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2]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所以，不要做这种定义。斯大林做列宁主义的定义[3]，是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季诺维也夫[4]等的斗争中产生的。那时候在俄国，有马克思、列宁的影响，还有季诺维也夫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所以要那样提。马、恩、列、斯在中国的威信很高，中国不发生这种问题。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5]，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直到苏联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斯大林还是这样谈问题，因为苏联在国内虽然胜利了，但国外来的干涉问题并未消除，现在仍然如此。估计形势，是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后取胜了才算胜利，中国革命也是一样。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应当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要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但同时我们不应当骄傲，从将来建设新中国来说，道路还是很长的，而革命战争的胜利仅是很短的历程，还只是事情的开始。

　　“毕其功于一役”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6]及十二月会议[7]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8]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9]，而不是向忠发[10]，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11]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翟秋白[12]的“调和路线”[13])，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14]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15]。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的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王明说:一个月可以。)这中间搬往北平的时间不算进去。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16]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这次二中全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不过，这种中央全会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讨论问题，较之一两千人的大会解决问题更好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共十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党委制”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里选入的是第三、四、五、六、九五个部分，文中的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2]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并写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

　　[3]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中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4]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苏联“新反对派”首领。一九○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参加一九○五年革命，一九○七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五年组织“新反对派”，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党。一九三六年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他的判决，宣布他在法律、国家和人民面前无罪。

　　[5]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十二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6]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7]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自称代表国际路线，发言中根本否认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的错误意见没有能形成会议决议。

　　[8]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从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10]向忠发（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八年七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年附和李立三推行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1]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领导红军继续长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四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12]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13]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年八月，周恩来、瞿秋白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九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精神。这一点后来被王明等人上升为“调和主义”、“调和路线”来反对。

　　[14]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15]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6]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