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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按：上海《青年报》有一个“青苹果热线”栏目，一度邀请我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读者们的各种来信。报社转来的信件，多数是中学生写的，这让我想起，我从初中开始读报，读的也就是这份《青年报》，而且，我也是在这份报纸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因此备感亲切。我乐于做这个栏目的主持人，也与此有关。我给青年读者们的回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该报集中发表，此后收到的来信就更多了。以前大家是写给报社，由报社转给我，后来则成沓成沓地寄到我的单位来了。我当然不可能一一作答，有时随手翻阅，也会顺便回几封。有几封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写来的，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大，我就花费较多的时间来写回信。 以下摘录的来信和回信，有些在《青年报》刊载过，有些则是首次发表。删去了每封信首尾的礼貌性、说明性词句，来信者的署名，遵照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写这些回信，大多在半夜，因此有了这个总题。 来信 余教授： 学生爱上自己的老师只是从书中看到的特别多，而我也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竞会落入这个俗套。 他是体育老师，年轻帅气，操一口正宗的北京话。他的课上得很棒，还常和我们一块儿玩耍，幽默可亲。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得很深，几乎天天都会想起他，有时一个人坐着发呆——整整一下午。向别 人谈起，得到的只是对那一份不成熟感情的嘲笑。于是只能自己救自己：给他写些永远也寄不出的信；在日记上记下心灵的点点滴滴；心里实在乱七八糟了，就干脆坐在黑暗中，放些很纯粹的音乐，让那超负荷的心灵尽情发泄。常常因此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我真的好无助，欲哭也无泪。 真不该那么早就尝试爱的感觉，特别是陷入这种暗恋兼单相思的痛苦。幻想和压抑都不能让我轻松好受些，难道必须任时间来冲淡一切吗？ 依叶 回信 依叶： 很抱歉，我先要给你泼一瓢凉水：你现在所陷入的状态，既不美好，也不深刻，很多少男少女都经历过，属于青春期的一种浮浅躁动，一般很快会过去，算不了什么事。 不要再写那些信和日记了，更不要在黑暗中边听音乐边胡思乱想了，因为你目前所经历的不是爱，只是一个傻孩子对异性的过分关注，事情做得越多就越傻，形式感越强则更傻。爱情，以两颗成熟心灵的交流为起点。体育老师什么也不知道，根本没有与你产生过这方面的交流；如果他知道了，请想一想，他怎么会爱上一个不好好学习、又没有长大的女孩子呢？在你这一方面，你其实连自己也不了解，怎么可能了解一个大人？ 打一个比方，你想游泳，但游泳池还在远方，你看见脚下有一个小泥潭，以为是游泳池，一脚踏进去了。 我看还是赶快跳出这个小泥潭，狠狠嘲笑一下自己，从明天起，好好上课，包括专心地上好体育课。二十年后，你再遇到体育老师，当众告诉他，当年我还给你写过很多没寄出的信，大伙必定笑作一团，包括你自己。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我在高中一年级时就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现在已经恋爱了一年多时间。在我们班级，差不多的情况还有四对。 但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对此一直反对，说我们这样做影响学习，还会带来不良风气，因此每次开会都批评，搞得我们烦透了。 恋爱是不良风气吗？我们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写爱情的作品，懂得了要用斗争来保卫爱情，你支持我们吗？ 陈晓铜 回信 晓铜： 爱情非常珍贵，不仅值得用斗争来保卫，而且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值得。 在这茫茫人世间，一定有一个生命特别适合你，她已经来到世间，等着你。为了找到她，你会经历很多事情，周游很多地方，终于如电光一闪，充分成熟的你找到了充分成熟的她，然后互相托付漫长的生命。 但我不相信，她，正恰就降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同一个班级，降落在高中一年级。那么巧，那么准，又那么早。而且，同样的巧事还发生了四对！ 当然，勉强说来，你们的交往也可算作初恋，但初恋毕竟是一个人的重大事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第二次初恋，你们大家难道就这么随意地集体打发了？ 今后有人问起你们的初恋，如果你们齐声回答是高中一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别人听了一定会大叫：不算，不算，把公式化的儿戏来蒙人，真乏味！ 我的这封回信也许会引起你的女友生气，好像我故意在拆散你们。其实，未经艰苦寻找的草率结合，对她也是不尊重。她和你一样，都有寻求深刻爱情的权利。 如果经历了人生坎坷，尝过了世间甘苦，突然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高中时的女同学，一谈之下情投意合，二谈之下心心相印，那就谁也不会反对你们的恋爱了。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进入高中以来，我无数次地哭泣过，为我的形象、我的学业、我的人缘、我的环境。我是个多余的人，就好像在黑暗中被别人遗弃了。我本以为读了高中会出现转机，可多少次的失败使希望和信心荡然无存。我也知道谁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成功，而我是根本就无法成功！没有秀美的容颜、没有聪颖的天资、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骄人的学业、没有一个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没有和睦温馨的家庭……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根本没有资本去改变不公的命运。看到别人幸福的微笑，我好羡慕；面对自己前途的渺茫，我又急又无能为力。说句老实话，我想过死，之所以没有那么做，不是怕死而是不甘心！我真想有一天能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看看：“我也是好样的”。可是，会有那一天吗？ 荷东 回信 荷东： 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境由心造”，优美的意境是如此，懊丧的困境有时也是如此。一个孩子，早晨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玩具，下午爸爸妈妈临时有事不带他到公园去玩了，他就会觉得日月蒙尘、天地无光。等到长大后一想，这算什么事呢！ 其实你所遇到的困境也是如此，把自以为突不破的困难一个个收拢起来吓唬自己，把自己吓得垂头丧气。 你吓唬自己的方法，是先设想一个成功者的范本，然后一条条地与自己比，把自己比得一无是处。按照你的这种对比方法，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站得住了。泰山会叹息：“我比世界屋脊矮了那么许多”；黄河会自卑：“在辽阔的太平洋面前，我只是一道浊流”…… 退一万步说，如果你确实处处不如人，遇到了比别人大得多的困难，那也应该发挥生命的主动性，改变这种情况。你还那么年轻，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创造，一切不利因素都有可能转变成有利因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迎接困难的，看到了一个个困难，心里就特别踏实，因为这才像活着。如果一时找不到困难，这倒反而心里发虚，怀疑自己是否在梦中。即便遇到乍一看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咬着牙齿一个个克服，这才是一个强者的生活。如果一切都已安排得顺顺当当、完美无缺，还要我们做什么？我曾在一本书上说过，人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这是对那些身残、年迈或真正陷入绝境的人说的，像你这样，何止是“一线希望”！建议你读一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 必须向你指出的是，你的问题出在一个根本观念上。你很看不起普通人的生活，认为那种生活是“一无所有”，让你与普通人一样，你觉得是“不公的命运”。请你到大街上看看，再注意一下长辈亲属、隔壁邻居，究竟多少人，兼有“秀美的容颜”、“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骄人的学业”？难道命运对他们都“不公”？那么命运又对谁“公”了？把别人都没有的东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算“公”吗？你如此地看不起周围的普通人，却希望他们来“真正关心”你，这“公”吗？ 我不知道你的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只希望你及早丢弃，早一点明白：以平常态，做普通人，是最有滋味的人生。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刚刚结束了初中生活，现在的我心头空荡荡的。对初中生活断断续续的回忆只有那阳光不再灿烂的感觉。有人说过：“初中时，孩子们的心灵是纯真的、友善的。”那我敢断言，我的同学们都是“早熟”的，初中就是斗争和欺骗的开始。学习委员在班主任面前打小报告，排挤他人以谋得班长的宝座；英语正副课代表则不择手段在英语老师那儿争宠；就连我这个小老百姓，也不顾一切地要冲进班级前十名……说句真心话，我从未受过这个集体，一丝一毫。 现在进了高中，会不会冷漠有加？成熟真的那么可怕吗？ 周霁云 回信 霁云： 虽然我没有到过你初中的班级，但我可以断言，你把同学们的问题看严重了。你一定会说我不了解情况，那你不妨再去问一问其他大人，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这个同学向老师说点班级的事，你认为是“打小报告”；那个同学与老师亲热一点，你认为是“争宠”；某同学做了班长，你认为这个位置是“宝座”，别人没做是因为受了“排挤”……我不知道现在初中班级里一门课的课代表还分正副，但你都把它们看作了官职，因此把自己说成是“小小老百姓”。你用如此政治化、斗争化、权术化的眼光观察了自己班级之后，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初中就是斗争和欺骗的开始”。 霁云，读了你的信，我先是好笑，然后心情沉重。我一直在猜想，究竟是什么途径，把阴暗的政治权谋思维灌进了你如此幼小的心灵，使你如此敏感和恐惧。我真希望哪位老师能在初中学生中作一些调查，分析一下他们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原因。看了哪几本普及政治权术的书？或是看了哪几部反映宫廷斗争的电视剧？我早就听几位中学教师告诉我，报刊间那些转弯抹角攻击人、挖苦人的小杂文，因篇幅短小、行文有趣，对初中学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从你信中看，影响之大已超过那些哗众取宠的小杂文所能发挥的能力了。 也许你在旁听长辈言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些观念的？那真是长辈们的不幸，他们在无意之中把自己曾经身受的灾难遗传给了下一代。 现在的任务，是清除这些观念性的毒害。你初中的同学其实都不邪恶，你初中的班级也不是一个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中有阴影，但更有阳光，阴影只是阳光的附属品。你的年轻的生命，理应与阳光连在一起，理应与快乐、友情、欢笑连在一起。老谋深算式的冷眼，不仅不应属于你的年龄，也不应属于一个健康社会的一切年龄。 你说：“我从未爱过这个集体，一丝一毫”，这太不好了。生命能量的传递是互相的，你连一丝一毫的爱也不给这个集体，其实也就是在否定和拒绝别人给你的爱，哪怕一丝一毫。你认为你的冷漠是有原因的，但我要告诉你，正是你的冷漠，构成了你感到自己遭受冷漠的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了。即使周围真有冰霜，你只要愿意释放出生命的热量，也能溶化它们；倘若不能融化，你的口鼻间也会冒出一团团洁白的热气，把远远近近的伙伴们招引。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期中考试前，我的一位好友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十分认真地对我说：“考试时，照顾一下，好吗？我只求你这一次！真的，初中时我是绝不会想到进了中专会这么惨的……”她平时待人很好，与我特别知心，就像个老大姐，而且学习也挺努力的。可就是成绩差极了，上学期的所有课程都是补考才勉强通过的。所以，我答应了，她连声道谢。 考试时，我全力以赴，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可做完题后时间已所剩无几，加上老师监考很紧，坐在后面的她也没有出过声，所以除了数学考试外我都没有“帮上忙”。 分数出来后，我的成绩不错，而她除了数学外其它全不及格，想起她临考前对我说的话，我心中全无半点喜悦之情，我辜负了她！我甚至恨自己为什么要考得那么好，我无颜再面对她。我怎么才能修复与她的友情呢？ 蔡霞 回信 蔡霞： 友情是可贵的，但以不做坏事为前提。作弊是一种坏事，因为它制造了一种虚假，既欺骗了老师，也欺骗了你们自己。而友情一旦与虚假与欺骗相组合，就立即变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也许你会认为我说重了，但我确实要郑重地劝告你：在你今后的一生中，什么时候人情关系如果盖过了基本的是非关系，那么，迟早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友情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更麻烦的是，作弊与其它坏事还不同，你与她两人谁也不愿说破，但她会担心你是否有某种暗示，如果没有这种担心了，又会觉得欠了你的情，这就进入了友情关系中最忌讳的部位——超敏感度的隐性观察。许多大人联手做坏事，最后都闹得尔虞我诈，都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延伸。因此，说来说去，是朋友，就不能联手做坏事。 你这次没有时间作弊，太好了。如果她因此而恨你，你可以向她解释一下，但千万不要解释成没有时间，而应该着重向她说明，一两个虚假的成绩什么用处也没有，等于是欠债，一定要加倍偿还，何苦呢？你还可以答应她，今后在课余时间帮她温课。如果你这样说了，她还不能原谅你，那你们的友情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更大的可能是，她没有记恨你，你也帮她温了课，但她的成绩仍然不好。这也不要紧，友情不是以成绩好坏来划分的，她今后不能继续深造，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继续成为好朋友。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朋友，都与学业无关。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我高中毕业后，只因几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在家复习，准备明年再考。问题是，我的女友考上了，而且是一所重点大学。请你告诉我，我是继续保持与她的关系，还是主动切断这种关系，让她在大学里获得自由？如果继续保持与她的关系，请问，我明年是不是必须报考她所在的那所大学？ 秦西岳 回信 西岳： 真正的爱情与是否考上大学关系不大。但是，我建议你与女友的关系要冷一冷。这不是很矛盾吗？不。我的理由是，如果爱情真正到了一定的火候，就不会再存在是否继续保持关系的问题了，但你却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可见你们的爱情火候未到。火候未到的爱情要经历校门内外、年级上下等等分离性因素，确实有点累，不如冷一冷，过一段时间再看。 至于你明年是否一定要去报考她所在的那所大学，我也认为不必如此强求。你说她考上的是一所重点大学，从语气判断，你今年报考的并不是重点大学，却也未能如愿；如果只经过短短一年时间的复习，你又强迫自己大幅度提升报考等级，其中又有爱情的因素加添在里边，你的压力太重了。万一考不上她那所学校呢？你与她的关系中一定会出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因素。你对这种尴尬因素不会没有预感，因此压力更重。 我的建议是双重减压：先减爱情的压，再减考大学的压。你只承认，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考上了大学，今后彼此的关系如何发展，顺其自然；明年你会再考一次大学，考自己喜欢而又比较有把握的专业，不求重点，也不求一定要和什么人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松下一口气来，复习功课的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我不认识你，却对你的私事说这么多斩钉截铁的话，其实是十分冒险的，你完全可以不加理会。但我希望你记住一个原则：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我在二十三岁时就担任了车间主任，由于年龄优势，还差一点被选作了副厂长。但我明白自己的长处在技术方面而不在管理方面，因此几经申请，终于辞职，专心去做技术工作了。 让我伤心的是，刚刚辞职，平日与我亲密无间的三个好朋友拍着我的肩说：“可惜！可惜！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谁知他们以后确实开始对我冷淡，有时简直是冷若冰霜。 到这时我才懂得，他们当初与我交朋友，其实是更看重我的仕途。仕途一断，友情贬值。但回想起来，我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愉快，我现在再也找不到这种愉快了。有时我也会一个人暗想，为了不使朋友们失望，我还是去做车间主任或副厂长，巴？但又觉得不是味道。想请你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礼明 回信 礼明： 不要害怕朋友们的失望，也不要害怕朋友们因失望而远去。我们不可能让一切朋友都满足，故意扭曲了自己而使朋友们满意，这就是虚假，而虚假又怎么能培植友情？ 请允许我讲一段自己的往事。 好些年前，在南方，一位与我交往了很多次的朋友，突然放低了声音对我说：“请代我向老人家问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如此恭敬的态度来问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名不见经传，这位朋友也从来没有见过。但又想大概是人家特别讲究这方面的礼节吧，于是就对他深表感谢，同时也问候了他的父母。没想到接下去他又说：“从报纸上看，他最近在北方几个油田视察吧？” 我突然傻住，又蓦然惊觉。他上了一种谣传的当，把一位与我的名字很接近的中央领导人，当作了我的父辈。 我连忙说明真相，而且急不择言地告诉他，在我们家乡，上下两辈人的名字，中问那个字不可能一样。他尴尬地笑着，频频点头，眼神间露出一种被欺骗的忿然，而且好像是我欺骗了他。 当然，这份友情也就在他的深深失望中结束了。 在功利社会中，多数朋友间是各有期待的，但大家都不把这种期待点明，成天在嘻嘻哈哈中互相偷窥，真是劳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朋友突然点破，明白表示失望，然后离去，这是一种结束虚假的可喜举动，会使双方都感到轻松。 不计功利的朋友也会有，但不多，需要长期寻找。我们不能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一般性的交往。 你的那几个朋友既然已经明确表示出他们与你交往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你已经无法满足，那就中断那份友谊吧。一般性的友好交往还可以保持，没有必要反目成仇。千万不要为了不使朋友失望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因为这是为虚假增添虚假，变成了两重虚假，比以前的单层虚假更要不得了。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我们周围很多人，实在是被越积越厚的人际关系脂肪层堵塞住、窒息住了。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既满足又疲惫的喘息声，你们年轻，不要走这条路。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外资企业里上班，按社会上的一般标准，一切还算不错。但是，时间一长，我感受到了一种难言的平庸。按照我的工作表现，如果没有太特殊的情况，我会长久平稳地一年年被聘，成天与各种资料和数据打交道，多少年后我也可能升一级，做个小小的部门主管，继续一天天上班，做着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事情。 难道，这就是我们在大学里经常谈论、时时企盼的“成功”？ 在战争的年代，指挥一场胜仗是成功；在饥寒的岁月，保证一家人或更多的人的温饱是成功；在现代，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一个地区度过危机是成功；作为一个企业家，创造令人瞩目的财富是成功……而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挨边，什么都作不了主，什么成绩也算不到我一个人头上，我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单位里争权夺利而取得胜利，那么，成功的概念何从建立？我觉得你在各方面都相当成功。你是怎么寻找成功的机会，积累成功的果实，抵拒平庸的消耗的？给我一点启发吧，哪怕片言只语。 焦一泉 回信 一泉： 我不知道你们在大学里是如何谈论和企盼成功的，在我接触的年轻人中，对成功这个概念往往有两度夸张—— 第一度夸张，把成功看得很大，几乎看成了足以留诸史册的惊人功业，这有几个人担当得起呢？至少在我，连想也不敢想； 第二度夸张，把成功看得很险，几乎与失败处于千钧一发之间，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成功就是一个窝囊废。 把这两度夸张加在一起，结果非常可怕：既然成功的要求如此之高，成功者的数量也就很少；既然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失败者；但谁又愿意成为失败者呢？因此为了争取成功必定需要经过残酷的争斗，争斗到最后仍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如果成功必然导致如此可怕的图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它呢？ 我们不妨让成功这个概念低调一点，软化一点，泛化一点。几位医生开刀前都点名要这位护士消毒器具，这位护士是成功的。年迈的丈夫临终前紧握着妻子的手，这位妻子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并不与失败近距离对峙，而是完全能够与其他成功和睦相处。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你每天平平常常地上班，不能说是不成功。例如，如果你们企业里某个业务关节只有你才能快速地处理妥帖，如果同事们想到你时都轻松愉快，如果亲戚朋友遇到麻烦问题时总是喜欢与你商量，如果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学回来时总是首先与你打电话，那么，你就是一个成功者，而且是多方面的成功，令人羡慕。 至于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体会，说出来你也许会不相信，那就是尽量少考虑这个问题。老是考虑成功，就会害怕失败，那就反而很难做成事情。例如我在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早已成了教授之后，才开始学写第一篇散文，与低年级学生一起起步，成为一名“散文新秀”，如果太多地考虑成败，那就肯定不敢这样做。 尽量少考虑成败，那么，多考虑什么呢？我主张多考虑世间的是非和善恶，以便拨乱反正、止恶扬善。可惜现在从中学生开始，整天都在追求成功，研究抵达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却很少花精力辨是非、分善恶，这实在让人焦虑。不少年轻人为了成功，不惜与罪恶联手，便是深刻的教训。 为此，我觉得你也不妨降低对成功和失败的过度敏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弘扬高贵的互助互爱精神，使大家的内心多一些善良，使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仁慈。在这方面，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可做，除了上班之外，忙都忙不过来。如果忘记了善良和仁慈，只知一味地与别人争夺成功，那才叫真正的平庸。成不成属于术，善不善属于道，我们岂能求术而舍道？ 你知道，这已涉及到终极关怀的问题，涉及到人文领域的中心部位，即人之何以为人的那个部位了。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我气量不算太小，但遇到了一件实在恼火的事情。 大学毕业时，我与另外两位女同学一起被招聘到这个单位。开始三人很亲热，谁知一年后我因工作上的成绩接连两次加薪，引起了她们两位的嫉恨，麻烦事就频频发生了。 先是到处传言，说我工作上的成绩有虚假成分。我开始听到这个传言时完全不知道是她们散布的，还向她们倾诉。她们说，也听到了，但每次都予以反驳，还劝我今后谨慎，注意“盛极必衰”。然而渐渐，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这个传言是她们散布的，由于大家都知道她们是我的朋友，又是同一个专业，不会乱讲，因此使传言显得很有说服力。 过了不久，传言的内容变了。因为我的工作成绩是否虚假是有确实证明的，而且每天都在证明，很难以传言来否定，于是传言的方向转向我的历史，主要是说我在大学时代是个“恋爱狂”，有好几个男同学受过我的骗，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种种暗示，让人掩口而笑。讲大学时候的事，只能由她们所为，她们实际上是不加掩饰地与我对仗了，但我不知如何对付她们，不知何以洗刷，何以自辩。 近半年来，她们又进了一步，不再传言了，而总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反复讽刺“我们单位有名的先进人物”，甚至在企业内部刊物上写文章，用挑拨离间的语气讨论“先进与民心”的关系，谁都知道在说我。我从一个被阴暗角落里的传言伤害的人，变成了一个在正式场合“有争议的人物”。 她们这么做，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应该怎么做？理直气壮地当众训斥她们一顿？想过，但可以预想，到时候她们的话可能听起来比我更理直气壮。找领导反映？领导也就是劝慰几句罢了，她们又没有违反单位纪律，能有什么效果？干脆到法院打官司？这就需要搜集足够的证据，但对传言，任何证据都是不过硬的，至于发言，更抓不到切实的把柄。总之，我一筹莫展。 我读过您的不少文章，知道您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有过深入的思考。为此想请教，面对我的处境，该怎么办？ 褚景丽 回信 景丽： 初读来信，我曾怀疑你是否因过敏而夸大了事实，但再读两遍，我大致上相信了。因为你所叙述的程序，符合嫉妒者的行为轨迹。中国社会上的很多灾难，就是循着这种轨迹越来越恶化的。 当然，由于我没有调查，这封回信还难以轻断具体的是非曲直，我下面要说的只是：如果你所说的全部是事实，应该怎么办。作为一种“假定性”的探讨，如何？ 首先是基本不理。这不是胆小，不是躲避，而是拒绝进入她们的行为轨迹。如果在具体问题上与她们一一辩论，虽然可能洗刷掉某些诬陷，但从大的方向看，是顺着她们的思路在走了。你现在的成绩，你以前的历史，本来是没有任何理由成为辩论对象的，如果逐个辩论开了，等于在你自家的家园里开辟战场，即使小赢也是大输。借用战争术语，可谓在战术上偶有所获，在战略上误入歧途。 你一定会问，如果不理，别人相信了她们的传言怎么办？请放心，只要你没有出来和她们干仗起来，很少有人会完全相信单方面的谣传。即便相信了，对你的实际损害其实不大，像“文革”时期那样凭着几句谣传施行政治暴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更何况，你每天创造的成绩，你诚恳的笑容，你坦然的步态，都在默默之中为你正名。不正名也不要紧，一个人在名誉上保留一点冤屈的斑点，就像在食物中保留一点没有营养的纤维素，森林中保留一点恶兽毒菌，反而是健康、大气的标志。你又不想做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要过于在乎周围对你的看法，而周围其实也不会一直保持着对你的强烈兴趣。即便是民选总统、一代教宗，不是也有许多人指着他们的背脊说三道四？他们好像也不在乎，依然是落落大方，从容不迫。相比之下，我们遇到的事情真算不上什么。 其次，你要以适当的方式，宣布与她们友谊的中止。这倒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因为她们的谣传之所以有某种蛊惑力，而你又特别生气，都与她们曾是你的朋友有关，一旦明确中止，事情就会结束夹缠状态，变得比较简单。这种中止，光写一封信不行，还要让周围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记，不要把这种中止的宣告，变成态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显得很平静，中止友谊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越平静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体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驳，又变成了一场辩论。 在这个问题上，最不可取的态度是，既满腔愤怒，又黏黏糊糊。说来说去还是朋友，她们那边说对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这边说是朋友不应该造谣生事，旁人听了就会想，既然是朋友间的嗦事，谁也不想管。其实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老挂着 “朋友”这个词有什么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间的是非，又玷污了人世间的友情，变成了一本越缠越乱的糊涂账。许多老朋友终究成了骂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烂污状态的仇人，都与这种错误程序有关。相比之下，较好的做法是不谈是非，先结束友谊。在友谊结束前谈是非，用的是内部坐标，其实此时的“内部”已不存在；在友谊结束后谈是非，用的是社会坐标，比较敞亮和公开。就友谊而言，及时地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不仅为彼此双方清理了友谊系统，而且也在一个范围内为友谊这个命题恢复了名誉。 最后一点，如果你与她们中止友谊后，她们仍不知收敛，继续造谣生事，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诉诸法律。法律在名誉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则很大，不宜轻用。既然她们是你大学里的同学，你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可以把有关情况告诉大学里的其他同学，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判断。他们也许会出来调解，那也好，使他们增加对事情的了解。这或许是能对她们产生某种心理钳制作用的因素，因为她们既然利用老同学的关系造谣，也就不会不在乎其他老同学的看法。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包括你的恋爱史，老同学们都是知道的。老同学们当然构不成对她们的实际处罚，但一种背景性的心理气场出现了，这是一个无形的道义法庭，毕竟会起一点正面作用。如果她们不是你的老同学，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当年她们与你之间共同的其他朋友，来起类似于上述老同学的作用了。当然，这一办法，非到忍无可忍时不要轻易采取。 在这三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基本不理。没有这一条，其它两条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态来面对身边的人际关系，是根本。我估计你会说：“道理都对，但我身处一个不大的单位，任何一种荒唐的谣传都会形成巨大的气压，很难忍受。”是很难忍受，但强健的心志，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一方面，我大言不惭地希望你学学我。这些年来我受谣传包围的程度大概远远超过你吧？散布你的谣传的是你的老朋友，散布我的谣传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较有名，会到处写文章，又会天南海北到处游说，比你的那两个老朋友厉害多了。我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还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闭目塞听。对此我可以教你一种心理疏离方法，你不妨一试。在谣传最为严重的时候，设想自己升腾到一个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与自己有关，回身俯视原处，只见谣言如何步步追逼着这个名字，煞是好玩。俯视一阵之后你就发现，真正可怜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们非常劳累、步步为营，而且前途黯淡。因为谣言的每一步不仅会露出漏洞，而且会暴露造谣者自己，必须从两方面堵漏，但按照规律，除非他们立刻停止，否则总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我曾用这个方法观察过昔日的两个老朋友，他们开始只不过用耳语方式对别人说说我的作品而已，后来就越来越无法收拾了：别人对耳语产生警惕，他们不得不公开发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个昔日友人对大多数读者总还是不太习惯，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寻找背弃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个什么历史问题；终于道听途说地找到一个，于是到处播扬。但广大读者比较现实，没有剧作家的想象力，很难相信一位经历“文革”后多年清查而担任高校校长的人，居然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式的逃犯，而他的两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么的警官！读者的漠然使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有空闲时也暗暗为他们设想一些办法，心里却很轻松，要不然，这些年怎么会有心绪写那么多文章！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来宽解你。我想你的那两位老同学也找不出更多办法来对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个维度来观察，就像看公园角落里对着残局发怔的棋手。 如果看烦了，那就走开。因为她们口中念叨的你的名字，与你既有关又无关，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敌吧，由她们一步步厮磨去。也像读小说，警官老盯着冉阿让，挺紧张，又挺好看。 观赏时间一长，我们也会对棋手产生由衷的同情。好可恨的这盘残局，害得棋手们耗掉那么多光阴。小说中，警官也比冉阿让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临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觉，明天，最好不要再到这里来。《悲惨世界》，也该早点读完。 说到底，一切都会过去。 那么，永远不要为自己而过于生气。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我学的是国际财经，却喜爱文学艺术。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尽力抽时间观赏电影、戏剧、舞蹈，平时也听音乐、看小说。由于专业课程的负担很重，我没有可能花时间好好消化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学讨论、找老师请教，因此老是觉得没有完成欣赏过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有点遗憾。唯一找到的弥补办法，是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翻看一些文艺报刊，希望那儿能有一些文章帮助我。但是，多翻看几次，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生了。凡是我觉得好的作品，报刊上总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东西，却历来找不到批评。我看了两部美国写人性的电影，热泪盈眶，但报刊门对这两部电影好话不多，讽刺有加。我最喜欢的两位中国导演，从偶尔翻到的外国报纸看，国际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们的报刊几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传的电影，我和同学们都毫无观赏兴趣。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报刊评选全国最差演员和作家，把我很喜欢的那几位全都评进去了。 我周围的同学，平日骂得最多的是那些泛滥成灾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这些作品很少有观众，却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上市，兴高采烈地获奖，对这种情况，报刊间几乎不予批评。相反，哪个演员有了一点道听途说的传闻，各种报刊不容辞白、不作调查就一起上阵，用最严厉的词句齐声责斥。 以前，我一直以为可能我的艺术欣赏水平和文化判断能力有问题，但时间一长，又觉得并非完全如此。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杨澜对您的采访，才知道您的许多看法与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强了自信。您说，为什么我们报刊间的文艺批评会变成这个样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说明，您在报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总的来说不能算是文艺批评。要不然，真正的文艺批评家要提抗议了。 我看产生这类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一些年龄比你略大几岁的大学毕业生，厌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正统教育规程，在这些正统教育规程中，教师对中外文艺作品的分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种沉闷状态一定会引发反叛，当大学生在临近毕业时发现自己居然能对著名作品发表否定意见并说得头头是道，深感痛快。肯定的语言方式早被老师用完了，再用就傻，于是自然而然呼应成一个以苛评为业的年轻群落。这对社会文化思维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年长的群落已疲于发言，更不愿作吃力不讨好的总体研究，于是，话语重心倾斜，造成一有好作品就出现大量否定意见的情况。坚持公正每每失之于枯燥，批评庸俗又容易带上官气，都是年轻人所不屑为； 二，社会上言路初开，报刊繁多，竞争激烈，不少报刊为了吸弓赎者必须寻找刺激性的话题。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经济性的刺激势必扰乱市场，剩下有三个领域，司法领域、体育领域和文化领域还有可能产生刺激性。司法领域的刺激性在于案件本身的真实情节和宣判结果，缺少评论空间；体育领域比分明确、胜败公平，靠评论来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领域则有可能。于是，你所说的种种愚人节般的游戏就在文化领域频频出现了。总的说来，这是报刊为了增加发行量而产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业本身的软性状况而容易被搓捏，无可奈何，不足为怪，但当这种倾向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实在堪忧； 三，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界一直轻于建设，重于破坏，轻于创造，重于评论。而事实上，最被轻视的最烦难，最被重视的最轻松，因此很多人选择了后者，即最被重视又最轻松的一途：破坏和评论。破坏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声势夺人；评论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居高临下。例如在我自己培养的学生中，哪一个要认真地写出几个高质量的电影剧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艰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个晚上写一篇批判某位名导演的文章，就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已取得了与这位导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正是这种错觉，引诱了我们文化领域某些部位的超常发育、某些部位的日渐萎缩。在此需要再一次说明，超常发育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机制，由于激愤的呵斥和琐碎的议论充斥报刊，连这种机制也萎缩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对前景并不悲观。目前报刊间的这种颠倒文化品位的嘈杂之声，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厌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它们被遗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不久前我在与孙绍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进人规范明确的标准化运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桥墩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拥塞旧街，了无规则，人车共道，叫卖声声，斯文扫地，但是越杂乱越标志着根本性变革的临近。会出现一些真正堪称重要的批评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大作品的出现，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顿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乱，是大作品出现前的混乱。这种混乱会不会埋没大作品呢？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会反过来埋没混乱。 那么，不妨宽下心来，把你不愿看到的一切，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的浅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龄，你会在中华文化领域看到让你兴奋的景象的。对此，我已作过不少分析和推断，有把握。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到您时，常常会表达出一种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同学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些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种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精力钻研学问为好。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性？ 王丽宙 回信 丽富：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电视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学问”，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一个木匠空下来时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因此而说他干木匠活是不务正业。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文化界一想到学问，便立即产生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几乎不会想到诸如电视文化这样的领域呢？ 二，如果不以电视文化为专业的其他学者，在电视上做了几次谈话节目，算不算不务正业呢？ 三，为什么我们欧美学术界的同道们频频上电视，不仅欧美的观众没意见，连我们中国观众也没有非议呢？“中国学者”，在学术形象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有什么特殊需要遵守的规矩？ 这几个问题虽小，却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几处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还会多想想，谢谢你来信的启发。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读了您的《遥远的绝响》，我深感共鸣。 世俗太污浊了，为此，同流合污成了中国文化人最大的耻辱。魏晋名士的高责，正在于他们抵抗流俗，保持着纯洁的孤独。宁肯独自打铁，宁肯单车漫游，宁肯呜啸山林，宁肯放声大哭，却不肯降低自己、贬损自己、耗散自己。 你把他们的生态方式、心理走势和生死意向，写得那么简洁、明白而富有诗意，令人陶醉。 其实我一直在这样做。我不喜欢热闹，历来惯于独行。我静静地想着自己崇拜的那个角落，却不会去争夺。夜晚，我会关掉电灯，点上蜡烛，让月光照着我买来的一小丛文竹，凝视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这种意境真好，由此，更厌烦街市间的车来人往了。 但我周围的人都说我过于清高，拒人于千里之外。清高就清高吧，拒人就拒人吧，我不在乎。不清高，不拒人，哪还有我？ 我的这些想法与做法，你赞成吗？我从不以这样的问题问人，今天特殊，轻声动问《遥远的绝响》的作者。不答也可，就像那啸。 赵钦素 回信 钦素： 我不赞成你的心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因此我要回啸了，请你聆听。 古人所说的同流合污，并不是指与世俗社会的沟通。世俗社会就像大海，有污浊、有杂质、有凶险，但正是它的容量，它的运动状态，使它产生巨大的能量，给地球上的生命以多方面的关顾。你有一个纯净无波的小池塘，但对不起，它无论如何无法构成对大海的对峙和反拨。 魏晋名士的魁力，不在于离群索居、傲视众生。这事说来话长，此处不作评论，但有一点可能是定律：任何傲视众生的人都谈不上魅力，魁力在于交流，在于发射，在于广泛地被接受。未曾交流、不被接受的魁力，不叫魁力。 我希望你能与世俗社会和解，不要始终对门外板着脸，门外的风景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丑陋。 月亮升起了，何必只凭蜡烛，去长久凝视昏暗中的文竹？这实在有点单调，一再重复又有点做作。夜间最美的是什么？依我看，除了月亮，就是万家灯火。 余秋雨 无来信，只回答一篇发表了几十遍的文章。 XX先生：您好！ 最近，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又读到了您写我和妻子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仅就我注意所及，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大概至少已经发表几十遍了吧？ 您的文章写了一些生活琐事，全为我们说好话，口气十分善意，这是应该感谢的。但这些事，我们作为当事人怎么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呢？有的虽有影子却又大相径庭，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估计你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写出来的。据上海另一家杂志的编辑告诉我，他们也收到了您的这篇稿子，曾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您核实材料的来源，您说是在某个城市的大街上遇到我，我站在路边对您说的，而且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请您同时发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当然我也不排斥您遇到了一个骗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可能，而他的外貌又与照片上的“我”非常相像。 不管怎么说，XX先生，说好话也要讲究真实。不真实的好话与不真实的坏话，在社会功能上是一样的。我们国家，长期注重是非判断、好坏判断，而轻视真伪判断，其实，真伪判断是一切的基础。真伪的界限不确定，是非界限和好坏界限就很不可靠。这一点，我非常希望能成为我国正派传媒和撰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被说的人而言，也不能老是对“坏话”发火，时间一长终究会明白，不真实的好话会给自己和社会导致严重的恶果，有时虽然是小事也会打开自轻自贱的裂口。例如几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说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产生过国际影响，问其理由，说是我国一个戏剧代表团曾把这几部著作当作主要礼品赠送给欧洲某协会。但我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翻译成外文，也根本不是人家点名索要的，只是代表团一时找不到合适礼品，胡乱赠送罢了，外国人连翻都不会去翻一下，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我当即要求把这样的“不真实的好话”改掉，因为这种吹嘘反而会让人家轻视我们，效果比骂我还坏。这就像在原先光洁的脸面上突然生出来一个大水泡，把真实的容貌破坏了。这个水泡可能很亮，但我们的脸宁肯丑一点，也不要它。而且，从整体而言，大量不真实的传递只能加剧文化信号的无序和错乱，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吃的亏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所写全部属实，有没有必要把某对夫妻的生活琐事几十遍地发表，去浪费读者那么多时间？即便是稍稍出了一点名的文化人，他们可以面对社会的是他们的专业成绩，而不是其它。我能给予社会的是文化思考和散文作品，我妻子能给予社会的是表演艺术，至于我们的私事，就未必比千家万户都有的私事更有价值。一个人有了一点专业成绩如果就想换得别人对自己更大生活领域的关注，在我看来是一种忘乎所以的矫情，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就很难再过得真实而平静。 由此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世事繁杂，广大民众的集体注意力十分值得珍惜，而我们的媒体空间又不是很大，如果再让它们浪费在平庸的泥淖中，于心何忍？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忙去摹仿海外那些闲得发慌的小报，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伪装悠闲。且不说国计民生的种种大难题，即便是文明素质的消长、文化生态的进退，都还没有腾出篇幅来细细商量，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白纸黑字去让大家关心“张家长、李家短”的啰嗦事？我这些年对报刊间不少与自己有关的谣传和攻击一概不予辩驳，就是生怕浪费广大读者珍贵的注意力。试想，自己家里有点噪音还怕干扰隔壁邻居呢，哪里忍心拿着与人家毫无干系的琐事，却频频叩击他们本来就不轻松的神经？ 我和妻子虽然都不认识您，但从文章中看出您的善意，估计能听得进我们的劝告，所以写了这封信。冒犯了。 即颂 笔安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日前在报上读到著名记者朱伟伦先生有关你在西安两场学术演讲的报道，朱先生说这是他平生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我和同学们还年轻，没有资格说“平生”之 类，却也被你的口才所折服。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演讲后半部分的当场问答，不管听讲者提出的问题多么艰深和古怪，您几乎不作思考，立即找到破解的路途，千脆利落的语言每次都激起全场数千人的掌声和笑声。 回到宿舍，所有的同学都在谈论你的演讲，大家都说，报刊上那些经常纠缠着你、要与你辩论的人，如果有机会听你一次演讲，一定会打消念头。但也有同学觉得可惜了，认为你应该在报刊上有声有色地展开一场场精彩的辩论，这会给我们层次不高的媒体语言增加很多活力。 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在电视里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国际的大专院校辩论赛，你都担任评委，而且每次都由你担任主要讲评，与此同时，传媒间总有人用故意的恶语来引逗你与他们辩论，这有点好笑，就像一场球赛正忙着，突然从栏杆外钻进来两个小朋友一定要拉出主裁判来与他们比赛一样。我觉得，你在电视里娓娓评述着辩论双方的误区和差错，剖析着辩论的诀窍，其实也是在反讽和开导着那些招惹你的人，是吗？ 也许我看多了武侠小说，特别欣赏那些武艺高强而又不轻易出手的人，他们对冲到自己眼前的对手反而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之心。我觉得你也有这种风范。 我不解的是，如果你不参加辩论，那么藏在身上的辩论本领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作为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学一点这方面的技巧？如果有必要，你能向我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吗？ 刘启佳 回信 启佳： 感谢你对我演讲的美言。 辩论如果仅仅是一种自我防身的本领，那就把它看小了。男儿立世，只为自己，即便百般武艺也一文不值。 像你一样，我也钦佩很多武林高手在心态上的大气，但我自己还没有学好，需要继续努力。我很明白，一位声乐大师不会与歌舞厅小姐一比歌喉，一位将军不会在与邻居的打斗中展现战略战术。我曾亲眼看见，一位武功超群的朋友走在街上，遇到横冲直撞的小伙子们总是躲避和退让，生怕自己失手伤了人。 我不与媒体间的攻难者辩论，主要是考虑到问题本身的无聊，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辩论水平太高，怕失手伤人。当然有时作为休息时的娱乐，也会诊察一下那些文章的毛病所在，为它们设计几个修改方案，看它们能不能因此变得硬扎一点。有时反过来，也会构想一下如何把这些文章置于逻辑上的死地，像下盲棋一样，但从来没有技痒，因为我有一条最严格的人生界限：绝不与无聊打交道，哪怕与无聊辩论。 与谬误辩论，很可能获得真理；与无聊辩论，只可能一起无聊。 余秋雨 来信 余教授： 这两年“理解万岁”的口号，不怎么叫了，但我仍然觉得，人生在世最大的快慰是被人理解，而最大的悲哀是不被人理解。 也许我这个人不容易与别人沟通，每做一件新鲜一点的事，别人总不理解，有时明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别人也还是不理解。而我，又没有心情和机会，向别人解释清楚。 生活在不理解我的环境里，就像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里，连喊叫几声也听不到回声，真是寂寞。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寻找理解者？ 卜伊奇 回信 伊奇： 恕我直言，你上了一种可称之为“弱者文化”的当，把理解看得太重要了。 除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究竟能达到什么理解程度也很值得怀疑。 我的意见是—— 真正的善良是不计回报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报。阳光普照山河，并不需要获得山河的理解；春风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也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像样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余秋雨 ------------------ 公益书库qiuza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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