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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早春以来，借全国人大换届之契机，中国驻西方主要国家大使已调整过半。3月中，前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走马华盛顿，顶替劳苦功高的李道豫大使。6月末，前外交部助理陈健接过资深“日本通”徐敦信大使的“接力棒”，飞赴东京履新。接下来，在日内瓦万国宫崭露头角的吴建民大使偕夫人施燕华女士“双兔"走巴黎…… 有趣的是，从李肇星、吴建民到陈健，他们都曾是九十年代中国外交部的首席发言人！ 1994年11月3日下午,在外交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进入尾声时，有记者问道：“我的问题是克里斯托弗国务卿最近说，现在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机还不成熟。政府所关注的仍然是中国人权问题并且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正在阻碍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克林顿访问中国这件事而言，你们准备如何处理不同政见者情况？”陈健沉吟片刻即侃侃作答：“中美两国之间进行高层往来，有助于双方增进了解，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正是因为既存在着利益又存在分歧，所以更需要中美领导人之间直接进行接触，以便探索扩大共同利益，弥合分歧。换句话说，双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不应该成为影响两国之间正常交往、包括领导人来往的障碍。”说到这里这位发言人动了情感：“中国是利益之邦，我相信美国领导人到了中国以后，会受到应有的礼遇。……”未几，有日本媒体记者问及新上台的桥本政权的寿命，陈健笑答曰：“我不是算命先生！”台上皆为之解颐。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三年半载，弹指一挥。如今，克林顿急匆匆来了，他带来了夫人和“千金”，带来了大半个“白宫”。果然如陈健所言，克林顿受到了“应有的礼遇”。桥本龙太郎也无可奈何宣布下台。而我们这位曾是国际俱乐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主角却已经走马东京！ 刚刚被任命为中国第7任驻日本大使的陈健先生近几年来总会不时爆出一些“冷门”，让圈内外人士大跌眼镜。1994年深秋，因朝核问题而崭露头角的多边事务专家陈健被召回北京，成了近半个世纪来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11任司长。 1996年春暮，以微笑、幽默与睿智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外交部发言人形象的陈健顺理成章地升任外交部长助理。嗣后，陈健协助主管亚洲事务的唐家璇副部长，分管多边事务。两人配合默契，为圈内人士称道，在此期间，陈健频繁穿梭于曼谷、纽约与日内瓦，参加东盟对话国有关会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 1996年初夏，江泽民主席任命陈健为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以代替现年64岁的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敦信，这是中日建交26年来，中国派出的第七位驻日特命全权大使。 从上述意义上说，这位与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吉佩定同属马的中国高级官员算得上是一匹外交“黑马”。其实，陈健30余载外交生涯很容易绘出“轨迹”：纽约———北京———东京，多边事务，外交喉舌，日本大使。我们的故事就从外交部发言人的人生旅程开始叙述…… 生在天堂苏州，长在黄浦江畔。1964年夏陈健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至外交部，旋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健先生祖籍江苏吴县，1942年早春生于一派水乡风光的江南名城苏州。他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南观前街的一座普通平房里度过的。居家不远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老道观玄妙观。年轻的父亲陈寿昌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是小学教员。暮春三月，草长莺飞。陈健童年的前期生活充满了温馨、宁静和欢愉。5岁那年，幼小的陈健随父母迁往上海，一家人在香山路上安顿下来。 但是，当寒山古刹的悠扬钟声、枫桥月夜的点点渔火渐渐远逝以后，厄运和灾难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随即撒手西去。顷刻之间，陈健充满梦幻般的童心世界塌了一半。父母双亡的惨痛记忆在陈健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深阵痛。 外祖父母家收留了刚满6岁的陈健，靠着叔伯们微薄的接济，祖孙相依为命。虽然不谙世事，但是这种艰难的经历对陈健未来的个性塑造仍有着很大影响。 好在陈健心头阴霾笼罩的日子并不长。当聂凤智、仲曦东将军率领的仁义之师开进大上海以后，雨过斜阳，关山苍翠。海关大楼的浑厚钟声昭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陈健的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 人民政府爱人民，党的阳光投射到了每一个饱经风霜的家庭。上海一解放，陈健一家就得到了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和救济米。1949年确实是个终生难忘的年月。陈健斜背着小书包跨进了思南路附近的蓝仙英文小学，插入二年级就读。陈健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陈健学得轻松愉快，四年级那年还潇洒地跳了一级。1953年秋，学业优秀的陈健考入地处淮海路闹市晓光中学。两年后，晓光中学并入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三林中学。少年备尝艰辛的苦难生活磨练砥砺了他发愤攻读的好品行。他的英语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日里，自三林中学毕业的陈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复旦大学英文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健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可别小觑这125大毛，陈健在维持温饱外还可以买些课外书呢！“在食堂包伙，比家中强多了！”时至今日，陈健仍感喟良深地说。那时候，外祖父已去世，虽然与外祖母似“茕茕孑立”，但是陈健并不孤单，他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毕竟是失巢多年的乳雀和雏燕，和同窗相比，在江湾五角场绿草如茵的复旦校园里，陈健依然清贫。他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也因买不起雨鞋，陈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得不赤脚进课堂。30年弹指过去，正当乔迁之喜的陈健清理旧物，伫立凝思“珍藏”于箱箧底层的那些昔日补丁摞补丁的衣裤，仍能勾起往昔悠远的绵绵思绪。只是钟爱异常的独女已无法品嚼长辈的旧日情怀。让我们继续往下说。 1964年那个丹桂飘香、枫叶如火的金秋季节对陈健的一生而言也是难以忘怀的。他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分配在外交部。当手提肩扛行李卷儿的陈健轻捷地走在看上去和北京普通胡同毫无二致的外交部街，他的目光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定格”。凝视着这幢袁世凯生前下令建造、饱经近百年历史沧桑的斑驳建筑物，回首自己20载青春华年，陈健心潮起伏，激情难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自豪。汽笛鸣响，风帆猎猎，30年外交生涯就在这里起航！ 由于美国人继续挥舞“重要问题”的大棒，陈健等人无法如愿去联合国。他和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进了京郊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两制的“翻译班”继续“修炼”深造。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头角峥嵘的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前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也是此时从北京大学来到“北外”翻译班的。 寒暑两载倏忽过去，拜在著名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门下，陈健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就在陈健眼前再次升腾起新的希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降！ “文革”岁月里最难忘的是在汕头牛田洋度过的日日夜夜。幸赖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百般呵护，陈健等大批青年俊彦方得以日后大显身手。 1967年春，早已完成了学业的陈健在经历了“文革”最初的混乱与动荡后，又重新回到了外交部，“文革”初期的“派系”、“舌战”极大地提高了陈健的辩才，无形之中为他以后在联合国讲坛，在国际俱乐部的记者招待会作了精彩的“预演”。也许这是陈健的最大收获吧！ 陈健分配在新中国第二位女大使龚普生女士（资深外交家章汉夫夫人，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顾问，首任爱尔兰大使）为司长的国际司裁军处二处。从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末，国际司也许是外交部最为清淡的机构。陈健报到之时，门可罗雀的国际司已在“文革”风雨中飘摇。尽管没有多少时候，国际司因“斗批改”而“关门大吉”（该司和条约法律司一起并入新设的西欧美澳司），但是，对陈健而言，这无论如何是20余年国际事务的一个珍贵的“滥觞”。 1968年秋，陈健和许多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青年被分配到广东军区汕头牛田洋干校。生活和劳动极为艰苦，这姑且不论，陈健本来就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最难将息的是精神上的苦闷和压抑：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不过，陈健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与考验，真的是应了孟夫子的一句古训：“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在一次劳动中，陈健的脚上被一种学名称之为“蚝”（即牡蛎）的贝壳割伤。也许留下的伤痕太深了，陈健至今还记得这种软体动物的学名和英文名称。待到收工回来洗脚时，陈健才感到一阵灼痛，俯身一看，竟是像咧着嘴一样的大口子。他一瘸一拐来到连队医务室。颇有男儿豪气的年轻的军医是一位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他用往日对战士使惯了的口吻对陈健声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精神，提倡不打麻药……云云。陈健还真有点精神，咬咬牙，让医生不打麻药缝了三针！当黄豆般的汗珠顺着脸颊沁出来时，陈健才从心底里感受到当年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伟大！云起云散，潮涨潮落，牛田洋的涛声早已不复闻问，惟有脚上的疤痕才不时勾起主人对往事的淡淡的回忆。 陈健后来被临时抽调到干校团部，专事“炮制”诸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稿”、模范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之类的官样文章。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陈健也使用了那个年月习以为常的“拔高”、“溢美”类的创作手法。就在年轻人彷徨、迷惘、躁动不安之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从遥远的北京送来了温馨的问候。那是在1969年深秋牛田洋的一次飓风海啸之后。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一些奉命上堤抢险的青年人被呼啸吞没了。万幸的是殚精竭虑、操劳国事的周总理很快当即作了重要指示：“锻炼思想不能放弃学习。自即日起建立外语天天读制度，每天学习外语1小时。”“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啊！ 1970年底，陈健来到了江西上高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命运的这次不经意的安排却促成了陈健的一段好姻缘。在落木萧萧的山村荒野，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上海姑娘姚文卿。 陈健的江西上高之旅仿佛是月下老人所作的一次刻意安排。千里有缘，皆因有一根扯不断的红线线。他和端庄雍容的姚文卿在双方都不“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走到了一起。 1943年生于上海的姚文卿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的里弄长大。姚文卿是家中的老幺，上有三个姐姐，父母都是本分的普通劳动人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操持家务。 1961年7月，差不多是在女性世界氛围里长大成人的姚文卿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时面临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她的英语学得相当不错，打算报考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老师知道后来做姚文卿的思想工作：“阿拉伯语是个空白，我们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应该去填补空白……”温顺的姚文卿真的在“报考志愿”栏的空白处填上了“阿拉伯语专业”。其实，她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那些清真饭馆门面上像蚯蚓一样的“图案”就是她将要为之献身的“阿拉伯语言”。然而，天资聪颖的姚文卿学得一点都不比男生差。不过由于外交圈内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端庄雍容、颇有大家风范的外交部拉美司一等秘书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和灿烂才华。在陈健的“大树”上，姚文卿只是甘当一片绿叶。20多年来，姚文卿一直默默地为着夫婿的事业作出奉献。“她为我作出了牺牲！”陈健重复着几乎所有大使都说过的话，寥寥几个字，道出了他对妻子的多少歉意和无限深情！ 也许是善解人意的月下老人暗中撮合，成人之美，陈健被安排在干校12连“水稻班”，专事孔夫子最不齿的“稼穑”劳作。来自牛田洋的姚文卿也分配在该连。真是天赐良缘也。 姚文卿对陈健的才气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讲话比较有逻辑性，道理也说得很透彻……”姚文卿后来这样回忆道。那是在连队召开的一次动员大会上。 劳动，学习，睡觉，地处穷乡僻壤的上高干校生活枯燥乏味，但这并不影响当婚当嫁的姑娘小伙善择佳偶，追求美好的爱情。陈健与姚文卿相爱了。最初打动姑娘芳心的是小伙子讲话说道理的本领。 冬去春来，花落花开。在万物葱茏，大地生辉的时候，陈健和姚文卿之间最后一道工序：报请父母大人“审核批准”也顺利通过。 1971年4月，又是落花时节的暮春。陈健首先得以“解脱”，调离干校回京。随后姚文卿也调回了北京。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际司早已不复存在，原司人马一古脑儿合并到了西欧美澳司。陈健分在该司拉美处国际组，未几，26届“联大”揭幕。陈健等人的估计是支持票比反对票略多。讵料形势比人强，几天后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两阿提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陈健有幸参加周总理召集的有关会议。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研究是否前往纽约赴会，总理充满激情地说：“不能辜负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国际司虽然还没有恢复，但是一改过去“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开始忙碌起来了。 姚文卿分配在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北非处，当她在何英司长（前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副部长，首任驻雅加达公使衔总领事，驻蒙古、坦噶尼喀、乌干达、坦桑尼亚大使）处报到后，北非处处长、资深外交官戴佩宸（后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前来领人。这位熟谙非洲事务、又矮又瘦的老头真是快人快语，性情中人。他当着新人姚文卿的面，毫不客气地对何英爽直言道：“以后给我们分配一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好一个下马威，庶几当头棒喝！姚文卿一阵脸红，连大气也不敢出，怯生生地跟着这位脾气很大的戴处长来到北非处办公室。当时她还真有点发怵：往后与这位古怪老头如何相处？ 姚文卿很快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改变了戴佩宸的偏见。“这样干下去就成了！”终于有一天，戴佩宸的眉心舒开了，他含蓄地表示了对姚文卿才能的认可。其实，姚文卿最佩服的还是这位通晓法语的老处长。每天早晨一上班，戴佩宸先沏好一大杯浓茶，然后把一大堆法文报刊、电报、大参考放在案前。一边呷茶，一边琢磨，浓浓的热气使戴佩宸置身于云雾之中。 一次非洲某国发生政变，处里有人主张立即发贺电。戴佩宸“咕嘟，咕嘟”喝茶，就是一声不吭，事情也就没有下文。3天后，被政变部队推翻的领导人“卷土重来”，重新执政。“对这种事不能着急！”直到这时，戴佩宸才拖长声音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在戴佩宸这样的前辈传帮带教下，姚文卿颇有长进。如果不是后来一心支持夫婿，也许会像有些女同志找到自己的位置。戴佩宸和姚文卿相处甚好。1972年5月9日，戴佩宸受命以一等秘书级临时代办身份率建馆小组前往塞内加尔。临行前，戴佩宸对姚文卿说了不少心里话，他半真半假地发着牢骚：“别人的官越当越大，我的官越当越小。”1972年春节前夕，陈健和姚文卿双双返回沪上，喜结连理。半年后，陈健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西区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的20余年间，除了两度返国短暂供职国际（条法）司以外，陈健在联合国、华盛顿工作了整整12年，他从普通科员升迁到特命全权大使。国际事务是陈健30年外交生涯难以忘怀的主旋律，他是一位联合国事务的专家。 最初的时候，陈健是中国代表团政治组成员并任兼职翻译。他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前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西亚北非司、新闻司司长，后任首任驻日本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米国钧（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处代表，后任首任驻斐济大使）等人都做过英语译员。在联合国的特殊环境，这无疑又让陈健读了一回英语研究生。记得回到国际条法司时，适逢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赴外地参观旅行，由凌青副司长带队，初次出道的陈健任随团翻译。凌青原本以为像陈健这样外交部专门培养的高级翻译对此类一般性工作胜任愉快。一天下来，凌青就不得不“刮目相看”：“唉呀，怎么你的英语全丢了？”这位来自燕京大学的林文忠公的五世孙延安时期就当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翻译，陈健的纰漏当然躲不过凌青的耳朵。他怎么也想不到，牛田洋和江西干校的短短3年，居然将陈健改造得不仅立志务农终身，连基本的英语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有好几次，陈健是靠凌青提词才勉强翻完的。所以刚到联合国时，当耳边响起胶东大才子陈楚那滔滔不绝、富有文采、不时夹杂几句古诗文的谈话时，陈健着实是出了一身汗。不过他知难而上、奋起直追，终于让人不得不翘起大拇指。 在联合国的日子里，令陈健终身难忘的是一位已经作古的老同志张宗安女士。1977年9月陈健从纽约卸任归来，重返国际司，他落脚在二处（经济处），处长就是知人善任的张宗安。3年后，张宗安调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经社组组长。这位安详并不多言的老太太携陈健同往，她奖掖后辈，放手重用陈健。那几年，陈健主要负责“全球谈判”、第二委员会部分经济议题和经济组外交文书的审校工作，他的才干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 当1994年深秋陈健“梅开三度”来到纽约旧地，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了。就在陈健在联合国大施拳脚。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一纸调令，不容置疑地把他推到了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台前，他成了中国外交部的“喉舌”———权威的“发言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外交舞台上，外交部发言人也许是除钱其琛副总理以外，“出镜率”最高的官员，每周两次主持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重大国际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历来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在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当中，外交部发言人是最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94年深秋，江泽民主席首访俄、乌、法三国。在莫斯科、在基辅、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媒体依然把热情倾注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外交部发言人生涯圈画句号的吴建民颀长的身影上。当时，众多的记者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端坐在身旁的一位50来岁、戴着眼镜、脸颊丰满的中国外交官———即将“入主”国际俱乐部发布厅的陈健。巴黎归来，征尘未卸，中国新任驻荷兰大使吴建民9月17日在首都机场与即将出使卢森堡的夫人施燕华怅然握别，飞赴海牙履新。5天后———9月22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座无虚席,又是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200余位中外记者翘首以待，注视着即将在台上出现的一位新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些“无冕之王”早已获悉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11任司长陈健将在今日首次登台“亮相”。2时25分，距离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前5分钟，陈健意外地出现在发布厅大门口。他一反惯例，不从后台，而是从发布厅中间过道缓缓走向主席台。陈健向两旁等待多时的中外记者频频点头示意……30余年外交生涯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近两年中，国际风云变幻。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喉舌”和“嘴巴”，陈健以智慧、幽默和微笑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外交部发言人形象，为中外传媒广泛称道。（待续） 《大地 》(199809) 第8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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