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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流通的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0元，上面的四位伟人像中就有她最熟悉的人。王光美，一个非同寻常的名字，虽然这最大面值的货币对于她来说有着比别人更特殊的意义，但她并不富有。然而她倾其所有，甚至将自己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拍卖掉，用来捐献给她晚年所投身的事业。这引得许多人对这位老人的晚年生活格外关注。 照王光美自己的话说，她这辈子从不沾钱。研究生毕业当助教时，发了薪水就往妈妈手里一交，自己就不再管；后来进了中南海，每月的工资由卫士长安排；再后来，每月的生活费都是家里的老阿姨支配，自己所有的只是每月一次的理发钱和上医院取药的挂号费。她甚至不善数钱，一叠钞票拿在手里怎么也数不清，只好一张一张摊在桌上数，以至成为一种趣谈。一辈子不理钱，她称这是自己的福气。可是到了晚年，这种福气没了，因为她晚年所投身的偏偏是跟钱打交道的事业。 这位饱经沧桑的七十六岁的老人，晚年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一项特殊的扶贫工程 1995年深秋，陕西省大荔县。 来自安徽省潜山县，甘肃省礼县，贵州省普定县及陕西省大荔县的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士，聚集到一起交流在当地试验搞的一项扶贫工程的实施情况。主席台的中间位置写着一个令人熟悉的名字：王光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那里，悉心听着来自全国东西南北4个县的情况汇报。会标上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幸福工程”第一批试点项目汇报会。 当时在我国7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这就是贫困母亲。在贫困地区，母亲的贫困更带有特殊性，她们不仅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文化素质低，健康状况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不同的妇科病。而为了抚养后代和照料其他家庭成员，贫困母亲的牺牲就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当时在我国贫困地区这样的贫困母亲就有1000万！ 母亲不应该属于贫困。救助了母亲，也就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个家庭。1995年2月，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的这项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启动了。1000万贫困母亲的命运与另一位母亲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将这项开发性扶贫的“幸福工程”视为自己晚年的事业，她担任了“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幸福工程”把帮助贫困母亲脱贫作为首要任务。其方法是把1000到3000元不等的资金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直接落实到户，发到贫困母亲手中，以作为劳动启动资金，根据当地特点，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种植、养殖或其他相关的农副业生产，帮助贫困母亲通过劳动脱贫。一两年后再将这笔贷款还清，以继续救助其他贫困母亲。 这正是王光美晚年所从事的事业。 泥泞途中的访问 萧瑟的秋风吹着荒滩上已经落叶的树木，透出阵阵寒意。秋雨浙浙沥沥地下着，泥泞的土路上，一辆汽车缓缓地朝大荔县鲁安乡政府大院开来。这是开会的第二天，王光美与几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到项目试验点考察情况，慰问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 雨还是下个不停。贫困的鲁安乡的男女老少冒着雨迎接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车停在了鲁安乡政府大院中，人群围上来，伸出来的是一只只粗糙的手，投过来的是一双双含泪的目光。王光美与乡亲们同站在雨中泥泞的地上，少先队员为老人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听乡干部简单介绍了一下乡里的情况，王光美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冒着蒙蒙细雨，顺着泥泞打滑的土路来到了豫安村，先看望了贫困母亲王尚英一家。王尚英一家人赶忙把客人让进屋内，昏暗破旧的屋里除了两张床以外，几乎没什么家具。屋顶和四壁被熏烤得黑黑的，房顶茅草还往下漏着雨水。 躺在床上的是王尚英八十五岁的老婆婆，身上穿着别人捐来的棉袄，老婆婆不住地咳嗽，喘得连话也说不出。王光美坐在床沿上，帮老婆婆系好扣子，拉着她的手询问病情。而此时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也在为她的身体而担心。王光美在身陷囹圄的岁月中，患上了支气管扩张造成的肺气肿，在这阴冷潮寒的天气里稍一着凉，就有可能引发肺炎。而这一点贫困母亲和乡干部们又怎能知晓。 王尚英满脸的愁容，丈夫患肝病去世了，为了给丈夫和婆婆治病，她已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由于家境拖累，两个女儿大了，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没人敢娶。听到这里，王光美站起身安慰她：“有这么健康漂亮的女儿，还愁找不到婆家，二十四岁不算大，我结婚的时候都二十六岁啦。”一句话说得王尚英母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眼里含着酸楚的泪水。 据说王光美到她家访问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人为她家寄钱。就在我们这次采访时，工作人员告诉王光美，1996年组委会的人又去看望王尚英一家，带去一些资助。王尚英让组委会的同志转告王光美，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家境也有所改善。说她们把王光美当作家里的亲人，时时想念着她。 “幸福工程”义务打工者 为了那些无助的贫困母亲们，近年来王光美不顾年事已高，拖着病弱的身躯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之间四处奔忙。她虽身为“幸福工程”组委会的主任，但她却不拿组委会的一分钱工资，她笑称自己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光美重新出来工作，也有不少的机构先后几次请她担任这个会长，那个顾问。她只是偶尔出席一下，而对那些炙手可热的“官职”却一概不要。但当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请她出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时，她却没有推辞。 这项工作对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来说有一定难度。一是年事已高，而且这又是一项毫无任何经验的新工作，各方面都需要摸索；二是这项工程不由国家投资，全靠社会捐献，而她这“一辈子不沾钱”的人又张不开口跟别人要钱。但她还是接了这个“差”，原因很简单，为老百姓解除贫困是她一生的追求。 经历过磨难的人最懂得身处困苦之中的人渴望被救助的心情。她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1995年1月18日，这位“义务打工者”第一天“上班”。在全国妇联会议室召开的预备会上，王光美坐到了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 她为此项工程题词：“幸福工程，惠及母亲，造福社会。’作为第一批捐款者，她把中央发给她的2000元过年钱，全部捐献出来。 “幸福工程”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995年2月28日，“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启动。王光美在会上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我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向社会各界各位善良的人们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为了母亲的幸福，为了她们摆脱贫困、愚昧和疾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希望贫困母亲早日摆脱贫困，建立文明家庭，让咱们国家的人口素质越来越高。” 会议的场面异常热烈。天津绿天使有限公司当即向“幸福工程”捐献人民币100万元。大连市亮甲镇十里村的景玉红女士手捧两万元现金，交到王光美手中。王光美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我从没拿过这么多的钱，我替贫困的母亲感谢你。”会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捐款队伍的行列：与会的各界人士、记者、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率先行动起来，数十万人向贫困母亲捐款，捐款数额很快就达数百万元。王光美这位“一辈子不沾钱”的人，这次却把钱看管得严严的。她对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些捐来的钱都是爱心钱，我们每一分钱都要花得是地方。”在她的指示下，“幸福工程”一开始就注意加强对资金的严格管理，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1995年4月，第一批救助试点定在贵州普定县，甘肃礼县，安徽潜山县，陕西大荔县。在各个项目点，扶助资金很快发到了贫困母亲的手中，400多个家庭的贫困母亲受到“幸福工程”的首批资助。紧接着一批又一批试点地区的贫困母亲得到了救助。 从1995年2月到1997年底的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位“义务打工者”主持工作之下，“幸福工程”越搞经验越丰富，成效越来越大。目前已投入了3000多万元，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68个项目点，救助贫困母亲近3万人。而王光美自己已经到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程度，看什么，想什么都离不开“幸福工程”。甚至外出时，在当地招待她的酒宴上也在想，“这一桌省下来，又能救助一位贫困母亲。” 拍卖母亲留下的家珍 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目睹了’96秋季拍卖会上王光美委托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6件文物，打电话要求采访王光美，却被婉言谢绝了。这位记者不失时机，在电话中追问：“您把母亲留下的文物义卖掉不心疼吗？”王光美回答：“我心疼，但我更心疼那些无助的母亲！” 拍卖会是在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举行的。被拍卖的几件家藏器物，分别是清康熙年间“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清雍正年间“青花缠枝花卉碗”、“青花寿桃盘”（一套两件），宋代“耀州窑刻花碗”和清代象牙雕“素面笔筒”。拍卖公司为王光美捐出藏品的义卖说明上写道：“为了孩子，为了母亲，报答恩情，献出爱心。” 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师为王光美的义举停距作了简短的说明，令在场的人为之所动，竞价异常踊跃。6件拍卖品不到一小时就顺利拍出，开价共21.6万元，而最终的成交价为56.6万元，拍卖款项全部捐献给“幸福工程”。 这次拍卖经新闻媒体一传出，立刻成了许多人热中谈论的话题。人们都知道经历了“文革”，她家这几件藏品尚能保留至今，当属不易。更有人关心这几件家珍是否是刘少奇用过的东西。我们这次采访时，王光美讲起这几件家藏物品的来历。原来这是她母亲留下来的东西。 1958年，王光美出于对母亲健康的考虑，请她住到中南海。母亲问能不能带些自己的东西，刘少奇回答说：“妈妈喜欢什么就带点什么吧，不过我们用的都是公家的东西，带进来的物品一定要登记。”母亲便这样做了。当时，刘少奇一家住在中南海西楼。母亲的房间布置好，王光美还将兄弟姐妹几个请进中南海，到母亲的房间来看，让他们放心，母亲在这儿不会受屈。 谈及被卖掉的这几件家藏器物，王光美不禁想起了母亲。“它们毕竟是我母亲用过的而且很喜爱的东西，卖掉是有些心疼。但我有母亲的照片，想起母亲的时候就看看照片。再说，捐献这些东西也符合母亲的意愿。母亲这个人不论为人处世，还是社会经验，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进中南海以后，她对所有工作人员都特别好，能帮谁干点什么就干什么。多少年来，我的言行都是以母亲的要求来鞭策自己。我认为精神遗产更重要，少奇的骨灰都撒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不是我感动别人，是别人感动我” 王光美为“幸福工程”不辞劳苦，倾其所有，深深感动了熟识她和与她不相识的人。 1996年圣诞节前夜，已故著名诗人萧三的夫人叶华，在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再版以后，1858.9元编辑稿费一收到就委托孩子捐献给“幸福工程”。在给王光美的信上说：“按照萧老生前的惯例，应把这一笔稿费捐入‘幸福工程’扶助贫困母亲的事业。尽管微薄，但我们深信这样做符合萧老的遗愿。” 就在最近，刘仁的夫人甘英也把一万元钱送到王光美手中，捐献给“幸福工程”。那是她把刘仁的遗物捐给北京市档案馆所得的全部奖金。 1997年母亲节那一天，在长安街“幸福工程”宣传点上，一位全国总工会系统的八十七岁的退休老人，一大清早就捐了2000元。王光美知道这个消息后，找到这位老人的姓名地址。当她打电话表示感谢时，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只提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到她家去看望她。 许多生活并不富裕的人向贫困母亲伸出的援助之手，令王光美深深感动：“现在不是我感动别人，而是别人感动我。这许许多多献爱心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的人们，他们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幸福工程’捐助，更令人感动。” 王光美经常向人说起这样一件事：在四川攀枝花市有一位老工人，听说为贫困母亲捐款，当即从兜里掏出仅有的8块钱捐了。王光美动情地说：“别小看这8块钱，听说他的老伴还患着重病。这8块钱的含金量可不少。”她一直在打听这位老工人的下落，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有许多捐款者，都是这样不留姓名。 救助贫困母亲的善行义举，也牵动了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的心。还是在“幸福工程”刚刚启动的时候，“幸福工程”义演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场晚会。此时，美籍华人吴京红女士正在一家饭店的客房里收看电视，当她看到白发苍苍的王光美仍在为救助贫困母亲而奔波，大受感动。当即通过中央电视台联系，向“幸福工程”捐款10万元。她说：“王光美大姐这么大年纪还出来主持这项工程，真叫人敬佩。我们搞企业的最终目的就是报效社会。社会上还有这么多贫困姐妹吃不饱，穿不暖，还有妇科病得不到医治，很令人同情。我的母亲已去世，我一直很怀念她。我自己也是母亲，能体会到母亲的艰辛，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为她们做点事情。” 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先生得知王光美将母亲遗物义卖的消息后，深为感动，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国务院新闻办，几经周折才找到“幸福工程”组委会的联系地址。原打算捐100万，但出于对王光美的敬重，不想超过她所捐的数目，于是捐资50万元。在给王光美的信中说：“您把家传珍品一一拿出来拍卖，筹钱帮助贫困母亲，您的善行义举和毕生以国家为念，我们是非常感动的，您是人民学习的榜样。” 香港“爱心行动”负责人王一平先生，1996年为“幸福工程”捐款30万元，1997年在考察了“幸福工程”实施情况之后，又捐60万元，并表示1998年“爱心行动”将向“幸福工程”捐款120万元。 许多外国朋友也向“幸福工程”伸出援助之手，为贫困母亲捐款。 白发苍苍的王光美把千万颗爱心与贫困母亲的心连在了一起。 贫困母亲的心声 1997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 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幸福工程”项目点中的13位母亲，代表全国被救助的3万名贫困母亲来到北京，向新闻界，向所有关心。支持过“幸福工程”的各界人士汇报她们脱贫致富的经历。她们都来自贫困地区，从没到过北京这样的大地方，也从没有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作过报告。她们文化不高，不善言谈。但她们的心里却充满对“幸福工程”的感激，她们有太多的话要说。 由于家乡信息闭塞，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来北京时，并不知道是王光美在主持着这项使她们摆脱贫困命运的工程。当得知是这位年纪足可以当她们奶奶的老人在为她们过上好日子而奔波时，年轻母亲们的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声音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在拥抱时，把自己的心贴向这位白发老人。而王光美此时所感到的欣慰也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她到各地考察时见过的苦楚的脸，如今有了笑容。“幸福工程”真的为贫困母亲带来了幸福！ 在会上，王光美仔细观察着这些年轻母亲每个人讲话时的神情，关注着在她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细心听取这些母亲们操着各地的方言所作的报告。山东省东平县的陈绪英，在与婆婆分开单过时，既没分到房屋，也没分到任何家产，只分到3000元的债务。一家人无处安身，只好把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破铁皮房子当成家，夏天热得像蒸笼。孩子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吃冰糕，哭着向妈妈要，但这位母亲兜里却掏不出一分钱。孩子要的是冰糕，母亲给的却是一串泪水。1996年初，她得到“幸福工程”的3800元扶助金，包了6亩池塘，2亩土地。当年养鱼、种菜就获得大丰收，年纯收入一万余元。不但按期还了扶助金，还住进了政府资助盖起的两间新房，有了自己的家。这位母亲再不会为拿不出给孩子买冰糕的钱而流泪了。 更令王光美高兴的是在这些贫困母亲的精神面貌上所发生的变化。王光美讲起了这样一件事：在汇报会期间，组委会带这些边远地区来的母亲们游览天安门广场。经过地下通道时，别人都过去了，只有从甘肃礼县来的潘东香没有跟上。工作人员回头找时，看见她停在一位残疾人面前，从兜里掏出一元钱，放在残疾人面前的钱盒里。 在这次报告会结束时，组委会发给每位母亲500元奖金。别人都去逛商场买些必用的东西，潘东香却只买了20多套文具盒，这些文具盒是给村上学校里的孩子做奖励用的。而她自己只买了十几粒葡萄，并拿过来请工作人员吃。 讲到这里，王光美很是动情：“这位母亲从没来过北京，该回去了，自己连一样纪念品也没买，想的却是村上别人家的孩子。她不是手里有了钱就为自己买点什么，她知道自己富裕起来是别人帮助的结果，她也要帮助别人。脱贫了，素质也提高了，想事就不一样了。” 看到发生在贫困母亲身上的变化，王光美的脸上绽开了幸福的笑容：“看到大家捐来的爱心钱，在这些从前很贫困的母亲身上真正起了作用，让她们脱贫，改善了生活，使孩子也健康成长，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事。利用这些点滴的资金通过辛勤的劳动脱贫，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所有献出爱心的人和关心过“幸福工程’的人共同的幸福。” 经过“幸福工程”三年来的不懈努力，已有3万母亲逐渐脱贫，还有千千万万贫困母亲等待着摆脱贫困的生活，这巨大的数字仍然压在王光美心头。但这位年近8旬的老母亲，以她苍苍的白发和晚年的热情告诉人们：全社会的爱心，就是这些母亲们摆脱贫困的希望。 （原载《中华英才》1998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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