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当时公社布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 ，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我们的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抢在世界大战的前面。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士。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把子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搞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竹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什么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了另一张汗津津的脸，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照着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着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着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 。“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也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也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吸到了我的鼻孔里，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而且软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是事后的想象和推断。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早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接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它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成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们缓过劲来，她回到了性别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一户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穿着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的想象和推断中能感过她的一只，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斜卧着，浑身泥土混和着汗水，在暗无天日的地层下气喘吁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一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尸才有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己。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的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的水珠落在我的脚背。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没脸面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作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点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是回忆中弥足珍贵的珠宝。也许房英正是早早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或者侵吞他人物品的惶恐，走的时候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抢糖果吃的娃崽，惊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地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她的三个弟兄挑起嫁奁，背起一口新锅，在一些娃崽吵吵闹闹地追赶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的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她家的送亲唢呐突然响了，吹得满目的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起来，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很多哭的理由。我哭自己的家人已经忘记了我（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再叮嘱的一封急信，一封事关我招工前途的急信，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陌生的家门，永远带走了她那些一钱不值的一声“恩”。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扁平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分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从我的睑上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正在处理她家与盐午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为弟弟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人死了也闹不活，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恨恨地说，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 见她扑通一声跪下去，还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了几个响头。旁边两个妇人急急地上来拉她，拉了好一阵，她泪光满面的一张脸还是在忽上忽下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了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她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弟弟也不能帮她一把）。在我肯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拗，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和枯槁。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生出了一些绿苔，洞口里透出黑森森的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窝台，上方还留着一团团的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洞，是当年其他一些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挡有两块破木板，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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