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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白 母亲小传： 赵莲萍，农历乙丑年出生于北京。一生平凡辛劳，务农、做工、生儿育女，遍尝人间百味。性善心慈，乐于助人。现年逾古稀，身体健康。 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飞散，润湿了小妹妹稚嫩的小脸，也 润湿了母亲曾经丰满却已干瘪的前胸。就在母亲推开屋门的一瞬间，我看 到她曾经俊美苗条而今却已微驼的身躯，在悲痛中微微颤动时，生性刚烈 的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和沉重的。我以为，我们生存的社会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天堂。人世间应该充满亲情的温馨，充满友情的和谐，充满爱情的甜蜜，充满暖融融的阳光；天上地下寰宇间，人们应该互助友爱，和平相处，文明竞争，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强大起来，虽然社会上可能还有犯罪，还有丑陋，还有欺诈的种种恶习发生。我也曾经这样相信过，相信我们生存的空间就是天堂。可是，当我用自己这只秃笔，在稿纸上写下《人间最爱是母亲》这个题目，要记述我最亲爱的母亲的生活经历时，我才发现，要用自己这只笔来写生活在“天堂”中，我普通善良的母亲，它是多么的笨涩，多么的无能为力。因为在母亲的生活经历中，虽然也曾有过幸福，但更多的却是难以言说的、无奈的悲哀。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只能改为《悲哀的崇高》。在这里，我不得不用母亲真实的生活经历来告诉读者：我们的生活曾经像一场恶梦，这场恶梦缠绕了我们许多年。在那场恶梦中，我们的身心遭受了怎样的挫磨；母亲在那场恶梦里，曾过着怎样的炼狱般的生活；那些心灵丑陋、灵魂肮脏、丧尽天良的“人”，又是用了怎样的卑鄙阴损的手段迫害善良的弱者。并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善良的母亲。 我母亲是一个最最普通的母亲。她是农民的女儿，出生在北京东郊区（现在的朝阳区）马道口附近。现在，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商厦比肩，人气旺盛的居民小区。可是，70多年前，这里却是偏僻的农村。贫瘠的土地上散落着群群簇簇的破民房，房的四周是一片片荒芜的窑坑，里面长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那个时候这里是狐狸野狼和恶狗们的天下。我的少年时代经常去那里游玩和探险。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到出嫁。母亲家只有几分薄地，姥爷种地之余兼做泥瓦木工活儿，是个勤劳的庄稼人。姥姥长得又矮又瘦，身体却很强健，非常善良可亲，干起农活来也是把好手。母亲姊妹四个，她最小。母亲婚前的16年生活，饱受了战乱、落后和贫穷的搅扰，使她在很小的时候便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毫无疑问，我姥姥、姥爷和所有的父母亲一样，是非常慈祥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们的。可是，贫穷生存状态中的母爱，虽然也饱含着母亲对孩子们真挚慈爱的崇高，却只能是维持他们生存的简单的精神呵护，物质的美好和神圣在那个时代，在像我母亲那样的农户人家之中，在中国数以亿万计的贫穷人家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母爱来体现的。 姥姥家贫穷而又普通，属于那种典型的安分守己勤俭持家的中国农民。他们的生存内容简单到只有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年年月月周而复始。一家人过着辛苦而又艰难的生活。那个时候，中国农民的劳作方式，还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田地里的活计，全部要由人力来完成。只有少数富裕的农民或地主用得起牲口。姥姥家是属于用不起牲口的农户，家里那很少的一点土地全部要由姥爷、姥姥，带着几个孩子用人力来耕作。所以，母亲很小的时候，便跟着姥姥、姥爷下地干农活。拉犁耕田，挑水浇地，间亩薅草，凡是能干得了的活儿，母亲全都干过。农闲时，母亲还要跟着姥姥一起去捡粪，或者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拉黄土卖给煤铺换几个小钱。一年到头根本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母亲的三个姐姐已经出嫁），这种时候，姥爷往往已经去北平城里打短工了。 到了晚上，尤其是冬天的夜晚，天上繁星点点，地上漆黑一片。姥姥和母亲无事可干，也舍不得多用一点灯油，只能早早上炕休息了。母亲和姥姥蜷拥在只烧了几把秫秸杆儿的土炕上，瑟瑟缩编地听着小破屋外，笑鬼般追逐打闹的狂风的啸叫和饥寒交迫的野狗们有气无力的猜吠，歇一歇疲惫到极点的身体，在毫无希望的麻木和毫无思索的痴呆中昏昏睡去。单调而又枯燥无味的农家生活中，母亲养成了逆来顺受，沉默寡言的性格。她从不会多说多道，从不会出风头，只是辛勤劳作，默默地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在为生存的苦苦劳作中，在对生命无追求的平淡中长到了16岁她出嫁这一天。母亲嫁给父亲，是由我的大姨保的媒。当时姥姥一家，认准了母亲嫁给我父亲，是会享福的。因为他们相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样一个道理，可是，母亲这个纯纯粹粹的农家女，嫁过来后，不仅没有享福，反而跟着父亲吃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冤枉苦。 我们家是满族的后裔，到我爷爷这辈儿的时候，仍然在皇宫里带刀侍卫。可这一切都是过去，这一切都随着辛亥革命的炮声化为乌有。中华民国成立后，所有的满族人，都断了钱粮，无论贵贱高低全部沦为庶民。我们家也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战乱和贫穷交融的岁月中活着。因为，这时候我们家的生活遇到了极大的问题。由于旗人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又缺少劳动的手段，突然断了钱粮，无异于被扼住了喉咙。所以，不出卖劳力，我爷爷就无法养家，全家人就无法生存。也许是爷爷自己的灵性，也许是生活所逼迫，他学会了笙、管、笛、萧等民族乐器，当了吹鼓手。我的奶奶则带着我姑姑和我的大堂姐在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前卖豆汁。就这样一家老小齐上阵，每天的进项虽然很少，却也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的生活了。那个时候，贫穷如狼似虎地时刻逼视着我们一家，似乎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瞬间把我们一家吞噬了。全家人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挣扎着活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家已完完全全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城市贫民了。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我父亲的二哥，念过几年书，会说英国话，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可是在北平沦陷的时期，他不愿意给日本人做事，甘愿在城里拉洋车卖苦力，以帮助家里的生活。后来，年轻的他忍受不了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接受了抗日的先进思想，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之路。在奔赴延安的路上，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过早地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们一家则和那时所有的北京市民一样，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过着普通而又艰苦的生活。父亲当时在杠房做过抬杠的杠夫（抬棺材），做过“窝脖”的苦力（旧北京曾有一种为人搬运大件物品的人。搬运时把物件放在脖子处，旧称：“窝脖的”），到跤场摔跤卖艺，后来跟我爷爷学会了多种民族乐器，成了北京城里远近闻名的吹鼓手。仅仅为了生存，他干一切可以挣钱的营生，饱受了亡国奴般的屈辱与贫困的折磨，也饱受了有钱人家的欺负。那个时候，穷苦人之间常用一句话来自嘲，叫作“人一歇工，牙就挂对”（北京话：牙没事干。引伸为没有饭吃的意思）。大约说的就是我父亲这样打短工的人，只要一天没事干，全家人就得挨饿。 我母亲就是这个时候嫁给了我父亲，这一年母亲年仅16岁。这个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属于一般，仅仅能吃饱肚子而已。父母成亲后的第三年，日本人在石景山钢铁厂相看门的警卫，为了使家里能够生活得好一点，我父亲便去报名。由于他身材高大魁梧，便被选中做了石景山钢铁厂穿制服的门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保安）。父亲的工作就是在工厂门口站岗。这一点似乎与我母亲的生活无直接的关系，可是，就是因为这不到两年的工厂门卫工作，在以后的生活中不仅给我父亲带来了灾难，也给妈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当时石景山钢铁厂被日本鬼子占领着。所以，我父亲的这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在解放后，被视为曾任伪职业，是他个人生活历史中的污点。（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我父亲在石景山钢铁厂当门卫期间，没做过一件坏事，没欺负过一个工人。就连从工厂里偷东西的人，我父亲也装做没查到，而放行。因为当时工厂在日本人手里，偷他们的东西也可以算是间接抗日。哪一个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爱自己的同胞呢，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可是，就因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冲击被折磨。与此毫无关系的我的母亲，也被那些狗届不懂，只知道吃饱了淫吠浪行的小脚侦缉队们所折磨所迫害。而在日本侵略者最疯狂的时候，在他们在北京城里最肆无忌惮地欺负中国人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凭着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凭着自己身强力壮，凭着自己的摔跤本领，凭着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心，狠狠地摔打日本鬼子为中国人出气的事，却似乎被人们忘记了，永远也不被我们中国人提起。一切民族的骄傲，一切普通老百姓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在政治这只怪兽面前都不能发光闪亮。在邓小平先生提出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为基本国策以前，好像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不爱自己的祖国，不爱自己的中华民族；好像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里，要不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牛鬼蛇神”，这个社会就不完美。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种错误观点，才造成了诸如“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悲剧，才造成了许许多多无辜的寻常百姓受迫害，才使中华民族遭受了一场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其实，哪一个炎黄子孙不爱自己的祖国，不爱中华民族，不爱他赖以生存的家园呢？ 大约是1938年夏天，母亲在一片唢呐喜庆的喧嚣中嫁到了我们家。这一天，或许仅仅是这一天，我的太太（满族人称奶奶为太太），也就是母亲的婆婆，为三儿媳妇的进门笑得十分开心。因为。我大妈在我大堂姐5岁时去世了。全家只有她一个成年女人料理着一家人里里外外的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一个曾经过惯了富足生活的满族贵妇来说，娶进家门的儿媳妇的真正含义，就决不仅仅是儿子的媳妇了。就我母亲嫁给我父亲这件事来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要是在民国以前是决不可能的。一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活得自由自在的满清少爷，一个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仅仅为生存而苦苦劳做的农家女儿。这样一对儿门不当户不对的男女，怎么也不会走进一个家门。满清的灭亡，使旗人们的生活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民主和平等才使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事成为可能。可是，历史的根基在人们头脑里留下的沉疴，是很难去除干净的。曾为人上人的优越感，在我太太封建保守的头脑里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因此，我太太对嫁进门来的这个儿媳妇，表示了绝对的藐视。这一点在我母亲嫁进我家后，在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中，被我太太体现得淋漓尽致。 婚后没几天，仅仅16岁的母亲便挑起了操持全家生活的重担。每天，母亲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她生儿育女，庭除打扫，洗衣做饭，伺候公婆，照顾侄女，还要去东岳庙前帮助我太太卖豆汁儿。那个时候，我爷爷、我大伯、我父亲三个大男人，竟不能使全家人生活得从容一些。这虽不能排除社会战乱和社会贫穷的原因，满人长期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不能放下架子的生活习惯，也是我们家不能生活得更好一点的重要因素。如果仅仅是生活的艰难倒也罢了，母亲在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还要不断地受我太太的气。我太太虽然也在为全家人的生存而奔忙，而劳作，可是她却对与她命运相同的儿媳妇横加责难。社会现实对她造成的压力，曾经富足的生活的失去，使我太太的心理严重失去平衡，所有的优越感，所有的对社会的鄙视，全部集中到为人婆母这仅存的优势上。好在我太太没有打人的恶习，好在她的心是善良的，她对我母亲的欺孽，全部来自她那无遮无掩的嘴上。只要稍有不顺心的事情，不管因为什么，也不论何时何地，她都会把邪火发在我母亲的身上。母亲是个孝顺的女人，无论婆婆怎样骂她，怎样冤枉她，她都忍着，从不和婆婆顶嘴。因为母亲的忍让，我们家的生活虽不富足，却生活得和和美美。有一句老话，“家和万事兴”，常常挂在母亲嘴边。这句话，母亲几乎说了一辈子，直到我们都长大成人，她也经常用这句话来教导我们。母亲没有文化，也许，这句话包涵了母亲头脑里的全部的人生哲学意识。虽然这句话非常非常简单，可是它的深邃它的内涵它的美好，却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啊。我知道，在这句普通而又满富哲理的话里，寄托着母亲对我们家的希望，对我们孩子们的希望。可是，在母亲的一生中，她的善良，却被某些人们认为是软弱可欺，她的美好愿望，也时时刻刻被来自社会的政治运动和邪恶的权势吞噬着。 母亲身材不高，年轻时长得很好看。由于长期劳动，她的身体非常棒，很少得病。母亲一共生过七个孩子，前两个男孩儿出生不久就死了。我那没见过面的大哥和二哥出生在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期，没活多久就夭折了。那时正是日本鬼子在中国最疯狂的年月，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异族侵略者的重压下活着。死人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尤其是闹“混和面儿”的年月，更是“倒卧”遍地。在北京城里是随处可见。 1940年，日本鬼子铁蹄下的北京城，百业俱废，民不聊生。物质极度匮乏，就连当时供应给北京市民的口粮都是连猪狗都不吃的“混和面儿”。（关于“混和面儿”这种东西有多么害人，老舍先生所著的《四世同堂》中有详细的描述。是日本鬼子疯狂掠夺和恶魔般的摧残中国人民的铁证。）这种叫作“混和面儿”的东西，似糠非糠，似面非面，里边还搀杂着石灰，人吃了以后肚子疼痛难忍，还拉不出屎来。为此而死的北京市民无计其数。这个时候，我父亲曾打过一次短工。日本侵略者要在朝阳门外挖一条沟，招了许多苦力，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可沟挖完了，日本人却迟迟不给工钱。由于我父亲身高体壮，又能说，许多穷哥们儿就煽活他去跟日本人要。其实我父亲也怕日本人，可一想这是大伙的事，总得有个人出头露面，于是他就去了。可那个日本工头不仅不给钱，反而要打我父亲。年轻气盛的父亲，怒火攻心，当时也没多想，揪着日本人就出了屋子，让他跟大伙说清楚。听父亲说，那小鬼子个儿不高，却非常凶。而我的父亲却是身高1.85米的壮汉。小鬼子几乎是被我父亲提到了外面，他打不到我父亲，就用日本话破口大骂。到了外面，我父亲刚一松手，小鬼子就扑了上来打他。父亲被逼急了，一个大背垮就把小鬼子撂躺下了。等小鬼子爬起来还没站稳脚跟，我父亲上步近身，又是一个手别子加贴身靠，把小日本儿摔出去有一丈多远。摔完了，我父亲就跟让枪震了的兔子似的，撒着欢儿跑回家。到了家大气都没敢喘，给我太太撂下一句话就又跑了。我父亲出了土城（现在三里屯至永安里一线），就奔了乡下。过了五六个月才偷偷摸摸的潜回家里。到了家也只能在家呆着，哪儿还敢出去找活儿干呀。钱没要成，到成了日本鬼子追捕的犯人。要不怎么穷呢。 母亲怀着大哥、二哥的时候，正是北京城里闹“混和面儿”的时候，市面上几乎没有粮食供应。那时，因父亲不能出去找活儿干，我家已经穷到极点，只能靠在农村的姥姥家接济一些吃的东西，才躲过了“混和面儿”这一关。可却因缺医少药，而没能保住大哥、二哥他们的生命。其时，母亲痛苦到极点，整日以泪洗面。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失去亲子的女人来说，应该得到的是更多的关怀。可是，我太太却不管当时的社会情况，不管缺医少药的现实，也不管刚刚失去亲子的母亲心里有多么的悲痛，只从她要抱孙子这一点出发，对痛苦中我的母亲进行了无情的咒骂。把因社会战乱而死人的责任，蛮横地强加于我母亲的头上。使我母亲的心理压力又无端地增加了许多。当时，母亲不会意识到，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正在遭受外族侵略的社会。在她的生活中，还有一个她无法回避的封建保守的家庭。这个软弱的社会，这种封建保守的家庭，决不会使一个母亲生活得幸福。作为母亲，作为一个中国母亲的全部悲哀，在我母亲初为人母的时候便全部品尝到了。母亲没有文化，她不知道反抗社会的压迫，也不知道反抗家庭的压迫，只是无声无息地生活，像一只温顺的小羊，可以被任何人或任何什么东西随意地恐吓，随意地宰割。正是母亲的这种性格，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哀。 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北京市民的生活才有了明显好转，社会也相对安定了许多。转过年，我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这第三个孩子现在被我称为大哥。1946年的北京城，虽不是太平盛世，却也比日本占领时安稳多了。被蹂躏了八年的北京市民，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欣喜若狂，各行各业都在平稳地复苏待兴。不用说，我母亲在这个时候生下我大哥，是非常幸运的。母亲怀着大哥的时候，我太太大约是急于抱孙子，所以她一反常态，对母亲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和无与伦比的宽宏大量。母亲也第一次充分享受到为人母的高尚与幸福。太太对她的疼爱，也因此被母亲牢牢地记在心里。 母亲常常对我们说起一个故事：有一次，母亲在坛口的市场里，经过一个卖炸丸子（北京的一种小吃）的小摊儿，闻到煮在锅里的炸丸子特别香，就买了一碗自己吃了。没想到，母亲还没有回到家里，她在外面吃炸丸子的事，就已经被我们的一个街坊，报告给我太太。那是一个和我母亲年龄相差不多的一个小媳妇，她生在北平，长在北平，是地道的城里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身体强健，面色红润。可这个女人长得又干又瘦，还有抽烟的坏毛病。她总是嫉妒我母亲，常在我太太面前说三道四，挑唆我太太给母亲气受。可那次她的阴谋落空了，也许就是因为母亲怀着我大哥的缘故。那女人大约不知道一碗儿子和一个儿子哪个重要，可我太太肯定是把这事儿掂量清楚了。我太太毫不客气地数落了那个女人。她吃炸丸子怎么啦？又没有去偷谁抢谁。、你要是嘴馋，你也去吃。真是多管闲事儿。这些母亲当时并不知道，老实的母亲，回到家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太太说，妈，我刚才在坛口那儿吃了一碗儿子，也不知怎么了，就是闻着那么子特香。说完，母亲就低下头等着太太责骂她。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太太竟十分爱惜地对她说，闻着香就去吃。回头让老三（老三就是我爸爸）再给你几块钱，好好的保养身子，想什么吃，就买点什么吃啊。多少年来，母亲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时，言谈话语间总是带着几分骄傲和幸福的神情。 我长大成人后才明白，那价值无几的一碗炸丸子，太太那普普通通的几句话，之所以能给母亲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事情在母亲的生活里发生得太少太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了。我们也相继出生。我们就是我姐姐、我、我的两个妹妹。这样，母亲就有了五个孩子。从此，母亲就像一头勤奋的老牛，拖着我们家这部沉重的破车，艰难地行走在人世间。如果说，我们五个孩子像五条铁锁链，栓牢了善良慈祥的母亲，使她不能生活得幸福的话。那么，社会上的那许多心灵丑陋、德行阴损、欺善压弱之人，还有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那些颠倒黑白之事，就是一个个人面兽心的恶魔。他们用那肮脏的口唇、杀人不见血的爪子，时刻侮辱着吞噬着撕扯着我善良的母亲的灵魂和精神，使她表面上像个人一样的活着，实质上却在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方面折磨她，使她尝不到一点做人的温馨和权利。 从我有记忆开始，便目睹了母亲生活中的全部遭遇。我敢声嘶力竭的向全世界大声呼喊：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慈祥的母亲，她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一句坏话。她活着，除了为我们这个家尽一个妇人的责任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在母亲的照料下，我们全家人生活得很好，就连瘫痪在床的太太，也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解放后，在抗美援朝时期，父亲凭着自己的民乐吹奏艺术，被选进了志愿军评剧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又到中国评剧院工作，有了一份固定的丰厚的薪金收入。我8岁以前，我家的生活一直非常好。那时，我们几个孩子全都穿皮鞋穿新衣，我们上幼儿园，我们唱着：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啊……；我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母亲的脸上也布满了笑容，还进了扫盲班学文化，全家人和和美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那时，我们全家人从老到小，都感到生活的幸福，都说还是新社会好。 可是灾难却不合适宜的来了，并把母亲推人到艰难困苦之中。 我们家是个老式家庭，祖祖辈辈都遵从古训：“善待邻里，平和相处。”多少年来，我们家的人没做过任何坏事，也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更没欺负过人。当然更没出过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可是，那时候却仿佛有人容不下我们这个普通善良的人家。那是一个红太阳似火的夏日，灾难突然降临到我家。 大约是1961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那天非常闷热，我父亲正在收拾乐器，准备晚上去演出。一个刚刚搬到我们胡同的男人，一个长得鹰鼻鹞眼的街坊，无缘无故地堵着我家门辱骂我父亲。在他挑衅的同时，已经有许多男男女女的街坊围观了。刚刚从志愿军评剧团转业的父亲，不甘忍受侮辱，便出门与他理论。可是那男人似乎被什么力量所指使，因为此前此后发生的一切，都像是经过周密部署的阴谋。因为在我家居住的胡同里，老街坊们相处和睦，多少年来从没有发生过邻里纠纷。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破口骂人，的确是件新鲜事。可究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至今也不知道。那男人仿佛理直气壮，他不问青红皂白，也不说出到底因为什么，出手便打了父亲一个耳光。他大概不知道我父亲旧社会曾帮过跤场，也曾怒而摔打过日本侵略者的事儿。就在他第二次伸手要打我父亲的时候，被我父亲顺势一带，便把他摔了个嘴啃地。由于那男人在摔倒的时候揪住了父亲的裤衩儿，由于那时的布料不结实，父亲的裤衩被他揪扯撕破，腿间那垂累累的东西便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有几个围观的女人惊呼“流氓”。于是，那男人屁滚尿流地跑了。一小时后，四个警察在一群小脚女人的带领簇拥下，闯进我家并带走了我父亲。可是，那个挑衅滋事的家伙却安然无恙，仍然趾高气扬地来来去去，就像他没骂过人没打过人一样。几天以后，我父亲被他们阴损地扣上“流氓”的恶名，并与所谓的“历史问题”加在一起，不明不白地送往大兴县“天堂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而他们这样对待我父亲，简单无理到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只把我母亲叫到派出所，十分蛮横，又十分虚伪地告诉我母亲说：送他去“天堂河”，是给他找个工作。可当时，我父亲正在中国评剧院的乐队，为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伴奏。在当时，那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作。他们说的给父亲“找个工作”，是谎言，是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这凭空发生的一切，全是阴谋。憨厚老实的母亲，从未和警察打过交道，听了他们的话，被吓得不知道辩解，不知道问问为什么，不知道问问凭什么说我父亲是“流氓”，不知道问问凭什么打人骂人者可以平安无事，不知道问问为什么一样的公民却有两种待遇，不知道问问不是说民主政府爱人民吗。不，母亲不可能问，因为她没有文化，因为她从小就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母亲是低头捂脸哭着回到家里的。无言地认可了这个结果。 没有了男人的家，仿佛天塌了。那时我们五个孩子已全部出生，再加上瘫痪在床的太太和鳏居在家的大爷，全家人口人的生活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母亲的身上。父亲被送劳改没有工资，我家的经济来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瞬间便无着无落了。一家八口人要吃饭，我和大哥、姐姐三个孩子要上学。可是，钱呢？钱从哪里来呢？我家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穷光蛋，我们几个孩子也在一瞬间变成了社会上最穷最苦最可怜的孩子。周围的一切突然间对我们变得陌生起来，就连平时唇齿相依的邻居，也变成了猫鼻子狗眼。母亲急得彻夜痛哭，哭肿了眼睛。母亲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善良无知而又没有文化的母亲不知道，那时的社会上只有政治和阶级斗争，根本没有良心和同情。 可是，我的母亲是个坚强的母亲，她没有去哀求谁来可怜我们。为了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存，母亲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一方面开使变卖我家祖传下来的一些瓷器和值钱的东西，另一方面到一个火柴盒儿加工点央求人家，取来原材料，在家里糊火柴盒儿，挣一点加工费借以养家。虽然那加工费每月只有二十几元钱，可这二十几元钱就是我们全家八口人的活命钱啊。母亲只能以她的勤劳来换取我们一家人的生存了。可是，我家珍藏的非常宝贵的瓷器等物品几乎全部散落民间。 那一年我8岁。刚刚懂事的我，亲眼目睹了困苦中生活的母亲的全部经历。那时，母亲为了能挣到尽可能多一点的钱，她没日没夜地糊火柴盒儿。早晨七点钟，我们起床时，就看到母亲已经糊完了满满一大筐的火柴盒儿。夜里，我们已经睡醒了觉，看到母亲仍在灯下一刷子一刷子机器般地糊着。说母亲夜以继日的干活，是丝毫都不夸张的。那时，笑容从母亲的脸上消失了；那时，母亲憔悴了；那时，母亲没有睡过整夜的觉；那时，母亲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从那时起，母亲就再也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从那时起，母亲就再也不敢生病！从那时起，母亲就像牛马一样的活着。如果说在旧社会，母亲忍受的痛苦是来自贫穷、战乱和封建家庭的欺孽。那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造成她生活艰难和痛苦的却是人为造成的，是莫名其妙的政治重压。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母亲拼了命地苦苦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并鼓励我们在困境中努力上进的话，我们几个孩子的处境和前途简直不堪设想。其实，母亲只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她只是在解放后的扫盲中才学会了有数的几个字。她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更弄不明白自己的丈夫刚刚从志愿军评剧团回来，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敌人，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母亲所受的教育，完全来自她父辈的言传身教。“为人诚实，与人为善，安分守己，恪守妇道，相夫教子”，是母亲做人的根本。母亲在生活里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活着。无论做什么事，她都想做得尽善尽美，生怕因自己的失误而给别人造成麻烦。可是，我的母亲却不知道，正是因为她的老实，她的善良，才有人时时刻刻地给她制造麻烦，使她的生活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实在没有钱买粮食了，母亲就叫哥哥和我去把家里我们睡觉的床卖掉，因为那是我家唯一能换成钱的东西了。我和哥哥借了一辆平板车，把床拉到东四十条的一个旧货店去卖。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孩子，那个收货的人，只给了10元钱。他还说，不卖就拉走。当时那张床还有六七成新，决不仅仅值10元钱。可我和哥哥都不会讨价还价。再说我们出门时母亲叮嘱，无论给多少钱都卖掉，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和哥哥只好忍痛把床卖掉了。当我和哥哥又饥又饿地拉着空车回到家，把那10元钱交给母亲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眼睛中含着泪花儿。从那天开始，我和哥哥就只能在用几块破木板搭成的床上睡觉了。 那个时候，母亲和我们不知道我们家究竟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贫穷，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灾难为何而来。用“祸从天降”来形容当时我们悲惨的遭遇当不为过。我们更不知道为什么厄运总是缠绕着母亲和我们一家。 1961年夏天，北京市许多街道都准备组织一些人去农村劳动时，我们街道上那些没有工作，无所事事的“小脚侦缉队员”或“准小脚侦缉队员”们，硬是把我母亲和一位只有一个傻儿子的姓朱的中年女人，说成是在城市里吃闲饭的人，强行送往农村劳动三个月。也许那时社会上有闲着没事吃闲饭的人，可决不是母亲和像母亲一样的人； 那时，母亲正在为我们一家的生存而日夜操劳，为了我们能够准时把每人每月那20多斤粮食买回家，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去上学时肚子里能有一点食物，为了我们能够买得起一分钱三支的处理铅笔而写完老师留的作业，为了我那瘫痪在床的太太，不再被饿得全身浮肿，而能喝上一口煮黄豆水，为了我那远在“天堂河农场劳改”的父亲不牵挂家里，为了使我们一家人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哪怕活得非常艰难，却活得清白，活得正直，母亲没日没夜地糊火柴盒儿。那时，我们全家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我们吃的饭全是绿色儿的。因为无论是白米、白面还是玉米面，里边全部搀满了干菜叶、树叶或野菜。那时，一个白菜疙瘩几根白薯须子，对于我们家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那些东西毕竟属于蔬菜和粮食的范畴。当时我们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那几年，我们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记得我被饿得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放了学，就和几个同学跑到日坛公园捋榆树钱儿、扒榆树皮吃。为此还被园林工人抓住，被痛打过。最令我难忘的是，我曾经吃过喂马的豆饼。我家住的胡同里有个公共厕所，那时掏粪都是马车。每次掏粪的马车一来，我们胡同里的几个孩子，就围在不远处瞧着。只要掏粪的人一进厕所里去掏粪，我们就跑到马槽前，伸手从里边抓一把草料。然后跑到一边，挑里边的豆饼渣儿吃。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掏粪的农民是很善良的。他经常在掏完粪临走之前，从那高高的粪箱上拿下装豆饼的小布口袋，从里边抓出几块豆饼，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儿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从来也不说话，也不看我们，给完我们豆饼赶车就走。那时候的一小块儿豆饼，恐怕比现在的巧克力和鸡鸭鱼肉还要金贵千万倍。因为我们的肚子里总是空空瘪瘪的，几乎没有一点一滴的可以充饥的食物。那时我们几个孩子，真的盼着那个掏粪车天天来，好能吃到一点点喂牲口的豆饼。其实我们是太天真了，我们就从来没想过，人们没有东西可吃，怎么能拉出来呢？所以那掏粪车不可能来得很勤，再加上我们还要上学，所以我们真正能吃到豆饼的时候也就不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唯一能给贫穷困苦中的母亲的心带来安慰的是，哥哥、姐姐和我全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在学校或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所以，无论是从贫穷的角度，还是从我们成长的角度来说，母亲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为了我们这个家能够艰苦地生存下去；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她正在全力地劳作着。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母亲清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挺直的身躯累弯了腰。那些把母亲这样的人称为“闲人”的人能被叫作“人”吗？她们还有一点人心吗？还有一点人味儿吗？ 和母亲一起被强行送往农村劳动的朱大妈也是位善良的普通妇女。朱大妈大约比母亲大十几岁，她的丈夫是个耳聋之人，而且聋到极点，所以他没有工作，只是在家里和朱大妈一起糊火柴盒儿。（那个年代北京市的许多穷人都以糊火柴盒儿为生。）她的20多岁的傻儿子（智障人）身体还算强壮，每天挑着水桶为邻居们送水挣点小钱，大约每送一挑儿水，能挣1分或2分钱。反正给几分钱，傻子就拿几分，从不会主动与人讨要。朱大妈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但由于人口少，所以比我家略好一点。可她家三口人中，有两个属于残疾人，朱大妈这个正常人就是他们家的顶梁柱。可是那些黑了心的小脚侦缉队的女人们，却把朱大妈也划为“闲人”。朱大妈一走，这两个残疾男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可是朱大妈和母亲都必须去，在当时她们不敢说不去。因为，那些小脚侦缉队的女人们，欺上瞒下称霸街道，似乎是一方土地的主宰。何况，在她们的后面，还有一个病得不轻的神经衰弱的强大社会背景在作蛊。对她们说“不去”，就可能会有更大的灾祸降临。因为那些没有法律知识，没有道德修养，甚至连文化都没有的家伙，对比他们更弱的女人，下手比对日本侵略者还狠。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软弱的女人们不会反抗。 当时母亲伤透了心。那年我的小妹妹还不到两岁，放在家里谁照顾？我们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要去上学，鳏居的大爷要照管瘫痪在床的太太，还要学着给我们做饭。总不能让瘫痪在床的太太来看护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儿吧？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只好带上小妹妹一起去农村。准备行李的那几天，母亲背着我们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睛都哭肿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到身边，开始还强忍着自己心里的悲哀和无奈，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嘴里说着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的话。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终于，她再也忍受不了心里的那许多悲情，泪流满面了。于是我们全家抱头放声痛哭。瘫痪在床的太太用被子蒙着头哭，鳏居的大爷隔着玻璃窗看着我们，站在院子里哭，我们围在母亲周围，拉着母亲的手或揪住母亲的一点衣服放声大哭，还不懂事的小妹妹，也被吓得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没有人可怜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根本没有亲情，只有“政治和阶级斗争”谬论。而且时刻把中国老百姓当作臆想中的敌人，不时发动个什么运动，使这一部分人去折磨那一部分人，使这一部分人精神亢奋，使另一部分人又极度恐慌。也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搞经济建设，使中华民族真正富裕起来？难道是我们中国人民真的没有创造力吗？我以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形势，真正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吃闲饭的。 那一夜，我们全家人是在哭声中度过的。 那个夏天的夜晚，带着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疑惑和悲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是南北极的夜晚，充满了寒冷充满了黑暗。 第二天一大早几，街道主任带着两个“小脚侦缉队”的积极分子，就闯进了我家的院子。她们站在我家的屋门外，扯着沙哑的喉咙，用非常大非常激亢的声音叫着母亲的名字。“赵××！赵××！拿着你的行李，带上孩子，该走了！” 哭了一夜刚刚进入朦胧睡乡的我们，被这如狼似虎的吼叫声惊醒了。和衣躺在床上根本没睡的母亲，慌慌张张地下了地，赶快伺候小妹妹起床，动作之快，决不比军人紧急集合的行动慢。她揉着哭肿了的眼睛，抱起了小妹妹。回头一看挤在床上正看着她的我们，又哭出了声儿。看着即将离家远去的母亲，看着母亲慈爱而无奈的悲痛神情，听着母亲委屈的哭声，我们也跟着大哭起来。 “哭什么哭！又不是送你妈上刑场，不就是去农村劳动吗。这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是光荣的事。”听见了我们的哭声，那两个“小脚侦缉队员”又像豺狼一样嚎叫起来。“走！赵××快走！你哭什么哭！” 软弱善良的母亲，颤颤微微地用另一只手，拿起了装着她和小妹妹衣物的小布包和被褥，非常吃力地向外走。我看到，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飞散，润湿了小妹妹稚嫩的小脸，也润湿了母亲曾经丰满却已干瘪的前胸。就在母亲推开屋门的一瞬间，我看到她曾经俊美苗条而今却已微驼瘦弱的身躯，在悲痛中微微颤动时，生性刚烈的我，虽然年仅10岁，却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赤裸裸扑向了屋门。“操你妈的！光荣你们为什么不去呀？操你妈！我操你们‘光荣’的妈！！”我像一只因兽般咆哮着，我要咬人！可除了骂人，10岁的我，还什么都不懂，什么也干不了。母亲听到我的骂声，扔掉手中的行李，反身拦住了我并劝慰我。然后，我看到母亲重又转过身，含着眼泪弯腰去提行李。这时候，大哥和姐姐已经起床，他们帮母亲抱着行李，送母亲走出了家门。 “他妈的！豆儿大的×崽子也敢骂人，咱们走着瞧。”三个小脚侦缉队员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我走了。（在许多年以后的1988年春天，在一次偶然的邻里纠纷事件中，她们果然报复了我，就像当年她们陷害我父亲一样，陷害了我。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向公安部门提供假情况，试图诬陷我于牢狱之中。多亏许多朋友和当时北京市作家协会的领导关心和救助，多亏改革开放以后公安干警们的事实求是的公正态度，才还我清白，使我免去了一次牢狱之灾。为此，我感谢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走上了实事求是之路。） 大哥和姐姐送母亲走出家门后，家里突然空洞了许多。仅仅属于我们的那一片阴沉的天，要塌了；那一方皱巴巴阴湿的地也要裂了；笼罩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也仿佛黏稠了许多，让人有一种将要窒息的感觉。太太和大妹妹还在哭，我心里也翻江倒海似的难受，想哭却再也流不出眼泪来，便抓起书包追出去送母亲。 我看到，在街道办事处门前停着一辆解放牌破卡车。那卡车的车身上披着红布条，车头上装饰着大红花。红布条上写着大字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面吃闲饭。”许多身强力壮的人，在帮20多个老弱妇女（所谓的在城里吃闲饭的人）往车上装行李，并非常费力地把她们扶上车去。很快，他们就把这些人装上了车。那些身强力壮的人们，站在车的周围，一边抽着烟说笑，一边不断地喊着“革命”的口号。还有许多身强力壮的男人在撒了欢儿似地敲着欢乐的锣鼓。 许多和我一样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围在车的四周，眼巴巴地看着车上，看着即将被送往农村劳动的我们的母亲。车上的母亲们。也挤在车箱的四周，眼巴巴地看着她们可怜的孩子们。这时，我看见靠在车边上的朱大妈，眼含着泪水在人群中寻么着。她在找她的傻儿子。突然她的眼睛一亮，嘴里喊着“朱禄！朱禄！”同时手使劲向南边挥着。所有的人都转头去看，她的傻儿子挑着一副水桶，从马路的南边向着卡车小跑过来。他嘴里也似乎喊着什么。 这时，那辆破卡车“突突突”地起动了。车上的母亲们一片哭声！车下的孩子们一片哭声！已经是大小伙子的傻朱禄，“咣啷”一声扔了水桶飞快地向卡车追来，他含混不清地使劲喊着：“MA—MA——”我们也追在卡车后面使劲儿地喊：“妈——妈妈——”可是，那破旧不堪的卡车与人心一样狠，它越开越快。我们跟着卡车跑了一小段路，它就向东拐去，带着扬起的尘土，消失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上。只留下我们的母亲们的哭声，缠绕在我们的头顶，与我们的哭声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散去。万般无奈的我们，远离了母亲的我们，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的我们，只好灰头灰脸地含着可怜而又委屈的眼泪往回走。这时那些敲锣打鼓的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有说有笑地收拾锣鼓家伙。那些小脚侦缉队的女人们，三五成群往回走，还扎成一堆儿嘀嘀咕咕，还得意忘形地“嘎嘎嘎嘎”地笑。 我长大和成为作家后，曾许多次问过母亲，到农村的那一段日子是怎么过的。可是母亲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问题。我只知道我问一次，母亲就难过一次，许多天都很悲伤的样子。也许母亲怕我将这些情况写出来，那些家伙对我进行迫害。后来由于伯母亲伤心，我就再不敢问了。但有两点我是十分清楚的；第一是我那不到两岁的小妹妹回到家里时，又黑又干又瘦，完全没有小女孩应有的水灵模样。在农村她肯定受了非常大的委屈。第二是母亲从农村回来后，精神就更加软弱，对那些“政治的小脚女人”有一种惧怕心里。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对错，只要那些家伙说了，母亲就会唯唯喏喏地不折不扣地去照办。因此，我敢肯定，那3个月的时间，是母亲身心被摧残得最厉害的3个月。因此，在那3个月里，母亲的心灵和人性被严重地扭曲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母亲才不愿意再提它。 后来，我们家的生活更困难了。因为，许多生活困难的人家，都来糊火柴盒儿以资补家用，那有数的加工量，被越来越多穷人均分着。所以，火柴厂的发活儿点，也只好定量分给大家匀着干。当时，社会给定出的最低生活贫困线是每人每月吕元。而我家人均不足6元，连买粮食都困难了。我们几个孩子，被饿得一个个细脖大脑壳，满脸的菜色儿。太太也因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去世。为了使我们全家人能够生存下去，坚强的母亲去挖野菜，带着两个妹妹去捡煤渣，后来又去一家铁工厂当壮工。那时候，我们全家人没有添过一件新衣，就连配给的布票也全部送给了别人，而我们自己却只能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裤。当时我家就连一件雨具都没有。每逢雨天，8们家的人要不就不出门，只要出门就得挨淋。赶上下雨天，我们去上学，全是把书包抱在怀里，一口气跑到学校。有时雨下得太大，湿衣服半天都干不了。有一件属于我们家的家庭幽默，说来让人心酸。我父亲在“五·七干校”时，有一次休假回家正赶上大雨连绵不断。父亲思家心切，就找了一个装化肥的塑料口袋顶在头上回家了。“我一路上也没遇上一个顶塑料袋儿的人。”父亲对我们说：“快到家时，看到仪表螺钉厂门口，有一个披着破塑料薄膜的人，在雨里拉着一辆平板车，心说，可遇上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啦。可等我走近了一看，那个披塑料薄膜的人，竟是你妈。”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当时我家有多么的困难了。 小的时候，我不会思想，我以为我们这样的贫穷，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和我家一样，处在极其的穷困之中。可我长大了反思这件事时，却又似乎悟出了这其中的一些道理：我家的贫穷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我父母并非懒惰之人。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民乐演奏家，也曾经有着很好的工作——中国评剧院乐队，在当时是属于高收入阶层。我母亲生在农家长在农家，从小就是勤劳善良的人。按父亲当时的工资收入（170多元），就算母亲不出去工作，我家的生活也是非常好的。（也许正是因为母亲当时没有出去工作，只是在家里照顾我们五个孩子和瘫痪在床的太太，才使那些“小脚妇女们”顿生妒意，而蛇蝎之心大发，并借着当时的社会形势，灭着良心对我母亲进行了伤天害理的迫害。）可那时，我们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搞经济建设，使得国无生气，物质极度匮乏。我家，尤其是我母亲，被人为地推进了贫困的深渊，被无缘无故地折磨了大半生。 1965年我父亲从天堂河劳改回来了，仍然进了剧团乐队做伴奏员。我家的生活逐渐有了一点好转。1966年，中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己民族毁灭自己民族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美其名日，“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什么是”意识形态”？我辈才疏学浅，一点儿不懂。是不是就像一只猫对着镜子，在和镜子中它自己的影子，左扑右追地打斗，就是“意识形态”呢？而“革命”这个词的含义，我们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反复学习过，是早就弄懂了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形态”和“革命”被巧妙地合成在一起。于是，全中国几乎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被冲击到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是阶级敌人，只是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之分罢了。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啊，是这样的文明吗？我们善良而又充满礼仪的民族之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革命”之中，曾经变得多么丑恶多么肮脏。 我的父亲作为文艺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冲击了。我家刚刚开始的正常生活，又被无情地破坏了。父亲先是被隔离审查，（借口仍然是他解放前曾当过两年石景山钢铁厂的门卫，还有他曾为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新凤霞等伴奏，属于封资修那条文艺黑线上的人，必须批斗。）然后，就像千千万万的干部一样，被归属到“牛鬼蛇神和臭老九”的行列之中，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耐人寻味而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父亲去的“五·七”干校，也在大兴县。 脸上刚刚有了一点笑容的母亲，重又被愁云笼罩住。在惨无人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中，母亲除去贫穷的重压之外，又多了一层政治的重压。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头脑没有良心没有教养的“小脚侦缉队员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非常活跃的。她们高喊着“无限忠于”无事生非，没日没夜地到处寻觅，监视着我的母亲和像母亲一样善良老实的妇女。她们像被注射了兴奋剂一样，迫害了数也数不清的普通人。在她们毫无理智的疯狂的淫威之中，母亲纯净的灵魂和柔弱的精神又一次被她们摧残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大破四旧的红卫兵们，使我们生存的社会里，到处笼罩着红色恐怖。母亲整日里战战兢兢地活着，惟恐有哪一点得罪了那些似乎中了魔法的，蛮横无理不可一世的“小脚女人们”，而给我们家带来灾难。虽然我们全家人不声不响过日子。可灾难还是来了。本来，母亲已经为我家的生存而全力地劳作着。她一天到晚也没有闲着的时间。她以她那瘦弱的身体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可有一天的早上，一个带着红袖标的老女人，通知我母亲立刻去街道革命委员会。母亲只好放下手里的活儿，跟她去了。原来，她们让母亲给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做饭。而且要我家腾空四间房，供红卫兵使用。听了这个命令，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小声地又问了一次。那些“革命”的老红卫兵们，立刻就像狗一样地翻脸了。“犯什么傻呀？让你给红卫兵腾房，就你家宽敞。”那几个女人老狗一样向着母亲咆哮着。 “可我家人口多呀，自己住着已经很挤，怎么腾得出来呢。”母亲小声地怯怯地争辩。 “赵××，你甭废话。你也知道你丈夫的问题，让你给红卫兵做饭，已经是高抬你啦。这是给你一个机会，你就说你腾不腾吧？腾，就立刻回去准备给红卫兵小将做饭。不腾就立刻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红卫兵小将直接找你‘谈’。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当时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那些家伙，只要在自己的左胳臂上套上一个写着“红卫兵”或“造反者”的红袖标，似乎就有了魔鬼般的力量，就可以随便打人，随便骂人，可以把人关押起来，使用各种非人道的酷刑折磨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对人进行摧残。那个时候有谁不怕“红卫兵的无产阶级专政”呢？听了她们的话，母亲吓得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家里。 从此，母亲更累了。每天，她除了要给我们家做饭，还要伺候那些无法无天大破“四旧”的红卫兵。每天母亲天不亮就得起床，烧火做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那样的日子没有多久。因为，红卫兵来北京都是白吃白喝白住，连坐车都不给钱。时间长了，国家也负担不起。 串联停止了，母亲却没有从政治压力下解脱出来。我家为红卫兵腾空的4间房和另外两间房，却被强占了，一占就是10几年，我家共有10间房，可我们一家8口人，却只能挤住在4间之中。母亲也曾去申辩，想将房子要回来。因为，我们住的实在是太挤了。因为，那是我们家自己的东西，是我们祖辈辛辛苦苦劳动买下来的私人产业。可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好吃懒做的无赖们，硬是剥夺了我们正当的权利，强占了属于私人的东西。母亲的申辩不仅毫无作用，反而被那些家伙侮辱嘲弄了一番。从那时起，“小脚侦缉队”对我的母亲从精神上任意地折磨迫害。 我的母亲长期生活在重压之下。那时母亲除了干活儿，就是呆呆地坐着，满面的愁容。可是，母亲却再也不敢流泪了。因为，我们已经长大，她怕一旦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我们几个孩子要桶漏子，招来祸事。母亲的心呢，我亲爱的母亲的心，是多么仁慈多么博爱多么宽厚啊！她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能够躲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把人世间的苦难、人世间那些对人的非人的侮辱，把一切的难以忍受的压迫，全部自己承担了。也许，她已经没有眼泪了！母亲几近于涩的眼睛，已经流不出眼泪。可是，她的心每时每刻都在流血。在为她的家的悲惨遭遇流血！在为她的孩子们的悲惨的生存环境流血！在为她自己的悲惨的命运流血！ 也许只有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母亲的心里一定一次又一次地呼天问地，“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当然，我也知道，母亲的心里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因为母亲仅仅是个没有文化的普通人，只有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一颗与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的善良慈爱的心。所以，母亲的悲哀决不是她个人的悲哀，而是她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在母亲身上发生的悲剧，也不是她个人的悲剧，是所有母亲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我的母亲今年已经70多岁了，常年的艰苦生活，没有压垮她，反而使她练就了一副健康的身体和大度的处世观。1997年夏天。哥伦比亚大使和夫人，曾邀请母亲和几位与他们相识的老人去使馆作客，请几位个老人到大使馆品尝很好的哥伦比亚咖啡。没想到，母亲老了老了，又当了一回中外友好的民间使者。母亲回来说，虽然有语言上的障碍，可她们与大使和大使夫人谈得十分热烈友好。这种事在改革开放前，不管是谁，也是决不敢去赴约的，如果去了，会被说成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大祸就会从天而降。 回想过去，我们仿佛是做了一场恶梦。而且，当我们在恶梦中挣扎的时候，没有人叫醒我们。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结束了那场浩劫，使我们人民大众从恶梦中醒来，并确立了邓小平先生主张倡导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的政策，使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使中国人民远离贫穷富裕起来，使我们中国人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了。 近几年，每当我们带着孩子们来看望母亲她老人家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就会漾满了笑容。她说：“以前苦是苦点儿，可这不是都过来了吗。为人从善，苍天有眼。善恶到头终有报。咱们苦过，可你们走的都是正道，孙子孙女又都考上了大学。这不是很好吗。我还是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只要你们几个都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妈从前受的苦算什么呢？当时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太糊涂，也许他们想往上巴结巴结，当个官儿什么的。我不记恨他们。等我这几个孙子孙女都大学毕了业，能够为国效力了，我才是真高兴呢。咱们这不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吗。” 每当我听着老母亲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是高兴还是痛苦的滋味儿；每当我想起母亲所受的苦难时，眼泪就在我的心里流淌；每当我看到母亲那花白的头发和饱经风霜的布满皱纹的脸时，我就想向全世界呼喊：我善良的母亲的心是多么的宽厚多么的仁慈啊。 不要再给我们的母亲人为地制造灾难了！ 我愿普天下的母亲都像我的母亲一样善良，我愿母亲所受的人为造成的苦难永远成为过去，永远不再来！ 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那些迫害我母亲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经疯狂的女人们，在当时他们是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人性，而灭着良心去迫害其他的人呢？当他们回想过去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忏悔呢？让善良和爱心重返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吧！ 作者简历：关圣力，笔名郑白，1952年在北京降临人世。1968年初中毕业后，做了一个修路力夫。十年奔波，心损体健。1977年高考中榜，无缘入学。经历坎坷，如滚针毡。自修大学中文、法律、日语、现代广告等学科。并致力于文学创作。已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纪实文学等多种，代表作《人之初》。现为自由撰稿人，广告策划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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