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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是一种冒险的游戏
第六章
如果想请教所谓人生意义，那么去找男人吧！
——遗憾的是，往往会使你更糊涂。
如果仅仅想活得快乐些，那么就拜女人为师吧！
——她们一般不会使你失望。因为大多数的她们，并不被“人生意义”所困扰。而这是人快乐的前提之一。
谁又敢说快乐的人生不证明着人生朴素的意义？
空中打击既是北约的军事行动，也是相当“美国特色”的军事行动。北约没有美国，北约傲居于联合国之上的气势不可能如此公然而又目空一切。北约员有美国，美国的态度倘不鲜明，倘不强硬，倘不主张轰炸没商量——所谓空中打击也很可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威慑罢了。
迄今为止，人类制止战争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以和平制止战争和以战争制止战争。
伊拉克最终从科威特退兵，就不是被思想工作说服的，而是被“飞毛腿”导弹炸服的。
战争制止战争的办法，虽然是不得已的办法，但往往又是非那样不可的办法。
只有以和平制止战争这软的一手，而没有，甚至从原则上根本排除以战争制止战争这硬的一手，每使联合国的和平官员和平使者，看法似一位位善良却没有权威的老婆婆。
前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事件，会否在二十一世纪在北约内部重演？
那么，在二十一世纪，谁来制止战争？谁来维护和平？
无论对于克林顿总统本人，亦或对于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排闻，实际上巳全无了半点几所谓“桃色”，而被彻底涂上了“黄色”。
据我想来，古今中外的一切绯闻，十之八九总是包含有性的内容的。若将这一部分内容的细节一一道来，难免都是会带有“黄色”的意味的。
就像一本《金瓶梅》，直接露骨的性的描写，仅占二十分之一还不到的文字。几乎所有此书的推祟者张口首先都要谈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但又几乎所有的爱书人，并不爱内容上田除了那并不重要的二十分之一不到的文字的《金瓶梅》。尽管田节本的社会认识价值肯定不至于受任何影响……
克林顿——一个本世纪尾声中陷人“性丑闻”事件无法摆脱的男人；一个几乎将人的尊严丧失尽净的男人；一个本世纪尾声中最孤立无援的男人。
我因此而同情他。
当某些世人不禁赞赏希拉里作为女人，作为妻子难能可贵的心理承受力和非同寻常的第三当事人姿态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我也羡佩希拉里夫人的种种难能可贵。
但我心中还是在更多的时候想到他们的女儿。
她毕竟还算是一个少女。
她可能是本世纪尾声中心理遭到最严重伤害的少女。
美国从不在乎他们的总统怎么样了。他们抛弃总统像抛弃旧鞋子。
但是美国并未因此而一步步衰败下去。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极为在乎他们的法律怎么样了。他们在乎这一点像每一位父母在乎他们的儿女怎么样了。
这也许正是美国之所以强盛不衰的条件之一。
坦诚——这是一种优秀的，有时甚至显示出一个人的商贵性的品质。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是矛、使最放肆的敌人也不禁心生敬畏；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又可以是盾，有效地抵挡住最歹毒的敌人发动的攻击。
但坦诚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缺点和错误。甚至，需要公开承认自己在道德和品行方面不是完人。非但不是完人，还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人。更甚至，需要公开承认任何人都绝不愿公开承认的属于隐私中的那一部分丑陋。
这需要极大极大的勇气。
在美国，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图掩盖某一事实——比如婚外性关系，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总统要成功地掩盖这一点，简直比用手掌完全掩盖住自己的脸还难。因为他的企图掩盖，必定刺激新闻界更大的窥隐癖——这一点在美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突出，可称之为“美国综合症”。也必定更加刺激起他的敌人攻击的能动性。同时必定激怒法律。而这时他要庞付的已不单单是新闻界的骚扰，要抵抗的也不单单是政敌们的进攻了。他的最坚决的敌人，已经是权威远在其上的法律了……
当金世界的媒体仿佛都对美国的现任总统的桃色事件表现出手舞足蹈般的亢奋和激动时，几乎没有媒体评说到莱温斯基的那位“亲密女友”。而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总统，身边若有那样的一位朋友，实在也是很恐怖的。
莱温斯基也是一个颇值得分析的人。这二十一岁的其貌平平的白宫女实习生，如果非是自己主动地、卖弄风情地去“傍”总统，显然不至于在白宫那种特殊的时空内格外吸引总统的目光。我那两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除了对她的女友，至少还对十余人熔耀过她与总统的性私情。这一点我倒是相信的。国外的媒体也报道过这一点。那么足见她是一个虚荣到何种程度的浅薄小女子了。按照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分轿，她性心理的正常与否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克林顿总统因这样的一小女子而受辱于世，实在也是令人大跌眼镜的。
而另一方面，斯塔尔身上也分明体现出一种阴暗的、堂面皇之利用职权的报复快感。因为他所调查的，乃是排闻的确实与否，非是报告一校涉及总统的风流韵事的性情节。
于是斯塔尔给我的印象又仿佛是《悲惨世界》中的皇家警长秒威。沙威冷酷，但是并不低级庸俗。斯塔尔的报告，却有既低级又庸俗的成分。太像我们中国时下打着“法制文学”招牌的某些既低级又庸俗的所谓“纪实报道”。
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实践的最进步的国家政体。但最进步的并不意味着是最完善的，更非最完美的。党同伐异的政治现象与炒作成瘾的新闻现象，每每也使良好的民主政体蒙上闹剧的轻浮色彩。
一只轮子从一辆行驶着的车上脱轴了——此种情况其实一般不常见，只不过是一种比喻。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
让我们且先不谈论那辆车，而只说那只脱轴的轮子——结果会怎样呢？它受到着贯力不能如人所愿地一脱轴就自行翻倒。它向前滚去，带有冲撞性，费力大，它则滚的快，滚的远。在此过程中，可能有种种外作用成它的加速度。
想想吧，它可能带来多么严重的交通事故呢？——后面的车为了躲开它，司机也许就采取不明智的应急措施——猝刹车，于是一连串的追尾、急转弯，于是撞了别的车。于是脾气不好的司机相互指责。双方不冷静，或仅仅一方不冷静，于是由交通的事故演变为司机和司机的大矛盾……
而那只轮子可能还在滚……
有人追赶它，有人拦它，都是为了使它停止滚动，立刻停下。有人从车内探出头望它，冲追赶它和企图拦住它的人大加嘲讽——干嘛呀干嘛？！还嫌公路上不够热闹不够乱呀？！你们不是多此一举吗？于是也有人义愤了，像你们那样做壁上观就对啦！都和你们一样就不乱啦！这时候总是需要交警的。交警是有能力之区别的。有的交警的能力适时地表现出来了。而也许有的交警的能力差点儿，疏导不得法，指挥也不当……
于是公路上似乎更乱了……
这时候还常会有人充当义务交警，但也许招至一片嘘声和骂声。当然，也许相反，获得如此好评——瞧那些交警，无能之辈；再瞧人家，那位要是交警就好了……
但我想指出的是——那只轮子，它毕竟的、终究的会停止滚动。或是它自行停止的，或是被人追上被人拦住按倒的……
谁都不希望公路上发生一只轮子脱轴的现象。而一旦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发生了，其后的种种，也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了。
我的眼看威胁世界秩序的国际风云时，心里便每每产生以上联想。
这联想又渐渐形成了我一种总的理念，那就是——一只脱轴的轮子终究是不会滚出多远的。它从脱轴并向前滚去那一刻开始，其实正是越滚越接近着它的翻倒。无论那因倒是自行的还是人的措施的成功。它在公路上造成员大的秩序混乱的时候，恰恰是，而且几乎一向必然是它对公路秩序造成的破坏性接近结束的时候……
报载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香港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发表观点时说——“那不是地狱的开始”。
此话对南斯拉夫这一国家和它的人民分明有失公正。
毕竟，南斯拉夫这一国家和它的人民经历了七十余天的狂轰滥炸，许多平民家破人亡啊！但，倘我们平静地来思考老布什的话，那么他的话里是否包含这样的看法呢——一切终将结束，一切即将结束，一切必会过去我相信他的话肯定包含这一理念。肯定！
而南斯拉夫人民在那七十余天灾难性的日子里，也肯定是靠同样的理念支撑的——一切终将结束，一切即将结束，一切必会过去……
是的，真的——一只脱轴的轮子，是绝不可能一直接下去，一直不停地扩大着它的破坏力而不结束的。
区别是，仅仅是——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使它结束它的破坏力。
用这种理念来看世界——迄今为止发生过的一切灾难性的(指人为的，也指自然力造成的)大事件，都如同从一辆行驶的车上脱轴的“轮子”。
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一只“轮子”——它过去了。
二战是——也过去了。
中苏两国的冷战关系是——它过去了。
中印边境冲突、中越边境冲突，都是那样一只“轮子”，都曾对两国关系造成破坏牲，都过去了。
中美两国的冷战关系最长久——但恰恰在它“滚”到最大的加速度的时候，它结束。
“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反美情绪特别的高涨。
但尼克松恰在“文革”时期访问了中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中美联合公报》恰成“文革”年代产生的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文件。
目前的印巴边境冲突，也是一只“脱轴的轮子”，也会很快就结柬就过去的。
一辆行驶着的车的轮子为什么会脱轴呢？归根到底是人的责任——世界毕竟还没实现所谓“大同”，“利益”二宇也便不是“大同”的。在不是“大同”的世界上，一概的人，包括最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元首，都不可能按照所谓“大同”的理念参与处理国际事件和争端。即使有少数杰出者的主观理念是超前的、“大同”的，往往也无法左右客观。
那么，人类就只有一次次接受“轮子”脱轴的现象。
但是我深信，既然以前的“轮子”脱轴现象一次次结束了，以后也会一次次发生再一次次结束。
因为人类令那一只脱轴的“轮子”停止破坏性滚动的经验和能力，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简单化了，而是更能动了……
故我对世界的总态度是极其乐观的。
在二十一世纪，又会有什么中美之间的冷战局面形成呢？
我深信是不会的。
在二十一世纪，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吗？
我深信是不会的。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骏南使馆——这一件非常具体的“轮子”脱轴事件已经过去，已经结束。而且应该从中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理念上被认为过去，被认为结束。是中国人用抗议的方式阻止住了那一只“轮子”的滚动。美国人把它捡回去了，又安在自己的车上了。
确乎，在美国有某些一贯反华并继续反华的政治人士。
但我认为他们的作用和影响还算不上是美国这辆车的一只“轮子”，只不过是驱动轴的常规的性能质量问题。
确乎，在中国因而激起过较强烈的针对美国的民族情绪，但这种情绪也算不上是中国这辆车的一只“轮子”，只不过是应急反应。
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国际关系中严峻的大事件，都一件件地结束了，过去了。证明它们都不是“地狱的开始”。今后还要发生的，也将一件件地结束，一件件地过去。
人类的“地狱”还没形成呢，因而不会有它的开始。
中美关系，中国与北约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其它国家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就好了——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就态度明朗地支持；违背的，就反对——而且，每一次支持和每一次反对，都只是针对非常之具体的“轮子”脱轴的国际危机现象。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讨论和研究旨在针对任何一国的什么所谓长期对峙策略了。美国有某些政治人士长期在于这种旨在针对中国的事。
不知为什么他们不感觉累。
我们中国人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的累。
国内的事难道还不够我们中国人累的吗？我们不反美，但我们不承诺不反对美国的任何一次国际行为。我们希望和美国友好，但不以诌媚为友好的前提。
我看中国对美国的策略，推而广之，对北约的策略，再推而广之，对世界上一切国家的策略——能一以贯之地遵循这么一条明朗的而不是暖昧的，积极的而不是巴结奉迎的原则，也就几乎足够我们这样，谁竞真的会以“冷战”对待我们？即使真的那样，又能夺中国之何呢？脱轴的轮子滚不远。
一个事件的开始正意味着一个事件的结束，不管那是怎样的事件——“轮于”翻倒，有价值的便是剩下的经验和教训……
来自美国的最新的一种说法是——连任总统的克林顿先生之心理很可能患有一种“病”。可爱的美国的心理学家们，替他们的饱尝公开受辱滋味的总统作出医学士的诊断——“孤独求败”。意思是站在人生成功的顶峰以后，对来之不易的辉煌油然心生出自我毁灭的倾向。心理学的结论经常是阴阳怪气的。
斯塔尔的“报告”一经输入因特网，美国便等于在无礼地冒犯全世界。
因为其中秽淫的内容，等于强加给了全世界的网上人类。
美国等于在向全世界公然贩“黄”。
正如克林顿因自己的不诚实而一失足成千古恨，斯塔尔也将因自己歪曲了司法的尊严，并因自己变相地向全世界贩“黄”而广受谴责。他报告中那些色情内容，在K级电影和小说中，不值一提。但在引起全世界睹目的法案中，只能也只有被视为垃圾。
“二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开始形成。考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其共同的特色可归纳数条，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个人崇拜。
当忠诚与信仰发生矛盾时，人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履行忠诚的誓言，此时他的灵魂便背叛了信仰，死后难人天堂，除非他后来深刻仟侮，并获得宗教的宽怨；要么顾全信仰，也就是保持灵魂的原则，此时他必冒犯王权，并且必因而丧失王权赐给他的现实利益，甚至可能被王权视为叛逆砍掉脑袋；第三种选择是自杀。
诞生于半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一律限制，甚至根本取缔宗教。于是信仰只剩下了一种内容，那就是政治思想。强大的政治宣传使政治思想宗教化是很容易的。于是超越于民主制度之上的宗教化了的政治思想领袖，自然而然地带有宗教领袖的色彩。
政治人物一旦身处近乎宗教领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人类的近代个人崇拜现象不可避免地发生。
美国人当然并非没有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民主和法律。他们信仰民主与法律的坚定超过对一切宗教的信仰。
美国总统在美国人心目中是这样一种人物——全美地位最高的“打工仔”，美国公众是他的老板。任何一个最最普通的美国人，都有义务评说和监督他身为总统的表现如何，都有权利指责他称职或不称职。以监督总统为义务，以指责总统为权利。美国的政治特色，使美国的公众特色也极为突出。大约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这样认为——他的某一个同胞一旦当了总统以后，理历当然地便是美国人民的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了。美国历史上是很出现过几位可被尊为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的杰出人物的。但是他们都并投产生过做总统的念头，美国公众当然也就从汲选过他们。
据我看来，就“帅哥”风度面盲，克林顿是一位仅次于肯尼迪的总统。他所犯的“错误”，是一位“帅哥”式的总统需极难能可贵的自律定力才可避免的。他显然做的并不那么难能可贵。
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及大文化“工业”，其实都明显地呈现着某种俗恶的倾向。这倾向又俗恶又现代。在它饲喂之下的当代人，似乎对许多事都已丧失了思考，一味地只要新闻，新闻，新闻！如同患了饥饿症的孩子张着大嘴不停地叫“还吃！还吃！”并且，越来越偏食于刺激性食物。
美国特色的政治，一向和美国的历届总统们玩“憋死中”。美国总统们的最佳成绩，只不过是和模。稍有差失，则身败名裂。他们永远都休想操纵美国特色的政治。他们永远是那一特色的政治操纵的对象。即使他们的杰出和伟大，也无不是在这一前提下发挥的。
正是基于这一良好愿望，在总统先生陷于空前性丑闻那些难堪的、狼狈的、屈辱的、羞耻的日子里，中国新闻界低调报道。正是基于这一良好愿望，在总统先生在全世界面前灰溜溜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里，我们的江泽民总书记邀请总统先生访问中国。
我想，总统先生对于自己在那些日子里，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感受，一定记忆犹新吧？但是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造成我使馆新闻工作者的死伤——这除了令我们中国人、令世界其他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震惊外，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感到，克林顿总统先生在性丑闻中夹起的尾巴，今天似乎竖得太高了。但是总统先生座谈有一些起码的自知之明，您的任期已经不久了。您个人的政治表现的尾巴在全世界竖得再高，能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永远飘扬的国旗吗？
我想告诉克林顿总统先生——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陷人性丑闻的日子里，我曾写了不少文章表达对您及您夫人您女儿相当同情的文章。愿上密保佑，藏身上沾染的血腥之气，不会沾染到您的妻子及您的女儿身上。当您觉得她们活着对您是莫大的个人幸福的时候，也替那些在您参与导演的空前战祸中失去了妻子、丈夫、父母和儿女的人们想一想……
我祟尚理念，恰因我属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一般是较难本能地内政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立场、观点、好恶而又不理声色的。理念的定力是我身上所缺少的。这缺少每使我的言行不禁地冲动起来。一旦冲动，几乎无所顾虑，无所讳畏。四十岁以前的我，尤其如此。
依我想来，倘一个人，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并无时代空白地活过来，思想却一直善于与各个阶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会不难发现那“成熟”的丑陋呢？我敢说，在全世界，自从“人性”二字被从人类的生活中归纳出来至今，从顽童到智奥，除了在当代中国人之间，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仿佛那么严肃认真地、煞有介事地讨论过，更没有辩论过。
讨论和辩论发生在当代中国，是非常耐中国人寻味的。而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抱怨人世变冷了的原因。
日本人曾被视为“理念的动物”。
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备感周身发寒。
十五六年间，产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国特色”的理念思维之标本。
比如将“优胜劣汰”这一商业术语和竞赛原则推行到社会学科的思想领域中去。一件产品既劣，销毁便是。但视一个人为“劣”的标准由谁来定、由何而定呢？一个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人，则就该被视为一个“劣”的人吗？这种标准老板们定出来，他人自然无话可说，但是要变为国家意识是否可怕呢？接着的问题是，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究竟能采取多么商明的方式“汰”掉为数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国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听取某些人士的谏言，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也没有接受此类教诲。所以我们才有国家行为的“再就业工程”、“扶贫工程”，才有民间行为的“希望工程”……
一头象落入陷阱，许多象必围绕四周，不是看，而是各个竭尽全力，企图用鼻将同类拉出，直至牙断鼻伤而恋恋不忍散去。此兽性之本能。
人性高于它，恰在于人将本能的行为靠文明的营养上升为意识的主动。
倘某一理念是与此意识相反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与人性相背的，不但冷冰冰，而且丑陋的理念。
人性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约都不得不承认——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是那么的薄弱，根本不曾形成为什么“环节”。一切文艺及文化载体中，稍涉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反映，便会被扣上种种政治性质的罪名，遭到口诛笔伐。而作者也往往从此厄运降临。纵观建国后十七年间文艺和文学的全貌，几乎没能向中国读者和我们的青少年，提供什么人性及人道主义的优良营养。与此相反，阶级斗争的哲学，上升为惟一正确的社会原则。乃至于连《雷锋日记》中，也有一句令今人谈来不寒面栗的话——“财阶级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一种冰冷的理论。这一理念，一旦在育少年的头脑中被当成“真理”，当成至商的原则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实践，便是符合规律的了……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两次关于人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讨论之间，生命受各种各样危害最多的，乃是中国的许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预见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观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教，却要等钱遇到了手里才肯一救的，还是男人！
成了作家，我在自己智力所及的前提之下，多少领路到了一些自由想象的快乐。
但我对于自由思想的极力的渴望，尤其是对公开表达我的思想的权力的渴望，也是何等之强烈啊！
想象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在古今中外的战场上，战马舍生救战士的事多多。战士落难，往往还要杀了战马，饮它的血，食它的肉。
人善于分析人的心理，但目前还没有一篇文字，记录过战马将要被无奈的战士所杀前的心理。
连布封也没写到过。
倘我为战马，倘我也落此下场，倘我后来又有幸轮回为人，我一定将这一点当成我的文学使命写出来……
我相信战马那时是无怨无悔的。虽然，我同时相信，战马也会像人一样感到命运的无限悲怆。
倘我为战马，我也会凝视着战士向我举起的枪口，或刺向我颈脉的尖刀，宽宏又镇定。
因为战斗或战役的胜利，最后要靠战士，而不能指望战马。因为那胜利，乃战士和战马共同的任务。因为既是战马，我的眼一定见惯了战士的前仆后继，肝脑徐地，惨伤壮死。
战士已然如此，战马何惧死哉？
正如我不情愿做宠犬，我绝不做那样的一类马——“就是那些在奴役状况之下看似自我感觉最良好的马，那些只为着人摆阔绰、壮观瞻而喂着的马，供奉着的马，那些为着满足主人的虚荣而戴上金银饰物的马。它们额上覆着研丽的一撮毛，顶鬃编成了细辨，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铁蹄还有过之无不及。”
是的，纵然我为马，我也还是要求一些马性的尊严的。故我宁肯充当役马，也绝不做以上那一种似乎很神气的马。因为我知道，役马还起码可以部分地保留自己的一点儿脾气。以上那一种马，却连一点儿脾气都不敢有。人宠它，是以它应绝对地没有脾气为前提的……
我也不做赛马。
我不喜欢参与竞争。不喜欢对抗式的活动。这也许正是我几乎不看任何体育赛事的主要原因……
“最是秋风管闹事，红他枫叶白人头”——人在节气变化之际所容易流露的感伤，说到底，证明人是多么容易悲观的闻！这悲观虽然不一定全是做作，但与那小草、小蝶相比，不是每每诉说了太多的自哀自怜吗？
在法国小说《双城记》中，关于钉子的一段描写使我留下至今难以磨灭的记亿——暴动的市民在女首的率领之下夜袭监狱，见老更夫躺在监狱门前酣睡着。女首下令杀他，听命者殊不忍，说那老更夫乃是一位善良的好人。但在女首看来，善良的好人一旦醒来，必然呼喊，则必然破了“革命”的大事。于是亲自动手，用铁锤将一根大钉砸人老更夫的太阳穴——后者在浑然不觉中无痛苦地死去。尽管书中写的是“无痛苦”，但我谈到那一段时，仍不禁的局身血液滞流，一阵冷颤……
革命和反革命镇压革命的手段，每每具有同样的残酷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一句话，细思忖之，难免的令人不寒而栗……
故我确信，有些人类的内心里，也肯定包藏着一根钉子。当那根钉子从他们或她们内心里穿出来，人类的另一部分同胞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危害。
一个事实恐怕是——人类面临的许多灾难，十之五六是一部分人类带给另一部分人类的。而人类最险恶的天敌，似乎越来越是人类自己。
有些梦想，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而有些则完全不能实现，只能寄托于时代的国家的发展步伐的速度。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这样。比如家电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大多数中国人拥有电视机和冰箱的愿望，就不再是什么梦想。比如中国目前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对于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买商品房依然属梦想。
现在，我就剩下一个梦想了。那是——在一处不太热闹也不太冷清的街角，开一间小饭店。面积不必太大，一百多平米足矣。装修不必太高档，过得去就行。不为赚钱，只为写作之余，能伏在柜台上，近距离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倾听他们彼此的交谈。也不是为了收集什么写作的素材。我写作不靠这么收集素材。根本就与写作无关的一个梦想。
究竟图什么？
也许，仅仅企图变成一个毫无动机的听客和看客吧！既毫无动机，则对别人无害。
三十年前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们和她们的人生愿望其实是很低的，比如只不过是想当中小学教员，甚至是当乡村的中小学教员，而且一定能当得很出色，却也被无情地剥夺了择业的资格和权利……
由那个像那英而命运和那英天上地下截然相反的妨娘，叫我怎能不想到当年那许许多多人生愿望其实很低，却一辈子被剥夺着资格和权利的中国人？……
我为他们和她们愀然。
在时代与人的这一种互应关系中，时代与人各得其所。时代以它宽容的姿态获得了它本身的丰富多彩和积极豁达，而人以胸中有数的自控尺度获得到了张扬天性的权利和益处。
在文学中，“羞涩”一词较多地用以形容少女。
在现实中，不禁地羞涩起来的却尤其是少年。
不信，你就观察……
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少年在美女人面前候忽脸红的时候，其实比一位少女在她所暗恋的男人面前脸红的时候更多。
情形往往是这样的——性情原来羞涩的少女那时以热烈的目光直视男人；而即使桀骜不驯的少年，那时也会局促不安起来，在美女人面前犯了错误似的垂下他的睫毛。尽管他并没犯什么错误，行为规矩而得体……
少女在她所暗恋的男人面前(众所周知，大多数少女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此经验，面大多数少年却只不过有类似的体会)，往往表现得串真又愉快。她往往并不企图掩饰她的偷快。恰恰相反，她正希望自己内心里一阵阵汹涌着的愉快从眼里从脸上从话语中传达出来。她本能地悟解那一种愉快是美好的。而这便是少女纯洁的一面，也便是人性透彻的一面。
少女以愉快替代了羞涩。即使她天生容易羞涩，那一时刻她也会变得自然明朗。甚至会变得似乎长大了几岁。于是，这使她自己也变美了。尤其可爱了。
少年在陌生的美女人面前，则往往表现得失态又腼腆。
规律是这种的——一个男童变成了少年，他开始以少年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人们，包括周围的女人们。并以少年的情感和心智接近她们。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主动的。然而他自己并不能分清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如果她们呵护他，对他表示喜欢，则他必亲爱她们。反之本能地规避她们。甚至疏远她们。此时自尊已在少年的心里如嫩笋般成长着了。他极其害怕他脆弱的自尊受到任何方面的伤害，尤其害怕来自女性方面的伤害。而他对她们的亲爱，此时已不像儿童似的，仅为获得依倔的快意。他开始以小男人的眼光视她们，开始被她们不同的美点所吸引。那美点也许是容貌，也许是性情。这时他的心底，已朦胧地觉醒着对女人的倾慕了。
这时他变得模事，相当善解人意——尤其善解女人之意。甚至，会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聪明和勇敢，以图得到她的夸奖……
少女在她所暗恋的男人面前，每每反少年之道而行之。她每每首先反对那男人的某项决定，每每首先反驳他的某些观点。她假装出很善于独立思考的样子。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与他展开辩论。他越认真，她心里越暗自得意。其得意中有愉快。所以，被暗恋着的男人又每每浑然不觉。“友邦惊诧”——这少女可是怎么了？为什么处处专和自己做对？……
大多数少年却不是这样的。他在他所亲爱的女人面前，每每表现得拘谨又腼腆。当然，他也是愉快的。但他的意识中似乎总有一种声音悄悄告诉他——这愉快是不妥的，是应该感到羞耻的。所以他往往企图掩饰他的愉快。他惟恐这种愉快不经意间从心底泄露。
他认为那是他的一个不光彩的大秘密。于是他羞涩了。甚面栖煌，甚而不知所措。他的懂事，他的善解人意，他的聪明和勇敢，都往往是在以上那么一种心理状态下证明给某一个女人看的……
而这恰恰是少年纯洁的一面。
少女心里首先形成的是爱的热忱，其次才是自尊。少女是在爱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积累了自尊的经验的……
少年心里首先生长起来的是自尊，其次才形成爱的意识。他是在树立自尊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积累了爱的经验的……
少女希望她所暗恋的男人忽略她才是少女这一事实，以看待一个女人那一种眼光看待她……
少年则往往想象他所倾慕和亲爱的女性，某一日忽而变成了少女，甚至变成了比自己小几岁的少女。那么，他在她面前，不是再也不必感到拘谨和羞涩了吗？他反过来负起呵护她的责任，不是成了自然而然又理所当然的事了吗？
一个少年倘居然不曾在任何女人面前害羞过，那么他长大了对于女性将可能是危险的男人。并且，因为一个男人少年时连这一种本能的羞涩都不曾产生过的话，那么他以后也许对许多真的应该引以为羞引以为耻的事不觉羞耻。
请观察生活，必有足够的根据证明——某些小人、无耻之徒，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之男人，追溯他们的从前，几乎无一不是以上那一种少年。
可怕的是，这样的男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沥多了起来，而且正被另外一些类似的男人视为能人……
于是问题产生了——我们的下一代在由儿童而为少年时，对于吸引他们的女性，是否仍会保持着一份本能的羞涩？亦或丧失甚至彻底地丧失？我们因其显明的丧失值得高兴还是值得忧虑——我困惑……
但是我却多次地见到这样的情形——某种场合下，某类小小绅士般的少年，在年轻的众多的女性之间，应酬自如游刃有余，甚至洋洋自得地打情骂俏……
而男人和女人用笑声怂恿他们，鼓励他们……
如此这般的生活浮土绘现象常令我出冷汗，暗觉恐怖。
他们将来会是些能人吗？
会是些怎样的能人呢？……
某些自认为或被认为极“现代”的女性，对“女为悦己者容”一句话是很嗤之以鼻的。这当然是一种女性意识的“革命”。起码，是一种“革新”。具体我这一个男人，内心是很支持的。但这并不等于我十分赞同“女为已容”，而且我发现，她们在主张“女为己容”时，意识其实是相当暖昧的。倘美容伊始，同性姐妹们竟汲看出来，尤其男人们竟没看出来，尤其男友或丈夫竞设看出来，她们其实是很索然很扫兴的。倘他们明明看出来了却视而不见，连一句廉价的夸美的话都不说，则她们不但索然不但扫兴，甚至还会摔棒然起来快怏然起来有点儿自悲起来……
这说明，“女为己容”，不过是她们一反“女为悦己者容”之历史“潮流”的口号，呼喊似乎仅为引起注意。一旦被注意，尤其被男人们注意，便仿佛其容灿也其貌芳也了。
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古代，“女为己容”实在是女性们大苦闷和大不幸之事啊！为“己容”之女性们的命运，比起为“悦己”者容之女性们的命运，又往往悲凉得很，甚至悲惨得很啊！
自建国以来，举凡同胞，无论男女，倘问其最理想的求职愿望，直言相告的也罢，讳莫如深的也罢，心里大抵是——进政府机关。
进政府机关于什么呢？愿望保守的当“机关”人员；争强好胜的非做“机关”干部而难酬生平之志。
又男人总是比女人重仕途，放中国男人恨不能一脚迈人机关大门的尤其多。
既身在“机关”，多年过去，升或未升，就不但事关“机关”人的荣辱，而且最密切地关乎“机关”人的切身利益和心理状况。升或未升的原因，又往往是复杂的、多变的，有时也是欠公平的。“机关”人被不公平地对待了，“机关”人也往往不敢过分地表示不满。牢骚多多，也许会连下一次升的机会都提前断送了……
故中国的“机关”人们，身上都有一些普遍的共性。那共性也早已被中国人们熟知，此不赞述。
故中国的“机关”人们，身上的人际擦痕和伤痕，从来是中国人中最多的。
故在中国的“机关”人们之间，“背景”、“来头”、“靠山”、“溜须拍马”、“阳奉阴违”、“拉帮结派”、“上层路线”、“领导关系”等等话语，也是背地里说得最多的。尽管不见得都那么糟。
这使“机关”人们所在的机关，不是“机关”，也似“机关”了。
有许多人认为，人的精神的需要似乎是无限的。
这是不正确的结论。
有许多人认为，一个物质需求很低的人，其精神需求一定无限；一个物质需求太贪婪的人，其精神需求一定少得可怜可悲。
这也是不正确的结论。
事实上，物质需求很低的人，精神需求也往往体现出有限性。教授们在物质需求方面大抵是较容易满足的人，而他们的精神需求不外乎便是读书、音乐、旅游等等寻常之人喜欢的内容……
事实上，物质需求太贪婪的人，精神需求也相应地体现出膨胀的特征。
据统计，这世界目前至少向人们提供了四百余种满足精神需求的内容。
正常的人不会向往自己的精神都去遍那些内容里享受几次。
而物欲难足的人，往往精神需求上也显出贪婪性。
都说“文革”是“疯狂的运动”，此话国人说了二十余年了。
一个人的疯狂，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儿。十年是短的。十年后居然不疯狂了，是幸运。
但是哪有整整一个民族一疯狂就十年之事？
“改革开放”初年，对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立场上态度上确有“左”、“右”之分。
如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对于中国的事物，倘谁居然还动辄言“左”论“右”，他不是装傻充愣吗？
跟这种装傻充愣之人，你除了不屑于理睬他，还能怎样？
归根到底，“左”的原动力是不遗余力的自我标榜，所要达到的是个人目的，所要实现的是个人功利。
这么看问题，无论从当年拥护“大跃进”的人和今天自我标榜“改革派”的人身上，都同样可以看出“左”的马脚来。
近年我看的表演也实在太多了——从某些自我标榜的所谓“改革派”身上。
无论早期的东方文化还是早期的西方文化中，人类对于自己祖先的想象，其实是很相近的。思维的雷同，意味着愿望的比较一致——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原来是兄妹或差不多等于是兄妹。人类乃这样一男一女的后代。
我们从这比较一致的愿望中，似可分析出早期人类对于“男女平等”的普遍认同。
我想，人类的潜意识里，大约一直存着一种本能的、代代袭承的、女性崇拜的古老意识吧？这与弗洛伊德总结的“恋母情结”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佛氏总结的“恋母情结”主要是男性的“情结”，而且与性意识关系密切。人类古老的女性崇拜意识，却基本上与性无关，或言关系甚徽。它主要还是体现为对女性的思与德的崇拜。即对“伴侣”的崇拜。不分男女，这一种崇拜都接近着本能。好比海龟一出壳便往海边爬，是先天的。
如此一想，“伴侣”二宇，岂非我们人类词典中最伟大的一词了吗？
男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伴侣。倘真的终生没有，又不是献身于宗教的男人，那么即使是国王，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男人。
女人什么都可以要，但她要这要那，即使获得了许多许多，最后必定非要的，还是一个男人，一个伴侣。
少年变成了青年，于是他开始学着以男人的身份接触女人。如果他心中在少年时期深深印下过美好女人的情影，那么他必然会以她为标准，去欣赏另外一些女人的美点或者发现另外一些女人的缺点……
这青年后来自然变成了中年男人。
若问他亲爱哪一代女人，他往往困惑不能答；但若问他亲爱哪一类女人，那么几乎每一个中年男人都能畅所欲言媚据道来。结果，问他的人一定会听出，使他亲爱的那些女人的种种美点，又几乎总是缘生于他的记忆的印象，比较多地具有着过去时的某类女人的风情……
归根结底，男人眼里所欣赏的亥人，或多或少，总难免具有他少年时感情所亲近的女人的美点。
所以，男人在少年时被什么样的女人吸引，长大了便满世界去找相似的女人。如果一个少年经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环境中亲近女人，那么他长大了以后仍会经常去那样的地方结识女人，并且往往会错误地认为，值得追求的女人当然最应该在那样的地方。
我知道，有一些少年，由于家庭的暴富，由于父母本身素质的俗劣，的确是经常光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方的。
我替这些少年难过……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我知道，它是一天比一天糟了)，那么，这句话庞该是契河夫说的——一个正直的人，在狗的目光的注视下，内心往往会感到害羞的。
“他的眼睛告诉了我”或“她的眼睛在说”一类话，在人类大约是越来越靠不住了。在中国尤其靠不住。复杂的靠不住的绝不可轻信的目光，像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多。人与人“目光的交流”简直成为一旬荒唐可笑的话。几乎只有人与狗才可能进行值得信赖的“目光的交流”。
狗的忠乃至愚忠以及狗的种种责任感，种种做狗的原则，决定了狗是“人世”太深的动物。狗活得较累，实在是被人的“人世”连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民间新解——曰：“以健康为中心，活得潇洒一点儿，想得开一点儿”。
我们对老鼠的讨厌，其实还由于它的尾。毛茸茸的尾巴毕竟比光溜溜的尾巴看着舒服些。干脆光溜溜的一毛不生的尾巴也还则罢了。偏偏鼠尾两种都不是。老鼠的尾巴长着非常稀疏的毛。尾上的毛同样是土灰色的。通常比体毛的土灰色浅。稀疏得有谁如果想数数，逮住了一只老鼠是一会儿就数得清的。比一条毛虫身上的毛要少得多。而后的本色，与干尸一色。
故我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至今，既功不可没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掩盖了许多事实的真相。就如老鼠难看的毛色和它丑陋的尾巴影响了我们对老鼠眼睛的看法的客观性一样。我们仅仅对老鼠这样其实也大可不必有什么不安——但我们往往对人和对人间的某些事件也持相同的态度。
故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将留给后人的历史，包藏着种种的暖昧不明和种种的主观误区。
所以在今天，人的思想的独立性，应该格外地受到鼓励、提倡、支持和爱护……
现如今的中国男人，不是都互相起劲地批评甚至攻击“浮躁”吗？“浮躁”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也每每的有点几。“浮躁”起来了怎么办呢？喝个一醉方休？郊游？钓鱼？泡妞？服镇定药？到什么有色情消费的地方去堕落一夜？……我承认这都是抑制“浮躁”的方式。但之后呢？“浮躁”是灵魂的“皮肤病”，常犯的呀！
我自己克服轻微“浮躁”的方式是闭门谢客，关了电话，静静地在家里看书。而且，当然要躺着看。
如果我觉得自己染上了重症“浮躁”，那就去逛动物园。
我们连杀过一头牛，那是很残忍的场面。先将中拴牢在木桩上。起初中不知人要对它怎样，老老实实地被人拴。它们被拴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待到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不对劲儿了，晚了。于是牛预感到自己活不成了，牛眼中扑扑落下一串串泪来。牛此刻并不挣扎，只是悲哀而已。人举起八磅十磅的大铁锤，抡圆了，照准牛的脑门心就是一锤。于是牛发出“啤”的一声悲叫。一锤，牛的身子一抖；两锤，牛的身子又一抖。总要五六锤后，牛的两条前腿跪下了。它已不再叫，只默默流泪。某些男知青，为了显示他们的勇气，争夺铁锤，抢圆了朝中的脑门心砸。再接着就有人取来了钐刀头，也就是两尺多长的大镰刀头，锯木段似的，从牛的颈下往上“锯”，于是血如泉喷……
我一直想不明白，非是职业屠夫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亲自参与血腥的宰杀之事，表现出那么大的亢奋那么大的兴趣那么大的快感呢？我们人类从古代就有屠夫这一职业，不正是为了大多数人可以远避血腥的刺激吗？连队里虽然没有专职的屠夫，可是出现些个知青争先恐后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情形，也是多么的不正常呢？细一思想，那又是青年人心理中多么可怕的一面田？这可怕的一面，分明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暴行有直接关系……
面遗憾的是，恰恰是在人和人之间，一部分人类和另一部分人类之间，一方将另一方逼上绝境之事比人对待动物，比动物对待动物的同现象多得多。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而且阴谋种种，险恶种种，歹毒种种，幸灾乐祸旁观取娱的丑陋种种……
故人类将永远需要一种自我教育，那就是——人性的世世代代的自我教育……
我们发现了我们人类自己的意识特点——那就是，人是特别地习惯于将威猛作为“王”的资格。
凡人惧怕的，人便慑服之，视为“王”。
“王”这个宇，与“领袖”、“首脑”是有区别的。“领袖”和“首脑”，是因号召力和业绩而获拥戴的。但“王”非是这样，“王”的地位是征服的结果。凡为“王”者，必先称霸一方。故从前的中国，也将啸聚山林的强盗头子称为“山大王”。
帝王们或曰君王们，倘非世袭的，而是“打”来的江山，无一不是先为王，其后才是“帝”是“君”的。
一个童心不泯的人，纵有千般缺点，在我看来，也必是可交为朋友的。
不过，人世间，真正童心不涡之人，却是越来越少了。都市里尤其少。都市里，人“单位”化了，“行业”化了，为着各自利益，明争暗斗。仿佛被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彼此难亲难和，躲又躲不开，人心里城府便深。仅只在个人爱好上，可能还有童趣的表现。在对待自己同类方面，比赛着圆滑。崇拜英雄的中国人似乎越来越少，膜拜奸雄理论的似乎越来越多。人人都成了“厚黑学”博士或专家的时候，那就不是熊要跟人玩，而是人只有到深山老林里去找熊作知交了……
“文革”中，一些男人便公然地、肆无忌惮地将别人“当猴耍”，尽显凌辱别人之能事。因为“文革”是空前的机会，条件不但“成熟”，而且“理由”符合“革命”。“文革”中人“耍”人的“程序”比当今一切事的程序都简单，首先以“革命”的名义宣布一部分人为“异类”，于是一部分人成了“中鬼”、成了“蛇神”，于是似乎比猴还低等。既不但可以“耍”，可以捉弄，也可以大打出手……
真的，我不喜欢特别喜欢猴子的男人。
但，心态上像猴的中国男人，或像耍猴者的中国男人，依我看，现在挺多挺多的……
一概地以富者为英雄，并且一概地不许问，反对问，甚至公开宣扬敢问者有罪，不许问有理，实乃浑账的逻辑。也是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逻辑。
同时，我也在此郑重地告诉牟其中——关于我的书中张冠李戴那一件事，我已公开在报上以及我的书中致歉了。如果你尚觉不够不满，那么你可以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或者买断什么报刊的版面，或者买断电台电视台的时间段，我将一定前去再一次公开致歉。仅仅再一次公开致歉，绝不言其它。甚至，致歉的词句可由你们自己拟定，我去大声地持稿照续。并且读罢三鞠其躬……
但是，若以你那一套生意经作为什么“改革开放”的主导声音，来批判我的书我的观点，那么你要三思而行！最起码，你要找些相对有点儿水平的人，真的能从我的书中挑出我自己的言论，而不是无中生有而不是断章取义地于I同时，要上升到国家立场国家利益的高度进行批判，而不能仅仅以你牟其中一个商人自己或一个公司的低级水平低级立场低级利益态度去批判。批判得有理有据，我公开表示向你的正确思想学习——倘还是水平如前贩卖些胡说八道的批判“文章”，我不但是绝不会接受的，而且是一定要反驳的。
尽管我现在颈椎病重，执笔已成苦事，但反驳吴越农之类人那种不三不四的“文章”——不谦虚地说，我一个人对付得了一群。
依我看来，替别人广而告之者，只要不是将劣的说成优的，将平庸的说成精彩的，只要不是肉麻的吹捧，所做便是大大的有益之事。既不但有益，而且丝毫无害。
对那被一笔小钱雇了，面以写文章的方式为他人实行报复的人，我是很鄙视的。起码，目前是很鄙视的。这足见我的迂腐。我的思想既不符合现实之经济规律，又不能超越于现实之上，而符合着理想主义的尴尬了。因为倘立足于现实，一千字一千元，或一万元由一个人承包了东一小篇西一大篇地可持续性地独自干，我不能不承认那钱挣的也较容易。较容易挣的钱当然是值得挣的钱。而倘立足于真理想主义的大境界，那么其纯洁的眼，是根本不该发现这种勾当的。丑陋之事，当不人理想之眼。既不人眼，鄙视又从何谈起呢？
“文痞”一词，可理解为文人与痞子“交媾”的“杂种”。“杂种”非指物种学方面的后代，乃指文人与痞子二者人格特征的合成。凡“文痞”，身上既有投机文人的见风使舵，火中取栗，又有痞子那一种天生的刁滑性和无赖性。只不过其“痞”由“文”包装了，后天“合成”为一种邪劣的假正经而已。
考察中国正野文史及历史，文人中少有很痞的典型。文人的劣点林林种种，但大多数文人，拒绝痞气的沾染。痞主要的心理成分非仅仅是玩世不恭。因大部分玩世不恭者，不过将玩世作心理的盾，将不恭作写在盾上的图腾式宣言，借以自卫。但痞不是这样。症主要的心理成分是自己层层捆扎的阴暗的恶毒。痞较普遍的心理私语是这样一句话——“统统×他妈的！”这是典型的痞看社会的心理。也是典型的文痞看文坛的心理。区别在于，痞并不需要借了文的包装掩盖此种心理，而文痞一定要最充分地利用文的包装。
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及其爪牙，获“文痞”丑名，乃因阴暗而恶毒的政治心理。“统统打倒”和“统统×他妈的”是同一种心理。但他们并不是用痞的技巧掩盖此种心理。而是靠政治的权术和专制。故我一向认为，他们非是典型的“文痞”，面是文人与反动政客交媾的“杂种”。他们的人格特征；是文人的劣点和反动政客的劣点的集大成。
文痞行径是文痞们假文学之名而公开手淫的现象。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文痞是文学和“市场经济”关系中的派生物。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时携手合作，各得其所；有时相鄙皆见，分道扬镳。这乃因为，文学毕竟是有个性的，而市场只有经济规律的共性。个性不被共性所左右，个性就要作出牺牲。
但文痞是没有个性的。
文痞存在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
金钱本身自然非是什么肮脏邪狞之物。即使在显微镜下观察，钞票上的细菌，并不比被公阅过的一张报上的细菌更多些，它只不过是交换商品的替代物。古时候人们也以贝壳、兽牙以及美丽的卵石为“币”——可见钱本身与那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的属性。
我的理想——要毁掉钞票的人，其实是想改变人类社会目前金钱分配方面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想法本身无错。因不合理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又不是现实的想法，因为“毁掉钞票”并不能根除物质占有的不合理现象。
应该看到，全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都在进行着怎样使金钱分配合理性起来的努力，包括“革命”方式。并且，在许多国家，已经初见成效。“革命”的方式一般已被否定。因为人类的制度进步了，会找到比“革命”更好的方式。当然，合理性也是相对的。
人类的发展，再不会以消灭富人为社会道义平衡的尺度，面庞致力于消除贫困，扶持穷人。最终，使几乎一切人，都享受到物质文明的成果。如果不求一律乎均，完全平均，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正在经济发展中。一个时期商业规划混乱，出现了暴发户及穷富悬殊。这现象被同学们看在跟里，故产生愤愤不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应受指责的。
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是这样的——有人想挣大笔大笔的钱并不容易，面大多数人要想挣足够花的钱，又不那么难。这是人类的一个理想阶段。
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富豪们的金钱，不可能不汇人社会的商业大活动，成为变相的公有。比如香港巨富李嘉城、霍英东们。他们拥有的金钱，早巳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消费，起积极作用于香港全社会了。
世界上有许多大企业家，其个人生活是俭朴的。他们拥有的金钱，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自己享用却并不奢侈。他们是可敬的，是当代英雄。
只不过中国的某些暴发户，一旦暴发就穷奢极欲。这是丑恶。要看到他们成为文明的资产者，需要时间啊！
我认为——花天酒地其实很没有意思的。试想，一个人那么生活一周，可以，那么生活一年呢？那么生活十年呢？在最好的年华那么生活十年呢？那真的是幸福吗？生命耗于那么一种生活，真的是值得吗？
这么一想，我们便有了自己对金钱的原则性态度：1。我们看别人花天酒地，我们会厌恶。2。我们自己清贫时，由于我们能本能地厌恶花天酒地的生活，则我们会珍借我们挣得的每一分钱。因我们自己挣的金钱，因我们拒奢糜堕落，我们不但保持了良好的人生精神状态，还能渐渐有点儿积蓄。3。我们积蓄多了，用于有限度地改善生活，赡养好老人，抚养好子女，使钱在我们身上体现最美好的价值。4。最后一点，应明白，我们只需使我们生活无忧无虑的钱就够了。不要太贪多，太羡多。
如果一个丰衣足食、生活无忧孟虑了的中国人还那么不挥手段地追求金钱，则就是拜金主义者了！……
时下新词很多，隔不久便冒出一个“系列”。
“跑官”一词属于一个小的“系列”。相应的就有了“亮话儿”与“潜颂”二词。又“跑官”一词，指的是一种现象。
“跑官”也就是四处托朋友，找关系，探后门儿，傍权势，为自己当官走捷径的勾当。还是某些人自身的经验总结？总之已成了人们都懂的一个词。
“跑官”的“跑”宇也用得好，活脱儿道出了那一种急促、忙碌和辛苦。时代毕竟进步了。处处有竞争。“跑”得不及时，别人“跑”在前头，捷足先登，岂不悔之晚矣！
科长向处长，或处长向局长提“意见”，霍地站起来，急赤白脸，朗朗大声曰：“我不怕穿小鞋！我不怕打击报复！这意见闷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今天当着众人大家的面，我是非提不可！……我的上级你呀你……你为了工作，怎么可以全然不顾借自己的身体啊！……”
此乃“潜颁”之一例。似乎相声里用作过“包袱”的。也乃“跑官”者必备之技巧。
疲惫的人们不是不想潇洒，不是不愿潇洒，而是没起码的前提潇洒。
便只有疲惫下去。
前些日子唱红过一首流行歌曲《心太软》。
“不忍”就意味着“心太软”。
“心太软”每每要付出代价。最沉重的代价是搭上自己的命。一种情况是始料不及，另一种情况是舍身取义。
联想回来，说口自们中国，从“文革”后至今，同样的逻辑，在某些“文革”中的小人、恶人、政治打手那儿，也仍被喋喋不休地嘟哝着——大的政治背景那样，我怎么能不服从？我的罪过，其实一桩也不是我的罪过，全是“文革”本身的罪过……
“文革”中狠心的事冷酷的事太多了。
“不忍”之人的“不忍”之心体现得太少了……
联想得再近些，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很有一些人肯当杀手的。雇佣金高低幅度较大。从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到几千几百元不等。而且，时兴“转包”。每一转再转，中间人层层剥皮。最终的杀人者，哪怕只获几百元也还是不借杀人，甚至不借杀数人，不借灭人满门。
他们丝毫也没了“不忍”之心。
而我也真希望——现实生活中喜剧多发生一些，甚或闹剧多发生一些。若人心不能在庄重的情况下兼容“不忍”二字的存在，于喜剧和闹剧的发生中出现“心太软”的奇迹，也是多么的好啊！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做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多年以来，我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看待上的误区。这误区没被自己意识到以前，曾非常地使我困惑。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我自己这儿，还是只出在大学生们那儿。
真的，实话实说，我曾多么惊讶于他们的浅薄啊！
中国当代大学生——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群；甚至，可以说是这样一些孩子——智商较高，思想较浅；自视较高，实际生存的社会能力较弱；被成人社会看待他们的误区宠得太“自我”，但他们的“自我”往往一遇具体的社会障碍就顿时粉碎……
说到底，我认为，我们成人社会应向他们传递的是这样的意识——学生还是应以学为主。不要分心，好好学习。至于谁该对国家更有责任感，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年人。责任，包括附带的那份误解和沉重……
“文革”对文化进行了空前的几乎是彻底的扫荡之后，在当年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发生了些什么现象呢？
首先是——“文革”的“旗手”江青自己，最耐不住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的空前寂寞了。
江青自己当年却要看美国电影。比如《冷酷的心》，比如《海盗》，比如《飘》。在很秘密的地方看，拷贝是用美金从香港买的。
“文革”的文化及文化现象，说明了好几条接近着真理的社会事实。
比如——在任何时代，文化的享受都同样是分等级的。在政治时代是政治特权，在商业时代是金钱。
比如——文化艺术其实是根本扫荡不了的。想要实行“三光政策”的人，自己首先注定了比老百姓更耐不住文化艺术空间空白的寂寞。
比如——老百姓有一种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们能够非常具有创造性地满足自己的娱乐。实在没了条件，连压制他们娱乐权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们以娱乐的方式去对待。
比如——政治一旦被娱乐化，政治就开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权威性也就开始瓦解……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而且后来几乎是在贫病交加，终日以冻高粱米饭团充饥的情况之下完成传世名作的。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确信，倘雪芹的命运好一些，比如有条件讲究一点饮食营养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多活十年。那么也许除了《红楼梦》，他还将为后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遗产……
全世界一切与苦难有关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优秀之点首先不在产生于苦难，而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苦难。
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从来不是文化和艺术必须要求他们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难一样，首先是人类不幸的一部分。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路，那么，“走向美国”的路，显然也是一条商路——“走向美国”的中国人，销售的已不再是丝绸，而首先是自己。这说起来有些通航，但几乎接近着事实。
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其艰辛(还往往一路险象环生)是在走着的时候；今天“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其艰辛却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后。
中国文字太丰富。有些字几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逸”宇。我总觉得是一个有仙气的宇。是的，不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而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仙。那么，神抵和仙人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也说不大明白。可能仅仅在于气质的不同吧？凡人遇到了神，不管是大神还是小神，心中都会生出敬畏吧？但仙一般都是不严厉的。仙是慈祥的。比如八仙中的任何一位，仅从形象上看，似乎也都是愿意和好人交朋友的。仙一般是不故意摆出神的架子的。所以神女和仙女，似乎也历来是传说中的两类不同的女性。神女往往以尊贵的形象而现于世。仙女则不同，仙女看去都是平易近人的。
无论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任何历史阶段或任何时代，它都根本不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将美的事物判断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过来，将丑的事物，判断为不丑的，甚至美的。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涂面的。少女尤其不涂面。被认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涂面。几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涂面。而又几乎一向是在即将投入战斗的前夕。少年一旦开始涂面，他就从此被视为战士了。成年人们一旦开始涂面，则意味着他势必又出生人死一番的严峻时刻到了。涂面实非萌发于爱美之心，乃战事的讯号，乃战士的身份标志，乃肩负责任和义务决一死战的意志的传达。当然，在举行特殊的庆典时，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们一样涂面狂欢。但那也与爱美之心无关，仅反映对某种仪式的虚诚。正如文明社会的男女在参加丧礼时佩戴黑纱和白花不是为了美观一样。至于以银环箍颈，实乃熔耀财富的方式，对于男人，女人是财富的理想载体。豆古如兹。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形，实乃熔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这与文明社会里的当代女人割双眼皮儿而不幸眼瞳发炎落疤，隆胸丰乳而不幸硅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可怎么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占世界人口几分之一的人类成员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集体地一直沉涸于对女性的美的错乱感觉呢？以至于到了清朝，梁启超及按察史董遵宪曾联名在任职的当地发布公告劝止而不能止；以至于太平军克城踞县之后，罚劳役企图禁绝陋习面不能禁；以至于慈禧老太大从对江山社稷的忧患出发，下达懿旨劝禁也不能立竿见影；以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作“劝不缠足文”更是无济于事；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则竟要靠罚款的方式来扼制蔓延了——而得银口八九十万两，年三万万两。足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钱是可以被罚的，女人的脚却是不能不缠的。
美女绝非某一个男子眼里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几乎是一切男子眼里的美女。他人的贬评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嫉妒、虚荣、无知、贪婪，却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认的客观美点大打折扣。
美是大的脸庞上的笑靥。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绪，以便感觉到它。
在某时代和某社会阶段，体制弊端多多，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天上地下，社会财富的配置极不公正，一类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了解得特别清楚，于是发出批评乃至批判的声音，那是多么正当又正常的呢？倒是缄默显得很不正常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可笑。倒是诱导知识分子改变这一角色的言论，无论多么的时髦，本质上是动机可疑的，有时甚至意味着是一种乔装了的反动。知识分子(当然指你所说的那一类)不需要那一种言论的诱导。
知识分子无非这么几类：一类由于长期的职业特点，几乎与世隔绝，埋头致力于专业，对社会丑恶现象知之甚少，也根本不想多知道；一类其实知道的并不少，亲历亲见的也很多，但吸取经验教训，明哲保身，避而不谈，保持大智若愚的沉默；一类看到了，知道了，相当清楚地了解了，于是就要说。别人认为自说，自己也还是要说，非说不可。有时甚至会拍案面起，大声发出呵斥……
这三类知识分子，所以这样，所以那样，乃是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甚至不同的性情所决定的，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就随各自的意愿去做为好。
“文如其人”——此话于散文，更有普遍性。于小说，可能恰恰反过来。小说描摩外部世界，散文则如心泉流淌。想丝毫也不汇人其人的本色，须高超的文的技巧。我绘自己定的原则是——文章不妨泼辣，不妨激烈，不妨棱角鲜明，这汲什么不可，也不算大的毛病。但为人则须温良敦厚，宽忍谦和一些，这也不是“人格分裂”。即或是，这种“分裂”于人于已于社会，也不构成危害。但若反过来“分裂”，那就太可怕了……
一个自私、倔狭，特别嫉妒、虚伪面又心理阴险之人，他理智地活着，对别人是很可怕的事。他率性地活着，对别人也是危害极大的事。
第一，眼前的生活，尤其我们中国人眼前的生活，在我看来并不怎么诗意化。第二，真和美，可作判别自然物及一切人的身外之物的标准。但二者之间加进了一个“善”字，则就主要是评说人心的标准了。依我看来，人心中缺少“善”，则人言行必虚妄，则美人，也不美矣，对人类的心史而言，无善便无美。人类诸美德，皆是“善”这株万年大树上的果子。第三，生活对人的教训也往往非是你说的那样。往往好东西并不平均分配，往往坏东西太相对地集中在某些不幸的人身上了。比如贫穷则失学，则健康没有保障，则不能成为知识者，则就业机遇少，则承担不起意外灾祸……所以人类一直在干预生活，使人类的社会变得对更其广大的人都有幸福可盲……
美女有能力使自己的心灵也美。但一个心灵很美好的人，却无法使自己的外表也变得漂亮。有句歌词唱的好：“虽然我不美，但是我很温柔”。古人也有句话说的好——“桃花面，蛇蝎心”。外表和内心，都统一于美，固然好。不能统一，心灵自觉向美的方面完善，也好。
生命的含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本就包含着责任。对父母，对儿女，对友情，对爱情，对工作……林林总总的责任使生命充实，有本能的活力。完全没有责任内容的人还算生命吗？凭什么别人对你尽了责任，而你幻想逃避一切责任。我不认为责任是生命的苦役。但生命有时是相当脆弱的，一己的能力也往往是徽不足道的。种种的责任集于一身，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样的生命就太可悲了。
我怀疑现存的有关人类起源的教科书内容。
我确信人类的最终归宿是地球毁灭。
我认为科学在造福我们人类现时利益的同时，肯定也在加剧着地球的严重祸患。
很久以来，我总有一个疑问——我们人类在物质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方面，要求是否越来越病态，越来越背离人性，越来越走向着反面了呢？……
外国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将蚂蚁放人杯中，哪一只往外爬，以烟头烫哪一只。三百次以后，皆不复爬也。而有的蚂蚁，其实并不曾往外爬过，故也不曾被烫。但别的蚂蚁的体伤似乎使它们明白——选择某一方向是不可取的，不明智的。外国科学家们断言——它们的下一代，也将不同程度地接受这种变聪明了的遗传。这在动物学界叫作本能退化。人是何等聪明的动物！人不需要三百次之多的教训。再愚矗的人都不需要这么多次的教训才能总结经验，人只需要几次教训就足够了。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思想者，依然缺乏针对当代进行思想的勇气。或者，准确地说，依然在采取这样的方式迂回曲折地表达思想——即求助于对历史的澄清、分析、反思、再认识，间接地、缩头藏尾地体现对当代的思想认识。这使当代的思想者们的思想、技巧性远远高于实际上的思想价值。有时甚至将普遍的人们早巳达到了的思想认识，反复地靠技巧包装了不厌其烦地诉诸于世。故往往将思想淹没于技巧了。
我认为，在一切民主国家中，不再能产生所谓政治思想家了。民主使人类的全部政治思想画上了休止符。在目前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也不再能产生什么政治思想家了。因为如果他拒绝之，他岂配妄称思想家？若表示接受，那么又将发现，许许多多的人比他更欢迎之。故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在没有民主的地方传播民主罢了。
民主不但结晶了人类几乎一切的政治思想成果，也解决了人类大部分的人文思想之探究。所剩的思想空间已相当有限。这也是近当代全世界都难以产生思想家的原因。科技依然在迅速发展，人类的思想却似乎处于半休眠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思想的萎缩，更不意味着傲情。恰铬相反，而意味着一种难以再超越的成熟。
人类在教育制度方面，似乎目前还没想出比考试更公平的方式。考试的制度，显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但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乃弊端最少的方式。
中国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年的初中生高中生，因而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却并不相应地是世界上大学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前提。此前提决定了，每百名中国儿女中，仅二三名高中生最终能进人大学校门。主要不是他们和她们的智力问题，而是现有的大学最多只能吸纳百分之二三。
中国目前出高考题之首要的、最终的目的，捅破窗纸说亮话——乃为大面积地、有效地杀伤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中国儿女升学的可能性。排除许多省份的穷困地区教育质量确实普遍低下的因素，高考题所要杀伤的人数，估计仍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杀伤率每年不能低于这个比例。倘低于这个比例，则必出现有许多学生的考分虽过了高考分数线，但全国各大学人满为患的局面。
这个局面是万万不能出现的，万万不允许出现的。因一旦出现，简直无法解决。现盖大学是来不及的。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世纪末，它的显著的特点是——许许多多种从前由许许多多人从事的传统的工作正在消亡。而时代所派生出来的新行业其实只需要极少数人从事就迅速饱和了。这也就是说——社会并没那么许多工作提供给许许多多的人去干，这许许多多的懵懵不知所从所适之人，注定了首先是许许多多的高考落榜生。我认为，在中学，在高中，在“应试教育”的驱使之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教条化，似乎是尤其突出的。初中高中语文教师们的教学主观能动性，似乎被限制到了基本没有发扬余地的程度。教师不得不理循“应试”模式及考分标准而教，学生不得不为“应试”和考分而教条地理解，教条地死记硬背。学生学语文的主观能动性和兴趣，往往惨遭涤荡。现象乃是——考分高的文科初高中生，未必是语文实际应用能力强的学生；面对语文可能具有天性潜质的初高中生，其潜质往往也许备受压抑，并且难以通过语文考试得到充分的证明。
我认为——我们人类聚集限前财富的欲望是太贪婪了。某些科学的成果，太功利主义地被当成人类现阶段的摇钱树了。科学不是预田地球还有很久很久的生命吗？怎么我们人类目前占有地球财富，用科学的手段超前超量“透支”地球财富的贪婪性，例好像地球会随着我们当代人类的生命一同完结似的呢？
我们当代人类的这一种贪婪性，似乎意味着，我们染上了一种病，那就是——多多占有，及时行乐。而科学的某些发展，似乎成了帮助我们多多占有，及时行乐的手段……
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宇，在中国成了讳莫如深之词，甚至成了羞于言说之句。我们的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地大遭白眼。
而我是非常敬仰崇高的。我是非常感动于崇高之事的。
我更愿将崇高与人性连在一起思考。
我确信人性是由善与恶两部分截然相反的基本内容组成的。若人性恶带有本性色彩，那么人性善也是带有本性色彩的。人性有企图堕落的不良倾向。堕落往往使人性快活。但人性也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升华使人性放射魅力。长久处在堕落中的人其实并不会长久地感到快活。面只不过是对自己人性升华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信心，完全绝望，这样的人十之七八都曾产生过自己弄成自己的念头。产生此种念头面又缺乏此种勇气的堕落者往往是相当危险的。他们的灵魂无处突围便可能去伤害别人，以求一时的恶的宣泄。那些在堕落中一步步滑向人性毁灭的人的心路，无不有此过程。
但人性虽然天生地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人类的社会却不可能为满足人性这一种自然张力而设计情境。这使人性褐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处于压抑。于是便有了关于崇高的赞颂与表演。如诗，如戏剧，如文学和史和民间传说。人性以此种方式达到阁接的升华满足。
祟商是人性善的极至体现，以为他人为群体牺牲自我作前提。我之所以确信崇高是人性本能，乃因在许多灾难面前，检恰是一些最最普通的人，其人性的升华达到了最最感人的商度。
一个极端政治性的国家，一般不太可能“自然而然”地过渡向正常的经济时代。因为当国家一旦祝政治为灵魂，政治必不甘于其灵魂地位的被取代，必顽强地干预国家向其他原贝口的过渡。当然，这里指的是专制的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不幸的是，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国家。过渡既然难以顺利，“转型”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某些与中国类似的国家的“转型”，说明了这一点。
所幸中国的“转型”较为乎稳。我们几乎果断地转了一个直角弯，但是中国没有因而折断。
我想——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僧怨、敌意、细碎介梗，就显得非常小气、浅薄和庸人自扰了……
美国式的幽默，是一种完全放松的，随随便便的，大大咧咧的，有时甚至故意显得粗俗的幽默。它的机智不是那种“专业”性的，而是“脑筋急转弯”式的。它的俏皮不是那种“秒龙”性的，而是“茶馆”式的。它有时故意粗俗，便仿佛是在间接地声明——别视我为什么人物。我和你一样，生气了也骂“他妈的！”
美国式的幽默，像中国的大碗茶，像中国的“二锅头”，像中国的大众小吃，像“T恤衫”，没派头，谁穿了都合身。
归根结底，美国式的幽默，更是平民式的幽默。中国是个平民阶层庞大的国家。美国式的幽默在中国业已占领了广阔的市场。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被幽默地甚至黑色幽默地对待了，真是要使中国人格外严肃起来倒是不太容易了。好比在马戏场上演出的熊，一旦它玩上瘾了，它就一味儿地那么玩，根本不将驯兽师的口令当成一回事了！
这种情形，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幽默……
我觉得，记忆仿佛棉花，人性却恰如丝棉。
归根结底，世间一切人的一切记忆，无论摄录于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亦或聚焦于千般百种的小情节，皆包含着人性质量伸缩张弛的活动片断。否则，它们不能成为记忆。大抵如些。基本如此。而区别在于，几乎仅仅在于，人性当时的状态，或体现为积极的介入，或体现为深刻的影响。甚至，体现为久难愈合的创伤。
这一种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好感，非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过的人，是不太能认识到的。宽敞而豪华的客厅里，往往容易产生的是对中国老百性所谓“劣根性”的痛心疾首和尖酸刻薄。甚至，容易从内心里滋生轻蔑。
它从反面给我们一种启示——人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目光，如果在需要温良之时从内心里输向限中一缕温良，倒或许会使目光中除成熟而外，再多了一份豁达。而深刻和犀利与豁达相结合，似乎更可能接近世事纷经的因果关系……
人性原本非是什么厚重的事物。
人生的本质是柔韧软暖的。
怀旧，其实便是人性本能的记亿。
好比年轮也意昧着是树木的记亿一样——想想吧，若树木亦有情燎，它们那一日田细密的年轮，该录下了它们所经历的多少故事呢？难道，它们会忘记曾是幼树时遭遇过的某一场大风暴吗？会忘记曾被折断过核檀时那一种瘫楚吗？会忘记育林人为它们流过的汗水对它们的保护之恩吗？……
怀旧，便是人性这样的一些记忆啊！它的本质就是缠绵于心灵中的一缕情愫，与思想和理念是并没有多少关系的。
怀旧的情馏是那么的丰富，我敢说，几乎包括了人性的全部内容和侧面。思乡、念友、缅亲、恋物、感时叹岁、回顾以往……人性在怀旧之际，总是显得那么的温良。
不要相信那些宣布自己绝不怀旧的人的话。他们这样宣布的时候，恰恰道出——过去之对于他们，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
据我想来，如果一个人真的根本不曾怀旧过——那么似乎足以证明，他或她的人性质量是相当可疑的。是的，是人性的质量可疑，而非是人生的。因为不管多么艰难的人生，并不意昧着同时便是绝无温馨情愫的人生。事实上恰恰相反，温馨情愫相对于艰难人生，更是值得珍视值得回忆的啊！
中国人从前的“怀旧”人性是很受压抑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不太敢怀旧了，那可能会从政治上被斥为“怀念旧社会”。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人对怀旧二宇也是心理暖昧的，那可能被讽为对极左年代情有独钟……
没有老父亲老母亲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好。特别的不好！我宁愿要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而不愿以永失父子母子的天伦亲情，去换一份儿卸却沉重的轻松。于我，其实从未觉得真的是什么沉重，而觉得是人生的一种福分。现在，设法再享那一种福分了！我真羡慕父母健康长寿的儿女！
近来我总在想——大约人命弥留之际，十之八九的人，电影倒叙般回亿的，只怕汇总了便是人生所历的亲情、友情、爱情了吧？我相信，包括伟人也必如此。难道有谁临终前，抓紧人生最后一点儿时间回亿的竟是他的赫赫伟业吗？我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最大的收获便是——悟到每个人一生的二三万个日子压缩了，其纯粹属于人性真本的部分，无非值。当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政治家例外。我们不是，不与之比。保尔说——“不因碌碌无为而忏悔……”此言其实大谬。劳劳众生所历皆可曰之“无为”的一生。“无为”的一生也免不了“碌碌”。现代社会，不“碌碌”面生“碌碌”而死者几许人？但其人生只要压缩了有总量可慰的亲情、友情、爱情，我想也就投什么仟悔的。故我让我笔下的保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庆幸，我也爱过……”
春节前我将独自回哈尔滨去，将我可怜的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出，陪他度过春节。五月份，春暖花开，我要陪他在国内旅游一次。之后与哥哥同回北京。我的打算是，待儿子上了大学。我在京郊买套小小农宅，与我的哥哥去生活。种花菜，事稼稻，读书，写童话，过我一直所向往的玄静谈泊，无所屈挠，保性存真的日子，了此余生……
那时，倘你们夫妻来北京，倘去郊区看我，我将策驴车以迎接，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放心，倒不至于让你们吃小米饭。一顿乡间酒宴是必要的……
朋友，莫以为我因某种失意而心生消极遁世之念。非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我喜欢乡村生活，觉得乡村生活更符合我这个具体之人的人性拥抱罢了。由自己的意愿而打算自己的人生，只要不涉嫌罪恶，无论那人生是别人眼里怎样的，于自己其实都是积极的、乐观的、进取的一种态度吧？读罢雨果的小说再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区别显明，有如摆脱了解说员参观展览。雨果的小说像博物馆，有他这位滔滔不绝的“解说员”比没有好；《包法利夫人》像画展，福楼拜识趣又明智地隐起来，一切印象全凭我们看后得出。尽管区别是如此的显明，但我并无褒贬之意，坚持认为各有千秋，各呈异彩。
就社会认识价值而言，现实主义对岁月的穿透力每高于浪漫主义；就审美意义而言，浪漫主义对人心的慰藉作用，也往往是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忽略的。二者的结合，依我想来，不一定非求一部作品的兼顾。文学的河脉总体上互补着，也就足够了。而且，排除文学潮流某一时期的弃彼扬此，我们得承认，它其实一直是自然而然地，无需引导地互补着。总体的文学本身，也其实一直具有着“内调”的功能……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处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依我想来，“孝”这个字，的的确确，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许，日本有相应的字，韩国有相应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来，大约因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渗透有关吧？西文中无“孝”字。“孝”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的一脉文化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强调只有中国人敬爱父母，西方人就不敬爱父母。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大多数都是敬爱父母的。
这首先是人性的现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现象。
再其次才是伦理的现象。
再再其次纳入人类的法律条文。
只不过，当“孝”体现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相当“中国特色”的现象；体现为伦理，确乎掺杂了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而体现为法律条文，则便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原则的捍卫了。
一个具体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丧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这时的他或她，就特别地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了。当然，这种义务，这种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最应由他或她的儿女们来完成。正如父母照料、关怀和爱护儿女一样，也是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源于人性的自觉，便温馨；认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种无奈了。
人一旦处于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的状况，人就刚强不起来了。再伟大、再杰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辈子切。强的人，也刚强不起来了。仅此一点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样的。一切人都将面临这一状况。
故中国有“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一句话。
这不单指老人的心态开始像小孩儿，还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态。
倘我们带着想象看这个“老”字，多么像一个跪姿的人呢？倘这个似乎在求助的人又进面使我们联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又怎么能不心生出大爱之情呢？
那么这一种超出于一般亲情之上的大爱，依我想来，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们似乎能看出中国人创造文字的一种人性的和伦理的思维逻辑——一个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别需要关怀和爱护了，没有人给予关怀和爱护，就几乎只能以跪姿活着了。那么谁该给予呢？当然首先是儿子。儿子将跪姿的“老”字撑立起来了，通过“孝”。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
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
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推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
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
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
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
母爱是母亲的本能，这一点已经是人类公认的了。
这本能之无私，往往是惊心动魄的。
几年前我曾谈到过一篇国外的报导——在地震中，一位母亲和她三岁的女儿同被压在房舍的废墟之下，历时七天七夜。环抱着女儿，母亲心想——我死不足借，但是女儿当活下去！
由这一意念的支配，母亲咬破了自己手腕，吮自己的血，时时哺于女儿口中。七天七夜后，营救者们挖掘出这母女时，女儿仍面有血色，而母亲肤自如纸，奄奄待毙。
但她微笑了。
她说：“我的女儿有救了。”
这是她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完这句话，她就死了。
但母亲，却最怜爱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儿女或呆傻，或疯癫，或残疾，或瘫痪，或其丑无比，面目非人，人间许许多多的母亲，都是不嫌弃的。倘那是她惟一的儿女，那么她总在想的事几乎注定了是——“我死后我这可怜的儿子(或女儿)怎么办？谁还能如我一样地照料他，关爱他？”倘那非是她推一的儿女，她另外还有几个有出息的儿女，不管他们表示将多么的孝敬她，不管他们将为她安排下多么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她的心她的爱，仍会牢牢地拴在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身上。她会为了那一个儿女，回绝另外的儿女的孝敬，向期待着她去过的幸福生活背转了身，甘愿继续守护和照料她那个最“没用”可能同时还最丑陋的儿女，直至奉献了她的一生，无怨无悔。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科技落伍，使我们虚弱的民族自尊心，只能引导我们的目光去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代，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得安慰……
的确，我们落后得太久了！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项代表国家先进程度的指数表上名次靠后……
但，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当代性的骄傲，值得我们足以自豪地面对世界大声说——看，我们中国的！同时是世界一流的吗？！
我想说——中国人，别太自卑，我们有的啊！
那就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兵！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呀！
国内女作家们的文字，我个人认为，普遍而言，似优于男作家们。起码，给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精心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忆，以及残雪、陈染等，都是文字极有特点的女作家。
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过来呢？
要知道，中国文学中，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要知道，英国的历史中，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
又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起码从前是这样的。
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于休闲的同时，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
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六十年代以后的日本人，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
显然，武侠小说的“文学气质”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扬民间正义的。
显然，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气质”是一种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气质”。是协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恶，破坏刑事阴谋的。是称颂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们从克莉斯蒂的小说，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显得经验不足罢了。
在旧时代，人心向往武侠，向往清官。有道是：“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武侠代表了人们的向往，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茶馆里，大侠一剑挥去，威而恶者人头落地，听书的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好！”
读克莉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阑，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克莉斯蒂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我们的记忆竟是这么的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忘记我们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里所体会的那些欢乐，那些因欢乐的不可求而产生的感伤，如同小学生忘记老师的每一次课堂提问一样……
中国人盼望春节，欢庆春节，是因为春节放假时日最长，除了能吃到平时汲精力下厨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时舍不得花钱买的美酒，最主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时难以体会得到的那一种温馨，以及那一种生活中难忘的甜呀！
那温馨，那甜，虽因贫富而有区别，却也因贫富而各得其乐……
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杨自劳在大年三十夜仅仅为喜儿买了一截红头绳，喜儿就高兴得眺起来，唱起来……
一个人，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或她多么了不起，多么有作为，一旦到了晚年，一旦陷入对往事的回亿，春节必定会伴着流逝的心情带给自己某些欲说还休的惆怅。因为春节是温馨的，是欢悦的。
那惆怅即使绵绵，亦必包含着温馨，包含着欢悦啊！……
金庸代表文学的一种功能，雨果代表另一种，林语堂代表第三种，而鲁迅代表最特殊的一种。市场经济更适合文学的诸种功能共存。所以市场经济不是文学的末日。作家应有重视任何一种文学功能的绝对自由。这样才有利于“百花齐放”。
那一种有时很荒谬的多义性，使我自小对“机关”二字心存惕悸。对被指称“机关”的地方，往往避之推恐不及。
自小常从武侠小说中谈到“暗道机关”四个字。
“机关”二字此处又指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错损人利己的狡诈。
“机关”二字既有以上的含意，与“机关”二字连在一起的人和事物，不是就也荒谬起来了吗？
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人的观念所反对和拒绝和排斥的，其实恰恰是人的娱乐要求人的官能所需要的。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只要那娱乐的要求并不低俗，观念让步于官能，并非什么可耻的事。
官能渴望吸毒，观念抑制官能，在类似的情况下，观念的坚定才是可敬佩的。反之，观念的顽固是令人不偷挟的，甚而是令人讨厌的。
一个自然的社会，是允许多种观念存在的社会，同时，是尽量满足人的多种娱乐需要的社会。
而娱乐的本质是为官能效劳，不是为观念服务的。
人类社会毕竟需用观念制约某些事物——但受此制约的事物，非越多越好；相反，越少越好。
越少，人越活得自然。
承认自己们在“文革”中是清醒着的、丑陋的可鄙的行径，是在清醒着的状态下发生的，比承认是在疯狂的状态下发生的需要更大的勇气。
却也更接近着“文革”的真实……
“左”是什么？“左”是怎样形成的？“左”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其实说来简单。
当时代需要某些人士的某种表态时，某些人士举起了顺应时代的表态的旗帜，此时他不左也不右，他只是在支持他认为的正确而已。
但是他假如由此得到了一套大面积的住房，他手中的旗帜因此举得更高，宣言的声调更高，这时他的支持热忱其实已开始脱离当时的单纯。
如果他还想拥有一辆车，还想坐到一个什么官位上去，还企图获得来自于更上边的青陈，总之还要讨到更大的实惠——如果他内心里揣着如此这般的许多私心杂念而蹦起高儿挥舞他手中那表态的旗帜，而喊破了嗓子表明他的支持和拥护，而由表现变得表演起来……
那么是否也是一种“左”呢？归根到底，“左”的原动力是不遗余力的自我标榜，所要达到的是个人目的，所要实现的是个人功利。
这么看问题，无论从当年拥护“大跃进”的人和今天自我标榜“改革派”的人身上，都同样可以看出“左”的马脚来。
近年我看的表演也实在太多了——从某些自我标榜的所谓“改革派”身上。
他们是“左”还是“右”亦或别的什么呢？……
女人是时代的细节。
往往，在被男人们所根本忽视的时代的褶皱里，女人确切地诠释了时代的许多副主题……
如果，男人们已使时代越来越像戏剧了，那么，女人们作为“细节”，请使时代有些文学性，有些诗性吧！
起码，请使它像音乐MTV吧！……
北京的一切大学，当然也和首都北京一样都是有名的。这一点你跟外省的，尤其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的农民很难讲得清楚。毕竟，近十年农民的儿女考上大学的多起来了。但你若告知他们自己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们则就不免的顿时对你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起来，仿佛你作为父母的身份，在他们面前立刻变得高大了。他们道贺的话语中，甚至肯定会流露难以掩饰的羡慕，甚至不无嫉妒的成分。似乎你和他们，已是不同的父母。似乎你和他们之间的父母身份、父母地位，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以后根本不可逾越的差别。在他们那儿，意识是这样的——全中国的大学只分为两类。北京的一切大学概属一类，其它省市的大学皆二类……
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们，除了嘲笑的权力，其它权力都是用得不好的。故他们每将嘲笑的权力当成椎自己们才配拥有的特权，而且一有机会就滥用一下。在嫉妒之后，公然嘲笑使自己们心里产生嫉妒的人，不仅对大学生们，对任何别的人也都是大大的快感呀！我们几乎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是可以称女士的，而只对又年轻又靓丽的女人才称女郎。
她发现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能彻底掩饰起自己对某人或某事的真实心理。因而在各种人的各种心理纷纷呈现的场合，她的第一个本能是立刻避开。她明白别人掩饰不了的，其实自己也掩饰不了。她十分害怕自己的心理暴露在自己的脸上，像一份张贴了的考卷一样公布给别人看。
她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上了大学也许并不像她是高中生时所想的那样，是什么人生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人一自信，本无气质也有气质了……
大学一年级，对于普遍的新生，似乎意味着是经历了高考“黑七月”之后的一次长期的休假。每一个同学的状态，都是自升人中学以后最放松的。好比非洲草原上的角马们，经过千李万苦的长途奔涉以后，来到了水草肥美的地方。
与其受诱惑，莫如远避诱惑，不接近它们，不去想它们的存在。
有些话，是不能实说的。
伊索的寓言也可以换一种讲法，狐狸终于吃到了那串表面看起来非常诱人的葡萄，但一吃到嘴里就立刻连连往地上吐，还说：“果然酸！果然酸！看来表面诱人的葡萄确实不见得一定是甜的！”
女人光凭点儿小姿小色聚敛一百万还行。一千万也有可能。一个亿可能性极小。
当厄运突降在朝夕相处的别人头上，除了是敌人和仇人，普遍的人性，都会显出善良的一面。因为生命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使每个人都由对别人的怜悯而想象自己战胜厄运的可能……
在情欲横流和物欲横流之间，他们若不趁着她们的心思设流向后者之前亲爱她们，更待何时？等她们到了社会上，等她们的前一种心思变得理性了，等她们的后一种心思变得炽烈了，还有他们亲爱她们的机会吗？他们又能以什么贵重的东西做亲爱她们的资格和资本呢？而女生们的想法则是——离开了大学校园，社会上哪儿还有地方向自己提供如许多的亚当供自己选择实习爱情呢？大学校园里的亚当们的优点是浪漫——他明知你并不真爱他，明知你只不过在通过他实习，但却宁愿想象你是真爱他，宁愿配合你实习之——他们要一个吻一次拥抱做回扣的现实态度，远比要什么真爱更迫切。
一对对的恋爱实习生中，十之七八也只不过是在排练爱情。
脱贫在中国特色的理论上有百种千般的办法。但是对于穷困的农民，那些办法又往往的那么远离实际。
什么办法能使自己的家庭每个月多三五百元收入？而且长久，而且无比可靠，而且无风险？
这样的办法就是支持自己的儿女上大学。
百万穷困大学生毕业以后，如果就业颇利的话，就几乎等于中国有百万个穷困人家从而脱贫呀！
哲学如果不能指导具体的人生，哲学有什么用？我的哲学头脑告诉我，哲学的母体不是别的，正是钱。亚里士多德和拍拉图那种不为钱而为人类贡献思想成果的人，据我看来在地球上早巳绝种了。克隆都克隆不出来了！因为根本没有那样的基因了！……
她希望有人支持她的人生决定。有人支持，她才能自信她的人生决定是正确的、合理的，值得一往无前去实践的。她心理上才没障碍。
在世纪的最末一页，似乎每个人除了自身的命运，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再也分不出心思，再也不愿分出点心思关注他人的命运他人之事了……
中国人之人心，空间是开始明显地变小了。正如患脑血管心血管阻塞的人越来越多。
拒绝善意也是一种娇气！
怕自己的心长久地被内疚咬住了不松口。
女人一旦因为自己的情意不被重视生一个男人的气，她也就等于端起了一碗爱的糖水，随时准备畅饮了。
她整个人都似乎焕发着能烘暖男人心的温柔，和足以使男人心猿意马想人非非的抚媚了。
普遍的男人，其实都不敢以欣赏一个女人的目光大胆地久视她。这使她自己也每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
中国之革命的成功，其实主要是依赖了千千万万他们那样的人的参与。他们理念的简单，使中国之革命付得起一次次惨重的代价；他们动机的纯洁，使中国之革命在历史上显得无与伦比的崇高伟大。他们简单又纯洁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使中国之革命的洪流不可阴挡浩浩荡荡一往无前。
她拒绝，乃因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乃因她本能地需要一份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对丈夫的回忆，乃因她觉得那样的一份回忆，意昧着是丈夫遗留给她的宝贵的私有财产。她怎么会愿将自己宝贵的私有财产公开于人呢？
那是崇拜英雄的年代。在那些热烈、真诚，又人心亢奋火燥的日子里，她独自地、默默地、难能可贵地清醒着。以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深情怀念而清醒着。
看来感激也是件很累的事儿呢？但是被感激显然更累啊！
荣誉和钱一样，虽然是好东西，但得受之无愧！
大多数人一过六十岁，尤其大多数女人一过六十岁，就都变得没太大区别了。
大概是由于他那种落魄名人所竭力自保的穷酸猖士的风度吧。还有几句颇口溜形容他——远看是个讨饭的，近看是个捡破烂儿的，细看才看出是个画画儿的。
人在行善之时，离菩萨就极近了。行善是菩萨给人的机会。菩萨不但给了你修好行善的机会，还暗中助你。
烟是女人自卫的武器之一。
好色的男人不太敢对会吸烟的女人轻举妄动。他们常觉得吸烟的女人不太好对付。
一般而言，一个未婚女子即使为一个未婚男人失身了，“恨死池了”这句话也只不过就是恼其薄情寡义罢了，是并不包含有“羞”的成分的。以未婚悦未婚，在女子们想来，前提似乎总归是“平等”的。倘若那男子若是已婚的、有家室的，则无论是他设法儿预先“声明”，还是她自己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在女子们想来，事情仿佛便有了本质的区别似的。这时“根死他了”这句话，则便肯定要包含有“羞”的成分了。以未婚悦已婚，哪怕是两情洋洋互悦，哪怕是她一心取悦，似乎就都是前提不“平等”，感情上很吃亏的事了。再开明的女子，都是免不了要这么和自己较劲儿和男人过不去的。这一不“平等”前提之下的一拥一吻，仿佛都证明了女子的单纯男人的卑劣似的。这时女子的羞恼，往往又显得那么的胡搅蛮缠无道理可讲……
豆荚里的豆子都是差不多的。但人心里的爱却是各式各样的。
“女孩儿”这一种模糊的说法，已经具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儿。
当年的女孩儿真不幸。她们是女孩儿的权力被剥夺得太早了呀！被时代的手掌一推，就狠糟里槽懂的，狠不情愿的，也狠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直接从女孩儿变成了所谓“大姑娘”！她们如花季的少女阶段，被大人们颇不以为然地，像裁缝剪掉衣样多余的边角似的，胸有成竹地一剪刀就给剪去了……
谎话的“利息”是最高的。正如所谓“驴打滚儿”的利息。到后来那利息也就远远商出了前账本身。每一次新的谎话确实能把人从难堪之中“拯救”出来，但接下来你立刻便会陷入债台高筑的一筹莫展……
谁说人不应该嫉妒朋友呢？不应该的事这世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而嫉妒朋友的人也几乎在一切人群中都存在着。那一天我体会到了嫉妒自己最好的朋友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我想它肯定比嫉妒敌人要强烈十倍，引起的痛苦也要剧烈十倍。
理性超前地在我少年的心里结霜。
那是自己对自己的明智，也是自己对自己的冷漠无情……
十八岁的我仅三次握过女生的手。那感觉后来沉淀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对一个姑娘的印象的化石……
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我的初恋穿插进别人的初恋中，好比鸽子错落在别人家的窗台外。我只有朝很远的地方飞去了，但我会记住那别人家的窗台。
人有按照自己的愿望靠自己的天赋选择职业的权力。
有些权力，后来的时代还可以重新还给人。
但是另一些权力，显然的，在人年轻时被剥夺了，也就等于终生被剥夺了。
自知是盾，赞美是矛。但若用赞美这柄矛刺自知这块盾，则几乎，不，不是几乎，则一概地没有不被刺穿的。从帝王到庶民，从圣人到小人，都同样地经不起赞美。相对于赞美这柄矛，自知这块盾往往都像是画了蒙人图案的纸板做的。
我被出卖了——这一种意识像误食了一大口芥荣的感觉。吐已经晚了，芥菜被唾液所稀释，大部分咽下去了，其辣直冲脑顶。
钱对一个家庭如果太重要了，这个家庭就设法儿不充满与钱有关的琐碎又庸俗的内容。
他觉得钱具有某种非常邪性的魔力，人一旦内心里开始总寻思它，那就会对别的任何东西丝毫也不感兴趣了。
即使出于好心，多事儿的下场也往往是落埋怨。
小人和好人的名字，后来渐渐的都忘却了，心中仅存着些永久的伤痕和不明所以的人生温馨罢了。那位校长是他近年又有幸逢识的好人。他和好人已经久违了，他常想对方可能是他此生所逢所识的最后一位好人了。他要求自己永远牢记住对方，到死那一天也要祈祷上苍保佑好人一生平安。但是他再也没去见过对方。
人长大了意昧着能够看穿某些事情的真相了，而人成熟了则意味着明明看穿了也不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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