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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乒坛女帅鼎力相助 孙梅英也来自上海 最初，我只以为孙梅英是何智丽的教练。渐渐地，我意识到孙梅英在“何智丽 风波”中的分量。这样，为了仔细了解“何智丽风波”，我不能不先深入了解孙梅 英其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千里迢迢，我从上海前往北京，来到体育圈的宿舍群 。打听哪楼哪门挺费劲，我一问孙梅英住哪里，路人皆知：“喏，那儿就是！” 事先，何智丽告诉过她我要去采访，所以一见面，省去了寒暄的程序。她中等 个子，穿着球衣，依然是运动员的风度，只是额头深沟浅糟，意味着她上了年纪。 她知道我从上海来，便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我交谈。她烟瘾甚重，一根刚熄又点 燃了另一根，牙齿都熏黑了。 她的祖籍浙江宁波。后来，祖父到上海双龙洋行工作，便迁来上海。一九二九 年，她出生在上海，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孙梅英家住上海南市，她家一向跟乒乓球无缘。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后，孙家避难到租界。八岁的孙梅英 转到上海温州路、新闸路口的涵德小学上二年级，她头一回在学校里看到乒乓桌。 她吵着要父亲给她买乒乓球拍和乒乓球，从此打乒乓入迷。 家里买了“大闸蟹”，原是她最爱吃的，如今匆匆咬几口，连手都来不及洗， 跑去打乒乓了。 她家门口是小菜场，收市以后，她在肉案上打乒乓。 她在储德中学上初中时，球艺已不错。有一回，她通宵未归，急煞父母。清早 ，她得意洋洋挟着球板回家，哈哈笑道：“昨天夜里‘摆大王’，跟十几个男同学 轮流打球，说好不输不下台。我一直没有输，当了十个钟头的‘大王’。后来他们 都被打得吃不消了，这才收抄…”学校里的男同学不是她的对手。她听说大上海电 影院附近的宁波同乡会里有乒乓桌，想到那里“摆大王”。她不是会员，进不了门 ，便到父亲那里要了包香烟，往宁波同乡会看门人手中一塞，也就进去了。她在那 里“厮杀”。 她在道中中学上高中。那是一所女子中学，学校里没有乒乓桌。孙梅英到八仙 桥一家私人乒乓房（今工人文化宫附近）去打球，每一回八角钱。在那里，连男青 年都抵挡不了她的抽杀。 一九四六年，十七岁的孙梅英在那里遇见了蔡秀娱。老板对蔡秀娱说：“蔡小 姐，这个小囡打球打得不错，你跟她打打看！” 蔡秀娱比孙梅英大七八岁，广东人，乒乓球名将。那时候，活跃在全国各地的 乒乓球名手，大都是广东人。因为中国最初的乒乓球中心是香港，由香港传入广东。 蔡秀娱朝满脸雅气的孙梅英瞟了一眼，鼻孔中发出“哼”的一声，穿好高跟鞋 ，橐橐地走了，连头也不回。 孙梅英下了决心：“非赢你不可！” 果真，一年之后——一九四七年，上海《新闻日报》爆出一条“冷门”体育新 闻：《小将孙梅英显威风，气走老将蔡秀娱》。 当时，孙梅英十八岁，无名小卒罢了，竟然以三比零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 军蔡秀娱，人们对这位小丫头刮目相看了。这是孙梅英的大名头一回上报纸，从此 她开始崭露头角。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既然孙 梅英在上海选拔赛中出线，当然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可是，那个道中中学校长却 不准她请假，以为女子中学的学生以读书为本分，何必去打什么乒乓球？倘若孙梅 英不来上课，以旷课论处。 孙梅英不理这个茬，照样参加集训。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孙梅英力挫群芳， 与香港选手林镜兰争夺冠亚军。已经二比二平，进入最后一局，打得难解难分，打 到了九平（那时每局十一分定胜负）。在这关键时刻，林镜兰毕竟比孙梅英大七八 ’岁，沉得住气，而孙梅英一着急，连失两分，屈居亚军。 孙梅英领到一个电冰箱那么大的奖杯，全家乐不可支，学校也轰动了。校长不 再提“以旷课论处”，而且在教育部督教来校观察时，特地介绍孙梅英道：“这是 我校培养的全国女子乒乓亚军。” 孙梅英一听“我校培养”四个字，鼻子都气歪了！ 十九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 ，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曾为中国的“乒乓强国”地位苦苦拼搏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她是一员“武将 ”，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没多久，她 还是打乒乓去了。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 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 ，门票五分，观众大约千把人。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 竟谈起恋爱来。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一九五三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 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初出茅庐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名女子选手 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 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越 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第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得不好。结果，中 国女子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 级第六名。 一九五七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 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大振，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 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 名，从此确立了中国“乒乓强国”的地位。在这一次次苦战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 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三十二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 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一九六三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四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 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六届世乒赛！这时的孙梅英已经三十四岁了， 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 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 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 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短短两个、来月，她的体重一 下子从六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多公斤。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 下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 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 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挂拍退役，而当 年孙梅英以三十四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一九六六年的这 一天正式发动的。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无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 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姜永宁和哥哥 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 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后来香港《星岛日报》 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三百港市，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 职工去打球。一九五二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 来。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 ，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 队。他们三人为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人 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十六日便含冤自杀。当 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六月二十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受牵连，也 遭隔离审查。炎夏的一个夜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 色”看看。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 掉了也不顾。打手们紧追，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 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了一 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 浩劫。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 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一九七零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来：“孙梅英呢？孙 梅英怎么样啦？” 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关心着她 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我问她见过周总 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 ！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 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 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 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 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 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 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只是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去的时候 ，要带粮票，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 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六十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 。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莱烧肉对孙梅 芙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周总理 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松崎曾对孙梅英说：“ 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直 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 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 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 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彩了。打完 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不久，《人民日报 》刊载了这张照片。 一九六二年九月，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 行表演赛。毛、刘、朱、周都来观看。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 旁，给他解说。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 球队的成长，是与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 关怀备至。 一九七零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有人对周恩来 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恩来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 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 排在后排，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你好吗？” 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 显然，周恩来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 ：总理似乎看出孙梅英没有说出心里的话。 三个月后，伊朗国王妹妹访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时，又邀孙梅 英参加。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问她有没有困难，她还是摇头。 周恩来总理在敬酒时，走到孙梅英面前说：“我敬你一杯！”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不久，孙梅英总算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致力于 培养乒乓新苗。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一九七六年六月，她被调回 中国乒乓球队，出任女队主教练。 经验丰富的孙梅英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张立、杨莹、曹燕华。她又 为中国乒乓事业建立了新功。 直至一九八一年，五十二岁的她，从教练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乒乓球队 顾问。 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滑坡”心急如焚 在姜永宁去世之后，一天下午，孙梅英忽然接到一个传呼电话。 电话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你是孙梅英吗？我是葛层云。听说姜永宁不幸去世，我很难过。我想，那些 事情有一天总会搞清楚的。如果你不为难的话，我想去看看你。” 那是在孙梅英最为困苦的岁月，他来看她。 他是孙梅英小时候的邻居，后来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葛层云不顾什 么“划不清界线”，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他由于家长包办婚姻，没有家庭的温暖，很早就离婚了，过着独身生活。 一九六九年，她与他重建家庭，使她得到了安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孙梅英那一份份要求为姜永宁冤案平反的材料，都出 自葛层云笔下。 姜永宁终于平反，而且和容国团，傅其芳一起，被誉为中国乒乓球界的“三英 ”。 孙梅英早就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了，可是，毕生为中国的乒乓运动拼搏的她， 却在为“国球”日衰而焦急不安。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她来沪时，我又多次与她长谈。那时，正值中国乒乓男队 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惨败，把奖杯全丢光，“光屁股”回来。她一提起这件事，就 大口大口地抽烟，双眉紧锁，心中非常痛苦。 孙梅英说，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大“滑坡”，许多人惊呼“狼来了”，把“狼 ”说成是瑞典队、南朝鲜队。她以为，外国乒乓技术的提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还在于中国乒乓球队本身这几年退步了，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才能治本。 孙梅英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核心不团结，任人唯亲，党风不正。许多富有经 验、富有献身精神的老教练遭到排斥。一些素质甚差的人只是因为“听话”却担任 教练。以球谋私，特别是所谓“让球”问题，闹得中国乒乓球队上上下下不团结， 迄今仍未明确予以取消，有人还在那里吹嘘这是“光荣传统”。队里人际关系紧张 。规定了得世界冠军，运动员拿多少钱，教练拿多少钱，这样当然可以起调动积极 性的作用，可是为国争光的教育薄弱了，思想工作薄弱了，单靠奖金刺激不行。有 的运动员出了名之后，不刻苦，训练时虚晃一枪就走了。教练呢，采劝放羊式， 你爱练就练，不爱练拉倒。 中国乒乓人才严重外流，流到日本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德国、法国、美国 、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的也不少，其中有好几位世界冠军。造成严重外流的原 因，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在德国，中国乒乓名将陪外国队员练 球一小时，便可得二百五十美元。有的教练在国外工作一两年，所得酬金比他们在 国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还高。 自从乒乓成为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运动技术便成为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 主要研究对象。适当地派出中国教练，帮助其他国家提高乒乓技艺，本是中国乒乓 球队应当承担的任务。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此项工作。然而，如今却变 成谁有“路子”谁能出国。为了出国，有些人便给领导送重礼。一些对领导歪风邪 气看不惯、工作勤勤恳恳的教练，则被卡住不准出国……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功勋 卓著的队伍，有着优秀的传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老将，孙梅英眼下忧心忡忡 。她曾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人大她也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加强对中国乒乓球 队的领导，认真加以整顿，发扬优秀传统，清除种种弊病，使中国乒乓球运动迈上 新的台阶，为祖国争得更多的荣誉。 孙梅英是个闲不住的人，她除了为振兴中国乒乓球队而四处奔走呼吁之外，还 倾注全部心血，培养了她的“末代弟子”一一何智丽！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孙梅英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之际，这年十一 月，年仅十七岁的何智丽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可惜，孙梅英已不再执教了，何智丽想成为她的“末代弟子”已不可能了！ 可是，后来何智丽怎么会成了孙梅英的高足呢？难道因为“阿拉”何智丽是她 的上海同乡的缘故？ 不，不，上海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半边天，张曼林、林慧卿。 李富荣、李赫男、郑敏之……都是“阿拉”上海人。 在中国乒乓球队，上海话有时成了那里的“普通话”！ 孙梅英和何智丽深厚的师徒之情，建立在彼此深刻的理解之上……从直线上升 到跌入低谷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三十五岁的孙梅英在中国乒乓球女队当教练时 ，在上海出生了一个女婴。 父亲何铭馨是上海自来水公司营业所的干部，母亲萧瑞燕在工厂工作。 何铭馨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智丽”，期望她聪颖而美丽。 后来，何铭馨又添了个儿子，取名“智勇”，聪明而勇敢。 不过，不知怎么搞的，姐弟两人仿佛“颠倒”了：智丽女儿家外表，男子汉风 骨，干什么事勇敢而坚毅；智勇呢，男子汉外表，女儿家性格，腼腆又内向。 何智丽从五岁起就在外婆家跟叔叔打乒乓球。她非常幸运的是，外婆家紧挨着 上海的“乒乓摇篮”——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 一九六五年，这所小学荣获第一届全国基层小学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赛第一 名，奖品为两张崭新的“红双喜”乒乓桌。顿时，巨鹿路小学名震遐迩。由这所小 学培养出来的陆元盛，在一九七五年二月成为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 体冠军——中国队的五员战将之一。在体育教师柯元忻的悉心培养下，继陆元盛之 后，黄锡萍、李小萍、仇晨燕、唐微依、冯哲，都分别进入了国家队或国家青年队 ，成为中国乒乓名将。 照当时上海的规定，孩子应在父母居住地区的附近小学上学。喜欢打乒乓球的 何智丽，向往“乒乓摇篮”，住到外婆家里，进入巨鹿路小学。 柯元忻成了何智丽的启蒙教练。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笔者采访了柯元忻。据柯元忻回忆：何智丽本来是握 直板的，柯元忻以为横板于她更相宜，硬是要她改过来。这一改，竟定了她的“终 身”，从此她便以攻守结合的横板打法踏上乒坛。倘若她仍直板的话，未必使她成 为优秀的乒乓选手——至今，每当何智丽谈及柯老师，不忘柯老师对她的这一关键 指点。 何智丽反应迅速，训练刻苦，很快便成了巨鹿路小学校队队员。不论寒暑风雨 ，每天清早五时她就离家，前往淮海路乒乓房。在那里，柯老师带领着校队的小队 员们练习。打到七时多，这才匆匆赶到学校上学。 在“乒乓摇篮”里，何智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在乒乓之路上迈过一个又一个 台阶：从上海市卢湾区少年体育学校途人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再升入上海青年 队，升入上海市从。 何智丽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在一九八一年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乒乓球 锦标赛。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所载《乒坛后起之秀何智丽》一文， 是何智丽的大名第一次赫然见于报刊，此文详细记述了何智丽脱颖而出的经过：“ 何智丽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六四，修长的身材，长着一个活泼可爱的脸蛋。她是 一名右手横握拍，弧圈结合快攻型打法的选手。……她在比赛场上的特点是，沉着 冷静，敢打硬仗，不畏强手。在这次太原锦标赛女子团体赛中，开始她一直坐‘冷 板凳’，但始终没有放松训练，时刻准备应战。在争小组出线的关键一仗对河北队 比赛前，教练员果断地决定由她打头阵，与国家队名将齐宝香对抗，问她‘有没有 信心？’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已充分作好准备’！这样重要的一场关键球，甚至连 身经百战的曹燕华都颇感紧张，但她非常沉着，敢打敢拼，第一局在三比九落后的 情况下，反败为胜，以二比零战胜齐宝香，为上海队出线打开了局面。在团体赛进 入前四名决战时，她又以二比零胜北京队的好手谢春英。在冠亚军决赛中，上海队 再度与河北队交锋，她再次出场，这次对手换了国家队的又一名将耿丽娟，第一局 在十六比十九落后的不利情况下，又一次转危为安，最后又以二比零获胜。一名后 起之秀，在大将云集的鏖战中，连胜三员国手，当然要引起乒坛的注目。” 这里提到的齐宝香，一九七九年便在全国第四届运动会上获女单冠军。这年， 她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一九八一年初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乒赛上，齐宝香作为中国乒 乓球女队主力参赛，击败韩国最强的选手李寿子，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初出茅庐的何智丽，居然能够战胜中国乒乓球女队主力齐宝香，显示了她的实 力。这一战，仿佛成了何智丽进入国家队的“入门考试”。几个月后，她便顺顺当 当跨入国家队的大门。 紧接着，一九八二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乒乓球优秀运动员比赛中，何智丽 先是击败了世界冠军童玲，又打掉了乒坛名将曹燕华，成为女子单打比赛中唯一保 持不败纪录的选手，九战九捷，一举夺得全国冠军。 这时，她的教练是马金豹。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上海《新民晚报》刊载了马金豹对何智丽的评价：“临 场冷静，敢打敢拼，接发球技术有明显提高。特别能吃苦。她表面秀气，实际上很 勇敢。” 马金豹还指出： “她还缺少国际比赛经验，她的接发球等技术，尚待进一步提高。” 一九八四年十月，何智丽在伊斯兰堡的第七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露面。当时 在国际上尚无名声的她，一举击败了韩国宿将梁英子，夺得亚洲女子单打冠军。 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何智丽一步上一个台阶。她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下一个目标——世界冠军》一文 ，透露了何智丽的雄心壮志：“一年内争取夺得全国冠军；二三年内夺取亚洲冠军 ；五六年内拿下世界冠军。”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派出“三丽一玲”——戴丽丽 、耿丽娟、何智丽、童玲，参加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赛。何智丽打法凶狠，速 度快，落点刁，先是轻取瑞典的林德布拉德，接着又战胜朝鲜队主力李粉姬，终于 与队友一起夺得考比伦杯。何智丽登上了世界冠军领奖台。 何智丽声誉鹊起，报刊上称她为“铁姑娘”、“倔姑娘”、“假小子”，她的 “头衔”已从“新秀”、“后起之秀”、“新星”、“小将”改换为“名将”、“ 国手”、“明星”、“精英”以至“乒乓女皇”了。 此时何智丽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 她的下一个目标很明确——成为世界女子单打冠军！ 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女队的主将是上海姑娘曹燕华。曹燕华先是在一九八三年 夺得第三十七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接着，在一九八五年的第三十八届世乒赛上，曹 燕华又蝉连女单冠军。 不过，曹燕华当时患慢性肝炎，带病出征，没有参加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团体赛 。 在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夺得世界女单冠军之后，曹燕华便退役了。 于是，何智丽取代曹燕华，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将。 ；这样，在何智丽看来，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非她莫属。 她，下定决心，为三十九届乒乓赛苦练着。 但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何智丽在第十届亚运会上作为中国女子乒乓 球队团体赛主力，惨败于韩国梁英子板下，顿时从波峰跌入浪谷！ 自从何智丽走上乒坛以来，还没有摔得这么惨的！ 何智丽还“灵光吗？”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对何智丽的实力如何产生了争议 ，一路顺风的何智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逆风。中国乒乓球队内部错综复杂的 人际关系，开始纠缠着何智丽。 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孙梅英挺身而出，给了何智丽可贵的支持 ……’茶，使何智丽、孙梅英结谊早在一九八一年何智丽一进入国家队，她便认识 了孙梅英，不过，那时候她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顾问，德 高望重；在孙梅英看来，何智丽是新苗，很有希望。 毕竟年岁相差甚远，彼此之间又没有直接的工作来往，所以见面点点头而已。 一桩很偶然的事，使这两代乒乓人有了心灵沟通：那是一九八五年冬，中国乒 乓球女队访问欧洲，队员有何智丽、曹燕华、耿丽娟，而孙梅英担任领队兼教练。 她们来到莫斯科的时候，住进苏联运动员大楼。队员们住在九楼，孙梅英则住在十 八楼。 楼里居然不供应开水。何智丽从小喜欢喝茶——因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而孙 梅英也是个“茶罐”。何智丽从中国驻苏使馆借来了电炉、水壶，在宿舍里烧开水 。她得知孙导爱喝茶，顺便给她灌好暖瓶，送到十八楼。 那时，除了外出访问，闲着没事。每当何智丽送开水来，孙导便跟她聊天，一 聊起来，她俩才发现，彼此见解是那么的接近。隔在两人之间的“代沟”在一边喝 茶一边聊天中消失了。 “孙导，请你给我指点指点！”何智丽虚心求教。 “你呀，你的特长是大学生水平，而你的特短是小学生水平！”孙梅英直性子 ，说起话来没遮没拦。 “那我该怎么办？”何智丽继续求教。 “你要尽力克服你的短处。打球的时候，对手总是攻你的短处的。”孙梅英意 味深长地说，“我向来主张打球要尽量刁滑，做人要尽量老实！” 何智丽一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央求道：‘“孙导，回国之后，你教教 我。” “好，我是毫无保留的，因为你我都是为了祖国的乒乓事业。”孙梅英答道， “不过，你有你的教练，我只能在你训练之余，给你指点。” 一回国，何智丽果真在训练之余，请孙梅英给她“加课”。 何智丽发觉，孙梅英的指点，正是点中了她的技术要害。 比如，孙梅英细细察看了何智丽的手，看到右手第四指内有老茧，便指出她握 板太紧，一定要做到放松，松了才能灵活。 孙梅英以为，何智丽打球动作幅度太大，便在她身后放了一块挡板。何智丽一 后退，挡板一绊，她就摔在地上，摔了几次，何智丽不敢后退，动作的幅度自然减 小了。动作缩小，速度也就增快……如此这般，孙梅英指点了几回，何智丽觉得大 有进步。于是，不断往孙导家里跑，请求她继续给予指点。 孙梅英呢？有求必应，抽出星期天，抽出中午，陪着何智丽练球。 孙梅英这么尽心尽力培养何智丽，没有一分钱奖金，而且还招来闲言碎语，特 别是引起何智丽的教练不快。 孙梅英坦诚地说：“我图什么？我图的是为国家出一个人才呀！” 何智丽往孙家越跑越勤。孙梅英这顾问，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中国乒乓球队 领导谁都未曾把训练何智丽的任务交给孙梅英，而孙梅英应何智丽的请求却在实际 上成了她的教练．——尽管她并没有教练的名义。 不料，孙梅英的一片好心，无端招来麻烦！ 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本来就复杂，孙梅英的热心，却使这人际关系更加复 杂化了。尤其是孙梅英本来就因为过分直率，常常仗义执言，得罪了中国乒乓球界 的几位领导。不过，孙梅英毕竟是元老人物，不便对她说三道四，那几位领导在她 面前还算“小辈”呢！于是，种种怪罪便落到何智丽头上。 我细细追寻何智丽风波的最初“风源”，我终于从孙梅英那里找到答案：何智 丽那时是个单纯的姑娘，本来在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眼中是不错的运动员，可是由 于她主动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便对何智丽有了偏见！ 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中国最老资格的“乒乓女帅”，又是最富有经验的女 队教练。在孙梅英的培养下，曹燕华蝉联了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由孙梅英培养的 张立、杨莹，也都名震世界乒坛，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取女团世界冠军的主力。何 智丽要夺取世乒赛女单冠军，当然应该请教“孙导”，拜孙梅英为师。 可是，何智丽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之间的龊龋，要找运动 员出气！ 内耗，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特短”。内耗的加剧，使中国“国球”的实力明 显地削弱了。 “党风不正，队风不正，球凤不正，正在腐蚀着我们的乒乓事业！”孙梅英说 出了心中的忧虑，“在中国乒乓球队，冠军掩盖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不彻底解决这 些矛盾，冠军迟早要丢光！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通天’，有些人仗着有后台，碰 都碰不得………自从何智丽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之后，不巧，她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 第十届亚运会上，败在韩国梁英子板下。于是，中国乒乓球队中就有人说“闲话” 了：“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 不言而喻，这是指孙梅英指导错了，使何智丽“走了弯路”。 何智丽坚信，孙导是高水平的教练。孙梅英的指导，没有错。她继续在孙梅英 的指导下训练。 孙梅英向何智丽指出：“你的球，输在胆量上。你有五分球艺，只有两分胆量 。你提高胆量，你一定能胜！” 孙梅英还指出：“你要争取高处击球，果断抢攻，不能等弧圈发挥威力才起板 。要知道，同样在桌边迎击球，身体前倾和稍后明显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 在孙梅英的指导下，何智丽的球艺有了明显的进步。 就在第十届亚运会之后不久，何智丽在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大显身手， 她连拿女子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 接着，何智丽又在红双喜全国精英赛上，夺得女得冠军。 这下子，何智丽笑了，孙梅英也笑了。 这下子，那种说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的话，也就没有市场了。 紧接着，尖锐的矛盾，终于在“让球”问题上大爆发了。 |