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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与亚非、欧美、大洋洲１６１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除列支敦支登公国为总领事级外，余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不含摩纳哥公国）。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为首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兼）以来，截至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前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部长助理、副部长李肇星大使赴华盛顿履新的４８余年间，我国先后有６３４位高级外交官出任常驻各建交国家特命全权大使（不含驻各国际组织大使和其他外交代表机构大使衔负责官员）。在这６３４位特命全权大使中有６对伉俪，兹据笔者历年采访和搜集的有关材料，对这六对“伉俪大使”逐一介绍。以飨读者诸君。 凌青、张联：外交生涯五十年 １９２３年４月生于古都北京的中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五世孙。也许是风雨如磐年代里的苦难生活，凌青和大多数兄长、姐姐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革命道路。 长兄林曾同（后改名李良）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解放平津作出过突出贡献，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奉党组织委派，李良打入天津美国新闻处。他在天津的家成了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点。连郭沫若先生也曾在李家住过。 外貌酷似李良的凌青原名林墨卿，排行第六，是家中的“老幺”。不过，他却是全家最早参加革命的战士。深受长兄李良影响的凌青在北平市二中、四中开始并结束了自己的中等教育后考入燕京大学。燕园的学业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３个月，但是凌青正是在这里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下。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黄华。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３０年后这位历任驻加纳、阿联（埃及）、加拿大诸国大使的外交家和林则徐的后裔会成为常驻联合国的新中国代表。 在景色秀丽、碧波荡漾的未名湖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初启蒙的凌青从一开始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积极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读书会”。如饥如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日本河上肇《贫困物语》、斯诺的英文原版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像雨露甘霖滋润着凌青干涸土地般的心田。讵料平地起风波，太平洋战争爆发的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深夜，日本人强行封闭燕京大学。更为不幸的是“学生读书会”成员名单为日伪警方所侦获，随即“按图索骥”，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凌青夤夜潜至友人家蛰伏，待风声过后于翌年１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 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偌大的北平城终因日寇侵凌践踏，再也无法为年轻学子凌青安放下一张平 静的书桌。同年７月凌青偕胞姐傅秀（原名林锦双）自保定辗转到达聂荣臻将军领导的晋察冀边区。那时，党组织对林氏姐弟非常关心。当一条通往根据地的交通线被敌人封锁后，组织上又重新开辟了一条从保定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线路。一路上，凌青、傅秀得到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的精心掩护。有一次，他们就是藏在西瓜车内，躲过了日伪军的盘查。为了不连累尚滞留敌占区北平的父兄，林墨卿遂由此而改名为“凌青”。 盖因“凌”偕“林”，“青”偕“卿”之故也。不过，“凌青”一名还有深意，即“腾空青云而去”。这多少象征着自己从今在革命天地驰骋纵横，大展身手。 凌青这一回真的是投笔从戎了，他曾随部队上山打游击。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了两年干事后，凌青就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那是１９４４年初夏，抗战胜利已见曙光。 二十刚出头的凌青旋即分配至杨尚昆为组长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事组，负责与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和接待事务。这是凌青长达半个世纪外交生涯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源头。基于工作上的机遇，凌青在以后数年里有幸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语译员。１９４６年８月７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中宣部长陆定一和凌青翻译、记录的。早在少年时代，凌青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开始学习英语。青年时代留学大洋彼岸的父亲很早就有一个念头，儿女长大应该像自己那样到美国读书深造。凌青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扎实的基础的。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技之长，竟使自己有缘结识中国新兴力量的许多领袖人物，１９７４年春，为起草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发言稿，乔冠华和凌青一起去见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一见面，乔冠华就给邓小平介绍道：“他是我们延安时代的外交官，您还记得吗？在延安时您见过……” 当其时也，军委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联络和行政科，由柯柏年（后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首任司长，驻罗马尼亚、丹麦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黄华、陈家康（前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副部长，首任驻埃及大使）等分任各科科长。而凌青则是“一身兼三任”，同时担任研究、翻译、联络三科的科员。忙里偷闲，凌青彼时还曾到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延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镀”三个月的“金”。未几，国共和谈破裂，驻平、沪、宁、渝中共代表团成员相继撤回延安。稍后，中央即在山西临河县三交镇成立叶剑英、王炳南（前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任中方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为正副主任的中共中央外事组，凌青遂在柯柏年麾下出任研究处第一科（美国科）科长。 当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在天安门城楼充满豪情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凌青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澳司美国科科长，直接主管美国事务，他的“顶头上司”依然是温文尔雅、恂恂如一儒生的学者外交家柯柏年。凌青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８日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兼）在奕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袁世凯来不及看上一眼的那幢仿德式高大建筑里庄严宣布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情景。“那时就在‘老部’（外交部街３３号，新中国外交部旧址）礼堂，总理坐在前面……”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如烟往事就仿佛发生在昨天，“王稼祥、李克农两位副部长分列两旁，章汉夫副部长还在上海，未到任。大家围着桌子入座，不到１００人，很有点茶话会的味道……” 凌青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主管美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该时外交部除办公厅外各司均不设处），从那时开始到５０年代末，凌青历任外交部美澳司副专员、驻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等职。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后，凌青随李克农将军、乔冠华“指导员”等一干要员来到风雪弥漫的开城板门店，他是参加停战谈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专门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电报，具体负责一系列发言稿的起草。藉延安外国语学校的深造，更兼数年来外交实践，凌青的英语水平益见娴熟。在大规集，群贤毕至”的志愿军代表团翻译队队长。１９５３年释俘工作全面展开后，需要大批英语译员。为抽调译员，凌青匆匆从板门店赶回北京。在一个偶然机会里，他与素不相识的吉林姑娘张联在东单外交部招待所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不期而遇。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次茫茫人海中的邂逅奏响了凌青、张联夫妇爱情乐章的一段非常优美舒展的序曲。“前几年，那个小饭馆还在。”张联好像叙说一件并不遥远的往事，“那时我到北京出差。……他说话条理清楚，思路清晰，举止很文雅，彬彬有礼，一副书生学者的样子……”这位新中国第十位女大使说起凌青，是那样的平静和充满回味。 １９３０年出生在吉林九台县的张联，在吉林市度过了她难忘的少女时代。她１０岁丧父后，家道很快破落，境遇每况愈下，便投奔吉林市的堂姐家。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张联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市女中。张联吃住在堂姐家，堂姐待她也不错。但是终究是寄人篱下，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故而手脚格外勤快，什么活都干：烧饭、搓煤球、抱小孩……。初中毕业后张联考取了吉林女子师范学校高中部。所以报考师范原因不言自明，免收学杂费还管食宿，对穷苦子弟颇具诱惑力，对张联而言，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道。何况，张联的少女世界还掩藏着一个美丽的秘密。她有一个颇为善良浪漫的计划：教师是一个清高的职业，将来毕业后到乡村去办学，让贫苦的农家子弟都能上学读书。但是，张联还来不及圆这个教师梦，吉林市就回到了人民的手中。１９４８年３月８日第四野战军在辽沈酣战中解放了吉林。人民政府决定将所有高中合并成立市联合高中。张联在那里仅仅读了半年便报名考取了当时还属于部队编制的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张联入学之时，党正在着手筹组海空军，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已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俄语译员十分紧缺。张联所在的第八班学的就是空军军事。但是，她没有等到毕业就分配了工作，而且也没有去部队。张联去了外交部满洲里办事处，这一变动改写了张联的历史，从此涉身外交。 建国伊始，东北边境颇有异国风味的边陲小镇满洲里是我国与外部联系的主要口岸，亦是我国与苏联东欧各国出入境的必由之地，故外交部在此特设常驻联络处。１９５０年暮春，入党不久、年方２０的张联就在这里迈出了她长达４０余年外交生涯的第一步。还差几个月就毕业的张联因工作需要匆匆来到曾远辉处长帐下充任一名普通的俄语翻译。资深的曾处长与凌青都是延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犃班的高材生，抗战胜利前夕曾同窗共读数月。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日子里，“人满为患”的满洲里异常繁忙热闹。在这里忙个不亦乐乎的张联目睹赴任东欧各国的将军大使消失在茫茫雪原；目睹了如“过江之鲫”般涌出国门的青年学子依依不舍挥别祖国，踏上异邦大地。 张联第一次出国门是１９５４年，那是罗马尼亚。感谢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王凝的夫人赵婴（后任外交部教育培训司副司长）等热心“红娘”牵线作伐，好事谐矣！１９５４年凌青与张联在初涉爱河后结为秦晋。新婚燕尔之后，凌青即调任布加勒斯特中国使馆，张联与夫君同行。３年后凌青转赴千鸟之国，改任中国驻雅加达使馆研究室主任。作为夫人，张联再度联袂而行。 以《老店》一片名噪京华的年轻导演古榕母亲的微黄相册里，至今还留着张联、黄镇大使夫人朱霖，和１０余年前名震蛇口的招商局长袁庚夫人等女外交官风姿绰约的倩影，记载了张联于４０多年前在那个充满热带风光的国度里度过的美好时光。 １９６１年张联先行离任印度尼西亚，来到外交部第一亚洲司二处。张联从那时开始至今的３０年外交生涯可用“三进三出”亚洲司一语来概括。在漫长的岁月隧道里，张联几乎和所有的亚洲司司长共过事，素承诸位资深外交家关照，多方扶携奖掖，张联获益匪浅。也许是某种巧合，张联１９６５年升任第一亚洲司四处副处长之际，便是主管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事务。２６年后，她代表祖国踏上斯里兰卡这片充满热带风光的国土。花甲之年的张联是在１９９１年９月成为中国第九任驻斯里兰卡兼第六任驻马尔代夫大使的。新的任命使张联成为中国女大使中第一位“一身二任”的驻外大使。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现已年逾古稀的凌青大使自６０年代开始到出使委内瑞拉前近２０年间一直主管国际事务，历任外交部国际司、西欧美澳司副司长，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司长等职。 ７０年代初，大气磅礴的毛泽东运筹帷幄，用极大的魄力，让乒乓小球推动了地球。作为外交部欧美司负责人，凌青有幸参与了导致对抗２０余年的中美关系冰雪消融的“乒乓外交”。他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的身份出面接待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盖因彼时中美两国无正式邦交，故以“民间团体”接待，实际上凌青代表外交部。事必躬亲的凌青牢记周恩来总理的细细叮咛，丝毫不敢懈怠。在中美建交十数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初也许很有趣。当斯廷霍文率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乘坐的民航班机降落北京机场的前几分钟，凌青最后一次到机场巡行检查。毕竟与美国佬打了多年的交道，阅历丰富，久经“沙场”，凌青一眼就瞥见了那条悬在机场触目处、取材于毛泽东主席“五·二”声明的著名大幅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不知怎么的，平时熟视无睹，此刻却感到有点不对劲。红底白字的标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似乎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凌青踌躇再三，终于停下了脚步，第一次如此凝视端祥，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取下！”几分钟后，他挥手示意左右。凌青想起了周总理耳提面命的接待原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１９７１年深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以后，凌青曾多次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会议，关于难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坎昆会议外长筹备会等。凌青还曾多次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各阶段会议。中国、委内瑞拉建交公报就是他在加拉加斯与会期间所签。未几，凌青即走马委内瑞拉。因长期主管国际事务而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使他很自然地成为继黄华、陈楚之后的中国 第三位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凌青主持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和常驻联合国期间，中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和组织，并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援助机构建立了联系，扩大了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领域。 在常驻加拉加斯、纽约的日子里，凌青时常得到夫人张联的非常默契的配合。“有些外交场合，本来气氛凝重，彼此比较拘谨，但只要夫人出场，气氛就能活跃起来。”说到这里，不苟言笑的凌青也会玩一下幽默：“这是因为夫人非常漂亮。”诚然，有不少外交活动夫人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联合国的不少外交官对中国很不了解，不免带有片面性，甚至还十分强烈、偏激。在这种情况下，张联就会利用一切机会对外交官夫人做些讲解、疏通的工作，并通过她们影响丈夫———改变对中国的那些不准确的观感。初到联合国总部，张联女士就与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夫人交上了朋友。由于夫人的关系，这位奥地利的资深外交家、政治家对中国也开始亲近起来。 但是最让凌青忘不了的却是１９７４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他和外交秀才乔冠华曾受命起草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的发言稿。邓小平对起草工作十分关心，多次有所垂询。他老人家曾亲口对乔冠华、凌青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段后来写入发言稿的掷地有声的精辟论断至今还保留在凌青的旧笔记本里。拭去岁月尘埃，透过微微泛黄的纸面，依稀还能感受到它真理的光辉。邓小平的这番指示对凌青日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影响极大。那浓浓的四川乡音，好像时时在他耳边响起，恍若昨夜。１９８１年秋第三十六届联大改选联合国秘书长时，凌青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为秘鲁政治家、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出任第三任联合国秘书长铺平了道路。在长达１８轮的秘密投票中，凌青的每一次否决和赞成，都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定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外交战线的“伉俪大使”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２日上午，在结束５年任期的前夕，凌青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将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中英《联合声明》的中英文本递交当时主管法律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福莱斯豪尔博士，最后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从上世纪中叶开始，林氏家族就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北京庄严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第 一块浮雕就是凌青高祖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林则徐最终以禁烟抗英而彪炳史册，但当时他却因此而遭革职。林则徐被革去钦差大臣后，仍留在广州组织民众同英军入侵者英勇斗争，而继任钦差大臣琦善却卑躬屈膝，步步退让。在英国人的逼迫下，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意割让香港。林则徐闻讯，悲愤不已，立即告知广东巡抚怡良，并请其火速奏明圣上。道光悉知内情，龙颜大怒，遂以“擅予香港”之罪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清政府的腐败昏聩最终无法阻止香港的割让。但是，林则徐却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先驱者！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１３０年弹指一挥，中国人气宇轩昂地来到阔别已久的联合国。香港和澳门是否属于殖民地的问题便摆在了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面前。时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的凌青参与有关部门香港、澳门定性问题的讨论和拟稿。中国政府关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门的准确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讲坛：殖民地是遭受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主权的国家，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和广泛支持。１９７２年１１月，联合国大会以９９票对５票（美、英、法、葡、南非）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在中国的坚持下，第２７届联大会议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而形成的非殖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上删去了香港和澳门，这样就从国际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为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怀抱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即发生法律效应，本来也不是非要在联合国登记不可。但是为了表示两国对《联合声明》的诚意和重视，扩大《联合声明》在国际上的影响，中英双方都同意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以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凌青后来这样回忆道：那天天气异常晴朗，风和日丽，象征着光明和未来。我奉命在这一天约好汤姆森大使，一起来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我和常驻联合国副 代表黄嘉华大使（前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现任外交部法律顾问）、随员刘振民一道，登上联合国大厦那座可以直达第３８层顶层的电梯。当电梯门打开时，法律事务部官员已在迎候，不大的法律事务部办公室里竖着联合国旗，显示出这个组织的法律权威。副秘书长办公桌两边还分别插有中英两国国旗。福莱施豪尔副秘书长与我和汤姆森大使一一握手。我与汤姆森也互相微笑致意握手。然后我们一起将中英《联合声明》递交给福莱斯豪尔副秘书长。 照相机一闪，为凌青留了最具历史意义的永恒一瞬。当时，福莱斯豪尔博士对凌青大使说：“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向联合国登记一个条约，这还是第一次，而举行如此庄严的仪式更增添了光彩。” 十多年过去了，在北京城东一所外交公寓里安度晚年的凌青大使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许多细节：“当时，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不，应当说不仅是一种微笑，而是对中国恢复香港行使主权的狂喜，只是外交场合，不允许一个外交官有超越寻常礼仪的表现罢了。 汤姆森大使的微笑和我的微笑显然有着十分不同的内涵。他不仅微笑，还对我说：‘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他显然是一个十分出色、训练有素，而且具有英国传统的绅士派头的外交官……” 凌青大使为自己在联合国的使命划上了最完美的句号。他激动地说：“我能亲自参与完成这一文献的法律手续，不仅可以告慰于先祖，而且也使我再一次体验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雄厚国力的伟大国家，任何外国 再也欺辱不了我们。”“真可谓百年国耻家仇洗雪于一旦！”记得１９８４年９月，中英双方经过２２轮谈判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喜讯传来，凌青心潮起伏，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信笔喜赋七律一首：“中华儿女志弥坚，昂首虎门销毒烟。战斗百年涤旧耻，腾飞万里谱新篇。 河山昔日悲焦土，大地今朝喜换颜。高祖有灵应不识，笑问天上抑人间？”字里行间涌动着对中华民族、伟大祖国的一片赤诚与深情！２２天后，凌青偕夫人张联束装就道，离任回国。 自联合国总部离任归国后，凌青专事民间外交。在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３年后，又应当 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之邀，返回桑梓报效家乡父老。旋即在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３年春暮，凌青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初冬，张联大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美丽的科伦坡，离任回国。张联离休了，但是身离心不离。她参加了外交部组织的《外交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间或还“客串”外交。１９９５年３月，张联曾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柬埔寨重建第三次国际会议。她依然钟情亚洲事务。难怪张联说：“如果再次选择职业，我还会选择搞外交。” 外交战线的“伉俪大使” 李培宜、赵宝珍：一生与非洲结缘 举止文雅、为人敦厚的前驻多哥、扎伊尔大使李培宜先生（现任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是一个“老北京”。笔者１９９４仲夏在其寓所对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那副斯文的书生模样。 祖籍河北通县（现属北京市）的李培宜１９３９年生于河北石家庄。李培宜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尽管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但这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欢乐与实惠。清贫的家庭无法给这株“独苗”提供更多和煦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更兼山河破碎、国土沦亡，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人民生灵涂炭，如哀鸿般痛苦呻吟。留在他童年记忆里的除了辛酸就是耻辱。当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在北平四郊响起的时候，李培宜已进入地处西城府右街的四存中学（北京市八中的前身，解放后迁至西童按院胡同）就读。随着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声震惊环宇的呼喊，国家的飘摇，民族的屈辱连同人民的所有苦难统统成了历史的陈迹，中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李培宜从此也见到了光明。 １９５３年的夏天对于李培宜的一生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他被选送报考北京外国语学校１年后，北京外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李培宜开始分在该校德法西语系，不久法语系单立。从体育委员到团支部书记，李培宜一直是班干部。他的为人与脾性很容易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拥戴。当１９５５年进入“大二”的时候，李培宜在中国共产党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一生与非洲结缘的李培宜在１９５７年夏间来到外交部西欧非洲司。那时，著名外交家宦乡司长去了伦敦，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的黄华继任司长。李培宜就在欧非司一处（埃及处）迈出了３８年外交历程的第一步，那时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后来出使金边、努瓦克肖特的孙浩先生。１个月后，李培宜就来到新中国外交战线中东和非洲前沿阵地———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作为中国推进非洲外交的“桥头堡”———以著名外交家陈家康为馆长的开罗的中国大使馆端的是人才荟萃之处。陈家康大使早年系周恩来在南方局时期的英文秘书兼译员，抗战胜利前夕曾随中共元老董必武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位国共和谈期间的中共代表团“上海发言人”，该时与王炳南的“南京发言人”南北遥相呼应，一时传为佳话。新中国外交界首屈一指的中东问题专家陈家康先生麾下有两员大将，分别是出掌使馆办公室和调研室的政务参赞张越和林兆南。初出茅庐的李培宜先后供职使馆调研室、办公室，获益匪浅。在开罗使馆度过的不寻常岁月令李培宜终身难以忘怀。那宁静清澈、碧波荡漾的尼罗河水，那饱经世事沧桑、象征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那沐浴在夕阳余晖里充满诗意的苏曼帕夏广场，那仿佛时代回声的古老清真寺年复一年、凝重壮严的悠扬钟声……，如叠影般印在年轻的记忆里。但是最难忘还是张越、林兆南等老同志的耳提面命、悉心指教。多年的外交实践，耳濡目染，李培宜养成了一种谨严认真的工作作风。他亲眼看到久染病榻的周恩来总理戴着老花眼镜披阅文件那种专注的神态，那种数十年一以贯之的一丝不苟。一次病中的总理问及突尼斯外长一个问题，在西亚北非司主管北非事务的李培宜坐在后排，没听清楚。总理立即让李培宜到前面回答。幸好没有更多的难题，惴惴不安地走到总理跟前的李培宜总算过了关。“如果再问些别的，我也许就不一定挡得住了……周总理经常能问出一些你意想不到但又必须了解的问题。总理所以为总理，在于他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思维方式……”感触颇多的李培宜忆及往事似乎还是心有余悸。个人的勤奋加上不可多得的机遇，李培宜终于脱颖而出。 ８０年代初期，中国外交界开始选拔相对年轻的外交官出任驻外大使，以期改变大使年龄老化的现象。１９８５年仲秋，李培宜束装就道，走马几内亚湾的海滨城市洛美。这真是千里来寻故地。２０年前作为最早达到贝宁（当时国名达荷美）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他首途科托努。洛美与科托努两城仅距１００公里。４年后，李培宜结束了第四任驻多哥大使的任期，转赴金沙萨，成为中国外交界非洲问题专家宫达非以来常驻扎伊尔的第五位大使。又是４年倏忽过去。 就在李培宜卸任归来就任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之际，与他２０年朝夕相处的夫人赵宝珍女士被任命为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兼驻科摩罗大使。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兼驻科摩罗大使赵宝珍女士，是在夫君李培宜结束了长达８年余的大使生涯后获准特命全权大使的任命的。那是１９９４暮春时分，她刚刚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一项国家主席任命使得中国外交界有了第二对“夫妇大使”。１９４３年生于河北束鹿的赵宝珍女士是在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４日乘机飞赴非洲高原城市塔那那利佛履新的。这与江泽民主席的任命令只相距１天，真是命令昨颁，急如星火！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自１９７９年飞雪迎春之际丁雪松出使海牙以来，２０位巾帼大使的行列中，最年轻的赵宝珍排在第十五位。她是继张联之后，第二位“一身二任”的女大使。也是踏上炎热非洲大地第一位中国女大使。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赵宝珍大使自小在天津长大。１９６１年初夏，华北大地青纱帐起、万物荣茂的时候，豆蔻年华的赵宝珍面临新的抉择。少女时代的赵宝珍酷爱数理化，也曾编织过许多美丽的梦。高三那年，她很自然地分在了理科班。假如没有那位革命的老爸，也许赵宝珍就此走上理工之路，至今仍在科学的崎岖小路努力攀登。志存高远的赵达先生对女儿寄予厚望久矣，且有独僻蹊径的思维轨迹。还是在赵宝珍孩提时代，赵达就开风气之先，为子女请了一位滞留天津、已加入中国籍的白俄专门教授俄语。年轻的爸爸希望赵宝珍能够干一番赵氏家族中没有干过的事业。外交学院招生考两门：俄语和汉语。对风华正茂的赵宝珍来说，轻车熟路，一马平川。实际上用不着等待发榜揭晓的那天，她已胜券稳操。在金色的秋天刚刚来临的时候，赵宝珍收到来自北京的外交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一纸薄薄的信笺就这样决定了赵宝珍一生的命运。她是被录取的两位天津考生中的一名。离开了哺育自己长大的海河，也离开了慈祥而充满爱意的父母。 有道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是津京不过数百里，朝发午至，赵达还是不放心。他亲自打点行李，陪送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爱女登上北去列车。赵宝珍被分配在外交学院二部（法语）。赵达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没有告诉女儿，法语难学啊。对法语连字母都一无所知的赵宝珍一直蒙在鼓里。父亲怕影响女儿的情绪，真是其情殷殷，尽在不言之中。到了北京后，赵达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女儿。他耐心地做赵宝珍的思想工作：“外交文件常用法文”。赵达是那样温和，“法文读起来动听悦耳，很有音乐美，语法十分严谨……”脸上泛起笑意的赵达俨然一位法语专家。一向崇敬父亲的女儿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报了到。由于赵宝珍的努力勤奋，她终于提前毕业，被派驻委内瑞拉。赵宝珍曾不止一次地陶醉在当地美丽的景色之中。但是，她终究忘不了中国外交界的老前辈、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将军（前驻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与其夫人朱霖女士，忘不了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参赞宋之光（前驻民主德国、英国、日本大使，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部长助理，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和他的那位当过新四军文工团团员的漂亮夫人张茹，还有自小生长在法国、讲得一口纯正流利法语的大使馆女译员汪华……平心而论，赵宝珍从跨进外交部大门的那一天起，直到飞越千山万水来到风光旖旎的塞纳河畔，她的自我感觉一直不错。是啊，提前毕业的高材生，耳朵里还回响着母校法语专家的夸奖和赞语。但是资深的将军外交家黄镇送给赵宝珍的“见面礼”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小的考试。他让赵宝珍等人翻译一段巴黎电话里的“１分钟新闻”。一拿起话筒，赵宝珍的所有良好感觉顿时无影无踪。一方面对新闻的内容并不熟悉了解，另一方面———这是最主要的，电话说得那样快，简直像是“爆黄豆”，完全不像昔日课堂里教授们那种悠哉悠哉、抑扬顿挫的韵味。赵宝珍发懵了，她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的听力不行，远远赶不上那种快节奏和语速。一分钟下来，赵宝珍的额头冒汗了，竟然没有听懂几个词，这正是“当头一棒”。“年轻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新的环境不一定适应……”黄镇大使开了腔，“你们要好好学习！”将军的话听起来浅显易懂，细细咀嚼却意味深长。赵宝珍感到温馨里饱含着压力，严肃中又寄托了期望———一种父辈般的殷切期望。赵宝珍没有灰心丧气，只是强烈地感到要奋起直追！“绝对不能认输”，赵宝珍在心里对自己说。赵宝珍买了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这可是非常“奢侈”、时髦的舶来品，整日价收听法文广播，走到那听到那。她很快适应了巴黎人那刀切般的语速。那时候，大使馆还请了一对法共夫妇为赵宝珍等人上法语课。同时黄镇大使也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赵宝珍有时也临时“客串”译员。大使夫人朱霖（前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法语译员生孩子，赵宝珍便顶缺担任这位当年“女八路”的翻译。有的时候，使馆举行大型活动，赵宝珍和黄镇大使一起站在大厅门口欢迎各界来宾。因为两个人的个子都很高，客人们还以为他们是父女俩……当赵宝珍的法语“翅膀”渐渐长硬的时候，国内“文革”风暴骤然而起，她很快去了汕头牛田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临时抽调回京的赵宝珍有幸与敬爱的周总理面对面坐在一起。那是欢迎刚果（布）总理拉乌尔的宴会上，赵宝珍心潮起伏，实在无法平静下来，凝视着总理清瘦的脸庞，那日益增多的寿斑清晰可见。再没有往日的丰润，只有胸襟前那枚“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纪念章闪闪发光。感慨万端的赵宝珍，此番赴京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 赵宝珍临行时，许多同事都表示，如果能见到中央领导，最好汇报一下大家在牛田洋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具体经过，同时反映一下广大外语学生内心的苦闷。总理听完赵宝珍简要汇报后当即严肃地说：“那不行，学外语的不能把外语丢掉，要经常复习、练习……”赵宝珍好感动！一位泱泱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竟能如此认真地听取自己这样初出茅庐黄毛丫头的意见！办事雷厉风行的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负责处理。情况很快起了变化。数年后，已经回到北京的赵宝珍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与周恩来不期而遇。敬爱的总理立即认出了她，颔首亲切地说：“你是牛田洋来的……”总理对在自己身旁的中国外交界最负盛名的英语译员冀朝铸说：“让他们青年人在实践中多锻炼锻炼，你们要帮助帮助……”赵宝珍在一旁听得心头热乎乎的。 １９９５年仲夏，笔者再度造访李培宜大使寓邸，回国休假的赵宝珍大使平静地说：“作为女外交官，在处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总是要作出牺牲。”“过去是助手，一切有大使顶着。现在则站在前台，‘首当其冲’。女同志当大使虽然担子重，也有优势。”赵大使望着坐在一旁的夫君笑着说：“比如考虑问题在不少方面比男同志心细，对外活动无论是形式还是领域都更丰富、更广泛。马（达加斯加）国总理对我说：‘你很有你的风格……’”说到这里，李培宜大使的脸上也泛起由衷的微笑…… １９９６年６月，赵宝珍大使免去兼任的驻科摩罗大使的职务，专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吴建民、施燕华：双兔傍地走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７日，随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归来不久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席不暇暖，就匆匆赴任海牙。未几，前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也持节登程出使卢森堡大公国，成为１９７９年以来的１９年间第１７位女大使。不仅如此，吴建民、施燕华伉俪双双荣膺特命全权大使重任，也使中国驻亚非、欧美、大洋洲各国的１５０余位现任大使中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对伉俪。这也是吴建民、施燕华夫妇在３年多时间里创造的第二项中国外交“纪录”。１９９０年最后一个月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首席馆员吴建民参赞偕夫人施燕华参赞结束了在景色秀丽的斯凯尔特支流森纳河畔的任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历史悠久的欧洲名城布鲁塞尔回国。翌年１月，被海外传媒誉为“平民外交家”的吴建民成为１９４９年来外交部新闻司（初为情报司）的第十任司长。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施燕华被任命为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外交部建部４８年来唯一的一对现职正司级负责官员夫妇。 １９９４年仲夏，当笔者对吴建民夫妇进行近４年中的第３次采访时，意外地在其寓所一个玻璃镜框里发现一对红色的“剪纸兔”（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用手工撕出来的）。这是一位亲戚的馈赠。原来吴建民、施燕华都属兔。凝视着这对被赋予了不寻常意义的“剪纸兔”，笔者想起了《木兰辞》中的最末一句：“双兔傍地走”……１９３９年３月３０日出生于“陪都”重庆的吴建民原籍江苏南京。满月后的第四天，适逢日机大轰炸。年轻的母亲扶老携幼，抱着熟睡中的吴建民艰难地逃往防空洞。３６架敌机发泄着野兽般的疯狂，炸弹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顷刻之间，闹市２７条主要街道有１９条被炸为废墟。惊恐万状的母亲紧紧搂着襁褓中的吴建民在弹雨尘埃中穿梭而行。碎瓦随着四周房屋的倒塌而飞溅。一块巴掌大的瓦片就打在母亲的手臂上，望着头枕着自己臂弯因惊悸而哭喊的吴建民，母亲忍着疼痛，战战兢兢踩着遍地瓦砾继续前行。漫天飞扬的尘土伴随着土崩瓦解的楼宇，散落在母亲蓬乱的散发上，飘落在吴建民的小脸上，淹没了那紧闭的小眼。急中生智的母亲赶忙俯身解怀，洁白的乳汁涓涓滴滴，把哭声嘶哑的吴建民的小脸，眼眶冲洗干净……吴建民在重庆市郊清木关接受了最初的教育。抗战胜利的第二年，父母率领全家回到阔别８年的金陵南京。南京解放那年７月，吴建民从南昌路小学毕业进入了地处中央门附近的南京二中。１９５５年吴建民高中毕业前夕，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南下招生组翩然过江，到南京各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物色合适人选，班主任朱庆颐闻讯立即想到推荐吴建民。彼时，“北外”招生是按部队院校标准。朱先生找来吴建民一番促膝长谈，动之以情：“外语学院不错，你将来是能够在学业上、事业上有所作为的！……”为朱先生拳拳之心深深感动的吴建民放弃了“向科学进军”的初衷。多少年后，吴建民说起朱庆颐先生仍是欷不已：“朱老师的话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正是由于朱庆颐先生慧眼识人，９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外交部才出了一位能干的发言人。 遗憾的是朱先生没有看到昔日得意门生荣耀的今天。当“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他竟被一帮歹徒活活打死！从大学到读研究生，吴建民在“北外”寒窗攻读，春秋五载有余。由于工作需要，他提前走出了校园，在蓝色的多瑙河迈出了将近４０年色彩斑斓外交历程的第一步。无论是人生还是事业，布达佩斯都是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驿站。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２岁的吴建民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现任中联部副部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在布达佩斯开始的译员生涯对吴建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除了担任翻译，吴建民什么都干，签证、秘书，甚至打扫卫生、洗碗刷盘的杂务。因为工作需要，他还自学英语、西班牙语……。爱才的“明主”韩克华大使看中了吴建民，想把这个有干劲、肯吃苦的青年人招到自己帐下。这位前湖北省副省长还专门向外交部打了报告。团中央国际部闻讯，为了留住吴建民，立即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又给外交部打报告……。收到报告的陈毅老总不加思索地大笔一挥：“回外交部！”寥寥４个字，可谓绝顶聪明：“你们谁也别想要！”４年“见习生活”弹指过去，吴建民甚至还来不及细细欣赏如翠玉飘带般逸秀的多瑙河的粼粼波光、层层涟漪。一纸调令，他回到了北京外交部。 １９６５年那个充满诗意的仲夏，人事关系尚留在团中央的吴建民与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施燕华不期而遇。祖籍浙江镇海的施燕华６０年代初期就是“北外”声名显赫的周珏良、许国璋和王佐良等一流英语教授的高足。她和吴建民在这个景色如画的校园“同学”了一年，只是他们谁也不认识谁。五载春秋匆匆而过，面临毕业的施燕华又遇上了一个好机会：全国高等院校第一次正式招考研究生。从少女时代就养成勤奋好学良好习惯的施燕华跃跃欲试，并在两个月后再次获得成功。施燕华有幸先后投在学养深邃、造诣精深、即在全国高校中也堪称一流的名师门下：曾经负笈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周珏良教授，新近作古、令无数青年钦仰的许国璋教授，以及在牛津大学茂登学院潜心研究过英国文学的王佐良教授。特别是在中国教育界享美誉的“周氏三兄弟”（武汉大学周煦良教授、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的幺弟周珏良教授，还是施燕华的研究生导师。周教授以副主任职与施燕华７０年代还曾一度共事于外交部翻译室，这是后话。不过，施燕华还没有来得及在母校拿到硕士学位，便以“实习”的名义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这是１９６５年暮春时分。稍后，她又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筹备工作。遗憾的是此时吴建民尚远在风光旖旎的布达佩斯，因而这对青年男女还无缘相遇而订交。 未几，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迈丁联合军方发动政变，兵戎相见，本·贝拉总统一夜之间成了阶下之囚，世界青年联欢节遂成泡影。诚然缘份总能使少女少男萍水相逢。施燕华没有马上打道回府，她继续留在团中央参加接待外宾工作。感谢上苍赐予这短短而宝贵的数十天时间，使得施燕华能与同年８月底自多瑙河畔归来的吴建民在北京邂逅相遇。只是夕阳西下，晚霞渐渐褪去的迷人黄昏里发生的一幕在施燕华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很深的痕迹。“那时他身着海魂衫，远远看去并不真切……”施燕华说。其实，吴建民也没有感觉到远处的施燕华。待到日后施燕华恍恍惚惚回忆起这朦朦胧胧的插曲时，她与吴建民已经进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热恋状态。平心而论，吴建民的图象那时在施燕华脑海的“显示器”上并不清晰，至多只是模糊的“虚象”。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年轻人只要有情，不愁无缘，世上的事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施燕华差不多是踩着吴建民的脚后跟来到外交部。１个月后，当吴建民投到翻译处马牧鸣处长（前驻西班牙、尼泊尔大使）麾下时，施燕华也扛着铺盖卷儿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这一切就象月下老人在暗中牵线一般，天助人也！ 施燕华不久就担任了翻译处的团支部副书记，而书记就非吴建民莫属。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早在１９６２年，吴建民就在朱良、朱善卿介绍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类似的家境，相适的“地缘”，共同的爱好，使得两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用表白便很快心心相印。几次投机契合的深谈，感情的温度表上的读数便迅速上升了。一日傍晚，人民大会堂召开青年团干部会议，两人结伴而行。从外交部街集体宿舍出发，沿着繁华的东单北大街，宽阔的东长安街，他俩无拘无束地边聊边走，爱情的种子就在他们身后留在长安街上的无数脚印里发了芽。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仿佛像只走了几分钟。在最初诗一般清纯美好的恋情面前，间老人都屏住了气，凝固成了短暂的永恒……水到渠成，瓜熟蒂落。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厌倦了“文革”派仗的吴建民、施燕华远离尘嚣，自筑爱的暖巢。在长达４０年的民间与官方外交生涯里，吴建民的译员经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吴建民有幸担任伟大领袖毛泽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你的国家早已灭亡了！”毛泽东曾这样调侃吴建民的姓氏。在结束了与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长达６个半小时的会谈后，不知疲倦、神采依然的周恩来在电梯里亲切地夸奖吴建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与吴建民相比，施燕华的译员生涯更为悠长。在迄今为止的３２载外交历程中，施燕华与翻译室（处）结下不解之缘。她“三进三出”翻译室（处），度过了１６年难忘而美好的岁月。从普通译员升迁到了一室之长，自清纯少女进入人生之秋，施燕华在翻译室（处）长大成熟，走向辉煌。施燕华有过最初的尴尬，一只“受伤的鸭子”给她上过难堪的第一课。初次出道的施燕华神差鬼使地将国宴中的一道“罐闷鸭”打印成了“受伤的鸭子”。一个字母之差，“犝”和“犃”，让施燕华终身铭记，从此不敢懈怠。 １６年译员生涯更有许多温馨的回忆。她由此而与布托夫人、尼雷尔夫人、卡翁达夫人、杜波依斯夫人以及那位难对付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等世界各国女界名流相识。施燕华也有幸得到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多次呵护，谆谆教诲。敬爱的总理曾当着施燕华的面，对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语译员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翻得不错，挺清楚的，就是调子平了点，不大有起伏，你们好好辅导辅导，帮助帮助……” 施燕华也难忘中国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晚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施燕华就坐在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身后。施燕华感慨万分地说，与这位当代中国政坛最富传奇色彩的伟人的每一次交往，都是一次极为生动的教育。邓小平曾和施燕华一起漫谈喜剧大师王景愚的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不苟言笑的中国改革总设计师其实非常平易近人。施燕华有幸担任邓小平与法拉奇两次极为精彩的谈话的英语译员，这是她所参加的印象最深的两次会见。“邓小平没有一句废话。每句都很重要，都很有份量！” 施燕华也曾随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大洋洲数十国。但是施燕华参与最多的还是对美事务。她参加了大部分美国政界如尼克松、福特、里根、基辛格、舒尔茨等要人来访的接待工作，也参加了著名的中美三个公报中两个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关于售台武器谈判的“八·一九”公报）的制订。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现年５９岁的吴建民是在１９９１年３月份的第３周里开始履行他的“外交部发言人”的职责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９位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３月２１日下午于北京国际俱乐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曝光”。在３年半的时间里，直到他随江泽民访问乌、俄、法期间举行的最后三场记者招待会，共主持了１６８场记者招待会。吴建民说：“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每次都是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我并不认为我是成功者。我对我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一次是完全满意的，总觉得有值得进一步改进之处。”笔者有鉴于与吴建民多有过往，非常坦率地问道：“答记者问有错误吗？”“没有。”吴建民的回答简洁而肯定，这已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成功。实际上，吴建民的精彩表现，特别是在蒙特卡罗申办奥运会，克里斯托弗访华期间，早已赢得了同行的赞许。无论对中国怀有善意或恶感，许多外国记者即令是西方记者都不得不对吴建民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翘起大拇指。 １９９３年秋在北京申办奥运进入白热化的关键时刻，在上千记者云集的“地中海明珠”摩纳哥蒙特卡罗，作为中国奥申代表团的发言人，吴建民在第１０１次国际奥委会会议的新闻中心迎头痛击大放厥词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当申办奥运的角逐转化为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争论以后，吴建民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政治不要干预！）”吴建民慷慨陈词：“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１００多年，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人有百分之八十没有饭吃，遇到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有记者问：“你为什么这样激动？”吴建民答道：“你们应该理解，一个人被平白无故地骂了一通，能保持平静，能不激动吗？”有记者指责中国讲人权是“政治干预体育”。吴建民反诘：“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四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答辩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没有（费厄泼赖）了，太不公道了！……” １９９４年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北京，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在记者“吹风会”上有记者问：“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待过１０年，我看中国要学美国哪怕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中国也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５００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五倍。诸位想一想，如果２５００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现在距离６月３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这位美国记者态度无礼粗蛮。“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很！你急什么？”吴建民强压住怒火，“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９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５０００年了！……”说到这里，懂中文的日本、韩国记者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他们都明白美国的历史有多长。自讨没趣的自然是那位美国记者老爷。 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７日吴建民自北京直飞法兰克福，再转海牙，当晚即可到任，真是朝发即至。３０年间夫妇从未分居两地，此番真的是“分道扬镳”了。 一年零三个月后，江泽民主席任命吴建民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此时已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５２届会议揭幕前夕。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屡屡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中国“发难”。吴建民在赴任前就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估计有一场恶战。我将全力以赴，力争打好！”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３日上午１０时１５分，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即９０号决议草案）即将付诸表决。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在过去６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吴建民从一开始便击中要害，一针见血，无情揭露那些西方“人权卫士”的伪善面目。稍为懂得一些历史的人都能明白吴建民的潜台词，八国联军，七个反华提案国（除去俄罗斯）都在里面！“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冤有头，债有主。吴建民直截了当把斗争芒对准了美国人，“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５千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１２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６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６０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最后，吴建民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 日内瓦的媒体后来这样写道：中国大使吴建民在第三世界国家一片掌声中走出会场……从５２届到５３届，吴建民率领中国代表团皆力挫反华提案。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５日晚９时１５分，日内瓦万国宫可容纳５００余人的第十七会议厅，会议主席宣布中国针对由丹麦挑头，并得到美、英等国支持的“中国人权状况”的犔９１号决议草案“不采取行动”动议以２７票赞成、９票弃权获得通过。海潮呼啸般的掌声渐渐在耳边褪去，５３届人权会议的帷幕落下，不辱使命的吴建民终于轻轻地吁了口气。 １９９８年瑞雪纷飞红梅怒放的春天，李鹏总理访问卢森堡。在暖意融融的中国大使馆里，吴建民、施燕华夫妇就坐在即将卸任的李总理的左右。３月１６日，５４届人权会议徐徐拉开序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吴建民满面春风地坐在昔日会场的第一排，笑逐颜开的施燕华出乎意料地坐在吴建民的身旁。原来，刚刚卸去驻卢 森堡大使一职的施燕华女士已于２月２２日来到日内瓦“屈就”中国代表团“公使”。虽说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但是如今却是“西线无战事”。两天以前，白宫发言人鲁宾在华盛顿宣布，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议案。此前，欧盟早已表示，在人权会议上，不仅欧盟集体而且所有成员国均将既不提出也不联署针对中国的议案。……１９９８年４月一个春意暖融的早晨，缓步走向停机坪的吴建民大使携夫人施燕华女士向生机盎然、树木葱笼的日内瓦投去深情的最后一瞥。辉煌事业里最后一个外交“驿站”———充满浪漫诗意与欧罗巴风情的巴黎正在向他招手…… 王昌义、吴珉珉：情系大马士革 在中国乃至各国外交圈内，夫妇俩出使同一国家几乎无闻，但是，王昌义、吴珉珉却先后成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任命原外交部干部司参赞吴珉珉女士为中国第十一任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这是江主席在１９９５年任命的唯一的女大使，也是９０年代以来的６年里中国政府派遣的第十位女大使。 １９３８年生于浙江温州的吴珉珉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位常驻阿拉伯国家的女大使，也是迄今为止２０位女性大使中的第五位浙江籍女大使。在建国４８年以来长长的中国大使行列里，吴珉珉排在第５６８名。在获此任命刚好１个星期以前，她的夫君、前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昌义先生被任命为驻以色列国特命全权大使。这两项新的任命使得中国外交圈内继吴建民、施燕华之后又产生了一对现任“伉俪大使”。 现在６０岁的吴珉珉大使此生梦牵魂萦的除了故乡温州以外一定是大马士革。在她３０年外交生涯中，她有四分之一是在这个充满清真风味的古老都市里度过的。此番持节登程，对吴珉珉而言已是“梅开三度”。在６０年代初期和８０年代后期，吴珉珉曾先后两次驻节历史悠久的古城大马士革。早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她就从这里迈出了自己外交征途的第一步。吴珉珉如今也将在这个享有数千年美誉的“天国里的城市”为自己数十年外交生涯划上圆满的句号。 吴珉珉大使出生一个并不富裕的个体劳动者家庭，善良温和的母亲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父亲为了生计，与人合伙做小买卖，日子过得并不顺心。明澈的瓯江日夜奔流，在吴珉珉幼小的心灵里，她好似呜咽抽泣。解放了，吴珉珉的父亲很快成了公私合营的布店职员，一家人开始有了灿烂的笑容。吴珉珉在故乡温州一中完成了整个中等教育以后，她一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出现了。在１９５７年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吴珉珉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黄浦江边湿润的风与家乡的海风一样惬意，正当豆蔻年华的吴珉珉沐浴着和煦的阳光，脚下铺满了鲜花芳草，前程似锦！ 吴珉珉勤奋刻苦，在众多的学生中显得非常突出，机遇再次垂青这位含苞欲放的少女。两年后的１９５９年，又是一个难忘的夏季，吴珉珉有幸被选拔出国深造。这一回她告别父母，远离祖国，来到了伊拉克著名学府巴格达大学。负笈异国的四载寒暑倏忽即逝。１９６３年秋，在枫叶如醉的季节里，学业有成的吴珉珉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怀抱。不久，她被分配到外交部。那一年吴珉珉刚好２５岁。吴珉珉很快去了大马士革中国大使馆，成了徐以新大使麾下的一名小兵。两年后，花好月圆，她与年轻的使馆工作人员王昌义喜结秦晋。 现年６２岁的王昌义大使生在扬州。和吴珉珉一样，王昌义近４０年的驻外生涯也是在大马士革拉响起锚的笛音的。王昌义在西亚非洲司的时间并不长。 １９６２年５月，王昌义来到叙利亚中国大使馆，他和徐以新大使差不多是同时来到大马士革履新的。对王昌义来说，大马士革是终生难忘的。虽然王昌义只比吴珉珉早到了３年，不过此时他俨然已是一位老练的职业外交官了。王昌义给吴珉珉帮助甚多。都是江浙老乡，几回倾心交流，感情深处那根心弦就弹奏出和谐的音符。１９６５年王昌义和吴珉珉共结连理，从此相亲相爱，到如今已历三十三载春秋寒暑，弹指一挥矣！ 婚后第三年，国内“文革”已趋白热化。王昌义、吴珉珉夫妇于１９６７年回到了北京。稍后两人又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伤筋劳骨、锤炼红心。７０年代初，中国外交重振雄风，吴珉珉和夫婿方得以解脱，回到了外交部重操旧业，她来到西亚非洲司一处，当了一名普通的科员。那时候，吴珉珉的“顶头上司”就是负责中东事务的能干的女将李松龄女士。王昌义则分配到新闻司，从副处长、处长一直干到副司长。新闻司和大马士革，还有西北非司，是王昌义近４０年外交旅程３个最重要的“驿站”。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在１９７２年春夏之交重新“一分为二”：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吴珉珉归属西亚北非司中东处，继续干她的老本行，一晃就是１２年！１９８６年暮春，就任中国第８任驻叙利亚大使的王昌义飞赴大马士革，吴珉珉以使馆一等秘书随行。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当第一场大雪覆盖整个北京城的时候，王昌义被任命为驻以色列大使。７天后，吴珉珉也获得新的使命———再赴大马士革出任大使一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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