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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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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中欣和可可与赵部长家有了一些往来。有时受中欣的父母之托，他们会在年节时提上些礼物去看望他。中欣的父亲说，赵部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人。 来来去去间，中欣父亲的一些往事也渐渐知道了一些。 赵部长比中欣的父亲瘦小，且黑，显老。细细一看，那眉眼间依然可以见到赵家的模样，但赵部长的脸比中欣父亲生动得多，象一个狡诘又快乐的老农。在家时候，就穿一件老掉牙的灰中山装，也像是一个老农穿了一件从亲戚那儿弄来的一件不太合体的衣服。可可想，共产 党挑选干部，是不是也要讲究一点形象的？有几次可可拐弯抹角探问过赵部长，这么老的资格，怎么就做到这样一个职务？赵部长说，我哪是个当官的料子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是一个赶马混骡子。说完一笑，不再细说。 赵部长其实是一个二级部的部长，还是个副职，最多一个副师级，退下来很早，文革前就赋闲了，是他们那一拨人中进步最小的。一次，可可问起他，岳父怎么说您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赵部长笑笑说，那是你岳父日撅我呢，日撅是湖北的土话，意思是讽刺，嘲弄，开玩笑，类似于北方的“开涮”。赵部长说，我只是比他早吃几年军粮，哪敢当他的引路人唷？ 几年后，军区战史编辑室要一些老人写回忆录，说准备出一本书。赵部长把中欣和可可都叫了去，说自己文化低，拉拉杂杂写了一大摞，懒婆娘裹脚又臭又长，自己的几个孩子都不习文，让他们俩给看一看，润色一下。 在赵部长的生涩字迹间，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故乡赵家坪，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原名，知道了那座穷困偏僻的鄂西小山村，在三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也知道了当初年方十四的父亲是如何在这位赵部长的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见中欣和可可凑着头一起津津有味地读他的那些文字，赵部长说，这些都是给组织上看的，当不得真。 可可问，当真是怎么回事呢？ 赵部长说，当真的可不敢给你们说。 经不住中欣可可一再央求，赵部长说，你们先把我的稿子改出来。 中欣和可可将赵部长那一摞拉拉杂杂的稿子拿回去弄了好几天，拿来交给赵部长的时候说，您的故事不讲，我们的稿子不给。 赵部长说，你们逼我犯错误哟。我讲了，你们的父亲不高兴。 赵部长愈是卖关子，愈是逗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中欣说，我们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只要当真，有什么讲不得？ 赵部长说，哪有什么实事求是哦。我们晓得编了多少故事？ 赵部长拗不过他们，终于放开来说了。 赵部长说，我说的这些，不要去问你们的父亲。要不然，你们的父亲会和我翻脸呢。他最不愿意提这些事。我成全了你们的父亲，我也害了他。至今，也不知你们的父亲是谢我呢，还是怨我。 赵部长是中欣父亲的堂叔，没出五服，是很亲的。赵家坪是他们那一带的大寨子，赵姓是大姓，有钱的大多也姓赵。不过当时那种穷山沟，有钱也有不到哪里去，无非多几亩水田十几亩坡地，无非多三两间房。无非多几床棉被垫絮，日子一样清苦得很。男女老少也一样要劳作，一样吃苞谷吃红薯，哪像黄世仁刘文采那样？赵部长家原来也算是有几石田一间磨坊的小康人家，但父亲爱赌，成家几年后便将家产输光了，成了赤贫。民国十八年，第一次闹红军的时候，赵部长跟着一支部队走了。他说其实当时啥也不懂，只想有一口饭吃，只想出去闯闯世界，在家里看不到前途，就像今天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一样。到哪里去，打什么工，都不知道。几件衣服一裹就上路了。那时也是这样。也不知道哪是革命队伍，哪是反革命队伍。赵部长说他的一个兄弟因为腿上长疮，说晚几天去追他的队伍，结果他追上了白军，后来死在宜昌会战中，虽说是打日本人死的，连个烈士也没捞上。赵部长当了几年红军，打打跑跑，胜胜败败，吃了不少苦。后来红军的势力又大了起来，又回到赵家坪一带发展，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了赤卫军，招来了一批青少年，舞刀弄棒，唱歌识字，打土豪，分粮食，很是热闹。山区的娃子很孤寂，抬头见山，低头见谷，一辈子就那么几个人来来往往苦熬日子，这一下子几十几百在一起闹腾，很吸引人。况且打了地主土豪，还可以好好吃喝一顿，分上几件衣裳。还可以听到许多革命大道理，等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分地分房分牛分羊，还可以到大城市去。最刺激人的，就是可以将那些平日有钱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女人孩子捆起来游街，戴高帽子，在大会上吼他们骂他们，踢他们打他们，还可以枪毙，杀头。赵部长说，所以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一些老家伙吃了很多亏，私下里又气又恨又不理解。我说，你们看看今天这些红卫兵娃儿，和我们当初不是一样嘛！捆绑，游街，挂牌牌，戴高帽子，连喊的口号都是我们当年的：造反造反造反！一切权力归农会…… 中欣父亲家当时还算富裕，他爸死得早，给孤儿寡母留下几石水田和街上一间小山货铺。那时中欣的奶奶还很年轻，人很勤快，又精明，将水田租了出去，每年收些租子，用后来的说法，叫地主婆吧。她自己请了一个人，一起经营街上的那间山货铺子，家产渐渐比她丈夫在世的时候还大了起来，她便让儿子念书。赵部长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十三四岁，已经念到高小了。在我们山里，那是很高的文化了。那高小是当地一个乡绅办的，红军来了就停了，学校成了苏维埃政府。中欣的父亲没有书念，便成天在操场边看赤卫军儿童团开会操练。有几次，他找到赵部长，说要参加。赵部长说，穷人才能参加呢，你们家又有铺子又有田，看你爸不在了，你妈一个妇道人家领着你过活不容易，要不然，说打你家就打你家呢！赵部长说，你们的父亲当时听了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可能是从小丧父，他从小就很孤僻，和他娘也不太说话。那时，常有他娘的风言风语，一个年轻能干的女人，男人没了，这些话哪少得了呢？山里人，就用这些话来混日子呢。为这些话，你们的父亲常跟别人打架，总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很犟，回去也不说。下次又打。他娘知道了，哭过好几次，说等高小读完，就让他到县城去念书。就是这个时候，红军又回来了。 赵家坪一带的革命势力越来越大，今天东征，明日西伐，常常带回许多令人眼红的战利品。衣裳也渐渐正规了，有许多人穿上了青靛染的机织布军装。还有的人配上了真家伙，长枪短枪手榴弹都有。有一回，说要将一部分赤卫军编入正规军，然后开拔去打县城。县城离赵家坪有七八十里路，翻山越岭的，许多赵家坪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说要打县城，那感觉就跟今天说要去打美国一样。新鲜得很哪！县城有洋房，有电灯，有戏园子，还有四个轱辘的汽车和两个轱辘的脚踏车……反正打县城的消息让全体红军战士，赤卫军战士，儿童团战士和全体赵家坪的受苦人兴奋得像孩子要过年一样。 队伍开拔的那一天晚上，中欣的父亲找到赵部长，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叫了一声叔，刚说一句带我走，便嚎啕大哭了起来。赵部长说，你娘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再说，你还没有一杆枪高呢。中欣的父亲从怀里抽出一把磨得晶亮的柴刀说，我就用这个。赵部长一看笑了，说，你真要革命，去把你们家屋子烧了。赵部长说，他当时这么说，只是随口开个玩笑，是想把他挡回去。这话刚一说完，那个文文静静的读书伢子调头就走了。 晚饭过后，队伍正要准备出发，忽然看见东边的夜空腾起一片火光。火借风势，很快便蔓延成了一片火海。赵部长说，他当时在心里直叫娘，没想到这小子果真就回去放火烧房子了。中欣父亲家的房子在赵家坪的东头，那天刚好是东风，眨眼之间，数十幢房子便都在火海里了。许多赤卫军要赶回去救火，但又不敢延误军机，一个个是又哭又叫又骂又跳，干着急，没办法，都说是地主老财在报复革命呢。此时，只有赵部长一个人知道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出现在赵部长面前，说，叔，我照你说的做了。赵部长说他当时真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个疯小子给拍死过去，但又怕那些刚刚编入红军的乡亲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只恶狠狠地对中欣父亲说，跟老子走！这件事你要是对第三个人说了，我把你的头揪下来！ 在那一片火光中，中欣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打县城的那一仗，败得很惨，红军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地主武装乘机反扑，将原来几个红色根据地都收复了。从此，红军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 赵部长说，可能有人看见了中欣父亲放火，再说火是从他家烧起来的，着火之后他又跟红军走了，怎么想都是他干的。那天，他娘从街上铺子里赶回来后，儿子不见了，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屋已是一片瓦砾。 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她里外不是人了。红军这边的人说她这个地主婆的儿子烧了别人的家产，清乡团那边的人说她儿子跟了红军她就是匪属。中欣父亲那可怜的寡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据说解放以后，中欣的父亲托地方政府四处打听过他母亲的下落，都没有打听到。中欣的父亲从此不再回乡。 赵部长说，那一把火几乎毁了赵家坪。他在五十年代初回去的时候，当年那些断垣残壁还原样戳着，上面烟熏火燎的印迹都还在。赵家坪的男丁本来就跟革命走了一半，剩下的逃的逃杀的杀，加上那场大火，几十年血雨腥风，差不多是个荒村了。直到三年灾害时，一些从四川河南逃荒出来的饥民在那儿落了户，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气。到那时，赵姓已经是小姓了。 11 几年以后，赵部长得了胃癌。查出来时已经转移。中欣的父亲一知情，立刻打电话让中欣两口子马上去医院探望，说他尽快从北京赶来。那时，他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了。 在病房里见到赵部长，他竟没有一点绝症病人的模样，正盘腿坐在病床上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呢，也没见人陪伴。赵部长说，我让他们都走了，还没死，都围着干吗？谈起病情，赵部长说，我早知道要得这个病的。 中欣问为什么？ 赵部长说，我做过造孽的事呢，你爸没给你说过？ 中欣说，什么事？没说过。你知道我爸那人，啥都不说。 赵部长很诡秘地压低了声音说，我吃过人。 那天晚上，赵部长讲了一个苦难又恐怖的故事。 1936年底，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结束了。一、二、四方面军先后抵达陕北。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喘上一口气，上面又要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征，去往宁夏青海一带，扩展革命地盘，开辟国际通道。那支部队就是刚刚组建便永远消失了的西路军――那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西渡黄河的时候，部队被打散了，一部分突出重围撤回陕北，一部分被敌人打得七零八碎，被迫向大戈壁深处逃去。 大戈壁上，只有望不到边的石头和风沙，没有水，没有粮食，连可以取暖的柴草都找不到。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特别冷，冷到你一摸枪管，就会把手上的皮肉粘下来。那一带是宁青马家军的地盘。马家军大多是骑兵，人强马悍，熟悉环境，呼啦啦一阵风地来了，刀劈马蹋一阵，又呼啦啦一阵风地去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西路军战士，又冷又饿，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西路军中最著名的妇女先锋团，最先过黄河，也是最先遭难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她们被冻死被打死被糟蹋死的尸体。那些尸体后来又被狼群掏空，只剩下一些衣物碎片和一副副白骨，看了让人哭都哭不出来。那些没有死的女兵，被敌人抓去之后，也受尽凌辱，许多也被折腾死了。那都是一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女红军，她们刚刚跟着男人们一起走完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赵部长当时是连长，中欣的父亲就在他连里，那时他已经是排长了。他们连只剩下二三十人，一个个形同鬼魂，每天都有人倒下死去。一天，他们又遭遇到一支小股骑兵的袭扰――那时，马家军已经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有时一个人骑了马就敢来冲他们放一阵子枪，然后玩儿一样离去。那天中午，太阳很好，他们便在晒得有些温热的低洼石滩上互相紧紧搂抱着打个盹。夜里他们是不敢睡着的，一睡着便会冻死。他们听见了大地远远传来的马蹄声，起身一望，天边有一股翻滚的尘土向他们逼来。赵部长说，打，总是一个活不成了。以往这种情况，他们常常将队伍分散，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即便被发现，也可以减少损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多少人可以分散了。中欣的父亲当时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他大概才十七八岁吧？正是要吃饭的时候。他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打，痛痛快快，打一仗。死了算！ 那几个骑兵没想到突然遇到这么猛烈的抵抗，也没摸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远远围着他们转了几圈，打了一声唿哨便撤了。撤了不久，忽然看见一个骑兵又返了回来，在刚才转过圈的地方寻什么，也许是他太没有把红军当一回事了，也许是他太专注于找东西，他渐渐走进了红军的射程。中欣的父亲一直在一块大石头后边用枪瞄着他，赵部长还以为他是防范敌人突然进攻。就在那时枪响了，那个骑兵从马上掉下来。赵部长狠狠骂了一句，小狗日谁要你开枪！中欣的父亲说，打那匹马吃。紧接着又开一枪。马受了惊，撇下主人跑掉了。红军端着枪围上去，那个骑兵没死，只是臂上受了伤，大家一拥而上，一瞬间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剥夺光――马枪、马刀、匕首、皮靴、皮帽、皮裤、皮袄、皮背心……剥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副裹脚布。战利品中最珍贵的是一包镆，就是西北人用来做肉夹馍的那种面饼，结结实实的小半斤一个，一共十来个，还有一砣干羊肉。一眨眼间，这些东西全进入的红军战士的肚子。吃完后才想起来，得马上逃走。敌人发现少了一个人，会回头来找的。俘虏怎么办，杀掉？还是放走？剐光了他的衣服，才发现那还是个孩子，虽然个子已不小了，但身上的皮肉还是嫩的，白白净净。望着一个个人模鬼样的红军战士，一边哆嗦一边发出小羊一样绝望的哭泣声。他胳膊上被穿了一个弹眼，血流不止。赵部长叫一个战士用那个骑兵的裹脚布给他把伤口扎紧，又扔了几件破衣服给他，说了一声，走！带上。 走到第三天，又有几个战士死了。那个受伤的骑兵又冷又饿，也是奄奄一息了。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过的，哪能这么走路呢？到后来几乎是让红军战士架着他在地上拖。队伍走到一片荆棘林子时，赵部长说，他想都没想，上去就朝那骑兵的脖子大血管处捅了一刀。那骑兵倒了下去，年轻的血喷了出来，直喷出几丈远。赵部长把刀交给中欣的父亲，去，把肉剔下来，一人一份。 荆棘林子里，满地都是冻脆了掉在地上的枝条。战士们用那些枝条烤肉。烤熟了，再分成七份，每天只能吃一份，多吃枪毙。 凭了那几十斤肉，他们走出了苍苍茫茫的大戈壁。 赵部长说，说是当时想都没想，是已经不需要再想了。他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他一路上都在想这件事。 后来这件事被组织上知道了，将他们全体抓了起来。赵部长对大家说，和你们无关，这事是我一个人做的。 赵部长被判了死刑。 大家都被放了。但大家不走，全体跪在地上，他们对组织上说，没有连长，我们活不到今天，也不能再去抗日杀敌。他们跪了几天，赵部长终于免了一死，但军籍，党籍，连长什么都没有了，以刑徒之身，发配到前线，戴罪立功。 赵部长说，从那以后，他的胃里就有感觉。他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中欣和可可直听得心惊肉跳，听到后来，中欣眼泪哗哗直淌。讲过那么多战争故事的父亲，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 赵部长去世的时候，当初的那些人，只要还活着的，活着还有一口气的，都来了。追悼会上，别人都是鞠躬，他们那五六个人一起走到赵部长跟前，“嗵”地一声全部跪下，边哭边磕头。他们什么话都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