良与大度宽容，总让我们在似乎山穷水尽之日，遇到一些难得的好人。大佛，不也是百姓草民心中自顶风雨而慈祥大度保佑天下苍生的化身吗！ 我在寻找，我要寻找，在我老年的梦里寻找1964年母亲和我们短暂而稀有的团聚与欢乐，那是我的母亲多年来少有的一次欢乐。 “哈哈镜”里哈哈泪 母亲恨不得把自己的心全部掏出来给儿女们的这种天下母亲共有的天性，是从小就接受我那不知姓名的外婆自然“传染”的，我们也从母亲身上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这种“传染”。 历史上著名的那一年，“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直至全国上下到处挖“三家村”、“四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民无宁日，连火柴、肥皂、针线都要凭票购买（四川票证最多）。我发表在上海《萌芽》杂志上的一篇描写一位奴隶出身的彝族姑娘的散文首当其冲，在马边县当时那个县级机关遭到了由党支部组织的猛烈而吓人的大字报批判。我们赶紧决定，让女儿远离虎口，由我女儿的母亲把4岁的女儿亲自带回北京她姥爷的工人、军属家中之后，我和我爱人后来又共同办理了离婚，让我们的女儿也改姓随了母姓，以便尽可能摆脱我的“黑色出身”和我可能遭到的不测之果。我女儿的母亲——我的爱人，也是牺牲着自己也要保全女儿，至少想让女儿不再重复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一代的命运。那是连上学部要受到歧视甚至排斥的。我的一个弟弟，成绩不错，升考初中就曾因“家庭出身”排在校门之外，最后还是遇到好人，考人了乐山第一中学，这是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四川省立乐山中学，多少说明我这个弟弟成绩还是够格。当然，高中就无处可考了，只拿到初中毕业证书。我的两个妹妹，后来都是上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初中，那里的学生几乎都属“家庭成分高”的。我的小妹因为这“家庭成分高”，又长得漂亮，不止一次险遭不测，最后赶快草草远嫁山村躲避，却又遭受婆母虐待。我还在“文革”中偷得一点时间，持我的转业军人证明书前往小妹所在的山村公社，特别穿上当年的尉官军服，以一个老兵资格的身份请公社干部过问和关照，又亲自前往我那个退伍军人的妹夫家中，吃了一顿午饭，还算终于终止了我小妹曾经受其婆母施暴虐待的命运。所以，我们女儿的母亲——我的爱人，也天然会牺牲自己，来保护女儿了。后来，还在那个“文革”中的时候，我们的女儿就进了当时十分有名且是第一所向外国驻华机构人员子女开放的北京“芳草地小学”，我在马边的同事从当时《参考消息》上看到对这所小学的详细报道，还羡慕和为我高兴了一番。女儿的姑父从东北林区出差来京时，请我们女儿去前门全聚德吃烤鸭，服务员问到女儿所在的小学，也格外高兴和羡慕。我的爱人——我们女儿的母亲，直到“耳顺”之年，每每提及当初这一决定女儿当时命运，使女儿在“文革”中就逃过一劫的决定，还有点洋洋自得，为自己作出的牺牲和女儿的有幸没有重复过“二等公民”的命运而高兴了再高兴。在马边鞭长所及之地，我当然九死一生，且祸及母亲。 我爱人和我们的女儿路过乐山之时，自然不能再去看望一次女儿的奶奶，自然不能再去看望我的母亲。我自己如我们所料，很快便跌进了十年深渊，翻来覆去，直至打倒了“四人帮”，连我的一首纪念周总理的长诗和我所说过的“两个天安门讲话都是吴德”的言论，都还要批判。从“刘、邓的走卒”到“五一六分子”和各种“黑爪牙”等等，几乎都让我当遍了，简直是被戏弄和强制在一面变幻无穷却万变不离其宗的“哈哈镜”里充当了各种名目的荒唐“黑靶子”，足足十年中把一个本来什么罪名都不是的我变成什么罪名都是我的“抓之即来”且可任意使我变形的“丑百怪”了。我不敢想象我母亲的处境，但还是常常从我的逆境去推测我母亲的命运。当我曲折地知道乐山街头的大字报和油印传单上曾冠我以“彭德怀部下”、“邓小平走卒”等等头衔之时，我知道母亲因我而难逃大祸了。“彭德怀部下”的帽子当然出自我的预备役军官兵役证上陆军步兵行政少尉“何人授予”栏内的“国防部长彭德怀”，“邓小平走卒”的头衔自然是出自我的“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上的“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了。今日说来当是有幸，那时小民却是被上挂元帅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主子”，下打我这个“将尾兵头”的“黑靶子”。可笑，但最初还真使我不寒而栗，更让我日夜为母亲提心吊胆，甚至后悔不该回到四川，更不该回到乐山专区，祸及本已岌岌可危的母亲。 有一次，在我奄奄一息之际，不禁首先推测母亲。那是将我在一个黎明时分抓到广场和一批“牛鬼”被实施一番法西斯，弄得惨嗥之声笼罩小城，投入监狱之后，又把这批“牛鬼”从监狱拖押到广场，再次施以残酷摧残的所谓批斗。熬到中午，押至会场边的县文化馆，我已瘫倒在水泥地上，呼吸微弱，水米未沾，而下午还要继续非人残暴。那时的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何朝举，大约是从以往有过的政策角度将“人命关天”的利害婉转地向批斗主持者呈言，才由他亲自将我押回了监狱，免遭下午可能的当场毙命。我从当天中午昏睡到第二天上午，被何朝举从昏沉中把我“提出”，我以为是一次提审。但他将我带出之后，一言未发就把我交给一位彝族看守人员（汉名大约叫张新），由其带枪而却是扶押着我走出监狱，我昏昏中猜测可能是“提斗”（各单位提人回单位批斗），暗暗准备了死不低头。走出监狱，走上那唯一的一条大街，两旁人群立时列成了“仪仗队”，但没有人高呼那时的口号，押解人也不发一言，一座小城简直鸦雀无声。我虽昏沉，也甚奇怪。结果，我被押至县医院，才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特殊的就诊。一位是乐山人的护士让我张嘴，大约闻到一股剧烈脓臭，便大声喊叫：都化脓了，赶快找医生！ 就这样，这位彝族看守每天陪押我前往医院两次，注射青霉素。后来，这位看守所长何朝举又让我们“牛鬼”中一位叫作姜自瑶的医生在监狱内给我打针、吃药，同时也配发给这位医生不少药品，为“牛鬼”们看病。这位至少是善良、人道、正直的看守所长何朝举，至少也先救了我后半条命，又复苏了我的呼吸已经微弱、高烧已近40℃的草民小命。这段文字今日写来读来都甚简单，但那时确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且得巧用“政策”，并冒引火烧身之大险、大祸的。 当我敲到这一段落的时候，我只记起是一位当年马边县看守所负责人救了我一命。然而，约两个小时之后，大脑皮层下便突然跳出了这“何朝举”三个大写的字。经长途电话打到乐山，请一位当年曾因家庭出身终被拒于四川一所高等院校之外的老朋友向其同学——现乐山市公安局的苟祖民（原马边县公安局干部）证实竟然一字无误。同时也知道了何朝举已经退休，现住乐山市内。这样难得的大好人，我应当在此大大留下大写的几笔，也实证本人纪实之文，绝无半点虚构。好人难有好结果的悲剧，已经从1978年开始缓缓落下帷幕。愿好人长寿，一生平安。 后来，从那时的县革命委员会在全县摧残样板大会上的喧嚣中，从“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同样高八度的学舌中，我终于得知我日夜猜测的母亲未出所料的困境：被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而且是乡干部带着当时的民兵前去对我母亲和弟弟妹妹公开宣布的，家也被抄三次（足见“罪恶滔天”），还抄到多年“暗藏的罪证”——“变天账”（足见“铁案如山”，已“永世不得翻身”）。只是未敢明白说出所谓“变天账”罪证乃是“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和我在张家口身着解放军军装、肩扛“兵头将尾”肩章的照片。若如实抛出这等“钢鞭材料”，那定会让我当场仰天大笑，不仅搅了批斗会，还会使我掌握“钢鞭底细”不过如此，会笑其多年定我的各种罪名已到山穷水尽。这对我将失去威慑之力，对众也会丧失蒙蔽之功。 几经磨难，我50年代的单纯与虔诚及其常识结构已经坍塌，已经炼成了一块被其称之为“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东西，因此还享受了那时最新发明的“开水烫头”酷刑的优惠，领教了赐小民沿街遭被蒙蔽者左踢右打而致半死不活的浩荡之恩。那些“钢鞭材料”一旦露馅，对那主持批斗的两级革委会至少脸上无光，落为笑柄。当时的邓小平作为全国喊叫打倒的资产司令部的第二司令，不管怎么“上挂下连”，也是离我这个“兵头将尾”遥不可及。而我身着军装的照片，在家乡被说成“照片背景”是西藏，并据此天方夜谭般推论我参加了西藏叛乱。千辛万苦外调来的这种“钢鞭”，在两级革委会的知识分子领导嘴里，当然是自知难以出口的。在那个“从他的至上的头脑中”“孕育着‘最后真理’”（恩格斯语），远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已不知有多少个十万八千里的“革委”德政下，虽以“跪柴花”（罚跪在有楞带刺的劈柴上）、“熏腊肉”（烧湿柴施放浓烟，逼人低头俯立其前，熏脸熏眼）、“踩杠子”（令人下跪后以劈柴置于膝盖后方大小腿之间夹缝内并在杠上逐步施加压力）、“鸭儿浮水”、“苏泰背剑”等等高级美名逼供逼得草民上吊、跳河、剖腹等等（一位农民被逼剖腹自杀未死，那时被强制在“学习班”“学习”者及军分区后来派出的工作组多亲见过那剖腹留下的伤疤），但其在大会上以言杀人和扬言“大河没有盖盖”（谁要跳河就去跳）时，也还会甩卖一句半句古色古香的典雅，倾销一番假冒伪劣的斯文。这虽是“左”病发作高烧的某些知识分子领导，整人还高超于基层水平的地方，但因此自然更使我为母亲揪心了。因为，既然能列如此离奇的“罪证”，就难想象会有何等离奇的恩赐。至于我的母亲被重戴“地主分子”帽子，对我当然毫无威慑作用，因为对此等帽子我早已习惯得无所谓，听得连耳朵里都已经磨出了茧疤，毫无一点刺激作用了，谁要高兴想给戴个几百年，还能成为文物，连母亲曾经摘掉“地主分子”帽子我都不曾知道，重戴帽子对我何妨，只当未曾摘过罢了。只是，我知道苦了的是我母亲了，是我罪过，祸及老母，我只为母亲伤心。更使我难安的是，母亲若是像我一样被整得那样高水平，谁能，又谁敢去借故押出会场，又谁敢于在那时候冒更大之大不韪陪押看病打针吃药啊！我能遇到何朝举和彝族看守人员那样的好人，还能死去而又活来，母亲怎么会有可能被人从死去中救活回来呢？只有祈望“大佛菩萨”多多保佑我母亲了。 然而，就是在我尚被软禁之际，母亲党派我的一个弟弟，搭乘几百里货车，翻山越岭，前来马边悄悄看我。兄弟二人装着如一般人一样见面后，我只能急急问了几句母亲的情况，让弟弟告诉母亲，要她放心，按照现行政策，革命委员会收尽我几十年和祖宗八代几百年“钢鞭材料”，也没有一条能把我“打死”。我问弟弟怎么回去，他说去找顺路的货车，搭一段算一段。前后一共只有几分钟，我就打发我弟弟赶快离开。弟弟刚刚走出几步，我想拿点钱，让弟弟坐长途汽车回乐山，刚要张口，怕有人发现我掏钱，只张了一下嘴，就把准备的喊声一口吞回了肚里。弟弟给我带来的，是我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母亲一颗望儿的心，一颗望儿的泪。她也想到“重戴帽子”会给我带来新的“罪状”。 母亲，您就是这样的母亲啊！ 我曾以20余年的漫长“自我改造”而艰难树立的那个非正版“无产阶级世界观”，终于从我骨髓里轰然倒塌。我当感激某些人，踢我炼狱九死，才使我渐自有悟，渐自复生，还原为正常之人。 24个“望娘滩”呀！即使步步风恶浪险，九死一生我也要活着回家，再望我老娘。 真真大佛的保佑 真正是大佛的保佑，使百姓有幸，我们也有幸。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的1979年4月，在共青团中央的直接支持、帮助和催办下，我在44岁之时终于恢复了共青团团籍。这已经是由我的一位同事的女儿——我们的下一代代表马边县农业局团支部来宣布黑龙江省856农场团委的平反通知。更可叹的是给我本人的那份通知：“……现已查明……1962年甄别复查时，已做出撤销原处分决定的结论。当时决定将此结论通知你本人及所在单位，但不知是何原因未通知到……”只这“但不知是何原因未通知到”的十一个小字，就代表了我多余冤枉的长长的17年——多余的6200多个日日夜夜，加上前面的3年，整整20年，我当时的工龄总共才28年啊！ 80年代上半期，我母亲早已躬腰驼背，但终于高高兴兴，穿戴整洁整齐地由一个在北京服役当兵的我的后辈四川战友护送来京（省去我前往四川的往返旅费）。虽然那时全家还在一间平房里，但在亲朋好友相助下，在房前接出了半间住房，能够和我母亲不再提心吊胆地安安稳稳、舒舒心心、高高兴兴住在一起。这是30多年后第一次真正同住在一个家里。她终于每天都能看到她的大孙女，每天都能看见她的大孙女面部上和我同一个部位的那颗黑痣，还第一次看到了我的小女儿——她的又一个孙女。她终于又有了1964年那短暂的满面笑容，这一次却不再短暂了。但我母亲哪里也不想去玩，总在家里闲不住，还像1964年那样，躬着腰也要整天忙得团团转。只有让她到故宫去看从前皇帝住过的地方，到天安门照相，她连连答应了。在天安门前，我母亲尽力直起了很久没有直起过的腰，双手虽然还扶在腿上帮助腰部用力，但总还是直起了腰，照了一张伸直了腰的照片，永远定格在我们兄弟姐妹和我们的儿女心里。 丁丑年除夕，母亲永远离开我们全家就一周年了。一周年前弟弟妹妹们按照她生前的愿望，把她埋葬在自留地里。我们都知道，那是她的救命地，救过她的命，也救过她的儿女们的命。 母亲周年到来的时候，我忘不了的是，1993年我到四川峨眉开会前后回家，1996年我和我爱人一起回家，母亲已年过80，还自己亲自动手做出她能做的好吃的东西，而且每餐都一再催着我们：“多吃一点，再多吃一点，以后恐怕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这和我外婆对我说过的话简直是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字字都如金属一般，沉甸甸。 我还忘不了的是，1996年回家，我从身上的旅费中拿出一点钱给母亲，母亲却说：“你刚刚给我汇过款，你又拿钱给我，你们又用什么？”我怎能忘记，1964年我和爱人、女儿看望母亲时，我们在北京给母亲买的那顶帽子，她除了逢年过节外出才偶尔戴一次外，直到1998年她离开我们，那顶帽子经历了30多年还是新的。她也再没有“地主分子”帽子了，那个“文革”中重戴的帽子也自然永不存在了。当我的妹妹首先发现我母亲安然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头上戴着的就是1964年她的儿子在北京给她买的那顶还是依然如新的帽子。我哪能忘记，我母亲在80年代和我一家高高兴兴住在一起的时候，母亲就对我说过不止一次的话：“过年过节我戴着你们在北京给我买的那顶帽子外出的时候，我都要告诉别人，这是我儿子从北京带给我的帽子！是北京的帽子！” 我更忘不了的是，母亲那张青春年华时素净而漂亮的照片，永远永远再也无法见到了。我母亲珍藏了多年的那份印着两位四川籍伟人大名和大印的“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不仅是我这个儿子人生历程的真正起点，更是我母亲一生的光荣。我的母亲，是我们伟大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代军属中普通而光荣的一员，当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革命军人家属。我在寻找，我要寻找，不仅是寻找我们共和国重大转折中的民族英雄近五十年前的大名和大印，我也是在寻找历史应有的归真和还原。这只能靠我家乡乐山市新一代的父母官了。我也是个60多岁的老兵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上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英名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曾接口头通知被我用钢笔涂掉（尚依稀可见），但有幸还在我身边永为纪念。但愿有朝一日，我穿着我当年留下的军装，扛上我保留至今的肩章，我能把我的那份“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跪奉到我的母亲墓前。还要立上一座碑，碑上，除了刻上母亲的姓氏和她小时候在农村私塾读书的学名以及哀立者处的子、女、婿。子女的子女、子女的子女的子女等一系列排名之外，还要特别堂堂正正地深深刻上应该冠于母亲姓氏学名头上的一行大写的大字： 公元1951年一位革命军人家属——我们的慈母 这才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的母亲和我们子孙的祖母、外祖母、太祖母、太外祖母应该堂堂正正地重新戴上的一顶真正应该戴上的帽子。 我母亲临终之前，曾叮嘱她的儿女们，她身上还留着几百元钱，这在我近年每年才能够寄给母亲较多一点的汇款中，至少也要占三分之一，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俭省，才留下了这一笔对她是不小数目的现金，每张钞票都早已换成崭新的了。她还经常要看病吃药啊！母亲要儿女们在她走后，拿这笔钱到乐山大佛寺捐个功德。 母亲，我知道您的意思。您信仰佛教已经多年。这是一种虔诚的象征。母亲，您要我现在常州的那个妹妹和妹夫告诉我，您没有能够保护好我在1951年寄回家的那份“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您一直不曾告诉我，以为我一直不知道。其实，我从那时乐山街头的大字报和传单以及批斗我时所列的那些“罪状”所透露的信息中早就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了。母亲，我知道，保佑我们平安，保佑我们能有今天的，是真真的现实中的大佛。 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永远在我们心里高大。 我的外孙女写给我母亲的信 1996年夏，我和我爱人准备去四川看望我母亲，两个女儿听说后，都准备同往，自然还要带着我的外孙女。后来，两个女儿都因故未能成行。我母亲未能在生前见到我外孙女。这里拷贝录入我外孙女写给我母亲——我外孙女的太姥姥的两封短信，一封是写于1997年夏天的，另一封是在我母亲病中的时候，以纪念我的母亲，也是纪念二十年前重大转折后的这个崭新的时代。 第一封信 亲爱的太姥姥： 您好！近来你们忙吗？ 我的小名叫小雪花，是您的大孙女囗囗的女儿，是您的大儿子也是我的姥爷囗囗囗的大外孙女。我是您的重外孙女囗囗囗。我姥爷说，我是您的排行老大的大重外孙女。今年9月1日，我就要满10岁了，已上完四年级。到10岁生日那天，我就要开始上五年级了。 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已经公布。语文我得了90分，数学得了94.5分，英语得了97分。都怪我粗心大意，马马乎乎，没有得满分。其实，卷子上的题我都会，比如，数学卷子上有这样一道题：求角的度数，我已经把得数都写好了，结果，忘了把表示角的度数的符号（“。”）写上，扣了1.5分。真不应该。我决心改掉粗心的坏毛病，养成良好的细心的学习习惯。 我现在在姥姥、姥爷家。每天，我都要复习两课英语，写规定的暑假作业，2页大字，默写3课语文词汇。我还每天在计算机上练习写作和复习英语。复习英语要在计算机上默写单词、课文和对话，这封信就是在计算机上写作的。我以前一直用全拼录入写作，现在，我正练习用双拼。我复习英语翻译成中文时，就用的是双拼输入。现在，我就把它打印出来，附在这封信的后面，向你们汇报。 另外，我还把我小时候弹钢琴的一张照片寄去（按：其实现在还是在“小时候”），是姥爷亲自给我照的。照片里的墙上，还挂着一张我们全家的合影照片，可惜太小了。这张照片里的照片，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可惜在我的信里不能寄姥爷给我买的放大镜，下次我再寄一张大点儿的照片给你们。祝太姥姥和大家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您的重外孙女：囗囗囗 1997年7月19日 第二封信 亲爱的太姥姥：全家人好！ 新的一年来到了。在这里，我寄给大家一封问候十祝福的信。 回头看看1997年，有好多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小姨入了党，姥姥、姥爷去宁波、上海等地开会……最令人高兴的是我在学区的书法、自制贺卡大赛中分别获得了三等奖，在学校的软笔书法竞赛里也夺得了三等奖。还有，我的作文在班里的板报上发表了，老师说我写的具体。现在，我就录在下面，请你们提提意见。 （作文略） 你们看，我写的怎么样？对了，你们已经看到了信封里的照片了。巴，照片上我正在姥姥家使用那本像砖头一样厚的汉英词典呢！现在，我已经能使用辞海、辞源、英华大词典等工具书籍了，是姥爷教会我从小学习使用各种工具书的。您看了照片一定会高兴的。 这回期末考试，我语文数学得了优，英语得了A。 太姥姥，我听说您生病了，您一定要好好看病，好好治疗，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妈妈（您的大孙女）听说您病了，给您寄了钱要您治病。您看看我的照片，看看我那优异的成绩，一高兴，病魔就会跑到九霄云外了！ 您每年春节前都要寄给我姥爷和姥姥的香肠，姥爷说是真正正宗的四川乐山家乡风味，买都买不到，全家人都爱吃，也是我最爱吃的高级食品。姥爷、姥姥都舍不得多吃，只有我吃的最多。 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挑食”的坏毛病，不喜欢吃的东西也能多吃。姥爷说我“现在正是吃‘长饭’的时候，要多吃各种有营养的食品，不喜欢吃也要吃，才能长高。”姥爷还说，这是他小时候您告诉他的话，所以我姥爷长得高。我也一定会听您告诉我姥爷的话。等我将来长高了，我就坐飞机去看您，坐飞机去品尝您做的世界上最好吃的香肠。 春节快到了，我祝全家人春节快乐！祝太姥姥早日康复！ 您的重外孙女：囗囗囗 1998年1月18日 我母亲1998年1月27日（丁丑年除夕）安然去世，这第二封信和照片也都在临终前见到了。 我并不是以为这两封信有多高的文字水平。我在电脑上从我外孙女使用的软盘上把这两封信拷贝到我这篇文章中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两封简单的信本身，并不简单。这是我平时未能注意和发现的。 20年来，历史的进步，在五代女性的对比中，使我感到惊人的欣慰。我的外孙女的幸运，早已胜过她的母亲（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的幸运，也是远远胜于她的母亲（我的爱人）。我女儿的母亲自然也早已走出我笼罩在她身上多年的阴影。而我的母亲，在近30年的坎坷曲折之后，也终于和我们一起共同享有了1978年以来20年巨变的欣喜。只有我的本来有名有姓的外婆，却已经永远无姓无名了。 只愿未来的女性，未来的母亲们，不再有悲哀与伟大并存，而只葆有中国女性、中国母亲的伟大。 戊寅年除夕——我母亲周年祭忌日来到的时候，我在北京遥望大西南、大四川，捧着我的长篇祭文，像默默诵读经文一样，读给我的母亲，化给我的母亲。我还捧上一杯糯米醪糟酒，奠祭在我母亲的灵前。这是我们小时候过年母亲要自己给我们酿造的甜酒，每年，只有除夕这一天，母亲才喝一次自酿的甜酒，和我们一起守田（甜），守岁，候年。 我的母亲，您能听到儿子涌读的这篇祭文吗？您能收到儿子火化的这篇祭文吗？低飞的翩翩纸钱，盘旋的黑色蝴蝶，你们高高的飞走，远远的飞去吧！飞到那块救过我母亲之命的自留地上，落在我母亲的墓前。母亲，母亲！您闻到了今日甜酒的香甜吗？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布奠倾觞”，哭望南方。“鸟无声兮山寂寂”，除夜“长兮风渐渐”。又是“一年将尽夜”，长跪哀哀万里呼魂兮归来，苍苍我母！同守岁甜，共享后福！ 呜呼哀哉！尚飨！ 作者简历： 采罗 1935年生于四川乐山。1958年开始在全国发表文学作品，1959年被无理“开除共青团”，“文革”时备遭横祸。九死未悔，半生学诗。然愧对家乡盛名，仅有诗集《女神之纤》及集外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问世，有作品译成英、法文。获过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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