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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媒体上的两则消息引起了我对20年前大学校园生活的一段回忆。 一是郑绪岚重返东方歌舞团；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展示了“发烧友”宗福先的一只日本三洋盒式录音机。 我有幸赶上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在初入浙江师大校园的最初日子里，我和许多同学常常在夜幕降临以后围着教室里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人头攒动中间，偶尔也会有些师长光临。那时的电视节目，除了《大西洋底的来客》以外，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便是韩芝萍和李谷一、郑绪岚的歌声。 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著名女高音韩芝萍的注意纯粹是因为她的那首令亿万中国人民热泪盈眶的《歌唱敬爱的周总理》(时隔21年后，在纪念总理百年诞辰之际，韩重唱此曲，使我心潮难平)。让我再次对她产生深深印象的是韩芝萍为一部反映大连风光的电视片配唱的《假日的海滩》。听惯了“文革”中的慷慨悲歌，这首轻松的歌曲如同后来王立平作曲的《潜海姑娘》那样，令我耳目一新。新时期气声唱法的“始作俑者”李谷一的《乡恋》自不必赘言。由此为肇端，郑绪岚演唱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太阳岛上》也一曲而天下闻名。 我对《太阳岛上》的印象远甚于《乡恋》。一是郑唱得确实到位；二是电视画面里出现郑的歌声而令不少人如醉如痴时，我身旁的一位年过半百的师长冷不丁冒出一句：“此乃郑声也!”郑绪岚当然是“郑声”，但是我明显感到老先生本意盖不在此。 彼时，我已上过《中国文学史》中“诗经”一章，明白“郑声”实乃“淫乐”…… 差不多同时，一些领风气之先的同窗通过各自渠道，开始拥有前述那种日本三洋盒式录音机。虽然此类时髦的洋玩艺儿在当时主要还是供学习英语用，但是该时港台歌曲已经开始“登陆”内地，故而有的录音机里间或也会悄悄地传出幽幽忽忽的“靡靡之音”。 对于每天流连于图书馆的我，对邓丽君自然一无所闻。不过，让我对大举“入侵”内地的港台歌曲第一次有了感性认识的恰恰是这位3年前香殒玉消的邓小姐。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位小我好几岁的不同寝室的学友赵君慨然将其那只视为珍宝的三洋盒式录音机(已放入邓丽君的磁带)借我消受一宿。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周遭一片宁静。为防不测，我放下蚊帐，躲进被窝，轻轻按下了放音键。万万没有想到的，那第一首歌就是让人心惊肉跳的 《何日君再来》!像我这般年纪，又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当然清楚此曲的政治倾向。40多年前，流寓中国的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唱的这首歌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这位后来成了日本驻缅甸大使夫人的著名女歌星与女汉奸川岛芳子(即金璧辉)同样在我年轻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在夜幕笼罩的深夜，我束手无策。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摆弄“快进”、“暂停”之类的按钮。手足无措的我只好无可奈何地任其“毒害”我的灵魂…… 随着时间的悄悄流逝，我急促的呼吸终于归于平缓。《小村之恋》、《月亮代表我的心》、《独上西楼》……待到录音机里流出那首优雅清新的《小城故事》我紧绷的心弦已经完全松弛下来。脑袋里的无产阶级堤坝溃决了，社会主义时代大学生就这样被资本主义世界的“黄色歌曲”俘虏了…… 这是终身难忘的一晚!后来的事便是众所周知的了。大陆很快掀起“港台歌曲”热，一个个“邓丽君第二”、“小邓丽君”几可乱真，甚至此邓丽君还邓丽君!大街小巷真假邓丽君们的歌声随处可闻…… 我终于渐渐明白，这位以甜美幽婉的歌喉、清新可人的面容而倾倒全球华人的一代歌后何以打动人心的原因。我想，在通俗歌曲和歌星如过江之鲫涌现、“星龄”愈趋缩短的现代社会里，这个领域真正能流传后世的，恐怕还是邓丽君其人其曲。 其实，在那个改革开放风云初起的年代里，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种不安的躁动、嬗变之中。从人们对牛仔裤、喇叭裤非议，到《大众电影》封底灰姑娘与王子拥抱画面，杭州《工农兵画报》刊登安格尔名作《泉》(全裸少女)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莫不如此。 1995年5月，邓丽君在泰国猝然辞世。海外媒体关于她的遗体上覆盖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报道让人平添些许怅惘。但是，我还是买了两张大陆版的邓丽君金曲CD盘…… 20载春秋如瞬间须臾，如烟往事历历，恍若昨夜。人们对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顺便提及，那位校友赵君，现在已是母校的一位正处级官员了…… 《大地》(199904)第8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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