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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母亲小传： 张淑敏，女，汉族，北京市人，1930年出生，两年69岁，一生无文化，勤于家务，现在安度晚年。 谢姑对母亲很好，她的精明，她的对世事的极度敏感，使她能够在她 和父亲及母亲之间永远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平衡度。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够 做到游刃有余。 一 我的母亲是农村人，大脚，个不高，干瘦，没文化。父亲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不是当初我可怜你妈，她能到城里来吃香的喝辣的？我每每听到这样的话，都从心里涌起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我知道，母亲在出嫁之前所过的日子一定是很苦很苦的。对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记得还是在70年代初，年逾80的姥爷病故了，当时只有20岁的我陪同母亲回到姥爷家去奔丧，荒凉的村子，低矮的土坯房，又脏又臭的泥土路，乡亲们带有菜色的脸，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听姥爷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我的姥姥是害心疼病死的。姥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心口疼的毛病。一天，姥姥犯了病，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姥爷从邻家要了一小块黑糊糊的东西，泡着水给姥姥喝了下去，姥姥的心口很快就不疼了。以后，只要姥姥的心口一疼，姥爷就如法炮制。那东西也很见奇效，只要一喝，心口立刻就不疼了，终于有一天，姥姥喝了那东西以后，就再也没有睁开眼，那一年，母亲才19岁，姥姥走了以后，母亲每天坐在门槛上哭，日子一久，她的眼睛落下了病根儿。 为姥爷办完丧事以后，我终于确信，母亲嫁给父亲，确实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70年代的农村尚且如此贫困，母亲幼小时的农村又该是怎样一种荒凉的景象啊！ 难怪父亲到了老年的时候，心理上总有一种失衡感。单从外表上看，父亲和母亲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父亲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当年追求他的女人一定不在少数，而母亲比父亲矮一个头还多，两只眼睛因哭姥姥哭得总是显得迷迷茫茫的，唯一能够显示出青春气息的，是两条长过腰身，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就是这硕果仅存的两条辫子，还在文革初期，在红卫兵声色俱厉的申斥下给剪掉了。再从内涵上看，父亲是初中文化（这在当时是很值得夸耀一番的），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能写出很漂亮的工作报告。而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如此大的悬殊，母亲却能够陪伴着父亲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路途，这里面的甜酸苦辣，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大概是那种“儿子心疼妈，闺女心疼爸”的普遍心理在起作用吧，我心疼母亲往往较心疼父亲尤甚。尽管母亲没有文化，尽管母亲其貌不扬，尽管母亲在浑浑噩噩中度着她那漫长而与世无争的日子，但我始终爱我的母亲，始终牢牢地连结着和她的母子情结。 因为母亲朴实无华，因为母亲把她一生中最美好最辉煌的生命都给了我们这些儿女，给了她赖以生存的父亲。父亲完全可以不满意母亲的外貌，但对母亲吃苦耐劳的持家守业，也不由得从心底发出赞叹。而我们，作为母亲的儿女，母亲不扬的外貌，在我们眼里则是慈祥的象征。 二 我初谙世事的时候大概是在1958年，那一年我7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其时，全国大跃进的热潮已初见端倪。28岁的母亲正当年轻。幼时家中的贫困使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她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街道办起了文化扫盲班，母亲和我的大妈（父亲的嫂子）一起参加了扫盲班。 我一直弄不明白的是，父亲和他的哥哥各自结婚以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分家单过，而是始终住在一个院子的三间北房中，在家庭秩序上，还恪守着“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的封建社会的传统陋习。我的父母住西屋，大爷和大妈住中屋和东屋。大爷是个无业游民，无固定的职业，自然也就无固定的收入，父亲在汽车公司开车，将每月工资收入的90％都交给大妈。大妈掌握着两兄弟十余口人的经济大权，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管家婆。 大妈是个小脚，为人刁横，伶牙俐齿，没理能揽三分，得理更不让人。由于她年纪比母亲大，记忆力也远远不如母亲好，在扫盲班上的成绩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为此，她特别嫉妒母亲。常常在父亲面前搬弄是非。 不幸的事情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发生了。年轻的父亲听了大妈的挑唆，顿时信以为真。他找到母亲，没有三言两语就对母亲动了手。大妈赶紧出来拉架。尽管我当时不大明白大人们之间的事情，但我还是听得出来，大妈的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拨的味道。母亲虽不善言，但脾气极倔强，大概是对父亲指责她的话死不认同吧，一时下不来台而又血气方刚的父亲，再次对母亲大打出手。母亲被打得从台阶上面滚到台阶下面，发出尖锐的哭叫声。我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但是没有人理睬我。母亲在父亲的脚下来回滚动着，哭叫声更加刺耳。衣服由于滚动而掀了起来，露出母亲那带有伤痕的肌肤，像刀刻一般留在我幼小的记忆里。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我曾多次试图努力把它忘掉，但我忘不掉，我实实在在是忘不掉，我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我之所以忘不掉，不是为了记恨父亲，也不是为了记恨我的大妈，我所忘不掉的，我所记住的，只是母亲的苦难，母亲所受的罪。因为这是我记事以来最清晰的一个记忆，尽管它不是很美好的记忆，但它是关于母亲的记忆，忘不了母亲，也就忘不了这个记忆。 这件事发生以后，母亲就再也没去上扫盲班。这注定了她的后半生将永远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细想起来，对母亲而言，这似乎又何尝不是一个幸事呢。常言道：人生忧患识字始。母亲不识字，少了一条了解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纽带，外部世界风雨飘摇的变化，她浑然不知，也就没有了忧患。她在懵懵懂懂中过自己与世无争的日子，倒也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三 大跃进的高潮在全国掀起以后，男女老幼都处在一种狂热的躁动之中。很多在家庭中赋闲的妇女都走上了社会，把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个高潮中去了。街道居委会自然也给了我们家一个名额，在家中一向拔尖称大的大妈，这一次很慷慨地把这个差事让给了母亲。她从心里不愿意自己每天去干活儿受累，而让母亲在家里吃闲饭。 父亲没有异议。因为大妈没有异议，父亲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异议。母亲很高兴地去了，看她满脸带笑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头一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去的神态。 母亲在街道办的一个小工厂里，每天早起晚归，精神显得很轻松，很快乐。回到家里，常常跟我讲一些厂里的事情。我似懂非懂，表面上点着头，心里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一个月以后，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回了她一生当中仅有的一份工资，我记得，当时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去买点自己喜欢吃的零食。我别提多高兴了，立刻飞出屋子，飞出院子，向胡同口卖零食的小铺跑去。 母亲的工资，全数交给了大妈。大妈用手指头沾着吐沫，一张一张地数了两遍，才把钱揣进兜里。一连几天，大妈的脸上都是满面春风的。 谁知，好景不长。第二个月过了没几天，一天的早晨，刚刚走出家门要去上班的母亲，突然捂着肚子蹲下了。紧接着，她的脑门儿上就滚下来黄豆粒儿大的汗珠子。我吓慌了，扯着脖子大声喊叫。大妈和邻居们相继赶过来。有人提议，赶快把母亲送进医院。一听这话，大妈的脸阴沉得像锅底。母亲看了看大妈的脸色，忍着疼，无力地摆着手，断断续续地叫着我的小名，叫我把她扶到床上去。 我扶着母亲上了床，吃力地抱起竹壳暖瓶，给母亲倒了一碗水。母亲一手压着心口，一手颤巍巍地接过碗，喝了两口水，然后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母亲蜡黄蜡黄的脸，心里说不出的害怕。尽管我是父母的长子，但我毕竟才只有8岁。母亲大概看出了我的胆怯，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叫人心酸的笑容，安慰着我，叫我不要害怕，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母亲说，我的姥姥得的就是这种病，她的病，也许就是从姥姥的娘胎里带来的。我人虽小，心却重。母亲的病从此在我的心里留下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那次得了病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去上班，命运又一次把母亲抛出了社会生活的圈外。她像一颗流星在茫茫的宇宙间划过短短的微弱的一道光亮之后，便消失了。 母亲重又回到家中，回到大妈那两道利剑一样的目光下面。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的这种病，真正的名字叫胆结石，只需要一个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以解除母亲的痛苦。可是，当时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大妈的手里，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确实容不得母亲去做这样一个手术。就这样，母亲在病痛的折磨中硬挺了12年以后，才做了这个迟到的手术。 四 从那以后，母亲接长不短地犯病。没犯病时候的母亲，身体和健康人一样，壮实能干，不怕吃苦。她每天六点钟就起床，笼火做早饭。等把早饭做好了，她就一边擦着手，站在门口，一只脚蹬着门槛，扯开嗓子，挨个叫着我们这些刘家的后辈子侄，到屋里吃饭，每次都忘不了加上这句话：来晚了可就没了。 于是，我们争先恐后跑进门，全聚集在饭桌四周，呼噜呼噜吃得山响，吃完了，该上学的上学，不上学的接着到外边去疯跑疯玩。母亲在屋里洗她的碗。 母亲干活儿属于那种粗扩风格，手脚麻利，却有点不管不顾。就拿刷碗来说吧，她把所有的碗都镲进水盆里，在刷的时候，碗与碗之间相互碰撞，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既产生出很大的噪音，又将碗边磕得掉了磁儿。实际上这种刷碗的方法很不科学，但对我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都一直认为，刷碗就要弄出很大的响声，否则，就是刷不干净， 一犯了病，母亲常常一个人孤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轻轻地哼哼着，情景非常可怜。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坐在母亲的床边。 房外的天空，阴云沉沉。我看着母亲，母亲看着我，母子二人相对无言。心情就像窗外的天一样沉重。 几天以后，母亲的病自然好了，又开始操劳着永无休止的家务。有一个印象，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的冬天，气候格外酷冷。由于条件所限，取暖的火炉连烟筒都没有钱安装，笼火时要把炉子搬到房外。母亲穿着单薄的棉衣，西北风像一个肆无忌惮的疯子，在院子里肆虐。母亲哈着冷气，鼻尖上滴着鼻涕，蜷缩着身子，不停地搓着双手，跺着脚。风，毫不讲理地在她的头上乱抓，将她的头发抓得乱七八糟。有好几次，引柴刚刚被点燃，就被大风扑灭。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之后，母亲终于把引柴点着了。 “他婶妈，火笼着了没有哇，这屋冷得跟冰窖似的。”东屋传来大妈慵懒的声音。“他婶妈”，是大妈对母亲的日常称呼。 “刚笼着。”母亲回答，只有三个字。 由于中国社会的封建历史太长，历来存在着长幼尊卑的传统习惯。在刚刚解放不到十年的中国，自然也逃不出这种封建桎梏的束缚。长而尊，幼而卑，长可以随意对幼呼来使去，而幼则只能逆来顺受，这条固若金汤的雷池，谁也不能僭越。虽不合理，却是天经地义的。 母亲对此习以为常，似乎从来没有发过什么牢骚，吐过什么不满的怨言。可是，即便是母亲有怨言，有不满，她又能向谁诉说呢？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把心里的委屈痛痛快快地倒出来，又有谁能替她把这些委屈消灭于无形呢？没有，什么地方也没有。除了我，母亲找不到任何人，而我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在长而尊，幼而卑的传统习惯势力面前，我也是个弱者，实在帮不上母亲的忙。 母亲的病，发作是有规律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以粮食为主而果腹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玉米面及少量的大米和白面。一年十二个月，只有到了年节，才能改善一下伙食。一家人炖一大锅肉，围坐在一起，猛吞大吃一顿。母亲往往要等大爷大妈父亲以及子任辈们都吃完了，才能够坐到桌前，吃几块被别人挑剩下的瘦肉（那时是以能吃到肥肉为最大的满足，饮食文化的观念与现在大相径庭）。 我发现有好几次了，只要母亲一吃肉，她的心口准疼。父亲因为母亲的频繁犯病，不但早就习以为常，而且也早就对母亲失去了耐心，他紧皱着眉头，阴沉着脸，训斥母亲：怎么一到逢年过节，大伙都挺高兴的，你就来这么一出儿。 母亲除了呻吟之外，什么都不说，她依然沉默着，不对父亲还一句嘴，只是哼哼着回到西屋，爬到床上去，在隔壁传来的人声笑语中，独自忍受着病痛的煎熬。 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三间屋子里都静悄悄的。我走进自己住的西屋，只见母亲躺在床上，背冲着门口，她那瘦小的背影看上去是那么可怜，那么孤弱无助。我走到床边，叫了一声，母亲没有答应，我转到母亲的正面，就见母亲满脸是泪，枕头已被泪水浸透，我慌了，连声叫着，妈，您怎么了？您怎么了？母亲将一只粗糙的手放在我头上，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 我从床上跳下来，疯了似的跑向胡同口的小铺，掏出我身上仅有的三分钱，买了几块糖，然后飞快地跑回来。我把糖送到母亲的嘴边。母亲那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的泪水，又禁不住籁簌地流了下来。 母亲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小名。从她那边抽泣边间断的述说中，我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就在当天上午，母亲因为一件小事招致了大妈一顿数落。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大妈顶了几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大妈扭着小脚，冲上来就和母亲撕掳起来。大妈的三闺女，一个年近20岁，有着一脸横肉丝的厉害角色，也帮着她老娘对母亲大打出手。 母亲一边说，一边让我看她胳膊上的伤。母亲干瘦的胳膊上尽是一道道的抓痕，血迹斑斑的像是蜘蛛网。 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当时就要去找大妈理论理论。母亲死死抓着我不放。看着母亲那含着泪闪着惧色的目光，我的勇气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着。我一个屁大点儿的孩子，找大人理论，能论得出什么结果呢？倘若大妈倚老卖老，根本不屑与我废话，先赏我两个耳刮子，再向父亲面前告我一状，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还得连累母亲跟着吃挂落儿。 我回望着母亲，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当时，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赶快长大吧，我长大了，谁要是再敢欺负母亲，我一定挺身而出，挡在母亲的前面。 那天，母亲后面说的话，叫我又伤心又害怕。当然，还是岁数小的缘故，我害怕的心理要远远多于伤心。母亲说，大妈经常欺负她，父亲又不给她作主。她活着实在是太难了，倒不如找一根绳子，像东口那个女人上吊死了算了（不久前，我家胡同东口有一个中年女人，不知何故，在家中自缢身亡）。 很难想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听了自己生身母亲亲口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会是怎样的害怕。我连一句安慰母亲的话都说不出来，心里除了紧张害怕，还是紧张害怕。到了晚上，母亲心口疼的病又犯了。父亲见怪不怪，吃完了晚饭，就径自钻进被窝儿睡觉。母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双手压着肚子，一声接一声痛苦地呻吟着。 我躺在父亲身边，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母亲的话在我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真伯母亲会走那条路，可是我又不敢跟父亲说。 大概是母亲的呻吟把父亲吵烦了，他大声喝斥了母亲几句以后，就关上了电灯。 母亲那带着哭音儿的哼哼声在黑暗中听起来更加凄苦，更加叫人不忍卒听。我不停地翻着身，父亲以为是我的被窝儿冷，就叫我钻到他的被窝儿里去。但我还是睡不着，还是不停地翻身。母亲的话，深深地刺进我的心底，要想把它铲除下去，对少不懂事的我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个小孩子是应该脑袋一挨枕头就着的。父亲终于觉察到我的异常，再三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母亲的话对父亲说了。我以为，父亲会对母亲进行一番安慰。没想到，父亲听了我的话，对着坐在小板凳上发出惨呻声的母亲大发脾气，连声斥责母亲不该用这样的话去吓唬一个孩子。 当时，我真后悔不该将母亲的话告诉父亲。 五 全国性的大跃进热潮消退以后，苏联和中国翻了脸，随后中国出现了历时3年的自然灾害，进入了非常艰苦的时期。 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 屋漏偏遭连夜雨。父亲和大爷兄弟俩合二为一的大家庭，繁衍得越来越壮大，人丁兴旺得叫许多家庭都望尘莫及。大爷那一边，四男四女，父亲这一边，一女两男，母亲的家务劳动繁重如山。每天买粮做饭，刷碗刷锅，扫地打水，忙得不亦乐乎。 人口多，进项少，再加上整个社会环境都不乐观，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吃不上一顿饱饭了。饥肠辘辘，两眼发直，不久，市民之间就开始传播着乡下已有人饿死的消息。 当时的主食，五分之三强的部分是棒子面，其余的是白面和大米。为了不让家里挣钱的台柱子倒下去，家里给父亲和大爷开了小灶。 母亲在给父亲做饭的时候，大妈尽管不动手，却总是在一旁与母亲形影不离，两眼紧紧盯着母亲，生怕母亲给父亲的饭菜好于大爷，而叫自个儿的爷们儿吃了亏。 这些情况，父亲连影儿都不知道。因为大妈不仅有刁横的一面，而且有圆滑玲珑的一面。她在看人下菜碟，会来事儿，语言和表情上的表达能力，是母亲所远远不能及的。许多年来，父亲就是在大妈的这种超群的表达能力的掩护下，一直把大妈当成是《赤桑镇》里包拯的那位嫂娘吴妙贞的。 “他老爹，真不容易。”大妈常常当着父亲的面这样说。 父亲立刻把他心里那种暖融融的感激，纤毫不遗地表现在脸上。 说起来，现在的人也许不会相信，那阵儿的日子过得真是苦极了。像我们这些孩子，最盼望的日子就是每月的24号。因为到。了这一天，下个月的新粮票就可以启用，买到新粮食。我们就可以暂时忘掉饥饿，可以好好吃一顿白面烙饼，把肚子填个八成饱。24号这一天，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不啻就是最神圣、最伟大的节日。 有一件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对母亲有着一种深深的愧意和自责。当时，我们吃饭都有定量。家里预备下一杆秤，每到做饭前，依据每个人定量的大小，在家里地位的高低，将每个人所应有的那份约出来，或三两或半斤，约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差。谁也别想多，谁也不愿意少。少一点儿，谁都会不高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真儿真儿地看见母亲悄悄地将半个窝头揣进兜里，我当时就一肚子气。人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母亲凭什么多吃半个窝头呢，晚饭后，父亲见我气鼓鼓的样子，问我为什么像个丧门星似的哭丧着个脸。我理直气壮地对父亲表示了对母亲的不满。 父亲听了以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了半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半个窝头是我给你妈的，你没看见你妈这几天越来越瘦了吗？我顿时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说明我当时那种懊悔的心情。当生活贫苦到需要靠白菜疙瘩、榆树叶来维持生命的时候，一个儿子看到自己的母亲仅仅多吃了半个窝头，心里的平衡就严重地倾斜了，这是怎样一个不孝的儿子啊！ 为这事，我心里难受了好几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每当想到这件事，都觉得对不起母亲。尽管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刚刚11岁的孩子。 现在，当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大讲究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孝道思想，而任由传统的孝道观念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远远地离我们而去，但当年发生的那件事，却从另一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警示：一个儿子永远不应该去指责自己的母亲。寸草春晖，是一个永恒的哲理。是母亲把我们哺育大的，母亲的乳汁和我们的血液早已经就融汇到一起了。 况且，那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父亲终于知道心疼母亲了。半个窝头会给母亲的心灵上多么大的抚慰啊！ 六 艰难的岁月，每一天都过的很艰难。人们根本不敢奢望侈谈生活，而只是依赖着少的可怜的粮食维持着生命。人们的存在已经变成一种物理性的存在，逞论吃得好不好，只要不被饥饿打趴下，就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胜利。 为了解决经常出现的断炊之米，母亲从街坊口中得知，有人到城外头的水坑里摸了好多田螺，不但可以充饥，而且也很有营养，母亲动了心，第二天就带着几个饥饿的“战士”：我和我的两个堂弟，一个堂姐出了城，来到六里屯一个水坑边上。 赤日炎炎，没有一丝风。母亲挽起裤腿儿，下了河。我们跟在母亲身后，像几只小鸭子跟在老鸭子后面一样，弯着腰在水里摸着。太阳闪着白花花的光，照得人头昏目眩。母亲的额头上淌着大汗珠子，可她顾不得擦，因为她每一把抓下去，都能够抓上来五六个或八九个田螺。要是抓得快一点儿，抓得多一点儿，全家人就可以吃上一顿带荤腥儿的晚饭了。母亲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吧。 我们所带去的一个布口袋，渐渐地鼓了起来，母亲的嘴角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一个农村模样的人。他站在河边上，大声向我们嚷嚷着，看样子挺凶。母亲连忙上了岸，神色不安地走向农村模样的人。 农村模样的人指着母亲的鼻子，说：这河里的东西都是人民么社的，你们没有得到人民公社的批准，就到这里来偷东西，这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得把你们带走，母亲吓得脸色发白，声音都变了。我们更是怕的要命。 农村模样的人更加神气十足了，母亲点头哈腰地向他说着好话。尽管语气断断续续，有些词不达意，但那种诚惶诚恐的认错的态度，显然是打动了农村模样的人。他的嘴里虽然还是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但他的脸色却缓和了许多。最后，他叫我们把田螺留下，就让我们立刻离开水坑。 一个上午都白忙活了。我们快快而返。一路上，母亲脸上愁云凝重，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断地发出沉重的叹息。 那个叫我永生难忘的三年，后来被定为天灾人祸。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一下，人祸的成分应该是远远大于天灾的。如果不是大跃进的狂热，使人们旷古以来的那种愚忠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又怎么能够偿到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呢？ 再进一步说，如果不是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使然，几亿中国人又怎么能被几个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上呢？ 七 物质生活的极度清苦，使母亲形销骨立。北京人所谓的乐和事，更与母亲无缘。现在买个收录机彩电什么的易如反掌，可那时候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不敢问津。母亲是北京远郊区人，因为不识字，不大懂得社会上的政治风云；因为不识字，粗糙的双手也从来不摸书本。但母亲爱听京东大鼓，爱听评剧。听了也就听了，听了和没听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是问问她戏里唱的是什么事儿，主要的人物是谁，她竟会瞠目结舌，一个人也说不出来。没办法，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愚钝、没知识少文化，不开窍，像蜗牛一样，默默地在艰难的生活的路上，缓缓地向前爬行。 父亲是个司机，在市里开公共汽车，长年跑专线。在形形色色的乘客中，有一个性格爽朗的女人常常坐他的车。这个女人后来和我们家保持了长达20年的相互来往。父亲把她带进家里来的时候，母亲热情地接待了她。她把母亲称做二嫂，管大爷大妈叫大哥大嫂。对父亲，有时叫二哥，有时就直呼文仲。文仲是父亲的名讳。因为她姓谢，所以，父亲和大爷两个窝里出来的后辈子侄，一律称呼她为谢姑。 谢姑进入我们的家庭，并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她爽朗开通大大咧咧的性格，能够和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处得非常融洽；另一方面，母亲是那种北京人叫作“无虑忧”的人。所谓的“无虑忧”，就是指某个人没心没肺，对什么都不着急，对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不知道什么叫发愁的人。 从表面上看，对谢姑的到来，母亲也确实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吃醋，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会对她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是从后来的事情上看，母亲并不是没有她的想法，只是由于母亲的内向，把她的想法掩盖住了。 实际上，父亲和谢姑是一种由司机和乘客的关系发展成好朋友的关系，并且是一种较为近密的关系。他们并不像世俗观念所认定的那样，一男一女，过从甚密，必有苟且之事。谢姑长的并不好看，黑黑的皮肤，矮胖的身材，如果说她像一个酒瓮，那绝不是贬低她的形象。况且，她是个有夫之妇，男人在朝阳评剧团当电工，高高的个子，曾经在一部戏里客串过美国顾问。谢姑出现在我们家不久，就让她的男人也加入了我们这个人口莘莘的大家庭。 谢姑对母亲很好，她的精明，她的对世事的极度敏感，使她能够在她和父亲及母亲之间永远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平衡度。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母亲一如既往，还是沉默寡言，好像谢姑的出现就像空气一样的看不见。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母亲的一句话，使我窥见了她心底的秘密。 由于谢姑没有孩子，我又是她“二哥”的长子，这就注定了她对我也尤其的好。她常常带着我到公园去玩，在车上兜风，逛厂甸，买一米多长的大糖葫芦，抖空竹，放风筝，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而且，她也很能干，她能够用一勺米，熬出一大锅像面糊一样的粥来。我也很喜欢她。 父亲见我们两个人这样亲近，就开玩笑说：你要是喜欢小群子（我的小名），就叫他当你的干儿子吧。 谢姑听了喜形于色，当时就把我抱起来，先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揪着我的鼻子，连连问我干不干。我还没开口，始终在一旁不言不语的母亲，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软不硬、不阴不阳地捅出一句话来：再怎么也不是自个儿的儿子呀。 父亲当时极尴尬，谢姑也莫不丢丢的。谁都没能想到，一向寡言少语的母亲，说出话来竟是这样的干、良、倔。真是话不在多，而在精。我豁然明白了母亲的心思：其实她也在乎父亲和谢姑的交往，她也有一般女人都有的吃醋的本能。但是，当着父亲和谢姑，她始终不显山不露水，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大概是出于无奈和无助，才不得已而为之吧。 另一方面，母亲似乎是以一种“稳坐钓鱼台”的恬然态度来冷眼看待这一切。当她认为需要使对方的气势收敛一下的时候，她就瞅冷子向对方飞出一支袖嫖，使对方大吃一惊。因为她有着一个最强大最稳固的根基，那就是我，我是她的儿子，是她和父亲结婚以后，十月怀胎的产物，而谢姑则没有。论精明，论能说会道，论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母亲远逊谢姑十筹，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谢姑却永远是处于劣势的。 认干儿子的事，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就此作罢。 八 斗转星移，谢姑和我们家混得越来越熟了，终于有一天，大爷答应她和她的男人住进了我们这个院子（这样的大政方针历来是由大爷作主拿主意的）。院子的东面是一间自己盖的小屋，将将可以睡下两个人。谢姑和她的男人就住在这个小屋里。 这一年，我的下巴额长出了毛融融的细毛。我已经是个少年了。有一天，为了母亲，我和谢姑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龃龉。那天做饭，母亲蒸了一屉窝头，谢姑在旁边看着。认为应该多搁一些碱，就对母亲说了。母亲一声不吭，可也没按照谢姑的意思去办。谢姑脸上有点挂不住，就对母亲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母亲自然不甘示弱，奋起而应战。谢姑的话就有些出边了。她们的口舌起初我并不理会。可是，我突然看见，大妈在一旁，脸上似笑非笑，显得很得意。我就忍不住了。 于是，我站在母亲一边，向谢姑发出了一连串的不大中听的话语（但不带骂人的脏话）。谢姑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进了小屋。 我帮着母亲战败了谢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是，我也清楚，如果我没有看见大妈的那副嘴脸，也许我是不会跟谢姑翻脸的，不管怎么说，谢姑对我都是一百一的好，我之所以跟谢姑反目一战，实际上是给大妈看的，大妈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大清楚，但我却明显地意识到，我是把谢姑得罪到家了。 果然，没有几天，谢姑就搬走了。 我怀着一肚子的歉意，看着谢姑一点一点地搬走了她的家具，心里怅然若失。这时候，我听到站在我身边的母亲，重重地出了一口长气。我顿时就领悟到了：母亲，是希望谢姑快快滚蛋的。 谢姑搬走以后，虽然有时还到我家来，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却是日渐疏远了。时间一长，我心中那点歉意也被岁月磨蚀得淡漠下去，一切又都恢复了谢姑没搬来以前的样子。 九 1964年，全国的老百姓渐渐走出了饥饿的阴影。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众多的后辈子侄也都个个出落的像个人样了。原来的三间房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生灵。 父亲开始想主意了。 他在单位借了点钱，在院子的南面盖了两间简易房。房子盖成以后，父亲领着母亲，我以及我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就搬进了新居，在搬迁的整个过程中，母亲显得春风满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种被压抑了很久的郁闷和愁苦，被淋漓尽致地释放了出来。 大妈那张脸却阴沉得似乎要流出水来。她一句话都不说，始终把目光对准父亲。父亲有点对不起嫂子似的，低着头。 “他老爹，”大妈开口了。“你打算怎么办吧？” “再……商量，商量……”父亲嗫嚅着，怕看大妈的目光。 “你哥也不容易，你看着办。”大妈撂下这句话，扭身进了屋。 父亲在我们的新家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前文已经说过，大爷是个无业游民，一辈子靠干临时工挣钱养家。大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的工资。父亲早在两年前就被提升为公司里的干部，每月工资9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收入。大妈心里明镜似的，我们这一搬出来，对她意味着什么。她让父亲“看着办”，指的就是：以后父亲的钱还交不交给她。 会上分成了意见完全相左的两大派别。母亲反对再继续给大妈家钱的态度之坚定，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我和大妹妹站在母亲这一边，弟弟才4岁，父亲成了孤家寡人。母亲不但态度坚定，而且意见也合理：原先在一起过的时候，家产应该是哥俩都有份的，现在既然是分开过了，东西我们可以不分，全留给他们，一点都不要。从此也不用再给他们钱，各过各的日子。 我把双手举得高高的，赞成母亲的话：“您挣的钱，凭什么叫我大妈把着？凭什么？” 父亲也说不出凭什么。我和父亲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封建社会的传统陋习，在我们家中的顽强存在和反映。长幼尊卑的旧观念，像一个泥潭，使父亲拔不出脚来。 随后，我又举了许多的事例来为我的道理做后盾。大妈的屋里有一台日本式的破话匣子，我特别爱听评书，有好几次大妈都不让我听，或是让我听了，也给我甩过来一个很难看的脸子，等等等等地说了一大堆。 父亲对母亲结结巴巴说出来的道理，没有怎么太放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可是对他的大儿子我所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他却不能轻易地等闲视之。况且，再继续给大妈家钱，他从内心里也不是很情愿，但他又驳不开大爷和大妈的面子，以后还要在一个院子里住，低头可以不见，抬头见不见呢？他很为难。 这件事最后是由奶奶来裁定的，再给大妈家3个月的钱，每月给40元，3个月以后，就不再给了。奶奶的裁定一锤定音，父亲自然照此办理。 3个月以后，我们家和大妈家在经济上就完全脱离关系了。 十 分开家以后，母亲的负担减轻了不少。但我们家的日子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原先就没底儿，家徒四壁，空空荡荡。要想置点东西，就得从牙缝里抠。 母亲在过穷日子上是一把好手。她完全没有什么嗜好，一不会抽烟，二不能喝酒，浑身上下也没有一件太好的衣裳，她尽量省着自己，衣裳破了，缝缝补补，浆浆洗洗，把蓝的染成紫的，把红的染成黑的，能对付着穿就对付着穿。 为了上班方便，父亲提出想买一块手表。母亲为了帮父亲了了这个心愿，一分钱一分钱地抠着过日子。我不止一次看见，母亲在吃完饭以后，用舌头舔着碗，直到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方才罢手。至于我们吃饭时掉在桌子上的食物，被母亲重新检起来，放进嘴里的情景，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我们所穿的衣服，母亲也是破了补，补了破，正像常言所说的那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整整两年的时间，父亲的手腕上终于戴上了一块闪闪发光的手表，是一块瑞士名牌表，父亲高兴得把手表戴上，摘下来；摘下来看看，擦擦，然后又戴上。每天睡觉前都用手绢把表包得严严实实，放在磕碰不着的地方。 虽然父亲有了手表可戴，但并不能说明家里的经济条件就有了根本的好转。每置一样东西，都需要勒紧腰带，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的调配哪样都离不开钱。好在左邻右舍都不富裕，没有什么可攀比的动因，穷归穷，怎么也比自然灾害那几年有了许多的改善。 过惯了穷日子的母亲，手头上把得很紧，不该花的钱，要想叫母亲花一分钱，根本没门儿；该花的钱，能不花的就不花，这固然应该算是母亲的一个优点，但有的时候，母亲的枢劲又有点过了头，优点似乎又变成了弱点。 那年开春，不知是什么原固，我的脸上接二连三地起了几个小疙瘩。有小米粒那么大，别看疙瘩小，整个脸都被它带累得肿了起来，而且还钻心地疼。我到医院看过两次，打针上药之后，小疙瘩消失了，也不疼了。可是没过三天，小疙瘩卷土重来，特别是长在鼻梁上的一个小疙瘩，使我整个脸的三分之二都肿了起来，就像是一个暄暄腾腾的大面包，双眼被挤得只剩下了两道缝儿。 前两次看病，已经花了不少钱，这一次，母亲不再把手伸进她的口袋里了。我只得躲在屋里强忍着，那种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我多盼着母亲能给我拿钱叫我去看病啊！盼着盼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母亲始终没有让我去看病。 这种情况叫我的奶奶知道了，她把母亲好一顿臭骂。母亲嗫嚅着辩解说：“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奶奶喝斥道：没钱？就是借钱也得给孩子看病啊！ 母亲没有再说下去，默默地低下头。 奶奶拿出自己的体己钱，帮助我把脸上的小疙瘩消灭了。 我在感激奶奶的同时，也不能不体谅了母亲。家里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她也实在很难，再说，我对母亲认死扣儿，不开窍的脾气也是知道的，在一些问题上，她也确实不能够权衡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因而也还得归结到那句话上去：没办法，母亲的心是善良的，但她同时也是愚钝的，不开窍的。这是她性格上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既然是这样，我又怎么能不原谅母亲呢？ 十一 文革的第三年，也就是1968年，母亲有幸参加了“小脚侦缉队”。所谓的小脚侦缉队，是文革期间一种特定的产物，是对官方治安不足的一种补充，由街道居委会出面组织一些家庭妇女，每人发给一个红袖章，按时按点在大街上巡逻检查，发现坏人即马上报告治安机关，群众戏称之为“小脚侦辑队”。能够参加“小脚侦缉队”的，必须具有清白的政治出身。母亲就是以这个绝对的优势，被首选加入到里面去的。 父亲没有反对，大概也不敢反对。能够参加“小脚侦缉队”，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底儿潮的有窄儿的，想去人家还不要呢。反过来说，人家要是叫你去，你不去，那可就是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问题了。对文化革命的态度要是出了问题，那您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其实，按实际能力来说，母亲参加“小脚侦缉队”实在是一种摆设。因为母亲胆子很小，一点事就吓得了不得。记得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大破四旧。有一天母亲到街上去买菜，正和一伙红卫兵狭路相逢，因为母亲梳着两条大辫子，依照红卫兵的标准，这是典型的“四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你为什么留辫子？”一个红卫兵横眉立目地问。 “嗯……”母亲的脸立刻发白了。是呀，为什么留辫子？她说得清吗？ “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赶快回去把它铰了。再看见你不铰，就不客气了。” 母亲慌慌急急走回家里，坐在凳子上喘粗气。当她镇静下来以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找剪刀，不到一分钟，那两条粗黑的大辫子就和母亲永远地脱离了关系。 尽管母亲是这样胆小，也并不妨碍她参加“小脚侦缉队”。她每天戴上红袖章，按时出勤，很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按照妹妹的说法，“咱妈还真事儿事儿的，挺神气的”。我却替母亲感到万幸的是，坏人们还真算是很仁义，没有找母亲的麻烦，否则十个母亲也早就趴下了。当然，这里只是说我的母亲，至于别人的母亲，我相信一定比我的母亲强。因为当时就有报纸报导过某某“小脚侦缉队”，协助公安机关擒获坏人若干人的消息。可见，我的母亲是一个特例。 母亲在“小脚侦缉队”干得挺舒心，可是好景不长在，好花不长开。一个多月以后，母亲这朵花就蔫了。原因很简单，大爷被街道革委会认定是坏分子，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整一面山墙。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血统论”，把母亲赶出了“小脚侦缉队”，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通知母亲去巡逻站岗了。 母亲没有发泄过什么不满的情绪，在这点上，她的与世无争的禀性又给她帮了个忙。她想得开，叫我去我就去，不叫我去就家呆着，倒也落得个逍遥清静。 每天伺候好父亲和我们弟妹几个，是母亲的日常工作。 我发现，自从分开家另过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母亲。父亲其实是一个很疼爱子女的人。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他和他那位哥哥比，那他绝对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有时候，父亲跟母亲开玩笑：你也不上班，不挣钱，是我养活你，你欠我的太多了。 母亲则答之日，在家干活儿也不轻省，我伺候你，你也得给我工钱啊。 当20多年以后，报纸上就家务劳动应不应该有报酬而进行大讨论的时候，谁能想得到，这个思想的萌芽，竟会在我们家一次不经意的玩笑中，早已经产生了呢？ 十二 由于心口疼的毛病，母亲是不敢吃肉的，可是有时候，即便不吃肉，母亲也犯了病。我记得是在1971年5月11日那天，母亲的心口突然剧烈地疼起来。邻居的老师帮助我将母亲送到位于北新桥的第六医院。 进了急诊室，母亲疼得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一位40多岁的医生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死死捂着肚子，不让医生解她的上衣扣。我担心医生会因此而生气，就对着她大声叫道：您快把手松开，叫大夫给您查啊！ 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要这样，完全是替母亲解脱，做给医生看的，免得他生气不高兴。谁知，我却想错了，那位医生拦住了我，对我说：你不要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呢？她得了病，疼得很难受，你怎么还可以向她发脾气呢？ 嘿，这叫我怎么说呢。医生的话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知道，我和母亲是遇到一位好医生了。他的话虽然全是责怪我的，是对我表示不满的，可我却特别高兴，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尊敬和好感。 诊断的结果，母亲得的是胆结石，需要动手术。家属要在手术单上签字，我是个孩子，自然不能承担签字的责任，医生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我的父亲。医生就叫我快去请我父亲来，速度一定要快，母亲的病不能耽误得太久。 我奔出急诊室，沿着大街向家里跑去，天上下着浙渐沥沥的小雨，路两边的白腊杆树早就吐出了鹅黄绿的嫩芽。我顾不得看这些，一口气跑到家里。 父亲正在家里，为我才买不久的一辆飞鸽28型自行车装大链套。当我气喘吁吁把情况向父亲说了之后，父亲连窝儿都没动，拿起擦得锃明瓦亮的大套，套在车上。 “您怎么还不动啊？” “我装上大套再去。” 我一下子火了：“我妈要动手术，您还装什么大套？” 父亲见我急了，这才放下链套，我们爷俩赶往医院。 母亲的手术整整做了三个半小时。医生从她的腹中取出一个鸽子蛋大的石头。这石头就是折磨了母亲20多年的元凶，现在它终于被清除出来了。我从医生手上接过石头，把它远远地撇了出去。 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显得有些虚弱。但痛苦的表情已经完全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听医生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只是母亲的胆已经完全摘除了，不过，对以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在母亲的病床边上，整整陪住了10天，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挺快，一天到晚念叨着要出院，并且三番两次地问我这次手术花了多少钱，一再说再住下去还得花钱，还是早点出院好。 在母亲住院的时候，大妈和她的几个儿子闺女都到医院来看望，就连一向对母亲嗤之以鼻的老姑奶奶也来了，这叫母亲非常感动。亲戚总归是亲戚。到节骨眼儿上就看出远近来了。 说到老姑奶奶，这里顺便再多说几句。她是父亲的姐姐，心眼不坏，脾气挺各，对她兄弟的这个媳妇儿，从来就没拿青眼瞧过，这回，她都来了，临走还撂下一百块钱，母亲能不感动吗？ 十三 母亲心口疼的病得到了根治，从此再也不受病痛的折磨。但也从此落下了一个奇怪的毛病：每天吃的东西并不少，可是常常没有大便，少则一个礼拜，多则20天。中医和西医都看了，却到现在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 白驹过隙，时光流逝。母亲由青年而进入中年，由中年而进入老境。1981年，我结婚的时候，母亲是51岁，虽说已渐呈老态，但还是满头的黑发，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眼神不济，看东西不大清楚，医生说是有点白内障，将来可以做手术。 此时的中国，渐趋稳定。就像一个大的家庭，兄弟阅墙，打得热窑似的，等打得稀里哗啦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我们在家里瞎指什么呢？事弄明白了，心气也就顺了。大家伙儿一个心劲儿想着把家搞好，这才是正路。 我们这个小家，不至于太穷，但也说不上太富裕。就在我结婚的当天，父亲还求妹妹借钱，以招待前来参加我婚礼的亲朋好友。 母亲也实行了她的“战略转移”，我结婚不久，她就常常在我的耳边说着同一句话：“什么时候有孩子啊？”思孙之切，溢于言表。 当时我的压力可不小。结婚一年多，妻子的肚子没见什么动静，母亲在耳边的絮语，不啻于是一道催命符。可这事光急也没有用，只能沉住气，慢慢来。 苍天酬勤，工夫不负有心人，妻子的肚子终于隆起来了。那天夜里，我把她送到妇产医院，经过36个钟头的苦苦等待，喜讯传来，一个男子汉降临人间。 我风风火火赶回家。当时是冬天，又是深更半夜，母亲一听说孩子出生了，自己在一瞬间就晋升为奶奶了，又听说是个大小子，母亲的脸上露出点“万幸是个孙子”的喜色。在传宗接代的观念上，父亲和母亲的意识比较淡薄。但生个孙子毕竟更好。母亲赶忙从被窝儿里爬出来，打开火炉，给儿媳妇煮鸡蛋熬粥。 本来是想拿勺子，却把筷子抄在手里，明明应该再煮几分钟的鸡蛋，却煮了个夹生。由此可见母亲是高兴的乱了手脚。 父亲自然也很高兴，但不喜形于色，反而椰谕母亲：看看，看看，忙了爪儿了不是？ 我和妻子都上班，护理孩子的事被母亲大包大揽过去。孩子小名叫大龙，是父亲给起的，大概是祈盼他将来能够像龙一样飞黄腾达吧，大龙很瘦，肤色也很黑，脸上有一层黑茸茸的细毛。母亲大小怪，说这孩子是不是毛人儿呀。确实，大龙太像一个毛孩儿了，身都是毛，但是，从我家的和妻子家的遗传史上来看，还没有出现过毛孩，我对母亲说，这孩子就是毛多一点儿，绝对不可能是毛孩。 母亲对大龙真是尽心，整天把他抱在怀里。说来也怪，软的像面条似的小孩子，在母亲手里竟然总是服服贴贴的。每当我抱孩子的时候，使劲大了怕孩子受不了，用力小了，又怕孩子掉在地上。我向母亲请教是什么原因，母亲说，这里有个窍门儿，也不是光拿嘴能说得清楚的，得凭经验来掌握，母亲说得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哪个不是母亲抱大的？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母亲又要为我们的后代操心费力了，我心里升起一种崇敬的感情，望着母亲。 我这才发现，母亲比以前又老了一些，眼角上的皱纹更加明显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抱着母亲大哭一场，我低下头，拼命抑制着那就要掉下来的眼泪，然后在转身的时候，偷偷把它擦下去。 由于先天不足（妻子的身体不甚好，孩子又是早产），大龙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今天感冒，明天发烧，三天两头得往医院跑，孙子连着奶奶的心。大龙一得病，母亲就着急。一直到了5、6岁，大龙的身体才渐渐健康起来。平均算起来，这孩子住了五次医院，基本上是一年一次。每次住院，也就是母亲最难过的日子。母亲在每次到医院看望大龙离开的时候，就像小孩子盼着过年一样，盼着下一次探视的日子快一点到来。 大龙6岁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早晨，父亲带着大龙到什刹海去锻炼身体，在一疏忽间，大龙自己走出了父亲的视线范围。母亲得知大龙丢失的消息以后，捶胸顿足，急得嚎啕大哭。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大龙啊……大龙啊…… 母亲的表达能力是不够的，但母亲的情感是真实的。她用单调的方式表达了极为深刻，极为复杂的深厚感情，使在一旁的嫩跟着她一起掉眼泪，值得万幸的是，大龙在几个小时之内失而得返（他是被一位好心肠的大妈，托自己的儿媳妇给送回到家5的），若其不然，母亲到底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恐怕就很难说了； 大龙回到家里，母亲扑上去，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呜呜地哭老却说不出一句话。大妈和街坊邻居都过来，安慰着母亲，说一些宽慰的话，母亲渐渐平静下来。 十四 80年代中后期，我的弟妹们相继结了婚，陆续离开了这。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家庭人员结构的变化，给家庭生活注入许多新的内容。对母亲而言，就是如何与妻子平安相处。 我有一个发小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常常和我唱苦经。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就像是一个罐里的两只蟋蟀，。掐。隔三岔五的，就得发生一次家庭内战。 我对他的母亲太了解了，那位老太太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不用说，内战的责任（假如需要负责的话），大多一半绝对应该由太太来承担。 但我的母亲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和那个朋友的母亲是通然同的两种老太太。母亲做起什么事情来都是任劳任怨的，即便是意见，有不满，也从不形诸于颜色。老百姓过日子，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刷锅洗碗带扫地。谁多干了，谁干少了，往往都在这些枝末细节上发生矛盾。 母亲担任了几十年家庭主妇的角色，干家务活自然是轻车熟路。妻子上班，工作也比较辛苦。母亲能够体谅她，在各方面照顾她。有时候妻子身体不大舒服，跟母亲说一声，母亲总是很爽快地叫她去休息，自己则留在厨房里忙活。 我们家的厨房，条件并不是很好。冬天冷如冰窖，夏天热似蒸笼。在里面做饭的滋味可不大好受。可是母亲并不计较这些不利条件，她像一部机器，每天重复着单调而枯燥的家务劳动。 自打妻子过了门以后，父亲对母亲也比以前关心了许多，他只要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做饭，有时候给母亲倒一杯水送过去，或是拿着扇子给母亲扇扇。母亲从来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连忙阻止父亲的行动。父亲就说：你这个人真是受累的命。说完，还是接着扇。 成天这样干着，说实话，搁谁也得烦。特别是当弟弟挟带着弟媳妇，妹妹挟带着妹夫到家里来的时候，吃饭的人多，做饭的量就大，妻子有时候就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但母亲则不然，母亲永远都是一个样，按部就班地做饭，吃完了，哪怕是有一座小山高的油碟剩碗，母亲也极有耐心地，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刷洗干净，送回到碗橱里面去，不过，受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影响，母亲刷碗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她不再把碗全部插到盆里，而是像我们刷碗一样，一个一个地刷，现在，我们家的碗边再也没有被磕碰得掉了磁的现象了。 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当中（最小的妹妹是父母于1968年制造出来的），应该说，母亲比较偏重于疼我，对我照顾的要比其他多一些。因为我是老大，又比他们爱说话，随和。常和母亲聊聊说说话儿，不像他们那样比较内向，言语不多，另一个原因是因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之处，有时候因为工作应酬回家晚了，妻与子都睡了（妻子由于上班时间早，晚上睡的就早），母亲不论睡与没睡，都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我的面前。道我爱吃西红柿，母亲每天到菜市去买菜的时候，总忘不了给我回几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来。 我也如是，有时候到外地出差，我思想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常是母亲，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担心母亲会犯病，她的眼睛，她的至弄不清原因的长期没有大便，都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 有一段时间，母亲向我诉说身体不大舒服，我和弟弟妹妹轮着带她到医院去做检查，检查的结果使我们兄妹几个人都大吃惊：不排除癌症的可能。 我心里沉重如山。 晚上，看着母亲坐在桌前吃饭，她是那样的若无其事，她还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可怜的母亲，我回到自己的小屋。直到夜，我还没能睡着。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所知道的母亲的一切，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想着想着，我再也难以控制，抱着头，低声抽泣起来。我的抽泣把妻子惊醒了，她慌忙问我发生了么事，我把母亲的病告诉了她，妻子也很惊讶，但又不大相信。妻安慰我，劝着我，并自报奋勇说，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她带母亲去检查检查。 妻子言必行，行必果。到了礼拜天真的带着母亲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毛病是有，却根本没有癌变的迹象，我怀疑是妻子为了怕我着急，对我慌报了军情，就和她一起到了医院，亲自向医生询问。医生的答复和妻子的话是一样的。所谓母亲得了癌症，纯是子虚乌有，一场虚惊。 我在暗暗庆幸的同时，又深深对我所带母亲去检查的那个医院的强烈不满：人命关天的事，这是闹着玩儿的吗？他们的责任心都到哪去了？ 十五 我们家的人员越来越兴旺了，弟弟有了一个很会说话的胖闺女，大妹妹有了一个淘气的但很规矩的小子，小妹妹有了一个精蛋子似的淘气包儿。 逢年过节的时候，各路人马全都聚齐，赶到大本营，母亲的家中。母亲现在是身兼多职：妻子、母亲，奶奶、姥姥。望着这几个后辈儿孙，她的脸色中多多少少显出一点得意来。 一辈子的艰难困苦都过来了，人生到了眼下这个境界，夫复何求？母亲应该有她的得意，她的开心，她的乐趣了，但是，一辈子在清苦中度过的母亲，也实在是想不出更奢侈的找乐儿的新招儿来，于是，我们家的麻将桌旁就多了一位倡导者和骁勇而不知疲倦的战将。 母亲的麻将打得并不太好，但手气却相当的好。十有八九是站在赢家的位置上。父亲的麻将比母亲打得略好一点但有限。可是父亲的手气却比不上母亲。老两口为了玩麻将，也常常闹点小不痛快。 人常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人在儿童时期是小孩子，上了岁数以后，就返老还童，又变成了小孩子，这话一点不假。因为玩麻将总是要挂着点“小意思”的，父亲和母亲要是同时上阵，赢的话也只能赢两份，要是输了呢，就得出双份，里外里都不合算。这就注定了二老只能有一人上场，这样一来，谁上的问题，就成了其中一位心情不畅的根本原因了。 通常是父亲高姿态，让母亲先上。而母亲一先上，还就不下来了。父亲觉着很窝囊，就在一旁指手画脚，指桑说槐，母亲就在父亲的涵养程度所能接受的程度内，表示出气哼哼的样子。 于是父亲也就气哼哼地躺到床上去，微微闭上眼睛，用眼缝中的余光观察着牌桌上的战况。只要一听到母亲输了牌，父亲必发布一番评论：“看看，看看，又输了吧。”“要是我就没这事儿了。”“手气不好就换换人儿，有多少钱往里扔啊。” 母亲被搅烦了，就说：老头子，你来吧。 父亲双手向外用力推着，那意思是，猜想母亲一定要来拉他上场，他得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而内心却十二万个愿意的叫母亲把他拉上场。 但实际上，母亲根本就不会来拉他。母亲叫他来，也不过是虚晃一枪，假招子。于是，父亲空欢喜了一瞬间，母亲则还是稳稳地坐在她那将军的位子上。 玩牌是上瘾的，很多玩牌的人都这样说。父亲自然也逃不出这个法则。但老是把着不叫父亲上，似乎也有些太说不过去。所以，母亲有时候也不得不表示一下谦让的君子风度。母亲的这种谦让，常常使我想起这样一个可笑的寓言：有一只狐狸向老虎献殷勤，把自己的脑袋送到虎口边上，说：您吃吧。狐狸怎么会主动叫老虎吃自己呢，它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但没想到，老虎还真不客气，一口就把狐狸的脑袋给咬下来了。 母亲对父亲的谦让，就像狐狸对老虎的谦让一样。每当我看到母亲的假谦让被父亲的真不客气所吞没，母亲那种既无奈又懊悔谦让的神态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大笑一场。 母亲想和父亲斗法，那是王奶奶和玉奶奶相比，总是差一点儿的。 十六 如今，在和父母共同生活了46年以后（我从一出生就没离开过父母），我携妻带子离开父母单过了。叫我没想到的是，我们竟会是在不太愉快的情形下分手的。 事情的起源是修建平安大道。按照国家的政策，像我们这样的条件，是应该得到一个两居室的。但在分配时，父亲将国家政策化做家庭的财产分配了，叫户口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妹妹也参加了进来。这样一来，房源不够，我们只能得到一居室。 在这个问题上，母亲是很坚定地站在父亲的立场上的，这使我又怪她，但又不能太深地埋怨她。我知道，几十年来，她一直是仰承父亲的鼻息而生活的。她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 其实，妹妹能够在拆迁中得到实惠，我作为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即便是从我的利益中拿出一部分给她，我也不会耿耿于怀的。只是，父亲在这次分配中的做法叫我很难过，很伤心。他对我完全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到父母的新居去，尽管我特别想母亲，但我也硬着头皮坚持着不露面。我的大妹夫小高和我谈了一次，他有很高的谈话技巧，他显然知道我对母亲的情义，专说母亲对我的思念，为了想我，母亲常常哭，眼睛更加不好了。听得我心神不定，六神不安的。再加上许多朋友也劝我。毕竟是自己的父母，我最终还是去看望他们了。 见到我的面，母亲抱着我哭了，我也很难过，但却没有流眼泪，当时也说不出来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哭完以后，母亲叫我坐下，父亲也坐在旁边。看样子，母亲生活的还可以。她在楼房里住不惯，就搬到弟弟的一间平房里住着。 我问了问他们的近况，母亲娓娓述说着。 那天，我很晚才走。临出门的时候，母亲殷殷叮嘱我，一定要常来看看，你爸都70多了，我也快70了，我们还能活几年呢？我听了，心里发酸。 告别父母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咳，一切都当它是一场梦吧。不管是美好的梦，还是不美好的梦，最终总有醒来的时候，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她的存在，不存在了，这个意义也就失去了。有些事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有些事则永远是没有从头开始的机会的。 把今天把握住了，强似一万个明天。 1999年1月17日18时一稿 1999年2月21日二稿 作者简历： 刘鹏，男，汉族，1951年9月11日生，北京市人。大专文化程度，曾发表报告文学《西藏工程之歌》，小说《王山大爷》等文学作品，现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任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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