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文集 送田
在南周村上，最不会算帐的人，也明白现在种田是出大力气赚小钱的职业。同住一个村上，多年来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在厂的人过什么日子？在采石场的人过什么日子？做小生意的人过什么日子？搞运输的过什么日子？凭技术做包工的过什么日子？干部过什么日子？种田人过什么日子？全都清清楚楚。瞎子看不见，哑子不会说，心里都明白。
南周村是个富村，从外表上一眼就看得出。只要看那房屋，新房子把旧房子挤进地下了，挤在缝里了。可怜它们从前也住过人，如今能幸存下来，却是甘心受委屈做猪舍柴屋。它们原来的主人都住到新房子里去了。难得还有几家住老房子，那也并非特别念旧，不过是没有造出新的来罢了。而这样的人，自然越来越少，所以形势越来越好。更加难得的是，有一批造了新房的人，竟像造出了痛头来，每过三年四年，就要大动土木。比如周锡林，就最有代表性。南周村上是他第一个造新屋，十步两开间，足有七十五平方公尺。过了三年，看见造的人多了，竟赶上他了，这就显不出他独阔。好，干脆拆了重造楼房。造楼房先造二层，可是他有预见性，估计过几年村上二层楼又会普及，所以造二层楼的时候，墙脚里就下了大本钱，打的五层楼基础。果然，再两年，许多人造二层楼了。他便在二层上面轻轻巧巧加一层，变三层。到去年，村子上好些三层楼出现了。他又不慌不忙在三层上面加一层，变四层。造来造去，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好，形势可真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最好最高的，还是周锡林那一幢。真了得！时代不会埋没英雄。
南周村上的人靠什么赚到钱造房子？说起来简单，最初无非是靠几块石头。石头是天天看见的，可是想到它能让许多人过好日子却不容易。苏南这块地方，工厂也多，土地也肥，赚钱的门道多得很，谁的眼睛也不轻易会去瞧上那些又硬又冷又重又呆的石头。南周村所在的丰裕乡，有几座光秃秃的小荒山，上肉瘦薄，山坡上的青草像唐痢头上的毛，没一点神气；种了树都不长，没一点出息。不知被大家咒骂了多少年。五八年大跃进，虽然我们没有提出以石为纲，但到处造桥、筑路、盖厂房，还要修补被英雄们踢破的地球和戳破的天，石头一下子也便像粮食一样，变成了基础的基础，宝贝中的宝贝。
好家伙，这儿可不是四川峨眉山，整个地区都缺大量的石头。这儿的石头却在脚底下睡大觉，实在太冤了！于是，一点儿没有出息的荒山一下子就变成了使不完。用不尽的金山银山。乡里办了个采石厂，各村各队都调人上山采石。采石工全年的工资，比在生产队种田的社员高三倍、四倍。可惜不能让大家都去，农业是基础，粮食是个纲，田地要人种哪！咱们不能光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哪！
那么，该谁去，该谁不去呢？极复杂，说不清楚。
这不奇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比说得清楚的事情多得多。在说得清楚的事情里面还有许多不该说清楚、不便说清楚的，连不该和不便说清楚的原因也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呢。所以干脆莫说它了。反正去的、不去的，吃亏的、沾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外国人没有关系。
且举两个代表人物做例子吧。比如周锡林，那自然是要去的。不但去，而且负点责任，因为他觉悟高，有经验，到任何什么地方去都能负点责任，到任何什么地方都能表示还可以多负点责任。在村里是这样，上采石厂是这样，后来又调去其他单位，也全是这样。而且虎父不生大子，精明人家的门闩都是能够容出白米来的榔头，挺出息。两儿两女两媳妇，没有一双手捏锄头柄的。领导、供销、会计、技术员、工人，这一家门都占全了。所以不管有没有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事实上他早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占了先。他那幢房子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他一家倘若在田里苦，到哪一年才能闯出这个场面来！真是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呀！谁说文化知识没有用呢，这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文化知识掌握在谁手里，资产阶级把字典背熟在肚里也没屁用，他周锡林能识得《人民日报》上一半铅字，在乡里摆擂台也没人敢上去打了。赵匡胤做皇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注]，那么，凭周锡林肚里那点墨水，还有什么涂不黑的呢？！总说“文官动动笔，武官干一日”，真是不错。那生活悠闲的情趣，冬天龟缩在屋子里不容易让外人看到，夏天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天还不曾夜，一家子已经洗头洗脚洗身子，弄得干干净净香喷喷，坐在屋顶上吃晚饭。屋顶是钢筋水泥浇的，四周围着栏杆，还点缀有花卉盆景，真可算得是个屋顶花园了。吃过晚饭纳凉，周锡林就坐上一张特制的椅子，这椅子的四只脚装在两根抛物线型的木棍上，人坐在上面，只要重心略略变动，那椅子便一前一后摆动，俯仰之间，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全过了目。像看一朵朵放光的花一样，舒舒服服，安稳得叫人不想动脑子。
真开心。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房子高了不光威风；风还大，蚊虫也少（下面有血吸，它花力气高飞干什么），再一个好处呢，就是看得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一说那么多，真弄糊涂了。我是在举两个代表人物，说到这里还只说了一个。另一个是谁呢——就说周炳南吧。周炳南就是该不去的，就是该让别人去的。有许多人争不着干采石厂的长工，农闲时还可以去做一阵临时工，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周炳南连这也不能够，干临时工也该让别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炳南该的只有一样，就是侍候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别的都该让别人去干。若问为什么，不必写出来，一则被人写烂了，二则事情过去了，三则说出来反而挂一漏万。要知道南周村上像周炳南那样一贯忠诚于种田事业的还有好几家，各有不同情况，写了周炳南一个，别人就会骂不公平，为什么不写他们呢？
还是直截了当说结果吧！结果是什么？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还住在同别人家做了猪圈一样的老屋里。
写到这里，应该特别声明的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周炳南本人没有一丝一毫抱怨情绪，你叫他是阿Q也好，你鼓励他从阿Q的翅膀（不知道阿Q什么时候长出翅膀来了？原来不是只有一条辫子吗？）下飞出来也好，甚至你鄙弃他、认为不能写人小说也好，都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替他打抱不平，你打不了，他也不需要。他也跟着大家，在新社会里活到现在了，一点不比你差。他风格高，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知道水涨船高，他横竖也在船上呢。这看法完全没有错，现在就轮到他有钱造房子了。
周炳南有钱造房子，也是到采石厂去做工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完蛋，周炳南“该不去”的理由忽然没有人再说得出口（可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没有了该他不去的理由并不等于该他去。该他去还有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乡里办了些比采石厂还要好的工厂，那儿安全、干净、轻快，赚的钱更多，原来在采石厂工作的人，有办法的都钻到新工厂去了，比如周锡林一家，原来有三个在采石厂，现在剩了零。采石厂缺人，抬高工资公开招工，还招不足。许多人嫌吃苦，费力气，脏，不小心还会伤筋动骨，打炮的时候万一砸死了更是倒楣。这时候周炳南去干，自然开着大门表示欢迎。
也不过是四年不到，三年多点时间吧，周炳南父子俩在山上干着干着，一天天把钱积聚起来，就足够造两间二层楼房了。他们究竟积了多少钱，一角一分都有数。可是他们究竟流了多少汗呢？
谁量过！谁称过！
周炳南父子在采石厂干了这几年，最重要的结果，其实并不在挣到了一笔造房子的钱，而是把两个农民变成了工人。他们一家的主要收入，不靠包种生产队那几亩田里的出产，而是采石厂的工资。所以他们的精神气质变了，有气魄办事情了。要是在过去，周炳南积了这么些钱，还不敢造房子。他会想着万一碰上天灾怎么办？母亲万一倒下来怎么办？儿子良良找到了对象怎么办？造房子造亏了要借债怎么办？现在就不在乎这些了，他有了靠得住的来源，用不到留后步，敢于放开胆子豁出去了。
“不管他，惬惬意意先把房子造了再说。倘若又碰着要用钱的事情，先借了，以后还。”周炳南有了这样的自信心。
“快造吧！”村子上的人都支持他说，“你看，全村还有几户不造房子的？也该轮到你了。”
“哈哈，太阳光也有照到我家门前的一天。”周炳南心里很乐。
他原不是没有计算的人。前几年分田包产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造新房的地皮。离他家老屋不满五十公尺，有块大约一分半的空地，其中六厘是他的老自留地，另外九厘是周锡林的老自留地。当时周炳南要求生产队把周锡林的九厘也划给他做屋基，生产队没法同意，因为有个公约，划给屋基之后，一年之内要把房子造出来，周炳南没那个财力，只好作罢。有人还笑周炳南说：“你能在原来的六厘地上把房子造满了就不差了，那也靠近四十个平方呀！”周炳南又要求划给他做自留地，周锡林当然不肯，他说：“你老弟若是造房子呢，我不能不成全你，只好让。倘若拿去做自留地，那我种着不是一样吗？况且是我种惯了的，为什么让给你！”周炳南没有理由，输了。
等到现在，村子上的地皮都造得差不多了。还是那块地，因为自己占了六厘，剩下的九厘别人不够造，总算还空着。也只有这块地，出路宽敞，走水快，同前后左右的邻居不会有“你遮了我的阳光，我被你挡了风”的矛盾。所以周炳南旧话重提，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
没有疑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村民委员会有义务满足周炳南的合法要求。可是世界上每一件事都牵涉到许多方面。不错，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使用权却在社员手里。村主任感国平年纪轻，上台不久，论资格别说同周锡林比，连周锡林的儿子都不如。于是个人和集体、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关系都得换一个位置。他很客气，开口就称“炳南叔”，说：“你要那块地，村委会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要和锡林伯商量，要他答应才行。”
“那就请你同锡林去讲讲吧！”炳南说。
“你去，你们直接商量好了就行。”
“你去！”
“你去！”
推来推去，非常客气。炳南不是笨人，越见主任客气就越觉得里面有难处，就更加不敢直接找周锡林，怕当面弄僵了没有转弯的余地，便央求说：“主任，你帮帮忙，无论如何你去同锡林说一说。说得通也好，说不通也好，哪管探一探他的口风也好，我都感谢你，你就把他的意见告诉我，让我心里有个底，然后再商量。能让这块地给我，我不会白沾光，有什么条件，只要我办得到，我都办。总不让别人吃亏。”
话说到这个地步，村主任周国平点点头，答应了。
三个月没有回音。同在一个村上，见面不难，周炳南白天上山，没有空，只好晚上做工作，上门找主任。他深知“皇帝都不差遣饿兵”的道理，先行起“东风” 来，巴望有“夏雨”。主任也为难，情面难却，无法沽名钓誉，只得顺水推舟。不过“虽然在一个村上，大家都很忙，”他这样说：“我有空的时候，他没有空；他有空的时候，我又没有空。我找过他几次，都不曾碰着。有两次我约了他来，他倒真来了，我又不在家。在路上还碰到过两次，他去上班，又没时间细谈……你别心急，我上个劲……”
到了第四个月快过完的时候，周主任主动跑来找炳南说：“我同锡林伯谈过了，没有问题，他绝对不要你什么，不让你受一点损失，你当面去同他商量就行。”
周炳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事情能够这样容易地解决，毕竟是新社会。
“不错。是新社会。”周锡林在自家的四层楼房里接待周炳南，三言两语就提了这个纲：“要是在旧社会，老弟，别说你我同姓一个周，就是同一个娘肚里出来的，我也不答应。”
“那自然。”周炳南感恩戴德地说。虽然同在一个村上，虽然同姓一个周，周炳南从来没有到这儿来坐过，如今是第一趟，算初见世面，开了眼界：“好！”他暗叫一声，肚里寻思，“总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话还不曾说到家。金装的佛还要住在大雄宝殿里才相称，这多舒服！房子就要造得这样气派，长人的威风。” 跟周锡林比一比，他的根基实在差。
“造房子的地基是寸金地呢。”周锡林轻轻松松地说，“买的话，比普通水稻田贵三倍价，还是客气的。”
“那是旧社会，我也造不起。”
“我是讲旧社会。”周锡林声明，然后内行地说，一碰到这种事，难得讲客气的。村东洪富家那六间老屋，现在不像什么样子了，以前他祖父造这六间房，有八厘地基是水田填出来的，光做墙基就多花了几倍钱。可是那水田在人家手里，你谋他们的宝，他们不肯。你买，他不说价。你知道洪富的祖父怎么做的？他在一棵稻根桩上放一块银洋钱才买下来。好大的气派！”
“是气派。”周炳南点点头。这是老故事。
“这种尴尬事情多呢。当年刘根大房子造好了，大门外面是别人的地，要买一条出路，硬硬头皮任别人敲竹杠。吴志洪呢，他父亲造那两间房，只为了后包檐檐头水滴下来滴在别人家地方，花了十担米，办了两桌酒，才真真叫做寸金地呢。”
一讲好多，周炳南只能唯唯，插不上嘴，谈不上正经事。好不容易让周锡林说完了这些，夜都深了，周炳南起早要上工，赶忙告辞，说：“老哥，谢谢你了。”
“为啥谢我。”
“谢谢你答应把地基让给我。”
“这个不用谢，你去同国平主任具体商量好了。”
“国平说他没意见，你答应就行了。”
“他没有具体同你谈吗？”
“谈什么？”
周锡林笑笑说：“你去找他谈。我的意见都告诉他了。他怎么没有同你讲呢？总是年轻，做事不到家。你问他吧。”
送客，关门。周炳南的心掉在门里了。他晓得不顺遂。
究竟有什么话要，转个弯才能说呢？不弄清，周炳南睡不着，白躺。他当天夜里就去敲国平主任的大门。
“他并不想你什么。”周国平披了衣服开了门，对着炳南尴尬地斟字酌句地说， “滩南有他包产的两亩三分田。他没人种。你要他九厘地皮造房子，他答应。条件是连那两亩三分田都让给你。”
周炳南听说，就“哎”了一声，呆住了。
半晌，周国平轻轻叹了口气说：“你看呢？”
周炳南两手是汗，在布衫上抹着说：“我能受吗？”
周国平轻轻地说：“我也晓得你的难处。所以他要我告诉你，我都不曾肯；劝他当面同你说。你看，他还是推我开口。”
一时间，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世道变得多快，五年十年就连底翻了个身。大家都是世世代代的种田人，田地历来当做命根子。远的不说说近的：十年以前，谁把田地包产到户是反革命；四年以前，田地分户包产还怕分不公平打破头。可现在呢，田地成了许多人的累赘，送都送不掉。周锡林的做法，是学的官商做生意，把滞销商品搭在紧俏商品一起强迫顾客买。虽然这里是奉送，但毕竟搭得太多，多得连他自己都内愧。内愧也还要这么办，可见机会太难得。
周国平还是要帮周锡林说话：“他也实在难，你看他家六大一小，哪一个还会下田去做！”
周炳南苦着脸说：“他要把尾巴装到我身上来，我也吃不消。自家已经有五亩，加上这两亩三，我父子两个就得从厂里抽一个人回来种田了，这一年要亏多少？！”
周国平没话。听他说。
“算粗一点吧。”周炳南说，“一亩田统算全年做三十天工，两亩三分田就要做六十九天。我上山推石子每天七元钱不用开口，在田里做一天呢，能保住二元五角就差不多了。做一天我要损失四元五角，六十九天一共要三百一十多元。这又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长久下去得了吗？”
“话是不错。”
“况且滩南那地方离村又那么远，施肥的话，一天能挑几担呢！”
“那倒不要紧，一路都是大道，可以开拖拉机运。”
“为那两亩地，我还搞机械化吗？我没那个本钱，安安稳稳上山做工不好吗？”
“那怎么办？”
是呀，那怎么办？
周炳南没有能耐回答。
没有办法就拖着再说吧。历史不就是“拖着”才那么长的吗？厌烦死了！
周炳南原也没有同周锡林硬到底的骨头。尽管他有理，但是周锡林有权，谁胜谁负明摆着，怨命吧！此处不能造，总有造屋处。另找一块地方怎么样？当然可以，向村主任周国平申请就是了。
谁知道这也行不通，周国平嘴里一口答应，却今天推明天，这月推下月……横竖不落实。一拖又是几个月。周炳南这才尝出味道来了，原来情况又翻了个儿了，现在不是他要不要那块地皮的问题，是周锡林看中了他，粘着他不放了。这么一来，周国平他听谁的话，听周锡林还是听周炳南，不是明摆着的吗？嘿！
谁说“拖”不是办法呢？
糊涂！“拖”不正是办法吗！
周炳南牙齿一咬，低头认输。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意思。
经过了一番微妙的较量，不但没有死人，没有伤筋动骨，没有擦破皮肤，就连脸蛋儿都没有红过，双方便都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这好比是少林寺的武术大师同三岁小孩儿比武，高低、胜负最容易显出来，倒反一点不会惊动社会舆论，影响社会治安。
不过，前前后后，时间几乎拖了一年。是上年秋后闹出的矛盾，到下一年大暑，周炳南才答应接受对方“割地求和”。他选择这个时间也有原因，那时候青苗都抽三眼了，周锡林总得收了这一熟才麻烦他去种麦子，也算讨得半年的便宜。
有了地基，说造就造。稻子还没有成熟，周炳南两间新屋就落成了。钱是用了不少，可不曾用亏，好像还挺能再花费点，意外地显示出底子挺厚呢。
过了霜降，大秋全收完了。周锡林把滩南那块田空在那儿，由周国平出面通知周炳南去种麦。这自然用不到举行什么仪式，就算把使用权无偿奉送给他了。
究竟是新社会啊！从前谁肯！？
周炳南说话算数，接受了。可是，过了小雪也不曾去种麦。
让它荒掉吗？不，大家都知道周炳南不是这种人。周国平走来劝他不要赌气，周炳南笑笑说：“我赌什么气？还早呢！”
“还早？”
“对，我要种的东西还早。”
“你种什么？”
“我种什么？我可不能同锡林哥比。你记得滩南那块田，原来就是旱田改成的水田、能改吗？改了这些年，年年收不着几斤稻。它盛不了水，通底都漏！集体嘛，横竖不在乎，周锡林嘛，横竖也不在乎，都亏得起。我可亏不起，我要改过来。”
“种旱田更费工，一夏一秋浇不及！”
“我不浇。”
“不饶就干死！”
“有干不死的。我种树。”
“种——树——吗？”周国平大出意外，觉得挺别扭。怎么种树呢，不是已经习惯了种稻子吗，管它收成多少呢！
可是他没有反对。不好反对，时代不同了，反对也没有用。周炳南肚里也装着对付他的话。他不反，也就不说出来了。
说干就干，只要一有空，只要忙里能抽得出空，必要的时候哪管向厂里请了假，周炳南带着一家人冒着尖利利的钻骨寒风，在冻土上挖出一个个穴，点人基肥，栽上树苗。整整辛苦了一整个冬天，在二亩三分地里栽了三千棵树苗。密是密了一点，但也不会棵棵成活的，有一部分是后备军。
对一个家庭来说，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并不容易。现在看上去还都是光秃秃的枝条，很不起眼。但只要到了春天，气候暖起来，下几场春雨，树苗苗的枝条便转青、发芽、放开嫩叶，那么，这田里就会像聚了许多孩子的幼儿园一样活泼、欢腾。这该多美！
一家人忙忙碌碌，没有想到历史的车轮还在转，不知不觉“又一村”。真没完。
树苗栽好不久，临近春节以前，有一天傍晚，周炳南父子俩下了班，从采石厂走出来。刚上了回家的大路，便听到前面有人在喊炳南老弟。周炳南抬头一看，不觉惊疑。那不是周锡林吗！要说是周锡林，他叫人的声音怎么这样顺耳好听？要说不是周锡林，岂不是自己眼睛出了毛病。就在这判断不定的刹那间，周锡林已经扑面到了身边。没有错，是他，无可怀疑。他原来就有这种好听的声音和好看的面孔的，只是以前周炳南没有看见听过罢了。
“炳南老弟。”周锡林亲热地眯着眼睛说，“我找你，找了好半天，人家告诉我，你在这里，我却不相信。都快过年了，你还天天上班。真亏你！”
“没有办法呀！”周炳南从没戴过高帽子，这会儿手脚无措，应付不过来， “你……
“有办法，有办法。”周锡林抢着话头说，“有共产党领导，都有办法。你老弟造两间楼房，还不是说造就造了，干干净净，屁股后头没有一分钱债。”
“锡林老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周炳南要不来嘴唇皮，不会绕弯子，想快点问清楚了好回家。不是年底了吗，忙着呢，况且肚皮还饿在背上。
“没事，我们一同走。”周锡林说。他回身就和他们一起走，一面说，“真没事，回家去，同到我家去，你老哥请你吃顿年夜饭。大侄子也一道去。”
这不是颠倒了吗？周炳南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半晌才说：“不能呀，老哥，该我请你才是。怎么你请我呢？”
“一样。”周锡林马上截住说，“同宗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你来、我往，完全应该。今天你来了，明天我也上你家尝尝弟媳烧的菜味道。客气什么，总不成你怕我上门吃你的！”
周炳南是个忠厚老实人。尽管厚实到了他那把年纪，也能懂得点世故，闻出点气味，但却如身人囹圄的囚徒，无法摆脱镣铐的束缚，一面唯唯诺诺跟着别人走，一面咒骂自己连推脱的话语都找不到。他原想最低限度应该让儿子逃出这口罗网的，结果连这一点也不曾办到，竟被锡林老哥揪住了不放。
“什么话！你是嫌伯伯家烧得不好吃？不行，尝也得尝一尝，不肯尝也得进去坐一坐！你放心，伯伯家的凳子咬痛了你的屁股，都不用你出一分钱医药费，放心好了！”
父子俩像一对呆瓜，一个都没走脱。其实一切顾虑都不必。幸亏被拉进去了，一进去，他们就肃然。客堂里坐着六个人，除了周锡林的大儿子大媳妇以外，其余四位都是父母官。官衔最小的就算周国平了。另外三位，因为平时在路上碰到了都胆怯，不敢招呼，他们见了周家父子进来，居然也含笑点头打招呼，使周炳南父子的骨头也加重了四两，一抬腿，一举手，只怕闹笑话，都呆板了。心里只是想着莫让人家看不起。别的念头都丢了。
这是一套绝妙的催眠术。华丽的堂屋，高贵的客人，精致的餐具，丰盛的酒菜，使周炳南父子像两个木偶一样，被钉在桌子边头。周锡林非常熟悉这种精神状态，他非常喜欢他们，他对于自己习惯了的虚伪早就找到了充足的辩护理由，想当然地把装腔作势当作真诚的感情。
“老弟我敬你一杯酒。”周锡林郑重地站起来，举杯向周炳南说，“来，来，你别客气。今天我请的就是你，书记，主任，都是陪客。你一定要先饮一杯。老哥我这是向你做检讨，你饮下了，就算是肯原谅我。”
“老哥你……”
“凭道理讲呢，我是欠缺了些。考虑不周全，没想到你也不愿意要田。早知道呢，也就算了，你又不肯说明。田拿过去了，种麦呢，不显眼；一种树哪，就起舆论了。不错，是要有舆论，是你老哥亏待了你。”
“老哥，我可不是……”木偶被牵着说。
“我晓得，你不是有心要拆台。是别人利用了这件事大做文章。我们兄弟俩不能让别人钻空子，我向你认个错，那块田你让我收回，莫让旁人说我欺了你。”
“老哥你……”
“老弟你只管相信，我都是说的真心话。书记、主任都在这里，我是诚心诚意要挽回这影响。我原本没有想在这里边图谋什么个人利益，何必让别人说得那么难听，我吃点亏就是了，你让我收回来。就是我没空去种，荒掉一年赔几十块钱公粮，算不了什么，两个朋友上趟饭店就吃掉了。”
周锡林越说越有感情，越表现出无可怀疑的诚意，使周炳南忽然内愧起来，觉得自己也许从前真的把他看错了，也许他真的不是想沾什么光（实在无光可沾哪，又不曾拿他的钱），不过是省一点麻烦罢了，看来倒是自己用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想着这些，便期期艾艾地说：“老哥呀，你怎么不早些说呢？我把树都种上了哪！”
“没有关系，我早替你想过了，决不让你吃一点亏。你买树苗花了多少钱？肥料花了多少钱？人工一共花了多少？你只管告诉我，我付给你。”
这真是考虑周到，公平交易，仁至义尽。兄弟之间，还能不答应吗！
这时候，一直不敢开口的周炳南的儿子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老伯伯，别的倒有帐，只是人工花了多少，谁还记得。”
“这个没关系，大行大情，估得出来的。你请人估，估出来了我再加你一成。工钱呢，照采石厂的标准算给你。”
天，有这么好的事情吗？！都叫人不敢相信。
“唉，我是做了不妥当的事。”周锡林非常了解对方的心理，故意沉重地努了努书记、主任低声说，“是我们内部不允许，有文件的，能不执行吗？”
周炳南父子都哦了一声，这才恍然。
“这件事办好了，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大侄子，采石厂是件苦差事，你青年人在那儿，前途不大。我以后有机会，让你转到好一点的工厂去。”周锡林关心地说。又看看周炳南，“还有个女儿在家里吧？几岁了？一有机会我来安排她进厂。”
……
成功了。地球是照着周锡林的意志旋转的。
周炳南植树是挺认真的。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三千棵树苗几乎都长出了绿叶。之后不久，滩南那一片土地，一共三十八亩四分，包括周锡林种了树的二亩三分在内，都被国家一个大工厂征用了。征用单位付了村委会一笔征用土地的款子，答应安排三十九名社员进厂做工。那些土地的包产户得到了一年产值的赔偿费，大家都觉得很满意。周锡林言而有信，把应该归他的两个进厂当工人的名额让给了周炳南的儿子和女儿。一度有过的误解消除得干干净净，相互之间的感情十分亲昵。
又过了几个月，传出了一些谣言，说周锡林那二亩三分田地里的三千棵树，是论棵让征用单位赔钱的，有说一棵赔五元，有说一棵赔十元，有说是二十、三十…… 甚至五十的。议论纷纷，又掀起了如浪般汹涌的舆论。为此周锡林不得不辟谣，村主任周国平也说是谣言，不要相信。但对知己人则私底下说道：其实也只拿到十元一棵，也不是锡林一个人装进去的。
这话很难说是真是假。
周炳南当然也听到了，不免也起了疑心。怪不得这位老哥要把尾巴拿回去，大概当时已经知道有了出路。自己种的树，倒他得了很大的好处，很觉得不平。转念又想，这也是周锡林的能耐，倘若这田在自己手里，也不会想到去敲国家的竹杠，这财不是他发得的。周锡林毕竟也做了好事，儿女两个都得益。他周炳南不能贪得无厌，也该心满意足了。
于是他心里也坦然。不管怎样，大家都是在好起来啊！好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